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兴世与传世――论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编译
发表时间：2007-11-22阅读次数：484
李 寄
（南京大学大学外语部，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书写性质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大多数研究者想当然地把它们归为著述。本文通过对《说�》翻译与编著成分的细致考查，认为《说�》以及其他科技文本属于翻译，具体的翻译方法为晚清科技翻译的主流方法��编译。受到洋务思潮的影响，鲁迅翻译这些科技文本旨在兴世救国。翻译行文中采纳的雅洁的古文意在传世，而不同于意在觉世与娱乐的留日前期的文学文本的译述。
关键词：鲁迅；翻译；科技文本；兴业；翻译的古文文体
鲁迅留日前期的科技文本，如《说�》、《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的书写性质是一个需要深究、但长期以来未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从1955年版、1981年版、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和1959年版的《鲁迅译文集》的编纂来看，学界基本上是把它们当作鲁迅的著作而非译作来处理的[①]。另外，鲁迅书写这些科技文本的用心，研究者大抵用唯物论为理论视点进行评判。对这些科技文本的话语形态及背后的用心一直未见讨论。笔者认为，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书写性质属于翻译，具体采用的方法是翻译、编写结合的编译��编译正是晚清科技翻译的主要方法。受晚清洋务思潮的熏染，鲁迅编译的目的是兴世��科技救国、实业兴世。他刻意采用的雅洁的古文文体反映了传世的用心，而这两方面都受到了严复的影响。
（一）
较早把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书写性质判为翻译的是鲁迅本人。1935年，在为杨霁云编辑的《集外集》写作的《序言》中，鲁迅在回忆早年自编《坟》时故意刊落的一些文言作品时坦言：
一篇是“雷锭”的最初的绍介，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但我记得自己那时的化学（应为物理――引者注）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②]
鲁迅从他留日前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日文语言能力两个角度分析了当年的书写情形，明确声言《斯巴达之魂》和《说�》属于翻译――它们是有“老家”（即底本）的，“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对于《说�》为代表的早期科技文本和《斯巴达之魂》为代表的文学文本的翻译方法，鲁迅还提出了一个术语――“抄译”。当然这个术语是鲁迅即兴的生造，并不具有严密的科学性[③]。
鲁迅对《说�》书写性质的判断可以推及到他同时以及后来的几部科技文本的书写性质，因为它们的内容书写方式、话语形态等方面极为相近。我们认为它们与《说�》一样同样是“偷来的”经译者编辑而成，尽管目前尚未找到它们的“老家”[④]。
除了当事人的确认外，这些科技文本的翻译性质还可以从对鲁迅其时著作情况了解的人的回忆，出版时的性质的标注以及后来的研究成果得到支持。《中国矿产志》的书写性质，周作人在1951年致唐�的信里讲得很明白：“当时又有单行之《中国矿产志》（附图一幅），亦为其所译……”。周作人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唐先生又说：“我们试把这本书和同一时期发表在《浙江潮》上的、由鲁迅先生个人署名的《中国地质略论》一对照，就可以看出内容和文笔完全相同……”[⑤]。我们进行了比照，发现情况的确如唐先生所言；由此可以推论，《中国地质略论》亦当属于翻译。《中国矿产志》初版署名“顾琅、周树人合编”，因为它的主要材料采自“德人聂诃芬氏Richthofen……今并刺取其他诸说，累集成篇……”[⑥]。而附录的《中国矿产全图日本农》则言明“为商省地质矿山调查局秘本……”，系径直“拿来”，亦可作旁证[⑦]。译者本人的《例言》中注明，《中国矿产志》并非原创性的著作：
一、矿产所在，皆揭其地。其较大者，略为说明，然亦多拾外人之言，正确与否，纂者亦难自决。第近臆说者，则固已节去矣。
一、言中国地质及矿产之书，鲜见于世。而纂者于普通矿学虽略窥门径，然系非其专门。此所记载，悉钩稽籍为之。其无左证者，虽不敢率录，第事即创作。而当纂辑，又在课余，误谬知不可免。行将添削，祈于尔雅。阅者指摘匡正之，则幸甚。
丙午年三月，纂述者识[⑧]
鲁迅似乎早有预感，后人会将他人纂述之作拔高归入创作，而早早就书写内容的来源、书写方式，书写者的学业背景等作了如此详尽的交待。
对鲁迅的科技文本，有关人员作过较为精细的考据的是1957年发现的《地质学残稿》。虽然从《地质学残稿》的文字风格和多次修改的笔迹来看，周作人所谓它系鲁迅南京时期抄赖耶尔《地学浅说》为教本的“笔记说”不成立，但据现存材料，将之定为“撰稿性创作”“创作性劳动”的“自撰说”显证据不足，倒是相关考据文章多少揭示了它的“老家”：
……当然我们不可能否定鲁迅在佚文撰稿时参考过莱伊尔著述的《地学浅释》以及其他地质著述的可能。比如鲁迅佚文的最后一节生物篇，则极有可能是参考了1874年出版的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第二册第49章“珊瑚礁的形成”。佚文观点和内容同该书一致，并且有些句子极像该书的原句。第363页第2段两类珊瑚礁的叙述，和第367页第5段环礁和堡礁大小的叙述都是达尔文的观点，并且佚文和莱著都同样举出了达尔文观点反对的例子。[⑨]
