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现居仙林，本书是作者的第一本随笔杂集。就如同古代文人的出世与入世之争，仙居与尘居也是现代人生的两种方向，却不可只取其一，居尘不染不失为一种追求。本书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辑“追忆与缅怀”，深情追忆作者与叶子铭、许志英、董健、王富仁、朱德发、范伯群等学界大家的师生情，展现他们独特的性情与人格。第二辑“读史与随感”，包括读书随笔、往事怀想、生活感悟等，表达对于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的点滴发现与思索。第三辑“序跋与书事”，里面有作者写书编书的体会。第四辑“读书与读人”，主要是为年轻学者撰写的序言及感想，显示书与人、人与人的学缘或轨迹。

张光芒，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担任江苏文学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主编。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南京市栖霞区作协主席等。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首批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等。出版学术专著《启蒙论》《混沌的现代性》《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在感性与理性之间》《文学回到人本身之后》等。

辑一追忆与缅怀

叶子铭先生的最后五年

料峭春寒忆许师

每次见到您，都有一句话铭刻在我心中——怀念王富仁先生

大家风范伯群师

重读先生，初心永恒——关于《朱德发学术精选集》

您就是那束永远不灭的“启蒙之光”——怀念董健先生

辑二读史与随感

民初思想界的自杀风潮

时光，再慢些

中国士人的光荣与梦想

“以孩子为师”还是“救救孩子”？

手机文化的“一利”而“百害”

体制与人心

盛产富豪不可耻，视为荣耀很可悲

最是文侠勤来师

见证那辉煌，留住那岁月——为纪念山东师大成教工作60周年而作

学子江南游，齐鲁青未了

辑三序跋与书事

《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后记

《道德嬗变与文学转型》·序言

《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后记

《南京百年文学史》·后记

《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后记

《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

辑四读书与读人

序大戈编《新启蒙文丛》

序王勇著《理性与激情》

序王任编《哭摩》

序张文诺著《文学大众化与解放区小说研究》

序邓瑗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1897-1927）》

序陈进武著《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

序廖峻澜著《城市的心灵——心理咨询师札记》

序熊代厚著《春风花草香》

序《枫景——纪念栖霞区作家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文集》

序邓全明著《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小说家论》

序董卉川著《江苏现代小说十三家论》《江苏现代小说家新论》

序杨华丽著《中国小说家庭伦理叙事的现代转型（1898—1927）》

如果以四季幻想为中国大地构型，北部应是雪地冰天的严冬，南方为炽热盈盈的夏，江南自然对应着草长莺飞的烟花三月；而被誉为“礼乐之邦”的齐鲁大地，则无疑是中华文明最深沉、最厚重、最悠长的腹地之秋了。生于斯、长于斯，无数个季节轮回，这片深蕴着伦理人文肌理的秋意便或深或浅地印在代代齐鲁人的心头，晕染了其精神视窗，调拨了生命的颜色与韵致，眼见着一个一个的小小子儿、小妮子儿才刚离了父母怀抱，便仿佛一夜之间蜕去童稚，生成了山东特产的“汉子”和“大嫂”，双双继承了父母爷娘的纯朴爽直，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人生的道义责任，直至白发渐生、儿孙承欢。

长久以来，这就是齐鲁百姓的生命轨迹与生存格调，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生命轨迹与生存格调。作为儒家文明的发祥地，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在齐鲁大地根基最深厚，尊奉着最虔诚，对一代代齐鲁儿女的生存方式、脾气秉性、审美尺度乃至价值观念等各个层面的熏染更深远而广博，所谓“随风潜人夜，润物细无声”，这一方土地确是持久占尽了“好雨”润泽的先机。无论是婚丧嫁娶、年关佳节世俗仪式的古朴凝重、繁复热闹，还是家居起卧时父母事无巨细的言传身教；无论是亲戚邻里交往互来的民俗民风，还是世代流传的曲调歌舞，都深蕴着儒家千年血脉承传的文化因子。即使经过了许多转折、清理与解构，即使是在看上去最现代、最酷的一代新新人类那里，这一脉牵牵葛葛的儒风古韵也还是剪不断、理还乱，甚而偶露峥嵘。于是，我们迄今还经常会在齐鲁大地看到时尚、漂亮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媳妇在婚礼上恭恭敬敬向公婆长辈跪拜的一幕；而在孔子故乡，阙里人家，更会见到平日衣冠楚楚、以车代步的达官贵人或者学贯中西的博导教授携妻带子，披麻戴孝，一步三叩为父母奔丧、送葬的场景；在现代人极力拒斥这些陈规陋俗的观念背后，齐鲁儿女却感悟到了亲情、恩情、人情的醇厚、素朴与庄严。

