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坚持的迷茫与守望的尴尬――论小说家对“文革”后乡村改革的书写
发表时间：2007-10-11阅读次数：551
贺仲明
改革是乡村社会的大势所趋，在这一趋势面前，即使是昔日的集体制度著名讴歌者浩然，也在一篇叫《机灵鬼》的小说中表现出对乡村变革必然性的预感。一个绰号叫“机灵鬼”的村民利用才智开始个人致富，叙述者的态度自然是不赞同的，但在他呼唤“机灵鬼”回归集体的声音中，无奈的预感已经代替了昔日的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当改革一旦在乡村变为现实，作家们对它进行讴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何士光的《乡场上》和高晓声的《“漏斗户”主》率先表达了这一情感，它们描述了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这影响既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信和觉醒，是情绪上的喜悦和兴奋。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作家表达了改革后农民对未来的进一步期望和设想，预设了改革的美好前景，像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邹志安的《喜悦》等作品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作家们都自觉地将改革前后的农民生活进行比较，当中蕴涵着作家们对改革的急切期盼和充分认可。叶文玲的《小溪九道湾》最有代表性：改革前，农村姑娘葛金秋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城里当保姆，备受欺凌。正在她走投无路之时，家乡实行了改革新政，她毅然回到家乡，在喜悦和欢乐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有一些作品侧重表现改革所遇到的艰难和阻力，在对改革者和保守者明确的褒贬中，作家们表示了对改革的坚定支持态度。最著名的如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作品正面描写了乡村改革中的艰难斗争，主人公赵镢头为了维护改革，与反对派进行了艰难的抗争，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勇敢的精神品格使他的行为充满了悲壮，对未来的希望则给他的牺牲注入了光彩。此外，王东满的《柳大翠的故事》、鲁彦周的《彩虹坪》，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也都叙述了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与艰难，也都表现了对改革的支持态度。这其中，陈梦白的《这条路能走――宋老定自述》很有意思，作品续写了李准于50年代创作的主张集体制的著名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却表达了与李准原作完全不一样的立场，是改革潮流对昔日集体主义的嘲讽和告别；此外，赵本夫的《卖驴》将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深入到农民内心世界中，在对农民主人公内心担忧、痛苦和疑惧复杂心态的曲折展现中，既揭示了改革的艰难，更传达出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乡村改革对乡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既涉及到土地所有制和劳动分配方式，也涉及到农民的精神世界，涉及到他们的荣誉观、价值观甚至基本的生活道德。相比物质方面的变革，精神方面的变化要缓慢一些，因此，作家们对乡村文化的书写经历了更复杂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是对文化改革的期待。这一主题深刻地契合了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对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启蒙传统。像何士光的《乡场上》、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等在对乡村现实改革的认可和期待中，就融入了非常明确的文化改革立场，作品所批判或歌颂的，不只是现实体制，也有深刻的文化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作品中的农民陈奂生已经生活在改革后的乡村，并初步摆脱了物质贫困，但他在精神上却依然愚昧，需要文化上的改造和疗救。此外，矫健的《老霜的苦闷》、乔典运的《满票》、孙德才的《焦大轮子》等作品从另一角度表现了对传统农民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愿望，只是它们针砭的主要是农民落后的现实观念，而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
但这一主题在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它渐渐淡出了作家们的视野，并很快出现了与这一主题不太和谐的声音。它所表现的也是乡村的文化变迁，但作家们的态度却不是积极地迎应，而是忧虑和担心。
更有一些作家在试图建构一种新式的乡村道德，希望在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中寻找到新的支点，达到一种平衡和妥协――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实现了物质丰盈之后对一种新道德文化的寻求。邓刚的《渔眼》很有代表意义。捕鱼高手“渔眼”脱离集体后富裕了，但他并未感到幸福，相反，因为失去了集体劳动的环境，他感到巨大的失落，最终，他决定回到集体中，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共同致富。高晓声的《崔全成》，也表达了对改革后乡村中的新的风气的期待和肯定，并将这一风气与现实制度改革相联系起来：“这可是责任制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呀！”同样，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和》张宇的《境界》有着类似的意蕴，前者在表达村人对富裕平和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和睦乡邻关系的期待；后者则通过对一个坚持传统美德的优秀党员的赞颂，针砭了现实中的不良风气，表达了文化建设的理想。
