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一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文章。文章以这样一段话开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紧接着，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游民无产者”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数十年后，毛泽东将此文作为开卷篇收入《毛泽东选集》，可见对此文是极其看重的。

在中国，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自古以来是依据血缘关系而确定的。在传统的社会里，两个同姓的人，哪怕来自天南地方，偶然相遇了，也会觉得很亲切，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x字”，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至于有明确的血缘关系者，就更是自家人了。五服之内，都算是至亲。即便出了五服，在面对外姓时，也自然成为一家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人们往往是依据血缘而确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则意味着在与敌争战时，血缘是最可信任、最堪依赖、最有力量的东西。一个中国人，当然可以与外姓人成为朋友，但当这个外姓人与你亲族中的人发生冲突时，你是绝对不能站在这外姓人一边的。哪怕你与这外姓人再情投意合，哪怕在冲突中这外姓人再有道理，哪怕你本对那亲族中人十分厌恶，你也不能公然支持这外姓人，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在某些时候，甚至受到“家法”的惩处。“血浓于水”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解释。费孝通曾指出，传统的中国社会，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这种格局“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这个网络是具有伸缩性的。网络的中心愈富贵，网络就延伸得愈广大，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说的就是这意思。费孝通以《红楼梦》中的贾家为例，说明了这种现象：“象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云，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1）

既然中国人的血缘之网可以无限延伸，那阶级和血缘，就并不能重叠，就必然会发生冲突。以阶级来确定亲疏、远近、敌友，与以血缘来确定亲疏、远近、敌友，二者就会大相径庭。属于同一血缘网络中的人，必然有穷有富、有贱有贵，其间甚至有霄壤云泥之别。以阶级的眼光看，这同一血缘网络中的两类人，就分明属于两个阶级。仍然不妨以《红楼梦》中所写的贾氏大家族为例。《红楼梦》第九回，这样介绍贾府的义学：“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力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同属贾氏血缘网络中者，既有钟鸣鼎食、象箸玉杯的荣宁二府，也有力不能延师、甚至贫不能举火的寒贱之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可以发生在同一血缘网络中的。刘老老一进荣国府时，王熙凤对其说道：“俗话儿说的好，‘朝庭还有三门子穷亲’呢，何况你我？”这“俗话”的产生，也说明同一血缘网络中的贫富不均、贵贱不等，是古已有之的普遍现象。

既然血缘与阶级并不能重叠，既然血缘之网上系挂着不同的阶级，既然血缘的同一掩盖着阶级的差异，既然血缘观念阻碍着阶级意识的产生，对于致力于在中国发动“阶级斗争”的革命党来说，摧毁这血缘之网、破除大众头脑中的血缘观念，就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事。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以说是以阶级的名义，旗帜鲜明地向血缘宣战。此文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自在情理之中。当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文章中所说的“革命党”，还应理解为国共两党。国民党不能接受这“阶级斗争”的理论，国共合作之破裂就在所难免。此后，在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阶级”则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身份。以阶级网络取代血缘网络、以“阶级情”取代“骨肉情”，是“政治教育”、“阶级教育”的基本内容。能否抛弃血缘观念而确立阶级意识，能否把“阶级情”置于“骨肉情”之上，也是是否具有起码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的标志。

1949年以后，此种“阶级至上”、“阶级全能”的观念得以延续，甚至进一步强化。“亲不亲，阶级分”，是一种口号、一种要求、一种原则、一种尺度。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对这句话都记忆犹新。“骨肉情”的最顶端，是对父母的爱。而“阶级情”的最顶端，则是对“党”和“党”的领袖“毛主席”的爱。“阶级情”的最顶端能否高于“骨肉情”的最顶端，对“党”和“毛主席”的爱能否超过对父母的爱，则是判定一个人是否是真正合格的革命者、是否具有真正坚定的阶级立场的具体标准。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大量文艺作品，都表现了“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都强调了“党”和“党”的领袖“毛主席”远比父母更重要、更值得无条件地爱。可举几首极为著名的歌曲为例。歌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唱道：“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则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领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在淡化亲情、贬低和否定骨肉情的同时，强化“阶级友爱”、将“党”和“毛主席”置于爹娘之上，是那时代政治宣传的重要旨趣，也是文艺作品的一种基本主题。

既如此，在与爹娘的比较中歌颂“党”和“毛主席”，便是那时代文艺创作的一种基本方式。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出现的所谓“新民歌”，真可谓恒河沙数。在这恒河沙数般的“新民歌”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党”和“毛主席”的颂歌。而在与骨肉亲人的比较中对“党”和“毛主席”进行歌颂，也是常见的“技巧”。有一首上海地区出现的“新民歌”比较具有代表性。这首题为《共产党来了真格亲》的“新民歌”写道：“旧社会里厢：/夫妻亲，不算亲，/同床合被两条心。/儿子亲，不算亲，/娶了老婆离娘身。/媳妇亲，不算亲，/半句不对就记在心。/女儿亲，不算亲，/四橱六箱还不称心。/女婿亲，不算亲，/三句闲话不上丈母门。/共产党来了真格亲，/里里外外都关心，/毛主席领导人人亲，/比爷娘还要亲三分。”（2）这道“新民歌”是以一个老妇人的口气写的。这老妇依次把与丈夫的夫妻情、把与儿子的母子情、把与媳妇的婆媳情、把与女儿的母女情等一一否定，认为这种种亲情都是虚假的，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才真对自己“亲”，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人”。“亲”到何种程度呢？比爹娘还要“亲三分”。把对爹娘的否定把在最后，当然也是一种刻意的“构思”。

