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钱玄同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始末发微
发表时间：2007-11-22阅读次数：764
李振声
（复旦大学 日本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内容摘要：晚年钱玄同参与刘师培遗著的整理和编纂，那份几乎逾越了他身心健康所能承受限度的异乎寻常的投入，实与其对学术、对人生困境的特定理解和体验相关，因而格外耐人寻味。钱玄同对刘师培撰著于特定历史危机时刻的著述所怀有的特殊敬意，有力地左右着他的学术评定准则，同时也提示了一种有别于纯粹学究性学术史模式的学术史撰写的可能。
关键词：钱玄同；刘师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危机时刻的记忆
刘师培，字申叔，曾更名光汉，号左庵，一八八四年出生在江苏仪征一个父子祖孙三代以研治《春秋左氏传》作为家学的考据学者家族里，一九一九年死于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任上[1]，在世仅三十五年，却以精谨渊雅、几无涯际的国学著述为学界所敬重，而其乖舛离奇得简直难以理喻的政治经历，则给世人留下了嗟叹、疵议乃至不齿的话题。十九世纪末起，延及整个二十世纪，是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具有转型性的时代，治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史者大概对此都不会有异议，此期政治、文化、思想和学术的转型频率之急剧，虽不敢说“后不见来者”，但至少是达到了“前不见古人”的程度。一九三○年代的前期，当初曾经跟钱玄同联袂上演过一出著名“双簧戏”，对消除新文学前驱者的寂寞并使新文学名声迅速远播天下与有大力的刘半农，在编就《初期白话诗稿》一书时，即曾感慨地说，自己作为二十年代初替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开山人之一，仅仅十五年之隔，竟已让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文学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大有让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之感慨[2]。尽管政治行迹上的背谬，致使刘师培晚年身世显得颇为寂寞，但在学术上则还是要算幸运的，早年有章太炎的倾心推重，晚年有出长北大的蔡元培、陈独秀的友情关照，得此学术思想重镇的另眼相看，同侪之伦或后生晚辈还不至于把他怎么样。就在他下世后的第十八个年头，依照上述刘半农亲身经历过的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速率来推算，早已被“挤作”过两回“三代以上的古人”，但就在一九三七年的钱玄同眼里，刘氏仍被目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黎明期开过一代风气的十二思想学术巨子之一[3]，亦即相当于库恩所说的那种提供新“范式”者。钱玄同的此番评骘除含有学术思想史评估意义外，其实还别有一番怀抱在心头，这一点详后说明。一九三六年起，《刘申叔先生遗书》由武宁南氏出资铅印陆续出版，全部出齐大概要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八年。为该书的收集整理编排校勘，钱玄同与印校执行人郑裕孚之间书信往返不断，从保存下来的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钱致郑的书函中我们可以看到，对郑付印前特意寄来征询意见的全书校印《后序》，里边所涉及到的自己之于《遗书》著者的关系及评价的一些字句，钱还在有所声辩并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郑并非学界中人，专长似本在金融银行一业（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钱致郑函中，即有“敬审 先生顷已荣膺中央银行协纂之职，不胜忭贺”之语）。这篇署名郑裕孚的《后序》实是请人代笔之作（据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一日钱致郑函中“郭元叔君代拟之尊跋”云云，可以得知代笔人为郭元叔，其人生平事迹尚待考索，但显然是个自视甚高的笔砚生涯的寒士，详下）。清末至于民国，实业家行有余力，雅好斥资收藏古玩或翻印校刻古籍，往往成为一种风气，郑氏不过是此一流风中的一个小小实例罢了。《后序》原稿述及钱氏之于刘师培评价和情感态度的字句，可能远远超出了钱所能认同的限度，以致向来以快言快语、庄谐杂出而闻名的钱氏也不得不为之肃然动容，以一种罕见的较真劲儿声明，刘氏之于自己既非师生也非前辈后学，自己少年时代虽受其影响不小，但对其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末冬作古这一段的“晚年之学”，大多不表同意，主要原因倒不在刘氏晚节有亏，实在是因为其思想的守旧拖累了他的国学见解和研究方法之故，并明确表示，自己“对于申叔实不愿太�谦”，亦不愿他人代我�谦”。郑氏“呈文”“送检”的时候还特意打了招呼，说“送检”归“送检”，可原作者“多不愿他人改易”（虽不得已而靠鬻文为生，但脾性中却不乏因穷途潦倒而加倍反弹出的旧文人的孤傲自负），言下之意无非是要钱玄同手下留个情面，草草放行则个，却不料钱这次偏偏格外讲究原则，较起真来，哪还顾得了这些个小九九，钱还振振有词地找出理由来“开导”郑氏，说此文既已挂在你的名下，那也就跟“郭君”无涉，用不着再去看他的脸色了（“此文本系先生之跋……因并非郭君出名，不算改他的文章”）。从后来正式刊印在《遗书》卷末，署明“民国廿七年六月桂林郑裕孚谨序时年五十有七”字样的《后序》来看，似已找不大到钱玄同“不愿他人代我�谦”的字句痕迹，显然钱玄同最终说服了郑氏，或者说郑氏最终还是很尊重钱的较真的。《刘申叔先生遗书》辑存刘氏已刊和未刊的著作凡七十四种：有关论及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及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读书记五种，诗文集四种，教科书六种，全六帙，共七十四册。尽管有关刘氏无政府主义的著述《遗书》多有失收，而收入《遗书》的《王船山史记申议》一文原本出自章士钊手笔，属误收，类似的遗漏和误植一定还有不少[4]，并且已收论著的原刊错讹多未校正，而新出的排校又有舛误，诸如此类的问题也还相当的多，但迄今为止，这个版本仍不失为搜罗刘氏遗著最为齐全的一个版本，无论是刘师培在世时曾经上梓刊行过，如今早已成了绝版的论著，还是后来归家人亲族收藏或转辗于好友学生之手的手稿，历时八十余载而不至遗落散佚，此版之功实不可没。台湾大新书局一九六五年版四大册《刘申叔先生遗书》和江苏古籍一九九七版的两大册《刘申叔先生遗书》，便都是这部武宁南氏铅印版的现成影印。从书目上可以查到的近年北京中央党校版的四册《刘师培全集》，因未睹原物，实不知究系何方人氏编辑整理，又较武宁南氏版究竟“全”在哪些地方？如果我们信从近代思想史家朱维铮先生为三联一九九八版《刘师培辛亥革命前文选》所撰“导言”里的说法：“目前还缺乏重新辑校出版刘师培‘全集’的条件”，那么大致可以推定这部党校版“全集”所号称的“全”，恐怕多半也是出于书商生意眼里的考虑，大概当不得真的。
武宁南氏铅印版《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印出资人为南桂馨，字佩兰，山西武宁人，清末留学日本，曾参与刘师培、张继、章太炎等筹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成为骨干成员，与章、刘、张等人当有过非同一般的情谊。不妨稍引前揭署名郑裕孚的《遗书٠后序》，以略见刘师培与南桂馨两人交谊之一斑：
予夙仰仪征刘申叔先生传其家四世经学，博极古今，冠伦轶群；及侍宁武南公佩兰于官次，益闻其身世之详。申叔与南公交最笃；曩同游学东瀛，相得欢甚；鼎革后由蜀来晋主公家，公奉之若骨肉，申叔亦以兄事公；后客京师，诧傺而卒，公首以兼金赙之，始得成丧……
郑后序所述南氏东瀛游学时期与刘师培交往最笃云云，虽非出于亲睹，应是得自南氏的事后追叙，但大致是可信的[5]。辛亥革命发生，刘师培投靠的清朝封疆大吏端方在入川途中被部下杀死，刘侥幸脱走，一时落魄潦倒，由谢无量延请为谢所主持的成都国学院教席，以与廖季平“角力”，不久即到山西任阎锡山的高等顾问。郑后序说刘“鼎革后由蜀来晋主公家”，《遗书》附收的南桂馨序中也有“曩来太原实主余家”的说法，似乎入聘阎府之前，刘有过一个过渡，他先是息影在无政府主义时代的挚友南氏家中，这段息影似乎带点“待价而沽”的意思，他的入聘阎府便是息影南宅的一个结果，其中当然少不了此时颇得阎锡山青睐的南氏的一番引荐。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钱玄同致郑裕孚书札中叙及，“去年阴历除夕，曾由徐森玉兄约请南公与弟小饮于香积园素菜饭（引按，“饭”，疑为“馆”），弟与南公面谈两小时，承彼告我关于刘氏夫妇至山西事甚详。”钱玄同本来是准备将这段从当事人那里闻之甚详的、民国初年刘获南氏保护之事，“拟叙述于拙序之中”，但查《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附录的钱序，里边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述，不知因为什么给耽搁了，致使我们本来有可能与闻其详的一段往事最终失之交臂，这是很可惜的[6]。刘息影南宅及入聘阎府期间，南对刘视同骨肉，刘则把南当作兄长，这些都是在郑氏眼皮下发生的事，大致可信，而南的年岁似在刘之上，南的忠厚心宅，他对刘学问和才气的极为敬重，在刘失意时的慷慨相助，刘下世时的承揽丧事费用，及多年之后依然不忘发愿斥资为刘收集刊行遗著诸事上，都有充份的流露。南序称自己“交申叔于弱冠之年”，并称“及其殁也，蒙以身后之事相托”，情谊当然是很深的，而南氏对这份情谊也确实有充分的珍重和承当。恪尽朋友之道，在人人自顾尚且不暇，信奉“仇必仇到底”哲学（见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而疏于人际伦常的二十世纪中国，只会越来越难觅其行迹。难怪就连刘师培东京无政府主义时代的知交张继也要这样感叹：
