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之历程
发表时间：2007-11-22阅读次数：724
范 伯 群
（复旦大学 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内容摘要：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滥觞是1892年出版的《海上奇书》，而1902年在日本出版的《新小说》可称是中国小说现代化期刊的第一燕。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之第一波有六种重要刊物：《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粤东小说林》（后迁香港改名《中外小说林》）和《小说林》。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第二波是《小说时报》、（前期）《小说月报》、《小说大观》和通体白话的《小说画报》等刊物。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第三波是从茅盾接编《小说月报》起始的，知识精英文学作家开始结集，成为文学革命的中坚力量。而1923年创办的《小说世界》是商务印书馆为了要把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吸引过去的市民大众读者再争取回头、是文化市场规律起作用的必然措施。
关键词：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三波浪潮
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滥觞是1892年韩邦庆出版的个人杂志《海上奇书》。它每期连载韩的长篇《海上花列传》二回，作为刊物的“主菜”。这部长篇无论是在题材内容、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都显示了中国小说正从古典型转向现代型过渡，而且他的出版发行渠道也是由现代传媒《申报》为他代印代售。这样，他获取脑力劳动的报酬就与正在形成的现代化的文化市场挂起钩来了。如果说《海上花列传》是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①]，那么《海上奇书》应该算是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萌发。
（一）
真正掀起中国小说期刊第一波现代化浪潮的是梁启超1902年创办的《新小说》。它学习和参照了国外文学期刊的格局，开始与国际经验接轨，是中国小说期刊的第一燕。曾有一种论调，说梁启超的《新小说》是日本1895年出版的《新小说》的翻版。但这一判断并不准确。梁启超也许吸取了日本《新小说》和其它国外杂志的经验，但他的创办《新小说》是有他自己的宗旨的。日本《新小说》是一本以小说为主的期刊，可是它有时甚至刊登有关“相扑”技巧的文章。而梁启超的《新小说》，是要将中国对小说的传统观念来个大翻身，要将小说从“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改造为新民救国的利器，小说不再是“小道”，而是“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应该视为小说期刊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使20世纪中国文坛几成“小说世纪”。他的刊物以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为重点：“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怀抱之政治思想也。”而历史小说则是一个纵览世界各国兴衰历史经验教训的窗口；而他办刊的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②]他自撰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是实现他的宗旨的“样板”：“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梁启超有大气魄，创刊号就印了7000册。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期刊，却在国内产生巨大的影响。据“天津《大公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1903年4月2日）[时事要闻]‘探悉外务部奉旨封禁小说报馆，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字）者尚不易入云。’……说到了横滨的‘小说报馆’，那就只有《新小说》社了。在横滨编辑发行的《新民丛报》、《新小说》，被大量运往大陆，这些影响是清朝政府无法忽视的。”[③]
《新小说》虽率先跨越了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门槛，功莫大焉，可是它也有很明显的不足之处。梁启超办小说期刊的骨干是他的一套搞政治宣传的班子，他们不熟悉小说创作规律，只会图解一些政治概念；再加之他们是一批“身兼数役”、“日无寸暇”的大忙人，刊物上的小说连载是时断时续的，其中的几篇重点推出的政治小说和历史小说都没有完篇，包括他自己酝酿了5年之久的《新中国未来记》。实际上，梁氏对这一刊物也只认认真真地办了3期，以后他自己就到美国去考察去了。第4期至第7期的内容就有较为明显的拼凑痕迹。从第8期开始，他请来吴趼人为刊物挑大梁。自此，与吴趼人有关的小说（包括他创作的、改写、扩写和评点的小说）常常要占刊物的一半篇幅。吴的长篇《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是连载于《新小说》而成名的。而吴趼人的好友、翻译家周桂笙也在刊物上大显身手。
受《新小说》的影响，在国内首先创办的小说刊物是商务印书馆的《绣像小说》。在《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中说：它“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表明了它一方面要学习外国创办文学刊物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受惠于梁启超的影响。阿英曾称《绣像小说》是“最纯正的”的小说期刊。它刊登了晚清的许多著名小说，虽不能说是晚清的“小说宝库”，也至少是囊括了晚清较为优秀小说的半壁江山。其中份量最重的一篇小说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这部60回的长篇，在《绣像小说》中连载至第56号为止。《文明小史》虽不享《官场现形记》般的盛名，但阿英认为它的评价应该在《官场现形记》之上：“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维新运动期间，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官场现形记》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时代说，《文明小史》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价。”[④]“要想整个的看到清末社会的各方面，《文明小史》是优于为人所称的《官场现形记》。”[⑤]而刘鹗的《老残游记》也是先发在这一刊物上。《绣像小说》的许多作品都有一股探索革新的的锐气。
