新时期以来，中国展现出“向往世界”“走向世界”的追赶姿态。长江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郜元宝谈起当时的一桩学术公案：复旦学者将哈罗德·布卢姆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译成《渴望影响》，引发很大争议。但其实，“anxiety”一词兼具“焦虑”与“渴望”的双重含义，“渴望影响”，未尝不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心态的写照。

同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萨支山对上世纪90年代的热播剧《北京人在纽约》印象深刻，刘欢深情吟唱的“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形象道出了中国被世界“看见”的渴望。后来，北京举办奥运会，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直到去年，余华成为首个登上《巴黎评论》的中国作家。这说明，中国文学开始从“渴望影响”走向“影响世界”。

在南京大学资深教授丁帆看来，“世界”并非抽象，而是具体的。当下，世界正具象为俄乌冲突、中东战争、美国大选和AI的无远弗届。落实到文学的层面上，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认为，“在世界文学中写作”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命题，从根本上而言就是要使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构建起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最终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如何互动？答：接纳世界、学习世界，在此基础上走向世界、反哺世界。“首先要用好世界文学的宝贵资源，不断加大对世界优秀文学的借鉴力度。多样性是世界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当代文学要真正融入世界，必须呈现出自己独特的样貌，坚守独特经验和个性表达，并拥有与世界对话的能力，找到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话题——战争与和平、公理与强权、文明与野蛮、生存与发展……要写出独特的社会人生，更写出人类对命运的普遍挣扎。”朱晓进说，“一如鲁迅所言：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为世界文明和社会人生注入更多思考与悲悯，讲述符合世界先进价值理念的中国故事，这才是‘在世界文学中写作’。”

没有托尔斯泰和尼采，就不会有鲁迅；没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可能就不会诞生莫言——在长江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看来，世界文学的滋养，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但看待这个话题，还有一个更富辩证性的视角，那就是处理好“世界性”与“地方性”“个体性”的关系。

何为“世界性”？谢有顺认为，诗经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饱含着“人生天地间”的共同感受，它们就是世界性的。“世界性”又往往是通过“地方性”“个体性”来达成——“米沃什说‘我去过很多国家，到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昆德拉说‘写作是个体想象的天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现在，各种会议和活动太多，作家们作为孤独思想者的时光太少，这就会影响到我们能否为世界文学贡献更多‘孤独的个人’和个体的真理。”谢有顺说。

当今，小说是全世界最受青睐的文体，也更有利于承担韦恩·布斯所说的“交流”功能。厦门大学教授徐勇介绍，根据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一书的梳理，叙事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史诗、悲剧、戏剧到小说的流变，主人公从万能的神、半人半神演变为英雄、帝王将相，直到普通人成为小说的主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叙事文学的表现对象，日常生活的丰富性成为世界文学的表象。徐勇特别指出，“在这背后，小说通过对特定群体、特定地域的经验情感的表达，以达到对人类共同情感、共同经验的表现，从而建构起一种‘小说共同体’——我把这种共同体的特质概括为：协商、爱和同情。”

这便是世界文学的美好图景。但要完成这样的文学使命并不容易。在长江学者、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看来，许多当代作家缺少世界观和方法论，习惯于转述别人的思想，或按照体制性的要求来完成作品，却遗失了伟大的人文传统，缺少了对当下现实的复杂感受，“当痛苦感消失的时候，我们笔下的汉语言文学是非常淡薄的，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不过，我们一定要走向世界吗？“走向世界”的文学，就是好的文学吗？长江学者、南京大学文学院王彬彬犀利地发问。

一个常识是：那些更好地“走向世界”的作品，往往是更具有“可通约性”的作品。何为“可通约性”？王彬彬解释，再高明的翻译也不可能把一种语言的意思、意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全部翻译进另外一种语言，因此，同一位作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评价常常并不一致：中国人英国作家中狄更斯、哈代特别厉害，而英国人更喜欢王尔德，因为他更能体现英语语言之美。同样，比起《红楼梦》、李贺、李商隐、汪曾祺、孙犁，外国人更容易接受《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白居易，这某种程度上说明，越容易被置换成另一种语言、更具可通约性的作品，文学价值反而相对更弱一点。”

“所以有一种说法，在翻译中被遗失的部分才是真正的文学。汉字对世界理解中国来说是一道鸿沟，但立足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道‘美丽的鸿沟’。”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说，“从汉语角度而言，当代作家肩负的使命，就是发展我们古老的汉语，提高汉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文学的表现力。”

如果稍微回归到“世界文学”概念提出的背景——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文学院李遇春介绍，其实歌德正是在读到李白诗歌、清代《好逑传》等东方作品后，才提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到”的判断。抗战期间，中国进步文艺界曾爆发关于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大讨论；上世纪80年以来掀起的寻根文学，则是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反思。“莫言的‘大踏步地后撤’、韩少功的‘进步的回退’，其实都是强调寻找东方的资源，来和西方对话。韩少功在《文学的根》里明确表示，中国文学不能成为外国文学的翻版。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张大千跑到欧洲去学美术，结果毕加索告诉他：你跑我们这儿来学什么美术，你到敦煌去吧。”

认识到这一点，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就能更加地自信。“汉语的光芒是非常明亮的，所以张承志说‘美文不可译’。”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说。他援引学者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提出的“内宇宙”“外宇宙”的概念，来说明文学的难度和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作家的想象力和认知水平能否抵达一定高度，走出套路和惯性？就目前而言，写好自己的，比动辄谈论“世界”更为务实。

“维护文明、文学的多样性就是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近二十年以来，中国人正逐步走出‘影响的焦虑’，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标举本土化，在谈论文学‘走出去’时，也更加强调文学背后的民族主体和文学主体性。”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总结道，“主体并不与世界构成对立，而是我们观察世界的立场和方向。”

转载自《交汇点新闻》，2024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