对改革的现实肯定和文化上的困惑交织在一起，成为80年代初乡村改革小说的主体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在现实物质的变革渴望和文化上的代价之间，作家们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确立自己清晰的价值立场。在这方面，贾平凹创作于8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商州系列”作品很有代表意义。他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集中地表现了作家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如果说《腊月・正月》在对保守者韩玄子和对暴发户王才之间，至少还保持了理性上的清醒的话，那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就已经看不到立场，只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取舍的两难。《远山野情》和《古堡》的价值观念表达得更为明确，前者主人公的愿望――摆脱贫穷但又不想要太富裕，担心太多的钱会带来灾祸，显然代表了作者的想法，而《古堡》中的张老大则将《远山野情》主人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由于对金钱追求的不知节制，他和他的亲人最终都走上了悲剧道路。
在80年代初期，作家们对现实改革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但当中也并非没有例外。一些作家通过对集体制度的怀念，含蓄地传达了这一思想。如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作品表达了与其他作品不一样的现实态度，支部书记巩大明对责任制表示出反感和疑虑，尽管作者对此有所否定，但又对巩大明对农民的关心和对集体的留恋有明确的认同，当中寄托了作者对乡村现实制度巨变的冷峻思考。赵本夫的《祖先的坟》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老支书在改革后感到痛苦和失落并最终走向死亡，作者充满着同情，并发出感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吗？历史的链条是一环一环接下来的。谁敢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大厦下，没有那么这一辈人铺下的基石呢？”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则从文化方面表达了这一情绪，含蓄地表达了对改革后文化场景的忧虑。乡村姑娘容容对改革后的乡村文化感到落寞和陌生，并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欢快充满怀念之情。
王东满的《夜走祭子岭》等作品则直接对现实改革表达了不同声音。作品将现实与过去进行对比，对乡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现象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富？上哪儿富？富了的有几家？”并通过主人公黑嫂之口表示：“人生在世，总得互相帮衬着活。虽说如今听不见喊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好了，我看他谁也不能说集体主义臭，自私自利香！”虽然作品没有背离肯定改革的基调，但已经含蓄地传达了批评态度。左建民的《新翻的土地》、石定的《抢劫即将发生》、祝兴义的《刘青其人其事》等作品，则开始关注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前者写土地承包后出现的重新调整土地分配问题，对乡村改革进行了冷静的关注；《抢劫即将发生》通过一件化肥分配的事件，揭示了改革中乡村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对干群关系问题进行了检讨；《刘青其人其事》则叙述了一个借改革发达的无赖的故事，揭示了改革中的阴暗面，对改革问题进行了思索。
这一态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最有影响。两部作品通过对李芒、老得等普通农民与村干部肖万昌、王三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面展示了改革中存在的严重权力阴影问题。矫健的《老人仓》也异曲同工，作品中的田仲亭、汪得伍等腐败乡村干部，以及他们利用权力，借改革之机谋取私利、欺压百姓的行为，与肖万昌等基本一样。
还有一些作品较深入地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展现了改革中存在的具体而复杂的问题，对农民生活和改革缺陷作了较细致的展示。周克芹的《秋之惑》写了乡村改革中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改革后承包者通过劳动致富了，但村民们出于嫉妒心理最后对果园进行哄抢，严峻的现实之下蕴涵着对改革深层问题的思考。张平的《血魂》表达的是同样的改革致富者与普通农民的矛盾问题，只是角度相反。作品中的改革专业户借助于在金钱腐蚀下已经瘫痪和变质的乡村权力，恃强凌弱，最后与其他村民之间发生了血腥的冲突。莫言的《愤怒的蒜薹》则以山东农村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叙述了一件现代版“官逼民反”的故事，对乡村改革中的问题作了直接而深刻的揭露。此外，田中禾的《五月》也是有深度的作品，它通过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香雨的眼光看改革后的乡村，既展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更写了权力的肆虐和强烈的不平等。
从80年代初到1987年，近10年的乡村改革历程充分显示了复杂和艰辛，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实乡村改革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浮躁》也确实集合了这一时期同类题材作品的基本特征。作品以“浮躁”命名，原因在于作家自己的困惑：“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1]，事实上，作品对改革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展示，但到底如何评价改革，作品的态度依然很模糊。批判与期待，认同与拒绝，几乎同样醒目地并存于作品中。显然，对于贾平凹以及和他一样关注乡村改革的小说家们来说，这还不是他们充分表白自己态度的时机。改革的进程还在发展，改革的内涵还在变异，作家们的立场和叙述也还处在游移当中。
一、书写角度有较大变化，一些新的改革情势进入小说视野
80年代写改革的文学基本上是直接展现改革的过程，但90年代后，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作家们更着力于关注改革中乡村社会的多元状况，书写改革中人的命运和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
这当然与改革本身的进程变化有关，但在作家们的书写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改革情势。如何申的《穷乡》、《村民组长》、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作品就展示了改革中的乡村干部问题和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尤凤伟的《泥鳅》、殷惠芬的《民工》等叙述了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贾平凹的《土门》、关仁山的《天壤》、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则揭示了改革对土地和环境问题的影响。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乡村改革小说描述的新现象，在80年代改革小说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及到。