可见，《地质学残稿》有可能以莱伊尔的《地质学原理》为底本，再参考了其他一些域外地质著作编译而成的。仅据现有的材料和相当不可靠的鲁迅采矿专业毕业的学业背景和走马观花式的所谓地质考察，而断言它是“撰稿性创作”、“创作性劳动”，显见十分危险。
接着学业背景和地矿野外考察的话题，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对鲁迅科技文本的翻译性质略赘数语。在科技领域要有创造性贡献，有所著述，有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一、必须要在专业学院接受长期专业的训练，完成学业的标志是获得硕士、博士等高级学位。鲁迅于1898年到南京“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读别样的书籍，接受了西方现代科技的基础训练。鲁迅南京修学期间接受的科技培训时间短，质量差，在地质、矿产方面仅仅开了蒙而已。鲁迅1905-1906年间在仙台医学院的医学、生理学的训练是够得上专业水准的，但因为鲁迅志向的转移而中辍，所受训练亦不完整。鲁迅的学习成绩亦差强人意。鲁迅在地质、矿物、生理学、医学方面是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但决不足以在上述方面有原创性贡献，前引《中国矿产志・例言》，纂者已作了周详的交待。倒是他的获取的专业知识足以使他成为较为出色的科普文本翻译者。二、在科技方面要有原创性贡献，另一个必要的前提是科技工作者要进行长期的科学实验研究。具体到地质、矿物领域，专业人士需要长年累月在野外作标本的搜集和地况地貌的考察，而鲁迅只是到青龙山的矿洞里下了一、二回井，带回几个黑疙瘩，说是地质、矿物考察都相当勉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述的科技文本属于鲁迅的翻译，应归入鲁迅译文集，而不是像先前的做法那样归为著作，划归鲁迅的著作文集之中。除了《地质学残稿》之外，找寻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老家”的工作尚未进行。本文对鲁迅科技文本的翻译所据底本大抵建立在推断之上，仅作引玉之砖，我们期待地质学、矿物学的专业工作者作进一步的考据工作。留日时期，鲁迅科技文本翻译依照的底本及其语言的情形相对复杂。除了鲁迅本人提到的日语文本外，还可能参考过英语文本，后来还可能参考过德语文本。我们认为对鲁迅早年文字书写性质的勘别是鲁迅研究的奠基工作，对弄清鲁迅早年的文字面貌、思想面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个工作不应延宕下去。
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书写性质的判定的偏差，与晚清亦著亦译、亦编亦译的时代风尚导致的作品“妾身未分明”的状况有关，亦与对翻译和著作二元对立的常规分界有关。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似乎又与“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势利眼不无关系，似乎把它们归入翻译有损于鲁迅文化巨子的伟大――这种重创作轻翻译的势利眼却是鲁迅本人极为痛恨的。
（二）
鲁迅留日前期的科技翻译又不同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严格的依据一个底本逐词逐句的直译。不可否定这些科技文本有编写的部分，在某些文本中编写成分甚至可能与翻译成分对半开。但编写部分并不构成文本的主体，也不是译者个人的研究成果和新发现、新创造。人们通常把这种以翻译为主、编写为辅的翻译方法称为编译。这些文本如此称谓既符合学理的谨严，照顾到了科技文本书写的翻译和编写的两面，又照应了历史的事实��晚清科技文本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就是编译，文本的翻译大多依据了几个底本，而且标注编译相当普遍。直到今天编译的方法在科普、新闻等领域还被广泛采用，编译这一术语亦在广泛使用中。
晚清科技文本的主流的编译方法与晚清科技翻译的选目路线有关。晚清的科技文本的译介对象可以分为三大类：（1）科普作品，（2）教科书，（3）域外科技动态。这三类科技文本都属于科普性质，主要通过新兴报刊杂志供没有科技专业知识的市民大众阅读，而不是专业的科技研究人员��中国当时，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它们的性质和预期读者对象都决定了它们首先属于域外舶来的翻译，但是它们又不可能是对原作亦步亦趋的常态的直译。为了激发读者兴趣，便于读者接受，译者必然会在粗粗消化了原文之后按汉语的表述惯例重新编排。为了表述的完整、文气的需要等原因，译者有所发挥，穿插些编写的内容，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再从晚清翻译文本的操作方式和译者的科技素养和外语语学能力来看，晚清的翻译经历了官方主导、外人主译，到留学生主译的过渡，转折点在1900年前后，当时大批学生东渡留日。外人主译的前期，翻译的具体操作方式是外人��主要是传教士，口授或草稿，中方人士��主要是文墨较好的士人笔录或润辞。无论中西人士，他们仅有基本的科技常识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科普作品，具体操作中边译边编。后期科技翻译的主力军留日学生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鲁迅所谓“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于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内容就可疑得很”的情形应是普遍的现象。内容之可疑，部分原因就在于塞进一些“私货”��弄不清原文时自己的臆想和不无幼稚的时评，它们构成了编写的主要部分。
