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发表时间：2008-04-02阅读次数：756
2008年3月22日至2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全国30余所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及《文学评论》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文艺争鸣》杂志社等研究、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的专家学者，以及来自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学者代表，共计120余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大会共收到会议论文80篇。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闵铁军教授代表南京大学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对与会代表们莅临大会表示热烈欢迎，并指出，启蒙及民族认同问题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具有非常突出的现实意义，祝愿这次大会能圆满成功并取得丰硕成果。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董健教授在致辞中就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及其他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指出启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次研讨会召开的主要意图就是要唤起学界对启蒙及其相关问题的重新关注和讨论。来自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凌宇教授在致辞中也就启蒙与民族认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结合启蒙问题在现实中遭遇的尴尬处境强调指出，尽管现在不少人也在对启蒙进行反思，但启蒙仍然是一个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究竟还要不要启蒙？启蒙能否达到效果？启蒙仅仅是个认识问题，还是个实践问题？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杂志副主编王保生研究员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本次大会所提出的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主题的重大意义和价值，指出百年中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忧国忧民的文学；在当前条件下，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努力继承“五四”启蒙的思想资源。人民文学出版社潘凯雄副主编在致辞中指出，启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既学术又现实话题，文学如何表现启蒙，又如何保持与审美的关系等等，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在两天的议程里，与会专家学者们通过大会发言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围绕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启蒙思潮和民族认同等问题展开了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思辨与讨论。
启蒙思潮的历史状况及其价值传统
董健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西方启蒙思潮传入中国并潮起潮落的百年历程。他认为，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尽管两代启蒙思想的盗火者和播火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启蒙先驱者心目中的目标，仍然还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五四”启蒙运动想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仍未完成。他相信，尽管“五四”启蒙思想和精神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被质疑、被拦截、被歪曲、被压制，但既然它已经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诞生，就没有一种力量能真正扼杀它，它的薪火传承就不会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消失。对于盛行一时的“救亡压倒启蒙”说，董健认为，救亡与启蒙从根本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启蒙先驱者们看来，救亡是不应该压倒启蒙的，这一点鲁迅、胡适等人都曾有过阐述。对于启蒙与文学的关系，董健教授认为，从理论上说，启蒙与文学似乎没有必要的联系，但中外文学史的事实却说明，启蒙与文学从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常常把文学当作工具，商品化和金钱崇拜则把文学视为玩物，因此文学需要启蒙精神；但并非只要有充分的启蒙精神就是优秀的文学。他援引姚斯《走向接受美学》一书中对文学作品审美与启蒙关系的分析指出，启蒙文学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是通过对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来帮助人们冲破种种束缚性的思想情感，提醒人们看到种种流行价值观念的虚幻，促使人们认清种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荒谬，因此，启蒙与审美、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是完全可以高度统一的；同时，启蒙的作用往往是通过艺术上的创新来实现的，尽管文学史上有很多启蒙压倒了审美的例子，但也不足以说明启蒙必然是审美之累。
