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之一
发表时间：2007-11-19阅读次数：618
章罗生
(湖南大学 文学院，长沙410081)
内容摘要：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深刻反映了寻找“意义”与重建“崇高”这一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不少作家自觉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任，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寻找新的“当代英雄”。与上世纪比较，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英雄叙事”方面，一是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更多；二是题材更广泛，尤其是更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等“小人物”；三是作家的独立性更强，更远“宣传”而近“文学”；四是艺术更精湛，手法更多样。总的来说，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是进一步表现出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新世纪 报告文学 审美新变 寻找英雄 重建崇高
作者简介：章罗生，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有人认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种“耻言理想、蔑视道德、拒斥传统、躲避崇高”的社会思潮正在引起人们深深的困惑与忧虑。究竟如何看待“文革”后出现的“躲避崇高”的社会思潮，是一个不容回避和亟待探讨的问题。实际上，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人们正在超越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辩证地看待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传统与现代、规则与选择、崇高与平凡的关系，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期待道德与义务道德、统一规范与多样选择之间寻求一种“必要的张力”。当代的中国哲学，理论地反映和表达、塑造和引导这种时代精神，从而构成了它的当代主题――寻找“意义”和重建“崇高”。（1）而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正深刻反映了这种社会要求与时代主题：不少作家自觉承担起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重任，在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史诗风范与“崇高”品格，寻找新的“当代英雄”。
本来，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崇高”是其重要的美学范畴，“英雄主义”与“英雄史诗”是其重要的文学传统，“民族精神”是其重要的创作主题。然而，新时期以来，一是出于对以往狂热、虚假的英雄主义和“假、大、空”或“高、大、全”模式的逆反，二是由于商品经济与世俗化时尚的冲击，我们的当代文学不敢理直气壮地谈论和宣扬“崇高”、“英雄”之类了。这是很不正常的。应该说，文学任何时候都不应亵渎“崇高”与“真诚”，尤其是在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赶超世界的今天，更应该如此。可喜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在这方面也与时俱进，表现出鲜明、突出的特色。与上世纪比较，新世纪的报告文学在“英雄叙事”方面，一是这方面的作品数量更多；二是题材更广泛，尤其是更注重表现普通百姓等“小人物”；三是作家的独立性更强，更远“宣传”而近“文学”；四是艺术更精湛，手法更多样。总的来说，最鲜明、突出的特色是进一步表现出平凡与伟大的有机融合。
一
杨黎光在《瘟疫，人类的影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写到：在以往的宣传和写作中，的确存在“神化”的倾向或习惯。即一个英雄模范人物出现后，总习惯于把这个英模人物罩上“神化”的光环。坦率地说，就是在这次抗击“非典”的宣传中，也仍有这种倾向。作者认为，如果把英模人物都“神化”了，那么都是“神”做的事，又怎么能感动人呢？又怎么能让人去向他们学习呢？所以，在本书的写作中，作者力求把英模人物放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挖掘他们身上人性的光辉，他觉得这样更感人。因为，人被感动、流泪的过程，就是心灵净化、潜移默化的学习过程。我们在写领导者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因为，无论级别多高的领导者，他首先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普通人。不然，他又怎么能体会到普通民众的疾苦，怎么能执政为民呢？而普通民众又怎么去理解、领会一个领导者的所作所为呢？