鲁迅留日前期的科技文本翻译无论在选目路线还是在翻译方法上都是裹挟于晚清翻译主潮之中的。参照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译介目录，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译介对象与前述的科技翻译的主流是吻合的。《中国地质略论》、《地质学残稿》、《中国矿产志》属于科普作品。《说�》、《物理新诠》属于域外最新科技动态。他在科技文本翻译中采用编译的方法更是自然而然的事。下文我们还要详尽解析，留日前期他尚无能力在选目路线和翻译方法上独辟蹊径。鲁迅成为一位“由自不由他”的开拓性的翻译家，还要等到1908年前后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
下面让我们具体从操作层面讨论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次要但不容忽略的另一面��编写。在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编译中，鲁迅编写了哪些内容？他是怎样编写的？因为这部分笔墨更多地属于鲁迅本人，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因为科技文本自身的专业性、客观性，我们虽说尚无底本供对照，还是不难把翻译和编写的内容基本厘清。我们选取了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典型文本《说�》作个案分析。
《说�》属于晚清科技翻译中最新科技动态的译介一类。这是我国最早介绍镭的发现的论著之一，对于居里夫人在19世纪末叶发现的放射性元素镭的经过，以及它的科学价值，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鲁迅的译介与镭的发现仅隔两三年，鲁迅的确追踪了当时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细读《说�》，我们发现鲁迅编写的主要是导言（我们戏称为“戴帽”）和结语（我们戏称为“穿靴”），当然正文之中一定免不了一些为文本连贯所必须的串连词句（我们戏称为“系带”）。译者鲁迅做的主要是“戴帽”、“穿靴”和“系带”的工作，而主体的正文因为科技文本的专业性质，他不可能、客观上也不容他随意窜改。鲁迅科技文本的编译明显不同于同期“削鼻”、“剜眼”外科手术式的文学文本的译述。先看“戴帽”。《说�》的第一段为导言：
昔之学者曰：“太阳而外，宇宙间殆无所有。”历纪以来，翕然从之；怀疑之之徒，竟不可得。乃不谓忽有一不可思议之原质，自发光热，煌煌焉出现于世界，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若能力保存说，若原子说，若物质不灭说，皆蒙极酷之袭击，跄踉倾欹，不可终日。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礴，未可知也！此新原质以何因缘，乃得发见？则不能不曰：X线（旧译透物电光）之赐。[⑩]
再看“穿靴”。《说�》的结语：
自X线之研究，而得�线，由�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一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虽曰古篱夫人之伟功，而终当脱冠以谢十九世纪末之X线发见者林达根氏。[11]
这两段导言和结语颇具起承转合之妙。借昔之学者的观点而“起”，作为铺垫――镭的发现打破了原子不可分、元素不可变的的旧观念，曾遭到西方一些哲学家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一发现带来了“物理学危机”，散布“物质消灭了”等观点。鲁迅的转述相当准确，可见他对科技新发现的背景有相当的了解。随后，笔锋一转，承接上文，亮出了自己对这一新发现的欣喜之情：“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自然而然地引出了镭的发现。在正文详叙了镭的发现之后，结语部分以热烈欢呼自然科学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合”上了全文。西方科技与中国载道的八股文嫁接得如此成功，是鲁迅早期笔墨中的一大奇观。
细读《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这两部同样的编译之作，我们发现前者是既“戴帽”（见第一绪言）又“穿靴”（见第五末尾部分及第六结论），而后者仅“戴帽”（见导言第二章）却未“穿靴”，但总不出上文总结的鲁迅编译的“戴帽”、“穿靴”的惯常结构。
这种“戴帽”、“穿靴”、“系带”的编译方式并不是鲁迅所独有，在晚清科技文本的编译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对鲁迅科技文本编译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晚清科技翻译的认识。
（三）
在20世纪初的几年中，鲁迅编译的这些科技文本的用心何在？在这些科技文本的编译的背后，鲁迅的思想状况和心态又如何？惯来的鲁迅用“用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考察问题”，以鲁迅编译科技文本说明鲁迅接受了唯物主义摒斥唯心主义，能够有效地描写和解释鲁迅的早期笔墨吗？