山东师范大学的朱德发教授在关于百年来中国启蒙者历史命运的发言中指出，百年来中国启蒙者的历史命运往往都是悲剧性的。造成这种悲剧命运的原因，一方面是外在的社会原因，如政治话语、革命话语对启蒙诉求所造成的压抑；另一方面则是启蒙者自身的原因，比如因人生际遇的改变而自我转向，或在现实的挫折、碰撞中因无力坚守而放弃启蒙诉求，等等。朱德发提出，反观百年来的启蒙思潮，应该认真清理和解析启蒙先驱们留存下来的思想资源，在大力继承与弘扬的同时也应深刻认识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例如，单纯强调个性主义就很容易蜕变为自我主义；再如，启蒙主义的一些口号也极易被左倾思潮所利用并构成对启蒙本身的消解，等等。吉林大学王桂妹女士题为《飘摇时代的民主诉求》的发言，也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对朱德发提出的百年中国启蒙者历史命运的话题形成了呼应。王桂妹在发言中，对《观察》群体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国事飘摇的历史夹缝中以时代观察者、批评者和启蒙者的身份追求自由与民主之路的艰难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道出了自由主义者无地自由历史困境。
纵观百年启蒙思潮，文学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的发言从瞿秋白这一个案人物入手，指出瞿秋白作为一个政治家曾经热情指导《子夜》的创作和欢呼《子夜》的出版，而在临死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多余的话”中，则表达了对《幻灭》和《动摇》这两部作品的偏爱与留恋，这种前后矛盾充分展现了作为政治家和作为文学家的“两个瞿秋白”内在的角色分裂和最后时刻自我意识的重新建构，从一个角度展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歧路纠缠。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则在百年中国文学的格局中，讨论了“赵树理悲剧”的历史成因。他从《小二黑结婚》中一个“斗争会”的细节说起，认为赵树理在叙述“解放区”日常生活中的“斗争会”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时，没有任何警觉，在潜意识中将其自觉合理化并给予正面评价，远离了启蒙的价值取向，因而实际上也就种下了后来导致自身不幸命运的悲剧因素。
作为启蒙话题之内的应有之义，自由主义及其文学实践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和处境，也是与会代表们高度关注的问题。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在发言中对“五四”启蒙思潮与自由主义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基本的思路是以文化的觉悟来保护民主政治的运作，以实现近代以来的救国富国理想。尽管“五四”时期曾经有过五花八门的“主义”，但往往都是被作为启蒙变革的工具理性予以运用，未能在学理层面上被真正谈透。作为“五四”启蒙大合唱的一个声部，自由主义同样如此。因此“五四”的自由主义，是无根的自由主义；即使某些阐述过自由主义基本观念的先哲们，也不一定是纯粹的自由主义者。“五四”以后，随着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自由主义的发展空间自然受到挤压。因此，尽管启蒙意识中包含了以自由主义启蒙的内涵，但自由主义被置于启蒙意识之下，启蒙意识又被置于民族意识之下；为了民族主义的现实目标，自由主义的“不合时宜性”就逐渐显露，它被淡化、被疏离、被抛弃的命运终难避免。由此可见，五四时期文学即使包含着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也不能称之为自由主义文学。
在百年文学的历史格局中，对于启蒙理念在话语实践层面的不同取向问题，不少学者也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辨析清理。厦门大学的贺昌盛认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取向：A、独立个体的解放→整体社会的解放；B、整体社会的解放→独立个体的解放。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逆向双轨”模式，前者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觉醒应当成为整体社会普遍觉醒的前提，而后者主要突出借助于整体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来达到解放每个“个体”的一般效果。南京大学博士后罗慧琳女士则以具体的文本解读方式，在启蒙现代性的视角和思想史的框架中，对张爱玲、丁玲和萧红这三位女作家创作风格、文学道路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由此剖析了百年中国文学启蒙的三种走向。罗慧琳认为，“娜拉出走”是一个“五四”启蒙的寓言，而张爱玲笔下葛薇龙的爱情、萧红笔下翠姨的爱情、丁玲笔下黑妮的爱情，开端相同却有不同的走向和结局，是对“五四”时代娜拉“出走”、“堕落”、“回来”故事的续写或改写，恰好暗示了百年中国文学启蒙的三种走向：萧红关注缺乏启蒙的前现代主体（翠姨是没有能力出走的娜拉），丁玲则把主体的解放交给外在的政治世界（黑妮是无需出走就可得到解放的娜拉），而张爱玲关注的则是经过启蒙、拥有个性但却被物化的主体（葛薇龙是出走后却又堕落的娜拉）。在这三种走向中，追求外在解放为特征的“反现代性书写”的第一条道路（黑妮的爱情），与追求内在解放的“现代性书写”的第二条道路（翠姨的爱情）在起点上是一致的，但最后却走向对峙，这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个巨大悖论；而第三条道路（葛薇龙的爱情）则着重于展示现代性主体的种种矛盾，因其暗合于当下中国的社会境况，因而更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这也正是“张爱玲热”的深层原因。