这当中，反映乡村政治改革――也就是乡村选举的作品很值得关注。这一题材在80年代初期就有作家涉猎，发表于1981年的莫应丰的《村里的笑声》最早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一次乡村选举，对其中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揭露。但此后，这一题材基本上被作家们所淡忘，只有孙春平的《支书下台唱大戏》间接地涉及到这一问题。90年代末，随着乡村政治改革的开展，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品也较为集中。如张继的《乡选》，叙述了一个乡村暴发户想操纵乡选，最终被人识破、走向失败的过程，作品表现了村民的觉悟，与现实乡村改革的进程有明确的呼应。乔典运的《问天》则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农民在给予选举权利以后放弃权利的故事，将体制改革与文化改革结合起来，具有发人深省的效果。星竹的《北村怀旧》则将选举与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结合起来。村民们本来想选一个改革的村长，但最后选出来的竟然是曾被人唾弃和遗忘的集体制时代的老村长，颇为尴尬的结局背后，蕴涵的农民们对现实的忧虑和对过去生活的怀念。“那时穷是穷，却没有少了欢乐。这些年不行，这些年钱把人压得沉重了，闹致富原来是个没完没了的事情，闹上了就骑驴般下不来。”
二、作家们的创作态度更为复杂和多元
这首先是在现实态度上，作家们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比较明确的支持或批评态度，而是更为含混和暧昧。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作家们尽量将价值评判隐藏在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不直接对改革本身表达臧否。
这一态度体现得最充分的是9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何申、刘醒龙、关仁山、王祥夫等作家在《穷县》、《分享艰难》、《九月还乡》等作品中，对乡村改革进行了多方位的揭示。其中的某些作品，如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黄昏放牛》，写了改革后乡村农民的艰难，苛捐杂税和各种腐败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压力，但更多的作品持的是调和的态度。如何申的“穷乡”系列作品，写改革中的乡村干部生活，虽然也揭示了部分矛盾，但作品没有挖掘这些矛盾的源头，而是为每一方去寻找可以宽宥的理由。所以，有批评家指出，正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的标题所象征的，作家们表现的是对改革矛盾的回避。
与现实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作家们表现出更为强烈和明确的文化批判态度，对传统乡村文化表示出强烈守望姿态。其中许多作家已经从文化态度上升为对整个乡村改革的否定。张炜的《家族》、《柏慧》、《外省书》表达的是对改革的整体批评，它们既揭示了改革对现实环境和公正等问题的伤害，更将之与乡村文化传统的毁灭直接联系起来。同样，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秦腔》等作品，也从精神层面表达了对土地关系的依恋和对商业文化的尖锐批评。这些批判，构成了90年代乡村改革小说最强烈的文化声音，也使这些创作承担了乡村文化守望者的角色。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文化意味的作品，它们表达出对乡村改革进行历史和人性化书写的趋势。如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等作品，以比较平和、超越政治功利的色彩去写集体制度，它们不是简单的政治化理解，而是换了心理的、人性的角度，使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往政治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复杂精神世界，也间接促进了我们对改革问题的思考。此外，属于更年轻一代的刘玉栋创作了《我们分到了土地》，作品抛弃了宏大的主题，从充分个人化的角度来写乡村改革，但在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眼中里出现的乡村改革，呈现的是与以往创作完全不一样的意蕴，很值得我们思索。
这一变迁与改革的进程和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文革”后的乡村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乡村本身的关系也很复杂。在改革初期，乡村经历的变化最大，农民们也普遍从中得到实惠；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负面开始显现，乡村改革出现不少问题，农民生活的变化不再那么明显；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改革的负面效应表现得更明显，农民对改革的态度也有直接的变化。作家们对乡村改革现实态度的变化基本上与改革现实相直接照应，它也间接表现出“文革”后乡村改革存在的许多问题，对乡村改革具有警示的意义。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作家方面，与作家的精神、情感和文化有深入的关系。因为改革小说最大的变异还是在文化上，作家创作态度的变化也主要体现在文化和感情方面。无论是80年代初王润滋、周克芹在父与子的理性与情感冲突中难以取舍，还是80年代中期贾平凹在《鸡窝洼的人家》中对两对夫妇的选择难以平衡，以及90年代刘玉堂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结尾：“现在这个生产队仍然存在着，不少人还是单干的时候想集体，集体的时候想单干，这么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地循环着，看样子还要这么无休止地循环下去，怪有意思的。”乡村文化的变异是作家们始终的关注点，文化上的矛盾是作家思想难以摆脱的精神冲突，情感则是这些冲突的内蕴力。可以说，现代与传统，经济与道德，怀乡与离乡……这些构成改革小说最集中的矛盾点都凝聚着作家们的文化态度，也牵系着他们的情感世界。