应该说，作者的这种认识和追求，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创作审美新变的趋向之一，它为报告文学如何写英模人物与领导干部，如何进一步处理好“宣传”与“艺术”以及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作品对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描写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作品虽然也如实记叙了张德江先后在民政部和吉林、广东等地担任高级领导干部期间的表现与政绩，写了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的临危不惧、干练果断和非凡能力，尤其突出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平民意识与人本思想。但在写这一切时，作者始终是将他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情感与美好人性的普通人，且着重从家庭与平凡小事的角度来进行描写的。如写他出身工人家庭，从小在贫民区长大，因而了解民众的疾苦，熟悉民众的生活，也熟悉劳动人民的各种劳动工具和方法。因此，在考虑如何保护一线医务人员不受“非典”感染的不眠之夜，他想到了养蜂人戴的防护面罩。写他由于工作太忙，5年没有回过老家、见过父亲。这次，父亲患肝癌做手术，他到北京开会时顺便去医院看父亲。父亲看到儿子，老泪纵横，千言万语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张德江抓住父亲的手说：“爸，中国有句老话，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广东那儿正闹‘非典’，广东是个1亿多人的大省，儿子不得不回去啊。我把您的儿媳留下来，照顾您。”在走出医院大门时，他突然仰起头来望着夜空，把满眼的泪水强忍回去。
类似这样的典型描写，也突出表现在李鸣生的《风雨长征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中――尤其是有关航天部副部长、航天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与他的弱智儿子的描写中。可以说，正是这些充满人情、人性的动情描写，才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鲜活饱满，才使作品所表现的“航天精神”真实可感、深刻动人，也才使作品既雄浑悲壮又柔婉缠绵。作品写到，刘纪原把一个父亲的感情最大限度地倾注到了弱智儿子身上。但也许是常年一人在家、非常孤独的缘故，儿子从小就有喜欢往外跑的坏习惯。尤其是随着刘纪原职务的不断升高，工作越来越忙，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儿子往外跑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刘纪原和家人为此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惊吓和折磨可想而知。发射“鑫诺1号”卫星时，得知儿子又失踪，他照样无声地挂了电话。只是在发射成功回京后，“面对人群，面对笑脸，面对鲜花，他脸上虽然也挂着笑，却笑得有些勉强有些尴尬甚至有些苦涩。只有秘书知道，他是拖着沉重的步子踉踉跄跄地走出机场大厅的”。他回家后，面对闷闷不语的女儿和痛苦不堪的爱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作者以满怀深情与崇敬的细腻笔触，从个人与国家、家庭与事业以及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中，在深刻揭示中国航天人美好的人情、人性的同时，更突出了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航天精神”，更挖掘出了民族所具有的坚强伟力：他们具有比常人更多的付出、奉献、牺牲与无怨无悔，具有比常人更多的执著、顽强、坚韧与崇高境界。
类似这样将人物置于时代与历史的重大事件和进程中，在弘扬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同时彰显人物的“英雄本色”的，还有王宏甲的《智慧风暴》、何建明的《部长与国家》、刘继明的《梦之坝》和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等作品。《部长与国家》（《中国作家》2004年第10期）中的余秋里，在共和国最艰难困苦的岁月，顶住极左政治的干扰、破坏，克服饥饿、贫穷和严寒等困难，率领千军万马，靠“人拉肩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在荒无人烟、天寒地冻的“北大荒”高速、优质地建成举世瞩目的大庆油田，其事迹与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梦之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的林一山、李锐、李伯宁和黄万里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三峡工程论证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其观点是“主上”还是“反上”，也无论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都不畏权势，尊重科学，坚持真理，表现出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民主、求真务实的人格操守。