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敌乎？友乎？》的前因后果
发表时间：2008-06-30阅读次数：341
王彬彬
1935年2月9日，鲁迅在致萧军和萧红的信中，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前几天大家过年，报纸停刊，从袁世凯那时起，卖国就在这时候，这方法流传至今，我看是关内也在这爆竹声中葬送了。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今年就要将‘一二八’‘九一八’的纪念取消，报上登载的减少学校假期，就是这件事，不过他们说话改头换面，使大家不觉得。‘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此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五六年的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鲸吞蚕食，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采取了妥协、隐忍的政策，再二再三地逆来顺受，再三再四地忍辱含羞。甚至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政府限制、取缔报刊上的反日言论和社会上的反日行动，中国政府也就果真对国内的反日言行进行弹压。这情形自然令绝大多数的国人看不懂，尤其令热血青年们怒发冲冠、目眦尽裂。“卖国”的骂名当然也就在劫难逃地落到了蒋介石头上。1935年10月号的《外交评论》上，更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令鲁迅这样的读者大为憎恶的长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文章对日本晓之以理、动之以义，力陈中国其实不可征服，日本如无餍足地侵略中国，终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文章强调：中国两国为友则两利，为敌则两伤。《外交评论》发表该文后，许多报刊做了转载。但像鲁迅这样的人，读此文而反感，而悲愤，视为汉奸论调：日本已经鲸吞了东北，又在华北得寸进尺地蚕食，居然还在问“敌乎？友乎？”，居然还说要与日为“友”，这不是汉奸又是什么？这还不算卖国怎样才算卖国？
以鲁迅的敏锐，也只看到文章作者是当年的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却没有看到文章真正的来头和用心。其实，这篇文章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说它实际出自蒋介石之手也不为过。“九・一八”之后，蒋介石用了种种手段，延缓全面抗战的爆发。《敌乎？友乎？》之作，也是蒋介石苦心孤诣地下的一步棋。
一
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有很完整的日记存世。蒋氏自1915年开始记日记，直到辞世从未间断。据说除前三年日记已经散失外，自1918年到1975年，近50年的日记原件都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院。迄今为止，全部日记尚未公开。据读过公开部分的有关专家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对中国现代史的既有叙述和阐释。对中国现代史，大体说来，有两种叙述和阐释的模式：中国大陆一种，中国大陆以外则有另一种。如果说蒋氏日记将极大地改写中国大陆以外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那中国大陆五六十年间对中国现代史的叙述和阐释，就要在更大程度上被改写了。蒋氏日记首先改写的，当然还是自身的历史形象。蒋氏留在大陆的形象和留在大陆以外的形象，也是迥然不同的。蒋氏日记当然会明显改变留在中国大陆以外的自身形象，但更会重塑留在中国大陆的形象。读过蒋氏日记原件者虽然很少，但蒋氏部分日记早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以《万历十五年》等著作而在大陆广为人知的美藉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依据间接获取的部分蒋氏日记，写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下称《日记》）一书。大陆的九州出版社（北京）于2008年1月出版了黄仁宇的这部著作。黄仁宇在《卷尾琐语》中说，这部书可称为《蒋介石初传》或《蒋介石粗传》。而在黄仁宇的这部书中，也的确站着一个别样的蒋介石。这个蒋介石，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独夫民贼”、那个“流氓恶棍”、那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政客、那个“卖国求荣”的懦夫，真可谓薰莸异器、判若云泥。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这五六年里，某种意义上是蒋氏一生中最屈辱、最难堪、最无奈的时期，也是最遭人诟病、最为人误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蒋氏形象，也是最暧昧、最模糊的。黄仁宇《日记》一书，在揭示这一时期蒋氏的庐山真面上，用力甚勤，使我们明白了许多原本不知的隐情，也看清了《敌乎？友乎？》一文问世的前因后果。
“九・一八事件”之后，蒋介石日记里改以“倭”称日本，“雪耻”二字频频在日记中出现，时而切齿之声可闻。然而，在对日策略上，却是最大限度地克制、退让；绞尽脑汁以避免事态的扩大，千方百计地与日方媾和；能把全面抗战往后推迟一天，就决不提早半天。1935年11月19日，也就是《敌乎？友乎？》一文发表不久，蒋氏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做对外关系报告时，说了这句著名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当时固然遭致许多人的痛恨，后来更成为蒋氏“卖国”的罪证，甚至成为一种笑料。但这确实是蒋氏当时的肺腑之言，是蒋氏审时度势后制订的对日基本谋略。若问“堂堂中华”为何在“蕞尔小国”面前如此可怜，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堂堂中华”当时根本不是那“蕞尔小国”的对手，连全面对抗那“蕞尔小国”的最起码“综合国力”也不具备。如今，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道理其实很好理解。事实上，袁世凯垮台后，中国就根本不能算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统一的国家。在1927年以前，可谓四分五裂，军阀割据、各自为政。