至于《月月小说》虽然是1906年11月创办的，其实它早已“借体寄生”于《新小说》。因为从第8期起，吴趼人与周桂笙就成了《新小说》的台柱。吴为《新小说》写稿时，并不公开反对梁启超的“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办刊主张，可是他并不执行这个方针。当他自办《月月小说》时，他就公开强调他的“趣味说”了：“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⑥]在晚清小说期刊中办得最琳琅满目、多彩多姿的，当属《月月小说》。吴趼人《上海游骖录》、《劫余灰》、《发财秘诀》皆是著名中篇。特别是《发财秘诀》更是写出在中外悬隔的特殊时段，中国买办们趁机崛起，成为一个具有垄断性的社会阶层，其时代意义、社会意义和艺术性皆不容忽视。周桂笙作为刊物的总译述，以他的译作对读者产生了强劲的磁力。他思想新颖，中西文皆是上乘，向读者灌溉了许多新知。《月月小说》也是晚清自撰短篇小说最力的刊物。一再作为征集的重点，颇有倡导之功。
《新小说》是改良政治家办的。《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是通俗社会小说家办的。而《小说林》是两位学者型的编辑所主持。黄人是东吴大学文科总教习，徐念慈（东海觉我）在江苏教育界亦享盛名。他们并不反对梁氏的小说界革命，可是也非常有见解地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征论小说，文学之高格可循者，一属于审美之情操。”[⑦]“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乎！”[⑧]他们已经引进黑格尔等人的美学思想。这在当时不啻是一帖清醒剂，希望小说创作不再做政治的传声筒，而要回到文学的本体上来。
上述4种杂志，曾被称为“晚清4大小说期刊”，我觉得这一提法不甚妥当。你是“大”，那么其它杂志就被变“小”了。我则认为晚清有6种小说期刊值得重视。一种是紧跟着《绣像小说》出版的《新新小说》（1904年9月在上海创刊），由陈景韩（冷血）等编辑；另一种是在上海《小说林》之前创刊的《粤东小说林》（从现存的第3期算起是1906年9月出版于广州，1907年迁往香港，改刊名为《中外小说林》，后又改为《绘图中外小说林》），是黄世仲（小配）与他的兄长黄伯耀合办的。与上述4 种刊物的主持者的身分不同，这陈景韩与黄世仲皆是老同盟会员，黄世仲的加入同盟会还是孙中山亲自监誓的。
《〈新新小说〉叙例》中说：“有小说支配社会之能力，近世学者论之綦详，……欲社会之日新，必小说之日新。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新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吾非敢谓《新新小说》之果有以优于去岁出现之《新小说》也，吾惟望是编乙册之新于甲，丙册之新于乙；吾更望继是编而起者之尤有以新之也，则其有裨于人群岂浅鲜哉！”[⑨] 编者希望期刊生生不已，面貌新新不已。但是如果比较《新小说》与《新新小说》的主旨，那么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梁启超是改良派，他的《新小说》中提倡“无血革命”；而陈景韩的《新新小说》倡导的是一种革命精神，有时还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因此，陈景韩也许认为《新小说》并不新，他编的是比《新小说》更新的《新新小说》。他既同意梁氏所说的小说有至伟的社会作用，同时又对梁氏的改良主义并不苟同，因此以“新新不已”的追求目标来自励。创刊号上的第一、二、三篇分别是政治小说《中国兴亡梦》、社会小说《侠客谈》和历史小说《菲律宾外史》（皆是连载小说），好像放“排炮”似地宣告该刊编者有一种变革现状的迫切愿望。在第2期中，首页就发表《法文马塞尔士原词第1章》、《汉译法兰西大革命国歌第1章》，也即是陈景韩译的《马赛曲》，还附上五线谱与简谱。梁启超的《新小说》中写法国革命的小说题名《洪水祸》，而陈景韩却大唱《马赛曲》。他宣称刊物第一年的主题是“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但他对这个“侠”字有自己的解释，他的“侠”并非是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的概念，其内核应是革命与反帝思想的结晶。他的“侠主义”的第一层次的涵义是要建立一种无视现政府的独立不羁的权力系统，用铁腕建立一个理想的国中之国，与此同时，还要改造国民的精神与体质，革除一切传统陋习。他的“侠主义”的第二个层次是要民众学习外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叛逆精神和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如果我国人民没有这种民族的魂魄，那就真有亡国的危险。他的“侠主义”第三个层次才是传统美德中的“劫不义之财以解贫民之困”。这本刊物只出版了10期，因陈景韩忙于《时报》总主笔的工作而无疾而终。但《小说林》只出版了12期就可以称“四大之一”，《新新小说》在一片改良氛围中异军突起，为什么不应受到重视呢？