窃叹古今缀学之士，往往殚精著述，勤劬毕生，既无力自刊其书，殁又无朋友故旧为之收拾遗稿，坐使鸿篇钜制埋没尘蠹者，何可胜道！今南君之于申叔，独能斥钜金为刊行遗书，信可谓不负死友，而申叔卒赖此以传焉，抑幸也。
“独能”一词，颇能透出为友之道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随风雨飘摇世道遽变而急剧变异的个中消息。刘师培还是幸运的，有南桂馨这样的朋友，实在抵消去了身后许多寂寞。如果说前引郑序中有关刘南二氏游学东瀛时交情“最笃”的说法，尚属柏拉图所谓跟真理隔了两层的真理，未必可靠，那么说南桂馨与晚年刘师培及下世后的刘师培情谊“最笃”，则不再只是常见之于文人间的一种习惯性修辞行为了。编集刘氏遗书时，南氏也已离开太原卜居故都。郑氏后序说他其时正“优游文史，独居深念，每以国学废坠为忧，申叔经学名家，宜有不可没者，故慨倾囊橐，类掬其生平遗著萃为一编，将上以蝉嫣乎古作而下启夫后学者之径涂”，似乎此举颇有忧虑于世道学风，决计有所抗衡并对之作出矫正的考虑，我倒宁可相信这不过是一种“外加的复杂”。《遗书》附收的南桂馨序文，一上来便声明自己不是一个可以讲得清楚刘申叔学术的合适人选，这说的可能是实情，在保存下来的刘的文字中，也没有可以证实两人的结交是纯粹出于学问上的原因，但让人颇感蹊跷的是，此序于两人早年结谊东京一事语焉不详，而对声称没有自信能梳理清楚的刘在整个清末学术渊流中及扬州学派中的学术位置，则独得其详，娓娓道来，梳理得有板有眼，我在初读这则序文时便直觉到，如果不出意外，此序与前引郑裕孚后序一样，十有八九也是出于他人代拟，后来翻检钱玄同致郑裕孚书函，这一直觉立即得到了证实。一九三七年四二日钱的信函中，即有“并郭元叔君代南公所撰刘书之序文”及“郭公代南公所撰序文中未曾语及鄙人，其实亦无妨碍，乃承 见爱，函请郭君加入，甚感厚意”诸语。郭姓代笔人对南氏之所以能为刘师培恪尽为友之道，盖种因于当年肝胆相照，同为同盟会成员，并一同服膺于无政府主义学说的东京游学时代一事，似乎一无所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好略之于无，而看来他对刘师培的学术承传自信知之颇详，则不妨在这片空间里驰骋腾挪，做足文章。再重复一遍，南氏出资刊行刘师培遗著，动机不至于会像同出于郭君手笔的郑氏后序所说的那么复杂，在南氏的国学造诣和他对国学的留意程度一时还找不到其他实证材料的情况下，我宁可相信他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建立在东京无政府主义时代纯朴信念之上的朋友之道的守持，也即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钱玄同致郑裕孚函中所说及的“仗义”二字。
三联一九九八版《刘师培辛亥革命前文选》朱维铮的“导言”，是同作者为复旦大学出版社一九九○版《刘师培论学论政》所写序文的增删，增删的幅度颇大，纠正了一些陈陈相因的旧说，加入了不少新的考订，对刘师培一生行述和思想学术，有较前序更为浃心贵当的描述和评点，脚注尤其详尽，整个文章显得开阖自如而又机锋内藏，在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往往点到为止，引而不发却又意味深长，若非对近代文化思想史有深湛研治的功力，恐怕是无法做得到的，故对刘师培思想学术的研读者说来，实为不可多得的指点门径的好文字。但大体信实可诵，并不等于没有可容再议的地方。如第八节中“自从钱玄同主编的《刘申叔先生遗书》，于一九三六年由宁武南氏铅印出版以后，海内外关于刘师培的研究，都以它为基本史料”一段，不明就里的人恐怕很容易会误以为此书一九三六年即已出版完事，而实际上，如上已述，《遗书》只是三六年开始陆续印行，全书出完则要等到两年之后的三八年。另外“主编”一说也有待疏解。按，此说既不见诸现存《遗书》的版权页，也不见各家序跋中有所提及，恐怕也不会是出资襄助人南桂馨或实际印校执行人郑裕孚的任命或拜请，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出自时隔差不多七十年的后人朱维铮先生的追认。至于费心钩沉流散各处的刘氏著述，加以比勘考订部勒归类，写出一篇篇校订记，直至撰就《遗书总目》，修订《左庵年表》和《左庵著述系年》，至于刊在《遗书》卷首卷末的八篇序跋中，最贴心贴肺也是最见份量的，同样也得归属钱玄同的一篇，因而说《遗书》编纂钱玄同出力最多，确是不争的事实。朱维铮先生目钱为“主编”，也可以说并非无据。但整个实际情况仍然需要费点口舌细加说明，什么是事后的追认，什么是当时的实情，免得缠夹不清。《遗书》的印行费时三年，而论著收集整理的启动工作还得前推几年，整个过程头绪之众多，程度不一襄助其成的人员的纷繁，其中的种种甘苦得失，自然是自始至终“允执其中”的执事人郑裕孚心里最清楚不过：
民国廿二年癸酉五月四日，裕孚奉简命典试绥远来故都，拟撰《归绥县志》，适南公议刊申叔遗书， 综搜校之役；裕孚不学，重�见闻，兢兢惧弗克任，乃从友人张君次溪，征稿于伦君哲如，得如干（引按：即若干。下同）种；赵君斐云亦次以稿；至张君重威者，申叔弟子也，与予旧相识，予征稿于重威；时申叔之弟容季旅于津，重威征诸容季，容季索诸次羽，次羽，申叔犹子也，乃尽出所藏稿，悉以畀予；而陈君�玄、蒙君文通亦俱以稿见赍；先后共得如干种。裕孚犹以为未备也，爰就北平图书馆录其佚篇，并走书肆购求零种，所得又如干卷；虽未云备，要之十盖八九具已。经始于甲戌，阅五载而迄工，都七十有四种。兹书之成，赖诸君辐凑并力，而尤以吴兴钱公玄同商榷之功为最多。钱公，夙重申叔之学者也，尝谓少读申叔作，既心仪其人，及晤于东京客邸，而益慕与之友，故于此编肇纂伊始，欢然愿助其成；佚稿之旁搜，总目之编次，胥繇公力疾任之；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返，必得当而后已。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遗书》编印完成端“赖诸君辐凑并力”，“诸君”计有张次溪、伦哲如、赵万里、张重威、刘师颖（容季）、刘葆楹（次羽）、陈钟凡、蒙文通、钱玄同等人，他们有的是刘的至亲，有的是刘的门生，有的则风谊兼于师友之间。钱玄同虽曾郑重声明自己跟刘师培并非师生只是朋友，但既然钱终身师事章太炎，而太炎先生又视刘为同辈畏友，所以若认真排起辈份来，钱在刘的面前，还是得排在后学一辈的位置上，这一点事实上也可以在钱玄同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致郑裕孚书函中得到证实：“叔雅与申叔固为师弟，而弟与申叔亦谊间师友，以年而论为友（彼长我于三岁），以学为论，则实堪为我之师也。”。郑氏后序还在未及引述的地方提到了学界名宿老辈柯劭�和王树�对郑的勉励有加。此外也有重大遗漏，即竟无一言提及刘文典。刘文典是刘师培有数的几个学问最好也是感念师恩最为厚重的门生之一，刘师培的灵柩即由刘文典送归千里之外的仪征老家的。从现存的钱玄同致郑裕孚手札来看，刘文典对《遗书》的编纂也是参与了重要意见的（详后）。故而漏去别的名字也许还说得过去，漏掉刘文典则说不过去。钱玄同则自始至终与身其役，并且是最全身心投入的一个。据《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集整理出版者言，为钱氏后人所藏的装裱成册页的“钱疑古手札”六册，所收均为钱玄同就校辑编印《刘申叔先生遗书》一事写给全书校印执事人郑裕孚的手札，共七十通，起始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最后一封的日期为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阅时差不多四载。这七十通手札恐怕还不会是当年钱玄同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与执事人郑裕孚的全部通信，因为全是关涉具体事务商讨交涉的，几乎没有语涉寒暄或虚与逶迤的。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一札是现存这批书函中最早的一通：
友渔先生大鉴：
兹送上《中国民约精义》一册，《雅言》（第一、四、六、七、八、九、十期）七册（第二、三、五期中查无刘文不送上），并附《雅言》中刘文八篇目录一纸，请即照此目录发可也。此目录系在《雅言》第一至第十期中检录者，其中有几篇又见于他种杂志，但恐文句或有异同，或虽无异同而他处或有误字可藉以校正者。故鄙意似可请 尊处一律抄出，或与他种杂志上所载校勘，均可得参考之益，请 大裁酌夺为荷。
《国粹学报》中， 尊印之目录中，尚缺四十余篇，弟因日前曾经记出，本拟即行抄奉，因此时即须上课以致无暇，日内当即录奉也。手此，敬请
大安
弟钱玄同顿首
廿三，三，十九。