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但情形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长期的分裂和战乱，使当时的中国衰弱到何种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像的。黄仁宇在《日记》中说：“自北伐以来，中国之军队已由原有之一百四十万扩充到二百三十万，军饷已超过国家之全部收入。”（第72页）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230万军队，决不能算过多，“蕞尔小国”的日本，最多的时候，也动员了300多万军队。当时中国军队的军饷，也决不能说丰厚，而并不丰厚的军饷，居然超过了国家的全部收入，国家经济之凋敝，一至于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内战仍然是此起彼落。为了建立一个政令、军令、财令真正统一的国家，蒋介石仍然得不停地打、打、打。
蒋氏政敌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到，“七・七事变”后数日，蒋氏从庐山拍电报给在桂林的李宗仁，说明中央已决心抗战，约李宗仁、白崇禧速赴庐山，共商大计。白崇禧当即遵命首途，李宗仁则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而“当我们同中央电报往返之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云南省主席龙云均有所闻，两人乃相继来电劝阻。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1）中央下决心抗战，邀地方大员商议，别的地方大员竟横加掣肘，政治军事状况糟到何种程度，于此不难想见。这还是经过数年整饬后的1937年的情形。当“九・一八”发生的1931年，情况还要糟得多。中央与各路诸侯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各路诸侯更是各怀鬼胎、相互算计。黄仁宇在《日记》中说：“我们如果先以为所谓国军在开战时，即为军令与军政整齐划一之兵团与部队，实为莫大之错误。我们从现实的眼光看去，只能认请先有抗战后有国军，并非先组成国军然后抗战”。（第141页）黄仁宇抗战时在“国军”中服役，曾任基层军官。他不仅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在做出判断，也是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在回忆往事。当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国并没有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直到全面抗战开始后，蒋氏才奋力拼凑起一支表面上一致听命中央的军队。
“九・一八事变”后，蒋氏由于采取“不抵抗政策”，于年底前被迫辞职。当然，时间很短暂。1932年1月29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又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3月6日则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在他去职期间，南京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蒋氏闻讯于1932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内无准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关于此事，后来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的陈公博有这样的回忆：“……陈友仁的外交部，除了在汉口硬干一个方法外，也提不出什么方法。他主张和日本绝交，这个案提出中政会讨论了几次，毫无结果。我当日也是不赞成绝交的，因为绝交是应该断绝一切关系，连侨民也应该运送回国，中国有的是租界，对于汉口和天津的日本租界，中国有能力收回吗？日本侨民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中国也有力量把他们送回本国吗？况且绝交第二步便是宣战，当时宁粤两方都不够力量对外战争，并且也始终没有预备对外战争，这样无效的绝交，仅是一种高调，实在于国家无补。”（2）周某后来因对抗战绝望而投敌叛国，自然死有余辜。但如不因人废言，这番话还应该认为是说得有道理的。当时的中国，不是有没有意愿对日绝交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能力对日绝交的问题。对于登门来访的客人，当然可下达逐客令。但对于明火执仗的强盗，空喊“滚出去”岂能顶事？
既然连对日绝交的能力都没有，又怎能遽尔对日宣战呢？“九・一八事变”的次日，即1931年9月1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见黄仁宇《日记》第92页）在深知眼下没有强起御侮之力的前提下，蒋氏只得对日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尽量避免过早地把整个国家投入对日作战中去。不过，妥协退让决非无限期的。在193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非与之一战，对内对外，皆不能解决也。”（见黄仁宇《日记》第96页）可见蒋氏深知，举国抗战的一天必将到来，妥协退让的全部目的，是争取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把这“国”准备得好一点，争取把一个稍稍像样些的“国”投入到与日对抗中去。在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蒋氏把这种缓兵之计说得很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惟一自处之要道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这种缓兵之计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在《日记》中也有所说明：“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步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飞机六百架（虽然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有二百二十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此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之大后方。这种种措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联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第118页）明白了这种情形，我们也就读懂了蒋氏1933年6月3日的这则日记：