二

当把“党”和“党”的领袖“毛主席”说成是母亲时，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是“党”和“毛主席”的儿女。任何爹娘，在自己的子女面前是“爹娘”，但在“党”和“毛主席”面前，仍然与自己的子女一样，是“子女”，――这才是“党”和“毛主席”必然居于爹娘之上的根本理由。1961年6月问世的六场歌剧《洪湖赤卫队》中，这一关系得到了形象的表现。《洪湖赤卫队》刻意表现了“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剧中主要的反面人物是所谓“湖霸”彭霸天，极力塑造的英雄人物是乡支部书记韩英。这二人在剧中是一种尖锐的敌我关系。而彭霸天却又同时是韩英母亲的远房堂弟。从血缘上说，彭霸天算是韩英的舅舅，韩英则可算是彭霸天的外甥女。虽然是“远房”，但在血缘的意义上，毕竟属于同一网络，韩母、韩英与彭霸天的血管里，毕竟流着一星半点共同的血。然而，从第四场韩英在牢房中的唱词中，我们知道，又正是这彭霸天，曾霸占韩家田地、强占韩家茅房、抢走韩家渔船、撕破韩家渔网，并将韩英父亲活活打死。韩英对这血缘网络上的“亲戚”，竟有着血海深仇。不妨说，正是这“亲戚”，将韩英逼上了“革命道路”，逼进了“党”的怀抱。这有多少现实依据，姑且不论。编写人员这样写，显然意在强调血缘是虚幻的而阶级才是真实的，血缘情是不可靠的而阶级仇则是不可忘的。在剧中，彭霸天总想用这一层“亲情”来“感化”韩家母女。对韩母，彭霸天一口一声“老姐姐”，反复强调这层血缘关系。在第二场，韩母语含讥讽地对彭霸天说：“老太爷，你这么老姐姐长老姐姐短，，我实在消受不起呀！你……你也太失身份了吧！”于是彭霸天又叫一声“老姐姐”，并唱道：“千个瓜儿共一藤，/你我二人是至亲，/虽然富贵由天命，/同族怎能把家分。”韩母的回答是：“麒麟不与牛同路，/凤凰不与鸡成群，/太爷放我回家去，/穷人还有穷事情。”彭霸天强调“共藤”、“同族”，亮出的是“血缘情”，但韩母却毫不“领情”，提醒彭霸天二人有麒麟与牛之分、凤凰与鸡之异、富人与穷人之别。对韩英，彭霸天则开口闭口“外甥姑娘”，称韩英是自己的“亲骨肉”。第四场，韩英被抓获。彭霸天来牢房劝降，唱道：“韩英我的外甥女，/且听舅舅说几句，/如今你生死在旦夕，/你要把前途多考虑。”韩英的回答是：“湖水清，沟水污，/谁是你的外甥女！/韩英怕死不革命，/为革命虽死何所惧！”韩英的态度比韩母更坚决。“谁是你的外甥女！” ――她干脆把这层血缘关系彻底否定。血虽然浓于水，但“阶级情”却浓于血。在韩母和韩英满腔燃烧着的阶级感情面前，血缘显得如此苍白。

《洪湖赤卫队》第四场，是韩母与韩英牢房相会。保安团和彭霸天先是抓住了韩母，后又抓住了韩英。彭霸天让韩母和韩英牢房相会，是希望韩母劝说英召回赤卫队，向保安团投降，否则天亮后即将韩英处死。彭霸天这样做，仍然打的是“亲情牌”、“骨肉牌”。彭霸天既希望韩母最终能将女儿的生命置于“革命”、“阶级”、“党”之上，又希望韩英不忍老母丧女之痛而最终屈服。但韩母和韩英终于让彭霸天失望。走进关押韩英的牢房，见韩英遍体鳞伤，韩母也曾“悲恸万状”。知韩英如不召回赤卫队便会被处死，韩母也感到了“两难”：“如今我儿遭灾殃，/为娘怎能不心伤！/彭霸天，黑心狼，/要逼你写信去召降。/你要是写了，/怎对得起受苦人和共产党；/你要是不写，/明天天亮你……就要离开娘！/儿呀，儿呀！/为娘怎能看着我儿赴刑场！/心如刀绞，/好似乱箭穿胸膛！”对此，韩英有一番长长的回答：

