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知识分子与人力车夫――从一个角度看“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
发表时间：2007-10-11阅读次数：501
王彬彬
引 言
这里所谓的人力车，是指一种用人力挽拉的、供人乘坐的单座车辆，旧时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城镇。这种“人力的士”本是从日本传入的，所以又称“东洋车”。在不同的地域，它还有不同的称谓。例如，北京称“洋车”，天津称“胶皮”，上海和苏州一带称“黄包车”。
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写到城镇时，人力车是常常会出现的。老舍的《骆驼祥子》更是以人力车夫为主人公。对旧时人力车夫的艰辛和苦难，老舍在小说中有细致的揭示。老舍写道：“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他们）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像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在放风筝；风从后面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和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写到城镇时，人力车是常常会出现的。老舍的《骆驼祥子》更是以人力车夫为主人公。对旧时人力车夫的艰辛和苦难，老舍在小说中有细致的揭示。老舍写道：“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他们）早晚是一个跟头会死在马路上”。“他们穿着一阵小风就打透的，一阵大风就吹碎了的，破衣；脚上不知绑了些什么。在车口上，他们哆嗦着，眼睛像贼似的溜着，不论从什么地方钻出个人来，他们都争着问，‘车？！’拉上个买卖，他们暖和起来，汗湿透了那点薄和破的衣裳。一停住，他们的汗在背上结成了冰。遇上风，他们一步也不能抬，而生生的要曳着车走；风从上面砸下来，他们要把头低到胸口里去；风从下面来，他们的脚便找不着地；风从前面来，手一扬就在放风筝；风从后面来，他们没法管束住车与自己。但是他们设尽了方法，用尽了力气，死曳活曳得把车拉到了地方，为几个铜子破出一条命。一趟车拉下来，灰土被汗和成了泥，糊在脸上，只露着眼与嘴三个冻红了的圈。天是那么短，那么冷，街上没有多少人；这样苦奔一天，未必就能挣上一顿饱饭；可是年老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年小的，有父母弟妹！冬天，他们整个的是在地狱里，比鬼多了一口活气，而没有鬼那样清闲自在；鬼没有他们这么多的吃累！像条狗似的死在街头，是他们最大的平安自在；冻死鬼，据说，脸上有些笑容！”
在人力车流行的年代，城镇男性的拉车与女性的卖淫，有着某种相似性，即都往往是走投无路时求生的方式。男性当陷入了生活的绝境时，租一辆车到街头出卖体力，就是惟一的“选择”。《骆驼祥子》中也写到，有一些车夫“是以前决没有想到自己能与洋车发生关系，而到了生和死的界限已经不甚分明，才抄起车把来的。被撤差的巡警和校役，把本钱吃光的小贩，或是失业的工匠，到了卖无可卖，当无可当的时候，咬着牙，含着泪，上了这条到死亡之路。这些人，生命最鲜壮的时期已经卖掉，现在再把窝窝头变成的血汗滴在马路上。没有力气，没有经验，没有朋友，就是在同行的当中也得不到好气儿。他们拉最破的车，皮带不定一天泄多少次气；一边拉着人还得一边儿央求人家原谅，虽然十五个大铜子儿已经算是甜买卖。”
在人力车穿行于城镇大街小巷的年代，人力车夫几乎就是贫苦和低贱的代名词。蒋梦麟曾把那时代的上海人分为五等，而“第五等人，也就是最低贱的一等人，是拉人力车的苦力。他们多半是来自江北的贫苦县份。这些名为万物之灵的动物，拖着人力车，像牛马一样满街跑。”（1）由于人力车夫没有妓女那样的隐匿性和“道德污点”，在“五四”时期，他们往往成为受过西方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新知识分子所同情和关注的对象。例如蒋梦麟就说道：
在美国，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有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吧！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末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2）
人力车夫的苦难，某种意义上是那个时代底层民众苦难的一种浓缩。对每天闯入眼中的人力车夫的苦难表现出何种态度，也一定意义上是对那时代的社会现实采取何种姿态的一种表现。“五四”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笔下写到过人力车夫者，不只蒋梦麟一人。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沈尹默（3），这些原本属于同一阵营的新知识分子，都注意过人力车夫。然而，他们注意人力车夫时的心态和方式，却又并不完全相同。新文化阵营后来分化了。分化的原因当然很复杂。而从他们当初注意人力车夫时心态和方式的差异，也能多少窥见些新文化阵营终于分化的原因。