这些情感和文化关系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了显著的特点。就优点而言，是社会历史与心灵史的交织，既可以看到现实，也能看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这使它们能够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那些关注改革中人物命运的作品，更是如此。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只是片段地写了乡村改革进程中的农民的挣扎和命运，但由于作家渗透进了很深厚的感情，因此，作品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再如莫言的《愤怒的蒜薹》，以乡村之子的身份写乡村改革中的“暴动”，情感的深挚和立场的独特，使它展现了有渗透力的真实，表露了农民的真实心声。
然而它们的缺点也同样突出。最主要的，是缺乏冷静客观而又深刻细致的思想渗透。无论是对改革的坚持者还是对改革的怀疑和批判者，都很少有自己独立深入的思想，对改革作出自己独立清醒的认识。比如对改革的歌颂者，往往是跟在改革后面人云亦云，很少有站在改革前面对改革起前导作用的，尤其是80年代初期更是单纯的赞歌掩盖了内在的复杂，有强烈的政治呼应因素，同样，90年代的一些“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也受到“服务”的局限，没有揭示出乡村改革的真实和复杂，尤其是对乡村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缺乏足够清醒的批判。同样，对改革进行文化批判，对乡村文化持守望态度的作家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立和深刻。当然，比较对改革的简单赞美，这种文化守望要更有意义。因为确实，当前的乡村改革具有单纯经济利益的缺陷，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都有严重不足。作家们对乡村改革，尤其是对其文化现实的批判，确实相当的切中肯綮，也因其文化的沉痛和哀怨拥有情感的魅力。但是，文化批判不应该是简单的文化回归和文化守望，而应该是新的文化建设。事实上，在改革的大潮面前，已经不可能回归，也无法守望。这决定了文化守望者只能是唱出文化的哀歌和挽歌，并随着改革的深入，最后走到文化退却。[2]
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作家们与乡村文化的牵系太深，使他们在剧烈的文化转型面前难以摆脱困扰，形成自己独立而清醒的思想。“也许是由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我总是看他们（指农民）长处多，短处少。有时看到了，也不忍心批评。就像对自己的父母老人，他们养育了你，你成人了，能反过脸来对他们挑鼻子挑眼吗？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我写农民。我歌颂他们，很少批评。……他们没有出人意外的新思想，却有传统美德的闪光。”[3]王润滋的话虽然是说于80年代初，但对于90年代许多作家依然有代表性。也正是这样，贾平凹在《秦腔》的创作中充满迷茫和困惑：“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4]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不能比生活站得更高，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展现出生活的真实，不可能思考得比生活更深远的。
其次，是艺术上的局促和浮躁。作家情感和文化的纠结，往往容易导致视野的狭窄。我们看到，在整个乡村改革小说作品中，很少有宏观深远的叙述，而是多局限于某一地域，与外在社会没有建立充分必要的联系，也缺乏与整个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思想。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刘玉堂的《乡村温柔》、李一清的《农民》、关仁山的《天高地厚》、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作品，试图全方位地回顾乡村改革历史，然而，就目前来看，作家们做得还很不够。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很少看到真正沉静的作品，思想的匆促和艺术的简单交织在一起。这一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就如同贾平凹小说《浮躁》的标题一样，缺乏真正的高屋建瓴和客观冷静。
内容摘要：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它改变了乡村的现实生活，也深刻地影响了乡村的精神文化。小说家们对这一改革进行了全过程的扫描，揭示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展示了乡村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异。他们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态度也经历了较为显著的变迁，由最初的坚持和肯定，逐渐转向困惑和迷茫，并表现出较浓郁的文化守望色彩。错杂的姿态变迁中折射出乡村改革本身的艰巨和深刻，蕴藏着小说家们与乡村社会的复杂文化关系，也决定了这些小说创作所能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改革 变异 现实 文化
作 者：贺仲明，196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进行了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这是中国当代乡村历史上一次大的转换，虽然它不像建国初的土改运动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造成了人们社会地位的颠覆性改变，但一则它是在中国农村社会持续了多年的集体制度之后进行的个体制变革，与以前的制度和文化形成了相当显著的反差，二则这一改革持续的时间长，还联系着整个中国社会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乡村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变异全面而深刻，甚至可以说，这一乡村改革对乡村社会影响的深刻度和广阔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与这一改革相同步，小说家们对它进行了丰富的表现，与以往不一样的是，这时期的文学创作环境已经变得相对自由宽松，作家们能够比较自如地表达出他们的真实精神世界，当他们表现乡村改革场景和生活时，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也折射得更加细致和真实。这些乡村改革小说，既是对改革现实的描摹，也传达了作家们的心灵世界。
一
