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世纪之交，而在当代文学研究场域内成长为一种方法的“重返八十年代”，从来不回避自己“历史化”、“陌生化”、“知识化”、“政治化”、“学术化”等等亦新亦旧的诉求，然而这一在创新和反思的意图下展开的丰富的知识叙事，无非仍旧停留在业已遭受多方质疑的“文化研究”的理路之内。“重返八十年代”在詹姆逊“永远历史化”的“绝对的口号”之下显然无法实现所谓的“超历史”，“历史化”被简单地转化为“知识化”后果之后，实现的也许仍旧是本雅明所描述的“历史天使”面前的“单一的灾难”和“直逼天际”的“残垣断壁”，或者在“文化研究”的范畴内实现了“历史大联合”的事业和“政治可靠性”的目标。尽管“重返八十年代”强调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政治，并主张在思考文学的政治性的同时进一步思考政治的文学性，这一逾越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所实现的“联合”，也许得到的结果如“重返八十年代”本身所质疑的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史思维一样，最终仍旧陷入与启蒙文学雷同的困局，即文学不文学，政治不政治，既绕开了政治的危险，又回避了文学本质，只留下满腹的“无法消化的知识石块”（尼采）。

自新时期以来，从“重写文学史”到“重返八十年代”都在重复着同样一种错误，即尼采所反复申斥的“我们的历史感培育的错误”、“一种折磨人的历史学热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布鲁姆所定义的由“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组成的文学研究的“憎恨学派”。我们需要“重返八十年代”，但我们需要的“重返”是回到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所引发的痛楚那里，而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知识的花园和历史的漩涡。把一九八○年代变成新的“文献”是一种回避公共价值和现实承担的政治怯懦，而本文之所以把重返一九八○年代的语境仍旧设置为“启蒙”，并不是沿袭旧有的文学史叙事中的新启蒙话语，所谓的回到起点也不是回到新启蒙时代的起点，而是回到启蒙话语的公共性和理性的起点。正如当下公共性中那些触目的现实所昭示的那样，回避启蒙的本质是对日益严峻的现实病痛的逃避，也是对文学遭遇的永恒困境的逃避；不从本质上认识一九八○年代启蒙的得失，就根本没有办法真正面对文学所遭遇的现实问题，而只能在历史的帷幕下不停地追加“历史化”冲动。

回到起点

对于一九八○年代而言，无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还是“新启蒙运动”都有着内在的局限性。前者被拘囿在政党意识形态的限度之内，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原因，启蒙并未向它应有的空间充分地敞开，公共空间中的主体还停留在对过去的有限度的声讨和对新时代的“感恩”之中；而后者，即“新启蒙运动”，尽管把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政治变革热情和经济现代化，引导到了文化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层面上，但其中盲目地混杂了太多文化热中引进的不能互相通约的各种思想资源，快速形成了某种价值上的表层的统一性―――对现代化的渴望，但这种统一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文化现代化，既没有敏锐地关注也没有能力化解时代生活中不断复活、不断淤积的激进的政治心态。整个一九八○年代，启蒙的热情既浓烈、充沛，又混沌、纠结，启蒙观念与世俗现代化追求的缠绕再次回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怪圈之中。事实上，所谓的“改革开放”、“四个现代化”仍然是“救亡”情绪的历史性延续，民族国家图谋富强的目的与启蒙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对立：忽视和回避了政党意识形态的本质性问题之后的启蒙，与国家在民族强大的目的那里能够达成一致；但当启蒙对公共领域的核心问题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盲目的启蒙热情演化为种种不假思索的激进心态的时候，启蒙与民族国家之间、与政党之间的矛盾就开始变得不可调和了。

