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1987年写就的书籍，直到32年后中译本才面世，所以至今我才知道在启蒙主义到大革命前后，法国产生了被认为的所谓“公共作家”一说。窃以为，作为“知识分子作家”一词倒是可以纳入法国的文学文化历史，虽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是出自于俄国。但是，因为那个发生在法国19世纪末的著名德雷福斯案件中，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出来为之辩护，其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是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用标题向法兰西总统发出了最有力吼声《我控诉》之檄文，由此而形成的世界性知识分子的分化，而一批作家坚定地站在左拉一边，尽管左拉本人因判刑和罚款被迫逃往英国。契诃夫发出了一个代表着俄罗斯作家良知的心声“世间尚有公理存在”，学者们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开端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再冠以“公共作家”的名头也未偿不可。它应该沿袭“知识分子作家”的称谓，原因就是倘若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没有作家的参与的“公共事件”，可能就不会有如此震撼效应的后果。这个作家介入法律和政治的案件只有在法国出现，因为他们建立了一种无形的法国文学文化中“公共作家”的机制，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证明给世界看：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抒写出来的重大题材作品是名垂千古的世界一流佳作，当然其中最具价值的元素当然是人性和真理的持守。

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文学法兰西》

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

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也就是在福楼拜的写作时代，作家的写作尚处在一种“个人写作”或“私人订制”的文学文化语境之中，是通过伏尔泰这个“过渡时代”哲学家兼作家的准知识分子的书写阐释，才使法国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作家”。一个国家把统治思想定位于文学文化，用“先贤祠”的方式方法遴选民族英雄，看起来是一个十分令人捧腹的罗曼蒂克举止，然而这其中的文化内涵却是独树一帜的——经过大革命洗礼的法兰西非但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走向沙皇专制，却是更加以一个自由女神的姿态独于世界之林。具有幽默揶揄意味的是，在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斯塔·巴托尔迪历经十年雕成的“自由女神像”由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在纽约揭幕，名义上是纪念独立战争中的美法联盟，而在骨子里彰显出的却是两种革命不同的结果，法国人更崇尚浪漫理想的自由，尽管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他们认这个。因此，克拉克在第一章“定位文学文化”中开头就援引了格特鲁德·斯泰因说的话：“但他们所做的是尊重艺术和文学，如果你是作家你就享有特权......拥有特权感觉不错。”当然还有弗朗索瓦·努里西耶所的：“法国作家在巴黎公众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在世界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他们宁愿把政治家关在笼子里，也不把文学家关在笼子里，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与中国式的文学教育相反，法国是一个将文学教育置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布满在他们教科书的蓝色天空中，这就使得他们的思维方式更趋于感性的元素，这种传统的利弊究竟在哪里呢？

仔细思量，如果用“公共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的标准来衡量各国作家作品史，仿佛都可以以此来界定本国文学史中作家分类的，中国更是如此，只不过情形更加复杂罢了，有些作品不是浪漫，而是孟浪了。

探讨这个话题十分有趣，它立马就让我联想到百年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过的中国作家的两种身份认同问题，即：那种潜在的“个人写作”，我就干脆命名为“个体作家”，他们与“公共作家”之间的差异性，甚至相互之间在文学史中此起彼伏的矛盾纠葛曲线图，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显然这也是新文学史不被觉察的暗陬所在，研究他们的特征，有益于梳理出两类作家作品在主题表现上的差异性，也才可以看出其在整个政治社会史中各自不同的反应。更重要的是，在人类阅读史上，这两者之间的优劣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显现出来的后果，则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的参考值。

作为“一种文化的诞生”，克拉克认为“20世纪的公共作家就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作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是什么呢？这似乎是一个文学的外部问题，但它又的的确确是一种文化诞生时文学所起着的重要催化作用的命题，我虽然不完全同意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弗格森1990年在这本著作平版序《再读〈文学法兰西〉》（以下引文均出自于《文学法兰西——一种文化的诞生》【美】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著，施清婧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中对文化历史断代划分的观点，但是文化身份“这种意识在一个面临剧变和断裂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主义思想仍然暧昧不清的当下，本书将为读者展示文化实践如何支撑民族身份。”从这意义上来说，本书所列举的伟大作家，无论是启蒙时代，还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直至20世纪文学家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作品的思想内涵都是有益于我们从中汲取文学和文化营养的思想土壤。所以我试图选取书中所涉及到的伏尔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萨特等作家为主要参照对象，从法国启蒙时期至20世纪的作家作品中找到中国作家的某些历史变形的倒影，以期获得一种警醒。

