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城市异乡者”的梦想与现实――关于文明冲突中乡土描写的转型(节选)
发表时间：2007-10-11阅读次数：464
丁 帆
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着血腥味的掠夺，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无疑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远没有逾越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我们沿海的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而中国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
从90年代开始，乡村向城市迁徙和漂移的现象决定了中国乡土小说创作视点的转移。在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文化冲突中，中国乡土小说的内涵在扩大，反映走出土地、进入城市的农民生活，已经成为作家关注社会生活不可忽视的创作资源。同时，反映这些农民肉体和灵魂“游走”状态的生活，也扩展了乡土小说的边界。
西方世界在城市与乡村的融合中，已经不再是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带着血腥味的掠夺，这是西方从现代工业文明向后现代后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城市与乡村图景，它无疑是与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远没有逾越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尽管我们沿海的小部分地区同时进入了后工业文明的文化语境中了，但是，广袤的地理和精神层面都处在一个前现代向现代转换的历史时段之中。而中国从乡村流入城市的大量人口正是历史阶段中不可忽视的乡土存在，描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的变化，才是乡土小说最富有表现力的描写领域。
“农民工”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概念，它囊括了一切进城“打工”的农民，“农民工”的定义似乎还不能概括那些走出黄土地的人们在城市空间工作的全部内涵，因为游荡在城市里的非城市户籍的农民身份者，还远不止那些从事“打工”这一职业的农民，他们中间还有从事其他非劳力职业的人，如小商小贩、中介销售商、自由职业者、代课教师、理发师、按摩师、妓女等许多不属于狭义“农民工”范畴，他们比那些真正的“打工仔”更有可能成为城里人。当然，在阶级身份层面的认同上他们仍旧是属于广义的“农民工”范畴的。因此，无论从身份认同上来确定这些“城市游牧者”阶层，还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考察这些漂泊者的灵魂符码，我以为用“城市异乡者”这个书面名词更加合适一些。
“城市异乡者”的生活之所以越来越受到许多作家的关注，就是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了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究竟是城市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城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二难命题。
毫无疑问，对“城市异乡者”的描写，随着日益澎湃的“农民工潮”和农民职业向工业技术的转换而迅速猛涨，对这一庞大群体的现实生活描写和灵魂历程的寻觅，就成为近几年来许多乡土作家关注的焦点。而就作家们的价值观念来说，其中普遍的规律就是:凡是触及到这一题材，作家就会用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来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流露出一个作家必须坚守的良知和批判态度。这是“五四”积淀下来的“乡土经验”，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以为，自80年代后期以来渐行渐远的、带有批判精神的现实主义开始在这一描写领域复苏。在这里，作家们的思考不再是那些空灵的技巧问题，不再是那些工具层面的形式问题，因为生存的现实和悲剧的命运已经上升为创作的第一需要了。在再现与表现之间，在悲剧审美与喜剧审美之间，绝大多数作家站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用饱蘸情感的笔墨去抒写人性和人道的悲歌。其实，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新的文化背景需要我们不但对人性和人道作出回答，还需对时代和历史的发展作出评断，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需要克服人性的偏颇，客观地去描写戴着假丑恶面具的发展性事物的，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
从价值理念来看，许多作家过分迷恋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秩序，过多地揭露城市文明的丑恶，多多少少就削弱了作品更有可能进入深层历史内涵的可能性。永远的乡土和瞬间的城市，可能是农民难以进入城市的最后一道精神屏障，驱除这样一种前现代农耕文明精神形态中的积弊应该是乡土小说作家价值理念中必有的理性因素。
对农民出走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已经成为作家们所关注的普遍问题。历史的进步往往是需要丑与恶作为杠杆的，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有其双重性的效应，这就是历史送给文明的礼物。在金钱与伦理道德的天平上，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而在淳朴的乡情亲情与伦理道德的天平上，人们又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悖论与怪圈中完成利益和意识形态选择的，作家所展现出的从农耕文明向城市文明转型时的那种精神的阵痛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寻觅精神的归属已经成为一批乡土小说作家自觉追求的主题目标。家乡是农民工的灵魂栖居地，如果失去了，那就是孤魂野鬼，这才是农民工们的真正悲剧。无疑，家和乡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个名词却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因为农民的家是建立在乡土之上的，如今，农民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向着城市进军!也许这一两代农民魂归故里的文化遗传基因是难以消除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是否还有乡土情结呢?
就像美国的许多乡土文学是建立在移民文学之上一样，中国目前的乡土文学在很大一块被这些向城市进军的“乡土移民”的现实生存状况所占据，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和研究反映这一庞大“候鸟群”生活的文学存在。然而，从众多的反映这一群体生活的作品来看，我们的作家仅仅站在感性的人性和人道的价值立场上，自上而下地去同情和怜悯农民工群体是远远不够的，还缺乏那种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那种欧洲18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清晰的理性批判眼光和锋芒。更重要的还是需要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交战中，用历史的、辩证的理性思考去观察一切人和事，才不至于陷入文化悖论的两难选择的怪圈之中不能自拔。因此，强化作品思辨理性的钙质才是这类作品的急待解决的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要在提高作家人文意识的基础上加强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宏观理性认识。是的，仅仅批判是不够的，我们的乡土小说作家还缺乏那种对三种文明形态的辩证认知，所以在乡土小说的创作中还罕见那种超越感性层面、具有人类社会进步意识的深刻之作。我们期待这样的作品出现。
（原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全文1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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