“新启蒙运动”在一九八○年代末的戛然而止，把又一场演化为“动乱”的激进政治形态留在我们的历史记忆里。这一记忆的悲壮除了偶尔刺痛启蒙消退后的幽秘的政治内心和为那些逃避启蒙的人提供借口之外，并没有被真诚地反省和思考过。一九八○年代，一个宣告启蒙瓦解、价值分化的时代开始了对启蒙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并不是单纯地思考我们的启蒙观念需要怎样改进才能继续下去，而是不合时宜地演化为所谓回归传统的新保守主义和西方后学资源背景下的“反启蒙”的文化心态。一九八○年代初的一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把对一九八○年代的启蒙运动的批判导向了对单纯而热烈的启蒙思想激情的质疑。陈平原把“新启蒙运动”的失败归咎于学风的“浮躁”和“空疏”，而为启蒙指引的方向是自我约束的学术规范和深厚、系统的学理基础。这种“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逻辑把启蒙的发展寄托在启蒙本身知识化、学术化的基础之上；但在一九九○年代后不断完善的学术规范、学术体制之内启蒙的气息却日益微弱，相反对各种新奇知识输入和思想资源的热情却有增无减，后现代话语的滋生与兴盛就是这一趋势的产物。在一九九四年那场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论争的大潮中，知识者经由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逻辑批判和否定了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借用的仍然是西方对现代性后果的反思路径，但在一个现代化或现代性根本没有完成和实现的国家，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如何实现过度与对接呢？显然这并不重要，这是卡林内斯库所描述的“恶魔的现代性”寿终正寝时“狂野欢庆”的时刻，是知识者一种盲目的发现真理的狂喜和表面化的知识冲动，在对一九八○年代和“人文精神”论争中的启蒙话语提出否定之后，是对一种没有中心和主体消散的世俗化社会的认可，是对一个更多的存在于知识虚构和现实顺从的“全球化”的资本世界的空洞地设置。这对于只是希望追求单一现代化方向的意识形态来说不但未能构成显著的“批判”功能，反而成了一种“积极”力量，而对于启蒙来说则是戴着反思启蒙面具的消解启蒙和“反启蒙”的话语的疯狂滋生。“反启蒙主义”思想在西方由来已久，是伴随着启蒙发生、发展的一种带有警示意义的现代思潮，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正如奥斯本所认为的那样：“质疑启蒙正是启蒙的一个方面，而并不必然是敌视启蒙的行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把启蒙定义为“神话”、批判其“极权主义”特征的时候，也没有否认这实际上是“逃避真理”和“信仰非理性化”的结果，而很难说是启蒙的原始理念的初衷与目的，恰恰证明了启蒙的必要性和永恒性。但在中国一九八○年代后的现实情境中，“反启蒙”往往导向的不是对“理性”、“民主”、“科学”和“主体”的严肃的反省和思考；相反他们的知识冲动和理论“激情”乐于在批判和反对启蒙的过程中，培育犬儒主义、虚无主义的虚假的精英心态，这似乎再次论证了知识精英以“民众监护人”的身份充当启蒙主体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但是，知识精英的失败既不能成为宣告启蒙失败的理由，也不能把启蒙责任的承担交给大众、国家或政党，而是应当像有的论者在一九八○年代就清晰辨识的那样：“谁启蒙？启谁的蒙？所有意识到启蒙的意义的人，都既是启蒙者，又是被启蒙者。不是少数自称‘精英’的人充当启蒙说教者，连这些自称‘精英’其实也同整个知识界一样身上带着老传统和新传统深深浅浅的戳记的人民，也要跟着‘非精英’们一起接受时代的启蒙”。

一九八○年代之后，盘绕在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上空的各种论争，诸如激进与保守、人文精神、后现代与后殖民、民族主义、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等等，都没能把启蒙往前推进一步。在我们这个时代，严峻的时代精神昭示的并不是启蒙的困难、复杂，需要的也不是什么启蒙的知识梳理与抽象探究，启蒙在触手可及之处。关于启蒙的知识合法性的建立以及知识叙事的蔓延彻底掏空了启蒙的本质，一个忽而僵化、忽而变动不居的启蒙观念逐渐形成了。我们使用的这一启蒙话语是复杂化的、历史化的和歧路丛生的，是被中国五四以来的民族国家话语和所谓的现代性目的论绑架了的启蒙，是被后启蒙时代的启蒙话语的累积掩埋和扭曲了的启蒙，它已经变成了社会领域和知识空间里的“规训”话语，成为各种消极的主体谋求共同体私利的“口号”。对于我们来讲，越来越清晰的是，“八十年代的启蒙不是过头了，而是远远不够。”这仍然是一个急需启蒙的时代，而在这样一个时代返观那个“辉煌”而落寞的一九八○年代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的反思已经很多，多到过量，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某种启蒙的起点。

