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问题在几经周折之后，仍会以新的姿态再度活跃在当下话题的中心，引人关注。比如，文艺如何关怀现实的问题，也就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个（类）问题之所以再度泛起，原因不再是二十多年以前的意识形态的沉渣发酵，而恰是现实的原因已经首当其冲：现实中的文艺已经遭遇到了重大的现实挑战和困境，有关当代（当下）文艺的发展和评价问题已经与文艺的诸多现实性问题发生了直接联系，即必须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进行一种新的认识，才能完成有关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和价值评估。

“现实与文艺”的四重基本关系

可以从多种角度探讨现实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现实与文艺的关系至少可以大致分成这样四种，一是自然的关系，即文艺尚未获得基本自觉而被现实世界所包容、成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现实世界即为人的所有创造，文艺在其中只是日常的生活形态。这当然主要是从近于发生学的角度作出的逻辑判断。二是审美的关系，即文艺作为自觉、独立的形态而从现实中显现出来，并同时展示出自身的价值本位特性，与相对普遍的广义现实世界建立了一种自由疏离的关系。三是功用的关系，即文艺主要只是现实的特定功利表现，也就是说，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主要只是权力政治关系，文艺被现实的（政治）权力所完全操控。四是物我的关系，即哲学（抽象学术）探讨的概念关系，其中具体的文艺感性因素已经不再重要，它关心的是普遍的宏观理论问题。凡此四重关系中，一般文艺、文学理论和批评所关心的，显然主要无外于审美的关系、功用的关系这两种。而征诸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实际的范畴中，每当现实与文艺的关系成为一个问题而被提出之时，无一例外地都与其中的政治因素相关联―――总是因为政治关系而使现实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显得非常地重要且敏感。所以，对于任何时候的现实与文艺的关系质询，总难以、也不能脱离了政治的大关节，或潜台词。

“现实与文艺”关系的政治性

也就是说，探讨现实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必须充分注意一个显著的文学史事实：现实与文艺的关系重要性，往往因其主要是由当下政治所生成的问题，即文艺的政治功用关系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换言之，功用关系或曰（广义）政治（权力、利益）关系，是所谓现实与文艺的关系常态；现实与文艺的关系问题，往往主要就是当下条件生成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所以，相关的探讨并非主要会在哲学（学术）层面上展开，而是就其问题生成的层面和性质，同样是在当下的政治利害关系上做文章。学术只是现实与文艺的“纸上关系”的呈现，或曰哲学抽象层面的逻辑演绎。

从历史上看“现实与文艺”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性特征，就更明显了。简单说，迄今为止，能够被讨论的人类文明社会中的文艺形态，其中所反映、表达或探究出的“现实与文艺”关系的种种可能性，几乎都是以现实政治关系或含有政治性质内容―――包括巫术、宗教等等―――为突出特征或动机的。其中不乏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在内的证据。或许这种现象也就是从另一方面说明，后人很难超越政治视野来判断早期文明、文化中的核心立场和行为动机。早期中国文学中的作品如《诗经》、《离骚》之类，也是概莫能外。其中凡涉所谓现实与文艺关系的篇章，无不主要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内容有关。只有一项内容或许有可能成为文艺的较为纯粹的表达，那就是性爱的主题。性与政治，堪称文艺的两大主要母题，也是文艺创作的两种主要的驱动因素，当然，它们同样也是现实与文艺间关系的主要纽带和表现。

因此，相比之下的“纯文艺”，恐怕主要应该还是哲学（学术）讨论的范畴，并不具备文艺的感性真实。或者主要是体现为一种精神向度，意在宣示某种价值观。但即便如此，有时其中也暗含或不完全排斥现实政治的动机。

现代中国文学史：“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盟友关系）

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或者可以说是肇始于现实中“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何以如此说呢？

从历史进程上看，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政治失败，直接导致了一系列文学革命的产生。现在已经不能假设或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康梁变法成功、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究竟是否还会有后来梁启超引领的新文体、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等等文学事件。历史的事实走向就是，梁启超在从政坛仓皇出逃之后，无所谓转型地就一脚踏进了文坛，并以鼓吹白话写作而历史性地诱导、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成功―――至少也是为这种发生和成功清扫了文化障碍，并完成了一系列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价值）的转型。比如白话文（学）的提倡和评价，开启了后来“白话文学正宗”说的先河；顺应科举制度的废止，倡导并亲身介入现代（大学）教育的实践，终于成为学术文化的一代宗师；主张知识精英加入政府（国家权力）、维护宪政体制雏型的建立（这是新的政治文化）……其间完整经历了清朝的灭亡、民国的建立、洪宪帝制的夭折、五四运动的发生等等。梁启超及其一代人在中国国家转型的伟大时代，以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实践，开启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肇始于旧传统的政治失败，终结在其与新文化、新文学的结盟成功。从这种意义、这个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就是一种历史的结果，而非主要仅是开端―――它是以康梁革新和辛亥革命为核心的时代中所发生的文学与现实政治关系的一种历史性关联结果。

