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学科”的“界限”与“认知”――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状况之比较
发表时间：2007-11-19阅读次数：557
席 扬
(福建师范大学 中文系，福州350007)
内容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世纪视角”与“阶段视角”、“一体化”思维与“分期”思维的张力关系。两个领域之间呈现出包容――间离、遮蔽――共生、交错――层分等等复杂状态，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被遮蔽，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具有了“元话语”身份。作为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各个历史阶段被关注的“差异性”异常突出, 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得以凸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比较
作者简介：席扬，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可视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毋庸置疑，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明显的成绩。从对这些成绩的具体分析里我们感到，这一历史时期上述诸领域的研究，不仅构成了与它们自身“研究历史”的明显差异性，同时，其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的区别也更加突出。当然，这些方面都是容易被人意识到的。我们所要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各自的学科独立性的强化，究竟与这一时期它们各自的研究进程有着怎样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的研究历史是否可以轻易地被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框架里从而在实际上抹平二者之间的大小不一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里的关系属性究竟该如何认识？对这些问题的集中深入的辨析，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探与创新。
我以为，新时期以来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总体上呈现为“世纪视角”与“阶段视角”、“一体化”思维与“分期”思维的张力关系。两个领域之间的包容――间离、遮蔽――共生、交错――层分等等复杂状态，都是过去的研究历史中未曾有过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初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90年中后期以来的三个不同阶段里所拥有的不同的话语权力，不但造成了上述复杂性状况，而且也蕴含着研究主体思维变迁的丰富性。从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时代文化语境的剧烈变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整体性学术面貌的强大影响。
我们拟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时期初期、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等三个阶段的比较分析，对上述复杂性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新时期初期的比较
就新时期初期我国上层建筑整体而言，文艺领域是最早进入历史“转折”的领域。这一点突出体现在这一时期的“文艺批判”和“文学创作”方面。“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思维状态与价值趋向，直接而赤裸地呈露出对文革前历史存在的崇奉与膜拜。时代的“新”的内涵是以“当下”与“文革时期”的异质性为根本性的界划依据。不论是把“文革时期”作为“反动”时代还是“废墟”，这一言说策略所要强调的无非是有关“当下”――包括文艺事业在内的现实的合理性与超越性方面。如果我们把“新时期文学”视为一个审美历史的新的建构过程，那末，这一时期那些直接针对“文革”激进主义文艺观念的大规模且过量重复的“批判”，其实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文学”历史建构的真正开始，而是文艺对时代政治的直接回应。在这一以普遍认同方式所体现的回应里，文艺获得了一些简单的承诺和有限的宽容空间。“文学创作”以其“写实”品格和感性特征，赢得了时人（包括绝大多数研究者在内）普遍而集中的关注。洪子诚这样说过：“在我的印象里，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学校的老师、学生，大都把热情投到对文学现状的关注上，他们撰写的文章、递交的论文大多和现时的文学现象有关。”① “在80――90年代（至少是到90年代初）许多有才气的人更愿意做文学批评和现状研究。‘文革’结束之后，跟踪、把握当前的文学现象，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确实比研究当代文学史更具有挑战性更刺激，似乎也更有学术含量，当然也更容易产生社会效应。”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文艺领域，对文学的“当下”状态的关注居于压倒一切的位置。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新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也许正是在这一对“新时期文学”当下创作的关注里迈出了第一步。有论者在梳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时这样评述：“文革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使学术研究的冻土一夜化解为百花盛开的园地，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事业也飞快地向纵深发展，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和规模。”“概括地说，它有以下几大特质。1、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使这一研究领域空前活跃。这种解放和更新的标志首先是从文学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讨论和解释开始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从属论’的逐步打破，乃是人们在认识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并引发起强大的连续性的冲击波。从而在这一领域冲破不少研究禁区，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其次，有关艺术规律及文学本体论的提出与讨论，也使研究本身从单一的社会学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内在发展规律及其美学意义上的深层探讨和观照，从而使研究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推进。”③ 以上这种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的，相近的表达很多――比如有学者这样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渡过了危机时期，进入20世纪 80年代喜逢大发展良机，思想解放运动和科学创新潮流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和穿透力，打开了文人学者和诗人作家的心理障壁和思维定势，潜在能量和创造激情得到空前的高扬，落实到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上，除了继续坚持本学科创建期形成的学科范式、理念，发扬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学术传统，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喜人的研究成果之外，与此同时，研究者和编纂者以积极开拓、锐意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作了多方位的勘察，对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作了深入的思考。而这些勘察与思考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突破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规范与学科意识，重构一个更开放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广的学科观念和学科格局。”④ 如何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属性进行定位，是文学研究界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找到的答案是，“新时期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是向“十七年”文学格局的“回归”，甚至是五四以来革命文艺传统的继承与光大。李扬曾在有关论著中指出；“对‘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盲视’几乎成了8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盲视”的前提和结果都导向“即‘新时期文学’‘接续’了被中断了数十年的五四文学传统，使文学摆脱了政治的束缚，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⑤ 不可忽视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也逐渐明朗起来：此时，在文学研究界以“新时期文学”为主体对象的话语潮流中，为确证新时期文学合理性而被“抽象”提及的“十七年文学”，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使得“十七年文学”的存在价值进一步走向“暧昧”，它仿佛成了“新时期文学”的影子。我以为，这正是此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境况。其实，“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互证，一方面固然为“新时期文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不少的理由，但“十七年文学”的先置合理性终究会受到质疑。研究界有意把“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在价值属性上联为一体，以及对当下文学创作在“反思”维度上有意无意地和文革前文学历史的有意牵扯，都不同程度地持续削弱了“十七年文学”存在的历史品性，迟滞了它的历史价值的真正实现。