启蒙价值取向的当代境遇及其精神突围
在百年中国文学格局中，启蒙价值取向的当代境遇是引发与会代表们更多隐忧和焦虑的话题。董健教授认为，一方面，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还远谈不上是一个充分现代化了的国家，欧洲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现代性价值观念还远没有在中国全面地落地生根，我们仍然在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崎岖之路上蹒跚跋涉，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源于欧洲的种种质疑和反思启蒙运动的后现代话语也进入中国，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头脑中“扎根”。如果说欧洲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用欧洲的头脑在质疑和反思欧洲历史上的已完成并取得伟大成果的启蒙运动的话，那么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是用欧洲的头脑在质疑和反思中国现实中艰难进行的启蒙劳作。董健教授指出，启蒙在当代中国仍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启蒙的价值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都是属于全人类的。放弃启蒙，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出路。
文学实践是启蒙价值取向当代境遇的风向标。南京大学黄发有教授在发言中，从对“文革”后文学实践的整体性把握中，探寻了“人”的沉浮与启蒙的消长。他认为，“文革”结束以后，通过对人的物质需要的关注和人的本能（从情爱到性爱）的透视，新时期文学恢复了人的主体地位、重燃了“五四”人文薪火；而90年代以来的文学对于如何建构健全的人性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注，反而从针砭人性痼疾的诊察走向了消解崇高的历程，残缺的、病态的、委琐的、恶毒的“人”成为文学的新宠，新时期初年“大写的人”则被挤出了文学的舞台。与此同时，对物质需求的关注演变为金钱至上的商品拜物教，“人”被“物”所奴役；对人性本能的透视则异化为“身体化写作”和“欲望化写作”，把身体简单化为纯粹的生理和肌肉行为层面的问题，以快感原则逃避现实责任，也逃避完整的自我。因此，启蒙理想在九十年代文化语境的置换中可谓腹背受敌，一方面是启蒙主体自信逐渐丧失，另一方面是普通民众以世俗幸福的合法性对抗启蒙主义话语的合法性；而消费性文学的盛行也导致了批判性的普遍失落，进一步加剧了90年代启蒙意识的分化与衰微。在谈到后现代话语对启蒙话语的冲击时，黄发有指出，在学理层面辨证地研究后现代理论是必要的，其文化反思对于中国实践肯有一定程度的参考价值，不幸的是后现代话语对于80年代的思想文化运动的“告别”与“决裂”，对启蒙的主体性的嘲讽，基本上是草率和武断的，这有悖于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解构中心化思维、消解权力话语的价值趋向，其仪式性、表演性与专断性恰恰对其自身构成了绝妙的反讽。
南京师范大学的贺仲明教授则从文学信仰的时代性缺失这一角度分析了启蒙精神所遭遇的当代危机。他认为，近十几年来，文学丧失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内涵，走向了高度平庸化，失去了大众的崇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作为一种精神信仰的特征。他指出，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解构，金钱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以及电子网络文化的影响，多方面的文化遇合使中国社会在最近十几年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启蒙危机：精神被放逐，虚无主义占据文化的舞台，物质崇拜和金钱崇拜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社会伦理和道德严重失范，思想文化杂乱无序，人们找不到精神的出路，也无力思考生存的信念；而文学信仰的时代性缺失正是这种社会整体精神状况的折射和缩影。对此，贺仲明提出，处在信仰危机中的文学应该承担起更多的任务，坚持其对世界的独特关注方式，恢复自我信仰形象，促进启蒙精神的建设。