在此，顺便插入一点相关讨论。比较辛亥和五四，后者主要表达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后来也主要是用“新文化”来命名五四的历史特征和贡献。不过，如果转换一下立场来看五四并比较其与辛亥的区别之处的话，应该也会有另外的启发。

一般来看，五四新文化、新文学似乎并没有显著、明确的政治（特别是国家权力）诉求，但这只是最大限度地说明：政治（权力）已经先期存在并融入了五四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态之中了。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总是互为因果的。其间的常态表现是，文化运动构成政治革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没有文化先导就不会有政治革命；另一方面，政治革命能够最有效地完成文化运动的成就，没有政治（权力）保障就不会有文化运动的成功。以辛亥和五四来说，没有辛亥当然就没有五四；没有辛亥的政治革命，当然就没有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由于政治（国家权力）问题经由辛亥革命获得了制度性的解决，五四的文化品质才会显得如此纯粹―――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幸运。但这不能说明五四对政治现实的疏离，而是要求更加深刻理解五四所体现的文化、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领会其中所包藏的一个时代最为丰富、最为隐蔽、也最易被忽视的某些历史政治内容―――比如，文化利益与政治利益（国家权力）的博弈互动。事实上，辛亥之后的政治波动，包括国家权力的几度易手，并没有影响中国文化转型流变的大势，反倒使新文化的发展更有了一种愈演愈烈之势。其时，且不说梁启超、蔡元培等本身就是政府阁员，《青年杂志》（《新青年》）正诞生于民国草创的“黑暗”时期，连一向遭到文化保守派诟病的白话文，在五四高潮后不久，也由政府（教育部）颁令在公立中小学通用。诸如此类，显见知识精英与政府权力联手及其利益博弈互动的文化�政治生态特征极其鲜明。也就是说，从辛亥到五四以后的几代新文化、新文学领袖人物与北洋政府权力政治之间的密切和复杂的关系，真实地构成了新文化、新文学与当下现实的主要关系。表面上很少甚而没有国家政治权力诉求的五四新文化，其实恰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或得到了相应的利益保障。五四新文化的这一层政治性迄今仍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吧，但它却是五四新文化时代的关键性政治因素。重新理解五四，或可由此始。

再回到前文关于“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话题上来。如同康梁的政治失败转而诱发了白话文学的历史性发达，意外实现了政治与文化�文学的结盟，开启了五四新文化的先河，现代及当代的文学主流也承此而来：（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清党”所导致的“大革命失败”，直接引发了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广泛意义上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潮流；特别重要的是，现代的政党政治与文学（运动、组织）的利益结盟由此开端。（二）中日战争的爆发（可以将此视为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一次失败，犹如欧战和随后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也可理解为英法俄美等对德意国际政治的失败一样），催生出了中华全民抗战文艺形势的出现及其与左翼文艺的交集和合流，从而又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延安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大的社会空间、时代合理性和政治正确性―――这两次“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不仅形成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主要关节，而且还正是后来所谓“当代文学”的正统来历。那么从当代文学的视点看，现代文学史或许就像是一部政治与文学逐渐全面结盟的历史；需要稍加注释的是，其中的政治主要扮演的是“失败的政治”角色，但这又完全不妨碍它对文学的强力领导和引领。

当然，同时强调以下的观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即在上述文学时代中，文学与政治的双向选择都各自表现出了它们自身的自主性，特别是对文学而言，并不存在被迫结盟联姻的问题；政治向文学求欢，但政治也只是文学的选项之一而已。也就是说，与上述文学时代同时，多元、多向度、多层面关系的文学仍然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着，并未失去其文学地位的合法性价值，即政治与文学的结盟并不代表或意味着文学现实及其走向的全部形态和趋势―――甚至，正是因为遭遇到了政治，才更加充分显示出了作为“盟友”的文学的自主性并未丧失。

始于“十七年”的文学史：“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一体化（从属关系），或曰“国家文学”的形成

当代文学始于“胜利的政治”成为国家权力之后与文学的一体化，即形成了文学从属于国家权力政治的制度，当代中国文学遂逐渐演变成为扈从、从属关系的“国家文学”。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从此受到了实际权力政治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同时当然也获得了权力政治和制度所赋予（分配）的权利（包括部分特权和特殊利益）。

