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
发表时间：2008-06-30阅读次数：408
王彬彬
一
在毛泽东堪称漫长的一生中，只有两人享有在诗词上与其唱和的“殊荣”，一个是郭沫若，另一个是柳亚子。毛泽东还数次请郭沫若对自己的诗“加以笔削”。这种时候，郭沫若也会谨慎地指出他认为“不大谐协”之处，并贡献自己的修改意见。但不知何故，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总不大高明。因此，郭沫若认为不妨修改之处，毛泽东往往都修改了，但郭沫若贡献的修改意见，则总被弃置不用。例如，毛泽东写于1959的那首《七律・登庐山》，第二句原为“欲上逶迤四百盘”，郭沫若觉得“欲上逶迤”“似有踟躇不进之感”，建议改为“坦道蜿蜒”，后来毛泽东将此句改成了“跃上葱茏四百旋”。该诗第四句原为“热风吹雨洒南天”，郭沫若觉得与上句“不大谐协”，建议改为“热情挥汗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后来，毛泽东只易了一字，即改“南天”为“江天”（1）。毛泽东还数次利用诗词的方式对郭沫若提出批评。人们熟知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如果说还属“友情提醒”，那在1973年所写的两首诗则是在对郭沫若进行敲打了。这一年，毛泽东在决定把林彪与孔子绑在一起、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时，想起了郭沫若写于四十年代重庆的《十批判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和对秦始皇的批判，便拿郭沫若为“批林批孔运动”祭旗。据说，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两首诗。一首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另一首则纯属“打油”：“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2）这两首敲打郭沫若的诗很快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为全国上下一齐“批林批孔”打下了基础。郭沫若自然惊恐不已。其实，郭沫若当年在重庆骂秦始皇，意在影射蒋介石；赞儒家，本意也是在为国民党政权确立一个正面的标准，或者说，也是在间接地出国民党的丑。当年的郭沫若，决不会想到这些“帮忙”的文章三十年后会成为罪状。“郭沫若惊惧而愤怒，急火攻心，患上肺炎住进了医院。想不到当年奋力与蒋介石斗争，‘影射’蒋介石的文章，现在又获罪于毛泽东，历史好像与郭沫若开了一个玩笑。”（3）应该说，首先是郭沫若总拿自己开玩笑，才招致历史与他开玩笑。这也不难让人想起《红楼梦》中的那句话：“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郭沫若与毛泽东诗词之间最主要的关系，还在于郭沫若曾是毛泽东诗词积极的解说者，同时也是权威的阐释人。毛泽东诗词首次公开发表，郭沫若便著文解说。当毛泽东诗词集中发表后，解说毛泽东诗词便成了郭沫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57年到1968年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写下了大量的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文字，还回复了许多来自各地的就毛泽东诗词进行请教的信。从郭沫若总是在第一时间对毛泽东发表的诗词进行解说来看，他大有争做解人的意思。当然可以说，以郭沫若的身份，他会觉得解说毛泽东诗词是他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但似乎又不仅仅如此。他如此卖力地为毛泽东诗词做解，应该还有别的原因在驱使。
1965年2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的墨笔手迹，约请郭沫若写读后感。毛泽东此幅墨迹，有好几处笔误：“黄粱”写成了“黄梁”，“龙岩”写成了“龙龙岩”，词的最后也没有句号。对此，郭沫若在读后感中做了这样的解说：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典范。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为了书法的典范。
例如以这首《清平乐・蒋桂战争》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4）
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风格。
毛泽东看了这样的解说，不知作何感想。
二
1945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将那首后来极其著名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书赠了柳亚子。毛泽东写于1949年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所谓的“索句渝州叶正黄”，所指即是此事。毛泽东的这首词，经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之手，公开发表于该报11月14日副刊。这是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之始。诗词一发表，即引起轩然大波，赞赏者和厌恶者在报刊上刀来剑往。赞赏者说这首词气魄如何大，如何是“千古绝唱”；厌恶者则认为这首词表现了浓重的“帝王思想”。《大公报》主笔王芸生是厌恶该词者之一。他发表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长文，一开始就强调：“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世人见面。”王芸生含蓄地指出，从这首《沁园春・雪》可看出，毛泽东想复辟做皇帝。
郭沫若当然是这首词热烈的称颂者。在1946年7月20日出版的上海《周报》第46期上，郭沫若发表了《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评王芸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的文章。文章在反驳王芸生的同时，对毛泽东这首词的“主题思想”做了解说，――是为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之始。从郭沫若的解说，可看出他一开始就是把毛泽东诗词的现实政治意义放在首位的，或者说，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他只懂得苦心孤诣地挖掘其中的现实政治内涵，为此不惜移花结木、张冠李戴。