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劫难和长期贫困，中国乡村走向改革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这样，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几乎所有乡村题材作品，都在倾诉乡村历史或现实的苦难，在或明或暗地期待、呼唤着乡村的变化。像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作品，将笔触伸向刚刚过去的历史，演示了集体制度下乡村的极度贫穷和生活悲剧。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白桦的《银杏村的早晨》等，则针砭了乡村现实的困境，直接表达了现实乡村的变革愿望。如《银杏村的早晨》，故事的背景已是“文革”结束之后，但乡村依然笼罩在贫困的阴影中，时序正是深秋，农民们却连一件御寒的棉衣都没有，被寒冷和疲惫所煎迫着的农民们所唯一向往的，是像邻村一样进行改革。作品在嘲讽那些顽固坚持集体主义的乡村官僚的同时，更传达出对改革的急切愿望和满怀信心。
改革是乡村社会的大势所趋，在这一趋势面前，即使是昔日的集体制度著名讴歌者浩然，也在一篇叫《机灵鬼》的小说中表现出对乡村变革必然性的预感。一个绰号叫“机灵鬼”的村民利用才智开始个人致富，叙述者的态度自然是不赞同的，但在他呼唤“机灵鬼”回归集体的声音中，无奈的预感已经代替了昔日的自信。
在这种情况下，当改革一旦在乡村变为现实，作家们对它进行讴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何士光的《乡场上》和高晓声的《“漏斗户”主》率先表达了这一情感，它们描述了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这影响既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是精神上的自信和觉醒，是情绪上的喜悦和兴奋。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作家表达了改革后农民对未来的进一步期望和设想，预设了改革的美好前景，像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邹志安的《喜悦》等作品都是如此。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作家们都自觉地将改革前后的农民生活进行比较，当中蕴涵着作家们对改革的急切期盼和充分认可。叶文玲的《小溪九道湾》最有代表性：改革前，农村姑娘葛金秋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城里当保姆，备受欺凌。正在她走投无路之时，家乡实行了改革新政，她毅然回到家乡，在喜悦和欢乐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也有一些作品侧重表现改革所遇到的艰难和阻力，在对改革者和保守者明确的褒贬中，作家们表示了对改革的坚定支持态度。最著名的如张一弓的《赵镢头的遗嘱》，作品正面描写了乡村改革中的艰难斗争，主人公赵镢头为了维护改革，与反对派进行了艰难的抗争，最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勇敢的精神品格使他的行为充满了悲壮，对未来的希望则给他的牺牲注入了光彩。此外，王东满的《柳大翠的故事》、鲁彦周的《彩虹坪》，蒋子龙的《燕赵悲歌》，也都叙述了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与艰难，也都表现了对改革的支持态度。这其中，陈梦白的《这条路能走――宋老定自述》很有意思，作品续写了李准于50年代创作的主张集体制的著名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却表达了与李准原作完全不一样的立场，是改革潮流对昔日集体主义的嘲讽和告别；此外，赵本夫的《卖驴》将改革过程中的复杂性深入到农民内心世界中，在对农民主人公内心担忧、痛苦和疑惧复杂心态的曲折展现中，既揭示了改革的艰难，更传达出改革的现实必要性。
乡村改革对乡村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既涉及到土地所有制和劳动分配方式，也涉及到农民的精神世界，涉及到他们的荣誉观、价值观甚至基本的生活道德。相比物质方面的变革，精神方面的变化要缓慢一些，因此，作家们对乡村文化的书写经历了更复杂的过程。
最早出现的是对文化改革的期待。这一主题深刻地契合了以鲁迅的《阿Q正传》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对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启蒙传统。像何士光的《乡场上》、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张一弓的《黑娃照相》等在对乡村现实改革的认可和期待中，就融入了非常明确的文化改革立场，作品所批判或歌颂的，不只是现实体制，也有深刻的文化内容。最有代表性的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作品中的农民陈奂生已经生活在改革后的乡村，并初步摆脱了物质贫困，但他在精神上却依然愚昧，需要文化上的改造和疗救。此外，矫健的《老霜的苦闷》、乔典运的《满票》、孙德才的《焦大轮子》等作品从另一角度表现了对传统农民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愿望，只是它们针砭的主要是农民落后的现实观念，而不是单纯的文化观念。
但这一主题在80年代初的改革小说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张扬，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它渐渐淡出了作家们的视野，并很快出现了与这一主题不太和谐的声音。它所表现的也是乡村的文化变迁，但作家们的态度却不是积极地迎应，而是忧虑和担心。
比如韩少功《风吹唢呐声》的故事：凭借自己的刻薄和能干，村民德成富裕起来了，但他在道德上却变得自私、冷漠，与村人、与家人的关系都疏淡了。作者以忧虑的态度看待着这一变迁；同样，乔典运的《村魂》叙述了一个文化悲剧故事，信守信用的村民张老七是村子里唯一坚守诚信的人，但他的作为却被所有人嘲弄，最后只能郁郁而终。此外，张一弓的《挂匾》和王兆军的《她从画中走出来》也表达了类似主题。
不过这些作品尽管有忧虑，但总体而言，它们还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对乡村文化回归往昔的平静充满着期待。《风吹唢呐声》中，德成的行为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批评和讽刺，而德成也开始感到失落并反省和转变自己的行为（“他在人们平静的目光下，是否感到心慌？――但愿世界上到处充满这样的眼光！”）。《村魂》中的张老七虽然委屈而死了，但他的死亡却感染了村民，也改变了村民，他最后被村民们誉为“村魂”。《挂匾》和《她从画中走出来》同样让主人公经历了灵魂的颤栗，表达了自新的愿望。
更有一些作家在试图建构一种新式的乡村道德，希望在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中寻找到新的支点，达到一种平衡和妥协――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在实现了物质丰盈之后对一种新道德文化的寻求。邓刚的《渔眼》很有代表意义。捕鱼高手“渔眼”脱离集体后富裕了，但他并未感到幸福，相反，因为失去了集体劳动的环境，他感到巨大的失落，最终，他决定回到集体中，希望带着大家一起共同致富。高晓声的《崔全成》，也表达了对改革后乡村中的新的风气的期待和肯定，并将这一风气与现实制度改革相联系起来：“这可是责任制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呀！”同样，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和》张宇的《境界》有着类似的意蕴，前者在表达村人对富裕平和生活向往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和睦乡邻关系的期待；后者则通过对一个坚持传统美德的优秀党员的赞颂，针砭了现实中的不良风气，表达了文化建设的理想。
