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戏剧为什么要搬出“启蒙”问题？

中国大陆当代戏剧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性障碍。研究中国戏剧的思想和精神状态，绝不能回避启蒙问题，因为启蒙的核心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等），至少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仍然具有十分迫切、十分重大的意义。没有人的思想的启蒙，便没有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便没有社会的现代化。

以话剧为标志、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戏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是以五四启蒙精神为灵魂的。从中国现代戏剧的崛起来看，有三个问题是紧紧扣在一起的：第一，文化启蒙问题。第二，改造国民性问题。第三，提倡新兴的、来自西方的话剧，高扬戏剧的文学性。这三个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即人与戏剧的现代化问题，换言之，即戏剧如何成为促成“人的现代化”的精神助力的问题。同样，后来的“解构”文化启蒙、“质疑”国民性改造、排斥戏剧的文学性，几乎也是同时发生的。这更加说明了这三个问题的内容是一致的。当五四时期话剧刚刚兴起的时候，陈独秀、鲁迅、胡适、傅斯年，以及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他们都是首先看重话剧的文学性。他们之所以看重在新兴话剧中得到高扬的文学性，又是因为文学是戏剧艺术之“精神”得以寄托的地方。当时中国人面临的最大的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就是把几千年文化传统所造就的国民性，改造成“现代人”的新的国民性，这也就是文化启蒙的根本任务之所在。那时旧京剧之所以受到批判和否定，就是因为：一，它在精神层面上十分贫乏；二，即使有些“精神”，也大多是陈旧的，与现代启蒙文化相背离的。

鲁迅等文化启蒙者所倡导的国民性改造，绝不是从地理、民族的差别上提出问题，而是从时代、历史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不是“西方”来启蒙“东方”，而是“现代”向“前现代”提出挑战。几千年的“臣民社会”要进化为现代的“公民社会”，“臣民”变为“公民”，就是没有自由、平等、民主意识，没有意识到自身“个人”价值、尊严和责任的“臣民”，变成自由、独立的现代人―――“公民社会”的“公民”，即鲁迅所说的“人国”之“人”。这就是国民性的改造。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质疑和反对鲁迅的人，恰恰没有看清这个问题的时代性和历史性，以致将后来的“思想改造”，特别是“文革”中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与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混为一谈。都是“改造”，但改造的方法与改造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五四文化启蒙下的国民性改造是将“非人”（前现代的、没有独立自由的奴隶）改造成“人”（一个现代人，公民社会的“公民”），而后来极左政治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人人“斗私批修”、“触及灵魂”等，则是将“人”扭曲为“非人”，或将“非人”进一步“非人化”。当年鲁迅深刻地揭示了“阿Q精神”，就是告诉国人：国民性如不改造，人如果不现代化，任何“革命”都将走向反面！鲁迅谈到《阿Q正传》这部作品时，提出了一个概念：“阿Q似的革命党”。阿Q精神是未经现代化洗礼的旧的臣民性格弱点的集中表现。他是奴隶，但时时想当主子。在比他强的人面前他是奴才，在比他弱的人面前，他是“主子”。他要革命，但他不否定被革命的旧秩序。他革命的理想就是：我有了权，要什么就是什么。当年鲁迅说，这一种“阿Q似的革命党”以后还会有―――现在，显然也并没有绝迹。在中国，文化启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国民性改造即人的现代化，也是一个远未完成的任务，所以要不断提出启蒙问题。

二、政治颂歌压倒文化启蒙

五四文化启蒙运动，在推进人与社会的现代化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总体说来，它最终是夭折了、失败了的，或者说是被异化了的。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所谓“革命吃掉民主”（李慎之），都是说五四启蒙被政治化、革命化之后，它本身的文化价值观念被置换和颠覆了。国共两党决战的结果，专制而又腐败的国民党失败了。新政权建立之后，许多知识分子都似乎觉得启蒙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将揭开崭新的一页。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人在唱：“从来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五十年代初中国的舆论大抵也是如此。乌托邦的迷信，取代了对社会现代化的理性追求。