创办《粤东小说林》等三个“小说林”的黄小配是南方的名报人，而且是才华横溢的民主主义革命小说家，又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大马扁》、《宦海潮》、《宦海升沉录》等。阿英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最可称的小说作家”，他的小说“在当时都收到了很大的政治宣传效果，从艺术造诣上说，也是放之晚清第一线作品中而无愧色的。”[⑩]黄小配的三个“小说林”皆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在1906年9月19日出版的《粤东小说林》第3期上的大樨的杂文《演时务》中指出，时代的俊杰是要“顾住同胞四万万”，“共大逆无道的皇帝开战”，“共保护虐主的大臣对敌”。在1908年，为配合甲申265周年纪念，在3月20日出版的《绘图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8期中，刊登杂文《祭大明皇帝崇祯帝殉国文》（并附录《哭崇祯帝文》），直截提出“腥膻异族，谁扫胡妖”，也就是公开提出了同盟会革命的宗旨：“驱逐鞑虏”。黄小配办的三种“小说林”的格局皆是一分为三：前面约30页是一篇“外书”，即阐释小说理论的专文，接下去是黄小配的两个长篇连载《宦海潮》与《黄粱梦》。第2部分是约30页的翻译小说。最后是约20页的粤方言通俗文体作品，如粤方言白话、谈风、班本、粤讴、南音、谐文、木鱼、龙舟歌等。“外书”是刊物的特色之一，是几乎每期不缺的小说理论文章，我们可以将这种文章大致分为4类：一类是强调小说文体的重要性的，如《文风之变迁与小说将来之位置》、《小说之功用比报纸之影响更为普及》、《学堂宜推广以小说为教（科）书》、《小说发达足以增长人群学问之进步》、《普及乡闾教化宜倡办演讲小说会》、《小说与风俗之关系》等等；第二类是指导人们如何阅读小说以及什么样的小说才是好小说，如《论小说文字何为佳品何为劣品的比较》、《淫词惑世与艳情感人之界线》、《小说之支配于世界上纯以情理之真趣为观感》等等；第三类是某一特定门类或题材的小说的特殊功能及相互之关联，如《探险小说最足为中国现象社会增进勇敢之慧力》、《历史小说东周列国演义与时局进化之关系》、《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轻重》等等；第四类是对中国古代著名小说的评价，如《文言小说〈金瓶梅〉于人情上之观感》、《〈水浒传〉于转移社会之能力及施耐庵对于社会之关系》、《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等等。特别是对《水浒传》及其作者施耐庵，黄世仲敬佩有加，五体投地。说施是“大豪杰大英雄”，能启发人们对“民权民主之政体”的向往，提倡人各有“自主之权”、“自立之用心”，“水浒者小说中空前之最上乘也”。[11] 不仅从内容上赞颂水浒 ，而且对它的艺术性也进行了分析。黄小配如此赞美《水浒传》，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革命就需要一种梁山精神，所以他甚至说：“吾知中国自今而往，不可一日无‘水浒’矣。”[12]这些外书都是黄氏兄弟所写，黄伯耀执笔的要多于黄世仲。
《绘图中外小说林》因黄小配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实践活动过于紧张而不得不停刊。
以上，我认为是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历程的第一波。
从1906年到1912年之间，中国小说界受到很大的损失。1906年，李伯元逝世，时年40；1907年，李伯元的合作者和助手欧阳钜源逝世，年仅24；1908年，《小说林》的主要编者徐念慈逝世，时年34；1910年，吴趼人逝世，时年45。梁启超是淡出文学界的了，后来黄人也在1912年突发疯病，次年即逝世；而在南方，黄小配在1912年被陈炯明枪毙了，时年41。在当年的办刊者中只剩下一个《新新小说》社的陈景韩，还有是给《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撰稿的包天笑。陈景韩与包天笑，他们在文友们的死死伤伤“天不假年”时，创办《小说时报》。紧接着是王蕴章和恽铁樵编辑的《小说月报》问世，中国小说期刊的第二波是由这两个杂志掀起的。
（二）
我将中国现代小说期刊第二波定在1909年9月――以《小说时报》为启端。[13]这本大型小说刊物是由陈景韩和包天笑联合（轮流）主编。他们一位是在1901年就办《苏州白话报》的包天笑；另一位是《时报》主笔陈景韩，陈主笔的《时报》因内容与格式的新颖，和率先在大报上刊登白话著译小说，而曾得到胡适的盛赞。《小说时报》在版式上是采用16开本。过去在期刊第一波时的6种主要期刊都是32开本。这当然仅是杂志的外观。从内容来看，陈与包都因有懂外文的优势，以译介名家名著为主，这也是一种输入新知的途径。林纾因为不懂外文，所以他在翻译时选择作家作品无法做到精严。陈、包虽不是什么纵览外国文学整体全局的大译家，但在他们的刊物上毕竟介绍了一些世界文学中的一流大家。这本杂志共出版了33期加1期临时增刊，总篇幅为5514页，翻译的量约占五分之四强，即翻译作品共计4510页，而创作仅占1004页。因此，这本中国期刊第二波的带头杂志在开本大小、文白载体、著译比重上都与过去的小说期刊有所不同。他们赋予杂志有鲜明的启蒙任务，他们的启蒙不再是梁启超式的那种枯燥乏味的政治说教，而是代之以社会生活的鲜活模写。我们将它视为中国现代小说期刊的第二波的带头者是居于上述的种种理由。它没有发刊辞，它的首期首篇小说是陈景韩自己创作的《催醒术》，也许这就是它的“发刊词”。
《催醒术》写“予”（我）某日被一手持竹梢（笔管）的人一指，“我”就像脱胎换骨似地从此耳聪、目明、心敏、身捷，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那时他才看清自己身上竟是满身尘垢，而世人也遍体积秽。他赶快清洗了自己，再帮友人们洗涤。他哀叹：“予欲以一人之力，洗涤全国，不其难哉。”可是朋友们根本看不到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反而“群笑予为狂”。他听到屋外有可怜人的哀号，赶去救助，可是友人们都听不到，不仅“众具愕然”，而且“窃窃私语曰：‘彼殆病神经’。”他痛感“何人人咸聋若此”？他闻到世界上“秽气触鼻”，到处是蝇、蚊、虱、臭虫、飞蛾吮吸着人们的鲜血，他就拚命去扑杀，可是人们却“安之若素”，谈笑自若。小说最后，写“我”叹息道：我原以为自己变得耳聪目明，心敏身捷，是自己莫大的幸福，哪里知道反而狼狈到这般地步，而且还不为人们所理解。这位“异人”既然要点醒人，为什么只催醒我一个？陈景韩用寓言象征的手法，写出当时先进分子觉醒后，孤军奋战时的内心孤寂与苦闷。这是一种智慧的痛苦。世人反而嘲笑他是狂人，说他患了“神经病”。这自然使我们联想起鲁迅1918年所写的《狂人日记》及鲁迅的有关杂文。当然，《催醒术》远没有《狂人日记》的深度，艺术性也比《狂人日记》差。可是这是1909年所写的一篇“狂人日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狂人谱系”中也应有它的一席之地。在小说的开端，陈景韩也陈述了他写《催醒术》的目的：“中国人之能眠也久矣。”他之所以要写《催醒术》是希望通过“催”，能使“伏者起，立者肃，走者疾，言者清以明，事者强以有力。满途之人，一时若饮剧药，若触电气，若有人各于其体魄中与之精神力量若干，而使之顿然一振者。”作者切望中国有振奋的一日，这是他的理想，也是他想办这个杂志的期望。“催醒”即启蒙――这就是他的发刊辞，这是一篇以启蒙为宗旨的形象化宣言。