但是，总的来说，与对现实领域作家们坚定的支持声音比较起来，文化方面要显得低沉得多，甚至可以说作家们的信心其实很弱。这些作品往往通过设计“从迷惘到回归”的故事模式，但这些安排往往都显得突然和生硬，作家们似乎是在通过这些故事来说服读者，也在试图说服自己。
二
而即使是这种微弱的自信，也并不是在所有作家笔下都能够看到，这些作家所表现的，是在新的文化变异中的无所适从，作家们的心情充满着困惑和怀疑。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父子之间在道德文化上的尖锐冲突，作者是明确站在父亲黄老亮一边的，黄老亮对现实文化变异的不满和恐惧，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作者自己的忧虑：“……这几年，世道翻了好几个个儿。翻得又叫庄稼人高兴，又叫庄稼人担心。”同样，张炜的《一潭清水》和周克芹的《晚霞》也表达了类似的迷惘和惆怅，背后蕴涵的是对文化变异同样的困惑和迷茫。
对改革的现实肯定和文化上的困惑交织在一起，成为80年代初乡村改革小说的主体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在现实物质的变革渴望和文化上的代价之间，作家们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确立自己清晰的价值立场。在这方面，贾平凹创作于8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商州系列”作品很有代表意义。他的《腊月・正月》、《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集中地表现了作家情感与理性的分离。如果说《腊月・正月》在对保守者韩玄子和对暴发户王才之间，至少还保持了理性上的清醒的话，那么，《小月前本》和《鸡窝洼的人家》就已经看不到立场，只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难以取舍的两难。《远山野情》和《古堡》的价值观念表达得更为明确，前者主人公的愿望――摆脱贫穷但又不想要太富裕，担心太多的钱会带来灾祸，显然代表了作者的想法，而《古堡》中的张老大则将《远山野情》主人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由于对金钱追求的不知节制，他和他的亲人最终都走上了悲剧道路。
在80年代初期，作家们对现实改革基本上持支持和肯定，但当中也并非没有例外。一些作家通过对集体制度的怀念，含蓄地传达了这一思想。如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作品表达了与其他作品不一样的现实态度，支部书记巩大明对责任制表示出反感和疑虑，尽管作者对此有所否定，但又对巩大明对农民的关心和对集体的留恋有明确的认同，当中寄托了作者对乡村现实制度巨变的冷峻思考。赵本夫的《祖先的坟》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老支书在改革后感到痛苦和失落并最终走向死亡，作者充满着同情，并发出感叹：“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不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吗？历史的链条是一环一环接下来的。谁敢说，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大厦下，没有那么这一辈人铺下的基石呢？”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则从文化方面表达了这一情绪，含蓄地表达了对改革后文化场景的忧虑。乡村姑娘容容对改革后的乡村文化感到落寞和陌生，并对集体生活的热闹和欢快充满怀念之情。
王东满的《夜走祭子岭》等作品则直接对现实改革表达了不同声音。作品将现实与过去进行对比，对乡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不公正现象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富？上哪儿富？富了的有几家？”并通过主人公黑嫂之口表示：“人生在世，总得互相帮衬着活。虽说如今听不见喊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好了，我看他谁也不能说集体主义臭，自私自利香！”虽然作品没有背离肯定改革的基调，但已经含蓄地传达了批评态度。左建民的《新翻的土地》、石定的《抢劫即将发生》、祝兴义的《刘青其人其事》等作品，则开始关注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前者写土地承包后出现的重新调整土地分配问题，对乡村改革进行了冷静的关注；《抢劫即将发生》通过一件化肥分配的事件，揭示了改革中乡村基层干部存在的问题，对干群关系问题进行了检讨；《刘青其人其事》则叙述了一个借改革发达的无赖的故事，揭示了改革中的阴暗面，对改革问题进行了思索。
这一态势在80年代中期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张炜的《秋天的愤怒》和《秋天的思索》最有影响。两部作品通过对李芒、老得等普通农民与村干部肖万昌、王三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面展示了改革中存在的严重权力阴影问题。矫健的《老人仓》也异曲同工，作品中的田仲亭、汪得伍等腐败乡村干部，以及他们利用权力，借改革之机谋取私利、欺压百姓的行为，与肖万昌等基本一样。
还有一些作品较深入地展示了改革的艰难，展现了改革中存在的具体而复杂的问题，对农民生活和改革缺陷作了较细致的展示。周克芹的《秋之惑》写了乡村改革中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改革后承包者通过劳动致富了，但村民们出于嫉妒心理最后对果园进行哄抢，严峻的现实之下蕴涵着对改革深层问题的思考。张平的《血魂》表达的是同样的改革致富者与普通农民的矛盾问题，只是角度相反。作品中的改革专业户借助于在金钱腐蚀下已经瘫痪和变质的乡村权力，恃强凌弱，最后与其他村民之间发生了血腥的冲突。莫言的《愤怒的蒜薹》则以山东农村的真实事件为背景，叙述了一件现代版“官逼民反”的故事，对乡村改革中的问题作了直接而深刻的揭露。此外，田中禾的《五月》也是有深度的作品，它通过出身乡村的知识分子香雨的眼光看改革后的乡村，既展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更写了权力的肆虐和强烈的不平等。
