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重新解读《联副》的“船长事件” ――台湾戒严时期被判“叛乱”罪的一首现代诗
发表时间：2007-11-22阅读次数：1049
[新加坡]王润华
内容摘要：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台北出版的《联合报》的《联合副刊》，刊出一首诗署名风迟的诗《故事》，大意说一位愚昧的船长，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这首诗被警备总部解读为影射蒋介石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政府反攻大陆无望论调，打击民心士气，无疑为匪张目”。王凤池因此被军事检察官判“匪谍叛乱罪”，被关在台北县土城生教所。1966年12月17日才获得释放。本文以这案件来了解台湾解严前1960年代的文学审查制度。
关键词：台湾；蒋介石；《联合报》；风迟；《故事》；林海音；“匪谍叛乱罪”；军事检察官
一、 《联副》的《故事》诗：漂流到孤岛的愚昧船长
从前有一个愚昧的船长，
因为他的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
船只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
岁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时光。
他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
由于她的狐媚和谎言使他迷惘，
她说要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启航；
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
她曾经表示要培育他结成同命鸳鸯，
并给他大量的珍珠玛瑙和宝藏
而他的须发已白，水手老去，
他却始终无知于物质与宝藏就在他自己的故乡。
可惜这故事是如此的残缺不全，
以致我无法告诉你那以后的情况。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于一九四九年撤退到台湾，一九六三年还是积极进行反攻大陆的时期。我记得当时我在台北的政治大学读大二，正在修读一门国际关系的课，老师是一位德国教授，他经常说西方舆论界认为，反攻大陆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那时中共在大陆建立的政府，已被很多国家承认，军队也很强大，美国也开始有反对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声音。我每天阅读台北出版的《中国邮报》（China Post）,上面也经常有反对反攻大陆的舆论。作为一位外国学生，接触的人不多，也时常在私人谈话中，听见有关反对的意见。我当时为讨好这位以英文教授国际关系的德国籍老师，我以英文写报告，同时也以当时国际开始出现的反攻大陆为一种痴心妄想（wishful thinking ）作论题。我的老师给我九十多分，评语中表示很惊讶我的国际观与勇气。其实他不知道我不是台湾学生，而是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台湾当地学生，确实不敢写这样的报告。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没有政治警惕心，那篇报告如果被告发，肯定坐牢。
我在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年间留学台北，对一位来自新加坡的人，最强烈的印象，是到处可见巨大的反攻大陆的标语。作为一位喜欢文学，对政治又毫无兴趣的学生，也注意到不同意反攻大陆的舆论，可见证当时台湾学者与人民及世界舆论，都出现这种声音。可能就是产生《故事》诗的文化场域。
二、《故事》的政治阅读
《故事》第一段的四行，“愚昧的船长”，“无知以致于迷航海上”，“漂流到一个孤独的小岛”，“十年时光”，很清楚地，是暗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因在内战中***打败，在一九四九年撤退到台湾。愚昧与迷航还有更广泛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统治大陆的腐败。一九六0年代，台湾还在接受美援，包括军事与经济两方面的援助，像我这样的外国学生，所拿的奖学金其实也是美国人的钱。所以说：“在岛上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富孀/她说要他的船更新，人更壮，然后启航/而年复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于饥饿的口粮”[②]。