即已不见任何客套痕迹。若不是相交相知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恐怕是做不到的。很可能除了无意的散佚，这些书札已是经过了某种挑拣之后保存下来的，这里边既有可能是收信人郑重挑选后返回发信人或其家人保存的，也有可能是发信人及其后人将璧归的书札作过若干删汰，留下了在他们看来值得存留的，两种可能都符合情理。传统中国文人擅长以书札论学或干脆视同著述，但现存的这七十通书札，书写目的明显不在这里。由于书札送达的对象并非学界中人，故考镜渊流辨章学术之类的学问性切磋，便得让位于事无巨细，在在须得落到实处的实用性事务方面的斟酌榷商。此外，这些书札既是为实用目的而不是为著述发表而写，无形之中也可能免去不少矜持矫情的成份，比通常文字较多地保留下钱玄同为人性情和思想学问上天然天真的一面，从而成为后人颇可采获的信实史料。如上所引，这些书札都是就有关刘氏已刊未刊著述搜寻，版本甄别，大至确定体例，小至全书封面总名及各书封面名该请谁人题写，一一加以筹谋，提供建议。已刊著书有过哪些刻本，稿本和抄本又有哪些前后异同，尽自己所知、所藏和所能悉心提供，有多种还是钱玄同逛厂甸书铺书摊陆续搜寻得来的，而力有未逮，则谁人经见，现藏何人之手，该向谁人询问，再设法代询，或提供线索。这里不妨摘引一九三四年三月三十日的一札，以略见一斑：
友渔先生阁下：
旬日来两奉 手教，并承 假观刘著各教科书抄本一函（计六本），又赐还《中国民约精义》一册，均照收不误。上星期内，弟适因事忙，各事搁起，故致稽答。甚罪，甚罪。承询各节，奉答如下：
一、总目似以宜专著列前，《左庵集》及外集、骈文、诗等列后。
二、专著之次序，日前因事冗尚未编排，日内当一排。（先尽尊处印目排之，将来如续有所得，当再按其性质加入某处。好在总目编定当在最后全书杀青之时，现在暂排者不必作为定目，将来再加以最后所印之总目为定本可也。）排就当再送上，请察核也。
三、《左庵集》弟所见者，亦只有张伯英重刻本，其原刻本，弟从未见过。阅赵万里之目，彼似曾见之，不知彼有此书否，请一询之，如何？（刘公自己所刻之书无一佳者，但看左庵杂着及《攘书》等可知。张伯英刻本虽不见佳，似亦不致更劣于原本。故鄙意若原本不可得，即照张本排印亦无碍。）
四、嘱弟题《刘申叔先生遗书》书签，此事固当遵命。惟鄙意此书目总目之书签，一如《王忠悫公遗书》之式，似较适用。不审 先生及南先生以为然否？如以为然，鄙意总名封面最后似宜请蔡孑民（元培）先生写之，而各书封面及书签，弟可全任之，或请数人分写，而弟亦写一部份，如何办法，均情 大裁酌夺赐复为荷。如要请蔡先生写《遗书》封面，弟当去信托之。申叔在时，因其前后主义之违异，有许多人对彼不满，不但同盟会、国民党一方面，即旧派诸老亦对他不满。故此次征稿等事，有一部份人处，弟均不敢往询，惟蔡先生与申叔可谓全始全终。自癸卯至己未十七年间，对申叔终无恶意及非议者，惟蔡公也。其人现在之地位甚高，请其题字（或再请其撰序），似均与申叔《遗书》有益。故弟献此议，乞 先生与南先生酌定。
五、各种教科书弟均看过，均多于弟所有者，惟地理一种有第二册，弟因适缺此一种（连第一册也无之），故不能断定是否确有第二册，幸再细访之。好在此类皆是一本一本付印，即使最后觅得补印，亦不为迟。惟《伦理》、《历史》、《经学》三种均一二册，而尊抄所订或两册合一，或一册分二，在印时应还其本来面目，不以篇幅多寡分册（《文学》止一册，《地理》尚是悬案，暂不论）。日前叔雅说教科书宜一仍原样，弟亦以为然，惟首行之后应加“仪征刘师培申叔”一行耳（原署“光汉”及“师培”之异，自应各仍其旧。此教科书原本末页－－即版权所有之一页，系署“师培”之名。又《左庵集》署“扬子”，今宜改用“仪征”）。此外，弟日前奉告《国粹》学报中之文，尊抄尚缺三十余篇，颇疑 先生所赐之《国粹》学报非全璧，故其中尊目已列之篇亦恐有中缺之处，拟请将 尊处已剪贴之《国粹》报刘文全部，均交弟一查。如某篇中有缺少，弟当一一记出奉告，而所缺三十余篇，亦当将弟所有者借奉 尊处付抄也。又，《群经讲义总录》二册如未付印，乞先借我一阅，因欲知其为何时之著作。《中国民族志》如伦先生送还，亦乞惠借一读。又，伦先生日前说彼处有《民报》全份，亦乞便中代弟一借，弟当捡出其中申叔之文也（彼时弟与申叔同在东京，何文为彼所作，弟能知之）。
即便如此，郑氏后叙也只是说钱玄同在诸君中“商榷之功为最多”，至于“遇有滞疑，辄与予书疏往返，必得当而后已”，也只是道及了钱对编集刘著一事的重视和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的精谨程度，但凡事还得经由郑氏之手或至少是得到郑的认可方能落到实处，这里面不难看出一层主从的间隔，谁主谁从，自不待言。所以，要么不提“主编”二字，要提的话，后缀以郑裕孚倒显得顺理成章，至少在郑氏自己看来可以当仁不让。钱玄同对自己在整个《遗书》编纂过程中的位置也不是一无估衡，此信中的“排就当再送上请察核”，“故弟献此议，乞 先生及南先生酌定”云云，及前揭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致郑函中“弟幸获在顾问之列”等语，均表明钱自己也从未心存过“主编”之想。写于编纂后期，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的信中，提到钱特意要黎锦熙改去所撰序文原稿末尾数语一事，说得更是明白：“上次黎公序中末数语有‘钱君董其成’之语，弟以为过当，故二次送校时，曾请其修改数语，说明弟仅仅在报章上搜集几篇遗稿，并尽编目之劳而已。”看来，大半个世纪之前的钱玄同还不至于拥有像今人这样百般计较和郁然勃发得难以自控的名分欲望，他只是一心一意在做着一件自己觉得值得一做的事，主编不主编（或黎锦熙所谓“董其成”）的名分，他并不在乎，甚至是有意识地敬谢不敏，这也正是五四前辈为我们所不可及的地方。
钱玄同跟郑裕孚原来似乎并无交往，跟南桂馨，东京游学时代打过照面，但也没有留下印象，前引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致郑裕孚信中，记赴徐森玉招饮与南面谈一事中即曾谈到：“南公本系老同盟会，彼在东京时于弟差不多同时，惟前此虽曾在《民报》社见过数次，而未曾交谈，此次谈及东京革命党情形，弟有知有不知，闻之极感兴趣。”钱对《遗书》编纂的与有大力，是得到了第三人的居间引介，这穿针引线人便是黎锦熙（劭西），《遗书》钱序的最后部份对此有所交代。黎跟南、郑本来也不认识，只因南、郑前去洽谈的承印代销《遗书》的书局，黎正好是股东之一，黎从书局老板那儿闻知此事，一面通告并敦请好友钱玄同出来襄助其成，一面找到主事者，力陈此书编校要做得不留遗憾，非借重于钱玄同之力不可，并向其陈述钱是最佳人选的几种理由。收在《遗书》里的黎序追述此事颇详：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一夕，友人岳阳吴晓芝先生（润德）介桂林郑友渔先生（裕孚）来余家，言宁武南佩兰先生（桂馨）者，刘君旧友也，●资为刊印其遗书，搜辑校勘，则委郑君，承印代销，吴君主之；时吴君经理和济印刷局事，与立达书局联为一公司，而余亦其股东董事之一也。余遂告郑君：印销事不难，惟搜校欲无遗误不易；刘君弟子余知三人，惟合肥刘叔雅先生（文典）在北平，因函介郑君访之。虽然，弟子之于师，不若友之于友也，盖为人结集著述，第一义在存真，不宜因有所讳而芟饰，有所主而偏重，此必其相与久而相知深，又具通识、博闻见，而不阿所好者乃能任之，因以告余友吴兴钱疑古先生（玄同），钱君欣然，愿与斯役；自是郑君随时与之商榷，而穷搜报志，广征遗文，精校异同，顺次时序，悉存其真，则钱君之力为多也。
“刘君弟子余知三人”中的三人之一自然是刘文典，黎序本已道及，另一人为陈钟凡，也是学界尽知，那么还有一人指谁？是指蒙文通呢还是指黄侃，那就不得而知了。替下世的故人结集著述，在不阿所好的朋友和心存私淑的弟子之间，究竟谁更胜任，如果要作出选择，黎以为毫无疑问，应该倚重的是前者，理由是，在以“存真”作为第一义，即信守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立场上，前者有可能比后者做得好些。事实上，后来在涉及到诸如《攘书》等刘师培早年文字是收存还是删汰的定夺上，钱玄同即与刘文典意见严重相左，钱主收而刘有所顾忌，但由于从编纂的一开始郑裕孚即已采纳了黎锦熙这一不失为明智的先见，再加上钱玄同颇动感情的反复陈说利害得失，最终使得《遗书》的编纂基本上收住了以“存真”为第一义这根底线。
在黎后来所撰的《钱玄同先生传》中，对钱玄同在刘氏《遗书》编校刊行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估定，似乎又恢复了上序未作改动前的原稿的说法：
到民国廿三（引按，即一九三四年），有南桂馨先生发起编印他的老友刘申叔师培先生的遗书，和我接洽，我急报告钱先生请其参加搜辑，他慨允，岂料后来竟是钱先生给他一手编成的！因为除《国粹学报》、《左庵文集》等直接向仪征刘家征得的遗稿之外，大部份都是钱先生旧存与逛厂甸陆续得来的材料。
“一手编成”云云，和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钱玄同致郑裕孚书函中提到的前引黎序初稿中的“钱君董其成”一语，语义完全吻合，但前者终因当事人钱玄同的力阻，黎不忍拂逆老友的意愿，故该序正式收录在《遗书》时，“钱君董其成”一语便没有重新露面，但显然黎对老友力劝自己删去此语是很不情愿的，好在如今老友已经作古，也就不存在当面违碍他意愿的问题，所以便又把它恢复成了原来的说法。
钱玄同跟黎锦熙之间，照《遗书》钱序中“黎君者，余近廿年审订国语及商量旧学之同志也”的说法，情谊之深，有非常人所能比拟者。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对这层关系则颇有微辞。《积微翁回忆录》[7]一九三九年廿一日条，记钱氏去世消息，并忆及往事，即有所评骘：
玄同天资明敏，读书努力，于音韵之学有心得。卢沟桥事变后，以养病居北平，倭人求之，终不出。周作人为其友，钱稻孙为其侄，皆已附逆。玄同独不受污，志节皎然，尤为可敬。然玄同一生大病在于好利，其于友黎锦熙狎昵，彼之友人无不非之，而玄同不顾者，以利耳。记十余年前，玄同任教清华，一日与余及张怡孙（熙）三人同车入城，车中玄同谓余云：“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邵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怡孙后相见，语及此事，云：“此公与君疏而与黎亲，但其胸中何尝不明白。”余谓此可见玄同为人之矛盾，亦可见玄同为人之天真也。