从80年代初到1987年，近10年的乡村改革历程充分显示了复杂和艰辛，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实乡村改革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浮躁》也确实集合了这一时期同类题材作品的基本特征。作品以“浮躁”命名，原因在于作家自己的困惑：“我想怎样才能把握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个啥，你可以说是生气勃勃的，也可以说是很混乱的，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你可以有多种说法，如果你站在历史这个场合中，你如果往后站，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我觉得这段时间只能用‘浮躁’这两个字来概括”[1]，事实上，作品对改革的多个方面进行了展示，但到底如何评价改革，作品的态度依然很模糊。批判与期待，认同与拒绝，几乎同样醒目地并存于作品中。显然，对于贾平凹以及和他一样关注乡村改革的小说家们来说，这还不是他们充分表白自己态度的时机。改革的进程还在发展，改革的内涵还在变异，作家们的立场和叙述也还处在游移当中。
三
90年代后，乡村改革进入到更深的阶段，虽然它的进程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显著，但政治的、社会的变化越显剧烈。尤其是这时期的中国城市也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商业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并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反映在乡村生活上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走向城市的农民日益增多，“农民工”成为农民身份一个醒目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乡村文化的变化更为剧烈，如果说在80年代乡村文化还只是出现了一些裂隙的话，那么现在，乡村文化已经走向了崩溃，商业文化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传统宁静和谐的乡村场景基本上从现实生活中撤离。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们对乡村改革的描述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一、书写角度有较大变化，一些新的改革情势进入小说视野
80年代写改革的文学基本上是直接展现改革的过程，但90年代后，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作家们更着力于关注改革中乡村社会的多元状况，书写改革中人的命运和对社会文化带来的影响。
这当然与改革本身的进程变化有关，但在作家们的书写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改革情势。如何申的《穷乡》、《村民组长》、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作品就展示了改革中的乡村干部问题和乡镇企业发展问题；关仁山的《九月还乡》、尤凤伟的《泥鳅》、殷惠芬的《民工》等叙述了徘徊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贾平凹的《土门》、关仁山的《天壤》、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则揭示了改革对土地和环境问题的影响。这些都是90年代以来乡村改革小说描述的新现象，在80年代改革小说较少或基本上没有涉及到。
这当中，反映乡村政治改革――也就是乡村选举的作品很值得关注。这一题材在80年代初期就有作家涉猎，发表于1981年的莫应丰的《村里的笑声》最早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一次乡村选举，对其中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揭露。但此后，这一题材基本上被作家们所淡忘，只有孙春平的《支书下台唱大戏》间接地涉及到这一问题。90年代末，随着乡村政治改革的开展，关注这一题材的作品也较为集中。如张继的《乡选》，叙述了一个乡村暴发户想操纵乡选，最终被人识破、走向失败的过程，作品表现了村民的觉悟，与现实乡村改革的进程有明确的呼应。乔典运的《问天》则通过一个耐人寻味的农民在给予选举权利以后放弃权利的故事，将体制改革与文化改革结合起来，具有发人深省的效果。星竹的《北村怀旧》则将选举与文化和生活方式问题结合起来。村民们本来想选一个改革的村长，但最后选出来的竟然是曾被人唾弃和遗忘的集体制时代的老村长，颇为尴尬的结局背后，蕴涵的农民们对现实的忧虑和对过去生活的怀念。“那时穷是穷，却没有少了欢乐。这些年不行，这些年钱把人压得沉重了，闹致富原来是个没完没了的事情，闹上了就骑驴般下不来。”
二、作家们的创作态度更为复杂和多元
这首先是在现实态度上，作家们不再像80年代那样有比较明确的支持或批评态度，而是更为含混和暧昧。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作家们尽量将价值评判隐藏在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中，不直接对改革本身表达臧否。
这一态度体现得最充分的是9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何申、刘醒龙、关仁山、王祥夫等作家在《穷县》、《分享艰难》、《九月还乡》等作品中，对乡村改革进行了多方位的揭示。其中的某些作品，如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黄昏放牛》，写了改革后乡村农民的艰难，苛捐杂税和各种腐败对农民生活的巨大压力，但更多的作品持的是调和的态度。如何申的“穷乡”系列作品，写改革中的乡村干部生活，虽然也揭示了部分矛盾，但作品没有挖掘这些矛盾的源头，而是为每一方去寻找可以宽宥的理由。所以，有批评家指出，正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的标题所象征的，作家们表现的是对改革矛盾的回避。
与现实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作家们表现出更为强烈和明确的文化批判态度，对传统乡村文化表示出强烈守望姿态。其中许多作家已经从文化态度上升为对整个乡村改革的否定。张炜的《家族》、《柏慧》、《外省书》表达的是对改革的整体批评，它们既揭示了改革对现实环境和公正等问题的伤害，更将之与乡村文化传统的毁灭直接联系起来。同样，贾平凹的《土门》、《高老庄》、《秦腔》等作品，也从精神层面表达了对土地关系的依恋和对商业文化的尖锐批评。这些批判，构成了90年代乡村改革小说最强烈的文化声音，也使这些创作承担了乡村文化守望者的角色。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文化意味的作品，它们表达出对乡村改革进行历史和人性化书写的趋势。如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最后一个生产队》等作品，以比较平和、超越政治功利的色彩去写集体制度，它们不是简单的政治化理解，而是换了心理的、人性的角度，使我们看到了一些以往政治视角下难以看到的复杂精神世界，也间接促进了我们对改革问题的思考。此外，属于更年轻一代的刘玉栋创作了《我们分到了土地》，作品抛弃了宏大的主题，从充分个人化的角度来写乡村改革，但在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眼中里出现的乡村改革，呈现的是与以往创作完全不一样的意蕴，很值得我们思索。
四