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见黄仁宇《日记》第100页）
二
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的妥协退让，那也就不劳汪精卫1940年再来组织“伪政府”了（其实，即便是汪精卫，也一直在与日方讲条件。）不承认所谓“满州国”，不在割让东北四省的条约上签字，是蒋氏对日妥协退让的底线。换句话说，蒋氏在对日妥协退让时，始终坚守的一条，就是不在法理上损害中华民国的领土主权。这其实也是在为日后的全面抗战预留地步。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发生过两次对日战役。一次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次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妥协退让的《淞沪停战协定》；“长城抗战”的结果，是与日方签订了更加激进国内公愤的《塘沽协定》。关于“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一直说是第十九路军孤军奋战，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不给十九路军任何援助，也拒绝调江北部队参战。这是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研究生阶段，都反复学到的现代史知识。黄仁宇《日记》中则有这样的说法：“至今多数人已了解第十九路军首先在淞沪挺身抗日，却只有少数人知悉2月中旬之后战局扩大，江湾以北迄吴淞战线全由张治中部承当，一周之内八十八师即死伤两千余人，以后战事后移，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部亦在嘉定一带参战。至于后方之部署，不致使日军以四万之众挟新胜之余威进军南京，均由蒋策书，更无人道及。”（第92页）――用一句套话来说，在此次“淞沪抗战”中，蒋氏当了一回“无名英雄”。“长城抗战”失败后，蒋氏请已在莫干山隐居六年的义兄黄郛出山，以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长名义北上，与日方接触。交涉结果，与日方签订了《塘沽协定》。在中国大陆，《塘沽协定》可谓臭名昭著，黄郛则更视作亲日的汉奸。黄仁宇在《日记》中则强调：“《塘沽协定》自是使全面抗战延缓四年”（第100页）。
《塘沽协定》只是起了停战之效，当然不可能阻止日方的继续侵略。1935年5月，日方又以中国方面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向中国要求华北的统治权。6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长官梅津美治郎进行秘密谈判，双方订立了所谓的《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更加令国人愤怒，何应钦也因此而遗臭至今。其实何应钦非常知道自己将因此而背上骂名，也极不情愿担负与日交涉的使命，只是在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晓以大义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扮演这“民族败类”的角色。《何梅协定》订立后，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见黄仁宇《日记》第102页）然而他知道，这还未到“最后关头”，应继续忍耐。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倭寇蛮横，非理可喻， 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本日性燥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见黄仁宇《日记》第106页）
一个又一个的“协定”，并不能让日方既得陇而不望蜀。蒋氏面临战又不能、和又不成的困境。于是，他想到发表一篇文章，名曰《敌乎？友乎？》，细细分析一下日本侵略中国的利害，让日本人知道，在中国的得陇望蜀，必将祸及自身。文章由有蒋氏“文胆”之称的陈布雷执笔。但蒋氏知道，文章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发表，也不能以陈布雷的名义发表。蒋氏决定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氏能想到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真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本大陆出版的《陈布雷传》，以小说笔法写了蒋、陈二人商议此文的情景。当蒋表示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此文时，陈布雷说：“蒋先生，这样处置好，徐道邻，名字也不错，慢慢与邻邦道来嘛。”（3）但这实在是传记作者在望文生义，大有损于陈布雷形象。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的第三个儿子。徐树铮曾留学日本，生前是所谓“亲日派”，与日本政界颇有关系。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敌乎？友乎？》的第一层妙处。“道邻”之名，则典出《孟子》。《孟子》中，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于是孟子有了一番说仁道智的教诲，齐宣王听了很惭愧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梁惠王章句下》）徐树铮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外交非常重要，便为儿子取名“道邻”（4）。对于《敌乎？友乎？》这篇文章来说，从“交邻国有道乎”中衍生出的“道邻”署名，真是再合适不过。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二层妙处。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字道邻，这又可向日方暗示，如果日本把中国逼急了，蒋介石也只能学史可法，破釜沉舟、宁死不屈。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三层妙处。徐道邻如果官阶很高，那文章的官方色彩就太明显，显然不合适。徐道邻如果官阶太低或纯粹是一民间人士，那文章也就没有足够的分量。徐道邻曾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在蒋氏的侍从室任职过，也担任过驻外使节，又曾任铨叙部典试司司长、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这样的经历和官阶，对于这篇文章来说，也真是天造地设。这是以徐道邻名义发表此文的第四层妙处。蒋介石当初未必把这四层妙处都想到了，但我们今天却不能不感叹：徐树铮真为蒋介石准备了一个好名字。