面对启蒙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遭遇危机的境遇，作为一种寻求精神突围的话语倡导，新启蒙主义也成为与会代表们高度关注的议题。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在发言中表达了他对“新启蒙与新世纪文学”的几点思考。他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面对新的蒙昧主义所带来的新的愚昧与无知、傲慢与偏见，必须采取新的启蒙姿态。这种“新”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的启蒙历史重新进行了反思，厘清其中的问题和经验，对历史的解释要有新的眼光、标准和方法；二是对西方的启蒙重新进行反思，西方的后现代、后启蒙对西方启蒙的批判不能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必须从中国启蒙的内在需求出发，重新发掘西方启蒙给我们的启示之所在；三是最重要的，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建立属于中国21世纪的启蒙理论。贺昌盛在谈到新启蒙主义时认为，“新启蒙主义”不是以实际的效果来考量“启蒙”的成败与取舍，而应重新回到“启蒙”最根本的“自我反思”的功能上来，并以之为起点去重新获得思想自由的权利；同时也以尊重“他者”的思想自由为基本原则。因此，平等的开放性的“对话”――与自身的对话和与“他者”的对话――应当成为“新启蒙主义”的最为基本的表现形态。具体到文学而言，“新启蒙主义”并不是为了造就某种新的文学流派，而恰恰是在呼唤真正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作家个体与批评家个体的出现，文学创作的“内发性”应当成为首要的追求目标。“新启蒙主义”坚持自身独立批判的自由立场，它在增进自身精神厚度的同时，绝不放弃对于一切“精神弱化”及“精神异化”现象的警惕和批判，当中国人的精神蕴涵仍旧显示着某种程度的幼稚、单纯与贫乏时，汉语文学自身所承担的精神建设功能恰恰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彰显，这既是当代汉语文学的职责所在，同时也是“新启蒙主义”所试图实现的重要现实目标。
民族认同及其与启蒙思潮的关系
在中国百年来的现代性进程中，民族认同问题同样是一个十分重要且与启蒙思潮时相纠结的问题。与会代表们就此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国家”、“国族”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发言中，以沈从文和周作人在抗战时期的创作与言论为中心，探讨了其中触及的民族与国家问题，揭示了两位作家在民族认同问题上的复杂性，进而分析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局限性。他认为，在中国语境中，“民族”、“国家”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特定语义，表现出一种历史性与浮动性；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也会对“民族”、“国家”范畴有大相径庭的理解和阐发，表现出民族与国家认同问题的复杂性。沈从文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前期一直关心湘西地域叙事和民族区域自治，但在抗战时期却生成了鲜明的国家意识，表现出国家主义的政治立场；而“五四”时期强调“人类”和“个体”两个维度的周作人，抗战时期则钟情于“中国人”的范畴，流露出对民族和传统文化的认同。由此可见“民族国家”或“国族”概念显然需要更具体地拆分为“国”与“族”的范畴后，才能适应中国语境中的复杂性。因此，“民族国家”概念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无法充分解释现代中国创生语境的复杂性。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却极少处理中国问题，中国视野的缺失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的特殊性。
山东大学的黄万华教授在谈到民族认同问题时认为，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产生于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兼具民族性与公民性的民族意识，所以，就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而言，在民族认同问题上，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中包含许多值得警惕的倾向对文学进程的影响。首先，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现实世俗倾向，它在深孕于民间生活的同时也带上强烈的功利目的，往往会在权力的倡导下借传统文化谋求一己私利。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价值取向上有鲜明的排外性，不仅弘扬传统文化往往以抵制西化为目的，而且也难以兼容本民族不同价值取向的文化、思想。这种排外性使我们的文学疏离于人类普适性的价值尺度，即使是“五四”时期对世界文化思潮的强烈呼应，也基本上立足于感时忧国/族的传统和现实。其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强大的社会改革动员力量，也强烈地参与现实政治的组织动员，但缺少道德自律和精神反省，更少进入哲学、神学等形而上层面展开民族精神的追求，这也成为制约20世纪中国文学深度的原因。黄万华还认为，由于中国民族国家制度的建设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所以考察百年中国文学中的民族认同，需要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视野中，充分关注其多个层面的复杂性。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认同是以“乡土”概念所代表的本土性为重要基础的，强调从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历史记忆等方面全面展开对异族及外来统治者的文化抵抗；同样，本土意识的生长也一直是香港文学发展的基石。比较台湾、香港文学的民族，可以说明，在全球化的当下语境中，公民性的充分实现、稳定的多元价值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对于民族认同的积极建构是重要的。