既然文化启蒙已经“完成”，国民性改造也就不存在了。在“工农作主”的新社会，需要改造的不是国民性，而只是一些政治上的“另类人”―――地、富、反、坏、右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改造的方法、内容也完全不同。原先文化启蒙所坚持的那些文化价值观念，这时便成了反面的东西。不仅国民性改造问题不能再提，即使胡风所说的人民大众身上那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是十分犯忌的。五四时期的那三个问题：文化启蒙、国民性改造、高扬戏剧的文学性，如今只剩下了一个失去原先目标的“文学”。文学干什么呢？只有一个任务：做权力工具，唱政治颂歌。于是，政治颂歌压倒文化启蒙。重挫文化启蒙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新政权的建立与五四文化启蒙运动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没有五四，西方启蒙精神就不会来到中国，照亮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如果没有五四的开放，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也不会把马列主义送到中国，从而点燃了共产主义运动与红色革命的火炬；如果没有抗日胜利之后澎湃于全中国的民主大潮，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胜并掌握大陆政权。这样说来，新政权不是与现代启蒙运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吗？然而同时，政治革命理论更强调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红色政权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所赢得的，文化必须服从政治，“文化启蒙”必须服从政治利益的需要和指挥。于是，作为一种文化启蒙表征的“武训精神”，便面临着巨大的悲剧性。

教育是人类启蒙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领域。一个文盲的国家，不可能有全民的启蒙。能读书、看报，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愿，才能进入精神上的启蒙―――摆脱政治上、思想上统治者的束缚，进行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学会运用自己的头脑，而不是要别人管着自己的脑袋。这种“文化翻身”无异于开启了通向思想自由的大门。显然，武训所代表的那种“文化翻身”的要求，正是一种启蒙精神的表现―――先睁开眼睛识字，再开动脑筋思考，从传统社会那种没有“自我”的“臣民”，一变而为现代社会的具有“自我”的公民。达到这一步，五四时期提出的国民性改造，就算完成了。但是对《武训传》的批判，实际上就堵塞了一切文化启蒙的可能性。

同时，戏剧舞台上的歌颂之声，则受到了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其时歌颂剧大兴，老舍的《龙须沟》便是歌颂剧的代表作。北京城里一条臭水沟给市民生活造成困难和痛苦，旧的当权者不加整修，新的当权者把它修好了。戏的核心精神便是感恩和拥戴。政府做这些事是它应尽的义务，本没有什么值得加以表扬的。如果不做或做不好，倒是应该批评的。如果这样的事也能构成戏剧冲突，那么现在大陆不少城市仍然能找出臭水沟，又怎么说呢？诚然，《龙须沟》也在新旧对比中写出了“人”的变化，如那位程疯子的生活和命运的变化。但是，老舍在写“人”的变化时，似乎有意避开了五四文化启蒙与国民性改造问题，而是勉强袭用了《白毛女》的那个“红色经典”的模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在这里，所谓“人”，并不是经过文化启蒙的具有“自我”主体性的现代公民，而是一个国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叫做“国家的人”。鲁迅所说的那种“阿Q似的革命党”，即使从昔日“奴才”变成了今日“主人”，他也绝非一个“现代人”。《龙须沟》的歌颂模式、感恩模式成为大陆当代戏剧的主流模式。

三、“乌托邦”戏剧：仍然是旧有国民性对现代启蒙理性的吞噬

五十年代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号称“三面红旗”，这三者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乌托邦”诱惑下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精神癫狂病。表面上想快速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造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最大的和平年代的灾难。如果把这场大灾难仅仅看成是“革命急性病”、“极左路线”所造成，那就太肤浅了。从这场灾难中，可以看出中国旧有的“国民性”的一些特征，可以看出国民性的劣根性吞噬现代启蒙理性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鲁迅在阿Q身上刻画过中国人的“国民性”：讳疾忌医，夜郎自大，自欺欺人，精神麻木，在虚妄不实的想象中“克敌制胜”（所谓“精神胜利法”）等。当时中国要“赶英超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完全是头脚倒置地走路，是在“头脑中”完成那些先进国家通过多年脚踏实地的奋斗才完成的历史任务。