《敌乎？友乎？》着力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日本如能在数日之内灭亡整个中国，那当然万事大吉，如果战事要拖上数月甚至数年，那日本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套绞索：“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的。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惟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这种道理，日本方面当然早就知道。日方不可能做到以“皇军”占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而只是想在中国扶持一个傀儡政府，通过这中国人自己的政府控制中国。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以武力迫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投降，将以蒋氏为首的国民政府改造成傀儡政府，把蒋介石变成“儿皇帝”。后来扶持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府，只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对日方的此种用心，蒋氏自然也早已洞若观火，授意在文章中强调“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也就是在警告日方：如若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那日方将无有宁日，日本军队被从中国全部驱逐之时，方是战事终结之日。因为日方“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是不可能的，而只要中国寸土尚存，抵抗就会继续。这更是在向日本方面表明：蒋介石决不甘当“儿皇帝”；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虽然在种种问题上妥协退让，但决不会甘当傀儡政府，决不会率全国人民向日本投降，一定会抵抗到底，日本方面应该尽早断了此念、死了此心。文章《结论》部分更强调：“中国古语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打开僵局的责任，毕竟还须日本来承当。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关系上，无论哪一方面来说，其关系应在唇齿辅车以上，实在是生则俱生，死则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为敌，以同归于尽呢，还是恢复友好，以共负时代的使命呢？这就要看两国，尤其是日本国民与当局有没有直认事实，悬崖勒马的勇气，与廓清障蔽，谋及久远的和平。”
上面提到的那本《陈布雷传》，说：“《敌乎？友乎？》一文发表后，日本军阀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扩张。次年1月27日，蒋介石对日本记者谈话：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解决中日问题，应以道德与信义为基础。可是日本方面根本不理睬他送过去的秋波，反而在华北不断扰乱，制造事件。”（5）这是一种“习惯性瞎说”。在叙述阐释中国现代史时（当然不仅仅在此时），这种“习惯性瞎说”的现象极其严重。《敌乎？友乎？》的发表，还是在日本产生了很大反响的。黄仁宇《日记》中说：“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而蒋氏在1935年3月1日的日记中则说：“（《敌乎？友乎？》）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实为余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黄仁宇《日记》第101页）蒋氏策划此文，仍然意在缓兵，仍然是为中国争取时间。而他认为此举是“所谋不误”的“政治生活中之一大重要事项”，则意味着此文之发表，对为国家争取时间起了积极作用。
三
“九・一八”事件后，蒋介石就有这样两种明确的意识：一、中日之间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二、中国目前还远不是日本对手，暂时必须隐忍退让，卧薪尝胆以发展自己。若问蒋氏打算以多长时间做准备，从日记中看，是10年左右。1936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1936年10月12日，蒋氏观看空军表演轰炸战术后，在日记中写道：“空军成绩渐着，以三年之精神与夫人之协助（引按：宋美龄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而得有今日之成绩。五年之内期赶上倭国空军，则可以保我国家安全矣。”（两则日记均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此时距“九・一八”整五年。蒋氏在为取得的成绩欣喜之同时，希望还有三五年时间供他准备。――尽管很快发生的“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使他的希望成了泡影。
让我们回到鲁迅。其实，“九・一八”之后，在对中国抗战局势的评估上，鲁迅是与蒋介石一样悲观的。“九・一八”之后不久的10月7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见黄仁宇《日记》第90页）