近几年，法国政治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政治著述《旧制度与大革命》和《美国的民主》引发了中国学界广泛探讨法国大革命的强烈政治兴趣。殊不知，这个历史学家对法国政治文化的预言是与许许多多同时代作家的政治介入有密切关联的。我并不想把法国大革命与之前所发生的以独立战争为标志的美国革命相比较，做出一个谁优谁劣的政治性判断，而是想从法国大革命前前后后的政治历史背景中发掘出当时作家的思想状态，换言之，就是给那些世界级的著名作家进行一个肖像描写，我将这种思想肖像的寻觅叫做“作家坐标”的定位，或许我的这种定位并不一定精确，但是，它有益于对我们在鉴别中找到自己的历史倒影，寻觅到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思想道德底线。

左为《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3版

右为《论美国的民主》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不可否认，中国作家与法国作家一样，除了在特殊时期外，在某种程度上，“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也受到社会格外的尊重。因为在传统经典的文化词典里，政治非但不是一个贬义词，相反是一个褒义词，与法兰西共和国相同的是：“在法国文学文化史上，与文学家的抱负相对应的是政治家们的文学抱负。”文学家与政治家的身份互通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生存的最高理想境界，这在19世纪的法国不仅是一种无形的法典，而且更是成为了一种信仰。文学就是“象征性资本”，旧时代是为贵族服务的，新时代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在文学创作领域里，既有渴望进入政治领域的作家，像夏多布里昂当上了外交大臣，像伏尔泰、雨果和萨特在法国政治圈内都享有特殊的崇高地位。反之，又有渴望进入文学殿堂的政治家，比如拿破仑这样的大皇帝也想进入文学的殿堂，展示一下自己的生花妙笔，甚至拿破仑三世希望自己的凯撒传记能够进入神圣的文学殿堂都被否决的历史事实。这些便充分证明了法国人对文学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难怪我们在浩瀚的世界文学长廊中总是看到法国作家不断灵光闪现的巨著诞生。

中国也是一个尊重文学和文学作家的国度，无论入世还是出世，都是一种介入政治的姿态，一个文以载道的大国，文学为政治服务是一种历史传统，政教合一、文教合一，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规约。总的来说，文学必须与政治保持着亲密联系。所不同的是，我们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像法国那样是平等的，他们甚至是把文学凌驾于政治之上，究其原因，他们是把文学当作一种国家和民族的信仰来对待的，无论是是知识分子还是皇宫贵族，都对文学采取一种仰视敬畏的神圣眼光，而中国的文人和统治者更多地是把她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我们不能说法国作家就没有功利心，但是他们对文学的热爱是建立在一种个体信仰之上，而形成了国家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无疑，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对文学制度的彻底改变——启蒙时代以后出现的“公共作家”就是文学介入与承担政治义务的最好见证。从“过渡时代”伏尔泰的现代阐释，到老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表白，到雨果悲剧的诞生，再到左拉式的“我控诉”和萨特对政治的强烈介入，我们看到的是文学在法兰西文学文化史上华丽而辉煌的表现，他们从文学外部攻入了人们精神上的巴士底监狱，让文学翱翔在自由的天空中，他们认为这才是文学本质的体现。

在中国，自五四启蒙主义的“小说革命”试图让文学承担起政治的使命后，俨然区分出两大阵营。用克拉克的标准来看，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严肃文学”队伍成为20世纪中国“公共作家”的群体。而与之相对的“为艺术而人生”的“创造社”群体，虽然抒写了许多“私小说”，却仍然是以一个“公共作家”的身份介入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其发声的本质特征是与鲁迅作家群体一致的。显然，以晚清以来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为群体的“通俗文学”是真正属于那种“个体作家”的“私小说”，很快就被“公共作家”打入了“另册”之中（我个人认为这种“私小说”带有极大的后现代性，原因就是它符合消费文化的铁律，艺术性并不是很高，却拥有大量的阅读群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原为“公共作家”群体里分裂出了另一支“私人订制”的文学流派价值观却始终贯穿于中国20世纪和21世纪的当下文学之中，这就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美文”，从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到“京派”作家，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这一流派延伸于的小说创作中的审美价值观，显然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而他们的作品却能够与鲁迅为代表的“公共作家”作品并存于世，并同样能够得到更多作家和批评家的青睐，且收获了更广大的读者群。这种现象也许在法国不一定会出现，它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一种特殊现象，当然自有它的道理。还有，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介于这两种写作形态之间，或曰兼得“公共作家”和“个体作家”写作状态的作家，两副笔墨打天下的作家也是不在少数的。

