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发端
发表时间：2007-11-19阅读次数：743
张传敏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源头，它在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背景下逐渐确立并受到人事因素的巨大影响，虽然曾一度被列入教育部的大学中文系科目表，却仍然保持了其“民间”特色。就学术承传关系来说，民国时期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创了文学史编著体例，并影响了后者的学术风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 民国时期 新文学课程 学科史
作者简介：张传敏，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师。2006年6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于上世纪50年代初正式建立的，迄今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起源，很多问题至今仍然语焉不详。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正式成立之前，新文学早在民国时期就登上了大学课堂并成为专门的文学史研究对象，而这些课程也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源头。[1]
一
毫无疑问，新文学课程和新文学都深受自晚清以来进入中国人视野的西方知识系统影响。在“开发民智”的救亡语境中，西方知识系统在晚清时代渐渐进入中国，不断冲击中国传统学校体制，传统知识框架已经无法容纳不断涌入的异质性内容，各类学校的语言、文学类课程因此不断地变革，文学的观念也不断西化，这些都对新文学以及新文学课程的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开始的“预备立宪”时期，学部所奏《分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就规定宣统八年检定教员须考问“官话”；初级师范学堂、中学堂、高等小学堂各项考试，也均加“官话”一科。[2]虽然当时学制改革中的白话，往往被局限于语言的工具层面，具有其不彻底性，其目的仅仅在于供“小民”们日常应用，和文学并无多少关联。但即使这种工具层面的语言变革，也显示出当时教育领域内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并包含了进一步颠覆文言文、传统文学的可能性：“小民”的白话（口语、俗话）――官话（语言统一）――全民白话――白话文学，这个逻辑直到“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才真正地把它揭示出来并力促其成为现实。“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胡适、陈独秀都曾参与国语（白话）运动，新文学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合流，更说明了自晚清以来的白话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之间隐含的关联。
如果说晚清学制中的白话只是晚清时代“西学”冲击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间接产物的话，那么晚清以来教育体系中不断西化的文学观念、学制中的文学类课程设置，更能说明新文学以及新文学课程和西方知识系统的内在联系。
《奏定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分为九门，“中国文学门”与“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文学门”并列，[3]观其所论中国文学研究法，更是夹缠不清，文学和文体、书法、音韵等等杂糅在一起，显得毫无章法。
然而，转变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发生了。光绪三十四年刘廷琛到京师大学堂任监督。在他的任内，京师大学堂奏请设分科大学时就把“文学科”改称“文科”（当然，从“文学科”到“文科”的转变有可能此前就已经发生）：“查奏定章程，大学八科共四十六门，……惟本学堂预科毕业学生仅百三十余人，师范能入分科者仅数十人。各省高等学堂尚无毕业者。拟就各生学业相近，择设经科之尚书门、三礼门、春秋左传门，文科之中国史学门、中国文学门，格致科之化学门、物理学门，工科之土木工学门、机器工学门、采矿冶金学门，计共十门，候各省高等毕业有人即随时量为补设，逐渐推广，以规大学之全，此筹学科之次第也。”[4]这个概念也被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学部所采纳：“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情形。一、学科。除医科，须候监督屈永秋到堂，再行妥筹办理，计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分门择要先设。”[5]
从“文学科”到“文科”的称谓的转变，意味着“文学”观念更具有独立性，更窄化和专业化。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里发生这样的转变，其官方背景当然更值得注意――这意味着西方的文学观念不仅已经渗透进中国教育界，并已经确立了在教育体制中的位置，它此后的任务就是不仅从观念上，而且从实践上不断为自身以及西方知识系统开拓新的疆域。
到了民国时期，教育当局改学校“国文”课为“国语”课，更为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制造了有利的气氛。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文学和自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合流，使得白话以及新文学都获得关键性的突破。到1920年1月，教育部就颁布了教育部训令：“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 历经波折之后，在初等小学内，“国文”终于变为“国语”，而且“国语”的浪潮也渐及初、高中、大学――新文学倡导者和教育当局之间合作，这对新文学家在教育体制内确立地位，以及后来新文学被教育部列入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影响都极为深远。
另外，民国时期大学课程由大学评议会设置的规定为新文学课程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1917年9月27号部令第64号）》中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正教授及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遇必要时，得分科议事”，并规定评议会的职责之一就是审议学科课程，[6]这就给某些大学里自主开设新文学课程埋下了伏笔。
大学内的新文学家的提倡与支持则成为新文学课程的直接动力。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借改革北大之机扶植新人，聘请了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北大和《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就此结合，在北大内聚集了大批新文化人，北京大学于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批新文化人及受到他们影响的学生们在大学内互相援引，不仅使得新文学在大学校园里迅速传播，最终也使新文学在某些大学内的地位得到确立。
