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内容摘要：1935年8月1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布了《八一宣言》，倡议国内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抗日，呼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举赢得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热潮。而中共理论家陈伯达等人则趁机发动了“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以抗日救国为其表、以传播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里。陈伯达们巧妙地借助救亡大潮，掀起“左翼”思潮，而“左翼”思潮又与救亡大潮融为一体。大量的青年知识者，怀着救亡图存的目的选择了共产党。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

关键词： 《八一宣言》 “新启蒙运动”、 “左翼”思潮

一、问题的提起

1987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记述了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八二年九月前后六十多年中共党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勾画出中共党史的一个大致轮廓。……力求反映出中共党史上先后继起的各个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它实际上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中共党史。”但是，细读这本年表，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是很多的。应该记述的未记述，可记述可不记述的却记述了，这种情况不少。应该详记细述的简记略述，只须简记略述的详记细述，这种情况更多。

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记述到1935年8月时，写道：“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说的是在中共党史上其实至关重要的《八一宣言》。此前此后的其他一些有关著作，要么把这《八一宣言》一笔勾销，根本不提；要么含含糊糊地把《八一宣言》的发布者说成“中共中央”，让人误以为是其时尚在毛儿盖一带狼奔豕突的毛泽东等人发布了这个宣言。比起此类著作，这本《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历史的态度无疑更忠实些，它毕竟记述了《八一宣言》，也站在中共立场上对其做了肯定的评价。但与《八一宣言》本身的重要性相比，这样的记述却又是过于简略的。比起《八一宣言》对中共大业所起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也是太低调、太保守、太不够的。

1936年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一群中共理论家，在思想文化界发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尤其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对中共最终战胜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意义十分重大。这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实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极大之事。但这本《中共大事年表》对此只字未提。在“新启蒙运动”中被“启蒙”，从而选择了共产党的李慎之先生，晚年在论及这场“新启蒙运动”时说：“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1）

这里之所以把《八一宣言》和“新启蒙运动”并举，不仅因为二者同被冷落、埋没，更因为二者有着内在的联系，《八一宣言》与“新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二、《八一宣言》的问世

在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在共产国际的力挺下，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的最高领导权。1931年4月，中共特务工作的总管顾顺章被捕后叛变，对中共地下组织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不断有人被国民党逮捕。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同顾顺章一样，向忠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虽然向忠发曾跪地求饶，但国民党还是立即将其处决。向忠发的被捕和被杀，虽然使王明更加名正言顺地挥舞中共最高指挥棒，但处境的危险却又使王明不能尽情享受挥舞最高权杖的快感。王明意识到，自己也随时可能像向忠发一样成为国民党的阶下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明决定离开中国，重返莫斯科。当年王明团伙成员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有这样的追述：“向（忠发）被捕二日后即于狱中被处决。……一点不假，上海中共秘密机关的接连遭到破坏，使得中共高级成员惊愧不定，垂头丧气。陈绍禹（王明）被仓促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以填补向忠发的空缺。……他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经常的恐怖之中。他的突然提升虽然减轻一些他的危险，却绝没有稍减他的恐惧。他就像惊弓之鸟，很少在中央的会议上露面，不敢住旅馆、公寓甚至单独的私人房屋。他经过深思孰虑，决定搬到上海郊区的一座疗养院去住。……为了安全，陈绍禹要租下整个一层楼。……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陈氏夫妇搬进疗养院后，足不出户，实际上成了隐士。陈绍禹事无大小，全都交给康生、陈云去办。由于缺少得力领导，中共的工作实际上陷于停顿。陈绍禹夫妇的隐居生活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七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及秘密印刷所被破获，包括罗绮园、杨匏安在内的二十三名宣传部重要人员被捕。陈害怕再留在上海，在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间辞去了中央总书记。他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回到了莫斯科，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去延安。”（2）盛岳的回忆多少有些误差。王明夫妇，还有吴克坚、卢镜如，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王明到达莫斯科后，重建了以其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有康生、杨松（吴平）、张浩（林育英）、周和森（高自立）、孔原、梁朴、欧阳生、赵毅敏等。