胡适：“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在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胡适发表了一首题为《人力车夫》的诗，诗前有这样的序：“警察法令，十八岁以下，五十岁以上，皆不得为人力车夫。”从这序中可知，当时的官方，对拉车这职业是做出过特别的年龄限制的。不准未成年和已步入老年的人从事拉车的营生，无非因为这营生劳动强度太大、太伤身体。但这样的限制对那些揭不开锅的穷人而言，与其说是一种“人道”，毋宁说是一种“残忍”。可以想见的是，这种法令基本上是一纸空文。十八岁以下和五十岁的车夫，照样在街头巷尾出卖他们的血汗。在1917年11月9日这一天，胡适大概在街上听见过一个年少的车夫与客人的对话（或者这客人干脆就是他自己），心有所感，晚上便以《人力车夫》为题，写了这首诗（4）。诗曰：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胡适显然对这小小年纪就当上车夫的人有着真实的同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他无疑心中有着“酸悲”和“惨凄”，不然他就不会写下这首诗。品味这首诗，会感到客人为之“酸悲”和“惨凄”的，并不全是车夫这种行当本身固有的苦难，也为“警察法令”的未被遵守而“酸悲”和“惨凄”。如果这车夫不是这样瘦小，这客人也许根本就不会“忽然心中酸悲”，并问起车夫的年龄；如果车夫回答的年龄已经“合法”，这客人也许就“酸悲”稍减、“惨凄”不生，甚至心安理得地坐上车去。这客人当然也关心车夫的苦痛，但似乎却更关心“警察法令”的是否被执行。如果是在“合法”的年龄内拉车，似乎就很正常、就可以熟视无睹。客人虽对未到“法定”年龄即拉车不能接受，但这小车夫的“好心肠饱不了饿肚皮”理论，立即说服了他，于是对这幼小年纪即拉车的现实也“点头”认可了。
说车夫的心态就完全等同于胡适当时的心态，可能有失妥当。但《人力车夫》既然并非意在讽刺“客人”，那说胡适当时的心态与这客人接近，应该没有问题。这心态的基本表现是“无奈”，是对“底层”的苦难不忍见却又无能为力，于是只得掉头他顾，只得“眼不见为净”。耐人寻味的是，《人力车夫》这首诗收入初版《尝试集》时，胡适将“客人头点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这最后一句删去。我想，胡适之所以将这最后一句删去，无疑自己也觉得对小车夫这类人的生存惨状“点头”认可，殊不妥当。可以想见，在写下这最后一句和删去这最后一句时，胡适内心都有着矛盾：对车夫这类底层民众的生存惨状明显地表现出无可奈何并不得不“点头”认可，很是不应该；然而，怎样缓解底层民众的苦难，怎样让底层民众在物质生活上“翻身”，胡适又实在无计可“献”。那么，是否应该不忙着“点头”认可，而是对此类问题深入地研究、探索下去呢？胡适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终于删去最后一句、收回“客人”的“点头”，就表明了他的态度。
他不仅觉得自己应该对底层民众具体的生存问题研究、探索下去，而且号召知识界都来研究、探索。1919年7月，胡适写了著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5），对当时“舆论界”的“空谈主义”之风进行了颇为尖锐的批评，并极力倡导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在这里列举的问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为经济问题，或者干脆说是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人力车夫的生计、妇女的卖淫等，就属此列；一为政治问题，或者干脆说是“肉食者谋”的问题，大总统的权限、卖官卖国、解散安福部、南北议和、加入国际联盟等，则属此列。比起种种“主义”来，胡适认为这些才是急需研究的“真问题”。但研究这些“真问题”需要下“真功夫”。人们往往不肯下“真功夫”去研究“真问题”，才高谈阔论各种“主义”。于是胡适接着写道：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在强调研究具体问题之难时，胡适举了安福部解散问题和南北议和问题。这两个都是属于政治问题。毫无疑问，难的，不仅仅是对这类“肉食者谋”问题的研究，对人力车夫的生计和底层妇女的卖淫这类“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很难，某种意义上甚至更难。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研究安福部解散和南北议和一类政治问题，重要的是收集各种文字材料、关注每日报刊上的信息，充其量再与友人交流切磋。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在书房、客厅和饭局上完成。这些胡适都能做到，而且此后的言行表明，他也的确做到了。而真切、深入地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和底层妇女的卖淫，仅有书房、客厅和饭局上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还须真切深入地贴近和接触底层社会，还须一头灰一身泥地与底层民众生活在一起，而这就非胡适这样的人所能做得到了。