五十年代的一批歌颂“大跃进”、宣传政治“乌托邦”思想的戏剧，一度占领舞台，实际上进行的是一种吞噬现代启蒙理性的愚民教育。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老舍的《红大院》，以及《降龙伏虎》（段承滨、杜士俊）、《烈火红心》（刘川）、《共产主义凯歌》（陈恭敏、王炼）等，就是这方面颇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些剧作中，现代启蒙的那些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如人性、人道主义、人的自由和个性、社会的民主和平等，都被歪曲、否定了。在全民“大跃进”中，“人”成了革命化、集体化劳动中的一只只蚂蚁。在田汉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那些无私忘我的工农兵“英雄”，心中没有“我”，没有“个人”，只有“革命”，只有政治。连续三十六小时劳动不下“火线”，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受到严厉批判，生物教授被骂为“死物教授”。剧中说，大学生、大学教授“十年窗下糊涂得紧，还不如来一次十三陵”―――这里才是真正的大学。来这里吃窝窝头，就是吃改造思想的“改造丸”。

《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突出强调，反映了“乌托邦”戏剧对五四启蒙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大颠覆。本来，现代知识分子是启蒙的主力军，现在，他们被置于阶级政治的底层，要他们吃“改造丸”，要他们放弃“自我”，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剧中以郭沫若为模特儿写的那位工地慰问团团长说：“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属于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非改造不可。知识分子好说什么‘任重道远’，这是吹牛，他们挑不起这个重担。”剧中甚至写到，即使二十年后实现了“共产主义”，也要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检疫”，以防止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细菌的繁殖。这里提到的“思想检疫”四个字，十分值得注意！一切恐惧和破坏思想言论自由的势力，都离不开“思想检疫”，从古至今都是如此。田汉本人就是在思想大“检疫”中送了命的。“思想检疫”是文学艺术创造精神的大敌。问题在于：《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类作品怎么会提倡“思想检疫”呢？

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学说，在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启蒙大军中的一翼。自由、平等、民主、科学这些启蒙文化价值，也是这些学说的信仰者们所认同的。在争取思想自由，反对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斗争中，他们往往冲在前锋。在中国现代民主主义革命中，他们以左翼的面貌出现。那么，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启蒙之路又是如何中断的呢？

没有监督和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专制，专制必然反启蒙。一九二七年之后，国民党中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大都是反五四启蒙思想的（如蒋介石），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时是支持五四启蒙的。本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中国，现代民主建设就困难重重。在中国，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国民性”问题。鲁迅在阿Q身上所看到的“国民性”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的“革命观”。这种“革命观”不是堂而皇之地写在政治纲领上的，而是刻画在“造反者”的心灵深处及其社会实践中的。概括起来说，这种“革命观”认为：革命就是权力易主。阿Q一旦掌权，“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人对人的“统治”（压迫、暴力等）一仍旧惯。这叫做“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新的人压迫人的现象。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一类“乌托邦”戏剧中，似乎当了新社会主人的是工农大众，而沦为被统治者的只是极少数地、富、反、坏、右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不然，名义上的“主人”其实还是奴隶。“三面红旗”之下饿死几千万人，就是明证。田汉在《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中预言“二十年后”就是共产主义无限美好的社会，他的话音刚落地，一年以后，全国大饥荒就来临了。

从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的“民主潮”中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一九四九年迎接新政权时，很多人都相信五四启蒙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知识精英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失察和麻木，使得后来的一切反现代、反文明的重大事件，都不会遇到理性力量的强有力反抗，故“大跃进”、“反修防修”、“文革”都顺顺当当地发生了。

四、“反修防修”戏剧：进一步反人道、反人性、反启蒙理性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几千万人的饿死而遭到质疑。但个人崇拜造成了新的愚昧与癫狂。这不仅掩盖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错误，而且进一步造成了巨大的民族灾难。以“反修防修”斗争继续“不断革命”，终于酿成十年浩劫的“文革”。

