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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诗人于坚、欧阳江河在南大畅谈诗歌写作

发表时间:2010-01-06阅读次数:547
  2009年11月16日,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于坚、欧阳江河冒着风雪来到南京大学,应现代文学中心邀请登上“豁蒙讲堂”,分别作了题为《为何写作》和《诗歌写作,如何接触心灵与现实》的讲座,与南大师生一起分享他们的诗歌创作心路。
于坚:为何写作
现代工业文明环抱下 诗人“为何写作”
于坚认为:“为何写作”是一个作家一生都在追问的命题,成功的作家对这个问题都有着成熟的思考,否则他的写作是不会有激情的。当下我们的生存环境是置于现代主义文明的经验之中,我们生活在到处充斥着高楼大厦、滚滚车流的“现代主义的天堂”里,而过去中国传统的生活已经迅速被“彼岸化”,连同那些诗意的、灵魂的、古典的因子都一起迅速消逝,成为了成为和现代世界至少在物质上已无太多关系的“另一个世界”。
在如今这个现代主义环境中,写作特别是写诗完全是与当前的时代背道而驰的事情,写作如果是为了获得优渥的物质生活,住别墅开名车,如果衡量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还停留在物质经济层面,那么写作究竟还有何意义?于坚对当前诗歌写作表现出担忧:70年代他开始写诗,他从来只认为写诗本身是一件很纯粹的事而从未考虑过它和生计有什么关系,但是如今如果有一个青年人打算通过写诗来度过一生,于坚表示会为其提心吊胆,靠写诗如何在现在这个世界中活下去?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写作的缘起
接下来,于坚向旁听者回顾了他自己的写作经历:我最开始产生写作的动机是在1966年,那时家里所有的藏书除了马列、毛泽东、鲁迅等人的书外,其余都要烧毁。父亲带着我在家里拉起窗帘,把他六十年代买的书全部倒在搪瓷盆中烧掉,我一边帮着他烧一边心里觉得非常可惜。我们家的书就在那天下午全部付之一炬。这件事对我而言就像生命中的一件轶事,在眼睁睁地看着书籍被焚的过程中我对语言产生了一种神圣感。或许我性格中就是有这样的因子:越是被禁止的事情我越有一种激情去从事它。我想这就是我下定决心要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整个青年时代父亲都对我谆谆告诫说千万不要写作,因为那个时代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我就是不听,一定要写作,从1970年到现在我已经写了快整整四十年了。80年代我进入大学,这时封闭的中国终于打开了,那是一个众神回归的伟大时代,所有曾被禁锢的诸神都回到了我们的视野中(我所说的神不只是宗教的神祈,也包括像托尔斯泰、普鲁斯特、李白、杜甫等伟大的文学家)。那个时代我的内心充满着狂欢,在那个时代我不会去问“为何写作”这样的问题,写作就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写作本身就是为了回归众神的怀抱,回归真理,回归美,回归善良这些东西。
“为天地立心” 中国当下需要怎样的写作
我重新再对中国新时期30年来的文学进程进行思考,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中写作是很基础的事情,古人云,文章“为天地立心”,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依靠文化来起到“上帝”的引领作用,通过文明来影响人心、安定人心,文人则扮演着牧师的角色。然而90年代以来,中国写作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完全放弃了“立心”的责任,开始变成了一种语言的游戏,无论是先锋诗歌还是先锋派小说,写作越来越变成一种象牙塔里的游戏。进入到21世纪以后,随着网络和娱乐文化的兴起,这种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也导致了读者对文学的疏远,这是当代文学迅速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今天不止是诗歌,包括严肃的作家作品,包括卡夫卡、契科夫等等全部都被边缘化了。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你为什么要写作”重新成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我与西方很多现代诗人都有交往,我发现在西方的写作传统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形而上的层面由教堂和上帝负责,作家和诗人可以是纯粹的语言游戏者,虽然尼采在十九世纪末高喊出“上帝死了”,但直到今天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到教堂去祈祷上帝为他们的心灵引路。而中国自古的传统靠文化“立心”,因此诗歌就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一旦它放弃古代的“诗教”传统而蜕变成为少数人在象牙塔里的游戏的话,那么诗歌就必然会被汉语读者所抛弃,这是我一个非常深刻的感悟。
批判文学写作的功利传统
古代中国是“政文合一”的国家,素有“美政”的说法,文人的地位很高,很多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家,但这样的政治文化形态同时也给文人带来了一个强烈的功利传统,就是文章可以帮助人获得物质利益,赢得社会地位等,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有些人奉行“一本书主义”,通过写作谋取很多写作之外的东西,这样的作家当前太多了。于坚认为写作功利化是文人传统中最糟糕的一面。而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学习西方作家普遍的专业精神,即不把写作看作文化之外的一种工具,而纯粹地视为作家用生命热爱的一个“活计”。
结合以上两方面,于坚寄语在今天每一个正在从事写作或将要选择走上写作道路的人,认真严肃地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你为什么要写作?”