正是出于以上原因，借助教育当局“国文”改“国语”的浪潮，燕京大学才有可能在20年代初就开设了新文学课程；1929年朱自清、杨振声在清华大学分别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并到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讲授这些课程；沈从文则从30年代在上海开始，先后在上海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后来又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开设各种新文学课程；北京大学国文系从1931年开始在B类课程中正式开设“新文艺试作”，为有意从事文艺创作者提供指导，内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组，分别由冯文炳、徐志摩、周作人、余上沅等在新文学创作上卓有成就的作家和学者担任指导；[7]30年代王哲甫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讲授新文学课程；[8]30-40年代苏雪林在武汉大学开设“新文学研究”；30年代的金陵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虽然重视国学研究，但对现代中国文化走向也相当关注，曾一度开设“现代文艺”；[9]1933年8月北平师范大学重新修订本校《组织大纲》和《学则》，《学则》中规定，文学院国文系开设“白话文学选”、“新文学概论”等选修课；[10]复旦大学也在1937年修订课程设置大纲，其中国文学系宗旨中也表明要“研究历代文学及创造新文学”[11]。此外，广州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曾开设选修课“新文学研究”，另外还设有“现代文学”必修课；[12]朱以书则在辅仁大学开设过“中国现代文学”[13]。
在大学里开设过“中国新文学研究”的朱自清和罗常培在1938年受教育部委托，草拟了一份大学中国文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经修订后于1939年秋正式颁布。[14]其选修课中列有“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必修课“各体文习作”中也明言“包括古代现代各体”[15]。这个课程表的颁布是新文学课程争取制度化的初步成果。
二
在催生新文学课程的过程中，胡适所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就民国时期几个比较著名的新文学课程教师而言，周作人、朱自清、沈从文是经过胡适直接推荐、提拔，在大学里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废名虽然开始并非经胡适介绍进入北大教授新文学课程，但是他在抗战后重新进入北大时，校长却是胡适。
30年代末，在朱自清等人推动教育部把新文学课程列入部颁课程表，又使该课程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拓展。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说，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新文学学术传统在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等人的努力下得到发展，并由后继者王瑶等人将其发展为一门学科。
实际上，民国时期大学的新文学课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事因素的影响，有“课随人走”的特点：一方面，如果大学里没有有力的当权人物提倡，则该大学很难开设此类课程。自从陈源走后，苏雪林在武汉大学开设的“新文学研究”即告停止；1933年后“中国新文学研究”虽然仍然被列入清华大学的课程表，但是原来新潮社的罗家伦、杨振声等人离开清华大学之后，朱自清在种种压力之下并未开班，这都是因为缺少了学校当权者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从数量上来说，以教授新文学课程为主业的教师相对于古典文学教师还是偏少，新文学课程的师资队伍建设并未得到充分重视，所以往往是新文学教师到哪所学校，哪所学校就开设相应的新文学课程――虽然民国时期在大学任教的新文学家众多，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外文系或其他院系授课。比如，1931年后，在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的新文学家只有苏雪林，陈源、凌叔华、袁昌英主要是在外国语言文学系上课。至于在西南联大，先后在其文学院中文系及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任教的著名新文学家有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杨振声、沈从文、李广田等人；而外文系比中文系还多，有陈铨、罗皑岚、钱钟书、王佐良、杨周翰、冯至（冯承植）、卞之琳、查良铮、吴讷孙；其他还有在电机工程系的顾毓秀、历史社会学系（历史学系）的孙毓棠等。[16]即使是在中文（国文）系任教的新文学家，有的也并不教授新文学课程。比如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开设过“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乐府诗”、“中国文史问题研究”、“周易”等课，陈梦家则讲授过“文字学概要”，“铜器铭文研究”等等，他们两个都没有专门开设新文学课程。
尽管新文学课程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人事因素的影响，但新文学教师在培养作家以及新文学研究者两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从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到后来的西南联大时期，在课堂内外曾经接受过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等新文学教师熏陶的学生们非常多，王瑶、吴组缃、林庚、马识途、汪曾祺、林元、刘北汜、郭良夫、杨苡、杜运燮、巫宁坤、袁可嘉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而在西南联大历年的毕业生中，王瑶、刘绶松（刘寿嵩）、刘泮溪、孙昌熙、吴宏聪、王士菁（葛秉曙）等人后来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现代文学研究人才，也使西南联大的新文学传统得到发扬光大。
三
虽然民国时期新文学在校园内外蓬勃发展，但是其发展状况并不能使人乐观。深受西方知识系统影响的新文学在文学和学术领域的发展并不同步，新文学课程的发展无疑比新文学遭受到了更多的压力。以清华大学为例，1929年朱自清就在清华开设了新文学课程，1933年之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表中虽仍然保留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却再也没有开过班。究其原因，就是该校教师队伍中的守旧倾向。
1925年左右，在清华这样一个具有浓厚西化色彩的学校里，[17]中国传统的气息却变得相当浓厚。当时由汪鸾翔词，何林一夫人作曲的清华学校校歌里这样写到：“器识为先，文艺其从。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样的词句表面上看起来颇有新意，但据校歌的作者汪鸾翔解释说：“我国闭关之时，只用固有文化，已足自治；海通以后，外来文化，有胜我者，亦不能不并蓄兼采共炉而冶之。故仅守固有文化，而拒绝外来文化者固非；而崇拜外来文化，以毁灭固有文比者，更无有足处也。”[18]这显然可以视为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正是在同一年，朱自清进清华教书，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文艺批评家的李健吾恰巧也在这一年考入清华国文系，而且分到朱自清的班里。但正是在朱自清的劝说下，爱好新文学的李健吾才由国文系转入西文系。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新文学家，朱自清当然不会对爱好新文学的学生表示反感――1928年李健吾组织过一个“晨星社”，还曾经得到了朱自清的支持。很明显，朱自清之所以让李健吾转系，是因为当时清华的空气不适合提倡新文学，当然更不用说开设新文学课程了。