以后的言行表明，胡适的确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倡导“多研究些问题”之后，胡适也的确身体力行，花了许多时间精力去研究谈论具体的“问题”。但他的“问题”始终基本限定在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安福部问题、南北议和问题、政府官员的权限问题、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政治制度的建设问题、中学的国文教育问题，等等，这些是他所念兹在兹的。至于人力车夫的生计、底层妇女的卖淫一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胡适则少有问津。直到十来年后，胡适写《我们走那条路》（6），才算是又比较明确地提及了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他把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说成是为害中国的五大因素，认为应该用改革而非革命的方式，逐步铲除这“五大恶魔”。这五大问题中，也只有贫穷问题纯属底层民众的“经济问题”。胡适逐一谈论了这五大问题。关于“贫穷”这第一大问题，胡适是这样说的：
余天休先生曾说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在贫穷线下。张振之先生（《目前中国社会的病态》）估计贫民数目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张先生引四川李敬穆先生的话，说：依据甘布尔，狄麦尔，以及北京的成府，安徽的湖边村的调查，中国穷人总数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五十（李先生假定一家最低生活费为一三O元至一六O元，凡一家庭每年收入在这数目以下，便是穷人）。近来所得社会调查的结果，如李景汉先生《北平效外之乡村家庭》等书所报告，都可以证明李敬穆先生的估计是大体不错的。有些地方的穷人竟在百分之七十三以上（李景汉调查北平郊外挂甲屯的结果），或竟至百分之八十二以上（民十一华洋义赈会调查结果）。这就离余天休先生的估计不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敌。
胡适这番解说“贫穷”的话，句句都在引用他人的说法：余先生怎么说，张先生怎么说，这个李先生怎么说，那个李先生又怎么说。至于贫穷人口的总数，从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九十五，众说不一，胡适也只能一一介绍。胡适虽把“贫穷”列为五大问题之首，但非常明显的是，他对这第一大问题并没有自己的看法。原因很简单，就因为他对这问题并有自己的“调查研究”。谈到“贫穷”这类“经济问题”，也远不如他谈安福部、南北议和、政府的权限一类“政治问题”时那样从容而坚定，那样高屋建瓴、挥洒自如。胡适虽一直意识到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却一直不能真切、细致地谈论这一问题，不能入木三分同时又是充分自信地就这问题发表看法。在这篇《我们走那条路》快结束时，胡适又强调“改革”的必要和“盲动”的悖谬：“怎么叫做盲动的行为呢？------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如组织工人，不为他们谋利益，却用他们作扰乱的器具，便是盲动。又如人力车夫的生计改善，似乎应该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车租减两角三角，车夫便每日实收两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办工运的人却去组织人力车夫工会，煽动他们去打毁汽车电车，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惨剧，这便是盲动。”这里算是对改善人力车夫的生计稍稍发表了具体看法。但一来是针对煽动车夫“打毁汽车电车”的“盲动”而发；二来语气也很不坚定，用“似乎”来显示自己对这一观点并不确信无疑，而这是在他谈那些或在或小的政治问题时极少有的。实际上，他所谓的“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车租”，也堪称“卑之，无甚高论”。
不难看出，胡适其实是极想能更真切、更具体、更内行、更高明地谈论人力车夫的生计这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的，当他目睹以工人“作扰乱的器具”这种“盲动”行为日益严重时，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然而，他却又实在没有能力很真切、很具体、很内行、很高明地谈论这类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他对这类问题既没有切实的实际知识，也没有切实的理论知识。现在，我们对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只以安福部解散、南北议和这类政治问题为例来说明研究具体问题之难，有了更深的认识。虽然在前面也强调了人力车夫的生计这类经济问题有认真研究之必要，但在后面强调研究具体问题之难时，只举了几个政治问题为例。我觉得，胡适这样举例，应该不全是偶然和随意。或许他在作文时就意识到，对人力车夫的生计、底层妇女的卖淫这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自己并无深入研究的可能，于是便在举例时干脆避开这类问题，以免日后授人以柄。