可惜在1912年底就发动了将陈景韩挖到《申报》去的秘密谈判，从此陈景韩长期做了当时中国第一大报《申报》的总主笔，此后的《小说时报》就靠包天笑独立支撑了，脱期也严重。《小说时报》至1917年11月才停刊。它的脱期严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包天笑的“战线”拉得太长。他在1915年办中国小说期刊的第一个大型季刊，而在1917年1月又办了一个通体白话的《小说画报》。这两本杂志都为中国小说期刊的现代化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文学季刊《小说大观》每期约30万字。包天笑在“例言”中说：“所载小说，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诲淫诲盗之风。”在《小说大观・宣言短引》中包天笑还对梁启超倡导“新小说”的功绩与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向之期望过高者以为小说之力至伟，莫可伦比。……子将以小说能转移人心风俗耶？抑知人心风俗亦足以转移小说；有此卑劣浮薄纤佻�荡之社会，安得而不产出卑劣浮薄纤佻�荡之小说？”他在指出小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之后，就小说作者的主体意识也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小说作者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如果作者自己“殆患传染病者，不能防护扑灭之，而反为之传染菌毒，势必至于蔓延大地，不可救药，人种灭绝而后止。”因此，他提出作者不能“自毒以毒人”。包天笑在把关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实践了他在“例言”和“宣言短引”中的承诺。
1917年，包天笑创办《小说画报》，说明他的开风气之先的敏感度是很高的。1916年8月“教育界有些人士又鼓吹文字改革，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吁请教育部下令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所有这些都为国语研究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同年10月，蔡元培等在北京成立“国语研究会”，“该会宗旨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从此掀起敦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14] 1920年1月教育部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正《国民学校令》，将有关条文中的“国文”改为“国语”。4月份又发表通告，将已审定的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规定到1922年年底截至，文言教科书全部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胡适也曾高度评价说：“这个命令是几十年来的第一件大事。他的影响与结果，我们现在很难计算。但我们可以说：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20年。” [15] “政府一纸空文可以抵得私人几十年的鼓吹。”[16]民间与政府的合力才最终使白话扎下根来，文言文的根从普通教育中被拔掉了，即使略有文言课文，也只是给学生一些最起码的常识，文言文真正成了一种需要专门训练的学问。包天笑就是在民国初建，小学废止读经而后，在蔡元培等发起“国语研究会”的大背景中，觉得白话在报刊上再度唱主角的苗头崭露，他敏锐地感觉到办白话杂志此其时矣。巧合的是《小说画报》的创刊与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是1917年1月。在当时，包天笑除编《时报》外，手里掌握着《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和《小说画报》三个各有其特色的刊物，作为一个早期启蒙主义者，他的确可算是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第二波的健将之一。
继1909年《时报》馆创办《小说时报》之后，1910年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月报》。它的宗旨是“移译名著，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第1―2卷、第9―11卷编者为王蕴章（西神），第3―8卷编者为恽树珏（铁樵）。这一时段的《小说月报》被称为（前期）《小说月报》，以便与茅盾接编后的《小说月报》相区分。茅盾在1979年说，从1920年《小说月报》第11卷“半革新”起，“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17]（前期）《小说月报》被他定性为“顽固堡垒”，于是在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刊物。其实这个定性是很不妥的，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冤假错案。茅盾评价王蕴章时曾说王“不是鸳鸯蝴蝶派”。[18]那么我们将王蕴章暂时放在一边。我们不妨重点来“审查”恽铁樵。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字铁樵，以字行，别署焦木、冷风、黄山民。江苏武进人。幼承家学，长于古文。1903年，考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以在《小说时报》上翻译长篇言情小说而得名。他在1912―1913年之交接任《小说月报》编辑时，正值新文学的酝酿期，许多后来成为新文学健将的作家虽还未冒头，但已进入了练笔期。而那些被称为“鸳蝴派”作家也趁民国初建时，正在题材与体裁上找寻新的“生长点”。恽铁樵掌握了这个大刊物后，以他的敬业精神，甘为他人作嫁衣裳，他不论“门派”，特别重视培养青年新进，使《小说月报》真正成为一个文学作者们的“公共园地”。最可称的是他对鲁迅小说“处女作”的高度赏识。他为《怀旧》作了10则夹注式的批语，还加了一则总评。总评说：“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19] 他是把《怀旧》作为青年作文的典范来加以表彰与推荐的，认为小说达到了“用笔之活可作金针度人”的境界。虽然他至死也没有知道，现代文坛巨人的第一篇小说是经由他的手发出的。新文学大家叶圣陶也回忆道：“《旅窗心影》原来是投给《小说月报》的，当时主编《小说月报》的是恽铁樵。恽铁樵喜欢古文，有鉴赏眼光，他认为有可取之处，可是刊登在《小说月报》上还不够格，就收在他主编的《小说海》（《小说海》是1915年创办的《小说月报》的副牌）里。