1939年，在西南联大教师朱自清等人的努力下，新文学一度被官方化，但是仍然保持了其“民间”色彩――此后不是所有的大学里都按照部颁课程表上课（部定课程表中的选修课“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后来也被取消了）。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跟部颁课程表有较大差异：1942学年的课程表中包括“周易、三传研究、墨子、词曲选、论语、语言学、诗史、戏剧史、历代诗选、各体文习作、楚辞、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哲学概论、历代文选”等。[19]湖南大学1943学年上学期“文法学院中国文学系选课指导”中没有按照教育部颁发的科目表设置课程，也没有“各体文习作”和“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20]。
当然，40年代的新文学课程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大学校园内反对新文学者对新文学课程的抵触更多地表现在心理层次，而不是话语层次。在贯穿整个40年代，以大学中文系教师为作者主体的《国文月刊》上，关于“白话”与“文言”等问题就爆发过一系列争论。在争论中“新”派的声音往往是坚决而激烈的：“我们的语言是统一的（方言由于发音不同的成分多，由于语言本身不同的成分少），而文字偏要我们分裂；我们的政体是平等的，而文字偏要把我们分成阶级；我们的力量是要集中的，而文字偏要养成我们思想的差异与意见的隔膜：这不独是民主政治的笑话，也是中华民国的罪人了。”[21]
而力图守护传统者更加委婉含蓄。当然，对于支持文言文的一方来说，文言文也并非就是一种语言形式，而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根源”。罗庸说：“……一切从学问的入手处，如能从根本中来，则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学诗如先从词华技巧上着手，便是已落二乘，况下于此，其何以自致于高明？上来所讲，似乎陈义太高，使人不可企及；然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在此诗教废坠之秋，介绍一点先民典型，也是分内之事。”[22]
这似乎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当时的话语走向。但是也不能忽视传统文化心理对于新文学的阻碍作用。就中文系的课程结构来说，还是传统文学占优。以西南联大中文系的课程为例，1937-1946年间该系教师共开专业课程一百多门，每学年有20门左右的课程供学生修习，其中文学课程约占65%。在这些文学课程中，必修的新文学课程只有白话文的“各体文习作”，经常开设的新文学选修课只有“现代中国文学”，“创作实习”等开设时间很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大学内的新文学课程得到重视并成长为和文艺理论、古典文学等等具有同样重要性的学科，实有赖于新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也是新（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学科遭受政治因素严重挤压并被“异化”的开始。
四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源头，民国时期的新文学课程确实对于本学科起到了重大的启示作用――朱自清的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具有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
朱自清讲究学术的客观性，这自然跟朱自清个人的治学风格有密切关系。据朱自清在清华时期的学生吴组缃回忆，朱自清根据《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上课的时候个人见解讲得很少：
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而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惟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23]
在吴组缃的叙述中，能看到这位学者治学时的严谨态度。王瑶在《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则明确指出《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客观风格：“《纲要》评述文学现象和不同流派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和谨严的。凡是重要的，即有一定社会基础并发生过相当影响的，它都予以评价，而且首先是介绍论述对象自身的主张和特点。它比较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社会影响，避免武断和偏爱，让学生有思考判断的余地，这也是《纲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24]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朱自清只是毫无倾向性地罗列材料及前人论点。朱自清只是不喜欢随意臧否人物，较少挖掘作品的“思想意义”，对文学运动、思潮等的发生、发展过程也是以客观平静的介绍为主（虽然他对“新月派”的诗歌艺术就颇为青睐，认为《新月诗选》中的诗歌技巧周密、格律谨严、态度严正，而对具有狭隘宗派主义色彩的左翼文学以及早期的爱美剧运动都表示了不满。但是这些都往往是点到为止，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模糊性），而他对作品艺术技巧的批评却是很严厉的，一丝不苟。他运用了“描写”、“结构”、“风格”、“语言”、“表现”等等批评范畴，对很多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都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甚至连叶圣陶、杨振声这样的好朋友的作品也颇多微词――他的立场是艺术本位的。
朱自清显然影响到了王瑶，尽管《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倾向性上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中国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研究范式――这从两者的体例安排上就可以看出来。“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来自库恩（Thomas S. Kuhn），[25]学界对它的理解有许多歧义。按照余英时的看法，“范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ves, values and techniques）的改变，后者则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shared examples）作用。[26]
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和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体例上的一致性，可以清晰地看出朱自清的讲义对王瑶的著作所发挥的这种“示范作用”。王瑶的著作先按不同的时期分编：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王瑶著作每一编的体例，基本上都是按照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总论”――“分论”的路子走的。以第一编为例，该编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概括地描述1919-1927年之间的文学发展脉络、思想斗争、文学社团不同倾向的创作态度等等，这其实相当于朱自清的“总论”中的 “经过”、“‘外国的影响’与现在的分野”等章，只不过缺少晚清新文学运动发生的“背景”而已。王瑶著作第一编中的第二章是“觉醒了的歌唱”，论述本时期的新诗歌；第三章是“成长中的小说”；第四章是“萌芽期的戏剧”；第五章是“收获丰富的散文”。朱自清讲义中的“各论”也是按照“诗”、“小说”、“戏剧”、“散文”的顺序排列的。唯一不同的是，朱自清的讲义中为“文学批评”专设一章，这是王瑶的著作中没有的。
