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深度评价”的解读与思考
发表时间：2007-11-22阅读次数：732
江 锡 铨
（江苏教育学院 中文系，南京 210013）
内容摘要：所谓“深度评价”，就是指那些言简意赅的，初闻似有些惊世骇俗的学者化评论家言，这些评论大多出自大师级人物之口。本文通过对朱自清关于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的深度评价的初步解读，试图探询进一步深入认识、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相关“深度评价”的意义：强化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史学品格，以及提高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端正学科研究的学风。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深度评价；解读；朱自清；闻一多；“唯一的爱国诗人”
“深度评价”也许只是笔者个人的杜撰。因为一时想不出对于这类深刻见解的准确概括，姑且名之为“深度评价”，以区别于一般评价或是普通评价、普遍评价。在笔者看来，所谓“深度评价”，就是指那些言简意赅的，但初闻有些惊世骇俗的学者化评论家言，这些评论家又多为大师级人物，他们臧否人物，评点作品往往出人意表又深中肯綮，着眼洞彻，措语犀利，寥寥数语而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但这评价又是植根于对其人其作的精深了解与研究，是深思熟虑之论，绝不同于那些既不知人亦不论世，粗读、略读甚至根本不读作品而信口开河，故做惊人之语。以朱自清对闻一多的评价为例，他们是多年的同事和友人，又同为新诗人和诗论家，相互之间知之甚深，而朱自清至少四次说过，闻一多是“唯一的爱国诗人”――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①]；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又强调，“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②]；1946年，在《标准与尺度・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中再次重申，“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③]；1947年，又在《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新诗》中回顾说，“我曾经说过，闻先生是当时新诗作家中唯一的爱国诗人”[④]。虽然每次的说法不完全一样，有时会加上时间上的限定，比如，“抗战以前”；有时会加上艺术个性的限定，如“有意大声歌咏”；有时会加上一些语气上的限定，如“差不多”“几乎”“也许”等等，但评价中的关键词“唯一”却一直保持着，言之凿凿。而且，这一评价还得到了闻一多本人的首肯，这就很值得我们重视了。
朱自清的这一多少有些不同寻常的评骘，恐怕不仅是为闻一多诗作中所表现的强烈的爱国情愫，忧国忧民的良知所感动，更多的可能还是从敏感而冷静的文学史家视角，对闻一多诗作中的爱国主义内容的独特之处，所做的洞幽烛微的体察。“唯一的爱国诗人”――这无疑是对闻一多其人其诗的十分深刻的认识，无疑是全面把握、精确理解闻一多爱国诗篇的一把钥匙，也可以说是对闻一多爱国诗篇的“深度评价”。但从理论上说，这又是一个需要经过充分论证才能确立，才能被普遍接受的认识与评价。朱自清虽然多次申说这一认识，但对其具体内涵，尤其是在何种背景下，在哪一个层面上使用“唯一”这个限定，他似乎并没有做过直接的、正面的阐释；而研究者们在论及闻一多的爱国诗篇时，尽管可能会提及朱自清的这一评价，但却同样缺少对其内涵所做的具体解读。
一
那么，朱自清是在什么意义上坚持“唯一”的评价的呢？可能主要是在“文化的爱国主义”和“理想的爱国主义”两个层面之上。我们知道，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新文学形式，爱国主义诗篇一直是新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新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的出现，更是以《凤凰涅�》《炉中煤》《晨安》等激动了数代读者的爱国主义诗作，充分彰显了五四新诗的诗歌精神。而作为“唯一的爱国诗人”，闻一多的“唯一”，又似乎正在于他与那位同样以爱国诗篇风靡诗坛的诗人，在各自的诗作中所表现的不同质的爱国主义内容。郭沫若是闻一多所敬重的新诗人。1923年春天，闻一多曾接连写下了两篇很有分量的关于《女神》的诗评，盛赞郭沫若的诗是真正配称“新”的新诗，“《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⑤]，并且肯定了“爱国的情绪见于《女神》中的次数极多”。但与此同时，闻一多又十分郑重地指出：
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故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另是一个问题，是理智上爱国之文化底问题。（或精辨之，这种不当称爱慕而当称鉴赏。）[⑥]
在爱国情感中置重于对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敬重；在以抒情言志为特征的诗歌文学中强调理智的爱和具有理性精神的鉴赏意味――这种奇崛深远的，包含着艺术悖论的诗思，在当时的诗人中似乎是仅见的。作为爱国诗人的独特美学追求，好像的确具有“唯一”的品格。
鉴赏和弘扬一种文化，不仅需要对于这种文化的热爱和了解，还需要对于这种文化的坚定的信念和信心――这或许近似于闻一多所说的“理智”的爱吧。文化爱国主义的艺术指向赋予了闻一多诗作中的爱国情愫以特有的深厚与凝重。经过历史岁月的淘洗，这深厚与凝重更显示出与博大精深的，恒久而璀璨的中华文化“同质”的美学力量。这种审美感受――确切地说，或者当称之为审美震撼，是我们在阅读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作时所无法得到的。立于历史文化的深处，我们似乎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闻一多爱国诗篇“唯一”的意义。