他还写了一封长信给叶老，谈论这篇小说的道德内容。”[20] 张恨水也曾向《小说月报》投稿，那时他还是苏州蒙藏垦殖学校的学生。“四五天后，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的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我这一喜，几乎发了狂了。我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我的学问一定很不错呀！我终于忍不住这阵喜欢，告诉了要好的同学，而且和恽先生通过两回信。”[21] 后来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对张恨水的鼓舞作用还是很大的。恽对新进的作者态度从这三个事例得以充分地表露。他给叶圣陶是写的长信，回复张恨水的信也只隔四五天，周作人代寄鲁迅稿是1912年12月6日，从绍兴发出，12月12日就收到复信，予以肯定，28日就收到稿费5元（当时只要决定用，就先付钱将稿子买下）。处理之神速也反映了恽的敬业精神。
恽铁樵是在《小说时报》上翻译言情小说而成名的，可时他编《小说月报》时却很少刊登言情小说。因1912年徐枕亚的《玉梨魂》出版以后，风行一时。于是“东施效颦”者纷起，形成一股写“哀情小说”的潮流，而且愈写愈雷同。恽铁樵对此很表不满。他说：“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欢迎，因出版太多，陈陈相因，遂无足观也。去年本报上几屏弃不用，即是此意。……多用风云月露、花鸟绮罗等字样，须知此种字样有时而穷。试取清乾嘉时骈文大家如北江、瓯北诸集为精密之分析，其所引典故，也不过洋装两厚册而止。今之小说，层出不穷，即尽以两厚册装置胸中，以有涯应无涯，犹且涸而可待。……宜乎换汤不换药，如一桶水倾入一桶水，而读者欲睡也。”[22] 他甚至提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的观点：“外国言情小说，层出不穷，推原其故，则彼邦有男女交际可言，吾国无之；彼以自由婚姻为法，我国尚在新旧嬗变之时。……是故欧洲言情小说，取之社会而有余；我国言情小说，搜索枯肠而不足。”但是他也并非一概否定言情创作，而是积极为它开拓新路，提出了“社会言情小说”这个概念：“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23] 他将那些搜索枯肠的陈陈相因的所谓“纯情小说”引向社会言情小说的广阔天地中去。我认为恽铁樵是当时真正懂得文坛上言情小说千篇一律的病根的人。
恽铁樵有自己的一套编辑方针。在第4卷第1号上，他借刊登“特别广告”征稿的机会，强调刊物要“雅驯而不艰深，浅显而不俚俗，可供公余遣兴之需，亦资课余补助之用。”也就是说，刊物的内容与形式“惟雅洁是取”，重视审美，娱乐性与教育性兼顾。因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小说的教育功能，所以有的文艺界的朋友说他是将《小说月报》当成“大说月报”来办。但恽氏一方面提出小说要有教育作用，另一方面也不是板起面孔教训人，而是要求教育作用是在“近理著情”的前提下，做到“使之有味”，“委蜿曲折”，“引人入胜”，“寓褒贬于言外”[24]，就是要使教育功能与文学的优美性有机结合。
仅就上面这3点，他就不是一个“顽固堡垒”，也不属于“鸳鸯蝴蝶派”。恽铁樵编《小说月报》，出于文心，重视质量，把关甚严；也出于公心，从来没有什么门派观念，特别热心扶持文学青年，悉心指导，真正使《小说月报》成为一个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刊，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开放门户，欢迎八方文学来客。将(前期)《小说月报》划为“鸳蝴派”刊物是极不公正的偏见。当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即使是“鸳蝴派”刊物，也应作具体分析。那种以“鸳蝴派”为政治帽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不是就是不是”。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不应有含糊的余地。
恽铁樵对“五四”青年爱国运动是积极响应的，1919年6月，他还上街散发罢课公启，被人告到商务印书馆高层领导处。高层领导倒也很开明，认为这是个人的自由，不予干涉。但在1920年前后，他已感到在文学界已不再适合于自己的生存了。他渐渐被视为“顽固派”，至少也是个“保守分子”。所以恽铁樵还是走的好。他在编刊时，曾利用业余时间，钻研中医。于是就正式悬壶济世，颇享盛名，被誉为“神聋医”（恽耳朵失聪）。但恽的最大的贡献：他是改革中医的先锋人物。他长于古文，对中国古代的医典心得特深；又懂英文，善于吸取西医之长。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一部8卷本的《药庵医学丛书》和1册《国医馆与恽铁樵往来之文件》，他办中医函授学校，从者如云，他办《铁樵医学月刊》，留下了24期很有研究价值的月刊。他被誉为“我国医学革命之创导者”[25]，“诊余著述甚勤，晚年所著尤多。学说多折衷中西，凡所发明，皆有实验。形能之说，卓然成一家之言，近年来国医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同人咸知革新以应潮流。先生实为之先导，一介寒儒，卒成医林一代宗匠，不亦伟哉！”[26] 我想，一个文学界的“顽固派堡垒”，能突然到医学界去放一异彩，倒是很难想像的。我觉得，在民元、二年，与“五四”前后的文学的整体水平是不同的。鲁迅的《怀旧》，与他的《狂人日记》之间是有一段差距的。叶圣陶的《旅窗心影》与他“五四”后的名篇也是有差距的。当时整体水平使然，就差那么几年，这不能不说是“五四”促成的一次飞跃。不过，恽铁樵也会感谢文学对他的启发与薰陶，他的勤于著述、办中医函授学校，创办医学月刊，其中都是将若干文学界的方法，移植到医学界去，他会觉得没有在文学界白走一遭。
本文将恽铁樵的事迹多说几句是为了要说明，《小说时报》与（前期）《小说月报》也在推动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陈景韩、包天笑、恽铁樵等在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第二波中，作为一个环节是有着承上启下的贡献的。
（三）