毛泽东在将《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时，就说明这是“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的旧作。郭沫若在《摩登唐吉诃德的一种手法》中，也写道：“这首词听说是毛主席的旧作，……我在柳亚子先生的手册上，看见过毛主席所亲笔写出的原文。”毛泽东是1935年10月到达陕北的。1935年的中国政治局势与1946年相差甚远。但当郭沫若1946年7月解说这首词时，仍然极力把其“主题思想”往1946年的政治局势上靠。1946年7月，日本已无条件投降，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于是，郭沫若对这首词的“底子”做了这样的解说：
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腊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
据说毛泽东是很喜欢雪的。这首咏雪的词，也的确鲜明地流露出写作者面对北国茫茫雪景时的心旷神怡、踌躇满志和顾盼自雄。其实，“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已把写作者对雪的喜爱暴露无遗。郭沫若如果连这点审美能力都没有，那还叫“郭沫若”吗？然而，尽管词的写作者把对雪的喜爱表现得十分充分，尽管郭沫若不可能读不懂词的写作者对雪的喜爱，他还是要把词中的“雪”说成是代表着“白色的力量”，代表着应该被“消灭”的各种人物和势力。郭沫若之所以如此牵强附会地解说这首词，除了要不惜一切地往现实政治上靠以外，恐怕还与雪的“白”与“红色政权”的“红”相对和相反有关。既然雪的颜色是“红”的对立面，那就只配和只应代表“反动”的东西了。但问题是，经郭沫若这样一解释，这首本来不无诗意的作品，便变得干巴枯燥了，变得索然寡味了。如果说这首词的上阕的确描绘了一幅壮美的风景，那郭沫若的这番解说，真可谓大煞风景。这实在有点佛头着粪、化神奇为腐朽的味道。这样的解说，能令毛泽东满意吗？
1957年，毛泽东诗词首次集中公开发表，郭沫若也开始了对毛泽东诗词的经常性解说。1934年夏，毛泽东写过一首《清平乐・会昌》，上阕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1958年，郭沫若在回复《星星》编辑部的信中，对之做了这样的解释：
“东方欲晓”，可以解释为人民快要觉醒了，而且是代表东方的在马克思主义旗贴下的觉醒。这是方生的力！“莫道君行早”的“君”可以解释为西方国家，把日本也包含在内。在资本主义阶段，它们是走在前头了，但这是将死的力量。
“踏遍青山人未老”表征中国人民追求革命的道路一百年，而今在党的领导下找到正确的道路却依然年青。我们是属于方生力量的，所以我们有前途。这就是“风景这边独好”。东风必将压倒西风。
在信中，郭沫若并且强调，如果把词中的“君”和“人”等同，是“很不妥的”（5）。1934年的毛泽东，满脑子想着的，都是红军的生死存亡，恐怕实在想不到郭沫若所说的那些问题。郭沫若所说的事，不妨说是1958年的毛泽东所考虑的。但为了让这首“反围剿”时期的作品能为“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服务，郭沫若不惮于把1958年的“毛泽东思想”，输入1934年的毛泽东脑中。关于这首词，后来毛泽东自己出来说话了。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教时，指出：“‘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6）可见，“君”和“人”都是毛泽东在自己说自己。
1961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答友人》，开头四句是：“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是在借用娥皇和女英的神话故事。这几句诗，应该说还是有些意味的。然而，郭沫若偏要把它解说得诗意尽失：
然而，我深信主席是有用意的，不是在为美而美、为画而画、为诗而诗；不是单纯地在复述神话传说，或单纯地在咏赞风物山川。这些神话传说用在这里是有象征意义的，而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费点脑筋来思索。
主席在他的诗词中，每每喜欢用神话传说。……它们已经不是作为单纯的神话传说或神话人物而存在，而是融冶在现实中作为现实的一体而存在。
那么，这从九嶷山上乘风而下的那么优美的“帝子”，把她们作为现实的一体，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这所指的就是：根据高瞻远瞩，脱离高蹈，采取高屋建瓴之势，到群众中去，投身于火热的现实斗争的时代精神。说得更鞭辟近里一点，也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了起来的毛主席思想（7）。
神话传说中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竟成了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成了“毛主席思想”，――毛泽东就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吧？
三
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后，注家蜂起。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当然会有冲突。但当有人的看法与郭沫若不一致时，一般来说是不会战胜郭沫若的观点而被普遍接受认可的，即使这观点再精彩再妥贴，也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郭沫若是解说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毕竟，以郭沫若的身份地位，以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关系，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谁能与他相比呢？
然而，如果毛泽东自己出来纠正郭沫若的说法，或者发表与郭沫若不同的说法，那郭沫若就只能是惴惴不安了。惴惴不安之余，当然是赶紧写文章更正自己的观点。这种时候，也应该是郭沫若颇为尴尬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这总是很失“权威”的脸面的。