娘的眼泪似水淌，/点点洒在儿的心上。/满腹的话儿不知从何讲，/含着眼泪叫亲娘……娘啊！/娘说过二十六年前，/数九寒冬北风狂，/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强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湖上北风呼呼响，/舱内雪花白茫茫，/一床破絮象渔网，/我的爹和娘，/日夜把儿贴在胸口上。/从此后，/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狗湖霸，活阎王，/抢走了渔船撕破了网。/爹爹棍下把命丧，/我娘带儿去逃荒。

在这番话语中，对母亲的“骨肉情”与对舅舅的“阶级仇”紧紧交织着。韩英自知将死，且目睹了母亲的伤心，于是要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谢。母亲养育自己是如此艰辛，按理自己不应慷慨赴死。然而这养育的艰辛却又点点滴滴都来自“狗湖霸”彭霸天的欺凌，这又使得韩英不得不慷慨赴死。这段唱词，字字句句是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也字字句句在表达对“狗湖霸”的仇恨。紧接着，韩英又唱道：

自从来了共产党，/洪湖的人民才见了太阳。/眼前虽然是黑夜，/不久就会大天亮。/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热血心欢畅！……

满腔的“阶级仇”，是使得韩英决意弃娘赴死的一种原因。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生我”虽是“娘”，“教我”却是“党”。“教”之恩，在这是里远重于“生”之情。这与“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有“异曲同工”之妙。听了韩英的这番“遗言”后，韩母说：“英姑，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党走的。”韩母不但认可了韩英的慷慨赴死，且表态要像韩英一样“永远跟党走”。这也就意味着，在韩英面前，韩母虽是“儿的娘”，但在“党”面前，却如韩英一样，也是“娘的儿”。“教我是党”虽是韩英弃娘赴死的更重要的原因，但

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在“党”面前，这“娘”也不过是“儿”，孰轻孰重，自不待言。

虽然同是表现“阶级情”重于“骨肉情”，“文革”前十七间的作品，与“文革”期间的作品，还是有明显差别的。《洪湖赤卫队》中，韩母在得知韩英不屈服就得死时，还有些许“两难”的表现，而这种“人之常情”到“文革”时期，便不可能再在作品中出现了。“样板戏”《红灯记》中，有类似的情节。在第八场里，鸠山把李奶奶和李铁梅也抓来了，试图让她们劝说李玉和交出密电码。李奶奶和李铁梅见到镣铐加身、遍体伤痕的李玉和，有悲伤，更有悲愤，但却没有丝毫“两难”的表现。

“文革”以前的作品，在表现“阶级情”压倒“骨肉情”时，还往往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既然“亲不亲，阶级分”，既然血缘并不能作为区分敌友的依据，那也就等于说，血缘与“阶级立场”、“阶级感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血缘不可改变，但“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却是可以变化的。“文革”以前的作品，还能表现那种家庭出身与“阶级立场”、“阶级感情”的不一致。1958年问世的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虽然艺术上很粗糙稚嫩，但小说中塑造的杏莉母亲这一人物形象，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杏莉母亲家庭出身是“没落地主”，又嫁给了大地主大汉奸王柬芝，在血缘上，在社会身份的意义上，她都不能属于“革命阶级”。但杏莉母亲实际上又是一开始就被王柬芝冷落、抛弃的。王柬芝长年在外，扔下她和年迈的老公公在家。小说这样写了杏莉母亲精神上的痛苦和“阶级感情”的转变：“这位可怜的千金小姐，就这样完结了她在闺阁中的美妙梦景。她守着这座阴森高大的住宅，是多么空虚和孤寂，多么阴冷和痛苦！家里除去一个快老死已不管事的公公外，什么别的人也没有了。她是唯一的主人。她无聊地和狗讲话，找猫做伴。她深深感到自己前途的渺茫。渐渐她埋怨父母不该把她嫁给这样的富人家，她痛恨这个有钱少爷的无情。她甚至想到不如跟个穷人好，有个人做伴，就是苦，也比这年青青的守活寡好受啊！她觉得世界上的人都比她好过，她是个最不幸的人。”当杏莉母亲在富足却寂寞中憎恨这种富足和寂寞，并渴望穷人的生活时，就说明她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在悄悄发生变化。杏莉母亲慢慢注意到家里的长工王长锁，并主动投入这年青力壮的长工怀抱。对杏莉母亲这个人物，对她与长工王长锁的“偷情”，小说毫不掩饰同情与赞赏，否则就不会这样描绘她的神情：“她，三十几岁的人，白�的鸭蛋形脸儿，还红晕晕的很有光彩，细眯眯的眼睛在说明她是个好看而多情的女人。她走在门槛外，黑暗中略停一霎，那淡淡的细长眉毛猛耸了几下，小嘴两边皱起纹褶；可是当她迈进门里站在灯光下时，随着这一步，她的眉毛展开了，嘴角上的细皱纹变成了微笑，但，象有苦味的东西衔在口里似的，这笑显得不自信。”