写作的秘诀
讲座的最后,于坚愉快地和与会者分享他写作的秘诀:于坚认为写作和鞋匠做鞋是同样的道理。他引用杜甫的诗句“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指出写诗的秘诀就在“敏捷”二字上,因此他建议要做作家一定要随身携带一支质量最好的笔和最好的纸(不要用电脑,因为电脑打开需要几分钟,往往当电脑打开后灵感就消逝掉了)当灵感不经意间降临时能够非常敏捷地取出纸笔飞速地记录下来。
欧阳江河:诗歌写作,如何接触心灵与现实
诗歌是现实与心灵间“独立的发生”
欧阳江河认为:任何时代能够真正产生影响的诗歌一定都会与心灵和现实发生联系,它平行于二者之间,既成为第三种与事件有关的见证,同时自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发生。欧阳江河套用美国诗人庞德的说法“诗歌是永远的新闻”指出诗歌和一般叙事文学或其他记录性写作的最大区别在于:诗歌不是一个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简单描述,或是一个事后的追述,而是经常是先于事实或者当事实已经完全被遗忘以后,它才出现的一种发生。诗歌写作并非为了直接触及现实,也并非为现实而存在,真正的诗歌写作其后存在一个巨大的场域,这个场域所笼罩或对应的是被称之为“现实感”的东西。作为定义时代最核心的要素,现实感体现的是时代的精神,相对应的往往是对现实的超越,或是对现实的抵触,对现实的批判或甚至是对现实的嘲讽。
直面现实与心灵 当代诗人的天职
欧阳江河承认中国古代诗歌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当代诗歌望尘莫及的,但是他也指出古代诗歌写作过程中更多的讲究遣词造句,引经据典,却往往脱离了现实事物,使得古诗运用词汇越来越优美,越来越诗意,但却总是和现实隔离,或是通过曲折的折射来接触现实,而不是直接面对现实。古诗的过于“艺术品”化使得诗人接触现实和心灵的天职演变成了依靠接触其他文本来曲折地接触现实和心灵。而当代诗歌写作的一大特征即是抛开了古典诗歌中频频利用的“中介”,直面现实核心部分,联系到只有短短30年的当代诗歌创作发展历史,对广大当代诗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当代诗歌要体现“当代活力”
依照自己对现代诗歌写作的体会和理解,欧阳江河给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划定了应当具有的两个特别重要的象度:1、诗歌要能够处理“非诗意”,当代诗歌要突破传统诗歌拘于遣词造句、修辞用典等诗意化的表现方式,勇于触及到非诗意的东西;2、诗歌要体现出当代活力,这个活力来源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接受程度、反省和怀疑的程度,乃至我们对它抵抗的程度。相较于传统诗歌的写作方式,欧阳江河强调当代诗歌写作一定要联系现实人生,体现出当代活力,这一活力将能唤起我们对生命的基本感悟,唤起我们与历史、与眼前触手可及的现实以及现实背后那神秘不可捉摸的场域的同时“相遇”。
“无用之大用” 诗歌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存在
作为一个诗人,欧阳江河经常被问及:“写诗有何益处,它的用处又在哪里?”对此欧阳江河认为诗歌的作用主要在于突破现代理性主义对人的规避,尝试打开属于人的另一半生命,以求充实个体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的存在的认知以及对哲学命题的终极思考。当然这种尝试是否能够成功,是否有用则是各人见仁见智,他借用庄子《逍遥游》中“无用之用”说揭示诗歌跳出体制控制之外,作为心灵意义上的存在,其特权正式它的“毫无用处”。
但是作为平行于现实和心灵间的一个独立的发生,诗歌与现实和心灵三者纠缠在一起又共同构成对一个时代的“现实感”的见证和记录,并进而使这个时代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说诗歌才是最根本意义上的存在。
(文/佘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