1935年2月，毛泽东写了《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对这首词的解释上，郭沫若就颇出洋相，只不过这洋相出在他身后。
1962年3月7日，郭沫若在广州与一些人座谈诗歌中的一些问题。在谈及怎样才能“真正读懂一首诗”时，郭沫若从口袋中掏出一本毛泽东诗词，反复朗诵了这首《娄山关》后，逐一问在座者：“这词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有人说是写一天的事，有人说写的不只是一天的事。郭沫若说，他仔细研究了遵义的新旧县志，终于弄懂：“这首词写了三个月的事。”（8）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1962年5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写于战争年代的“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人民文学》还约请郭沫若写了长文《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与毛泽东诗词同时发表（1962年5月12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转载。）郭沫若的文章对这六首词一句一句地进行了解说。但在解说这新发表的六首词前，有一番长长的开场白。在开场白中，郭沫若强调：“主席的诗词……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接着又举《娄山关》为例：“我曾经把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的同志们，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一定是一天的事。可见我们大家都有点陶渊明的作风，‘好读书不求甚解’，对于毛主席诗词，并不一定首首都读懂了。”接下来，郭沫若详细说明了他怎样查《遵义府志》，怎样设身处地地揣摸研究当时的情形，终于明白：“《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读这番话，不难感受到郭沫若的自得之情。几次拿《娄山关》说事，既说明他在理解此词上的确颇下过一番功夫，也说明他对终于“弄懂”此词颇为得意。郭沫若并且说：“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在这样的座谈会上，“同志们”当然只能同意他的见解了，谁让他是“郭沫若”呢！
在将文章交刊物发表的同时，郭沫若又送了一份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郭沫若的文章后，亲笔将关于《娄山关》的解说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吻写下了一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诗。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在这里，毛泽东以郭沫若的口吻，替郭沫若纠错。特意提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加以强调，一方面说明这两句确是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另一方面也说明郭沫若对这两句的解释，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但毛泽东的改写稿，未能及时返回郭沫若。《人民文学》仍按原样发表了郭沫若文章。直到1991年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郭沫若文章的手稿，此事才广为人知。郭沫若生前是否知悉此事，不得而知。好在即便他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
对某一句话、某一个词，几次三番地更正自己的看法，结果还是“错了”，――这种情形在郭沫若解说毛泽东诗词的生涯中，不只一次地出现。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上阕是：“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郭沫若这样解说“枯木朽株齐努力”：“我觉得妙在选用了‘枯木朽株’。这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是说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动员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敌人在败逃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看似乎两方面都可以包含。请看，词的起句‘白云山头云欲立’，这是把云也拟人化了，俨然在同仇敌忾，怒发冲冠。白云都在努力，木株也应该同样在努力。这当然是巧妙的感情输入，是胜利的工农兵豪迈的感情，是主席豪迈的感情，使青山白云、枯木朽株，都具有了积极的能动性。”“枯木朽株”四字和“齐努力”联在一一起，一定令郭沫若很头痛。他先是说“两方面来解释”都可以，话说得有些含糊。但最后还是说“枯木朽株”指“正面”的力量。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枯木朽株”解》，说自己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把“枯木朽株齐努力”一句“完全讲错了”。郭沫若指出，“枯木朽株”四字“出自司马相如《谏猎疏》”，而“枯木朽株齐努力”，“是说腐恶的敌人都在拼命。于是便把‘枪林逼’三个字紧逼了出来。”这是说，不但“枯木朽株”指敌人，“枪林逼”也指敌人那边了。郭沫若并且说：“我得到这进一步的了解，我自己很高兴，但同时也很遗憾，遗憾的是我把主席的词解错了，使不少读者受到迷惑。我在这里深切地表示歉意。”（9）十天后，郭沫若又写了《“温故而知新”》，说在《“枯木朽株”解》中，以为这四字出自司马相如的《谏猎疏》，是弄错了，应该出自邹阳的《自狱中上梁孝王自明书》。但邹阳笔下的“枯木朽株”实际指可以“为万乘器”的坚实良木，邹阳要以此自比，便在修辞上自谦一番，加上了“枯朽”二字。在邹阳笔下，“枯木朽株”实际指好东西；在司马相如笔下，“枯木朽株”则指坏东西。那么，在毛泽东笔下，到底指什么呢？郭沫若说：“我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讲了为友，在《‘枯木朽株’解》中作了更正，又讲了为敌。