按，杨称因病蜇居北平的晚年钱玄同，在周作人、钱稻孙俱已附逆之时“独不受污”云云，与史实略有出入，后文将有所述及，这里不赘。所记车上交谈之语，因涉及近代湖南学风世风特征，也须略加说明。湖湘一带，土地刚强，民性倔强，欧化东渐以来的百年历史，尤多以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未倒的卓异之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举不胜举；学术上，湘学主通经致用，往往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故与乾嘉诸儒以小学音韵训诂入手治经者，取径有所不同。杨树达承清代朴学传统，专精小学，多从语源溯字义之始，陈寅恪给他的回信中即有“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为第一人”之语（《积微翁回忆录》一九四○年八月十二日条），所以钱玄同对他会有“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的评语。其实这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共识。《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条，也记述有张孟劬的类近说法：“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源）不免芜杂，王益吾（先谦）未能尽除乡气。两君（引按：指杨树达与余嘉锡）造诣之美，不类湘学。”至于钱玄同讲杨树达“做人完全湖南风度”，则大致是针对近代湘人因自信其抱负卓异而容易流露出侍才傲物的自负所说的，我们读《积微翁回忆录》，即不难体会到这一点。在钱看来，黎正好相反，待人接物颇为谦谨随和，而治学则似嫌精谨不足。杨跟黎虽是湖南同乡，但对黎却独多不屑。《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八日条：“得孙楷弟书，言近受刘半农（复）课。谈及文法学，刘言，近来研究中国文法者，当以杨某为第一。黎某之语文法，则殊难索解云。”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条：“黎锦熙送所著文法书来，略一翻阅，引《史记•项羽记》‘项羽则夜驰之沛公军’乃将‘军’字删去。昔年师范大学入学考试，渠以此为题，曾弄出一笑柄，至今不改，真不可思议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条：“其（指黎）要点为己身毫无实力，专结钱玄同以自重云云。此点为京教育界人皆知之事实，非苛论也。”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条：“教育部聘教授名单发表，余与焉。此前陈寅恪、吴宓、吴有训、庄前鼎，皆清华同事；周鲠生、杨瑞六、梁希皆一高同学也。曾星笠落选而黎锦熙得之，其为不公昭昭然矣。”看似纯属个人之间的结怨，但根子还是出在学术取径上的不同。杨对钱玄同的音韵学造诣还是真心佩服的，尤其敬重钱的皎然志节。另据杨《回忆录》一九二一年二月条，可知钱玄同之于早年杨树达还有过引荐提携之谊：“以钱玄同之介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法教员。编撰讲义《高等国文法》实始于此。”这部《高等国文法》是杨有声于国内学界及引起国际汉学界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杨的感铭应该是很深的。但因为钱玄同与自己怎么也看不入眼的黎锦熙交往甚密（“狎昵”），杨颇替钱感到惋惜，并因“移情作用”驱动，连带着对钱终不免有“一生大病在于好利”的诟病。《回忆录》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九日所记从孙楷弟那里听来的有关北平师大文学院“腐败不可言”的传闻中，也有类似的品评。“好利”与否，本属见仁见智，主要得看所“好”之“利”是否来得正当，其余不必费辞。我现在只是想弄清楚，因黎锦熙推举，钱玄同参与了《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的整个过程，那么这一参与是否也包含有某种程度的“利益驱动”成份？我想应该是包含的，对此不必讳言。钱玄同参与编纂遗书并不是纯粹尽义务的，我们读他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致郑裕孚书札即可大致明白。这通书札是专就郑氏打电话来“为刘书事促弟速办”而有所申辩，钱讲了病状的纠缠，也讲了师大开学诸多杂事，如聘请教员、编排功课及签选课表的牵累，接下来说到：
弟又寒士，不能在料理刘书之外不做一事，因为若不给学校办事，则经济便发生问题也。故先生虽屡次面谕，将他事搁起而专办刘书事，弟殊未能遵命也。
显然，主事人延请钱玄同参与刘师培遗书编纂不是无偿的，否则，如信中所说，郑裕孚曾屡屡要求钱“将他事搁起而专办刘书”，便成了很过份的“不情之请”了，于理于事都说不通。这笔酬款到底有多少，当事人已作了古人，自然无从得知，但显然还远远不足以使钱玄同在解决家累问题上无后顾之忧，否则钱氏也不至于对当事人的建言公然有“抗命”之举了。钱玄同曾把那些好唱高调、好自鸣清高的人斥之为“新宋儒”，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致胡适的信中特意引了谭嗣同这样一段话：“今日又有一种议论，谓圣贤不当计利害。此为自己一身言之，或万无可如何，为一往自靖计，则可云耳。若关四百兆生灵之身家性命，壮于趾而直情径遂，不屑少计利害，是视天下如华山桃林之牛马，听其自生自灭，漠然不回其志，开辟以来无此忍心之圣贤！”以表明自己对这类“忍心”的“圣贤”的不屑和痛疾。钱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编纂是有所取酬的（他确实也是受之无愧），但这至多只是他参与此事的动机之一，既不可能是参与动机之全部，甚至也构不成主要动机。钱虽对“圣贤”之事无所措心，对“圣贤不当计利害”之类的“新宋儒”高调尤其反感，但也并不赞成见利忘义，他对“利”并不躲闪，有清明通脱的理解，绝不矫揉造作，心是而口非，而终其一生，心中又始终有自己的一份守持，我们看他晚年参与《刘申叔先生遗书》编纂一事，便不难明白这一点。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钱玄同撰完《遗书总目》，将刘氏遗著的整个编次过程源源本本交代了一遍，似乎旷日持久紧绷着的身心终于稍稍得以舒松了一下，便又感慨地随手录下了下面的文字：
余自阏逢阉茂国历岁杪至今，患血压高亢及右目昏瞀者两年有半矣，精神遐漂，意思萧戚，笃癃衰废，疒倚在床，役心执笔，皆苦疲惫。关于刘君遗书之编次，仅就记忆所及者略为说明，不能赅备也。
钱玄同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周作人信中就“疒”字解释说：“考《说文》，疒，倚也。人有疾痛，象倚着之形”。钱玄同行文写信，尤其是给熟人好友写信，好用打哑谜似的“今典”，上面的“阏逢阉茂国历”究系何指，在我们外人读来，简直如同天书，幸好他还另外注明了《总目》撰就的日期：
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岁在强圉奋若，七月五日，鲍山疒叟钱玄同编目竟，记于北平寓庐之饼斋。
“强圉奋若七月五日”既为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阏逢阉茂岁杪”则前此两年半，推算起来，当为一九三四年末。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他即因高血压不治下世，距《刘申叔先生遗书》编就仅一年多一点时间。钱玄同晚年蒿目时艰，系心天下，常“满腔孤愤，抑郁难语”（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致胡适信中语）。北平沦陷后，他即恢复了早年民族革命时代的旧名“钱夏”。对一个略知“春秋大义”中“夷夏之大防”的中国人说来，此时恢复旧名的寓意是不言而喻的。困居北平期间，他曾寄语西迁中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同仁，誓言不淤伪命。国事蜩螗，外寇侵凌，本是多年老毛病的高血压症既无从得到有效控制，反而转为加剧。一九三五年驰书门师章太炎先生，内中即有“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之语（《制言》，十六期）。
编纂《刘申叔先生遗书》期间，钱身体时好时坏，始终处在病痛的困扰之下。我们看他那些年写给友人的信里，通报自己身体每况愈下、不胜病疴纠缠的消息，差不多已成为家常便饭。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他就自己允诺过的为《辞通》作序一事致信吴文祺：
十六日晚承枉顾，失迎为歉！贱恙幸渐愈，惟精神甚疲乏，日间常常想睡，颇以为苦。
翌年四月四日再致吴文祺：
贱恙总算渐有起色，惟仍不能做一小时以上之工作，且目疾未愈，行路及写字均受妨碍，殊以为苦。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致魏建功信中，也在为自己因病耽搁，不能及时为魏所请托的、替其所著《古音系研究》一书作序而致歉：