到了莫斯科的王明，是仍然以中共最高领导自居的。在他的意识里，既然自己到了莫斯科，中共中央也就被他带到了莫斯科。在苏联期间，他每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发布宣言，更常常对国内的“中央”发布指示、命令。王明的政治态度本来“左”得吓人，从来奉行的是“左倾关门主义”。到了莫斯科后却渐渐有了变化。这时期，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强调被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的共产党，应该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结成广泛统一战线，以反抗法西斯主义。这使王明头脑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开始形成。对此，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有这样的评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政策提出的历史过程中，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起了积极作用。身处莫斯科的特殊环境，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及时掌握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远离国内枪炮轰鸣的撕（厮）杀战场，也使中共代表团能够冷静下来，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的发展，逐步反省过去的政策和主张。1932年底和1933年初，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逐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从1933年以后，王明虽然仍在一些问题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左’的主张，但从1933年到1937年间王明发表的文章及其主要活动来看，王明的主要活动开始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逐步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起了积极的作用。”（3）应该说，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是王明政治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唯一原因。但“态度”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转变。说远离国内的环境使王明冷静地思考国内问题从而“思想”发生变化，恐怕并不合实情。其实王明从来是只有“态度”而没有“思想”的。他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由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要王明“左”，王明决不会偏“右”半分；令王明“右”，王明决不会偏“左”毫厘。所以，应该把王明“态度”的转变，完全视作对共产国际政策的响应。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部奋起抵抗，安德馨营三百人壮烈牺牲，长城抗战由此拉开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1月17日，王明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简称“一・一七宣言”），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该《宣言》写道：“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口号，进行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4）这个《宣言》虽然仍然提及“国民党军阀”，但已经意味着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应该说，是《八一宣言》的雏形。1933年1月26日，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5）（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对满洲各级党部和全体党员提出了在满洲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要求。这期间，王明、康生还几次连名致信国内的临时中央，信中都谈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王明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中，也总强调这一问题。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了《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论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义，驳斥了反对建立统一战线的各种观点，并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重要的意义。”（6）8月20日，大会通过了《关于法西斯主义、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决议》。针对中国问题，决议指出：“在中国，必须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加强红军的战斗力，同时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要提出如下口号：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者，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仆从。苏维埃应成为联合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7）

王明在1934年就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筹备委员会，对共产国际在策略上的重大转变早有所知。他也早就根据这一新政策对国内临时中央和东北各级党部发号施令。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发布更加郑重其事的宣言，以指导国内的工作，同时对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是一种配合。在代表团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认可后，8月1日，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写道：

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告：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从1927年开始，共产党与国民党拼杀了近10年，如今突然以“兄弟”相称，表示愿“亲密携手”，确实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