小说之所以以极其赞赏的态度写了杏莉母亲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是因为这私情在小说中其实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是使得杏莉母亲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最终发生根本变化的力量。小说这样叙说过杏莉母亲：“杏莉母亲恰似生长在背阴处的草。这种草是那样的柔细脆嫩，好似未出土的韭菜芽，看上去挺喜人，可是最缺乏抵抗力，最易损坏和夭折。就为此，那些毒虫最爱咀咬它，牲畜也最爱吃它、践踏它。如果把这种柔弱的草种植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得到充足的水分和养料，也会壮实地成长起来。然而，栽培它是多么不容易啊！”把杏莉母亲带到阳光下的，正是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杏莉母亲最终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不是因为反复接受了“政治教育”从而改造了“世界观”，而是因为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所引领，这一点在同时期文艺作品中颇具特色。下面将会谈到，在“文革”期间，这成了怎样的罪过。

小说中的小姑娘杏莉，名义上的父亲是王柬芝，实际上的父亲是王长锁。她的身上，既流着地主家庭的血，也流着一个穷长工的血。杏莉当然不知道自己其实是长工的骨血。小说也写了她的“阶级感情”、“阶级立场”的变化。小说中杏莉第一次出现，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暴动民众处死地主、汉奸王唯一的场合。而王唯一正是杏莉的伯父。在这时，她虽然知道王唯一因为当汉奸而死有应得，但毕竟还有些不忍之心，所以她对好朋友德强说：“你知道，好歹他总是俺大爷呀！”这时候，杏莉对王唯一还有着天然的血缘之情。后来，当她发现自己的“父亲”王柬芝也是汉奸时，却毅然决然地要去检举揭发，并冲着母亲大喊：“我不要这当汉奸的爹！”小说把杏莉精神的变化归因于与穷人的亲密接触。小说这样叙说杏莉与王长锁的关系：“杏莉和王长锁之间，一向是很亲近的。这在她一点不觉得奇怪，从小就习惯了。她从小就没拿他当长工看待，她老觉得他就是他们家的人。而王长锁怎能不爱自己的亲骨肉呢？长期地相处，他不知不觉传染给她不少东西――一个穷长工身上的东西。”穷长工身上的东西，当然是指那些属于非“剥削阶级”的品质。王长锁不但给了杏莉穷人的骨血，还给了杏莉穷人的品质。这是使得杏莉的精神、感情发生变化的一种原因。另一种原因是与穷人的儿子德强的相爱。与德强的相爱，使她常往德强家跑，以至于“对自己的家庭，她愈来愈感到陌生。她母亲变得那末忧虑沉默，而那父亲王柬芝，就会做勉强的皮动肉不动的笑脸，这使她感到不快和厌烦。”“杏莉深深感到，这幢高大华丽的住宅，比起那座低狭的茅草屋来，是多么空虚和阴冷！那茅草屋里是多么温暖幸福，她是多么想跑去永远不再回来啊！”杏莉心中天然的血缘之情，就这样在与“穷人”的接触中，渐渐淡化、消泯。

三

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必须绝对“根正苗红”、必须血管里流着的每一丝都是穷人的血，这是到了“文革”时期才有的铁则。在此之前，这方面的规范还没有如此严酷。195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母亲虽是贫寒农家的姑娘，但父亲却是大地主。林道静身上流着一半地主的血。而且林道静也是在地主家庭里长大成人的。这并不妨碍林道静最终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196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红岩》所塑造的英雄形象中，既有许云峰、江姐这类出身贫寒、苦大仇深者，也有刘思扬这样家庭出身是大资本家者。那时候，家庭出身与“阶级立场”、“阶级感情”还不必定然划等号。刘思扬被捕后，没有遭受毒刑拷打：“这原因，不仅是他家里送了金条，更主要的是，作为特务头子的徐鹏飞，他难以理解，也不相信出身如此富裕的知识分子，也会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因此，他不象对付其他共产党人一样，而是经过反复的考虑，采取了百般软化的计策，当然刘思扬并不知道，也不注意这些，他觉得自己和敌人之间，毫无共同的阶级感情。”在家庭出身上，刘思扬与徐鹏飞属同一阶级，但在“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上，已经形同冰炭。徐鹏飞不能理解这其中的逻辑。而徐鹏飞所信奉的逻辑，后来在“文革”的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都大行其道。

把血缘与阶级的复杂关系表现得最充分的，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1959年问世的《三家巷》，虽然最终也展示了阶级对血缘的战胜，但并没有把这一过程简单化。住在三家巷里相邻的周、陈、何三家，周家世代打铁为生，是“铁杆”的“工人阶级”；陈家则可谓是“买办资产阶级”；何家不但在广州城拥有数十家店铺，还在乡下广有田产，既是大资本家，又是大地主。在阶级上，周家属于一类，陈何两家则可属同一类。在阶级的意义上，周家与陈、何两家是敌对的关系。然而，这三家之间不仅只有阶级关系，还有别的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周、陈两家的主妇是亲姐妹，两家是姨表亲，这堪称骨肉至亲。这三家的孩子，从小在同一小胡同里成长，又一起上学，一起接受新思想。在“五四”时期，他们则同样是“五四”青年。虽然家庭出身有如此差异，但三家巷的年轻一代最初并没有觉得相互之间有什么沟壑，他们觉得在政治上是观点、立场完全一致的“同志”。小说第八章“盟誓”，写这群年轻人在中学毕业这天的夜里，在三家巷里集体宣誓：“我等盟誓：今后永远互相提携，为祖国富强而献身。此志不渝，苍天可鉴！”小说第九章“换帖”，写这群年轻人每人用纸把誓词写下一张来，每人在每张誓词上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交换收藏。这意味着，他们成了政治意义上的“换帖兄弟”。不仅仅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本是一致的。周、陈两家本是亲戚，到了年轻一代则亲上加亲。周家的女儿周泉与陈家的长子陈文雄相恋并结婚。陈家的第二个女儿陈文娣与周家的第二个儿子周榕相恋并结婚。周家的第三个儿子周炳，正与陈家的第四个女儿陈文婷相恋。