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启蒙

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医生默森在关于如何对“公民”进行启蒙的一篇讲演中提议：

1.应该精确地定义：什么是启蒙？

2.我们应该确定我们的民族（或者至少我们直接面对的公众）在理解的方向、思想的方式以及成见和伦理中的缺点和不足，研究迄今为止它们已经得到了多大的改进。

3.我们首先应该攻击和清除那些最有害的成见和错误，培养和传播那些最必须得到普遍认识的真理。

4.即使四十多年的思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在我们的国家似乎比在其他的国家都深得人心，即使对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教育也逐渐得到改进，为什么对公众的启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在重新观察一九八○年代的启蒙语境之前，默森的这四个问题也许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什么是启蒙？对于目前的知识群体、思想界和学术界而言，似乎根本不构成问题，对于什么是启蒙，我们有很多解释，但这些解释没有让启蒙重新成为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哈贝马斯）规划，而是导致启蒙离公众、人民愈来愈远，后者已不再关注启蒙这样深刻的“公共”问题，知识者已经把启蒙这个应当明晰和清楚的概念变得晦涩、抽象和极端陌生。还原启蒙概念的明晰性，实际上就是回到启蒙的本质―――公共性―――上来。

康德在谈到启蒙的时候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在这里启蒙不仅仅与运用理性相关，而且必须强调这种运用的公开性、公共性，“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譬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等等）要优先于“私下运用理性的自由”。为了强调理性的公共性，康德甚至于为此设立了一个公共权利的先验公式：“凡是关系到别人权利的行为而其准则与公共性不能一致的，都是不正义的。”即便到了福柯开始反思启蒙的时候，仍然不能放弃启蒙的公共性，而且经由公共性把启蒙的问题定义为一种“政治问题”。当启蒙在公共性的基础上成为一个严肃而根本的政治问题时，阿伦特所认可的公共领域才会真实有效地显现，而其在这种显现之中，启蒙才会经由公共领域与一种永恒性相联系，或者说，只有在公共性的基础上启蒙才能成为永恒的追求。公共性“就是世界本身”，也是启蒙的根本所在。正是因为启蒙需要这种公开性我们才要保证启蒙概念、启蒙话语本身的这种明晰，正如阿伦特在解释“公共的”时候所指出的：“它（公共的）是指，凡是出现于公共场合的东西都能够为每个人所看见和听见，具有最广泛的公开性。对我们来说，表象―――即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其他人所看见和听见的东西―――构成了现实。”换句话说，只有让启蒙的核心理念能够被多数人所理解、所明白，启蒙才有可能开启自己的公共空间。但这样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进程中却时时成为某种阻碍。而在一九八○年代，尤其是一九九○年以来，知识化、理论化、学术化和历史化又让启蒙话语蒙上了层层语言的尘土，变得愈发混杂、暧昧乃至幽秘起来，从而又丢失了自身的公共性，堕入理性的“不成熟状态”的私人性里。至此，本应该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的启蒙在中国却时时成为一个显著的、令人遗憾的道德问题，不解决启蒙的道德问题，就不会有真的启蒙主体，那它的政治问题（即公共性）的本质性就没有归属。这也就是为什么康德在定义启蒙的时候要反复强调启蒙的道德属性。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强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不难看出但我们却缺乏足够认识的是，康德在定义启蒙的时候已经清醒地预见了启蒙遭遇的最大的问题是道德问题，是大量“懒惰和怯懦”的人对于安逸的“不成熟状态” 的沉溺，而不单单是什么理性、理智的问题。“懒惰和怯懦”与“勇气”是相对应的，这一组不同的启蒙行动的选择把启蒙的道德属性揭示得淋漓尽致，而且这种揭示在启蒙的历史之中也成为辨别启蒙主体行为的准则，经由这一准则，启蒙的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就实现了共通，而康德也正是在“公共性”的前提下讨论政治和道德的一致性的。在阿伦特看来，“勇气作为最基本的政治态度是一种美德”，而在政治生活里，当理智和理性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行动和责任是正确的，也即指出了公共空间的政治行为的“成熟状态”的时候，我们却畏葸不前，任由“懒惰和怯懦”（尤其是后者）把我们拘囿在“安逸”的逃避状态里，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道德残缺，也是勇气这一美德的丢失、启蒙的公共空间的闭合。因为导致勇气丧失的主要原因就是启蒙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必须在公开状态下自由使用理性的问题，而公共性如果在一种专制和强权的状态下，无疑对个体构成某种难以抗拒的震慑和威胁，这时候，启蒙的主体才遭遇最大的考验，启蒙的成败也在于这种实现理性公共性的成败。公共的即是危险的，而公共的的才是启蒙的，启蒙最大的敌人就是主体面对公共性的“懒惰和怯懦”。强调和恢复启蒙的公共性，是考察和研究一九八○年代我们在启蒙上的得失的必要前提。