所谓国家文学是指在国家权力制度的规定范畴内，现实中的文学必须由现实中的政治（国家权力）所全面规范和支配，成为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在此意义上，国家文学即为国家政治层面上的主流文学。国家文学所自觉反映出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及其方式，当然要被权力政治所全面规定，其本身即从属于“胜利的政治”并成为一种代言的方式而已。如果说政治并不能完全取代文学，那么，在国家文学的时代，文学则完全可以被当作政治。文学创作及一切文学活动，都会是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文学主要就是被当作政治来规定和运作的。强调这个观察角度的话，文学（国家文学）的权力恐怕还是非常大的，它拥有、得到的其实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而文学活动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权力政治了。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当代中国文学的力量何以超乎想象地巨大，而社会对于文学的期待曾经何以如此地殷切，轰动效应的文学作品又何以如此之多且具有书写历史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

根本原因就是制度。文学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文学，决定了文学与现实的主要关系型态和框架，核心则是其中的政治（权力）内涵。

制度不是空的，它是政治权利在最广泛层面的合法性分配的保障和根据。因为有制度的支持，“胜利的政治”可以更加有效地规训文学，从而最终建立基于政治利益的现实与文学的新型关系。

常所说的两手抓、两手硬，一是等级化的权利体制，即个人权利的等级化分配。文学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个人及其社会生存的利益因素形成了直接的因果关系或对等关系，一切均须服从制度配给和组织分配的规定。这也是计划经济主导的权利分配特征。二是不断强化“思想整风”即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整肃、清理运动。所谓政治挂帅也不是一句空话，它的具体落实就是对当下权力政治的无条件效忠，具有特定的内容和对象，并非抽象的思想或理想。所谓立场决定思想，权力地位决定价值判断。这也就决定了“思想整风”（批判运动）的政治功利性和持续的波段性特点。

政治或者说是具体的政治利益，总是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轴心。

文学的政治

在当代中国，政治化的文学不足奇怪，因为文学“天生”就是听命于政治的，并且这才形成了国家文学。有点奇怪的是“文学化的政治”，而且还是政治中的常态―――国家政治常会以文学方式或文学名义展开和进行。这种文学化的政治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戏剧性”特点。

比如，从批判《武训传》到批判《海瑞罢官》，权力的用意显然不仅是在建构一种权威意识形态，也是在展开和进行国家政治建设，权力政治的历史合法性和当下功利性应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而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前后发生的事，则由国家最高权力直接命名为“文化大革命”；难怪有些不明就里、望文生义的西洋人和当今的年轻人会以为这真只是一场“文化”运动，而一时不悟其实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国家政治“革命”。在这次国家政治革命中，革命的形象塑造任务，除了靠梁效这类写作班子笔下的抽象理论文字来承担、完成外，主要仍然依赖于文艺、文学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了，还有《朝霞》等等。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当代中国政治在许多时候就是假文学、文艺和文化之名来进行的，国家政治就在文学、文艺和文化领域中发生―――从戏剧性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政治因此就显得非常“好看”。

当然，文学化的政治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戏剧性”的特点，并不是在意于是否好看，而是源于权力对于自身意识形态力量的不自信。本土草根（农民）文化和异域舶来理论，能否成为新的国家权力政治的充分支柱，这始终都是一个问题。新的国家权力政治不得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从事自己的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同时防范和平演变“变色”为修正主义。所谓拿枪的敌人不可怕，就怕被软刀子所杀还不觉痛，即由文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被侵蚀、被改变、被颠覆而导致国家政治的易手变色。所以，文学、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之频繁，并不是专业技术的需要或问题，而是政治的策略及其现实功利目的需要“绑上”文学。

这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也就彰显了特定的文学确实会拥有、获得国家权力的特殊地位和性质。文学乃经国之大业，真是一点也不过分。同时，要说当代中国文学有着“异常发达”的历史也是不足为怪、毫无夸张之嫌的。（国家）政治也要文学化，文学能不发达吗？！于是，在这种“文学国家”里，“国家文学”当然大行其道。

潜在写作的政治性：对抗“胜利的政治”及其“国家文学”的民间文学。

在国家文学的时代，任何非国家权力意志的文学都将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非法的，因此这类文学不得不成为“地下文学”或“潜在写作”。这里我是借用了两个现成的文学研究概念。比较而言，地下文学概念更多突出的是其中的政治异见、政治对抗倾向，也是一种自觉的政治；潜在写作则并不一定具有主观自觉的政治动机，只是一种非政治主流、非权力意识形态的写作，但也因此客观上具备了对抗国家文学的品质。将两个概念合成、调整使用一下，任何非官方的即非国家权力的文学、也就是民间的文学，构成了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社会，这种文学社会的政治性体现为对于权力文学的疏离，或反对。它的存在，丰富了表现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政治生态因素。