建功我兄：大著《古音系研究》印成已多日，而拙序迄未交卷，可胜惭悚！去年十二月中告 兄，此序决于寒假期内完成之，故欲借阅校样，拟将全书籀绎一过，即行属草。不意 尊处将校样送来之上一日（十二月廿一日），弟即患头目眩晕，息偃在床；然彼时预计，距寒假尚有�月，及期或已痊愈。至本年一月廿二日，忽罹目眚，然尚以为稍稽旬日，或能动笔也。今又将两月矣，目眚未瘳，精神仍惫，伏案不及一小时，辄觉头重，心悸手颤，暂时竟不能用脑。现在只好请 兄见谅，先将大著装成发售，弟病愈，必当补作此序，得于大著再版时补印入册，则幸甚矣。[8]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致周作人信：
弟昨日忽觉左口与右手麻木，至今未愈，殊觉悲哀，意者其半身不遂之序幕欤？
在与郑裕孚的通信中，此类通报更是比比皆是：
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贱恙尚未痊愈，一日工作二小时，便觉神疲欲睡……。”
同年三月二十二日：“不意上星期二（三月十二日），接连做五小时之工作而大惫，当日之晚即失眠，次日（十三）心慌头胀，大为恐怖，深虑左眼再失明，则竟如盲人矣（弟于一月二十日下午，忽觉心慌意乱，莫名其故，睡了两小时，心是定了，但右目忽眚，至今未愈）。”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日：“弟卧病两周，至今未愈，躺下便安适，坐立即觉不舒服，最苦者不能多言，多言即觉血涌头胀，故缄口者旬日矣。”
同年二月二十四日：“头目眩晕，心中怔忡……。”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弟自七月杪患病至今，已阅两月。八月中之病状，先生所亲见也。”
同年十月二十日：“弟近日身子衰弱依然如故。惟此事已做到九成以上，自必努力完成之，请放心为幸。”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日：“惟弟自阳历过年以来，精神较去冬为差，休息时多因伏案十余分钟，即觉头胀面热），故未动笔。……《左庵年表》，打算不做了，因为弟精神不好……。”
按，《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附有《左庵年表》。这就是说，曾经一度准备放弃此表的钱玄同，最终还是忍着病痛把它撰成了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常常是工作超过一小时，身体即会感到不堪承受的状况下，钱玄同却为编校《刘申叔先生遗书》倾注了难以计数的时间和精力。像这样就连生命健康有时尚且可以被他置之度外，你说那几个甚至还不足以化解家累的酬金，又怎么可能系得住他的心呢？那么支撑着他那么用心用力参与刘师培遗著编纂的主要内在动力究竟是什么呢？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作了这样的揣度和描述：
刘（申叔）先生是四代家传治《春秋左氏传》之“古文”经学家，是清末的革命家，又转变为清臣端方的侦探，入民国又为拥袁为帝的六君子之一，正当“五四”运动时没于北大教授任内；是章太炎先生“道不同”的旧交，是黄季刚先生“年相若”的老师，而钱先生这几年病中还如此出力给这位故友编校遗书，就可见他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了。
黎的揣度和描述，显然更多着眼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即“不分门户，不计短长之纯粹的‘文献’精神”，也即可以上追到清代乾嘉诸儒那里的纯正学术冲动，指出这一点不失为有识，显然也是必要的，但还有一层较为内在的心理动机，同样也有待仔细揭示。因为沉疴的纠缠，困蜇在沦陷旧都的晚年钱玄同内心充满了忧患，虽然还有他一向最信服的老友周作人及“年相若”的家侄钱稻孙处可以走动和通信（此二人的附逆和落水，还是他下世之后的事，前引杨树达所记似有所不确），但终究与在艰难卓绝的南渡西迁中承当和维系着文化一脉的诸多同仁有着巨大的空间阻隔，心境毕竟是寂寞的。在山河崩裂民族困厄的时代面前，在时代突然裂开的灾难深渊面前，像钱玄同这样一个性情本来就算不得怎样平和的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不是去加深这裂渊（就像他最信服的老友周作人和他最亲近的“年相若”的侄儿钱稻孙在他下世后不久所做的那样），而是以远远超出身心所能承受限度的负荷量去编校刘师培的遗著。事实上，正是这样的一份工作，搅动起了他对青年时代的记忆，使得那些早已成为他一生中最弥足珍贵的材料，那些昔日往事，都纷纷重新回到了他的心里。如果没有这件工作在支撑着他的内心，我们将不难揣想到，晚年钱玄同的内心生活会是怎样的惨淡和悲凉。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晚年钱玄同会在这件即使在其知己好友（如黎锦熙）眼里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平常意义的工作上，动用和投入了如此不平常的专注和精力的原因之所在。因为这件工作对他说来，实有特殊的意义。他似乎是在藉此确保自己可以自由地并富有尊严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并藉以寻求、清理和保持住自己真实的身份、感情和价值观有所归属。以下的分疏将会证实，我这样说并非意在耸人听闻。
毫无疑问，晚年钱玄同在编纂刘氏遗著上之所以这样尽心尽力，当然与他看重刘氏学术有关。对刘的学问，钱有很高的评价。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致郑裕孚书札中这样写道：
……且如梁任公之保皇、刘申叔之变节，此在二十年前（民国初年），因时代较近，故诋毁者甚众。今则又阅二十年矣，彼二人之所为，早已成为历史上之陈迹，今则知之者已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复萌生，但见其学问之渊深而敬之矣。盖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故申叔之行为，今日已成陈迹，人即知之，亦于彼无甚损益，而其学术文章，则极应表彰，嘉惠后学也。窃谓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
一九三五年三月九日致郑书札中又称“刘君之学，近世所希有”，刊行刘氏遗书，着眼点即在“使世人知刘氏行为虽有可议，而其学决不可因此而埋没”。此札主旨本在告诉郑裕孚，自己打算自告奋勇，前去说动民国革命元老蔡元培、章太炎出面为《遗书》题字作序，以广声气。钱对请出蔡很有信心，而对能否说动自己的老师，口吻之间则颇见犹豫，后来终“因先师与申叔凶终隙末，恐其或有谴呵之语，反失表彰之义，故屡欲去书请求，而迟回审顾，卒未果行”（见一九三六年七月五日钱玄同致蔡元培信）。《遗书》刊行时，只是附录了章氏早年与刘交好时的一组信函。在这组信函里，章对刘是以手足情怀视之的。后来章刘交恶，刘公然投入端方幕府，端方在资州被杀，刘一时也“死生难测”，甫从日本回到沪上的太炎先生“不念旧恶”，自己出面，或与蔡元培联名，通过报纸告示民国军政各级，刘师培国学深湛，身怀绝学，是民国文化建设的“紧缺人才”，故“虽负小疵”，也应手下留情，对他有所愿囿。盖有为文化神州惜此君之意也！[9]后来刘的安然获释，并入讲四川国学院，均与此有关。但当章“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之包藏祸心”（鲁迅语），以致身系囹圄而断不受袁氏挟制，刘则成为袁府上宾，进而列名筹安会，撰就《君政复古论》、《刑礼议》、《立庙论》，替袁氏帝制张目。刘晚年变本加厉的堕志丧行，对章内心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以致直到临终，章不再有一字提及到刘。苏曼殊、黄节、黄侃等章，刘当年共同的故旧去世时，章都送去了挽联，唯独刘下世时，章未置一辞。章自定《年谱》中忆及许多友人，对刘则深讳不言。不仅如此，《苏元瑛纪事》（一九一四）、《黄季刚墓志铭》（一九三四）里，对刘的变节附逆，章还多有斥责。钱玄同的犹豫和最终放弃，实是基于其对门师内心的深知。但终其一生，即便交恶和绝交之后，太炎先生对刘师培的学问也从未有过半句贬辞，则是不争的事实。钱玄同对刘师培学问的推重，比之他的业师，让人有更上层楼之慨。《遗书》钱序一上来便高视阔步，将刘的思想学术回置到清末民初这“最近五十余年”里，并与这一时段里贡献最为卓特的一批巨子相提并论，就我的阅读所及，对刘师培作如此大开大阖的评价，可以说迄今尚未见有出其右者：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钜。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二期较第一期，研究之方法更为精密，研究之结论更为正确；以今兹方在进展之途中，且与本题无关，故不论。第一期之开始，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踞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闲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沈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怡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壹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
