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对昆德拉的接受与拒绝
发表时间：2007-10-11阅读次数：439
王彬彬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昆德拉被韩少功、景凯旋等人译介到中国后，掀起了一股“昆德拉热”。一时间，大有“开谈不说昆德拉，读尽诗书也枉然”之势。不少此前从未对外国文学发表过看法的人，也写起了研究昆德拉的“论文”。中国的读书人，似乎谁都能被昆德拉以某种方式所触动，谁都能从某个角度对昆德拉来一通评说。尽管谈论、研究昆德拉者甚多，但基本观点则颇一致，即都是在热烈地肯定、赞美。前些年，青年言论家余杰发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一文，提出了“要昆德拉，还是要哈维尔”的问题，才算是有了一点不和谐音。余杰把昆德拉和哈维尔作为知识分子可能的两种现实姿态的代表，并明确主张应该拒绝昆德拉而效法哈维尔。余杰的文章，记得引起不只一人的质疑、驳斥。
在当年议论和评说昆德拉的热潮中，我也曾是凑热闹者，并且也表达的是肯定和赞颂性的意见。后来，余杰文章发表，我对他的基本观点是赞同的，但并未公开说出我的看法。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一套昆德拉作品的新译本。我重读了《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原译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玩笑》等几种，并且借新译本出版的机会，把我现在对昆德拉的看法说一说。
首先我想说，昆德拉对于我是迷人的。他观察社会和人生时的睿智与深刻，常令我再三玩味、赞叹不已；他关于小说艺术的见解，也时常让我深受启发。如果要用一个现存的词语来概括昆德拉，我觉得“益人神智”四个字是颇合适的。昆德拉的迷人之处，细说起来当有很多。但最值得称道、对中国作家也最富有教益的，是以小说的方式对极权体制下人的生存境遇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揭示。
昆德拉早已赢得了世界性声誉。使昆德拉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原因，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承认，无疑首先是“政治”。以艺术的方式对极权政治的批判、控诉，是他引起世人注目的首要因素。但同是对他的“政治”感兴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所产生的感觉和理解肯定是不同的。如果说，一个美国读者对昆德拉作品中的“政治”再有兴趣也不过是一个旁观者的兴趣，他的感觉和理解总难免有些隔膜，那作为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年岁稍长者，读昆德拉小说，则常有身临其境之感，常发生不知“此地何地”的恍惚。昆德拉小说的故事，有时只须将人名地名等稍作变动，就完全可以视作是在中国曾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例如，昆德拉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某种意义上也是他的小说成名作《玩笑》，说的是一向喜欢开玩笑的在校大学生路德维克，因一句政治玩笑而命运逆转，从此陷入苦难深渊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悲剧”，在中国曾经发生得太多太多。而不能随便开玩笑、尤其不能开政治性玩笑，――这也曾是我们十分“习惯”的一种生存境遇。当然不只是一部《玩笑》，昆德拉所有以捷克为背景的小说都能在不同程度上让我们产生“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或者说，都能在或多或少的方面让我们觉得是一个外国人在说我们自己的事。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昆德拉的小说仅仅是让我们感到“亲切”和熟悉，那其价值不是十分有限么？近几十年来，我们不是也有许多小说写了与《玩笑》类似的故事，展示了与路德维克同样的“悲剧”么？我说不然。昆德拉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在极权政治下人性的共同表现，这对于拓宽我们的眼界、矫正我们在政治和人性认识方面的某种谬误，有着明显的意义。捷克人，在生理结构上与我们相差甚大，在文化传统和所谓“文化心理”上，与我们也大相径庭，但在同样的政治条件下，他们与我们的表现却惊人地相似。我们看着昆德拉小说中的人物，简直就像看着我们的兄弟、我们的父祖、我们的同事。而这对于被我们中不少人所有意无意地信奉的“国民性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是一种有力的冲击。“文革”结束后，当我们反思历史灾难时，“国民性”是众口诘难的“罪魁”，似乎“文革”一类历史灾难的发生，以及在所谓“极左”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卑劣，都源于我们“国民性”和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昆德拉让我们看到，在文化传统和“国民性”与我们迥然有异的地方，类似灾难也曾发生，人性的表现也与我们大同小异。这使我们认识到，仅用“国民性”和文化传统解释不了“文革”一类灾难何以在中国发生，也解释不了在这一灾难中人们的种种表现。放弃了“国民性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之后，我们就能明白：只要有一定的条件，极权政治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建立起来；而只要处于极权政治下，人性都会有差不多的表现。这样的认识能使我们把目光从“国民性”和文化传统上稍稍移开，更多地关注“制度”的改造和建设。