美国曾计划帮助台湾反攻大陆，后来反而阻止。这首诗最后说，船长的头发已白，水手已老，表示不但蒋介石已老，国民党从大陆带来的的军队也老化，但蒋还不放弃反攻大陆的计划。但是即使国民党的高层也不少反对反攻，主张留在台湾发展。“他却始终无知于物质与宝藏就在他自己的故乡”，这句诗暗示蒋公还是坚持回到大陆发展。
当时住在台湾的读者，无论他对政治有无兴趣，读了这首诗，相信都会与蒋介石及反攻大陆联想起来。而党政军方面的人阅读了，就更加敏感了，一定认为是一首政治讽刺诗。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在台湾颁发戒严令，一直到1987才解严。台湾警备司令总部执行的戒严令，就是文学审查制度。戒严令随便可以煽动叛乱与匪谍嫌疑罪，置人于死罪，或至少入狱坐牢。因此所有文学作品及文学活动，在戒严令期间，官方都是从戒严令所能裁定的罪状的角度来解读。因此风迟这样的字眼，必然被怀疑为“讽刺”，其实是作者真名凤池的谐音。
三、林海音被迫离职，她的“纯洁”免受白色恐怖之害？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联合早报》发表了上述的《故事》诗，根据当时《联合报》总编辑刘昌平的回忆，当天早晨创办人王惕吾接到总统府的人打来的电话说：
“今天你们报上有篇东西不妥当”。已经有人到总统府去讲了话，希望王惕吾先做处理，以免总统看到报纸后问下来，就难办了。于是王惕吾立刻就找副刊主编林海音，没想到事情很快就解决了。[③]
林海音自已从来不详谈当天发生的事。1981年她以28页篇幅详细回忆《联副》编务，我初次投稿她都记得，但却还是不敢直言《故事》事件，可见还是有所顾忌，只轻描淡写的说：“我是四月底离开联副的，给文艺界、新闻界一个不大不小的震惊”[④]。她的先生何凡后来回忆说：
当天王惕吾打电话来家里，海音立刻表示辞职，以免除报馆和自己的麻烦。在那个时代，这种事可大可小，能平安解决就很好了……（夏祖丽，页187）。
第二天《联副》的主编换了马各，他回忆说：
事情突然，我接到通知暂代林先生，我知道我是过渡时期，我编了两个月后，就由当时在编《现代知识》版的平鑫涛接编……林先生虽然与我们很熟，多年相处的很好，但她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这件事，当然在那个敏感的时代，大家也不便多谈（夏祖丽，页183）。
其实林海音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以后， 不但对朋友，跟她搞文学的儿女夏祖焯与夏祖丽也不谈。夏祖丽说：
多少年来，林海音从来没有为这事件抱怨过。偶尔有人谈到这事件，她只是说：“出事后不久，那个写诗的人还写信到《联合报》，他很担心，问编辑有没有受到牵连呢！”这位《故事》的作者风迟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曾出版过诗集的青年诗人，似乎从此就在文坛消逝了（夏祖丽，页183）。
上面所有关于《故事》与林海音的事件，最早的文字记录，只出现在2000年出版的夏祖丽的《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里。这些资料是夏祖丽为了撰写她妈妈的传记才向她妈妈与有关人士作的访问。在这之前，连林海音本人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也闭口不谈，更不必说别人。
在一九六零年代，林海音发表《故事》这样的诗，而只是被迫离职，那是很不平常的处理。当时第二天被指派接替主编联副的马各说，“如果那篇稿子是我发的，我一定会‘进去’”的。林海音没有被关进牢房，他的理由是“林先生是女性，又是本省人，而且没有犯过错，又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和地位，这些人还是有所顾忌的。如果把她关起来，值不值得这样做？”（夏祖丽，页183）。
1999年夏祖丽在锺肇政家，看见林海音在事发两个星期后给锺肇政写的一封信，第一次看见她直接谈自已的感受：
但是我的纯洁是各方面都了解的，所以并没有遭受到外界传说的可怕的事。我和报社也很好，是在和平的会谈下辞去职务的……（夏祖丽，页191-92）。
锺肇政自己也说：“自由派的人大多是政治警觉性不够。不过她的关系很好，朋友之间的来往很好，这对我可能也产生了一些保护作用”（夏祖丽，页193）。
根据她的女儿夏祖丽说，林海音当天编好副刊，发现还有一小块空白，临时才从抽屉找到一首短诗补白（夏祖丽，页187）。我相信这就是林海音纯洁的地方。如果她有细心阅读这首诗，肯定能够嗅出其反对反攻大陆的政治意义，即使政治警觉性不强。不过所有的人都没提到最重要的使她免罪的原因是，林海音与何凡，都是成舍我在北京办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及《世界日报》培养的可信的新闻人才，这是国民党的圈内人。蒋介石对文人作家，一旦他认为你是自已人，却是很偏爱。就如他自已很节俭，却容忍国民党高官贪污，过着奢侈的生活。