二
再看“理想的爱国主义”层面的艺术呈现。理想犹如诗歌的翅膀，诗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的不同置重，则会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闻一多诗作中的理想求索，显然是以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为中心的。
1928年出版问世的闻一多的新诗代表作诗集《死水》，是他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艺术结晶。在这部诗集中，他似乎更着意于通过艺术思索，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以从中寻求救国的方略；更着意于追寻理想与现实相融合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爱国主义诗意。这就使得《死水》中的爱国诗篇更富于理性精神和理想光彩，深幽的爱国情怀往往寄寓于诗意的思考与求索之中。《一个观念》就是一首富有思考与求索，乃至“论证”意味的诗作。这首12行的的短诗在开头的4行诗里，连用了7个比喻推出论题：“你隽永的神秘，你美丽的谎，/你倔强的质问，你一道金光，/一点儿亲密的意义，一股火，/一缕缥缈的呼声，你是什么？”你是什么――被对象化了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就是一连串奇特瑰丽、充满暗示意味的比喻，引导读者到诗情的海阔天空中去求索追寻。这样，论题也就成了论证过程：中华文化的“观念”，就像“一道金光”“一股火”“一缕缥缈的呼声”，若隐若现，稍纵即逝。然而大象无形，这“观念”又无处不在，像“横暴的威灵”“降伏了我”，而“我”如同“浪花”忠实于“海洋”，“节奏”忠实于“歌”一样，忠实于“五千年的记忆”，心悦诚服地向五千年的文化精神幻化成的“绚缦的长虹”――经过高度抽象又重新具象化的，理想的文化的象征，献上自己的忠诚、热爱与敬畏：“如今我只问怎样抱得紧你……/你是那样的横蛮，那样美丽！”这是一种得意忘言的淋漓尽致：愿与中华文化的“观念”融为一体。这一抽象的诗题，被艺术地“论证”成了极为深沉的爱国诗情。而这爱国诗情还在向其他诗篇延伸。在《祈祷》的开头，我们读到了相似的诗句：“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在意犹未尽的激动与陶醉中，诗人又惟恐惊扰了“五千年的记忆”的静谧与沉思。这是从茫茫尘境，从芸芸众生的心灵深处升华出来的，神秘而久远的理想诗境。
在另一首题为《一句话》的诗作中，诗人似乎在继续着这种诗意的思考与“论证”。“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五千年的文化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诗人在期待着改天换地的爆发――“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尽管这种诗意的“论证”还不可能清晰地勾勒出未来的图景，然而“五千年”给了他信心和胆识，给了他理想和勇力。对于“咱们的中国”的憧憬，又曲隐地传达了他变革现实的强烈要求：他的诗意“论证”中，已经注入了历史批判精神。他的代表诗作《死水》，以“一沟绝望的死水”来象征性地状写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虽然同样是多姿多彩，五色斑斓，然而诗人已不再仅仅沉迷于其中而忘情歌赞，他清醒地看到了迷目五色所掩映的腐朽与污秽――“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在诗的结尾，诗人不无激愤地断言：“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是以轻蔑的冷嘲压抑着热烈的挚爱。比起《忆菊》和《秋色》时代，诗人此时的爱国主义情愫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同时也复杂得多。那是既恨又爱，既积极又低沉，既自信又迷惘的复杂的爱国之情。朱自清正是从这首诗中看到了闻一多“真是一团火”，看到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⑦]希望在“绝望”中――“绝望”的诗意也因此更令人刻骨铭心。《发现》的开头，也是一阵近于绝望的呐喊：“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此时的中华大地，有着太多的苦难――《荒村》的苦难，《飞毛腿》的苦难，《静夜》里四墙之外的苦难，乃至《春光》中深巷里迸出的苦难……这显然不是诗人理想的中华。于是，诗人上天入地地追寻，却总也得不到答案，只能回到开头那泣血的呻唤：“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中华在我心中，只在我悲痛欲绝的心中，这是何等坚执，又是何等绝望的诗意！然而正是在这“绝望”的诗意中，我们感悟到了新的希望：诗人的心中，有一幅绝不同于“死水”般现实的理想中国的图景。虽然这图景当时可能还比较朦胧，但诗人坚执而虔诚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为此，诗人愿意像等待铁树开花，等待火山爆发那样，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等待着天翻地覆而万众欢腾的《一句话》： “咱们的中国”――这亿万人心中共同的、神圣的“一句话”。诗人以他深切的爱国之情和高超的诗艺，将这句话写成了一首字字劲捷，句句沉重，隆隆雷霆中融会着理想憧憬的诗篇。