毫无疑问，一九八○年代是一个公共领域、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文化最为充沛的时代，也是公共思想界、公共知识界和公共知识分子最活跃的时代，但一九八○年代的公共性在事实上是否是成熟有效的呢？事实上，邓小平在讲到“拨乱反正”时已经严格框定了它以及其后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限度了，也就是一九八○年代的公共性的限度，这一限度不仅限制了公共空间的政治区域，也严格限定了公共语言的政治范畴，它对公共性的约束是本质性的。公共性的基础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尽管***在很多座谈会上推荐人们阅读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但他无法保证真的实现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保障。意识形态有限度的敞开公共空间并不等于一个公共性时代的到来，表面的公共性的繁荣仍然不能遮掩马克思所批判的事实：官方的色彩是唯一合法的色彩。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末才会仍然有这样的呼吁：“依法保障人身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当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启蒙工作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新闻改革”。所以，一九八○年代在公共性上整体表现出康德所定义的开明君主的忠告：“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必须听话。”因此，在一九八○年代前后发生“两个凡是”、“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针对公共领域的政治性运动就不足为奇了。所谓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启蒙对公共性、对公开自由使用理性的需求方面敞开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整个意识形态和制度并没有脱离原有那个强烈压制启蒙的政治语境，因此，我们把一九八○年代称作一个“启蒙的时代”，无疑是在极大降低启蒙的要求和标准的基础上使用启蒙的。我们并没有为启蒙的健康发展和理性的成熟运用争取到合法的公共空间，以至于一九八○年代那些“人道”、“自由”、“尊严”、“价值”、“权利”等抽象的启蒙理念的彰显都是脆弱的、缺乏现实的政治基础的；而一九九○年代所谓的公共生活的断裂和启蒙统一性的瓦解也不过是告诉我们：启蒙在一九八○年代远未实现。原因则在于一个真实有效的公共空间的缺失。

此外，一个由火山爆发式的文化热、知识热所形成的“阅读时代”的“阅读公众”，与“真正的启蒙公众”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我们在谈起一九八○年代的阅读热的时候，总是把一个那样的阅读的时代想象为一个知识的时代、理性的时代、自由的时代，但我们显而易见忽视了一个隐含着严峻的政治障碍的启蒙时代对文化需求、知识需求和历史需求的限度。正是在一九八○年代的启蒙思潮和文化热中建构起来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信仰，导致了启蒙的知识化、复杂化，一个本应简单、明晰的启蒙观念在一九八○年代对启蒙的研究中已经变得晦涩、混杂，所谓的文化热，所谓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文化修辞已经退化为一种抽象的知识缠绕，这就是一九九○年代以后知识体制专业化的知识基础和观念前提，也是启蒙主体遭遇一九八○年代末的政治挫折、公共危机之后的逃遁之地。启蒙固然是知识的、文化的，但它首先是公共的、政治的，类似于布隆纳所定义的启蒙：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或者是阿伦特定义的“积极生活”：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而尽管一九八○年代的启蒙在公共性方面有着突出的显现，但这种显现的主体建构和政治基础还很薄弱，只能算是政党意识形态调整期的表象的公共繁荣。

启蒙文学的困局

启蒙与文学的关联发端于启蒙现代性方案在中国的开始，在被张灏所定义的中国思想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时代”（一八九五-一九二五），知识分子出于政治变革对语言变革的强烈诉求而首先从文学革命入手来宣传启蒙观念。与其说文学革命是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文学自觉，不如说这是一场政治自觉的运动和公共意识的觉醒。而启蒙与文学的这种有意无意的历史性关联，随着启蒙观念本身在中国逐步被救亡、革命、政党、民族、国家等话语扭曲为一个不再和自由主义的主流现代性方案相关的观念的时候，启蒙文学也就逐步失去了积极的启蒙作用，而是渐渐地被绑缚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政治变局中，被利用、扭曲乃至放逐，最终启蒙与文学的双重目的都遭受了沉重的损伤。一九八○年代作为又一个启蒙思想的高潮、启蒙文学的复苏，一开始就没有把启蒙与文学之间的历史性困局当作某种障碍，启蒙文学承担时代政治文化变革的使命是顺理成章的，文学服务于新时代、服务于现代化的热情日益高涨。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那些试图剥离启蒙使命与文学创作的各种努力都显而易见地被忽视了，而且作家们的“惯性运动”中建构的与人民、民族、国家等意识形态话语的关联比晚清和五四要强烈得多，这不仅不能说明新时期的政治自觉、理性自觉，反而更加强烈地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某种政治蒙昧、文学僵化和主体迷失的历史性局限。