《唐山警世录》（《报告文学》2005年第5期增刊）所披露的县委书记冉广岐和众多地震科研工作者，则是被“废墟”掩埋了的地下“宝藏”，是不应被忘记的“无名英雄”。他们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所创造的防震减灾的“青龙奇迹”和所作的无私奉献，值得历史永远铭记。尤其是《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版）所写的，不再是陈景润那样埋头书斋的学者，而是走向市场、与企业结合的科学家；突出的不仅是科学家的勤奋与拼搏，而且有他们的眼光与智慧。即王选他们的成功，主要不在于精神与毅力，而在于把握历史和人生的机遇，在于选择的智慧与观念的革新。因此，作品写了王选一生中的9次选择，挖掘了他每次选择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如第6次在国外强大的先进生产力不断入境，尤其是英国的“电脑”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时破釜沉舟，决战市场，说明他敢于知难而进，挑战人生，敢于代表民族向世界宣战，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勇敢搏击的民族英雄……。在这里，作者除提出“知识英雄”的概念外，又联系最先在中关村建“中国硅谷”的先驱陈春先等人的人生抉择阐述了他独到的英雄观，认为“英雄是那敢以个人的渺小去做很难做到的事情的人，是那知其难仍一往无前地去做的人”。
二
其次，一些作品将“小人物”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在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鲜明对比中凸现“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与顽强斗志。如李春雷的《宝山》（花山出版社，2002年）写到，以黄锦发为首的中国设计人员，代表中国，对日本人进行的我国的宝钢设计进行严密的监督和修正，排除了若干个致命的后患，为后来宝钢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如日方设计的规划总图环型布局，一个椭圆把所有设备全圈在里面，全无一点发展空间。黄锦发看出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包藏着日本人想限制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险恶用心，因而坚决主张修改。但日方说，我们是严格按照你们600万吨的规模干的。而这一规模，又确是中央确定的。黄锦发欲哭无泪，欲辨难言：既不能对抗中央，又不能违背良知。他只好悄悄努力，私下向日方设计组长水田永昭反复诉说，终于说服水田私自作主，冒险修改。又如与日本商谈设备选型时，日方坚持只能以他们的君津厂为样板。而该厂的初轧机机型不能轧出中国紧缺的1.7米热轧板所需的宽幅板坯。黄锦发发现后，主张引进最新机型。双方为此僵持一个多月，争执不休。最后连中方领导也着急了，怕影响进度，劝黄锦发放弃。但黄锦发不依不挠，固执己见，迫使日方最终让步。
的确，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就因为一直有这样的“民族脊梁”。如果说，前面提到的刘纪原、余秋里、张德江和黄锦发等人是“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的典型，那么，《“布衣青天”杨剑昌》中的杨剑昌与《我告程维高》中的郭光允则是“为民请命”与“舍身求法”的代表；如果说，刘纪原、余秋里、林一山、张德江和黄锦发等分别是“航天英雄”、“大庆英雄”、“三峡英雄”、“抗非典英雄”和“宝钢英雄”的代表，那么，杨剑昌、郭光允则是“反腐英雄”、“打假英雄”或“护***英雄”的典型。
曾培新的《“布衣青天”杨剑昌》（群众出版社，2001年）选取的是曾被新闻媒体广泛关注的热点题材，其主人公杨剑昌也是曾被广泛宣传而又褒贬不一的焦点人物。然而，他虽是“大名人”却又是“小人物”――深圳市罗湖区消费者协会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虽是精神富翁却是（深圳的）物质穷人；尤其是，他至今仍是个有争议、臧否不一的人物。而作品就正是通过众多生动事例，尤其是通过他与“红顶巨骗”彭海怀旷日持久的殊死斗争，深入揭示了他正直、顽强、固执的鲜明个性与“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脊梁”精神――在与彭海怀的斗争中，他3次被打进医院，8次被推上被告席，一头青丝变成白发，还差点被“黑车”撞死；然而，尽管如此，他仍不屈不挠，誓死抗争到底。总之，作品在复杂的背景和正义与邪恶的对比描写中，鲜明凸现了杨剑昌的忧国忧民之心与爱国爱民之情，及其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无私无畏的英雄气概。郭光允的《我告程维高》（东方出版社，2004年）从书名看，似乎有商业炒作之嫌，而且由于是自传体著作，其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可能也限制了言说的客观与自由。然而，读罢此书后掩卷长思，深感以上担心纯属多余。该书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一样，所选题材虽不乏新闻“卖点”，主人公也是知名度较高的新闻人物，写的也是“小人物”与“大人物”的殊死抗争，但它决不是展示隐私的猎奇之作，也不是自我炫耀的“私人写作”，而是饱蘸着血泪深情、凝聚着生命感悟的警世之作，是透视中国政治、解剖中国社会、批判中国文化的“宏大叙述”。