《三家巷》以1927年以前七八年间的广州为背景。这时期，广州是所谓“革命策源地”，政治风云激荡着、变幻着。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暴动，都在这时期发生。在这种剧烈的政治变局中，三家巷的年轻人政治立场、政治信念开始分化，而导致分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各自所出身的阶级。小说第二十二章，写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三家巷年轻人心理的冲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发表，令铁匠周家的周榕兴奋异常。他拿着刊有文章的杂志，兴冲冲来到陈家，对陈文娣、陈文婷两姐妹把文章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文章，合上书，周榕“把眼睛闭了一会儿，在回味那书中的道理”。显然，他已不是第一遍读这篇文章，仍然有一种陶醉感，说明文章怎样从思想上征服了他，怎样“擦亮了他的双眼”，在精神上改造、更新了他。陈家姐妹听完之后，则是“都瞪着眼睛，呆呆地对着天花板出神”。呆若木鸡之后，妹妹陈文婷“首先苏醒过来”，说：“这就奇怪。一个社会好好的，有家庭，有亲戚，有朋友，怎么一下子就能划成四分五裂！阶级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能看得见么？”既然明白了人是可以划分成不同阶级的，陈家姐妹当然首先要看看眼前的几个人是什么阶级。依据毛文确立的标准，周家属于无产阶级，而陈家则属于买办阶级；而这两个阶级在政治上是绝对敌对的。――这一发现，令陈家姐妹哀伤不已。她们与周家是姨表亲，两家后代血管里流着一半共同的血。陈文娣的哀伤则更甚，因为她与周榕是夫妻，她是买办阶级的女儿，却又是无产阶级的妻子。因此，“那天下午，陈文娣把那本书带着去上班，在写字楼里面把那篇文章看了又看，捉摸了又捉摸。下班的时候，她带着一颗失望的、疲倦的心，回到家里。陈文婷又把那本书抢了去看。吃过晚饭之后，两姊妹就躲上三楼书房，低声细气地谈论起来。”反复阅读毛文之后，陈文娣终于意识到：“那位姓毛的先生如果早半年把真相告诉我们，事情就会完全两样。现在可是迟了，迟了，迟了。”阶级观念的确立，使陈文娣意识到与周榕的结合是一个悲剧，如果在结合前就读到毛文，这样的悲剧就可避免。妹妹陈文婷正在与周家小儿子周炳相恋，毛文应该对她是当头棒喝。但她并不甘心。她喊道：“不，不，还不迟！他要把我们当做敌人，我们就把他俘虏过来！”陈文娣所要俘虏的，是姐姐的丈夫周榕，更是自己的恋人周炳。她试图以兄妹情、夫妻情去战胜周家兄弟心中刚刚萌生的“阶级情”；她一心希望血缘和爱情的力量能大于那“阶级理论”的力量。――她当然会失败。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三家巷曾经一起“盟誓”、相互“换帖”的年轻一代，有了一次分化和重组。周榕和周炳，终于远离陈、何两家，与巷外广大的“工人阶级”建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周榕加入了共产党并与陈文娣终于离婚。离婚后的周榕整天与“工人阶级”泡在一起。一次，周榕与一群“工人兄弟”见面时，有人拿陈文娣开玩笑，于是周榕“正经”地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陈文婷曾想“俘虏”周炳，但恰恰是周炳，先给她寄来了与整个陈家绝交的信。周炳把绝交信“从陈家的矮铁门投了进去。把这一切事情做完了，他觉得心安理得，就告诉妈妈不回家吃晚饭，上南关去找清道工人陶华、印刷工人关杰、蒸粉工人马有、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一道上裁缝工人邵煜铺子里喝酒去。他一边喝酒，一边把他给陈文婷写信绝交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认为他做得挺对。”陈文雄、何守仁这些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也团结得更紧密了。何守仁当了广州市教育局一个科长，大宴宾客，“酒席散了之后，何守仁和陈文雄缓步回家，在何家的大客厅里，重新泡上两盅碧螺春细茶，一直谈到天亮。这一个晚上，何守仁和陈文雄两个人，重新订下了生死莫逆之交。他们谈到了政治，道德，人生理想，评论了所有他们认识的人，所有他们经历的事，对于何守仁的‘独身主义’，谈得特别详细。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都是第一次倾吐出肺腑之言，而且几乎找不到什么不相同的见解。”何家的大少爷何守仁，本来从同学时代就热烈追求陈文娣。陈文娣选择周榕后，何守仁发誓终身不娶。陈文娣终于与周榕离婚了，顺理成章地改嫁了何守仁。与周炳终止了恋爱的陈文婷，则嫁给了财政厅秘书宋以廉。这似乎在暗示，在“阶级社会”里，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总是悲剧，而婚姻只有以“阶级”为基础才是合理的。周家兄弟因为“共党嫌疑”而被追捕。当陈万利和何守仁得知二人行踪后，竟都到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处告密。这意在让人明白：在阶级冲突、阶级利益面前，亲情、友情、换帖、盟誓，都是靠不住的。