四、 作者被判“叛乱”罪，入狱三年
1963年4月23日《故事》诗发表以后，没有人知道作者闯祸后命运如何。一般人总以为会受到终生监禁，甚至被枪毙。他的下落一直要等到36年后才知道一些。他首先接触尔雅出版社社长隐地，要求与林海音见面，当面向她道歉。后来当因为林海音健康不好，没有安排。1999年通过隐地，夏祖丽为了写传，在电话上与他做了访谈。写诗时，这位男性青年1953年35岁，1999年是已过了七十（夏祖丽，页183）。
根据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裁定书，笔名风迟的作者，原名王凤池，原籍湖北黄陂人，当时住在高雄市，为公员，担任高雄市新兴区公所委任的一级户籍员[⑤]。案发后并没有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马上被逮捕。在台北的警备总部写信约他面谈，他自己说：
那篇诗在《联副》发表出来后，有关当局写了一封信， 叫我去台北谈一谈，我去了，三个人轮流问了我一天，没办法休息。说是谈一谈，但他们就不让我走了。我在被关起来之前，曾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给主编。我担心林主编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后来我被关起来，就不敢再写信了（夏祖丽，页185）。
可见警备总部并没有马上把他关起来，虽然事件被列为叛乱嫌疑案件，审查的单位是警备总部军事检察官。他在1963年4月23日发表诗，7月16日被警总扣押。奇怪的事，案件从4月23拖到10月23日才下判，即六个月后才裁定交付感化三年。裁定书上判罪的理由为：
本件军事检察官声请意旨以被告王凤池因不满现实，于本（五十二）年四月廿三日以笔名“风迟”撰写〈故事〉白话诗一首，发表于台北的联合报副刊，影射总统愚昧无知，并散布政府反攻大陆无望论调，打击民心士气，无疑为匪张目。按经本部保安处察觉，讯据被告坦承无隐，并剪付《联合报》之副刊，送经军事检察官侦查，被告人思想偏激言论荒谬，有矫正之必要，声请交付感化前来。（〈裁定书〉，页2）
所以王凤池的罪名是匪谍叛乱，被关在台北县土城生教所。在牢里他似乎生活过得很好，读了不少书，还曾担任生教所新闻总编辑。根据他自己的记忆，他在1966年12月17日获得释放，前后担任过编辑与书记工作。1968年他参加中学教师鉴定考试合格，分发到台中县一所国中教国文和公民，后来调回来台北县教书，一直教到1988年退休[⑥]。现在与妻子住在台北市郊外。这也是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往往以为在1970年代之前，蒋介石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被判做匪谍叛国的人，下场应该非常悲惨，但王凤池居然被准许进入中学当教师。可见也不能以一概以悲惨下场来概括所有文字狱者必然的结果。
夏祖丽问他为何写那首诗？年过七十的作者仍然认为他当时写作的动机，是读了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奥德赛》有感而发。 当时“我少不更事，不知避嫌”（夏祖丽，页186）。这个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很高，但是当时台湾内外有关反攻无望的声音，一定影响了作者取材与思考，也左右了读者的政治阅读。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书中[⑦]，便是论述这种社会文化、文本与阅读的相关性,叙述本身是一种象征行为。作者在无政治意识中，也常在塑造国家寓言。在戒严时期，警备总部的军事情报人员把一切文化都以政治来诠释，刚好这首诗反映当时的一个政治个题：反攻大陆无望，警备总部便乱套上匪谍的罪名。
我查到风迟曾以王凤池真名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素云楼图文集》，是一本诗文集，收集了其一生所写的诗歌散文作品及生活照片。这本书提供我们对他的生平更多的了解。原来他出生汉口，1948年21岁时参军，来台后，先后驻守宜兰、金门、台北、屏东，1951考取陆军官校24期，最后在1959年32岁时以病伤甄退，时为中尉。[⑧]
王凤池在1954年开始写现代诗，处女作《维纳斯之诞辰》发表于1954年8月27日《青年战士报》副刊上，根据他编的《年表》他在这一年因与大陆父母通信而受到军方的记大过的处罚。从此他的诗开始在一些前卫的诗刊上出现，如《创世纪》、《现代诗》、《野风》及其它刊物。前后发表过33首现代诗。[⑨] 在出版《素云楼图文集》时，王凤池在《故事》后面加了一个后记（1996年4月）说明该诗写作动机：
读古希腊荷马（Homer）史诗奥德赛（Odyssey） ,有感而作《故事》新诗一首，投寄联副，五日见刊。警总认系影射总统，裁定感训三年。作者身心受创，固在少不更事，不知避嫌所致。[⑩]