朱自清说过，《一个观念》《一句话》这样一些爱国诗篇里所表现的“国家的观念或意念是近代的；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自清再次称许闻一多“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因为，其他诗人的爱国诗“都以具体的事件为歌咏的对象，理想的中国在诗里似乎还没有看见”；然而“诗人是时代的前驱，他有义务先创造一个新中国在他的诗里。”[⑧]诗人以对祖国文化的敬重与鉴赏为主要特征的爱国情愫，在《死水》中似乎更加理智化、理性化了，他要以诗意的思考更积极地鉴赏、解析中华文化，去创造“理想的新中国”。正是由于有了理想之光的照射，在他的代表作诗集《死水》中，爱国主义诗情的“唯一”品格，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关于“文化”和“理想”对于“唯一”（的爱国诗人）评价，或者说是对于闻一多独特艺术个性的构成，亦可证之以其他学者的论述。如海外学者许介昱，也是闻一多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恩师：“闻一多虽然经过好几次的转变，他一生中有两方面是绝对没有变过的，一个就是理想的美的美丽，另一个就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美。”[⑨]知师莫若生，我们或许也可以认为，这两个不变的“绝对”，这两种美的共同指向，成就了闻一多辉煌的一生，也成就了一位“唯一的爱国诗人”。
《死水》之前，闻一多写过一首2节8行的短诗，题为《爱国的心》，诗的第二节这样写道：“这心腹里海棠叶形，/是中华版图底缩本；/谁能偷去伊的版图？/谁能偷去我的心？”这是一首朴素的诗，主要的艺术手法也是诗歌最常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手法：比喻。当时中国地图的轮廓，恰似一片海棠花的叶片，也像是人的心脏的剖面图。然而，这原始的诗歌艺术所传达的诗意，却是令人刻骨铭心的：我心即中华，中华即我心！爱祖国如同爱自己的心脏――心脏只有一个，祖国只有一个，而像闻一多这样以爱为天赋，以爱国为天赋、为宗教、为生命的诗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似乎也是绝无仅有的。以爱国情愫为审美活动的中心，为理想求索的中心，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乃至生命活动的中心――从爱国主义诗情的强度、烈度乃至“纯度”考察，我们也似乎能够更深切地体会到闻一多爱国诗篇“唯一”的意义，体会到先哲的“唯一的爱国诗人”的深度评价，的确是具有深远的历史睿智，深中肯綮的美学认识。
三
在笔者看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深度评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那些排他的，不留余地的，乍看似乎有些偏颇，但证之以史实又觉得确为一语中的的不刊之论。如“唯一的爱国诗人”，以出人意表的，先声夺人的凿凿之言，表达了对于其人其作本质特征的深刻洞悉。相似的例证，还有如鲁迅对冯至的评价：“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⑩]；茅盾对徐志摩的评价：“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11]；朱自清对茅盾的《蚀》和《子夜》的评价：认为在当时的长篇小说中，只有这两部作品“真能表现时代”[12]；沈从文对闻一多的《死水》的评价：“近年来一本标准诗歌”[13]，等等。
另一类“深度评价”，则是那些一读便为之一震，深为评价的新颖、深刻而震撼，但作者并没有给出评价的具体指向，词义的丰富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这些词的通行词义，也容易造成理解的困惑。如鲁迅对萧红的《生死场》的评价：“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4]。这“越轨的笔致”5个字确如神来之笔，一下子就点出了这位很有才情的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但“越轨的笔致”究竟应当如何理解？鲁迅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似乎并没有做太多的阐释。也许自己孤陋寡闻，在自己读过的鲁迅研究论著中，好像也没有看到过对这一评价比较精细的，有说服力的解说。掩卷长思，总有些知其精辟却不知其何以精辟的遗憾。作为专业工作者，是不应当仅仅满足于“可意会不可言传”，或是“妙处难与君说”的叹赏的。
“深度评价”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较深的印痕，可能主要还不在于其出语惊人，不同凡响，而在于这些简捷的议论所特有的那种一语破的的思想穿透力，在于其中所包含的艺术智慧和学术智慧。我认为，“深度评价”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料中的精华部分，是近代西方科学的批评方法与我国以“点评”为特征的传统文论相结合，运用于现代文学批评实践的思想艺术结晶，是很值得珍视的精神文化遗产。但如上所述，由于这些“深度评价”的高度简括，高度浓缩，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解读，才能比较确切、比较全面地理解与把握评价的真谛，评价的核心内容。因此，对于“深度评价”的发掘、整理和解读，应当是很有意义的工作。笔者以为，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强化学科研究的史学品格。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种断代史和专门史，作为历史科学，应当具有史学的一般特性，那就是充分占有史料和尊重历史事实。而“深度评价”均生发于具体的历史时代，是对那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把握。我们要解读这些评价，就要回到那个历史时代，去揣度先哲们的研究思路、批评思路，去尽可能多的搜寻作家作品史料和文学批评史料，这样无形中就增多了一些历史的纵深感，强化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史学品格。