《三家巷》是以形象图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以小说的方式说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也许是觉得仅写三家巷中周、陈、何三家人还不够，小说还写了胡杏这个小姑娘。胡杏是何家大太太何胡氏娘家的远房侄女，家中十分贫苦，才十来岁便被何家买来做丫头。在何家，胡杏受到极其残酷的虐待，甚至被打得差点死去。而虐待她最甚的，正是与她有着血缘关系的姑妈何胡氏。挺身而出保护她、救助她的，则是周炳。在何家，胡杏饱受欺凌，但她与周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自从周家三兄弟出走之后，胡杏一抽得出空，就上周妈家里去，陪她做针黹，陪她谈闲天，有时也替她打水，破柴，扫地，倒痰罐；有时还替她洗衣服，擦桌、椅。周杨氏也很喜欢她，疼爱她，总爱买点香、脆好吃的东西，象咸脆花生、蚝油蚕豆、鸡蛋卷子、南乳崩砂之类，放在茶食柜子里，见了她，就塞给她吃――一面看着她吃，一面自己淌眼泪。慢慢地，她俩象两母女一样，相依为命，一天不见，心里就犯嘀咕。”胡杏视姑妈为寇仇，却视周妈为亲娘。胡杏与周妈的感情，是“阶级情”。小说以此显示“骨肉情”的虚妄和“阶级情”的坚实。

不过，胡杏与周妈的“阶级情”，却又以骨肉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并非《三家巷》的独创。以“阶级情”否定、取代“骨肉情”，却又把“阶级情”与“骨肉情”相比附，把“阶级情”说成“骨肉情”，是那时代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的基本话语方式。一方面强调“党”和“党”的领袖比亲娘更“亲”，一方面又把“党”和“党”的领袖说成是“亲娘”，就是那时代常见的现象。那时代流行的一个词是“阶级兄弟”。“阶级兄弟”是对“血缘兄弟”的否定、取代和“超越”。它抛弃了“骨肉情”，却又借助了“骨肉情”的形式。同属“革命阵营”的人互称“亲人”，也是那时代文艺作品中的普遍现象。《洪湖赤卫队》第五场，当赤卫队终于找到了“党”时，队长刘闯激动地喊：“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党，找到了亲娘啦！”“找党”，是那时代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情节，甚至可以是一种基本的叙事模式。而把“找党”比喻成“找娘”，也是几乎所有此类叙事中必有的套路。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这里，仅以小说《红岩》中的一处描写为例。《红岩》对共产党人在监狱这特定环境中的“阶级友爱”表现得十分充公，而这种“阶级情”又总以一种“骨肉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许云峰与成岗在狱中相见。“许云峰扑上前去，从血泊中，把血肉模糊的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轻轻扶起成岗低垂的头，凝视着那失去知觉的面孔，拔开那绺盖住眼睛的头发，擦掉苍白面颊上的鲜血。一阵心如刀割的绞痛，顿时使许云峰热泪盈眶……”许云峰此刻表现出的，完全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感情。当成岗得知许云峰也被捕、抱着自己的正是老许时，有这样的表现：“一阵泉涌似的泪水，流出成岗的眼眶。老许也被捕了。不，他不能被捕！宁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老许的自由。成岗的双手紧抱着许云峰，一阵激动，又昏过去。”这完全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感情。小说特意写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对此的观感：“徐鹏飞多疑的目光，反复观察着面前这一场早经安排的‘重逢’，毕竟看出了某种可信的东西。许云峰和成岗，竟是这样的亲密，难道这就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阶级友爱’？除非他们有更深的关系，否则，单凭过去的上下级关系，会出现如此狂热的感情？”

如果小说中的国民党人徐鹏飞真的不能理解眼前的事情，那是因为共产党人的“阶级友爱”此时表现为“骨肉情深”。否定“骨肉情”、推崇“阶级情”，却又把“阶级情”化为“骨肉情”，――这或许因为在中国血缘的力量实在强大，“阶级情”要真正具有感人的力量，仍必须袭用“骨肉情”的名目。不过，这种以“骨肉情”的形式表现出的“阶级情”在“文革”时期又发生了变化。“文革”时期，“血缘亲人”之间的“亲情”，不能在文艺作品中稍加表现，否则便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亲人”之间的相互嘘寒问暖、知疼着热，也成为禁忌。“阶级亲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必须是高度政治化的，必须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与“斗争”、“革命”相联系。――这种现象最典型的表现，是“文革”时期成为“样板戏”的《红灯记》。