《八一宣言》发表后，王明也开始积极与国民党方面接触，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可以说，是《八一宣言》使得国共第二次“合作”成为可能。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这样说到《八一宣言》发表时的国内局势：“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1935年秋冬至1936年秋冬，国民党可谓占尽先机和优势。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统一中国的梦想。包括过去偏远的西南各省，以及长期与南京对立的两广势力，几乎都被中央化了。而中共领导的红军，也一度被赶到甘北一隅之地，陷入极度危险之中，随时有被消灭的可能。”（8）使得中共全面而彻底地解脱离危机的，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战八年，中共及其军队迅速壮大，终于在日本投降后仅用三年时间即击败国民党，夺取大陆政权。没有以在《八一宣言》中最典型地体现了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没有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而没有斯大林所掌控的共产国际，就没有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内战，必须让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日本，是斯大林此时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从根本上说，斯大林才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缔造者。没有斯大林的旨意，没有对斯大林态度的确认，王明是决不会、也决不敢从极“左”立场来个180度的大转变的。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迫使中共放弃与国民党的武装对抗、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呢？这完全是从苏联自身的利益出发的。斯大林掌控的共产国际，在“七大”上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体说来，在欧洲，要求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国家被希特勒德国所侵犯、侵占时，与包括本国统治者在内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法西斯德国。这样做的目的，则是让这些国家更有效更持久地缠住、拖住、咬住希特勒，使希特勒无力进犯苏联。即使不能最终阻止希特勒的犯苏，也尽量延缓其犯苏的时间，并尽量削弱其犯苏的力量。当希特勒兵临城下时或突破国门后，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如果仍然在国内大搞阶级斗争、武装暴动，那无疑会使本国抵抗希特勒的力量大大减弱，也正中希特勒的下怀。确切地说，斯大林之所以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国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要让这些国家成为苏联的屏障。至于在亚洲，当日本侵占东北后，斯大林就认为日本将以中国东北为跳板，进犯苏联。“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斯大林这时担心的，是日本一旦在中国全境站稳脚跟，就会抽出身来，与德国从两面同时向苏联进攻，苏联就不得不两面作战，后果当然不堪设想。因此，让日本在中国陷入泥潭，让中日长期处于胶着状态从而使得日本不可能抽身向苏，是斯大林考虑中国问题时的基本原则。斯大林当然会认为，在中国，有可能缠住、拖住、咬住日本的，是蒋介石、是国民党。而共产党如果继续与国民党武装对抗、国共之间如果继续内战下去，就可能使得中国无法抱紧、抱住日本的双腿。因此，为了苏联的利益，中共必须停止与国民党的武装对立，必须与国民党再度合作，必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服从蒋介石的指挥。目前出版的几种王明传记，在叙述《八一宣言》的问世时，都谈及了斯大林当时的动机。曹仲彬、戴茂林合著的《王明传》写道：“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让中国拖住日本，从而减轻苏联的压力，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共同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大支持，但苏联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国共两党的基本态度是把中国抗战的成败主要系于国民党身上。斯大林认为，蒋介石政府由于有了英、美和苏的援助，即使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政策会惹怒蒋介石，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会使蒋介石不高兴，由此可能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拖不住日本，致使苏联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因此，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要求中国共产党绝不能破裂（坏）统一战线，应当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9）周国全等人合著的《王明评传》，也说到：“在德、意、日法西斯战争危险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力量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当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只有蒋介石和国民党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苏联不仅于1935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于1937年8月21日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件》，在军事上大力援助蒋介石，还要中国共产党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并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和服从，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尽量避免发生摩擦。”（10）抗战时期曾任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晚年在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到来华前斯大林这样向他交待任务：“你的任务，我们驻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面作战。”（11）

斯大林要求中共尽最大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并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发生摩擦。但他对毛泽东等人能否忠实地执行这一指示并不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担负实地监督的任务。

三、 《八一宣言》的影响

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斯大林的一种谋略。《八一宣言》本质上不过是这种谋略的体现。斯大林此举，虽然本意既非救中国，亦非救中共，但客观上顺应了其时中国的民心、民意、民情。所以，《八一宣言》一传到国内，立刻产生了巨大反响，获得极其广泛的拥护和欢呼。

《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救国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5月创办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印刷发行则在巴黎。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巴黎发行便于进入各国，尤其是便于进入中国。报纸每期在莫斯科编辑排版，打好纸型，然后航运到巴黎印刷。在1935年10月1日出版的《救国报》上，《八一宣言》公开发表。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还写信并邮寄《八一宣言》给美国的中共党组织，要求他们将《八一宣言》铅印数万份，设法寄回中国，让中国各阶层都能看到，都知晓中共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

《八一宣言》在国内引起的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1935年在北京（其时官方名称为“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八一宣言》传到北京，北京各界自然欢欣鼓舞者众多，但表现方式却不一。而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以及一些中学的学生，则以游行**的方式，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接受中共的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是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也是全国学生运动的领头羊。这首先因为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特别活跃、工作特别有成效。当清华的中共地下组织读到《八一宣言》后，立即想到发起声势尽可能浩大的学生运动来响应中共中央这一政治方向的转变。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救国会史》这样叙述“一二・九运动”的发生：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严重危机。严重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深切关注。地处华北前线北平的青年学生政治尤为敏感，他们惊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北京饭店一楼一家法国人开的书店，陈列和出售《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刊物。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即姚依林），从这些刊物上看到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以及中共的‘八一宣言’，并将它们买回，分发给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传阅讨论。在国内外因素的驱动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北平学生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反对华北‘自治’，挽救祖国危亡，挺身而出，在12月9日发动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2）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则说：“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传到了清华园（引按：此处时间有误，《八一宣言》不可能在8月就传到清华园）。清华中共地下组织在半夜里把它贴在学校的布告栏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迅速在广大同学中传播，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拥护，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了。”（13）