然后他说了很多对不起林海音的话。
五、 提拔与发掘台籍作家
林海音主编《联副》，从1954年初到1963年4月23止，前后十年。目前很多讨论她主编《联副》的文章[11]，都指出，在1963年之前，台湾的副刊，从主编到写作人，都被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大陆作家所垄断。比如叶石涛说，“来台的第一代作家包办了作家、读者及评论，在出版界树立了清一色的需给体制，不容外人插进”[12]。正如应凤凰指出，林海音在1954年进入《联合报》是一大突破，她虽然在北京长大、读书与工作几十年才回返台湾，到底她是台湾籍， 而且更重要的是，她大力接纳台籍的作家，从第一代的台籍作家如施翠峰、廖清秀、钟肇政、文心到陈火泉、林锺隆、锺理和。后来更发掘台籍新写作人如七等生、郑清文、黄春明、林怀民等人。《联副》变成本土作家老中青三代发表作品的主要场域[13]。像黄春明一开始就很乡土，如他投寄的第一篇小说，《城仔落车》，就坚持闽南语标题不能改，它的小说在当时，不是语言就是故事有较敏感的问题，所以林海音后来对黄春明说：“我当时把你的稿子一发排，回到家都睡不着觉。”[14]
刊登了《故事》诗，林海音当天被迫辞职。有人认为，由于新诗惹的祸，造成所有报刊编辑对诗特别敏感，造成整个副刊新诗的发表大大减少。黄永武说当时他在《联副》发表很多新诗，事件发生后，就很少刊载诗，他自己也因此没写诗了， 成了船长事件的受害人[15]。以我个人的经验，这个说法，或多或少有些道理，像我们好几个大学的学生，年轻的写诗的人，当时没有地方投稿，在1963年底便自己办《星座诗刊》，本土诗人在1964也创办《笠》诗刊。
六、 结论
在当时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最初十多年，各媒体的主编绝大多数有党政军相关背景。即使到了六、七十年代，多数文艺副刊编辑都是与党政军有关的人，包括很前卫的如梅新、痖弦、蔡文甫、苏伟贞等。林海音与何凡原是国民党从大陆来台带来的新闻界圈内人，她就读北平成舍我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并在《世界日报》担任记者(夏祖丽，页73-100)。想不到这位圈内人林海音的大胆作风，突破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我想她的主编位置，是会引起争议的，就如同一时期，从1957至1961前后四年，她主编《文星》的文艺版，还专搞“本省文艺作家介绍”[16]。林海音先后被解除这些主编的工作，可能还有未为人知的其它政治因素。林海音写完回忆联副主编的文章时，突然忍不住说：
五十二年的一月到四月，是最后在联副的日子…我虽然小心，却常常半夜惊醒，想起白天发的稿子，有何不妥错字改了吗？敏感感染了我，时常感烦躁。[17]
正因为何凡与林海音夫妇二人都是圈内人，台湾当局才没有重罚。蒋介石在台湾相当强调他很重视随他来台的文人，包括学者作家，从胡适、林语堂到张道藩。台湾当局对这些人都比较容忍大方。林海音事件处理说明台湾当时对文艺的控制还有一些自由空间，因为当局对圈内人的信任。因此纯文学在台湾还能有一些生长空间。
当时国民政府的政策是让你自由写作，但严密监控。我与一群台北各大学的学生与本地诗人在1965年创办了星座诗社， 出版星座诗刊。很快的，就引起多位党政军作家的注意，包括钟雷、王志健、上官予、李莎、蔡丹也、王禄松，其中木栅军营的蓝彩还加入成为正式的社员，每次开会都到，很积极的参予[19]。我想他们除了关心、鼓励我们，应该其中也有监视的意图。不过由于我们是年轻的一群，很多是“侨生”，没有政治意图，也闭口不谈政治，结果他们都很喜欢与支持我们，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好处，如后来国民党的文学事业黎明文化出版中国新文学丛刊，我们社里就有三位社员入选（翱翱、林绿、王润华）。这是蔡丹也他们的强烈推荐[20]。同样的，后来的温瑞安领导的神州诗社，由于社员爱唱大陆的歌曲，有非文艺性的组织与活动，因此警备司令部就开始怀疑与压制。
A Story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Literary Censorship
[Singapore] Wong Yoon Wah