四

“文革”前那种处理“阶级情”与“骨肉情”的方式，到了“文革”时期也被否定。“文革”前问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受了批判。《苦菜花》、《三家巷》这样的小说则成为“大毒草”。它们的罪状，主要就在于站在“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立场上描写了“阶级情”与“骨肉情”之间的关系。《苦菜花》中，杏莉母亲美丽而善良，她与长工王长锁的私情也是美好的。至于她与王长锁的女儿杏莉，则聪明、娇艳、热情、勇敢，她与德强的相恋也纯真、洁净。到了“文革”，这一切都成了“毒”。那时的人们，用这样的语言来批判《苦菜花》：

……它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用同情甚至欣赏的笔调写地主婆和长工、地主小姐和贫农儿子之间的爱情，完全抹杀了他们之间的阶级矛盾。地主婆把长工王长锁当作“她的命根子，她的一切”。而地主的女儿杏莉也执着地热恋着贫农的儿子德强。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作者却妄图用超阶级的人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宣扬阶级调和。……与旧社会有杀父之仇的王长锁，竟当了地主婆的俘虏……（3）（引按：原文中毛泽的话为黑体字）

到了“文革”，杏莉母亲就只能是丑陋、邪恶、凶残的“地主婆”，她的“阶级立场”、“阶级感情”不可能转变。写她与长工的私情，只能是对贫雇农的“诬蔑”。杏莉虽然身上流着一半王长锁的血，也只能是“地主小姐”，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写她与贫农的儿子恋爱，无疑是在往“无产阶级”脸上抹黑。欧阳山的《三家巷》，因为并没有把三家巷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做很简单化的处理，“文革”时期也就在劫难逃。“上海革命大批判小组”就这样批判《三家巷》：“遵照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按照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历史或现状，在这条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小巷中，将会出现多么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啊！但欧阳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你看，在他的笔下，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早已被温情脉脉的邻里、亲戚、爱情关系所淹没，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斗争，也已为端午、乞巧、中秋赏月、春日郊游等等所谓‘优美的南方风俗画’所代替。这样的‘蓬莱仙境’，根本不可能在存在着阶级对立的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里找到，只它能存在于作者的主观臆想之中。”（4）

既然“文革”前的作品在表现“阶级情”与“骨肉情”之关系时，都“错误”地表现了“超阶级”的人性，那就应该有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样板戏”《红灯记》在这方面也树立了“样板”。《红灯记》中李家三代人，本毫无血缘关系，李奶奶本姓李，李玉和本姓张，李铁梅本姓陈。如果说在别的场合，“阶级亲人”这说法还多少有些比喻的意义，那在《红灯记》中，则以“家庭”的方式把“阶级情”转化为“骨肉情”。在剧中，李玉和有这样两句唱词：

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

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

此前的作品，在让“阶级情”以一种“骨肉情”的方式呈现时，还多少让这“阶级情”具有一点“骨肉”的气息，还多少表现出一点“阶级亲人”之间的相濡以沫、相�以湿。而到了“样板戏”《红灯记》，一方面“阶级情”以“家庭”的方式落实为“骨肉情”，另一方面这“骨肉情”又始终是那种强烈的“阶级感情”。“样板戏”《红灯记》几乎没有表现三个“亲人”之间生活上的相互关心体贴，几乎所有的话语都与“革命”、“斗争”、“仇恨”、“血债”相联系。李玉和被捕时，对李奶奶唱道：“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又对李铁梅唱道：“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奶奶分忧愁。”――这些，都是以日常话语的面目出现的政治暗语，“风雪”是政治风雪、“冷暖”是政治冷暖、“账目”是政治账目、“野狗”是反动之狗、“喜鹊”是革命之鹊、“家中的事儿”也是斗争的事儿……