在文学史体例安排问题上，王瑶对朱自清的继承是有自觉意识的。王瑶在《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曾经这样说：“长期以来，这种先总论然后按文体分类来写文学史的方法就为一些人所诟病；的确，事实上是有少数擅长多种文体的作家，例如郭沫若，就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写过，而用这种按文体分类评述的方法自然会把一个作家的创作分割于不同的章节，就不容易使读者得到完整的印象。但事情有利就有弊，历史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当人们用文字来叙述历史过程时，只能选择那种最容易表现历史本来面目和作者观点的体例，很难要求一点条件也没有。这正如旧小说中的‘话分两头’一样，其实两件事实是同时发生的，但作者只能分开叙述。文学史的体例安排也是这样，撰述者只能权衡轻重，择善而从；对于由此带来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缺陷，他当然可以用一些补救的办法使读者领会，但任何一种体例安排都不可能完美无缺。”[27]这不仅是王瑶为朱自清讲义体例进行的辩护，也说明了他运用这种文学史写作方法的自觉意识。
王瑶对于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史稿》对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的继承性，还反映在两者学术风格的一致性上――师生两人、两份新文学课程讲义之间都有一种“客观性”风格。如果说朱自清及其讲义的客观性来自于他的谨慎、客观的治学态度，在文学史写作中习惯于引用前人的见解，表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模糊性并着重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进行评析的话，那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客观性和朱自清的讲义并无二致。
首先，王瑶的著作也习惯于引用前人的见解。以第一章为例：从后面列出的注释来看，本章有4处来自毛泽东的引文；有8处引用了鲁迅的观点；引用茅盾者有9处；瞿秋白有5处；其他如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陈独秀、蔡元培、郭沫若、成仿吾、叶绍钧、冯雪峰、郑振铎、罗家伦、阮无名、严复、章士钊也都列名于其中。其他在正文中引用的还有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口号等等。
对于引用别人的观点，王瑶也是有自觉意识的：“由于我想到这一工作（指撰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笔者注）容易犯错误，于是我就在写作中力求‘稳妥’，办法之一就是多引用文艺界的一些著名批评家的意见，而少发表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和我的所谓客观主义的方法相联系的，我以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28]
其次，《中国新文学史稿》同样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模糊性。在本文前面所述《中国新文学史稿》第一章中被引用者的一大串名单中，王瑶只对严复和章士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王瑶对胡适虽然不乏批判，也肯定了其正面价值：“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趋势，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29]
这说明了王瑶将“五四”启蒙主义的新文学史观和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核心的“革命”文学史观相结合的著史方式。这种方式，又决定了王瑶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模糊”认识。做法与稍后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30]、以及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31]相比，更显示出该书在意识形态方面离政治的要求有相当的距离――后两者都是严格依照《新民主主义论》强调的新文学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壮大”来描述新文学史，并以此来筛选作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这种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技巧的严格要求也是一致的。他和朱自清一样表现出对“新月派”诗歌某种程度的青睐，同时也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艺术技巧进行批评：“郭沫若曾说《少年漂泊者》是‘革命时代的前茅’，从表现‘五四’到‘二七’这一段时间中一些进步青年的历程说，‘前茅’是可以说的。但书中说明议论的地方过多，人物有些概念化，技巧上不算成熟。”[32]又如他评价太阳社诗人钱杏�的《荒土》、冯宪章的《梦后》时也说：“内容是革命的，但一般的仍然呐喊多于描写，概念化的倾向很重。”[33]
意识形态的模糊性与对文学作品艺术技巧的严格要求，正是本文前面所强调的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之“客观性”的内涵。于是“客观性”就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稿》从《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那里，也是王瑶从朱自清那里继承来的学术品格。
当然，也正是这种学术品格带给王瑶及其《中国新文学史稿》诸多磨难。尽管王瑶不断地做检讨，《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在1955年被停止使用了。原因很简单，当时的政治要求大学体制生产出来的知识必须体现越来越“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极具“客观主义”色彩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不可避免地和“不断革命”的思想再一次发生了强烈冲突。
[1] 民国时期不同政权控制区域的一些大学之外以及大学之内、担任过或没有担任过新文学课程的学者和新文学家们，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从民国时期大量出版的新文学史著中就可以看出来。但是民国时期对后来的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起到重大作用的最主要力量无疑还是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
[2] 载于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教育杂志》第一年第四期。其实此措施不过是落实此前《奏定学务纲要》中原有的条款：“各学堂皆学官音……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将来各省学堂教员，凡授科学，均以官音讲解，虽不能遽如生长京师者之圆熟，但必须读字清真，音韵朗畅。”参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3] 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9页。