清华大学虽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中心，但不能认为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就完全是本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领导的。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是全市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12月9日这一天，北京的大中学生冲出校门、走上街头，形成气势颇为壮观的游行**运动，并且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紧接着，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策划下，北京各学校实行总罢课。一周后的12月16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划发动下，各校学生再次走上街头。1935年12月19日的《申报》这样报道北京12月16日的学生运动：“北平各学校**罢课风潮发生后，虽经校方当局力加劝导，原期于十六日复课，但学联会因冀察政务委员会定十六日晨在外交大楼开成立大会，全市数十学校学生遂决定于是日举行大游行**运动。当局方面虽早有戒备，惟各校学生皆于早六时分别出校，赴预先议定之地点集齐，结果卒得举行成一万余学生大游行示威运动。城内外交通断绝终日，全市沸腾，诚为五四运动后悲烈壮举。”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中，最具有号召力、最能捕获人心的口号，就是源于《八一宣言》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由于有了这样的口号，北京的学生运动赢得了全国各地的声援。反应最热烈的是上海。上海各界都发表了反对“华北自治”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宣言、通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收录了一部分这类文字。其中发表于1935年12月18日《申报》的“本市九十三同业公会发表维护领土完整宣言”，特别耐人寻味。“宣言”曰：“本市纸业、米号业、糖业、纱业、丝厂业、金业、棉布业、旅业、书业、绸缎业、电机丝织业、五金业、木业、面粉厂业、竹业、切面业、弹花业、牛羊业、阳伞业、鲜猪贩卖业、鲜猪宰作业、腌腊业、饼干糖果业、印铁制罐业、绸缎印花业、眼镜业、钟表业、国货橡胶业、针织业、押店业、华洋杂货业、化装品业、电器业、简薄业、运货汽车业、牛羊生皮业、皮毛油骨业、草席业、玻璃业、西颜料业、机器染织业、呢绒业、地贷业、热水瓶制造业、酒菜馆业、鞋皮钉楦业、树染业、黄砂轧石业、冷气机冰业、蛋业、花业、鲜肉业、华商洋烛业、华商碱业、面皮业、国产颜料杂货业、梁烧业、纱布号业、旱烟业、鲜猪行业、熟货业、冰鲜鱼行业、磁业、笔墨业、花粉业、油漆木器业、草呢帽业、绍酒业、烛业、履业、南货业、柴炭行业、�笋业、咸鱼业、渔轮业、鸡鸭行业、油麻业、桂圆业、汽水果汁业、呢绒工厂业、海味杂货业、营造厂业、成衣业、打铁业、土布业、络麻业、烟叶业、木材业、漆业、时装业、洋庄茶业、国药业等九十同业公会，昨联名发表维护领土完整宣言。”这里的不少行业，今天的人们已经不知是何营生了。总之是，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让上海滩上杀猪宰牛者、打铁修鞋者、卖鸡卖鸭者、卖花生瓜子者、卖笔墨纸张者、卖咸鱼黄酒者、卖蜡烛草帽者……都行动起来了，都对这一口号表示了热烈的响应。《八一宣言》在北京引燃了学生运动，而北京的大火又蔓延到全国，其中在上海烧得最旺，远比北京更其持久、熊熊。12月20日，上海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大中学生游行、**、示威活动，在寒风中把市长吴铁城包围了两天一夜，直到吴铁城表示同意学生的要求。