但本来并不是这样。“样板戏”《红灯记》是中国京剧院依据上海市爱华沪剧团演出的沪剧《红灯记》改编，后又根据江青指令一改再改。就在这一改再改的过程中，李家“祖孙”三代之间那种具有“骨肉”之气息的东西，便被改掉了。这一点，在当时是受到高度称赞的：“是尽多地表现这个家庭的亲子感情、温暖气氛呢，还是集中力量表现三代人的革命气质和相互间的同志关系？以李玉和而论，应该表现他是个庸俗的所谓好儿子、好父亲呢，还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李玉和正因为是个好党员，所以才能成为革命的好儿子、好父亲。家庭感情应该表现，但必须服从革命斗争需要。从现在演出看来，编导演员们显然走着后一条路。这是正确的。”“在《红灯记》原来的故事中，曾经有过老奶奶做针线活，三个人穿针引线、终被铁梅穿上，李玉和偷喝酒被老奶奶发现制止，在狱中老奶奶还为李玉和补衣服……等等细节。一般说来，这些细节都不算差，演出中处理得也很动人；但京剧《红灯记》中这些都给删掉了。我以为删得很好。这不仅对于京剧形式来说是必要的，更主要的，如果这方面的表现多了，会很容易把观众引导到一个安定温暖的日常家庭生活的气氛中去，冲淡了在开幕之前就笼罩在这个家庭上空的紧张空气，亦即政治斗争空气。”（5）虽然这三个“阶级亲人”组成了一个“家庭”，那真正属于家庭生活的东西、真正属于亲人之间的相互关心、扶助，都被删掉了。还可举郭小川《〈红灯记〉与文化革命》中一番话为例：“在剧本发表之后，还做了一处重要修改，即：把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中老奶奶最后一段唱词中的‘李玉和救孤儿东奔西藏’改为‘李玉和为革命东奔西忙’，几个字的更动，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秘密：原来改编演出者的全部意图是‘为革命’，而不允许任何一个字稍稍离了题。”（6）“救孤儿”是多少具有些人情味的，是可以与“超阶级的人性”挂上钩的。尽管这是牺牲了的战友的遗孤，也必须删掉。这一句的上句是“闹工潮你亲爹娘惨死在魔掌”，正因为铁梅的亲爹娘惨死，才有李玉和为救铁梅这“孤儿”而奔忙。把“救孤儿”硬改成“为革命”，其实是前言不搭后语的。

在“文革”期间，血缘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奇怪的角色。一方面，“亲不亲，阶级分”，血缘的意义被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却又信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甚嚣尘上。一个人成了政治上的“敌人”，意味着所有与其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将受到某种程度的迫害；子女作为与其血缘上最近的人，当然所受迫害最甚。血缘性株连是那时代极为普遍的现象。也许可以举顾准为例。“文革”期间，顾准所有的子女都与其断绝了关系。临终前，顾准非常渴望见见孩子。为了摘除“反党右派”的帽子从而让子女来到病床前，顾准违心地在“认错书”上签了字。然而，子女们仍然拒来见最后一面，因为顾准“反党右派”帽子虽摘，党籍并没有恢复，仍然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顾准虽未盼来子女，但盼来了儿子顾重之这样一封信：“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我相信在我们的亲属中间也存在严重深刻的斗争，这也是毫不奇怪的。”（7）这样的伦常悲剧，在那时期十分普遍。正因为如此，当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在1978年8月11日的《文艺报》发表，才引起那样多心灵的强烈共鸣。十六岁的王晓华，仅仅因为母亲成了“叛徒”，便毅然与母亲“彻底决裂”。远走农村后，母亲来信连看都不看就撕掉。当母亲变换地址，来信说明自己的“叛徒”问题是冤案，已“昭雪”，请求她快回来一见时，她仍然不肯相信。直到母亲单位来信证明，她才坐上回家的火车。但当她赶到家时，母亲已在医院死去。另一篇具有同样意旨的小说是史铁生发表于1984年的《奶奶的星星》。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我”从小与奶奶感情深厚，晚上也是跟奶奶睡。“文革”期间，得知奶奶原来是“地主”，少年的“我”心灵受到强烈冲击：“唉，奶奶是地主。这个念头总折磨着我。睡觉的时候，我不再把头扎在奶奶脖子底下了。奶奶以为我长大了，不好意思再那样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是为什么。”原来奶奶本出身贫苦，不幸嫁到了地主史家。小说写了奶奶在“文革”期间被批斗、被罚扫大街。小说更反复说明，奶奶嫁到地主史家后其实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在地主家里任劳任怨却饱受欺凌。只有到了“新社会”，奶奶才过上了舒心的生活。

《伤痕》和《奶奶的星星》都对“阶级情”彻底摧毁“骨肉情”进行了反思。母亲“叛徒”问题本是冤案，这是《伤痕》反思的前提。一个冤案竟然使得骨肉成为路人，竟然使得母女一别便再未能相见。奶奶在“旧社会”才真是受苦受难，这是《奶奶的星星》反思的前提。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奶奶，在“新社会”却因为“地主”罪名而使“我”对她的感情发生变化。这样的反思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今天看来，却嫌不够。即便母亲真是叛徒、真是时代的政治之敌，女儿就应该与其彻底决裂吗？即便奶奶在“旧社会”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孙儿就有理由疏远她、憎恶她吗？不管母亲和奶奶具有怎样的政治身份，母亲永远是母亲、奶奶永远是奶奶。――这是良知，也是常识。

2008年7月23日

注释：

（1）见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三联书店1985年6月版。

（2）见《1959上海民歌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

（3）见《毒草小说批判材料》第38页，安徽图书馆《斗私批修战斗团》、安徽省巢县图书馆斗、批、改小组编印，巢湖人民印刷厂1968年5月印刷。

（4）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反动作品――评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及其“来龙去脉”》，载《红旗》杂志1969年第11期。

（5）刘厚生：《略评京剧〈红灯记〉》，载《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4日。

（6）郭小川：《〈红灯记〉与文化革命》，载《戏剧家》1965年第6期。

（7）见高建国《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23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