所谓“修正主义”（Revisionism），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思潮和一个派别，它屡遭正统“马列主义”的排斥和批判。修正主义的出现，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关于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启蒙的文化价值观念，属于人类文明史上创造出来的共同财富，资产阶级利用过它们、发展完善过它们，但它们本身并非仅仅是属于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可以争取超越启蒙，但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它应该“启”资本主义未能“启”之“蒙”，把那些普世文化价值运用到更高的文化阶段和水平上。第二，如何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修正主义”提出了“和平过渡”的理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也反映到哲学、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领域。所以，文学上那些带有启蒙文化价值倾向的作品或理论主张，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文学”。列宁批判过德国的修正主义；斯大林、赫鲁晓夫批判过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中国批判过苏联、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中国的刘少奇、邓小平又被指责为中国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修正主义者”所要“修正”的那点儿东西，恰恰是很值得修正的。如刘少奇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邓小平的重视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都是利党利国的好主张。而修正主义的批判者们倒是被历史嘲弄了不少。赫鲁晓夫批了铁托的修正主义，又不得不赔理道歉，与之重归于好。中国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发表了九篇大文章批修（号称《九评》），其中所说的“大道理”也大都被历史事实所推翻。

中国的“反修防修”文学和戏剧，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从人的精神状态上说，“反修防修”戏剧已经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文革”中那种现代蒙昧主义与现代愚民文化，已经在这些作品中开始演习了。这些作品从“人的精神境界”上定下了“反修防修”戏剧的主调。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了在高调的“乌托邦”思想诱惑下，维护和强化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一种绝对“一体化”（“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权力运作机制，绝不给“修正主义者”（“文革”中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松动这一机制任何的理论空间与实践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些戏当中，以最强烈的色彩和最高的声调所表现的，就是现代迷信―――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这是摧毁一切“个人自由意识”和“个人价值尊严”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修防修”斗争中，雷锋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的化身。第一，他“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有政治“报恩”思想，有“捍卫”红色政权的“阶级觉悟”。第二，他是解放军战士，这一点至关重要。“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这两点形成了他对最高领袖的无限崇拜，他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如果全国都是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红色”政权便不会有“变色”之虞了，“人的现代化”也就被置换为“革命化”了。当然也疏离了以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为核心价值的五四启蒙精神。

“反修防修”者所反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这种“演变”发生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是经济上的“市场化”；第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化”；第三，是思想上的“自由化”；第四，是文化上的“多元化”。刘少奇、邓小平所支持的“三自一包”（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就是为了缓解“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困难而采取的一种宽松政策，但上纲到“思想”、“路线”上来讲，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了。六十年代一批以城乡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戏剧，如《千万不要忘记》（丛深）、《年青的一代》（陈耘、章力挥、徐景贤）、《霓虹灯下的哨兵》（沈西蒙、漠雁、吕兴臣）、《激流勇进》（胡万春、佐临、仝洛）、《丰收之后》（蓝澄）、《青松岭》（张仲明等）、《龙江颂》（江文等），以及许多雷锋戏（如贾六执笔的集体之作《雷锋》），都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主题的。它们为了完成这一最高政治任务，不敢面对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往往是抓到一点矛盾事件就无限上纲，夸大其词，带有很大的生活欺骗性和政治恫吓性。远处悬挂着“乌托邦”明灯，发出诱人之光；近处横陈着“阶级斗争”的武器令人生畏。人们被驱赶到一个十分逼仄、狭小的，具有压迫性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环境之中。农村中的农民在失去经营农业的自由后，只能是一种“新奴隶”。在《丰收之后》中，生产大队队长赵大川连出卖余粮的自由都没有，他想争取这种自由，便被指责为犯了路线错误即陷入了修正主义，连妻子都把他看成危险的人。同样，在《青松岭》、《龙江颂》这些农村题材的戏剧中，都没有真正的现代自由农民生存的空间。一九七九年之后大陆农村的巨大变革，已经证明了六十年代农村“反修防修”反文明、反现代的实质。当时戏剧舞台上所塑造的那些“反修防修”的“革命新人”，不仅是一些政治理念的符号，也曲折地表现了五四时期鲁迅们力图加以改造的那种固有的“国民性”在“阿Q似的革命党”的思想指导下的变态存在。正是在这些地方，历史叫我们感到放弃五四启蒙的历史沉重感。

