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提倡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学术框架，并非是为了硬性地用时间来切割文学的空间环境，而是要说明一个被许多文学史家所忽略了的常识性问题―――文学史的断代不能依据当代人的好恶来随意进行时间的放大和拉伸，克罗齐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指的是治史的价值判断，而非断代理念。就中国古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约定俗成的断代方法而言，朝代更替和社会转型乃是文学史断代的重要依据，甚至为唯一依据。如果说这种断代理念是对世界社会进入现代性以前的文学史断代可靠的方法的话，在至今尚找不出对古代文学更具有学理性的断代方法之前，我以为这种以社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断代理念仍然是最适宜中国古代文学的断代方法，也是当前最有学术说服力的断代方式，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让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去改变它以朝代进行断代的超稳定格局。

但是，当世界历史的进程进入了现代社会以后，即便中国比西方迟了一两百年，那种封建王朝更替的规律性社会周期已经逐渐消失，其社会与文化的分期也就宣告了以王朝解钮来确立其断代标志的时代已经终结，因此，与之同步发展的文学的断代方式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西方，这个问题已经早已不是一个问题了，而在中国，这个问题反而变得异常地复杂起来了，那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的变革与之上层建筑不是完全吻合的，甚至有时呈现出了悖反的现象。

我们为什么要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古代与现代社会结构发生本质性改变的分水岭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和现代社会之间，我们还找到了一个过渡和缓冲的时期―――中国近代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社会和它一体的古代文学不是一夜之间就进入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学语境之中的，毫无疑问，它是有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的。但是，无论如何，在五四前后，有两个标志性的突变与转型宣告了它与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学的剥离与告别：一是推翻帝制；二是废除文言。

虽然前者看似表层结构的变革，有其所谓的“不彻底性”，遭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将们的讨伐，但是，这种改变对于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意味着什么呢？无疑，这种宣告在人们的心灵中的震撼是深远的。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对于几万万帝国臣民而言，虽然还谈不上什么“民主”，却也进入了一个“无主”的时代。尽管至今中国的“皇权意识”尚未彻底消除，但是它毕竟是在思想观念上承认和接纳了现代性社会体制和社会意识。

同时，白话文的使用，尤其是它不仅进入了社会流通的渠道，同时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方文牍之中，这无疑就是宣告了一个凝固了的文言文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了长达几千年的诗的大一统时代的终结。就文学本身而言，因为形式的变革，它从贵族的神圣殿堂走向了大众和民间，具备了通往现代性的最基本条件和元素。

因此，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发轫期的争论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无论是从一九一二年的民国开始也好，从一九一五年的《新青年》的诞生也好，从一九一七年的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好，抑或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开始也好，它都是有道理的，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一时段文学裂变的基本价值判断。总之，这两个看似形式层面的变革与转型，是使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宁馨儿脱离其古代文学之母胎的最有力的助产士。

曹文轩虽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有其独特性，但他又恰恰追溯到它的源头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我是完全同意他所下的结论的。殊不知，尚有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其在现代文学中的渊源。我并非是想“用巨大的时间概念去统一两者，将他们放置在同一名称之下”，而去掩盖它的“范型”特征，从而取消它的“合法性”（1）。我至今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范型”，要说有的话，亦正如持此论者所言：“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2）即：所谓“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左翼文学”的不断夸张和放大而已；而“文革文学”则是“革命文学”走向溃败与灭亡的归途而已；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在“文革文学”的废墟上试图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原点的梦想而已；九十年代以后从“身体写作”开始的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与二三十年代具有现代派特质的“私小说”和“洋场文学”也有着本质的勾连。凡此种种，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即便是再无限延长下去，也只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基础上不断演变发展的一个逐渐转型的变化过程，它们之间有着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关系。要说区别，就是它们和中国古代文学那种超稳定的结构同样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如果说进入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被指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是没有学术和学理上的问题的话，那么，是否到了一个看似没有皇帝的短命蒋家王朝崩溃终结的时候，我们就要如同古代文学断代分期那样，一定要在改变帝制年号下将文学也命名为同步文学史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给这段文学史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深思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还得破除中国当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永远的决绝的态度，当然，中国现代文学拒绝中国当代文学的鼓吹也大有人在，本文将不涉此题，而仅就中国当代文学某些学者的心理做一肤浅的剖析。