二是可以提高学科研究的学术水平，端正学科研究的学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研究的成果，应当说是相当丰富的。但这丰富恐怕主要还是数量上的丰富，真正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多的，而能称得上是“深度评价”，寥寥数语就让我们过目难忘，而又深深钦服的，可能就更鲜见了。有些论文的论点看似深刻，令人惊悚，但稍加推敲，便觉得作者似乎并没有占有多少史料，对一些重要问题，有些还是重大问题所做的结论过于轻率，经不起问难与辨伪；还有一些论著论文则是将一些通行的认识集于一书或一文，加以编排或改头换面，显得很全面，很稳妥，很圆通，但实际上是学术上的重复劳动，在复述着普朗克所说的，“双手有十个手指”这样“平凡的真理”――正确固然正确，但水平太低。现在我们解读“深度评价”，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先哲们学术活动的“还原”，看一看这些“深度评价”是如何形成的。这样，我们在做学术工作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上述两种不良倾向：既要充分占有史料，注意言必有据，字字有来历，远离那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习气；也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强化学术原创意识，防止人云亦云，从而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端正我们的学风。记得陈独秀曾说过，他自己“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遗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成果中，也还有不少“豆腐白菜”一类的论著论文。先哲们的才学我们也许无法望其项背，但我们至少可以学一点他们的气概，他们的学术品格。尽量不写或少写“豆腐白菜”式的文章了，或者说文章中少一点“豆腐白菜”的味道――这也许是解读与思考“深度评价”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强调解读现代文学“深度评价”的重要意义，并不是说要以“深度评价”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套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说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评价”只是“流”而不是“源”。但这“流”却又是深刻地反映着“源”的本质的“流”，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那样壮观的“流”。它给予我们观念、胆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实在是很多很多的。至于学术研究本身，还是要追根寻源，还是要从作品、史实、原始材料出发。其实，解读“深度评价”，就需要追根溯源，就需要占有和运用大量的史料，才有可能比较确切地阐释这些评价。
On the ‘Pinning-down’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Jiang Xiquan
（Chinese Department , Jiangsu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pinning-down’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refers to compendious remarks made by critics, which may sound shocking at first. This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was first made by Zhu Ziqing who labeled Wen Yiduo as the only patriotic poet. The paper goes on to dwell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is wa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Zhu Ziqing ; Wen Yiduo ;‘the only patriotic poet’ ;the ‘pinning-down’ way
[②] 《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
[③] 《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④] 《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
[⑤]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51页。
[⑥]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64―365页。
[⑦]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
[⑧] 朱自清《新诗杂话・爱国诗》，《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359页。
[⑨] 许芥昱（卓以玉译）《新诗的开路人――闻一多》，香港波文书局1982年版，第197页。
[⑩]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3页。
[11] 茅盾《徐志摩论》，《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12] 朱自清《〈子夜〉》，《朱自清全集》第1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
[13] 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版，第148页。
[14]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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