民间文学本应是最发达的，民间文学社会也本应是最广阔的。但在国家文学的时代，民间受到制度权力的巨大压抑，民间文学大多沦为政治上反动的文学，民间文学社会也是最为逼仄的。所谓手抄本的暗暗流行也就与此有关。因此，“文革”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消极的好处就是迫使民间文学（社会）积聚了太多的文学能量，一旦制度集权有所松动，这种文学能量就会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涌而出，势不可挡―――显然，爆发的其实并不主要是文学，而是民间的情绪、智慧及相关联的政治的能量。当代中国的民间文学、潜在写作之类，其性格、本性早已经被政治性的染缸所浸透了。

新时期以来利益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在我看来，“文革”的结束要比它的开始更显重要。简单的理由就是，“文革”的开始不过就是“十七年”政治逻辑的延续，是“十七年”的结果；而“文革”的结束则开始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崭新的转型时代，其重要性在于它的意义主要是面向未来的。这一点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已经十分清晰了。因此，“文革”之后、新时期之始，国家权力和社会利益的调整就成为一种最大的时代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迄今仍未完全解决，而且有时更显尖锐和复杂。

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时期迄今中国文学在其现实关系中所暴露出的政治关键性和问题敏感程度，始终还是如此之突出：

（一）“文革”结束后，政治与文学既联手狂欢又同床异梦，其矛盾的焦点和核心主要都在对“文革”政治的清算上。如何清算？文学无限而政治有度；后来就已经不再是文学问题，而是纯粹的国家权力政治问题了。因此“文革”题材、“文革”博物馆之类就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了。

（二）一九九○年代后，文学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国家权利、社会利益的演变呈现为同步现象。在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市场经济方式的合法程序，新的权力、利益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文学也开始了政治蜕变：渐渐告别传统政治，而以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式支持了文化商业意识形态的泛滥。

（三）世纪之交以来，在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同时，文学的核心利益却也更加模糊了―――疏离了政治，文学自身却有点迷失；利益博弈的不确定现实开始成型，文学却还难以把持自己的现实。因此，强化文学的现实面向和（广义）政治性，渐成当下的一种文学舆论和思潮。其实就是借着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话题，试图明确并解决文学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何在这个相当急切的问题。

（四）从一般趋势来看，互联网技术（文化）平台所拥有和发挥出的有关秩序重建和消解的双重力量与影响，必将强化全社会所有利益博弈过程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政治如何借重技术手段、技术如何重组政治资源等等，将进入国家权力思考的视野，而不仅仅是对一般意识形态的外部挑战问题。中国文学必不能越过这一环，考验正在临近。

现实中的同构：日常化的文学和文学化的日常

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多少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一方面是多种制度因素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相应的则是传统的政治轴心结构（时代）开始变得松动。这使得有关制度、意识形态的争执不能不退出权力的关注中心。换言之，只要权力地位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政治功利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实现。于是，意识形态纷争反而也由此趋于更加复杂的局面。

（一）政治轴心时代开始消解之后，文学（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清晰了，而是变得空前地复杂和微妙。同时，价值观的重建成为一个历史性的难题―――因为缺乏思想资源的有效支持，或许一个漫长的时代会为此付出代价。我们将不得不长期承担缺乏文化创造力的恶名和罪责。

（二）意识形态立场的功利化倾向愈演愈烈，社会正义、普世价值和公平、公正的精神、原则等等，不断遭到削弱、扭曲和颠覆，社会风气堕落，公共秩序混乱，公共利益不断遭受侵害……但是，文学已经对此丧失了直面正视的觉悟，它对混乱现实的退缩、回避姿态，暴露了当下文学的政治消极性和堕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价值立场）。

（三）不过与此同时，由于政治权利的泛化，或曰日常生活的重新政治化（如“散步”、网络政治表达的权利等等），使得日常生活现实有可能全面包容文学的现实政治功能，现实与文学两者以日常生活的方式呈现同构关系，在广义的、泛化的政治中获得互相交融。这也是一种民主政治文化的变相发达―――相比之下，传统政治则活在另外的、相对自足的文学现实中。而“文学市场”则企图兼顾、容纳并实现所有文学创造的价值利益。消费市场中当然会有政治内容，政治也需要消费。

（四）利益博弈渐成常态，虽说在很大程度上博弈游戏规则是权利民主的（制度性）体现，但是，它的代价也包括了精神价值的必然损耗，文学精神超越性的重要性已不再被普遍认同。世俗的生活政治赋予了文学的新资源，同时也将文学拖入了庸常、卑琐的无意义之中。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于政治向度的强调，恐怕多数是出于不同方面的动机或指向：或维护传统政治利益，或反对权力政治，或抨击世俗化堕落，等等。显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不是抽象言说的理论，而是实在、具体的利益维系着的复杂政治立场的表达。

【作者简介】吴俊，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特邀编辑 林 源）

注释：

（1）本文由二○○九年・“现实与文艺”・北京文艺论坛（北京大学・十二月十三-十四日）上的发言大纲补充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