这十二人当中，除平阳宋平子（衡），名字和业绩，在梁启超一九二○年代讲学清华、南开期间所撰广有影响的讲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即已不见记载，今天更是几乎无人知晓外，崔适也稍显冷僻。钱玄同国故学的老师有两个，东京留学时代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辛亥年归居吴兴故里，又曾拜门崔觯甫（适）。章主“古文”，崔主“今文”，钱晚年常并称“先师”。崔氏民十前任教北大，钱自然有穿针引线之功，崔病殁后，钱为之治丧，恪尽弟子之责。崔著《春秋复始》，是继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后，清代公羊学的后劲和殿军，崔还著有《〈史记〉探源》，意在归本清源，恢复被“古文”经学家“窜乱”过的《史记》原貌。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称扬崔氏与康有为、廖季平等，是新史学中名声显赫的“古史辨”一派最贴近的精神源头之一。其余诸位，则都是对后来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学术有过重大影响，甚至改变了其进程的，至今仍在被人不断提及的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钱玄同把刘师培的名字置列在这个名单里，岂止是一般的认同和激赏，简直推崇得无以复加了。但这么一来，岂不是要跟前面曾经引述过的钱玄同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致郑裕孚书札显得大有出入了吗？在这份现存的钱致郑最后一通书札中，钱对郭君代笔的郑氏《遗书》后序原稿中的说法，不是颇有保留和争议吗？
……承 示郭君之文，亦已读过，惟与鄙意略有不同之处。弟与申叔，朋友也，非师生也，亦非前辈后学也。少读其文，固受其影响，然自申叔于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己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近二十年来，弟读书稍多，不特对于申叔所论不同意处甚多，即对于先师章公太炎之著作，亦多有不敢苟同者矣。故郭君之文中未免太代弟�谦，弟对于申叔不愿持此态度也。……
在思想文化立场上，钱玄同也许确实有好动感情、说话偏激和容易走极端的天真一面，但也并不尽然。仔细寻绎起来，钱序和钱函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出入。郑氏后序原稿中的说法非常笼统，语及钱对刘一生思想学术文章极表敬服，这是钱所不能同意的。钱认同和激赏的只是刘某一时段而不是笼统的所有时段的思想学术文章，说白了，钱佩服的仅仅是刘早年，即戊申（一九○八年）冬回国之前的思想学术文章，后边的即已不在佩服之列，这一点是绝对混淆不得的。不妨再回头细读《遗书》钱序开头的那段文字，“最近五十余年”间，中国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更为精密、结论更为正确的“第二期”，“今兹方在进展之途中，且与本题无关，故不论”，这里的“且与本题无关”云云便颇值得玩味。按理说，若以注重学术为关眼，这第二期较之第一期，方法、结论均已转精，趋于成熟，似乎应该更容易调动起研究者关注的兴趣才是，但钱玄同却对之兴趣不大，以为无关题旨，可以存而不论，他真正有兴趣的反倒是方法和结论均属起步因而不免显得稚拙的第一期。在时间的发生上，这一点与书札中所表明的自己只佩服戊申前的刘师培是一致的，均呈前倾态势。看来钱玄同对学术的理解很有些特别，至少和一般习见的理解不一样，他真正看重的学术，似乎并不在于其本身成熟、纯正与否，而是别有一番参照系数在起着作用并且左右着他的评判。如果我们再读一读他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写给郑裕孚的书札，或许可以对这一左右着他评判学术的参照系数多少有些领悟。这封书札本是针对刘师培的弟子刘文典不赞成将乃师早年所著《攘书》收进《遗书》里的意见所作的申辩：
弟以为《攘书》仍以刊行为宜。最大之理由，即此书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类皆原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
按，《攘书》一书，照我们今天的眼光读去，其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明显压倒了学术研究所应当具备的理性精神，即章学诚所说的“言公”[10]，它的价值主要不在学术，而是另有所为。但钱玄同偏偏对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认定这本在我们今天看来价值主要不在学术的书，“皆原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我相信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他的的确确是这么看的。他跟我们之间就学术概念的理解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完全是因为彼此怀抱不同使然。换句话说，这里不存在谁诚实谁不诚实之类的伦理问题，但却存在着以怎么一种怀抱去理解学术的问题。钱玄同与我们，甚至与同时代的一般学者不一样，他显然别有怀抱。怀抱不同，将涉及到你会从怎样的历史层面、怎样的历史语境去进入问题和理解问题，其间会大有出入。我想在这里适度地援引本雅明一九四○年草就的《历史哲学论纲》中的一些看法，可能有助于问题的凸现和清晰。在本雅明看来，要确定过去的历史性关系，并非只是意味着“像它原本存在的那样”（这是兰克的说法）去认识和描述历史，而是相反，这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捕获住一种在危机的瞬间闪烁而出的记忆，从而在一个看似无法逆转的灾难过程中，提示出微弱但却是值得期待的救赎的可能性。本雅明所描述的这一历史哲学概念，明显带有他神秘而又厚重的犹太思想传统背景，但它的意义却并不仅仅为这份特殊背景所胶滞，事实上，这一描述为我们提示了一条进入历史的有效线索：通过一种特定的危机感，去把握住与过去某个特定时代相逢的局面，去捕捉住进入真正的历史内部的瞬间。传记、统计数字、编年表等等，对我们回到历史现场是必要的，但远远不够，它们还只能传递不完整的信息，而历史是个意义不断失落的过程，必须靠挖掘、解释才有可能唤回其中不断消失的深层意义，解释者须得凭藉非凡的敏锐才有可能把握历史断片瞬间闪烁的意义组合，从而让失声的事物重新发出声音。而这一非凡的敏锐，便来自于对危机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换句话说，危机感是人类进入历史的最佳契机，你不是置身在危机的时刻，你没有为危机意识所攫住或击中，你不具有对危机时代刻骨铭心的感受和记忆，那么这表明你的心灵还处在怠惰状态，也就意味着在历史的真实形象闪回的瞬间，你将不可能对之予以理解和捉握[11]。
钱玄同对刘师培的学术评价以及他心目中的学术概念，便与这样一种历史的危机时刻息息相关，而他对危机时刻刻骨铭心的记忆，则将成为我们理解钱玄同对作为个体的刘师培个人学术生涯乃至作为总体的整个学术概念的特殊理解，以及晚年钱玄同何以要逾越身心所能承受的限度，奋力投入自己对其后半段学术生涯实际有着很大保留和批判的刘师培著述编纂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对危机时刻的记忆保有是如何强有力地、甚至是不可违拗地左右着钱玄同的价值评定系统的，那么对他所认同的学术和我们所循守的学术准则之间何以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对他何以要不遗余力推重非纯粹学者时代的早年刘师培著述的学术价值，却一意看轻甚至不屑其后期执教国学院及北大杏坛时的著述活动，也许就不至于会感到过于突兀和大惑不解的了。
《遗书》钱序将刘的著述先是作了前后二分，并就其精要者分别作了“论古今学术思想”、“论小学”、“论经学”和“校释群书”四个方面的评述，结论是：“●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清代“汉学”历来有惠（栋）戴（震）吴皖的说法。王鸣盛所谓“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便一直广为论者所论同。晚近章太炎、梁启超及稍后周予同诸氏，在论及清代经学史时，便都倾向于将这层差异概括为“吴派”固守考据，而“皖派”训诂之后，还在义理上下功夫[12]。钱玄同在这里所取譬的“戴学”“惠学”之喻，大致也即指这样一层分疏。有关前后期划分，前文所引钱致郑裕孚书札已有所提及，这里不妨再据《遗书》钱序作一交代：“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三―一九一九）。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一九○三－―一九○八）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一九○九－－一九一九）凡十一年为后期。”似乎还不应该看漏钱玄同在《遗书总目》中说过的一段相关的话：
刘君初名“师培”，前九年癸卯，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