1920年，《小说月报》经过1年的半改革尝试后，从1921年1月的第12卷起，进行全面改革。这是商务印书馆对自己出版的多种刊物全面革新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和《妇女杂志》等都先后进行了革新，编辑也进行了“换马”。这是商务印书馆随着时潮而动的改革行动。但要改组刊物，也有一个客观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半改革时，《小说新潮》专栏的稿件还是很紧缺的，其中周瘦鹃还发表了不少著译，如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社会柱石》等，而胡怀琛也发表了《燕子》、《明月》等新体诗。从整体来说，变革的面貌并不显著。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成立是客观条件成熟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月报》改组，是中国的新兴知识精英作家的第一次大聚集的醒目标志，文学研究会这一文学社团是《小说月报》全面改革所以能成功的强大支柱。当然以后还有创造社的大聚集等等。那就是说，中国的继承改良派在推动小说期刊现代化的同时，在中国文学的地平线上又出现了一个崭新迹象，那就是在“五四”运动的催生下，中国文学中的借鉴革新派也凝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要在中国文学领域里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
“借鉴革新派”的名称是完全能够成立的。鲁迅说：“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27]他又说过：“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原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28] 有时鲁迅说得更加绝对：“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从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有摄取。”[29] 其实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是潜流在知识精英作家的血管中的。从鲁迅这些话中，可以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主流作家是以借鉴外国的文学精华为主的，而其继承则是隐潜的。而通俗文学作家，是以继承这主，但并非说他们是拒绝借鉴的。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五四”之前，在通俗作家中已有34人用多种方式，进行过外国文学的译介，有人是精通外文的，有人则是林纾式的翻译。
我认为以梁启超的倡导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始，中经陈景韩、包天笑和恽铁樵等人的过渡，而茅盾则是“完成”了中国小说期刊的现代化的大业。茅盾掀起了中国小说期刊现代化的第三波高潮。所谓“完成大业”，并非是万事大吉，而是说中国既有了继承改良派的小说期刊现代化，也有了借鉴革新派的小说期刊现代化，在“品种”上是基本齐全了。文学现代化是一条宽广的大道，不是少数人才能跨越的独木小桥。更何况如鲁迅所说，精英文学“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那么中国总应该有一种“一般人们”看得懂的小说，那就是通俗文学与通俗期刊，因此这类期刊也是需要不断的现代化的。
在1921年，施济群等办起了《新声》之后，世界书局将《新声》改刊为《红》杂志，请严独鹤主持，后又出版《红玫瑰》与《侦探世界》等刊物，严独鹤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副刊《新闻报・快活林》。周瘦鹃则被大东书局请去，编《半月》、《紫罗兰》等，又请包天笑编《星期》。周瘦鹃也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副刊《申报・自由谈》。因此，上海当时的通俗文坛有“一鹃一鹤”之称。但我在这里却要重点说说《小说世界》的问题。因为办这个刊物曾引起轩然大波。
商务印书馆在1921年1月将《小说月报》改组，到1923年1月创办《小说世界》，其间整整两个年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总是说，“鸳鸯蝴蝶派”向商务印书馆上层施加种种压力，而商务印书馆上层终于向他们妥协了等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鸳鸯蝴蝶派”向商务老板施压，“压”了整整两年才如愿以偿，他们的力气也实在太不济了；商务老板“顶”也顶了两年，终于顶不住了，两年的“英雄本色”丧失殆尽，可怜！可怜？其实，刚改版时，通俗作家群肯定会觉得不舒服。可是他们在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已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办的杂志也不止一个，而是一大“堆”。当然，地盘是越大越好，越多越好。可是也不见得像文学史上以充满阶级搏斗和派别摔跤的眼光去解释历史，将“鸳鸯蝴蝶派”看成“人还在心不死”的凶恶的样子，非要反攻倒算不可，好比是回到商务的“还乡团”似的。茅盾在谈钱玄同的愤激态度时曾引用《〈小说世界〉与新文学》一文：“不但把《小说世界》第1期出现的那些牛鬼蛇神，骂了个狗血喷头，也把商务当局冷嘲热讽，看得一文不值，说他们刚做了几件像人做的事，就不舒服了。‘天下竟有不敢一心向善，非同时兼做一些恶事不可的人！’”[30] 这种谩骂式的文章与（前期）《小说月报》的作风就大不同了。恽铁樵在刊物上宣称：“本报宗旨，不主张骂人，含沙射影，尤为深戒。”[31]
商务印书馆是否要办一个像（前期）《小说月报》类似的一个刊物，最着急的不是那些通俗作家。因为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已经给了他们广阔的地盘。这两个后起之秀的书局是绍兴帮，他们过去在经营旧书业中占有绝对优势，现在他们进军新书业，同样也显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商务印书馆的龙头老大的地位受到他们的挑战。原本这些市民读者的份额是商务印书馆的。（前期）《小说月报》最后两年在王蕴章手中办得不如人意，销数减少。《小说月报》改组后，销量上升，杂志有时还要再版。殊不知在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手中，在一鹃一鹤的操作下，杂志办得也非常兴旺，也常常须要再版、三版。可见，通俗文学的读者需求量仍是很大的。因此，真正着急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上层经营者。问题的症结是在于要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所抢占的市民读者的份额夺回来，至少自己也要分一杯羹。商务老板将名牌阵地《小说月报》让给知识精英作家，无非是表示自己能应顺时代的潮流，但大量的市民读者我也不能放弃，现在眼看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要与他们成鼎立之势，两年的出版界形势的风云变幻使他们惊醒，他们要办一个面向市民大众的刊物，也就势所必然。