Abstract: This is a case study of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Literary censorship in Taiwan in the 1960s. The United Daily News联合报, one of the leading newspapers in Taiwan， published a short poem entitled “A Story”故事 by Feng Chi风迟, an unknown young writer in its literary supplement Lian He Fu Kang联合副刊. The poem tells a story of a foolish ship captain who drifted and landed on a deserted island. After many years he is still determined to return to the mainland. The publisher Wang Tiwu王惕吾received a warning call from the President Palace in Taipei in the morning and Lin Haiyin 林海音，the editor of the supplement, resigned immediately. No body knows what really happened to the young writer who reappeared again only at the age of 70 in 1999 and wanted to meet Lin Haiyin when the later was seriously sick.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writer provides us a first-handed information of how a piece of writing was censored and how the writer was persecuted.
Key Words: Censorship ; Taiwan ; Nationalist Government ; poetry ; Chiang Kai Shek ; Feng Chi ; Lin Haiyin ; United Daily News
[①] 最早全面的报导出现在林海音的女儿夏祖丽的《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台北：天下文化，2000），页181-194。
[②] 其实这首诗已收入作者以真名王凤池在1998年出版的《素云楼图文集》（台北：文史哲）中，见页37-39。只是一般读者没注意到他就是风迟及其后面的事件。2003年6月我与文史哲出版社联络，最奇妙的是连出版人彭正雄也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与其中《故事》的政治事件，虽然他曾听说过林海音的联副事件。可见作者在1998年与出版人商量出版书时，也还是很小心，不敢谈这事件。
[③] 这些有关事件的回忆，都是夏祖丽在1999为母亲写传记而作的采访。见前注1，页182。
[④] 林海音在1982年为联合报纪念联副而写《流水十年间》，见《风云三十年：联副三十年文学大系》《史料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1982），页89-117，引文见页117。我1962进入政治大学，第二年即被联副吸引，常见翻译介绍世界文学，我便翻译马来文小说，很快便刊登。当时自己不知编者是谁，到《故事》出事后才知道是林海音。
[⑤] 王凤池把警备总部的裁定书复印本寄给夏祖丽，她又送我一份。
[⑥] 同前注2，页309-312。
[⑦] Fredric Jameson,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⑧] 见他自己的《年表》，前注2，页309-314。
[⑨] 他的这些诗，收集在书中，见前注2，页17-52。
[⑩] 前注2，页38-39。
[11] 李瑞腾、夏祖丽编《一座文学的桥梁》（台北：国立文化资产保存研究中心，2002），其中有应凤凰《林海音与台湾文坛》，页145-154登可参考之作。另外应凤凰有《林海音与六十年代台湾文坛》（未发表，研讨会论文）
[12]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87），页86。
[13] 见上引应凤凰《林海音与台湾文坛》，页149-150。林海音自已也很强调发掘与提拔台湾作家的努力，见本文注3。
[14] 黄春明《我满怀由衷地感激》，《一座文学的桥梁》，页211-213。
[15] 1993年6月25日《中央日报》海外副刊。
[16] 见应凤凰《林海音与六十年代台湾文坛》（未发表，“林海音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年11月，台北），页10-12。
[17] 同前注4。
[18] 同前注10，页212。
[19] 我曾写过《木栅盆地的星座》，见《王润华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1986），页11-119。
[2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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