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编译反映了青年思想尚未成熟的鲁迅的一个侧面。留日前期青年鲁迅思想上受到了洋务派思想的浸染，他的科技文本的译介以及科学小说的译介体现了他在器物层面救世的抱负和情怀，是以实际的行动图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他的科技文本译介的宗旨可以概括为科技救国，实业兴世，而这正是洋务运动的核心理念之一。
有感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清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吏在19世纪下半叶宣扬了洋务思潮，进行了洋务运动。虽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洋务派宗旨仅仅在器物层面认同了西方科技的先进性，但它毕竟是中国现代化艰难迈出的第一步。推行洋务的官员以及大批受洋务思想浸染的士人在中国落后挨打的困境中的焦虑和思考以及对于中国未来的想象，表现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思想，不容轻忽。洋务运动虽然为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超越，但其核心理念之一――科技救国，实业兴世，以及相关的社会实践却延续下来，直至今天仍然具有合理性，是有志之士开出的众多振兴中华的药方之一。
鲁迅早年的个人命运就是洋务运动直接塑造的结果。因为洋务派开设现代学堂，鲁迅有机会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以及江南矿路学堂接受了中国亘古未有的现代科技的启蒙和洗礼。因了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他有机会来到日本更深切地充分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鲁迅在南京学习过地质学、矿物学，具有这两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他的知识结构使他地质、矿物领域的译介成为可能。过往行为的惯性以及留日前期入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预期使他译介地质学、矿物学文本成为必然。同理，正是有了仙台的生理学和医学的专业训练，才有了1909年的《人生象�》和后来的《药用植物》的翻译。直到1905年，他去仙台学医，仍未摆脱洋务派的核心理念，他学医的目的摆明是学西医，救治“父亲这样的病人”，“战时作军医”。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言壮语之时，他的志愿与洋务派人员并无什么不同。而他翻译众多的地质矿产的科技文本更可视为洋务运动的开矿设厂、实业兴世的运动的一个部分。《中国矿产志》为清政府有关官方部分接纳和激赏亦可作旁证。清政府农工商部通饬各省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批准此书为中学堂参考书。
鲁迅借科技文本译介科技救国、实业兴世的用心在《中国地质略论》的“穿靴”的结论的最后一节有着集中的表现：
……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而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素之机绝。乡人相见，可以理喻，非若异族，横目为仇，则民变之祸弭。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恨恨以思，奋袂而起者矣。……[12]。
当然，我们并不因为鲁迅译过科技文本而硬生生地将他归为洋务派的一员，但留日前期他受过洋务运动思潮的熏染和影响不容否定，而且，并没有因此降低鲁迅的伟大，反而把鲁迅放置在较低的历史平台更可以见出鲁迅后来历史性的飞跃。此外，留日前期鲁迅的思想尚未成熟，呈现四方汲取、杂合矛盾的状貌。除了洋务派思潮的浸渍外，鲁迅还受到处于高潮的维新思潮以及正在冒头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鲁迅同期的文学文本的译介更多地反映了维新思潮的影响，而民族主义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或者在此期间亦已冒头，后来全面体现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鲁迅决绝地与洋务思潮说再见，要等到1908年前后,具体体现在《破恶声论》和《文化偏至论》这两篇论文中。
（四）
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编译值得关注的另一面，是他相对雅洁的古文文体和他的传世的用心。除了当时的文化风习和个人的知识背景外，鲁迅在这两个方面都受了严复的影响。