最近一百年来，与中国近代史上的其他重大事件相比，知识界更为眷顾、关注、甚至近于宗教性虔敬的，毫无疑问当首推五四新文化运动。陈万雄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五四的主导是知识界，运动的主体更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自然容易对知识界产生魅力，让知识界感到亲近。但他也不满意一直以来学术界过于将五四看作一划时代事件，以致一直忽略其与前此的辛亥革命之间的关连，为此他特意写出《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一书，通过平实的史料梳理，考释并坐实了无论就众多人物谱系还是就各个思想文化层面看，辛亥与五四均有直接相承的发展条理，不仅五四的倡导力量本属辛亥的一部份（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即便对五四新文化持不同态度者，也多出自辛亥革命党籍（章太炎、黄侃、章士钊、刘师培、马叙伦、黄节……），因而五四的指导势力与辛亥革命本“不是两个世代，而是同一世代的人”（第五十七页）。陈万雄还追究到，在北洋军阀虎视下的北大，这些人之所以能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共事，共同守住蔡提出的“兼容并包”这条思想文化底线，使北大校政教务大有兴革，即均与此一相同背景直接相关。
迄至辛亥的整个晚清，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说来，是他们少有的处境特别艰难、悲苦欢欣异常密集的一段时刻，在这段历史时刻，文化人和思想者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前提都发生了根本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其作为群体得以存在的基础及其个人的进退存亡，而且关乎全部文化和道德系统，均一一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质疑和拷问。在传统、记忆、价值和语言的整体都面临动摇和崩溃的危机时刻，重建个人和群体经验的努力究竟应该从何开始？一个人处在这样巨大的危机之下，对现实，对历史，对民族，对个人，对自己所属的知识者群体，自然需要有通常年景难以想象的道德勇气和承当力量，就像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所说的那样，意味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而在巨大危机挤压下展开的生命伦理和学术写作，却不期然而然地生长出其本应有的真实到刻骨铭心和丰富到复杂的层面。异常强烈的焦虑，真实勾勒出了人的主体世界的骚动不安，并把人的失重的心理和潜在的无意识及各种精神困苦充分展示了出来。许多长时期被压抑或因循僵化了的主题和话语，则在危机来临之际得以重新构成一个新的思想学术论域。此时此刻的思想和学术可能并不“纯粹”，但因为无不深深介入到现实的危机情境之中，这就使得原本只是被严格限制在经院和书面上的著述活动，重新绽放出与危机撞击下显得特别真实有力的生命活动直接相通的种种可能，从而透出其特有的精神光泽。如此博杂的背景，遂使流贯在学术著述中的精神智慧显得异常厚实。思想和文化的青春期均完成于这一有着众多难以解决的巨大张力时代的钱玄同，对学术自然容易形成这样的看法，那就是，只有诞生在这种足以使人站到自身生存中罕见高度的危机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才是其一生中最具高度的思想和学术。这样的思想、学术和人格，甚至可遇不可求，因而弥足珍贵。对晚年钱玄同说来，有特殊惊悚，记忆犹新并且灵犀相通的刘师培的早年著述，便属此类展开在历史危机时刻的写作活动。此类著述在钱的心目里，将以其博杂厚重的生存感，与在这段大开大阖的历史途程上一度同道、终至分道扬镳的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诸钜子的著述一起，为后人留下一道难以完全逾越的精神范式，让后人在他们的精神之旅中以及应对困境时，格外容易找到与之心灵相通的所在，单凭这一点，其在思想学术文化史上，就不是那么轻易就会销蚀在时间的风雨之中的了。
而意味深长的是，上述钱玄同对刘师培学术的特殊评判，与鲁迅临终前对自己东京游学时代与钱玄同一起师从过的太炎先生的评定，竟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像人们耳熟能详的那样，鲁迅和钱玄同之间的关系，有着一个由异常亲近到渐生隔阂，终至彼此嫌厌甚至相互嫉恶的过程[13]，两人思想学术的方法和风格以及语词系统，到后来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深入他们立论的根本，我们却依然可以感觉到一种共同的关切。在思想学术和具体历史人物评定上与时流显得格格不入，将评定的对象在历史危机时刻的特立卓行，不容置疑地视作其一生中最为真实可信、最宜表彰的一页，甚至甘冒轻忽其纯粹学术价值的危险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早已分道扬镳的他俩，直到生命终止的前夕，仍然有着惊人一致的地方。鲁迅下世前不久，即曾两度撰文专述他久已不见提及的太炎先生[14]，坦言自己即便在东京受业于章氏门下的当年，就曾经读不断《�书》的句子，对章的其他学问现在也早已大多淡忘，只是章早年投身革命时的形象，那虽不得志却始终不堕其志，与保皇党斗，与当途斗，与乡愿斗，七被追捕，二入幽禁的情景，却历历犹新。他盖棺论定章氏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诚如木山英雄所精细体察到的那样，“固然是对于世间给晚年章炳麟加封‘国学大师’头衔的异议，而其间亦充溢着鲁迅充满怀念的情思。章炳麟留给鲁迅的倾注全部学术力量参与政治的强烈印象，使得他在共鸣的同时亦慨叹当今时代已不复存在此种动人心魄之事。”[15]不难看出，鲁迅终其一生所推重和认同的章氏思想学术，正是章氏个人在遭遇其一生中最重大的挫折之际，同时也是现代中国遭遇重大危机的历史时刻，所展开的思想和学术的苦旅，即章早年的那一部份思想学术。和鲁迅一样，钱玄同也只是对刘师培展开在特定历史危机时刻的学术著述怀有特殊的敬意，念兹在兹，显得一往情深。
不妨套用王德威一篇题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论文的副题“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句型：没有“辛亥”，何来“五四”？辛亥是五四之父，五四乃辛亥之子，子之于父，理当始终记取一份养育之恩。晚年鲁迅之于章太炎，就如同晚年钱玄同之于刘师培一样，他们对后者展开在历史危机时刻的思想学术的情有独锺，不仅有着对一段已逝生命的重温和眷顾，更主要的，乃是对“直接参与历史”的现实生命价值之于思想学术的内在根柢和真实源泉的意义，不约而同地拥有一份坚执不渝的信念。正像晚年鲁迅毫不掩饰地认同革命家时代的章太炎并把章的早年视作自己生命永恒记忆的一部份一样，晚年钱玄同也明确地将取名“光汉”时期的早年刘师培视作自己思想学术渊源所自的精神源头之一，并对之怀持一份深沉的感恩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也好，钱玄同也好，都无愧于五四钜子之称。晚年钱玄同参与刘师培遗著的整理和编纂，那份几乎超逾了他身心健康所能承受限度的异乎寻常的投入，实与其对学术，对人生困境的这份深重内省和体验有关。正是这一参与，使他再次重温并确认了自己之于危机时刻的思想学术精神的认同关系，并藉以重新理解和提出撰写一种有别于纯粹学究性学术史模式的学术史的可能。由于钱本人即是危机时刻的过来人，因而这一探讨自比与此无缘的外部研究者来得远为率直和亲切。此一学术史的思路和策略，比起对连续性的重视来，毋宁更为看重思想学术的断续性的意义。这也就是本雅明所看重的“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的那种“既保存着”“又删除去”的“拯救性”记忆功能[16]。在本雅明看来，一个衰败、遗忘和停滞的世界总是在它们自身的存在中预设了救赎的可能，正是通过这一救赎性的记忆，现在与过去得以结成“历史的星座”，以往未酬的期待得以构成现在并指向更理想的未来的动力，而此一当下则反过来给过去灌注以意义，使之变成活生生的负有救赎使命的现在的内在构成部份。某种意义上，即便是晚年钱玄同在给友人的书札中对困扰自己的沉疴不殚其烦的一次次通报，也不仅仅是纯粹出于人在寂寞的时候常常不免会流露出来的顾影自怜，而实际上隐含有这样一层真切的踌躇和体认的意味，那就是如何处置已经显出生命大限所在的己身？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Qian Xuantong’s Participation in the Compilation
of Liu Shipei’s Posthumous Works
Li Zhensheng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Qian Xuantong participated in the compilation and edition of Liu Shipei’s posthumous works. Qian’s extraordinary devotion, which went beyond his physical capacity,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unique understanding of academics and life predicaments. Qian Xuantong paid special respect to Liu Shipei’s works written during historic crises. Liu had a strong effect on Qian’s academic thoughts. Qian’s editing also demonstrated a possibility of writing academic history distinct from a purely scholastic way.