因为，作品所写的程维高这样的腐败高官和郭光允这样的反腐英雄，以及他们所分别代表的“程维高现象”与“郭光允现象”，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和政坛上，均具有极大的典型性和挑战性。而作品的独到之处，也在于既不是以揭露、批判为主的“反腐文学”，也不是以歌颂、赞美为主的“英雄叙事”，而是以主人公“我”的遭遇为线索，将两者有机融合，在反腐中凸现英雄本色，在鞭挞假丑恶时弘扬真善美。与《“布衣青天”杨剑昌》不同的是，杨剑昌反的主要是社会腐败，斗争的对象主要是罩着“红色光环”的社会毒瘤，郭光允反的主要是政治腐败，斗争的对象主要是有着“省委书记”实权的政治蛀虫；杨剑昌主要是“打假英雄”，郭光允主要是“反腐勇士”；杨剑昌遭遇的打击主要是被恐吓、吃官司，而郭光允遭遇的打击则是被暗害、坐监牢，且抗争时间更长（达16年），身心受摧残更严重。因此，郭光允的斗争更悲壮、惨烈，更表现出悲剧的崇高美。
席勒认为，“战胜可怕的东西的人是伟大的。即使自己失败也不害怕的人是崇高的”；“人在幸福中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仅仅在不幸中才表现为崇高的”（2）。以上所述的杨剑昌和郭光允等人就是这样：他们致力于“战胜可怕的东西”，“即使自己失败也不害怕”，因而不但是“伟大”的，而且是“崇高”的。的确，一个缺乏“英雄”的时代，不仅是使人的生活失落了样板，而且往往容易形成“非英雄的英雄形象化”。在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各种各样的“星”的兴起――歌星、影星、球星、笑星以及制造轰动效应的各种文化明星，成了不是英雄的“英雄”。它造成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以及主导价值观念凝聚力的失落，甚至形成所谓“咋活咋有理”、“跟着感觉走”、“谁也别管谁”的社会思潮。（3）正是如此，我们才要大力弘扬“崇高”，大力寻找真正的“英雄”；也正是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杨剑昌、郭光允等“英雄”的难得和精神的可贵：他们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抵排流俗的真正的当代“英雄”！他们所执著坚持的“傻子精神”、“疯子精神”，正是时代和民族所需要的“大音希声”！
三
最后还须指出，新世纪以来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深入人物（也主要是普通“小人物”）的家庭与情感世界，着重从情与理、家与国、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等方面，细腻揭示人物的美好人性与崇高品德，从而也表现了寻找“英雄”与重建“崇高”的时代主题与审美新变。这一点，除以上所述的《风雨“长征号”》、《瘟疫，人类的影子》等作品外，马文科的《大爱无言》、张雅文的《为了拯救生命》和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作品表现更为突出。
如果说，上述作品更多的是在时代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展示英雄群体，褒扬的主要是英雄们的爱国精神、奉献精神与斗争精神的话，那么，《大爱无言》和《为了拯救生命》等则主要从社会人生的角度，集中记录了某些个体英雄们的非凡人生与崇高品质，肯定的除爱国精神与奉献精神外，还有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与圣洁情感。《大爱无言》（《报告文学》，2004年第4期）记述的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化学武器专家郁建兴的人生故事与英雄事迹。作品的感人与独到之处，既不在它对主人公奋发进取的人生精神的肯定，也不在它对主人公为中国化学事业与世界和平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歌颂或对他英年早逝的惋惜，而主要在于它从爱情、家庭与人生的角度，柔婉、细腻地彰显了人物的丰富情感与美好心灵。因为，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和肖复兴《生当做人杰》中的嵇汉雄，到李鸣生《国家大事》中的蒋新松与王宏甲《智慧风暴》中的王选等，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曾描写过无数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典型。如何使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英雄叙事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固然，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性文学不同，它的确是一门“选择”的艺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但它又毕竟是一门“艺术”，“怎么写”又直接关系甚至决定着作品的品位高低与审美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中国报告文学在人物描写或典型塑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或在批判中歌颂，或在对比中凸现，或主客体融为一体，或从历史人生角度，或与爱情苦难相伴，等等。但贯穿其中的一条总的发展线索，是如何独立于政治、宣传而更贴近生活、人生与艺术、真实。可以说，一部报告文学的人物史就是一部报告文学的文体发展与艺术成长史。而《大爱无言》与《为了拯救生命》对郁建兴和刘晓程的描写，可以说，也是新世纪报告文学英雄叙事或典型描写（尤其是知识分子）方面的代表，也代表了新世纪报告文学英雄叙事或典型描写方面的特色与成就。