鲁迅在南京期间和留日前期是相当佩服严复的翻译的。他的译文，至少是《天演论》熟悉到能够背诵的程度。在仙台期间，还不时拿出来诵读，而且终其一生都保持了对严复的敬重。译者鲁迅受过严复的翻译的影响，学界不会有异议。但具体影响鲁迅哪些译作，在何种层面有严复翻译影响的痕迹，却一直语焉不详。对于严复的翻译的影响，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明确提到：“但我的文章里，也有受着严又陵的影响，例如‘涅伏’，就是‘神经’的腊丁语的音译……”。这里的“文章”应专指《说�》，因为“涅伏”即用于《说�》。虽然如此，个别语汇的借用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我们认为，严复对鲁迅的影响，绝不仅限于个别字汇的借用，它最系统、最连贯地体现在鲁迅早期科技文本的翻译文体中，即雅洁的古文文体和古文义法之中。细读鲁迅的科技翻译文体，再将它们与《天演论》对比，不难发现它们，尤其是鲁迅编写的部分，同是“载飞载鸣，伸夭作态，有“时文气”，起承转合更是基本符合“古文家义法”。与受到“新民体”影响的《斯巴达之魂》的杂合文体相比，《说�》等科技文本的造句用词相当克制而且文体统一于雅洁的文风，通篇丝毫没有东扯西拉的杂合的文体痕迹。我们先文已对《说�》的导言和结语作过文本细读，在此不赘。更值得关注的是，雅洁的古文文体是译者个人主动的文体追求。前引《中国矿产志・例言》中声明“祈于尔雅”，便是有力的证据。“尔雅”的理念与古文、严复的关联尽人皆知，无庸多说。《集外集・序言》中鲁迅又明确地把《说�》的文体归类为“时文”[13]，译者个人的文体指认自然很有说服力。
严复译《天演论》是给饱读诗书的士子阅读的，他的预期的读者排除了晚清之际正在大量涌现的粗通文墨的市民读者群。严译《天演论》，尤其是后来愈发古雅的译文在觉世、传世之间更多偏向于传世。对梁任公的觉世、传世之辨，我们认为不应作对立的二元区分，而是不同译者各有侧重，或同一译者不同文类偏重某一端。觉世并不意味着排斥因而不能传世，而传世亦不应理解为只供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亦可有助于开启民智。传世亦应作较宽泛的阐析，除了传诸后世之外，还供当世的卓特之士阅读鉴赏。鲁迅借翻译传世的用心或多或少受过严复的影响，彰显于其早期的科技文本的翻译文体之中。在后来的《域外小说集・序》中更是明确了预期读者为“卓特”之士[14]，传世的用心跃然纸上。
在留日前期的鲁迅看来，他翻译的地质、矿物、物理的科学文献内容本身足以传世，而他的翻译文体的选择必须落实他传世的用心。“瓶”“酒”相配，才能达到目的。因此，在同期翻译文学文本中采用文白杂合浅近文言或以觉世以至娱世的同时，在他本人更看重的科技文本的翻译中，他采用了更有社会声望、更可能传诸后世的雅洁的古文。
对晚清至五四翻译文体中传统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嬗变进行考察，很容易勾勒出这样一个演化线索：文言＝＞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白话。这个线索的勾勒自身隐合了一个价值判断――文言过时落后，白话进行先进，而文白夹杂介于二者之间，虽不及白话优等但作为过渡形态优越于文言。在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同人刘半农、钱玄同等清算严林的翻译，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翻译话语的历史观。自从那时起，这个线索和结论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公理，很少有人对这个立论基础提出质疑，甚至在不提及这个逻辑起点的情况下，径直进入讨论阶段。据这个线性进化论演化线索，鲁迅留目期间在五四之前的翻译文体的话语策略的线索是1903-1908，话语“双轨制”，科技文本的翻译用文言，文学文本用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1908年至1917年，文学文本、科技文本以及著作论文为古朴的文言，译者和著者鲁迅在话语实践上似乎不进反退，民元之后，几乎是逆着历史潮流而动了。实际上，诸多对《域外小说集》的评论几乎都惋惜鲁迅在众多突破之余，在话语形态上栽了跟头，并把《域外小说集》的商业上的失败归咎于古朴的文字，对鲁迅的雅洁古文未能作同情的批评。这是十分可惜的。
倒是有一位域外的论者对晚清文言与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或旧白话）的隐含的价值判断提出了质疑，在讨论凡尔纳的《海底旅行》的汉译时，他说道：
就译文文体而言，可以假设使用文言是因为鉴于文言的社会地位，译者行文时也格外认真，虽然少不免放言高论一番，又或者循例加插几段描写，但限于文体，至少亦能适可而止。但白话文（指旧体白话文――引者注）却不同，由于白话文脱胎于传统小说，而传统小说的特点正在于能让说书人在本事以外添枝加叶，或原原本本向读者交待故事情节如何铺排，或在表明说书人在控制大局，因此无形中鼓励译者对原著加以借题目发挥，不无道理，《海底旅行》一书第一节中叙述者插手最显眼的地方，就采用了中国旧白话文写法，称读者为‘看官’，交待欧露世（Arronax）如何遭遇海难，又花了五行笔墨向读者保证主角定能安然无恙完成使命。译文一旦以白话文挂帅，离题之处就难免多起来了。[15]
这位论者从文言和旧白话的社会地位以及旧白话文学上的渊源入手谈论话语形态对译文内容的制控，突破了文言白话历时演化和优劣之辨的框架，颇有新意，得出的结论出人意外，细细思量又在情理之中。他的结论还可以从晚清民初的文言与浅近文言文本对原著的忠实度考察中得到实证的支持。值得修正的只是晚清民初的译文中纯粹的旧白话并不多见，倒是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更多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论者在解构了几成常识的文言、白话的价值评判标准之后，又建构了一套新的价值标准----把原来的标准颠倒了个。