早在建国之初就构筑的文学体制和文化制度，在新时期得到了恢复，虽然在新时期初期出于对饱受困厄的文艺界的安慰和对文艺创作的鼓励，党的领导人多次提出“不横加干涉”、尊重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尊重作家的创作精神等令人振奋的话语，但这些话语在后来的粗暴干涉的政治行为那里就显现出了党的文艺政策作为政治修辞的游移来。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和艺术自由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缺失的语境下产生的启蒙文学，包括“伤痕小说”、“反思小说”、“知青小说”、“改革文学”、“朦胧诗”、“归来的歌”，等等，如今从启蒙的公共价值和文学的审美价值的角度来看都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显现出包括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内的所有的启蒙主体在启蒙视野方面的褊狭。大多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仅仅满足于权力的重新获得，满足于党在政治上的抚慰，满足于有限的公共空间的自由所呈现出的那种暂时的活力和激情。他们的政治求索和公共热情仅仅局限在政党意识形态所框定的边界之内，对于启蒙在本质上所要求的公共性、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等，他们更多地体现出康德在论及启蒙时所说的运用理性时的“无能为力”、“缺乏理智”和“勇气”的“不成熟状态”。当然，一九八○年代仍然有一些勇敢挑战公共性边界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思考和言辞已经触及了启蒙的本质，但也同时触及了一九八○年代意识形态的“禁区”，这使得那些睿智的言辞要么被打压，要么被拘囿在有限的知识场域中讨论。无论对于新启蒙思潮而言，还是对于新时期文学而言，一九八五年都带有某种“延伸和转折”的重要意义，在文化热、知识热走向高潮的关节点上，启蒙与文学的关系被导向一种新的、更深刻的困局之中。经由知识输入对话语资源的丰富、对现代性想象的推动，文学开始在“向内转”、“回到文学自身”、“走向世界文学”等口号中，拥有独立的、自由的“现代”色彩。事实上这些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从本质上来讲还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自由化”，是跨越了政治差异、建立在新知识基础上的某种模仿，这与启蒙吁呼的自由主义理念截然不同，虽然会经由文艺思潮的传播引发某种社会性的自由化风潮，但是并不会对公共性的敞开带来多少积极的作用；相反，这一批“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哲学背景和社会学效应，已经对启蒙构成了某种潜隐却有力的威胁。如“寻根”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先锋”对现实的消解和对虚无主义的培育、“新写实”褒扬的日常生活对启蒙的精英意识的颠覆等。但是，从文学本位的角度来看，“寻根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巨大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在文学价值上远远超越了解冻时期的“伤痕”、“反思”等文学思潮，但它们在启蒙上的缺失却也是明显的，其中关涉到的启蒙与文学关系的吊诡之处尚未被我们深刻认知。