同样，“反修防修”也把城市的生活秩序“革命化”了。私人、个人没有合法的生活空间。《年青的一代》中的大学毕业生林育生想得到这个空间，便面临道德上的极大压力。即使他想使这个空间与“革命”相妥协、相认同，也仍然被视为“背叛”革命传统之人。在“反修”的视界之内，除了“革命”、“集体”、“国家”、“党”之外，是没有“个人幸福”一说的。林育生希望“革命”允许他不去边远艰苦地区，留在大城市，营造一个幸福的小家庭，上班时间认真搞好本职工作，下班时间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活（读诗歌、听音乐、会朋友等等）。这种合情合理而又合法的要求，在戏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在《激流勇进》中，知识分子欧阳俊（技术员）在事业上有自己的理想，想当一名有水平、有威望的工程师，这想法被一位“革命警惕性”很高的同事指出：“掺杂了个人成分”的理想，是错误的。与欧阳俊相比更物质一些的工人丁少纯（《千万不要忘记》），只不过是利用业余时间去打野鸭子，并到自由市场（当时叫“黑市”）出售，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如买条料子裤穿穿之类）。但这件事被提升为资产阶级腐蚀工人阶级的“没有炮火的战争”，这里揭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变“修”的逻辑：“腐蚀”的力量来自敌人―――资产阶级；“演变”的事实则发生在无产阶级身上。此前，毛泽东就提出了著名的“糖衣炮弹”论，讲的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说，共产党人的“腐败”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结果。六十多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权力产生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便会产生难以扼制的腐败。

在六十年代的“反修防修”戏剧中，“腐败”与“变修”往往被联系在一起来描写，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任腐败无限制地加剧，政权会垮台，但不一定会“演变”成资产阶级社会。《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一部取材和构思很有特点、描写人物又颇有功底的戏，本来可以成为一部难得的优秀之作，就是因为受了“腐蚀之力来自资产阶级”这一“反修”观点的影响，未能成为思想和艺术均臻上乘之境的好戏。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戏”出在“哨兵”（刚刚为夺取政权而在血腥战争中取胜的“土八路”）与“霓虹灯下”的现代大城市生活现实的矛盾冲突之中。如果把这里的“戏剧性”放在启蒙文化语境下加以处理，用现代意识的眼光来发掘各种人物身上的喜剧性或悲剧性，那将是一部十分厚重的作品。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城市与乡村，农民与市民，现代与传统……那会展开一幅幅多么丰富而复杂的时代画卷啊！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局限于“反修”之见，着眼于“拒腐蚀，永不沾”这种政治口号的阐释，把“资产阶级”的“香风”说成是腐蚀解放军的“毒气”，把现代化大城市与“革命”传统对立起来。这样，这部话剧便带上了反启蒙、反现代的精神特点。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原先所谓的“修正主义”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修正主义”所坚持的一些文化价值和执政理念，在许多方面是接续着现代启蒙主义的传统的。本文前面提到的所谓“和平演变”的四个“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并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水岭，而是区分现代国家公民社会与非现代（前现代）国家臣民社会的几个基本特征。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就说过：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文化多元化，在我国的实际社会生活中也已经接受了。这四个“化”当中，有着人类文化的普世价值存在。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在各种历史背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其实现和存在的方式、途径可以是不同的，但其基本精神，则是任何国家在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绝对不能回避、绝对不能抹煞的。“反修防修”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反修防修”戏剧所展现的人物故事十分荒唐。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从正面提出“反修防修”了，但那种“反修防修”的思维方式、文化理念还普遍存在着。因此，为了“人的现代化”（即国民性的改造，也即国民性的现代转型），我们还面临着重新振作现代启蒙精神的巨大任务。

二○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跬步斋

【作者简介】董健，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 张学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