我以为人为地将中国当代文学硬是从中国现代文学中分离出来，无非是有以下几种考量而已。

一是迎合政治文化的需要。这样的分期很容易与体制保持同步关系，一旦纳入体制，一切当下的实际问题就无需从艺术本身来考虑，无需从学术与学理层面来进行文学史的检视，也无需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与上溯的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史相勾连。说到底，无论作家和文学史家都不需要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问题了，既省事又省心，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既得利益。

二是学科扩张的需要。无疑，将当代文学扩张为一个大的学科的理由越来越充分了，因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当代文学的年份就会不断地拉长，这不，六十年的大庆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它至今的寿命已然超过了现代文学短暂三十年的一倍，且不说它的成就有多大，有几多作品能够传世，但就其拥有的文学文本的皇皇数量而言，恐怕是任何朝代都无可比拟的。况且，它还在无休止、无止境地不断延伸着自身的长度，增加着庞大的作品数量。就此而言，它已经足以支撑一个学科的许许多多学者们，反反复复去炒作那些知名和不知名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甚至是许多昙花一现的期刊杂志，尽管谁心里都清楚这些作家作品和学术研究绝大多数只是一堆堆垃圾。但是，守住这块阵地，就能养活中国一大批教授学者和体制内的批评家，也会使一大批在体制内冠以当代作家名义而滋润生存着的著名和无名写作者们生活得非常体面。于是，要打破这种格局，恐怕会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抗和弹压。殊不知，不将这六十年和那三十年进行切割，非但得不到政治上的优势，同时又不能确定其学科地位给予的实惠。于是乎，一片反对之声就不难理解了。保卫学科、保卫其研究对象，已经成为共和国文学学者深入基因的学术惯性了。

三是个体学术舒适的需要。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学者，普遍存在着的学术通病是通古（通古也是通一个断代史）不通今，通今不通古；通中不通外，通外不通中。通今博古的大师时代已经死去！随着学术分工的越来越细，其学术视野的狭隘有时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正是这样的细化的分工，造就的是一群无需板凳十年冷的舒适型学者，而当代文学学科的设置，恰恰是迎合了一群附着在这上面惬意栖居的学者。于是，若要破坏这种秩序，得遭千夫所指，砸饭碗的事情是有违道德的行为，谁也不愿直面成千上万端着这个铁饭碗的学人那一双双犀利的目光。

鉴于上述潜在因素，我们不能不慨叹突破此道藩篱的艰难。虽然这只是学术上的一个小小的规整与变化，却需要大家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学术性代价。这就给我们的这种学术断代的重新结构打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

无论是从文学的内部因素来看，还是从外在的影响来看，中国当代文学是在朝代的延续中不断地伸展，它的时间长度会越来越大，它的内涵也相应地越来越重；而中国现代文学却以它的时间的凝固性而被圈在一个愈来愈看似狭小的学术空间之中，它似乎就是一个悬置在半空中的“金苹果”，在巨大的时间长度的压迫之下，它的内涵重量也就会愈来愈轻的，迟早会被化石化的；因为它在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也就是一瞬间而已，它的最终归属一定是与后来的文学融为一体的，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者们应该有承受这段文学史之轻的思想准备。数量往往是决定质量的前提，我们认可中国现代文学与八十年代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相比，在质量上有着绝对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当代文学不断的延伸，它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超越是必然的。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就这么大，难怪许多研究者在反反复复地炒冷饭，甚至“挖耗子洞”（指发掘末流文学家和炒作末流小报的学术行为），这种悲怆的学术举止虽然可敬，但是却违背了文学史的基本原则和规律。

而我们需要强调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作为中国社会转型和中国文学转型变革的重要“纪元”，中国现代文学从这里与中国古代文学进行了“断裂性”的切割，而在它之后的朝代更替却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其内在与外在的特征，正如“吉登斯就认为，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这也就是说，尽管现代社会是从前现代社会发展而来、包含了这些早期形成的诸多的残余现象和遗迹，但它们依旧跟‘前现代的’（pre-modern）社会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不要把现代世界看作是对存在于……（前现代）社会中的状况所作的进一步的强调；更富启发意义的看法是，把它看作是在传统世界上所安置的一个休止符，它似乎无可弥补地要起到腐蚀和破坏的作用。现代世界产生于它之前所发生的一切的非连续性，而不是于它之前所发生的一切的连续性。

（吉登斯，一九八四：二三九）（3）

我所以一再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非连续性，其目的是要凸显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连续性。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如果能够站在一个更高远的文学史的视野上来看问题，我想，一切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

【作者简介】丁帆，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 林建法）

（1）（2）曹文轩：《一个人与一个学科》，《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24日第13版。

（3）〔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