当然不能说上海滩上的大火，完全是北京的学生运动所引燃。《八一宣言》传到上海后，上海滩就开始了躁动。周天度、孙彩霞合著的《沈钧儒传》说：“‘八一宣言’在国外发表后，通过多种渠道传回国内，也传到了上海，在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党外爱国进步人士中流传。当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及中共地下党员经常以聚餐会的形式，一起讨论时局，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案。……‘八一宣言’给予沈钧儒新的启迪和动力，他抗日救国的爱国激情更加高昂。”（14）当然不仅仅是沈钧儒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更加高昂。应该说，上海滩上许多人本来就有的爱国热情因《八一宣言》而凝聚成巨大的力量。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等283人，在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上，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紧接着，上海滩上各种名目的“救国会”争相亮相。1935年12月22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首先成立，紧随女界之后而登场者，有“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工人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上海市小学校救国会”、“上海各国救国联合会”等。它们发表宣言、游行示威，上海滩大有沸腾之势。

瑞金的中共中央开始“长征”后，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组织就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八一宣言》传来，算是传来了中央的声音，上海滩上的中共地下党自然也行动起来。这里只说文化界的情形。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回忆了上海文化界的中共地下组织在《八一宣言》指示下改变工作方向、调整政治方针的经过。

新“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组成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正象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特别是组织国防政府和建立抗日联军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党内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向党外传达。（15）

《八一宣言》对于周扬、夏衍这类隐藏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中共党员，既是久旱后的甘霖，也是当头棒喝。1935年的11月中旬，周扬们收到“左联”驻苏联代表萧三从莫斯科寄来的信。萧三的信在肯定“左联”此前工作的成绩后，也批评了“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要求“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夺取公开的可能，在“保护国家”，“挽救中华民族”，“继续‘五四’精神”或“完成‘五四’使命”，“反复古”等口号下，吸引大批作家加入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上来，“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这，就是我们进行的方针。（16）

周扬、夏衍们当然能看出，这封信表达的并非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而这一指示，又和国际七大决议、和《八一宣言》是一致的；这时，我们和中央失去组织关系已九个月了，一旦接到这一指示，我们就毫不迟疑地决定了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17）1936年春，“左联”自行解散，周扬、夏衍们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

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也宣告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称：“我们这时候才起来做救国运动，是惭愧到十二万分。现在上海的文化界已而发动了。他们对国家的苦心热诚，他们认清了事实的真相，他们下了最大的决心，都是叫我们十二万分钦佩的；他们两次宣言提出的一切主张，我们完全赞同。”（18）

在北京，首先在报刊上撰文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是著名人士张东荪。张氏本对中共多有批评指责，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但《八一宣言》却令其十分兴奋，不但认为这意味着中共的“转向”，而且误认为意味着中共的“忏悔”。在1936年2月7日出版的《自由评论》第10期上，张东荪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一文，对《八一宣言》表示了热烈的回应。文章说：“以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各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张东荪的文章，引起了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高度重视。刘少奇立即化名陶尚行，给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对张东荪热情洋溢地响应中共新政略表示赞赏，也对张东荪文章中的某些说法做了“纠正”，并请求将此信在《自由评论》公开发表。很快，刘少奇的这封信，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为题，发表于《自由评论》（引按：此信后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拉开了“新启蒙运动”的序幕。

四、“新启蒙运动”的真意及其话语策略

如果不了解“新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只是孤立地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当时的文章，会有如堕烟雾之感，会觉得他们把许多不同范畴、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问题一锅煮，做成了一碗东北餐桌上的“乱炖”。例如，陈伯达点燃“新启蒙运动”之火的那篇数千字文章，题目就让人莫明其妙。“哲学”与“国防动员”，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如何能扯到一起呢。但如果明白了陈伯达们写这类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本来目的，就能明白他们当时的话语策略。懂得了他们的话语策略，才能对他们的文章见怪不怪，才能读懂他们的假意和真心。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副标题中的所谓“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意。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出“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陈伯达自认为是“新哲学”的代表者，所以说是“自己批判”。“新哲学者”的不足是什么呢？陈伯达认为是没有很好的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第一个方面，即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方面，姑且不论。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新哲学”应该更好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怎样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