这番话，一方面让我们看到，蒋氏一开始就做好了万不得已时效法史可法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对当时民众的精神状态是并不满意的，举国若狂的抗日热情，并不让他感是一种“可恃”之力。而这后一方面，与鲁迅极为相似。“九・一八”之后，鲁迅多次对社会上的“抗日秀”予以嘲讽、抨击。例如，1931年11月20日，鲁迅发表了《宣传与做戏》（见《二心集》）一文，将社会上的种种抗日姿态，称为“做戏”：“离前敌很远的将军，他偏要大打电报，说要‘为国前驱’。连体操班也不愿意上的学生少爷，他偏要穿上军装，说是‘灭此朝食’”1932年1月2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见《二心集》）一文，则对上海滩上的“青年援马团”做了极其辛辣的讽刺。当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起而抵抗日军后，上海的一些青年组成了“青年援马团”，声称要到黑龙江去援助马占山。鲁迅称他们为中国式的“堂・吉诃德”：“这以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房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鲁迅在这里，既批判了做戏的“援马团”，也批判了以“欢呼”迎送“援马团”的民众。是民众和“援马团”共“做”了一场“抗日戏”。鲁迅所看到的，蒋介石也“默察”到了，二人可谓“所见略同”。也正因为目睹了此种现状，蒋氏才有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的慨叹，才有“无可恃也”之感，才下决心隐忍退让，积极准备。至于鲁迅为何明明知道中国并没有对抗日本的力量，却又一再谴责政府的“不抵抗”，那是鲁迅研究中的课题，姑且不论。
蒋介石原想以10左右年时间完成基本的抗战准备，然后奋起与日较量。但同胞和“倭寇”都不容他完成这一计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蒋氏的“最后关头”终于到来。在事变次日（7月8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23页）中国在积极准备，这当然瞒不过日本。蒋氏怀疑，日方也迫不及待了。不管怎样，奋起抗战是惟一的选择了。7月16日，蒋氏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呼吁：“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在此之前，蒋氏一再低首下心地对日求和。奋起抗战后，则一心一意要把日方拖垮。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倒是日方急于求和。尤其发现汪伪政府并不能发挥他们理想的作用后，日方更急于与蒋氏“和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坚决拒绝与日谈判，并且宣布：有敢于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杀无赦”。
蒋氏的准备虽未完成，但毕竟准备了五六年，这样才有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才有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才能在开战一年多后即与日军“相持”起来。没有此前五六年的准备，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和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才对蒋氏有这样的评说：“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件’至卢沟桥抗战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日记》第91页）
但也正因为基本准备都未能完成，八年之间，蒋氏实在是苦苦支撑，其中之酸辛，有常人难以想像者。黄仁宇在《日记》中说到，由于政令并未实质性地统一，“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第145页）。作为最高统帅，蒋氏给各路诸侯下“命令”时，往往称对方为“兄”，有时甚至以“弟”自署，全是相商口气，甚至让人感到是在请求、恳求、哀求，仿佛抗战是蒋家盖房子一类私事，蒋氏在求朋友帮忙。军费和装备上的窘迫，则是每日每时地存在着。黄仁宇在《日记》中回忆说：“回忆此时我为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二元，制服自备。但在云南驻地村镇街头吃一碗面即法币三元，是以军中待遇已与无给制相去不远。当地土匪出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为我们一个上等兵四十年之薪饷。若干部队长晚间将枪械加链条锁在枪架上，以防士兵携械潜逃。”（第180页）在武器装备上，国军与日寇，相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若单从此点着眼，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两个国家在打仗，而是两个时代在拼杀。黄仁宇《日记》中说到，抗战期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兵只分得四发。”（第176页）也就是说，每个士兵每月只能打四枪。蒋氏自己，则往往连军需方面的琐事都要亲自过问。1937年9月24日，淞沪战事正紧张时，蒋氏致信宋子文，请宋准备40万只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引按：即陈诚）五万只，其余三十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引按：即顾祝同）兄可也。”（第145页）麻袋当是用于填塞泥沙以筑战壕，而此等事竟要最高统帅亲自筹划，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属奇事。――汪精卫正是看到此种状况而发出“此仗如何能打下去”的哀叹，并决心投敌。蒋介石则硬着头皮撑了八年。
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蒋氏对局势做了七点估计：“（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其实，在此前的《敌乎？友乎？》一文中，蒋氏已授意陈布雷将此种估计做了表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氏的预言，除第六条外，其余六条一一应验。
2008年2月6日凌晨，旧历大年三十
注释：
（1）见《李宗仁回忆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下卷第504页。
（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0页。
（3）（5）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9页，第110页。
（4）见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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