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于其作为对象的历史品性的相对成熟，它相比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而言，却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自身的“拨乱反正”，步入相对纯净的学术研究境地。不过这种情形是短暂而有限的――此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还无力摆脱时代文化语境对自身的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它们之间的确呈现为前所未有的“夹缠”关系。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革命现实主义”范畴之中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此时“新时期文学批评”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替代）发生关联时，既催生了试图把“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一体化”处理的思维萌芽，同时却也强化了它们之间的学科界限。在这一阶段里，人们对于“新时期文学”的空前热情，不仅使“十七年文学”（包括“文革文学”）的被遮蔽具有了某些合理理由，也迫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任为阐释“新时期文学”价值的“历史资源”和证人角色。学术界在简单比较中所形成的关于“新时期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已实现了某种超越的普遍认识，印证了五四以来所流行的简单“进化论”意识对文学研究的内在规约。在这里需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虽然此时在“进化论”意识牵导下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思考，其基本动机是指向对“新时期文学”价值的论证，但由于呈现这一动机的效果确需在历史的溯源中完成，所以，对“中国现代文学”施以重新思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日益凸显出来。“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其中“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客观存在的与研究主体的时空距离，显然影响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性的划分与认识。就它们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在当时之于文学研究格局和话语的主导性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据位置的悄悄变化和其学术可能性的日益增大的差别，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自此开始了持续走高的过程。
二、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比较
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阶段，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仅指“十七年文学”研究和“新时期文学”研究）在共同繁荣中开始出现重大变化的重要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快速推进和深入展开，使它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格局中逐步走向主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被人们日益推重里越来越具有了“元话语”身份。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整体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步入巅峰状态，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却日渐冷寂，作为整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被关注的“差异性”异常突出。此种情形，大大影响了人文学科界和文学研究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学科”的“学科性”和“科学性”的认同与首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日益陷入难堪的“危机”之中。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等级”开始出现，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经过前一阶段，“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创作方面）在当下的快速发展和她之与“十七年文学”比较时已具“超越”的“表象”，似乎已完成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关系的接续――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人正是通过对当下文学的痴迷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潜在价值的认同。有论者这样评说：“是的，从有新文学以来，或新中国建立以来，可有过什么时候曾像这短短六年，涌现过这么多文学出版物、文学期刊？发表过这么多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评论？开拓过这么广阔的生活题材？塑造过这么多种多样的人物形象？呈现过这么多丰富多彩的形式和风格？活跃过这么多兴旺的、简直灿若繁星的作家队伍呢？”新时期文学“作为新中国文学的继续，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的复兴，它所取得的成绩，从许多领域和方面看，超过了建国初的十七年。这就使得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六十年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学的“新时期”“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六十年来我国新文学发展最为波澜壮阔的时期，而且还是文学在反映现实题材描写人物典型、开拓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道路最为宽广的时期。”⑥ 茅盾也说道：“30年来，我们的作家队伍是大大的壮大了，涌现了‘风华正茂’的第二代、第三代新人，他们的作品，无论在数量、质量和题材上面，都大大超过了解放以前。”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方位深入，又进一步以自身的丰富性外拓话语空间，其主导性地位得以确立并日益得到巩固。“中国现代文学”的神圣性得到普遍尊崇，其在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构成中的正统性得到学术界持续有效的论证，“中国现代文学正统论”亦在迅速普及中变为学术常识。“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这样的排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此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等级”意识。“学科等级”的普遍默认，使其后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日益走向过度阐释状态。
三，90年代中期至今的比较