陈伯达这篇发轫之作，其实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普及“新哲学”，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发动“新启蒙运动”，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上，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陈伯达开始明确地把他们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在上海的艾思奇。这年春季，当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艾思奇曾热烈响应。文学并非艾思奇所操之业，但他却成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坚决捍卫者。而现在，陈伯达分明提出的是“国防哲学”的口号。哲学则是艾思奇的“专长”，他更没有理由不立即站出来了。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上，艾思奇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热烈地呼应了陈伯达。艾思奇还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主要是在“爱国主义”上做文章。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艾思奇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此外，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都参与了讨论。柳�（中共党员）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开头说：“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做了综述。在《读书月报》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文末注明写于1937年6月8日。文章以这样一段开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象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这番话让我们明白，“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旧”而言的。这番话也明确地宣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二・九运动”引发的。自非还写道：“从五四纪念以后北平的新启蒙运动，不仅是前进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推进，而已得到广大的救亡团体的支持和推动了。……在五月的一个月中，由笔者的统计，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三十六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论文。”

1937年12月，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在这本小书中，何干之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评说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肯定，虽然肯定得常常有些勉强、有些含糊。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却有更明确的否定。何干之以专著的方式论述这些“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清算它们，就是要指出它们的种种“局限”。在清算了此前的历次“启蒙运动”后，何干之说到了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何干之不遗余力地强调，“新启蒙运动”是对此前历次“启蒙运动”的“超越”，是最合理、最高级的“启蒙运动”，是真正能“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因为“新启蒙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譬如同是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一次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是自由主义运动，但在目前，我们已经锻炼了一个壁垒鲜明的思想派系了；过去反封建任务未完成，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19）

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二者都由学生运动所引发，这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5月4日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是“五四学生运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五四学生运动”首先是启蒙的果实而不是启蒙的种子。但陈伯达等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却的确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应该说，是《八一宣言》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及其引发的全国性的救亡热潮，启发了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使他们巧妙地借助这股热潮，发起了一场以“启蒙”命名的思想运动。应该说，陈伯达等人的确是非常善于抓住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就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那是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禁止的，因而是一种“地下工作”，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其效果也就有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化。这样，公开地、大规模地宣传“新哲学”也就有了可能。当然，陈伯达不会愚蠢到把这场宣传运动直露地命名为“新哲学宣传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他必须为这场运动起一个既动听又堂皇的名目，“新启蒙”就是这样一个可让陈伯达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名目。因此，把这场本意在于借助救亡热潮宣传、普及“左倾”思想的运动冠以“新启蒙运动”之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是陈伯达们的话语策略之一。陈伯达们要借救亡大潮获取公开地、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哲学”的权利，当然要极力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要拼命鼓吹“思想的大解放”。在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激昂地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应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陈伯达的《思想无罪》一文，更是以这样的话开头：“在专制时代的中国，在中世纪的欧洲，在希特勒的德意志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思想是犯罪的。在民主共和的中国，我们要宣布思想无罪。在这正要唤起民众来拯救自己祖国的中国新思想更应当无罪，新启蒙运动更应当无罪。”这让人看得很明白：强调“思想无罪”的目的，是要为“新思想（新哲学）”争取生存空间，是要让“新启蒙运动”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艾思奇、何干之等其他中共理论家，也总不忘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何干之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目的，以自由主义为方法”。如果以为陈伯达们是在泛泛地主张思想自由，如果相信陈伯达们是在强调各种思想的共存，那就错了。《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是发起“新启蒙运动”的信号弹。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已说得很清楚，“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让“新哲学”更广泛地走向社会、更深入地进入人心、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结合、更直接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所以，陈伯达所谓的“思想的自由”，就是“左翼”理论家宣传“新哲学”的自由；陈伯达所谓的“自由的思想”，就是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接受、信奉“新哲学”的自由。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把话说得更明白：“自由二字，会引起一部分人的误解。思想自由，并不是说封建思想、汉奸思想、颓废思想也有自由存在、自由发展的机会。不是的。”“然而思想自由，并不是说‘你对，我对，他对，大家都对’，也不是说‘你不对，我不对，他不对，但是大家混在一起，烧成一碗五花八门的烩汤就是对了。’”（20）