[4] 《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呈文》，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5] 《学部奏筹办分科大学情形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6] 参看璩鑫圭、唐良炎《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6页。
[7] 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8] 1933年北平杰成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是王哲甫讲授新文学课程时的讲义。
[9]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6月刊印，第165页。
[10]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页。
[11]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8页。
[12] 参看广州大学1937年7月呈报给教育部的课程表，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广州大学学程总则科目表及有关文件》，全宗号5，案卷号5731。
[13] 参看《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九三七年度学科报告表课程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5，案卷号5725。关于该课程的教师朱以书，据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介绍，他1904年出生，安徽萧县人。1923年考入厦门大学，半年后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1928年毕业。1932年任北平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兼天津扶轮中学国文教员。
[14] 朱自清《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5] 该科目表载于程千帆《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平议》，1941年9月16日《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
[16] 以上在西南联大内任教的新文学家名单采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3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402页。
[17] 黄延复甚至认为二三十年代的清华具有一种“一切仿照美国”的“殖民性格”。参看《水木清华：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绪言：清华文化的三大源头”
[18] 《清华校歌》、《清华中文校歌之真义》，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9页。
[19] 《国立东北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二十九年度）》，载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东北大学课程设置科目表及有关文件》，全宗号5，案卷号5677。
[20] 《国立湖南大学三十二年度上学期各系组科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湖南大学呈送科目表及课程实施情形的文件》，全宗号5，案卷号5679。
[21] 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国文月刊》第19期，1943年2月16日。
[22] 罗庸《诗人》，《国文月刊》第18期，1943年2月。罗庸当时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
[23] 吴组缃《佩弦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24]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25] 参看[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 参看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27] 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130页。
[28]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王瑶全集》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页。
[29]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王瑶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30] 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31]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
[3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王瑶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3]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王瑶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The Origin of the Discipline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Zhang Chuanmin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Abstract: The New Literature curriculum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period is the origi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background of impingement of Western academics a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personnel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lthough once listed in the syllabi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were nongovernmental. As for the academic heritage, The Compendium of New Literature Research by Zhu Ziqing served as a model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by Wang Yao and influenced the latter’s academic style.
Key word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discipline, the Republican China period, New Literature curriculum, history of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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