汉娜・阿伦特在论述“公共领域”的时候深刻触及了艺术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她看来，“个体经验的艺术转化”关涉“个人生活的最强大的力量―――如心灵的激情、大脑的思想和感官的愉悦”，这些“不确定的、朦胧的”心理现实必须被加以“非私人化、非个人化”的变形，才会具有适合“公共表现的相状”，也就是艺术的转化。这种变形所呈现的“私人生活的隐私性……总会极大地强化和丰富人的全部主观情感和私人感受，但这种强化向来都是以失去对世界和人的现实性的保证为代价的”。也就是说，尽管艺术对个人经验的转化已经让它具备了某种公开性，但这种公开性仅仅是“照亮我们的私人生活和隐私生活的微光”，仍然严格区别并屈服于公共领域的那种“刺目的光芒”、“那道无情的亮光”。艺术更多的是一桩“私人事务”，它关心和维护公共领域认定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由于艺术的原因，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染人的魔力”，其中的“关爱和温情甚至可能代表着世界的最后一个富于人情味的角落”，“因此整个民族都可以将它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加以接受”，但这并不会也不应该“改变它那基本的私人性质”，“整个民族私人的东西、着迷的东西的这种扩大并未使这种东西成为公共的，并未构成一个公共领域；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公共领域已经彻底退缩了，从而在一些地方，宏伟都被魔力取而代之了。因为尽管公共领域可以是宏伟的，然而它却不可能是迷人的，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它不能容纳无关紧要的东西”。对一九八○年代的文学语境而言，前期的启蒙文学的私人性受制于当时的政治化的主体性话语、民族国家话语、现代性话语等的内在局限，其私人性的艺术特征被一种喧闹而“宏伟”的公共性、公开性所取代，而这种“宏伟”无疑并不是真实的、现实的和公共性的“宏伟”，它恰恰是一种“魔力”。这一“魔力”与后期的现代派的“魔力”不同，前者是一种政治障碍，而后者才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艺术的私人性的“魔力”，而这却又是“无关紧要的”，同前期的“魔力”一样构成了对启蒙公共性的消解。在哈贝马斯论述公共领域的时候，本来存在着一种“文学公共领域”作为通往“政治公共领域”的中介，在他看来“虚构”文学作品中的私人个体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密切相关，私人性的经验关系开始经由文学公共领域的“人性”而进入政治公共领域，并把组成公众的私人一起“共同推动向前的启蒙进程”。但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带有某种社会学想象的色彩，即便这种想象的文学机制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的建构过程中有过积极的功能，但前提仍然是后者也即“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要先于“文学公共领域”建构起来，才能让一种私人性中的人性得到公共空间的现实认可。简单来说，哈贝马斯也要强调这种“文学公共领域”是要以新闻检查制度被废除为政治前提的，而且“文学公共领域”的交往过程要超越社会和政治的特权，有自明的法律规范的普遍性和规范性标准作为保障。对于一九八○年代那个貌似“文学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繁荣而言，我想以上的政治性前提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九八○年代同样拥有所谓的地下沙龙、同仁杂志、文学集会等机制就认为有一个“文学公共领域”存在着，即便它存在，也是一个被掏空了本质的躯壳而已。如同席勒的审美乌托邦（五四时期王国维、蔡元培也有过“美育代宗教”的一体化幻想），把艺术的审美王国作为政治自由和社会和谐的有效中介是理想化的，事实上建构起来的仍然是一个“游戏和假象的王国”。

总之，一九八○年代启蒙与文学的历史性关联仍然是危险而徒劳的，“启蒙文学”的观念如一个矛盾的晶体，坚硬而毫无规则，它处在艺术的私人性与人的政治性的公共需求之间的夹缝中无所适从，启蒙文学常常陷入启蒙与文学“鱼和熊掌”的悖谬处境中，而一部所谓的启蒙与文学完美结合的作品的启蒙意义，也往往是被一种膨胀了的启蒙阐释话语强行追加的，我们赋予一部文学作品以启蒙内涵，在新时期文学中太过草率了。对一九八○年代的启蒙文学的困局的这种描述，并不是否定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价值，而是强调要苛刻地对待启蒙文学的启蒙性、文学性，这是对历史负责，对文学负责，对现实的启蒙困境负责，对未被实现的启蒙夙愿负责。即便在启蒙文学的视野中，我们仍然要首先强调启蒙的公共性、政治性，强调文学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一个成熟、公开运用理性的公共语境，这是不可或缺的，回避了这一前提的文学将遭遇诸多困境，简单地说就是文学无论是主动介入，还是自觉规避或消极逃逸最终都将成为错误，无论是否产生杰作，文学都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愈来愈乏人认领的尴尬边缘。在中国，公共性的启蒙问题得不到本质的解决，启蒙文学就只能是一种无力又无奈的权宜之计，甚至只是一种疲倦的文学史想象。因此，在当下的创伤语境中重返一九八○年代只应站在“永恒批判”的门槛上，而不是一个消极的历史化的知识构想之中。正如福柯在解释启蒙的时候所说的：“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永恒态度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回到一九八○年代的启蒙处境中，依靠的就是这种联系现实与历史的永恒批判的态度，而不是在一种追悼和缅怀的情绪里把一九八○年代想象为某种启蒙的“仙境”，而忽视了我们注定遭遇的“险境”已经深深植根于一九八○年代之中。

【作者简介】何同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讲师，《扬子江评论》编辑。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 张学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