所谓“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本是一种话语策略。何干之强调了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他相信“新哲学”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而他之所以有如此自信，则源于另一种更重要的话语策略，这就是紧扣住“爱国”和“救亡”来从事“新启蒙运动”。紧紧地与“爱国”与“救亡”连在一起，是陈伯达们发动和开展“新启蒙运动”的基本策略，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根本战略。1933年10月，王明、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写信给国内的临时中央局，强调：“‘抗日救国’是目前中国民众最关心最主要的问题，谁能在实际上证明他能解决这个政治问题，谁就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谁就能成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21）“抗日救国”，分明是一个军事问题，一个以武力击败日本的军事问题。然而，王明、康生却把它看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取得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治问题”。换一种说法就是：谁能主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谁把“抗日救国”的口号喊得最响，谁最积极地表示愿与各党各派在“抗日救国”的前提下合作，谁就最能赢得人心，谁就最受大众拥护，谁就拥有了最广大的群众，谁在政治斗争中就胜利了。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无疑会被广大民众所唾弃，那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涤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这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就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都能受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竭力鼓吹“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宗旨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说“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快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并非“不妨”而是大大“有妨”。这样叫妨碍了什么呢？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是在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普及“新哲学”。陈伯达们只是在解释、说明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时，大力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和“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要大力宣传、普及“新哲学”，这“新哲学”是不可能总与“爱国”、“救亡”相联系的。这样，他们就在标榜“爱国”和“救亡”的同时，又给这运动冠以“新启蒙”这样一个既动听又具有包容性的名目，自己也就有了充分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22）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渡陈仓”而辩护。

五、 “新哲学”踏倒“五四”而高歌猛进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不奇怪，既然本来就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就难免顾此失彼。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征服、俘虏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式，可叫做行“右”实“左”。在解说“爱国主义”问题时，陈伯达等人也必然捉襟见肘。“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从康、梁到“五四”，都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既然“旧启蒙运动”也可归结为“爱国主义”，那“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又“新”在哪里呢？对此，何干之有这样的回答：

也许有人觉得爱国主义不算得是新启蒙运动的特点，因为不论在那（哪）一次的思想运动中，爱国主义都有它的地位。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这是国难所引起的。辛亥革命时代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也是创造者目击中日战争，庚子联军入京等国耻而发出的救亡呼声。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日外交的直接刺激，大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检查一下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然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实在有根本的不同点。张、李、康、梁的目的在改良封建的政治机构，以加强对外的力量。辛亥革命以反满为它的直接目的。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以改革内政为民族解放的依归。可以说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如今事情却是两样。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敌人要并吞整个中国，不论什么阶级人等，都是他们的征服对象。从前守中立的资本势力，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封建残余，也不能逃出这一场劫难。全民族今日所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在生与死的最后交界线中，我们要考虑民族的自觉。我们倘不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唯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3）

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样区分“爱国主义”的“旧”与“新”，实在过于勉强。按照何干之的说法，此前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敌人在国门外骚扰（这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则源于敌人已打进国门。就算是这样吧，这“两种”“爱国主义”又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当然，何干之还指出，过去的“爱国主义”，是直接针对本国政府，是要求改革内政以抗强敌；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已不指向本国政府，而只是全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因为这次“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爱国主义”就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根本用不着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启发它。所以，何干之的这番说辞，无非是为了给“新启蒙运动”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强词夺理。

“新启蒙运动”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四”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传播了种种新的知识、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且，鲁迅、胡适等“五四”启蒙老将，一直在继续着“五四”式的启蒙。二十来年间，“五四”式的启蒙尽管很艰难，但毕竟也在一点一滴地、迂回曲折地改造着人们的心智。陈伯达们要发起“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对“旧启蒙运动”进行清算。“五四”之前的那些“启蒙运动”清算起来较为容易，可以尽情地否定而不必有过多的顾忌。但“五四”，情形就不同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简单地、明确地否定“五四”，都是不明智之举，这会招致强烈的反感，使很多人拂袖而去。但不否定“五四”，“新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陈伯达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他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伯达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20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这一种策略，萧三从莫斯科给“左联”的信其实已经指明。