脱离经济而谈政治，对广大民众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缺乏执着的关注、深入的研究，是胡适这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大缺陷。不管胡适是否曾为不能更真切、更具体、更内行、更高明地谈论人力车夫的生计而遗憾，作为后人的我们，都有理由为此而遗憾。
鲁迅：“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说到“五四”新文化人物与人力车夫的关系，人们立即就会想到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一件小事》没有写到车夫的生计问题，它歌颂的是车夫“精神”上的崇高、道德上的圣洁。鲁迅毕生坚持对大众的启蒙，揭示广大民众“精神”上的“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鲁迅著作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歌颂”车夫“精神”的《一件小事》，在鲁迅作品中显得很“另类”。然而，它毕竟关注的是车夫这类底层民众的“精神”而不是他们物质意义上的生计，所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它与鲁迅作品的基调又是一致的。
对底层民众的“精神”赞美而非针砭；底层民众的灵魂的某种显现，不是令鲁迅感到寒冷、绝望，而是让感到温暖、生出希望，――这样的例子确实屈指可数。如果不算晚年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样的抽象议论，那因“歌颂”底层民众的“精神”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还有写于北京时期的一篇《无题》（7）。这篇杂感记述了鲁迅在一家制糖公司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的事。“我买定了八盒这‘黄枚朱古律三文治’，付过钱，将他们装入衣袋里。不幸而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正揸开了五个指头，罩住了我所未买的别的一切‘黄枚朱古律三文治’。”这使鲁迅感觉到“侮辱”，于是“不高兴”地拍着伙计的肩膀，表示自己“决不至于多拿一个”。鲁迅以惯常的经验，料定这伙计必定要强为辩解的，但出乎鲁迅意料，听到鲁迅的表白，伙计却“那里那里――”地“赶紧掣回手去，于是惭愧了”。伙计的“惭愧”立即让鲁迅“也惭愧”起来：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吃着分剩的“黄枚朱古律三文治”；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着人类的希望。
这篇题为《无题》的杂感，实际上写了两个故事。文章开头，鲁迅说了在中央公园的遭遇：“我站在门口帖着‘昆曲’两字的房外面，前面是墙壁，而一个人用了全力要从我的背后挤上去，挤得我喘不过气来。他似乎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实质的灵魂了，这不能不说他有一点错。”当鲁迅这样地被“挤压”之后，一定又感觉到了那种自私、麻木、冷漠的“国民性”，并从内心深处生出寒冷和绝望。正是怀着这种寒冷和绝望，鲁迅走进了制糖公司。在购买“黄枚朱古律三文治”时发生的事，始而让鲁迅心中的寒冷和绝望加剧，继而又令鲁迅心中的寒冷和绝望得以缓解，并在深夜独坐时生出一丝希望。
与民众物质性的“生计”相比，鲁迅更关注他们的“精神”；与从民众“精神”中获得的温暖和希望相比，鲁迅感受得更多的是寒冷和绝望。鲁迅并非一开始就更关注民众的“精神”而较忽视民众的“生计”。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把疾病作为危害中国的第二大“恶魔”。而鲁迅最初的志愿就是当一名抗击这第二大“恶魔”的医生。只不过他后来意识到中国民众“精神”上的病苦远甚于身体上的病苦，而疗治这“精神”上的病苦也远较疗治身体上的病苦为紧要，这才弃医从文的。这种变化，在《呐喊・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在作品里绝少写到人力车夫一类底层民众的“生计”问题，并不意味着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对他们的“生计”毫不挂心。俞芳在《鲁迅先生和人力车工人》（8）中，写了鲁迅与好几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其中既有鲁迅对人力车夫“精神”的关心，也有鲁迅对人力车夫“生计”的留意。俞芳回忆说，鲁迅曾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讲过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有一次，鲁迅坐着人力车回绍兴会馆时，把钱夹落在了车上。后来，人力车夫将钱夹送了回来，并一定要鲁迅当面点一点，看有没有少东西。“鲁迅先生非常感激。因为这里面除钱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稿。