Key Words: Qian Xuantong ; Liu Shipei ;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Academic Thoughts ; memory of crisis [1] 关于刘师培入讲北大教坛一事，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中的说法为：“余掌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这当然没错，蔡为北大校长，人事聘用终得由他过目和认可才行，更何况蔡刘在晚清还有过一段一起投身反清革命之谊。但一些具体细节也需要有所说明。事实上，刘的入讲北大，时任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延聘似起有更直接的作用。刘早年即在上海、芜湖等地与陈一起编撰过报纸，来往甚密，在日本期间又与章太炎、陈独秀等一起筹办过“社会主义讲习所”，后端方入川途中被杀，刘作为端方幕僚被民国军政府追捕议罪时，陈还与人一起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呼吁孙能“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参《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2号）。与晚年陈独秀多有交往的台静农在《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读后》一文中也作了这样的记述：“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况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申叔死后，他的太太何震发了神经病，时到北大们前喊叫，找蔡先生，找陈独秀，后来由陈独秀安排请申叔的弟子刘叔雅将她送回扬州。”参阅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1879年－191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序目》，星云堂书店1933年版。
[3] 见《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钱玄同序。
[4] 对《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收文章的版权归属，章士钊即曾表示过怀疑，猜测一些篇章有可能是出自其对祖上未刊著述的剿袭∶“窃念吾识申叔时，彼年不足二十，向后殚力革命，溷迹入官，距病没十余年中，殆无一日能安心伏案，从事著述。乃遗集广涉四部，卷帙夥颐，达到可惊阶段。吾意仪征刘氏，祖孙父子，伯叔兄弟，都治学有声于时，著�并未全行刊出。申叔承受遗产，左右逢源，殊不难择其精华，据为己有。以是，申叔集中，号称少作，而精湛遽能压服太炎者，吾甚窃疑，未必悉由己出。”《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页。
[5] 南氏留学东京时，本因生活拮据得到过章太炎的照拂，但在章刘以事不睦乃至绝交，并且章特意让弟子钱玄同前来转告，要南不再参加无政府主义活动，并与刘中断往来时，南表示不能接受，并愤而辞拒了章的照顾，明确站在了刘的一边：“……《民报》内部也起磨擦，章炳麟、刘师培之间，意见日益加深。刘和我几个人意见相近。记得章让他的弟子钱夏(玄同)通知我们，不可参加幸德秋水他们的会议，而刘师培、汪公权、丁惟汾及苏曼殊等，则均主张参加。我本来是个穷学生，章为照顾我，使我兼任《民报》会计，但此时禁止我和刘师培往来，我就愤而去职。”南桂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第147－148页。
[6] 不过幸好南氏日后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对这段往事还是留下了一些记述：“民国成立，刘妻何震从汉口辗转入京，生活无着，请我救助，我即请她到了太原，暂住我家，先把她荐到女子师范任教，后又转任阎锡山的家庭教师。后来，何震探知师培在川的消息，由我及阎各赠川资百元，何遂迎师培入晋，任都督府顾问。迄都督府改编为将军府，编制缩小，顾问裁撤，刘的生活，因此无着。我很替他着急，适逢帝制议起，我认为有机可乘，遂与阎密谋以专电保刘入京，请袁留用。袁既素闻刘名，而袁的亲信秘书闵尔昌，又是刘的亲戚，也自向袁吹嘘，所以袁命刘入京。……我到京后，和孙毓筠、胡瑛，都见了面，但主要方面，还是请刘师培设法疏通，请袁世凯不必偏信金永的话，阎锡山也是赞成帝制的。同时阎并拨款二万元，作为筹安会的经费。经过此番奔走，才逐渐消除了袁对阎的疑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辑，页159）南助阎锡山荐刘入京，一方面固然有替刘解决生计问题的考虑，但另一方面，当时心萌帝意的袁世凯对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颇存疑忌，将刘举荐到袁的身边，也有让刘在袁面前替阎释疑，以保住阎在山西的地位之意。此条据丸山松幸《刘师培略传初稿》（东京大学教养部人文科学纪要55，1972），特此谢忱。
[7]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 魏建功音韵学史研究代表作《古音系研究》一书，出版于一九三五年，故此信开头的“廿四年三月十四日，玄同白”，必系民国纪年无疑，当为一九三五年。2001年人大版《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将此信移入一九二四年，排在钱玄同致魏建功手札之首，误。
[9] 章氏1911年12月1日于《民国报》发表通告：“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而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1912年1月11日复与蔡元培联名于《大共和日报》刊出《求刘申叔通信》：“刘申叔学问渊博，通知古今，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载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另据刘文典《回忆章太炎先生》：“章先生不久也就回国，住在上海哈同花园里，我因为太忙，只去看一次，是为刘先生的事。那时候，申叔先生正在端方的幕府里，端方被杀后，刘先生的下落不明。我怕刘先生有危险，求章先生打电报给四川都督尹昌衡，章先生不待我说，慨然说道：我早有电报，并且把电稿给我看。我记得电文上有这几句话：‘姚广孝劝明成祖：殿下入京，勿杀方孝孺，杀孝孺则读书种子绝矣。’又说：‘申叔死，我岂能独生？’他又约蔡元培先生联名在上海报上登一个广告，劝申叔先生到上海来，后来听说谢无量先生把刘先生接到成都，在存古学堂教书，章先生才放了心。”（1957年4月13日《文汇报》）
[10] 章学诚《言公》，《文史通义》内篇四。
[11] 参见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1940），《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03-415页。
[12] 参见《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4页。
[13]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致许广平信中，述及在北平省亲时，“途次往孔德学校看旧书，遇金立异（引按：即金心异，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引按：指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两地书》）。鲁迅逝世不久，钱玄同所撰《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也谈及此事：鲁迅去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看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样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说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到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异’，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异，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说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引按：为民国纪年，即一九一二年，下同）秋天我来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他就要讨厌而‘默而不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不过，这以后他又到北平来过一次，我自然只好回避他了”（见《师大月刊》三十期，1936年10月24日）。因为是公开见诸杂志的文字，语气自然有所顾忌，而在私下日记里，钱玄同则直诋鲁迅《三闲集》《二心集》为“无聊、无赖、无耻”（《钱玄同日记》虽早已见诸图书出版消息，但一直无缘购得，此处转引自《钱玄同文集》陈漱渝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5] 参见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学人》第十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6] 此处借引自张旭东《从“资产阶级世纪”中苏醒：本雅明与中国当代文化意识》一文，谨致谢忱。张文系《启迪：本雅明文选》一书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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