这位论者尚未论及文言与浅近文言本身并无优劣高低之分，重要的是，上文已述及晚清民初操控译者文言与浅近文言的不同的用心。译者操持浅近文言大多意在觉世，借翻译开启民智。晚清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大多采用文白夹杂的浅近文言正是译者的有意的话语选择，梁任公、鲁迅等译者都有明白的论述。以觉世为目的又必然伴有娱世的一面，借插科打诨的文字、离奇曲折的情节、夸张失真的语气，“被优孟之服”才能向广大读者推销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科技知识。译者操控文言则旨在传世，预设的读者群为今世之少数的卓特之士和后世的可遇不可求的知音，自然应当“峨冠博带”，一本正经，而当世读者的多少并不在考虑之列。
On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Texts
Li Ji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Lu Xun’s translation of scientific texts in his early Japanese years hav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Most people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y are frui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ather than translations. By making a detailed analysis of Lu Xun’s scientific text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y are translations based on Western texts. Exposed to influence of the early Reformists, Lu Xun translated them with a view to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China. Lu Xun took care to translate in elegant classical Chinese because he thought his translations would be handed down to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Lu Xun ; translations ; scientific texts ; economic prosperity ; classical style of translation
[①] 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鲁迅年谱》在对《说�》、《中国地质略论》的书写属性上作了含糊其词的处理，用“发表”一笔带过，而对于其他著作、译作大抵标明。可见，编者对它们的性质拿捏不准，作了中性的处理。
[②]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我认为鲁迅留日前期以《说�》为代表的科技文本的翻译方法与同期以《斯巴达之魂》为代表的文学文本的翻译方法并不相同，前者使用的是翻译加编写的编译，而后者使用的是翻译加著述的译述。不同方法的采纳与科技文本的性质不同有关，科技文本因为客观性、专业性强，不容译者过多发挥。而文学文本由于主观性强，给译者留下的发挥空间大。关于鲁迅留日前期的文学文本的翻译及翻译方法会另文专述。
[④] 鲁迅留日前期科技文本的翻译目录：1903年，《中国地质略论》、《说�》、《地质学残稿》；1904年，《物理新诠》；1906年，《中国矿产志》。
[⑤] 唐�《<鲁迅全集补遗续篇>编校后记》，《如果现在他还活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⑥] 周树人《中国矿产志・例言》，《鲁迅佚文全集(上)》，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⑦] 周树人《中国矿产志・例言》，《鲁迅佚文全集(上)》，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⑧] 周树人《中国矿产志・例言》，《鲁迅佚文全集(上)》，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30页。
[⑨] 张锋、姜贵善《关于新发现的鲁迅地质佚文的历史价值的分析考证》，《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8期。
[⑩]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1]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12] 《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13] 《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14] 《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5] [英]卜立德《凡尔纳、科幻小说及其他》，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现代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另参见同书第137�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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