《小说世界》1923年1月创刊，第1卷至第12卷编辑为叶劲风，第13卷至第18卷由胡寄尘编辑。至1929年12月终刊，共出版264期。如果不以成见看问题，这个刊物基本上还是经得起评价的。《小说世界》的灵魂人物是胡寄尘，这264期中胡寄尘的文章除了《编者的报告》之类外，足足在200篇以上。胡寄尘（1886―1938），名怀琛，号寄尘，南社社员，早年思想新颖，有排满革命之志。辛亥革命起，助柳亚子编《警报》，有金兰之交。他是一位学者，写诗亦新奇可喜，善作小说，并曾译西洋名歌为七言律诗。柳亚子对他的诗的评价是“味在酸咸外，功参新旧中”。胡寄尘在《小说世界》上的稿件类型多种多样，有小说、诗歌、民间文学、滑稽故事，学术理论文章等等。除胡寄尘之外，给该刊投稿最多的是徐卓呆（约70多篇，他的长篇《万能术》连载16续，译话剧《茶花女》连载14续，均算一篇），程小青（约40余篇），范烟桥（约30多篇），何海鸣（近30篇）。像这4位作家可以说在几个方面代表了当时的较高、甚至最高水平。徐卓呆、何海鸣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可以代表通俗作家中写短篇小说的最高水平。在民国初年的（前期）《小说月报》上徐卓呆的短篇《卖药童》、《微笑》等，算得上当时第一流的小说；如果将它们放在“五四”后的知识精英小说中比较，可以说毫不逊色。而在《小说世界》中他逐渐向滑稽幽默方向发展，这也是由他的个性使然，也奠定了他作为小说界的东方卓别林的声誉。而何海鸣在《小说世界》上发表的《先烈祠前》等小说，也堪称通俗短篇第一流。《先烈祠前》是揭露民国新军阀――某镇守使对缔造民国的先烈们的大不敬，也告诉读者军阀们是怎样起家的。当年民国法令规定每逢10月10日“双十”节各地均要举行祭奠先烈的典礼，可是这位反革命起家又一字不识的镇守使对姨太太说：“说了半天，原来说的是革命党，我生平最讨厌这种人，有好几次在前敌上，也不知由我杀的多少。今天叫我去祭他，配吗？”这位能文墨的姨太太是他在倡门中买来的，全衙门的笔墨，外靠师爷，内就仰仗这位姨太太做读公文的机器。用他的话说：“没有你，我这个官简直做不来。”可是这位姨太太却是烈士之女，就因父亲为革命牺牲后，才被逼沦落倡门。她再三解释饮水思源的道理，但所得的回答是：“你真是迂夫子，你猜政府果真尊重什么先烈吗？如今做大官的，哪一个没有杀过革命党！”但当他知道自己的岳丈也是先烈时，他惊讶了一阵后说：“看你的份上，我丈人总不能不认，明天，我一定准去磕几个头，尽一尽我当女婿的孝心。”可是他带着列队的士兵到了先烈祠前，有烈属**要求抚恤，他又像疯狗一样咆哮：“卫队们，拿剌刀和枪托子开这些东西！”经他的姨太太劝说，并愿变卖自己的首饰去周济遗孤时，他又理解为做好事，积功德。说不必变卖首饰，由他来拨款，并要大家高呼“谢太太恩典”，出尽了洋相后：
镇守使特跑到神座前，撑起那昏花老眼，向那一方方的牌位细细寻找，又喃喃自语道：“她姓李，那个李字我还认识。这里有三四座姓李的牌位，究不知那一位是我真正的岳丈。”她在旁听明白了这句问词，瞟了她丈夫一眼，微微苦笑道：“你不要发痴了，我虽已认出来，却断断不能告诉你。我还要替我那做烈士的父亲留一点面子，不愿叫人家听了当笑话说呢。”
读这篇小说，往往使我们想起鲁迅的《头发的故事》中的话：“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渐渐在忘却里平塌下去了。”更可悲的是，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民国，它的不少统治者竟是仇杀他们起家的反革命刽子手。何海鸣的这篇小说是思想内容的深刻性与艺术的完整性兼顾的。他虽被人称为“倡门小说家”（这篇小说中的“姨太太”来自倡门），但民国期间的这类小说是受到人道主义的光照的，是社会问题在小说中的反映与探求。
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的著译方面为《小说世界》作出了贡献，他是侦探小说中国化的宗匠，他还在刊物上写《英美小说杂志之一瞥》这样的文章。范烟桥以其文史掌故著称，他的《评话家柳敬亭》、《女说书之源流》、《祝枝山考》等文章皆为刊物增色。《小说世界》还开辟电影专栏《银幕上的艺术》，据郑逸梅说：“‘银幕’两字，目下成为普通名词，可是在当时，还是编者叶劲风所独创哩。”[32] 在众多译介外国作家和作品方面，对莫泊桑、契诃夫、泰戈尔等名家均有介绍。
应该说，《小说世界》的大多数作品还是受到市民大众喜爱的，但因为市民文化水平低，他们的拥戴是无声的。一鹃一鹤所编的杂志，也包括《小说世界》一类刊物，在知识精英作家们的批判声中，在市民大众的无声的拥戴中，站稳了自己的脚跟，随着形势的发展，与知识精英作家共同投入到全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去。
对中国现代小说期刊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我作如是观。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要时时警惕“合群的自大”观，而是要以发掘原始资料为基础，作出公允、公正的评断。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Journals
Fan Boqun
(Institu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journals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Grotesque Stories published in 1892, but the very first modern literary journal is New Stories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02. The modernization of literary journal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underwent three phases. The first phase occurred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s are New Stories, Stories with Illustrations, The Latest Stories, Monthly Stories, Cantonese Stories and The Wealth of Stories. The second phase