然而，对于这样的“解读”，昆德拉本人一定大为不满意。在“昆德拉现象”中，有一个耐人寻味之处，即人们总是执着地盯着昆德拉小说世界中的“政治”，而昆德拉则千方百计地要把人们的目光从他小说中的“政治”上引开。他要求人们在“美学”而不是在“政治”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他认为小说家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使命是“发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存处境。他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中不过是一件外衣，一块酵母，甚至仅仅是一种点缀，他要揭示的是人类在任何政治制度下都可能陷入其中的生存境遇。昆德拉对“政治”的说法暂且不论，先想指出，他的小说的过人之处，确实在于着眼“政治”却又能超越“政治”。我们知道，同类“题材”的小说，近几十年在中国有许多，但它们都难以望昆德拉项背。昆德拉小说之所以比中国同类“题材”的小说高明，原因有二：一是昆德拉反思历史时的那种“存在论”的眼光；一是昆德拉评价历史时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昆德拉无意于写纯粹的“政治小说”或“问题小说”，他总是从“政治”切入，而最终使小说的意味和意义大大地撑破了“政治”，具有了浓郁的形而上意旨。例如《玩笑》，虽然故事表层是一个政治性悲剧，但读过全书，我们却感到这悲剧已丧失了苦难性，或者说，我们感到昆德拉不是在写苦难，而是在写苦难的“苦难性”丧失，在写悲剧的“悲剧性”失落，在展示苦难怎样成为笑剧。这就让我们感到人的存在的某种荒诞性，这样一种荒诞性确实并非只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才可能存在。昆德拉在反思政治灾难时，那种坚定的个人主义立场，也是令他的小说迷人的重要因素。昆德拉的个人主义往往体现为对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强烈关注。在小说中，他又往往是通过一些很微观、很具体的角度传达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例如，“隐私”是他思考个人自由和尊严时常用的一个立足点。他不厌其烦地让我们看到，在极权政治下，一方面是“政治”的极为神秘、暧昧和不透明，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生活的极为透明，是个人“隐私”的彻底丧失，是他人随时可以把鼻子伸进你的卧室里，是连内裤都那样整齐划一。而在一个个人“私生活”被彻底消灭、个人“隐私”被彻底照亮的社会，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当然无从谈起。与昆德拉相比，中国的作家在反思政治灾难时，便大为逊色。他们能写出苦难的“苦难性”，却写不出苦难的“苦难性”丧失；他们能透过政治层面进入对文化的反思，却不能写出人类生存的某种荒诞意味；他们能站在主流立场上总结“教训”，却不能以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名义对“极左政治”进行控诉。我觉得，中国的作家，实在可以从昆德拉那里学到很多东西。
但我对昆德拉也有着很大的保留。昆德拉要求人们在“美学”而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这是有相当道理的。但他反复强调“政治”在他的小说里不过是一种背景，一种无足轻重的东西，却是我无法认可的。毫无疑问，昆德拉小说的内涵是远非“政治”所能概括的。他的确突破了特定政治制度的拘囿而进入对人类生存处境的形而上“勘探”。但这一对“政治”的超越，在我看来，非但不构成对“政治”的抹煞，倒是使得我们对极权政治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换句话说，昆德拉正因为没有被揭露和控诉极权政治的功利目的所左右，反而能对极权政治做出了分外独特也分外有力的揭露和控诉。昆德拉把我们的兴趣从“政治”引开的理由，是他所“发现”和“勘探”到的那些人的生存“处境”，并不只在极权政治这种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有，它们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而我以为，他所“发现”和“勘探”到的那些人的生存境遇，虽然要任何政治条件下都可能某种程度地存在，但在极权政治条件下，却必然存在、普遍存在和最典型地存在。人的这些生存境遇虽然不一定以极权政治为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与极权政治也决非绝对无关。
正如有人指出过的那样，昆德拉其实陷入了一种极端怀疑主义。他痛恨极权政治，却又怀疑民主政治；他深感在极权政治下人的生存的荒诞，但又怀疑在民主政治下人的生存境遇会有本质的改观；他揭示出在极权政治下人的软弱、妥协的可悲；但又把反抗视为“媚俗”。在这种极端怀疑主义的驱使下，他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抹平一些重大差别。在《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我们看到，托马斯的儿子希望他在一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书上签名时，托马斯竟然想到了秘密警察要求他在一份告密书上签名，并认为这二者本质上是同一回事。托马斯的儿子和那个秃头编辑为反抗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与秘密警察为维护极权政治而从事的秘密活动，在托马斯眼里已没有什么不同。也是在这部小说中，终身与“媚俗”为敌因而也终身反叛和流浪着的萨比娜，最后虽然在美国定居，但她并不感到在美国的生活与在捷克的生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她看来，美国参议员向草坪上的孩子招手微笑，与捷克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向游行队伍招手微笑，可以等量齐观。不能说昆德拉如此看问题丝毫没有道理，但我坚信也有着极大的谬误。置身于西方世界的昆德拉之所以如此睁眼说瞎话，我怀疑恰恰出于“媚俗”的需要。重读《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对其中的“伟大的进军”这一部分已难以忍受。同时深感到，昆德拉书中，既有着许多深刻的见解，也有着不少精致的谬论。而这些谬论，在中国，是足以把一些人引向犬儒主义的。
对昆德拉，全盘接受和全盘拒绝，我以为都是不合理的。我们固然不能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也不能因为怜惜孩子而大喝其洗澡水。
2003年8月2日酷热中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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