读者有人写信来提出意见，以为仍应该讲为友。如果根据邹阳的用法，可能主张为友说的朋友会更加自信了。”怎么办？郭沫若说应该抛开司马相如和邹阳的用法，而根据当时的“战役形势”来理解：“了解了这样的形势来读主席的词，那就只好把‘枯木朽株’解为腐恶的敌人。邹阳为了自己谦虚，可以把好木料形容为枯朽；但毛主席决不会谦人民之虚，而把人民群众形容为枯朽。”并且说：“‘温故’自然是温司马相如文词之故，‘知新’则是知毛主席思想之新。”（10）那么，在毛泽东的本意里，“枯木朽株”到底指什么呢？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时做了说明：“‘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而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以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宵入，枪林逼。’”（11）
四
有时候，过于牵强附会过于无视常识后，郭沫若也会觉得不妥，从而出面自我纠偏。
《诗刊》1959年1月号发表了郭沫若的《就当前诗歌中的主要问题答〈诗刊〉问》，其中这样解释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但是旧时代也有享福的人，他们坐在地上不动，一天就游历了八万里。为什么？因为地球的圆周是八万华里，地球自转一周，坐在地上不动的人，也算作了一次逍遥游。从前周穆王才不过“八骏日行三万里”，不劳动的人一天坐着就跑了八万里，这不是比周穆王还要抖？“巡天”是说地球公转吧。一天要走五百多万华里，在太空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星星，据近年研究有一万个以上。性质和银河相似。“一千河”是指这些星云，“一千”只言其多，非确定的数目。但似乎也可以改为“十千”。从前唐明皇和叶法善游月宫是很逍遥的故事，旧时代有整夜不睡觉贪图欢乐的人，被地球带着公转，在夜里可以看到无数的银河，这不是比唐明皇还要抖？……旧时代千年万代都是一样，但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从郭沫若的此番解说，人们没法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在“旧时代”，“不劳动”而“享福的人”，与劳动而受苦的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星球上，前者生活在地球上，后者没有生活在地球上，这样，才能让地球只带着前者动而不带着后者转。或者，二、在“旧时代”，当地球转动时，只有“不劳动”而“享福的人”在跟着动，劳动而受苦的人则不为地球所动。三、在周穆王的时代，地球是并不转动的，这样才能让后来地球转动时代的“不劳动的人”比周穆王“还要抖”。四、在新时代，地球又不再转动了，因为“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任何一个今天的小学生，都能看出这解说的荒谬。
郭沫若的这篇答问在《诗刊》发表后，《人民日报》立即转载。郭沫若“审慎地把全文阅读了两遍”，才发觉有“不妥当”之处。于是，马上作文更正。在更正文里，他承认自己对“坐地”、“巡天”的解释，“在逻辑上有问题，实在是失诸穿凿”。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而他之所以“自己来改正”，是“免得以讹传讹”（12）。――这样的谬误，居然要“审慎地”读“两遍”，才能觉察到，而如果郭沫若自己不出来改正，就会“以讹传讹”，怎不令人感慨万千。
在积极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郭沫若一再犯下“低级错误”，一再令自己尴尬。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修养，以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审美能力，这样的事情本来不应该发生。但这样的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毕竟发生了，原因何在呢？
要明白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过程中为何一再出洋相、闹笑话，还得先明白郭沫若为何那么积极地充当毛泽东诗词的解说者。可以想见，1949年后，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是令郭沫若万分欣喜的。1949年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其使命其实就是充当“毛泽东思想”的阐释者、捍卫者和称颂者。然而，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等，从政治身份上来说，轮不到郭沫若唱主角；从个人的知识结构上来说，也不是郭沫若的“强项”。即便是宏观地和原则性地阐释、捍卫和称颂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郭沫若也不配挑大梁，因为自有周扬这类更有资格也更受信任的人在。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前，在阐释毛泽东时，郭沫若的角色是有些暧昧的，这块蛋糕中并没有哪一份明确属于他。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可以唱主角、挑大梁、当权威的地盘。说得更直白些，使郭沫若有了一块“固宠”和“争宠”的基地。环视四周，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有谁能与郭沫若争胜呢？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可与郭沫若对垒者，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无法与其相埒；在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上可与郭沫若铢两悉称者，在古典诗词的修养上又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毛泽东诗词集中地公开发表，对于郭沫若来说，某种意义上是天赐良机、天掉馅饼。