鲁迅先生就拿出一元钱酬谢他。起先他不肯收，再三推却，最后鲁迅先生好容易说服了他，他才收下，称谢而去。鲁迅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他需要钱，但拾金不昧，这是何等可贵的品德！”或许这就是《一件小事》的最初素材。人力车夫“精神”上的某种特异表现，给鲁迅留下深刻印象，并最终在心中发酵成一篇小说。俞芳又回忆说，有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鲁迅下班后坐人力车回绍兴会馆，忽然注意到人力车夫衣衫单薄，特别下身只穿着单裤。下车后鲁迅在车资之外，另给了车夫一元钱，嘱他一定要买条棉裤，并说这样下去，腿关节要冻坏的。“第二天，积雪未化，寒气逼人，气温更低了。鲁迅先生下班后，就到教育部门口注意观察，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站在门口寻生意的人力车工人，几乎都是穿着单裤的。鲁迅先生感慨地说，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人力车夫“生计”的艰难，未尝不令鲁迅心酸，但也止于心酸，鲁迅并没有把这种心酸化为文字。不能不说，这正是将改变民众的“精神”视为“第一要著”的观念使然。
对底层民众的“生计”这种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胡适和鲁迅都没有深入的研究和评说。如果说胡适是力有不逮，鲁迅则是意有不屑。换言之，如果说胡适虽意识到了南北议和、大总统的权限这类政治问题和人力车夫的生计、底层妇女的卖淫这类经济问题都很重要，但却只有心力研究前者，那鲁迅则认定比起疗救民众“精神”的“病苦”来，政治和经济问题都属次要。当然，胡适也很重视对大众的“精神启蒙”，回国之初，他曾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专注于文化思想方面的工作。在此后的岁月中，可说他在文化思想的改造与重建上也一刻不曾怠懈过。但胡适的“启蒙”与鲁迅的“启蒙”又有着较明显的差别。胡适更多地关注文化教育方面的“制度建设”，从中小学的学制到国文教材的编纂，他都积极发表看法。鲁迅则更多地关注民众灵魂深处的东西，更多地关注所谓“国民性”的一面。促使鲁迅感觉温暖或寒冷、生出希望或绝望的，通常都是民众的一些细小的行为。从这些细小的行为中，鲁迅看到了他们精神的一角或全部。这让我们时时感受到鲁迅目光的敏锐，也让我们体味到，对民众“精神”的关注，确实是鲁迅的一大特点。而在公园门口被挤、买东西时被“提防”，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事，是不会令胡适在意的。他或许根本就不对这类事情产生反应，或者虽感觉到了也一笑置之。
鲁迅毕生以“立人”为鹄的，但却只把“国民性的改造”视作“立人”的先决条件，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大众生计的改善往往在他的视野之外。――或许，我们也有理由为鲁迅的这样一种厚此薄彼而遗憾。
李大钊与陈独秀：“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
当胡适1919年7月20日在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李大钊、陈独秀已开始谈论“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了，因此也属胡适的批判对象。不管胡适对李、陈的批判在别的方面如何有理，他指责李、陈“空”谈主义而不去研究他认为急需研究的人力车夫的生计、底层妇女的卖淫等问题，则肯定是有欠公允的。对人力车夫的生计、底层妇女的卖淫一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李、陈比胡适关注得更执着，研究得就更深入了。而李、陈之所以很快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暴力性的社会革命，与他们对底层民众的疾苦这种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1917年2月10日出版的《甲寅》日刊上，李大钊就发表了《可怜的人力车夫》一文。文章先说：
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穷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矣。
夫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然以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京中人力车夫之所由日多者，乃概为救死问题，其他人道、经济之说，皆救死以后事也。