相对于陈景润、嵇汉雄和蒋新松、王选这一代科学家而言，郁建兴、刘晓程等这一代新中国成长、新时期崛起的年轻科学家，没有受过林彪、“四人帮”和极左政治的迫害，他们的人生道路和成长环境要幸运、宽松得多。因此，他们的时代风采与人格魅力，就不是逆境中的抗争或面对厄运时的顽强，而是如何投身时代，把握机遇，珍惜人生，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祖国和人民贡献力量。因此，他们面临的考验，就主要是爱情与事业、小家与大家、个人与社会或者说情与理、灵与肉、精神追求与世俗名利之间的冲突。而《大爱无言》与《为了拯救生命》就正是将人物置于这种冲突与考验中，才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崇高精神境界。与《为了拯救生命》不同，《大爱无言》描写的是一个“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悲剧美，因此，它自始至终笼罩着崇高与悲壮。而由于这种崇高与悲壮又主要是在亲情、友情尤其是爱情和家庭的情感暖流与细腻描写中展现的，因而作品就显得格外真切、感人。如被称为“夫妻绝唱”的最后一次国际通话，可谓柔情万种，肝肠寸断！“通话”的内容虽是家务事、儿女情、夫妻爱，但我们不但不觉得庸俗而有损英雄形象，相反，而觉得这样的英雄可亲、可爱、可信。也许，这是将英雄还原为“人”、将“宣传”转化为“艺术”的缘故吧？
“照郎加纳斯的理解，看一个人的行为，或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是否崇高，其主要标志就是看他是否有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和伟大的精神，即是否有一颗伟大的心灵。”（4）以此标准衡量，郁建兴和刘晓程等英雄的确具有“伟大的人格”、“伟大的精神”或“伟大的心灵”，进行这种“英雄叙事”的作品也的确表现出“崇高”风格。与郁建兴相比，《为了拯救生命》（《北京文学》，2004年第7期）中的刘晓程虽未牺牲生命，却也是“大爱无言”的当代英雄与热血男儿，其英雄壮举同样令人感动，催人奋进，启人深思。他体现的美德和人格魅力除爱国、拼搏与奉献外，还有反叛传统、挑战世俗、开拓创新的胆识和勇气。为了尽可能拯救更多人间生命，刘晓程主动舍弃金钱、名誉与地位，而自觉选择吃苦、奉献和清贫，这种超凡脱俗、博爱济世的圣洁的殉道精神，既闪射着“富贵不能淫”的传统光辉，又展示了以人为本的时代风貌。因此，他体现的更是一种民族大爱与人间真情。围绕这一点，作品记叙了他“为了拯救生命”而两次舍弃名誉地位与个人幸福的人生选择和反世俗、反传统的惊世壮举。因而作者赞扬他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大彻大悟、至善至美之人！是真正超尘脱俗的大写的“人”！
当然，在这方面，也许罗盘的《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关于和平岁月死难烈士家人们的报告》（《黄河》，2004年第1期）更有代表性。作品进一步发展了作家以往的创作风格：不仅题材更独特，风格更缠绵，而且内容更扎实，人物更平凡，情感更真挚，精神更感人。首先，在题材方面，以往我们的文学（不只是报告文学）一般都以“死难烈士”为主人公，而很少关注死难烈士的“家人们”；即使写到烈士家属，也只是作为“配角”，作为扶持“红花”的“绿叶”。如以往报告文学中的雷锋、焦裕禄、向秀丽、蒋筑英、孔繁森，小说中的江姐、许云峰、欧阳海、梁三喜、靳开来，以及前面所述的郁建兴等死难烈士，均是这样：或未写其家属，或家属只作为“配角”、“绿叶”。同时，即使一些写到烈属的作品，也大多为“战争时期”而非“和平岁月”。因此，第一次以“和平时期”的“死难烈士”的“家人们”这一特殊群体（不是如以往那样的个体）为主人公，关注他（她）们的生存状态，体察他（她）们的内心情感，挖掘他（她）们的美好人性，这在题材的开拓上，无疑是一新的突破。其次，作品所写的烈士“家人”，不但名不见经传，而且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他（她）们是真正的“平凡的世界”中的普通一员。不仅如此，甚至他（她）们的亲人――“死难烈士”，也是普通人，也是“普通”的烈士。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不仅总是普通人多而名人少，而且就是在烈士中，也总是“普通”烈士多而“特殊”烈士少――像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雷锋那样被当作典型宣传的毕竟是极少数。那么，既然一样是为正义和人民而献身，其英雄的意义是否有大小之别，其档次是否有高低之分？尤其是，即使烈士的牺牲得到了肯定，他们“家人”的牺牲也得到肯定了吗？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烈士“家人”比烈士本人的牺牲更大、付出更多。因为，烈士一般都是家庭的顶梁柱，顶梁柱一走，家庭随时可能坍塌：它带给“家人”的灾难性打击，不仅是物质、经济上的，更是精神、情感上的，而且甚至是长达一生的。即使政府在经济上有所补偿，那他们的精神痛苦和情感“损失”又有谁能补偿得了呢？