一个世纪以来，因袭沉重负荷的中国文学，让作家们在许许多多的文学运动中吃尽了苦头，让他们怀疑鲁迅那样的“公共作家”姿态是难以走向远方的。所以，当时阿英喊出的那句响亮的口号“死去了的阿Q时代！”便回响在许多中国式的“公共作家”内心深处。然而，一百年过去了，阿Q非但没有死去，他却继续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屹立不倒。这就使得中国作家介入政治采用了另一种曲笔的方式，这显然与法国的“公共作家”的表现方法有着巨大的区别，因为法兰西作家无需顾虑文学带来的政治后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公共作家”从秉笔直书到曲折隐晦的表达也逐渐成为一种写作风格。

作家逐渐对政治失去了兴趣。于是，远离政治，回到文学的私人订制中，成为许多中国作家们梦寐以求的写作风格。“公共作家”的写作付出的成本太大，让阿Q式的作家去承担吧。在这样的文化语境里，“个体写作”才是回到文学本质的论调占据了上峰，具体表现为放弃重大题材的书写，躲进个人一隅的心理世界中成为创作时尚（需要声明的是：我并不反对作家回到个人内心世界之中，甚至我以为这种写作也是文学巨著的一种形态）。于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强烈的诉求就是要从政治的藩篱中挣脱出来，所以“向内转”的形式主义美学便风起云涌，从而促成了“先锋文学”的崛起，而这种文学的样式为什么又会在中国文坛上成为昙花一现的奇葩呢？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我并不是说“现代主义”的作品不好，它对文学艺术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问题是，文学是无法离开“外部世界”的，因为这个“外部世界”的种概念是社会，而政治只是其中属概念的一项而已。所以，克拉克认为“法国文学文化要求作家做得更多：要把文学运用到外部世界中去。对作家能够超越自身世界、超越审美的要求，最终促成了像伏尔泰、雨果、萨特这类‘公共’作家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把文学领域的私事变成了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公事。这些作家是公共形象，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们从自己的时代出发，一方面代表了这个时代，另一方面又向着同时代的人们发声。”相比之下，似乎也不尽然是与中国作家发声部位的差异性所致的政治诉求失效，而是我们无法树立起一个作家在公共场域里的“公共形象”，关键问题就是作家躲避的恰恰就是那种“公共作家”崇高的职责、义务和担当，当然主客观上的双重压抑，让我们失去了成为一个称职的“公共作家”的可能性。

我们只有哀叹鲁迅式的中国“公共作家”正处于一种我在三十年前分析《废都》主人公庄之蝶那样，他们在“文化休克”的状态之中失去了“自主呼吸”的清醒意识。

法国作家真的太特别了。他们与美国作家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往往是从关注人类的感性认识入手，去发现人性之美，就像本书中描写的那个生活细节一样，美国人约翰·亚当斯1780年从巴黎写给妻子的信中说他“很想再次漫步凡尔赛，细细品味它的美丽，但可惜他没有时间：‘我们的国家真正需要的不是艺术……我必须钻研政治和战争’。”这显然与用文学艺术来影响并统摄政治的法国人的浪漫野心是背道而驰的。

“法国文学诉说着一个国家的理想和壮志。毫无疑问，每样文学作品都会缅怀过去，而每位作家都会仰望前人。在法国，各种文学机构使文学充满了历史感，也在今天重塑了过去。”这样的情形在任何国度里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春秋大梦，而浪漫的法国人做到了。

好吧，法国人的浪漫请继续，他们才不在意别人是仰望还是蔑视“文学法兰西”呢。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