已有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还不能保证郭沫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权威。要使权威不被动摇，就必须绝对保证政治上的“正确”。那个时代，文艺的政治性是第一的，其实也是惟一的。文艺创作必须为现行政治服务，这是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郭沫若在以文艺界领导者的身份针对文艺界发言时，也总坚决地宣传、强调着毛泽东的这一要求。那么，在阐释毛泽东诗词时，郭沫若当然会自然而然地全力挖掘毛泽东诗词的政治意义，当然会极力把毛泽东诗词与现行政治挂上钩，为此不惜牵强附会、“失诸穿凿”。毕竟，再牵强、再穿凿，也不会有政治上的失误，甚至越牵强、越穿凿，在政治上越安全。而只要在解说毛泽东诗词上不犯政治错误，权威的地位就是稳固的。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都提出文学艺术“应该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而郭沫若则认为，毛泽东诗词正是“革命现实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在1958年《红旗》第三期上，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文中说：“我自己是特别喜欢诗词的人，而且是有点目空一切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所发表了的诗词却使我五体投地。当然，也有些所谓专家，兢兢于平仄韵脚的吹求的，那真可以说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毛泽东同志十九首诗词（引按：其时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19首）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典型结合，这在目前是已有了定评了。”并且说：“我们如果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怎样才能使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就是我们绝好的典范。”文艺创作的最高目的是为政治服务；文艺创作的最高原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绝好典范是毛泽东诗词。――既然毛泽东诗词成了指导现实文艺创作的教科书，郭沫若在解说毛泽东诗词时，就更不得不绞尽脑汁地从中寻觅出现实性的政治意义，这也就难免牵强和穿凿了。
毛泽东怎样看待郭沫若对其诗词的解说呢？他对郭沫若的劳作满意吗？我以为，是不那么满意的。毛泽东要求别人的文艺作品字字句句都能为现行政治服务，但这是对别人的要求。在文艺上，也同在别的方面一样，毛泽东的要求是并不指向自己的。《娄山关》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毛泽东颇为得意的句子。而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对这两句的解释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苍山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前途的障碍”；“残阳如海”被郭沫若解释为“流血的斗争”。这两个意象本来蕴含着的苍凉、悲怆，本来具有的较为丰富的情感指向，都被郭沫若的解说所遮蔽、所埋没了。当毛泽东看到这样的解说时，我想，一定是会皱眉头的。在郭沫若所送审的原稿上，毛泽东将对这两句的解说也都删去了。他以郭沫若的口吻改写的解释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这样的解释，就真实可信地说明了作者当时的创作心理，同时也为这两句话留下了可供读者品味想象的空间。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朋友周世钊读了许多毛泽东诗词注释本后，致信毛泽东，问在众多注释中，哪些较好。毛泽东于1968年9月29日复信说：“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毛泽东没有回答哪些较好，说明在诸多注释中，并没有令他满意的。“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恐怕应该解读成“诸多注释，无甚意义，不必置理”了。这当然也包括郭沫若的解说在内。在解说毛泽东诗词的诸家中，臧克家大概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一家了。1961年，毛泽东数次致信臧克家，说要请臧克家和郭沫若到家里来，就其诗词谈谈。虽然后来请二人到家中来谈谈的打算并未实现，但他既然一直有话要与这两大注家面谈，说明他对两人的注释都是心存不满的（13）。
郭沫若说毛泽东诗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两种东西如果真能结合的话，与其说是毛泽东诗词体现了这种结合，毋宁说体现了这种结合的，是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说。
2006年10月7日
注释：
（1）参见胡为雄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红旗出版社2002年9月版第211页。
（2）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版第47页。
（3）季国平：《毛泽东与郭沫若》，北京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97页。
（4）郭沫若：《“红旗跃过汀江”》，载《光明日报》1965年2月1日。
（5）郭沫若：《给〈星星〉编辑部的信》，载《星星》1958年第10期。
（6）见季国平《毛泽东诗词鉴赏》第73页。
（7）郭沫若：《“芙蓉国里尽朝晖”》，载《人民日报》1964年5月16日，
（8）见《郭沫若谈读毛主席诗词》，载《中国青年报》1962年3月24日。
（9）郭沫若：《“枯木朽株”解》，载《人民日报》1962年6月8日。
（10）郭沫若：《“温故而知新”》，载《人民日报》1962年7月12日。
（11）见季国平《毛泽东诗词鉴赏》第65页。
（12）郭沫若：《坐地、巡天及其他》，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4日。
（13）毛泽东致周世钊、臧克家信一事，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682――6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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