而何况政府的经济补偿也是极其有限的呢？那么，这些在物质和精神上承受着双重的丧子（女）、丧夫（妻）或丧父（母）之痛的“家人们”，他们的坚强和自立是否也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奉献呢？他们是否也是应该肯定和歌颂的无名英雄或英雄群体呢？实际上，“正是这些默默嚼碎了如许深重辛酸苦辣的人，才支撑起我们共和国的大厦”（肖复兴语）――正如毛泽东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作者所持的就正是这一观念。他认为，烈士家人和死难烈士，尤其是和那些出名的“典型”烈士一样，也对祖国和人民作出了特殊贡献，也是应该充分肯定和歌颂的英雄；他们甚至比死难烈士更可敬可爱，更需要关怀爱护。因此，作家才满怀深情和敬意地为他们流泪，为他们分忧，为他们祝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不仅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观念上――尤其是在英雄观上――有新的突破。他将新时期以来以黄宗英、肖复兴等人为代表的，以“小人物”为关注中心、视“小人物”为“民族脊梁”的创作传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具体的描叙，写了发生在12个家庭中的“真真切切的故事”和几十个“活活生生的人物”：他们有眼泪，有创伤，有抱怨，但不灰心，不放弃，他们面对苦难，没有一个低下头颅。他们相信：靠自己的双手，没有过不了的难关。他们是大写的人！是什么让他们无怨无悔地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亲人的生命？是什么让他们心灵受到重创后，依然顽强地站了起来？是信仰，是纯朴，是一颗真正的中国心！因此，作者认为，死去的英雄是伟大的，生的亲人们也是可歌可泣的。他们同样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英雄！
的确，正如郎加纳斯所说，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5）；“一个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即使没有明说出来，也每每会单凭它那崇高的力量而使人叹服”（6）。《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等作品正是这样：它们所描写的“小人物”均具有“伟大心灵的回声”，即伟大精神力量的显现；这些“小人物”虽然一生默默无闻，没有什么豪言壮语甚至“无声响，无言词”，但他们却具有“使人叹服”的、“毫无装饰、简单朴素的崇高思想”，他们的“沉默”甚至比某些名人的“喧嚣”更“伟大”、“高超”，更有内在力量。从这里，我们不仅进一步看到了“大爱无言”，也进一步深刻领悟到：大“真”、大“善”、大“美”更无言。
（1）（3）参阅孙正聿《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319页。
（2）[德]席勒《论崇高――对康德某些思想的进一步发挥（1793）》，见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27-37页。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5）（6）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25页。
Looking for Heroes and Recapturing Loftiness
-----On Reportages ew Change in the New Century
Zhang Luos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Abstract: The reportages of the new century reflect the theme of looking for heroes and recapturing loftiness . A number of authors bear consciously the important task of conveying the spirit of the time and the nation, using grand narration and the style of epics . They have the following traits. First, the quantity of works increase; second, the subject is more extensive, and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ordinary people; third, the authors’ independence is reinforced, drifting further from propaganda and staying closer to the literature; fourth, the form of art is more consummate and the techniques are more diversified.
Key words: reportage, new change , heroes, loft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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