只有这样，无论是政治民族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才都能得到发挥。而文学在这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民族认同问题与启蒙思潮的关系及其内在纠葛是与会代表们十分关注的话题。对此，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在发言中同样从中国大陆与台湾两个不同的时空向度中进行了辨析。他从康德对“启蒙”所下的定义出发，在比较了康德时代的欧洲启蒙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的不同内涵后指出，“蒙昧”所指的相对性导致了启蒙在不同的时空中有着特定的针对性。大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以“民主”和“科学”相号召，承担着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提倡个性自由以实现对“人”的发现和解放，这种去旧求新的价值取向是一种隐含着进化论思想的文化发展观。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台湾所面对的启蒙要求，则比中国大陆要来得复杂，它在反对纵向历史链条中的“封建”的同时，还要面对横向的殖民地处境。因此，在台湾新文学诞生之际，其启蒙思想和文学现代性中就天然地包含着的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观念。刘俊进一步分析指出，台湾的殖民地经验，使得它的新文学在体现启蒙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认同观念的时候，因为现实语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与大陆“五四”启蒙精神不尽相同的风貌，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历史进化论式的启蒙思想在台湾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其次，台湾新文学中体现的启蒙思想与民族认同有更多内在的纠结；其三，在台湾新文学诞生之际，台湾的启蒙思想和民族认同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现代的和本土的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
厦门大学的王宇女士则从性别的角度就民族认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国族身份认同实际上一直是被性别化了的。国族主体具有明确的性别――男性，但却总是获得中性化的表述，显然，这是以普遍化的现代性话语遮蔽了性别政治的真实状况。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国族身份的建构。这种参与不仅意味着“女性”这个性别不能分享国家、民族的主体地位，还意味着性别本质主义对国族身份建构的深刻影响。王宇在发言中，主要以百年现代性历程中的几个不同时段（晚清、“五四”、20世纪50－70年代、80、90年代）、不同空间（大陆、台湾、香港）、不同叙事形态（从理论论述到文学想象）对国族身份的认同/建构为个案，在一种互文语境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民族认同语义之下，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文化认同与国族认同以及启蒙思潮三者之间的内在纠结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热烈争论的话题。暨南大学的姚新勇教授在关于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问题的发言中，既高度关注了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本身的艺术品质，同时又严肃而审慎地分析了所涉及的族群文化冲突问题。他认为，在转型期的藏族汉语诗歌创作中，西藏在当代文化书写中的位置，已经由过去风光性的被动存在，变成了自在的地理――文化――心灵空间。转型期藏族汉语诗歌正是在这样一块自在的高原空间里展开了自己的朝圣之旅，表现出高度的民族认同自觉，但其中也仍然存在着某些保留与彷徨。此外，作为苗族学者，凌宇教授在发言中也对百年现代性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国族认同和启蒙思潮三者之间的内在纠结与伦理碰撞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三明学院的廖开顺教授则通过对20世纪侗族作家及其文学实践的梳理，分析了侗族文化与汉族之间的近似性（主要表现在神话的同构性、伦理道德的近似性和相似的女性思维偏方面），从而对侗族文学中的二重民族认同问题进行了剖辨。
总之，在议程安排紧凑而充实的两天时间内，与会代表们就民族认同、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议题下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辩驳和思想交锋，体现了很高的学术品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会闭幕后，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还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关于《扬子江评论》杂志的座谈会。
（文/周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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