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昆德拉在当代中国
发表时间：2008-06-30阅读次数：373
王彬彬
1987年八九月间，景凯旋、徐乃健合译的昆德拉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和韩少功、韩刚合译的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几乎同时在中国大陆出版。前者当时影响较小，后者则很快引发了所谓的“昆德拉热”。此后若干年间，昆德拉的主要作品《玩笑》、《不朽》、《欲望的金苹果》、《生活在别处》、《可笑的爱情》、《笑忘录》、《被背叛的遗嘱》以及《小说的艺术》等，都在大陆有了汉译本。“昆德拉热”最外在的表现是一些昆德拉式话语的流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媚俗”、“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遗忘”、“意象形态”，等等。当然，这些话语并非都是昆德拉的“原创”，例如那句“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本是犹太谚语，但却是经昆德拉引用后才在当代中国成为一句流行语。
昆德拉是思想家型的小说家。作为思想家的昆德拉和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在他自己那里是统一的。昆德拉对小说的理解源于他对“存在”的理解。但在当代中国，作为思想家的昆德拉和作为小说家的昆德拉却在某种程度上一分为二了。一些人醉心于他的思想观念，另一些人则着迷于他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方式。而着迷于他的小说观念和小说方式的，又主要是一些理论批评家，这是“昆德拉热”与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在中国的“热”颇为不同之处。尽管引发“昆德拉热”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是以小说家名世的韩少功参与翻译的，并且昆德拉的小说随后几乎都有了汉译，但却并没有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人那样引起小说家普遍的仿效。当然，韩少功也许是一个例外。既然本非职业翻译家的韩少功肯用功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翻译，那说明他至少对昆德拉的这一部小说有着起码程度的肯定。也有人认为，与其说韩少功写《马桥词典》“粗陋地模仿”和“完全照搬”了别的什么人，不如说多多少少受了昆德拉的启发，因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的“误解小词典”这一部分就是以“词典”方式出现的。说作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译者的韩少功受了这部作品的某种程度的启发，也算是有根有据。不过，即便此说成立，也丝毫不应成为贬低《马桥词典》的理由。这充其量只说明《马桥词典》并非纯然的创新，但在文艺创作中，纯而又纯的、没有丝毫借鉴和模仿的“创新”，又到哪里去找呢？
尽管昆德拉一再强调他写的不是政治小说，他揭示的是人的“存在”，政治和历史只不过起着背景和道具的作用，但他在中国成为一种“热”，却是因为他小说中表现的政治和历史以及在这种政治和历史背景下的人的命运，都令我们感到那样熟悉和“亲切”。昆德拉对极权宰制下人的精神状态有敏锐的把握，对这种情形下人类心理行为的深层动机有深刻的洞察，而这些，都往往令我们眼睛一亮，有醍醐灌顶之感。读昆德拉小说，我们不可能不联想到中国和中国人的情形。毋庸置疑，昆德拉通过小说表达的种种思想，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和历史、以及在这种政治和历史之中的我们自己的“存在”的理解。举个例子吧。“青春”在我们这里一直是作为绝对正面的东西被歌颂和赞美着，而昆德拉在《玩笑》中，却指出“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在“青春”的狂热中，人们犯下过种种罪恶。昆德拉的这一“发现”就引起当代中国学者钱理群的强烈共鸣，并写过一篇《青春是可怕的》。昆德拉对“青春”的洞见令钱理群想到了1968年8月18日这一天北京“红卫兵”在“青春期”的激情驱使下对无辜者的“残酷的虐杀”；而由昆德拉所说的应把“青春”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钱理群更想到了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身上表现出的“期待着长大”的“青春期特征”。
昆德拉的“思想”由《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最集中地做了表达。这部小说的一个关键词是“媚俗”。在昆德拉看来，在政治**书上签名、参加游行示威、发表政治性的演说，甚至看见一个孩子的受难而泪流满面，都是“媚俗”的表现。主人公托马斯实际上是昆德拉的传声筒。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托马斯的儿子请求他在一份支持政治犯的**书上签名，托马斯拒绝了，理由是这样做对政治犯毫无帮助，而签名者本意不过是想出风头，是想利用政治犯的痛苦而进入历史------对昆德拉这方面的思想，哈韦尔有过明确的反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昆德拉这一方面的思想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知识界，分外有市场，一夜之间在中国有了许多“托马斯主义者”。当然也有不同的姿态。几年前，青年言论家余杰发表了《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的文章，肯定哈韦尔而拒绝昆德拉，并对中国知识分子在迷恋昆德拉时表现出的人格弱点做了尖锐的抨击。文章发表后颇引起一些人的反感和反驳。余杰文章当然有诸多不尽妥贴、未必合理之处，但我以为在九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明确地批判昆德拉标榜的“托马斯主义”而肯定哈韦尔的政治姿态，绝非无的放矢。“托马斯主义”无论本身如何地深刻和睿智，它在当代中国，却很大程度成了“犬儒主义”的代名词。
200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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