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引子我始终认为，一篇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与一部好的作品的灵魂对话，评论者在书写评论的过程中，本身就是一次再创作的心灵冲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书写第一部《中国乡土小说史论》的时候，就一直思考着这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在落后却又强大的农耕文明社会面前，城市文学往往就是被文学边缘化的书写领域，而城市文学的确又是先进的现代文明的象征。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静态的文学描写从先秦的《诗经》开始，一直到唐诗宋词中的歌咏，达到了巅峰，尽管也有大量“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夜看尽长安花”的奢靡城市文学的吟咏，但文学主潮还是以田园牧歌为主的。直到晚清中国四大谴责的通俗小说为开端，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才在中国城市文学中兴起，而我们100多年来的文学史，却将“通俗小说”打入了另册，以所谓正统“纯文学”的白话小说——中国乡土小说的鲁迅作品《狂人日记》为旗，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发端。显然，这是缺乏公允的文学史判断，然而，这样的理念始终左右着我们的治史观。当然，在百年中国乡土小说史中，以鲁迅为首的批判现实主义书写元素一直占据着文学的先锋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据了中国文坛的主导地位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批判性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才悄悄地隐匿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