李大钊强调，从“理”与“利”两个方面来看，人力车夫这种“职业”的存在都不合理。以人拉人，将一部分人作为其他人的牛马，且报酬低廉，这有违“人道主义”之“理”；让一部分人从事“不生产”，即不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职业”，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是很不“经济”的事情，有违于李大钊所理解的“经济原理”。但李大钊又同时意识到，人力车夫这种“职业”尽管于“理”于“利”均不合，却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工厂不兴”，经济不发达，广大市民就业无门，只得拉起洋车挣几个铜子，以求一家老弱之不冻馁而死，――这是人力车夫必然存在的原因。租一辆车，到街头出卖血汗，对于那些陷入生存困境者来说，是惟一的“救死”途径（这一点，老舍在《骆驼祥子》中说得很清楚）。所以，李大钊决不主张立即“铲除”这种“职业”，因为他明白：“救死”比他理解和信奉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更重要，倘若强行禁止以人拉人，那就必然令许多人“转死于沟洫”。那么，就让人力车夫以现在这种状况存在下去吗？就让他们为“救死”而惨不忍睹地奔走于街头吗？也不！李大钊接着写道：
吾人既一时无善策，以拯此惨苦社会于风沙牛马之中，则不能不望以警察之力干涉车主（指出赁人力车者）之设备。俾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或足以聊慰其不平之情乎？
北京浊尘漫天，马渤牛溲都含其中，车马杂踏之通衢，飞腾四起，车夫哮喘以行其间，最易吸入肺中。苟有精确之观查，年中车夫之�卧而死者，必以患肺病者居多。应令车主每车备一避尘口囊，警察告以理由，令车夫于行路时使着之，一也；冬时备一双手囊，二也；夏时备雨衣雨帽各一具，置车厢中备用，三也。此等事，若由警察督饬车主为之，所费不多，而车夫之受其惠者厚矣。惟关心社会者图之！
既然拉车这种“职业”暂不可废，那就只能采取“改良”的方式，让车夫的劳动条件尽可能好些。李大钊把改善车夫劳动条件的“方案”提得如此具体，非对车夫的实际状况有深入研究，非对车夫的疾苦有细致体察和真切同情，是难以做到的。在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时，在论述“大总统的权限”时，在对“南北议和”发表看法时，胡适都可以设计出具体而微的“方案”，但要叫他设计一套改善人力车夫劳动条件的“方案”，他恐怕就远不如李大钊这样妥贴、切实了。
从李大钊提出的“方案”也可看出，他开始深切地关注劳苦大众的生计时，还是一个尚未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改良主义者。陈独秀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也以改良主义者的姿态，关注和研究着底层大众的生计这种最基本的经济问题。例如，在1919年4月27日写就的《贫民的哭声》（9）中，陈独秀对北京贫民的生存惨状流露了揪心的苦痛，也表示了如焚的忧虑。文章先列举了北京城内种种“贫民的哭声”，例如车夫的妻子这样哭诉：“我可怜的丈夫，他拉车累的吐血死了，如今我的儿子又在这大风雪中拉车，可怜我那十二岁的孩子，拉一步喘一口气！”例如卖淫女性这样哭诉：“我家娘儿俩没饭吃，把我卖到窑子里，天天挨打挨骂受不了，要求巡警老爷做主。”在列举了“贫民”的种种“哭声”后，陈独秀写道：“据警察厅最近的调查，北京人口，合共有男女九十三万二千五百四十名。那纯粹没有职业的贫民，占十分之一。东洋车夫有四万多人。排字的工人，差不多有一万。公娼私娼，总也在一万人以外。北京城里九十几万人当中，要算这十几万人最苦恼了。”“这十几万苦恼的人，常常发出他们可怜的哭声，我们七十几万市民都听见没有？”“我想这可怜的哭声，早晚就要叫他们听见，叫他们注意，叫他们头痛，最后还要叫他们发出同样的哭声！”1919年6月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十大特色》（10）一文，其中第五大特色是：“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警察不曾干涉。”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北京十大特色》这些文章时，不但已经深切地关注着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而且态度已很激愤、言辞颇为激烈了，但也还并没有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的情形。例如，在《贫民的哭声》中，陈独秀追问中国底层民众贫穷的原因时，写道：
在欧、美各国，他们贫富悬隔的原因，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少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所以穷苦的工人时常和开工厂的资本家为难，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这就是现在各国顶紧急顶重大的问题。
我们中国却不是这样。那有钱的人，他的钱还不是费了些心血开设工厂赚来的，乃是做文武官卖国借款拿回扣搜刮抢劫来的。通国的钱财，都归到这班文武官和他们子孙的手里。弄得中等人家，仅能够穿衣吃饭，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福气。
直到这时，陈独秀还能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力车夫这类人的贫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贫苦，原因并不相同，程度也有差别，以致于中国的人力车夫这类人，如果能像欧美的工人那样在工厂就业，倒成了“福气”。此时的陈独秀，既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与欧美不同，也认为“社会革命”并不可取。在《贫民的哭声》里，他甚至对“社会革命”的难以避免表示了担忧：