当然，陈伯达们的“新启蒙”，与“五四”式的启蒙，也并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反儒学、反传统，对传统文化严厉审视和批判，就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尽管二者对传统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并不一致，用以取代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形同冰炭，但毕竟二者审视和批判的姿态是相同的。陈伯达们如果说对“五四”也有所认同、有所肯定，那认同和肯定的，也仅仅是这种姿态。也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陈伯达们自称为“五四”的继承者。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列举了九项“新启蒙运动”应该进行的工作，其中第一项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既然要批判的是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那“五四”时期的启蒙著作当然也在批判之列。紧接着的第二项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把这两项放在一起，陈伯达对“五四”的态度就很清楚了。“五四”也是应该批判的，其值得继承处，仅仅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号召”而已，至于“打倒”的方式、用以取代的东西，则迥然不同。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把这意思说得很分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这些口号的接受，也就是我们和五四时代人物合作的要点。”所以继承“五四”精神，就是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如果说，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五四”的清算和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那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对“五四”进行了有系统的清算和否定。何干之写《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就是实践陈伯达提出的“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这一要求。书中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意在对“五四”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何干之这样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个人主义，怀疑和评判的精神，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由竞争在文化上的反映。反对旧伦理，就是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文学改革，是以最适合于口头语的文字来做灌输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的利器。这几种“罪案”（引按：此处借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中的说法），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24）

何干之在这里对“五四”的否定，真可谓不留情面、不要遮掩了。民主、科学、个人主义、怀疑的批判精神、人的解放――何干之这样来归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然而，他如此归纳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因而是应该否定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就是铲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陈伯达还说“德赛二先生”这种“口号”仍须“接受”，而何干之分明认为，连这种“口号”也要抛弃。

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借救亡之势发动旨在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新启蒙运动”，此举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风高放火天”。如果说救亡如狂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有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倾”于是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了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25）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是如何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6）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胁，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都要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废寝忘食地攻读马列主义的理论，而这时期出现的“新启蒙”著作，无疑也在他攻读的范围之内。他写信令叶剑英、刘鼎选购这类书，说明他对这类书相当熟悉。抗战爆发后，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都到了延安，陈伯达还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从这时期他写给这些人的信可看出，他不但读他们的书，还时常向他们“讨教”、与他们切磋。例如，1937年9月，毛泽东曾给艾思奇写了这样一封信：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7）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典型的“新启蒙”读物。毛泽东不但细读，竟然还作摘录，竟然还把摘录送请作者审阅，竟然还预约时间登门求教，可见学习态度之认真诚恳。这时候，是淞沪抗战正激烈的时候，毛泽东却有时间和心情研究这样的东西，也算是一种福气。一番“恶补”后，毛泽东推出了《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理论著作，终于在理论上也击败了留苏派，确立了思想权威的地位。所以，“新启蒙运动”其实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

2008年1月14日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项目号：05JZD00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

王彬彬：1962年11月生，安徽省望江县人，现为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邮编210093。

注释：

（1）（25）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见《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2）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51―252页。

（3）（9）（21）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254页、第288页、第261页。

（4）（5）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547页，第548页。

（6）（7）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391页，第448页―449页。

（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310页。

（10）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290页。

（11）[苏]崔可夫：《在华使命》，新华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36页。

（12）周天度、孙彩霞：《救国会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第10页。

（13）见《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2月第1版，第258页。

（14）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第116页。

（15）（17）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7月第1版，第293―294页，第298―299页。

（16）萧三：《给左联的信》，见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80年5月第一次印刷。

（18）见《救国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第81页。

（19）（20）（22）（23）（24）见《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400页、第418―419页，第414页，第414―415页，第340页。

（26）（27）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1月第1版，第80页，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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