纵观小说家们对“文革”后乡村改革的书写，其最大的特点是前后之间巨大而明显的变异。虽然只有20多年时间，但无论是文学场景还是作家立场，都发生了强烈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基本方向，则是从坚持到怀疑，从现实认同到文化守望。这一点在几乎每一个作家的创作历史上都有明显的体现。如贾平凹、张炜，是始终将笔触放在乡村改革题材上的为数不多的作家，在创作之初，他们都写过歌颂改革的作品，但后来都走上了从怀疑到批评和否定的历程，其前后差异非常显著。他们的道路代表了改革小说的基本轨迹，也体现了这一题材小说的内在精神特征。
这一变迁与改革的进程和改革本身的复杂性有直接关系。“文革”后的乡村改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乡村本身的关系也很复杂。在改革初期，乡村经历的变化最大，农民们也普遍从中得到实惠；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的负面开始显现，乡村改革出现不少问题，农民生活的变化不再那么明显；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改革的负面效应表现得更明显，农民对改革的态度也有直接的变化。作家们对乡村改革现实态度的变化基本上与改革现实相直接照应，它也间接表现出“文革”后乡村改革存在的许多问题，对乡村改革具有警示的意义。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作家方面，与作家的精神、情感和文化有深入的关系。因为改革小说最大的变异还是在文化上，作家创作态度的变化也主要体现在文化和感情方面。无论是80年代初王润滋、周克芹在父与子的理性与情感冲突中难以取舍，还是80年代中期贾平凹在《鸡窝洼的人家》中对两对夫妇的选择难以平衡，以及90年代刘玉堂在《最后一个生产队》中的结尾：“现在这个生产队仍然存在着，不少人还是单干的时候想集体，集体的时候想单干，这么出来进去进去出来地循环着，看样子还要这么无休止地循环下去，怪有意思的。”乡村文化的变异是作家们始终的关注点，文化上的矛盾是作家思想难以摆脱的精神冲突，情感则是这些冲突的内蕴力。可以说，现代与传统，经济与道德，怀乡与离乡……这些构成改革小说最集中的矛盾点都凝聚着作家们的文化态度，也牵系着他们的情感世界。
这些情感和文化关系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了显著的特点。就优点而言，是社会历史与心灵史的交织，既可以看到现实，也能看到创作者的精神世界，这使它们能够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那些关注改革中人物命运的作品，更是如此。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只是片段地写了乡村改革进程中的农民的挣扎和命运，但由于作家渗透进了很深厚的感情，因此，作品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再如莫言的《愤怒的蒜薹》，以乡村之子的身份写乡村改革中的“暴动”，情感的深挚和立场的独特，使它展现了有渗透力的真实，表露了农民的真实心声。
然而它们的缺点也同样突出。最主要的，是缺乏冷静客观而又深刻细致的思想渗透。无论是对改革的坚持者还是对改革的怀疑和批判者，都很少有自己独立深入的思想，对改革作出自己独立清醒的认识。比如对改革的歌颂者，往往是跟在改革后面人云亦云，很少有站在改革前面对改革起前导作用的，尤其是80年代初期更是单纯的赞歌掩盖了内在的复杂，有强烈的政治呼应因素，同样，90年代的一些“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也受到“服务”的局限，没有揭示出乡村改革的真实和复杂，尤其是对乡村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缺乏足够清醒的批判。同样，对改革进行文化批判，对乡村文化持守望态度的作家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独立和深刻。当然，比较对改革的简单赞美，这种文化守望要更有意义。因为确实，当前的乡村改革具有单纯经济利益的缺陷，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上都有严重不足。作家们对乡村改革，尤其是对其文化现实的批判，确实相当的切中肯綮，也因其文化的沉痛和哀怨拥有情感的魅力。但是，文化批判不应该是简单的文化回归和文化守望，而应该是新的文化建设。事实上，在改革的大潮面前，已经不可能回归，也无法守望。这决定了文化守望者只能是唱出文化的哀歌和挽歌，并随着改革的深入，最后走到文化退却。[2]
究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作家们与乡村文化的牵系太深，使他们在剧烈的文化转型面前难以摆脱困扰，形成自己独立而清醒的思想。“也许是由于血统和感情的原因，我总是看他们（指农民）长处多，短处少。有时看到了，也不忍心批评。就像对自己的父母老人，他们养育了你，你成人了，能反过脸来对他们挑鼻子挑眼吗？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我写农民。我歌颂他们，很少批评。……他们没有出人意外的新思想，却有传统美德的闪光。”[3]王润滋的话虽然是说于80年代初，但对于90年代许多作家依然有代表性。也正是这样，贾平凹在《秦腔》的创作中充满迷茫和困惑：“我在写的过程中一直是矛盾、痛苦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歌颂，还是批判？是光明，还是阴暗？以前的观念没有办法再套用。我并不觉得我能站得更高来俯视生活，解释生活，我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4]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不能比生活站得更高，显然是不可能真正展现出生活的真实，不可能思考得比生活更深远的。
其次，是艺术上的局促和浮躁。作家情感和文化的纠结，往往容易导致视野的狭窄。我们看到，在整个乡村改革小说作品中，很少有宏观深远的叙述，而是多局限于某一地域，与外在社会没有建立充分必要的联系，也缺乏与整个社会发展相联系的思想。虽然近年来出现了刘玉堂的《乡村温柔》、李一清的《农民》、关仁山的《天高地厚》、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等作品，试图全方位地回顾乡村改革历史，然而，就目前来看，作家们做得还很不够。而且，在艺术表现上，很少看到真正沉静的作品，思想的匆促和艺术的简单交织在一起。这一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就如同贾平凹小说《浮躁》的标题一样，缺乏真正的高屋建瓴和客观冷静。
迄今为止，中国的乡村改革依然在艰难却是不可阻挡地进行着，这一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在未来社会会有更明确的显现。作为一个与改革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如何真实地记录现实，又如何独立地超越现实，是最大的任务，也是他所从事的文学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演出了许多惊心动魄故事，经历了漩涡与激荡的改革时代，能够产生真正的文学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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