现在人心大变了，马上就要和从前两样。所以欧、美、日本连政府也都在赶紧讲究什么贫民生计，保护劳工，劳工组合，劳工教育，分配公平，遗产归公，等等政策，好预防那社会革命。
我们中国的文武官，还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兴高采烈的弄那造孽的钱，预备一辈子享用，子孙万代享用。他们那里知道什么社会革命！他们那里听见什么贫民的哭声！就是听了那可怜的哭声，也只是笑着说道：这是他们命该如此！
陈独秀写《贫民的哭声》是给中国的“文武官”看的，是在提醒他们倾听这“贫民的哭声”，是在警告他们：若继续对这“贫民的哭声”充耳不闻，若不赶紧设法改善广大贫民的生存境遇，“社会革命”就必然会爆发，而那后果也就不堪设想！
1919年的李大钊和陈独秀，虽然已对底层民众的生计这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颇为挂心，并探索着解决“问题”的方式，但还并未“转变”成为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明确表示不愿看到阶级之间发生“战争”，因而在社会政治观上也还未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显出本质的差别。不过，这样的“转变”很快就会发生。以陈独秀为例，到1920年时，他的种种言论已表现出很浓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色彩。例如，在写于1920年9月1日的《谈政治》（11）一文中，陈独秀已宣称：“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利器。------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能够包办的了。”从惟恐阶级之间发生“战争”到积极引爆阶级之间的“战争”，从不希望看到“社会革命”到努力发动“社会革命”，李大钊、陈独秀终于在社会政治观上与胡适们分道扬镳，并势同水火。
对底层民众生存苦难的同情、对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固然是使得李大钊、陈独秀们终于高举起“阶级战争”大旗的根本原因，但这样的同情和研究却并不必然使同情和研究者走到这一步。如果说李、陈们的这种同情和研究还只是导致他们发生重大“转变”的内因，那么，在1920年的时候，还有一种外因直接促使了他们的“转变”，这就是这年春天俄国人维经斯基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维经斯基给李大钊、陈独秀们带来了“列宁主义”，于是，“几个月前还鼓吹用改良办法改造中国的陈独秀，在此之后毅然举起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旗帜，俨然变成一个列宁主义者了。他开始公开地按照俄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了。他开宗明义鲜明地表示将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的一边，反对那些不主张实行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者的革命立场。宣称，他绝对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12）
李大钊的早死，使得我们难以知晓如果他多活十年二十年，思想会发生何种变化。但晚年的陈独秀，却的确对曾经信奉的“列宁主义”有过认真的清算。如果上苍没有给陈独秀发表自己“最后的政治见解”的机会，他本人和作为后人的我们都会感到遗憾。
结 语
“五四”新文化阵营的分化，是一件可以从多种角度去玩味、去解读、去分析、去评说的事。而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关系，也是角度之一。胡适、鲁迅、李大钊和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与底层民众有着不同的距离，与底层民众建立了不同的情感关系，对底层民众的生计这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而这也是使得他们终于“分化”的一种原因。与底层民众隔得较远、对经济问题也缺乏兴趣和研究的胡适们，此后在政治改良的事业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底层民众贴得最紧、对经济问题有强烈兴趣和认真研究的李大钊、陈独秀们，此后干脆组建了专事“社会革命”的政党。至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视作不急之务的鲁迅，则将“改造国民性”的工作坚持到生命最后一息。