在世俗生活关注之外，礼乐传家的齐鲁之邦也不乏闲情逸致的需求，一如孔夫子那句“吾与点也”所表露的超逸情怀。千古文人忆江南，与其他地方的文人墨客一样，古今齐鲁士人对那隔江而望的江南，也都有着深隐心底、暗生暗长的一脉精神乡愁与诗意向往。梦里红楼，梦里江流，一生三梦下扬州。然而中国的人文心理地图的深层构架上，黄河毕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与主流，因此这种“吾与点也”的审美情致更多的是一种伦理人文叙事的衬托与缀饰。这里就显示出了诗意江南和齐鲁人文的不同，在前者，是“二十四桥明月夜”，是“春江花月夜”，表征着用以抵达生命最高自由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气质；而对后者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窗子里面延续的还是日常人生，那时时咏叹的月晕华光不过是维护世俗生活车轮前行的诗意润滑。正如有学者所剖析的：“儒家从‘天’合于人的生命大德出发，开出宗法的伦常形态，这是一种肯定过程：从肯定自然生命到肯定宗法的伦常；反之，道家从宗法的伦常形态出发，要返回到生命大德的本然，这是一个否定过程。”同样是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为诉求，儒家强调“个体人格与历史(王道)伦常形态同一”，道家强调“个体真性与自然大化的生机同一。”无疑地，人文江南的超越气度更偏于后者的审美理想，而集道德本位、官本位、长者本位三位一体的齐鲁民风则是儒家血统的积淀与表征，也是其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种至今也无法释怀的文化重负。

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说：“一个时代通过其宗教及其社会形态揭示自己，但是，可能对时代揭示得最深刻或者至少是最清晰的却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这一点也许亦适用于地域文化，我们看到，缘于三位一体价值伦理观的文化守成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意识形态化的主体创作倾向在王统照、臧克家、杨朔、贺敬之、曲波、峻青、王愿坚乃至李存葆、张炜等现当代山东作家的文本中一脉相承，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两种品格与质地相异的文化现象很早就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评议乃至争论。齐鲁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江南是多山多水多才子；前者以对称、厚重、朴素为美，后者则小桥流水，自有一派“别是一家”的意趣；前者重英雄意气，讲家常亲情，但在现代社会中更显出农业文明的负面因素：“秋高气爽”中不乏“老气横秋”之态；追名逐利中更多趋炎附势之徒；论资排辈、老大保守中徒伤青年才俊之志，亲情、友情、恩情之中难免因循守旧、任人唯亲之实，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少有现代自我意识，少有开拓精神，对家人越关爱，对他人越冷漠；对功名愈关注，对异性愈轻视。相比之下，人文江南更多个性精神，更关注自我心灵，少有传统道德、伦理、长者、功名羁绊，因此江南多才子佳人故事，才子可以少年得志，佳人则获尊重欣赏，但是，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染下，也不乏轻狂之辈、狡黠之流。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中对“两种中国人”进行过对比，虽然不单指齐鲁与江南文化，也可从中有所识见，“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他以一贯的启蒙意识指出，“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当然，鲁迅也意识到这种取长补短的“自新之路”绝非是个简单的过程，事实上，美好与圆满往往发生在想象之中，倘若彼此的劣势相互纠缠在一起，“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齐鲁伦理与江南诗意曾经分别是中国士人的光荣与梦想。在现代意识的冲击下，这种光荣与梦想正在发生着异变，而在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中，伦理人文与诗意话语更是遭遇了全球性话语与消费神话的严峻挑战。仅仅凭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乐观主义精神恐怕还远远不够，如何在吸取现代文明因子的基础上萃取儒风古韵与人文江南的精华，如何在弘扬与实现个性自由、解放的征途中，突出西方话语中心的重围，重新建构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应该是当下每个中国人的心底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