occurred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journals are Stories Today, Monthly Fiction, Panorama of Fiction and the vernacular Fiction and Illustrations. The third phase occurred when Mao Dun started to edit Monthly Fiction,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irection of literary development. A generation of modern writers started to get on the literary stage and revolution and reform became the chief motive of their works. Fiction World which was started in 1923 signified another direction of literary journals. It was intended to cater to the taste of ordinary citizens.
Key Words: Chinese literary journals ; modernization ; three phases of development
[②] 《新小说》报社启事《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7月15日。
[③] [日]樽本照雄《清末小说丛考》，（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第274―275页。
[④] 阿英《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小说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页。
[⑤] 阿英《清末四大小说家》，《小说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⑥] 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月月小说》第1号第4页，1906年11月。
[⑦] 摩西（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2月。
[⑧] 觉我《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年2月。
[⑨] 侠民《〈新新小说〉叙例》，《大陆报》第2卷第5号，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⑩] 阿英《黄小配的小说――辛亥革命文谈之四》，1961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11] 次世郎《〈水浒传〉于转移社会之能力及施耐庵对于社会之关系》，《粤东小说林》第3期，1906年9月19日。
[12] 《著〈水浒传〉之施耐庵与施耐庵之著〈水浒传〉》（该“外书”未署作者名），《绘图中外小说林》第2年第8期，1908年3月20日。
[13] 出版在《小说时报》之前的有1907年11月出版的《竞立社小说月报》，但只出版了2期，影响不大；还有1909年武汉发行的《扬子江小说报》，该刊在第2期中自称第1号“印工太劣”，但这一期已很难找到，仅在芜湖市图书馆“阿英藏书室”看到一个残本。第2期是1909年5月1日发行的，该刊现能见到的第2―5期，主要的小说都还没有连载完，影响也不大。1909年9―11月上海出版的《十日小说》为旬刊，我们能看到1―11期，这是《图画日报》的附赠品，除张春帆的《宦海》每期登4页（约1200字）以外，其他许多连载小说每期只登2页（约600字），就像日报副刊上的容量，严格说来，不像一个正式的刊物。每期封面上都是“恭刊”什么《宣统皇帝、贤监国摄政王合影》和《德宗景皇帝遗像》以及某大员等之类的照片，令人觉得保皇气息十足。
[14] 费锦昌主编《中国语言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8页。
[15]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
[16] 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教育杂志》第13卷第11号，1921年11月20日。
[17]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8]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9] 恽铁樵《怀旧・总评》，《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1913年4月25日。
[20] 吴泰昌《艺文轶话》，安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21] 张占国、魏守忠《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22] 铁樵《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小说月报》第6卷第4期，1915年4月25日。
[23] 铁樵《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1915年7月25日。
[24] 编者《答某君书》，《小说月报》第8卷第2号，1917年2月25日。
[25] 何公度《悼恽铁樵先生》，《铁樵医学月刊》第2卷第8号《恽铁樵先生哀挽续号》，1935年10月15日。
[26] 章巨膺《恽铁樵先生年谱》，《药庵医学丛书・第1辑・文苑集》，新中医出版社1948年版，第17页。
[27] 鲁迅《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8页。
[28] 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29] 鲁迅《“中国杰出小说”小引》，《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3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31] 恽铁樵《某三・编者跋语》，《小说月报》第6卷第7号，1915年7月25日。
[32] 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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