李大钊、陈独秀们的道路已有晚年陈独秀的反思，更有此后的历史来检验，不说也罢。鲁迅将政治和经济问题悬置不顾，只对“国民性”的改造孜孜��，应该也有着局限。是先将“国民性”改造好了才可能有好的政治、经济，还是先建立起好的政治、经济制度才可能让“国民性”得到真正改造，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要说清楚殊非易事。不过，将“改造国民性”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相信在“国民性”未得到根本改造前，再好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形同虚设，显然是一种偏颇。这种“国民性决定论”难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假如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根本就不允许对大众的“启蒙”、根本就严禁对“国民性”的改造，那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者，又将如何？
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对底层民众的生计这类最基本的经济问题的隔膜，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最重大的缺陷，也是他们的自由主义理想在现代中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唐德刚曾说，不懂经济是胡适谈政治的“致命伤”（13），并说：“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天下，飞向枝头作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14）周策纵在评说胡适与李大钊等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时，虽肯定胡适对空谈“主义”的批评，但也强调：
从另一方面说，虽然“多研究些问题”这个建议既一针见血，又是应时之需，但是自由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不见得比其他对立的主义的信徒好很多，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中国必须要正视的最严重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自由主义者，像其他人一样，不曾仔细研究这些刻不容缓的问题，也不曾提供任何假设或最后的方案。事实上，也很难辨清他们与其他理论的提倡者到底在争论些什么。当然杜威的信徒偏重教育问题，他们还提供了一种解决的方案。然而当时大多数的青年并没有被说服仅只用教育就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够讽刺的事紧接着自由主义者于1920年（15）提倡了“多研究些问题”之后，他们很少有人加入社会调查工作或劳工运动，而那时有很多社会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开始走入工人和农民群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情况。1922年以后，不少自由主义者倾向于钻研考据之类的不大通俗的专门学术工作。直到数年以后，一些领头的自由主义者才真正尝试研究中国急不容缓的问题。在那较早的时期，他们似乎忽略了一个要点，就是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的贡献应不仅只是吹毛求疵的批评。（16）
未能取得广大民众的信服，尤其是未能争取到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跟随，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最终受挫也就难以避免。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自由主义者自身也确实有难辞之咎。
2003年6月14日
注释：
（1）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83页。
（2）同上第99――100页。
（3）沈尹默也曾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人力车夫》的新诗，其中说：“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见《沈尹默诗词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
（4）诗末注明写于“六年十一月九日夜”。
（5）见《胡适文存》。
（6）见《胡适论学近著》。
（7）见《热风》。
（8）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10）（11）见《独秀文存》。
（12）见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13）（14）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增订本第二章。
（15）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间为1919年。
（16）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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