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弱衰”之势已日益明显，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返观”与“回望”逐渐成为研究主体的倚重愈来愈普遍化的姿态。“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的学科判断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回望之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诸多问题，更多的是与这一学科的“研究过程”而非是与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樊骏早在1994年就深刻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从长远看，还需要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重新考虑学科的名称、归属、范围与界定等问题。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具有重新建构学科的性质，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⑧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的“新时期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亦在商业化时代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文化大分化中风光不再。而令人惊喜的是，新时期以来长期遭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新时期文学批评”双重屏蔽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回暖”现象。诚然，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国外有关“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之于大陆的学术影响难以分开的。不过在我看来，毋宁说是更多地受到了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大陆学术资源的不断更新而形成的崭新的文化语境的启迪。西方后现代理论中的“差异性原则”的普遍接受，文学类型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以及随着当下社会转型逐步深入过程中“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历史品格的生成与凝定等等，也都是“十七年文学研究”崛起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由于对某些方面或对象的过度阐释所形成的“神圣性”与“平庸性” 交合而成的混沌性特征，并且这一特征日益走向明显化状态。日益被历史化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在以往的中国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历史里所形成的被普遍崇奉的“正统地位”开始受到质疑。它的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价值判断的唯一性也被逐渐淡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对于“当代文学”自身的“发生”“生成”的溯源探究，其实并不仅仅只是指向对中国当代文学源头的重新勘察和其“上限”的重新界划，而更重要的是试图通过这一搜寻过程确立它自身的学科独立性。比如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事实：研究界在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问题时，对“十七年文学”和“解放区文学“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普遍的关注热情。从表面上看，“十七年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发生关联，无论是就其语境的一致性，还是文艺理念的前后接续，似乎都是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中国当代文学”朝向“解放区文学”的溯源指认，一方面表达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急于把自身从“五四文学正统论”所制约的研究格局中独立出来的焦虑，同时另一方面，也暗示出意欲消除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新时期文学批评”双重屏蔽的尴尬处境。被解放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里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比如，从“发生学”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之于“解放区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对“十七年文学”历史的一些重要文学事件面目的复原、对“历史细节”的深入挖掘、对80年代“经典”作品和重要现象的重新审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各个时段与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特殊性的关注等等，这些方面的深入探讨，极大地促动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确立，同时也使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理论思维及其方法论因素的普遍渗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对象性”在这些思维的映照下其价值和意义的许多方面得以凸显，学术成果的“文化含量”持续加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凡此种种情形，与其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冲击与挑战，毋宁说是激励与启迪。
最近几年，文学学科整体性被边缘化的持续发展，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拥有了更多的相似性困境和自身发展的难题。学术规范的强调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向“古典”与“国际化”方向的有意诉求，隐约呈露出两个学科“学科性”被弱化的多方面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仿佛已进入苦苦寻觅“问题”的境地。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一部分的“新时期文学”研究，由于深受“传媒批评”的骚扰与渗透而越来越多地增加着“时评”色彩，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已远远不如80年代。以“十七年”“文革”和“80年代”为主要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学”研究，也在“问题”的泛化和对复杂性的热衷所造成的思维定势里，其目的性发生着令人忧虑的游离。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思考与研究的。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从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必须面对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学科的活力与品格，是取决于对它们“历史”价值的强调，还是其“思想价值”的阐释？
注释：
①洪子诚《我们为何犹豫不决》，《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
②洪子诚《近年的当代文学史研究》，《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③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④朱德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反思与突破》，《东岳论从》2002年第1期。
⑤李扬《中国当代文学史笔谈》，《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⑥《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⑦茅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序》。
⑧ 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2期。
Moving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On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Xi Yang
(Chinese Depart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long gained serious attention while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as, for decades, been neglected. The research made in the latter domain has been considered only a supplement to the former. As a result, it has not gained enough academic attention and recognition. Things have changed in the past decade. The research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has walked out of the shadow of its forefather and is winning independence as a discipline
Key words： disciplin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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