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日本审美经验与周作人文风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1098
方长安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内容摘要：周作人崇尚日本文化，在审美创造中自觉化入日本审美经验，诸如淡化浓情的情感处理方式、幽默诙谐的讽刺修辞、表达郑重与敬意的“敬语”以及随笔的任心闲话等，从而形成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冲淡、闲适的文风。然而，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和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使他不可能像日本传统作家那样真正做到以创作体验、玩味生活的寂趣与闲适, 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闲适中透露出无法排解的忧愁，由此与日本的闲适文风区别开来。
关键词：周作人；日本审美经验；化用；疏离
1906年，周作人东渡日本获得的最初印象是日本文化“爱好天然”、“崇尚简朴”与“闲适”[①]，这最初的印象在此后的岁月里不但没有变更，且日益加深，使他对日本文化、文学痴迷到近乎疯狂的程度。他说：“我喜欢他的所有的东西。我爱他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②]。这种情感倾向、文化体验作用于其审美取向，使他在创作中自觉化入日本那些具有“天然”、“简朴”与“闲适”特点的审美经验（其实，中国也有这类审美传统，只是相当程度地被儒家伦理所遮蔽，以至于周作人到日本后以为这些仅为日本特点），从而形成平和、冲淡与闲适的文风。
一
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比较中日文学时认为：“日本文学最初是在汉字影响下产生的,但是,日本人似乎认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性质、色彩过于‘浓重’,而将其‘淡化’了”,“不‘淡化’、‘净化’和‘纯化’就不能合乎日本人的嗜好,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日本独特的倾向。”[③]的确，“淡化”是日本传统文学的一种审美特征,表现在情感书写上,就是强调节制,努力将波涛汹涌的急流转化为潺潺小溪，正如14世纪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中所言：“过分兴高采烈者,终将索然无味”,“谈吐悦耳,态度和蔼,言词简洁,虽久谈不厌”[④]。周作人钦佩兼好法师,于1925年译出其《徒然草》14段，并作《〈徒然草〉小引》，曰：“两卷书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得也正在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到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⑤]禁欲与快乐共存,便是一种情感调控,一种节制,使情感趋于中和、平淡,以避免极端化。
周作人悟彻并深爱日本传统文学“淡化”情感这一美学神韵,将其内化成自己的一种审美创造原则。他说：“人的脸上固然不可没有表情,但我想只要淡淡地表现就好,譬如微微一笑,或者在眼光露出一种感情,――自然,恋爱与死等可以算是例外,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但也似乎不必那样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是要咬人的样子。”[⑥]所以,面对创作对象,那怕是让他激动万分的对象,他都竭力避免情感的炽热化,追求平和的心境,从情热中淡出。
“故乡的野菜”是典型的周作人式题材,最能激发其创作冲动,然而在《故乡的野菜》中，他却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平静地叙说故乡、野菜,引经据典,化情热为温爱，使全文情感趋向平和、冲淡。在《乌篷船》中,他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礼赞,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反感，转换成对故乡乌篷船近于罗唆的叙说，使情感内敛。在《初恋》中，他如此描写曾激起他“热情”的恋人：“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描写极为冷静；对于她的死,虽颇觉不快,但语言表述却是：“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恋爱按他的说法可“无妨有较强烈的表示”,然而在这里他却仍只是淡淡地表现。
淡化浓情,追求平和，逐渐成为周作人的一种典型的情感表达方式。
二
如果说中国文学意义上的讽刺,是强化作者对于叙述对象的情绪反应,凸现主体情感使之尽情宣泄的审美修辞；那么，日本传统文学中的讽刺则尽量弱化主体情绪,使之避免剑拔弩张的可能性。对于这种审美态度上的差异,铃木修次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文学的讽刺,是以更多的直言作为宗旨的,因而往往过于认真,缺乏笑的因素。”与之相比,“在很早就接受小说故事趣味性的日本,对‘讽刺’的理解,也不像中国那样严格,常常蕴含着游戏精神”，“在日本,一提到‘讽刺’,如果没有嘲弄的精神、游戏的心情、滑稽的姿态就认为是没趣的”，例如“在落首和川柳的精神中蕴含流传着日本讽刺的传统。”[⑦]由此可见,笑与游戏精神是中日传统文学讽刺修辞的根本区别所在。
周作人对日本作家审美活动中的讽刺修辞颇为认同。1923年，他在《日本的讽刺诗》中说：“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的投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又正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像青椒那样的黏缠。”[⑧]含蓄而不含恶意的讽刺,这便是周作人的兴趣所在。狂言是日本古代一种小喜剧,周作人十分欣赏其表现社会乖缪与愚钝时所运用的滑稽形式：“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白,所以没有那些俗恶的回味。”[⑨]俳文同样让周作人领悟出日本讽刺之特性：“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⑩]讽刺、谐谑而诙诡,这些正是铃木修次所谓的日本式审美讽刺的特性。
在《凡人崇拜》一文中,周作人论到自己所佩服的散文家户川秋骨,称其文章“独有在非常时的凶手所没有的那微笑,一部分自然无妨说是出于英文学的幽默,一部分又似日本文学里的俳味。虽然不曾听说他弄俳句，却是深通‘能乐’，所以自有一种特殊的气韵，与全受西洋风的论文不相同也。”[11]这种俳味也就是日本传统文学中那种幽默式讽刺,讽刺中融入了游戏精神。
显然,周作人经由川柳、狂言与俳文等理解接受了日本式审美讽刺,并由此称中国文学的讽刺过于严肃、紧张,缺乏幽默感与趣味性。他认为中国文学“缺少笑话似乎也没有什么要紧,不过这是不健全的一种征候,道学与八股把握住了人心的证据。”[12]在他看来，缺乏余裕的中国讽刺，与道学和八股文相关,不只是一种纯修辞形式问题,实关涉到一个民族的命运。
这种认识,决定了他在创作中舍过于认真的中国式讽刺而取日本的谐谑讽刺。他对北洋军阀政府在军警殴打“索薪”教员之后竟言教员是自己“碰伤”这一事件十分愤慨,但在《碰伤》一文中，他却极力抑制情感,其重要方式便是滑稽式讽刺：“一只招商局的轮船,又在长江中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的头上,随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因此可以知道,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文章模拟当局的语气,以平静的言语,为“碰伤”这一荒谬之论作“辩护”，模拟语气使整个语境由讽刺转换为诙谐,情感因此被有效地调控在“平和”这一“度”内。《谈〈目连戏〉》如此写“张蛮打爹”：“‘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著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讽刺而不失游戏姿态,充满趣味性,令人忍俊不禁。《麻醉礼赞》如此写鸦片之趣味：“鸦片的趣味何在,我因为没有入过黑籍,不能知道,但总是麻苏苏地很有趣吧。我曾见一位烟户,穷得可以,真不愧为鹑衣百结,但头戴一顶瓜皮帽,前面顶边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去的,于此即可想见其陶然之状态了。”反对抽鸦片却津津乐道鸦片之趣味,讽刺而不含恶意,诙谐有余。
三
周作人精通日语,常常驻足于文字本身,“连文字来赏味”[14]，以体悟其内在生命意蕴。这种“赏味”使他自觉地将日语的某些审美特点化入自己的文学语言系统内,构成一种与自我风格更为契合的新的言语方式,以更准确地言说自我和外在世界。
日语是复音的言语,“语长而助词多”[15]，“不详细说明一个句子的主语,如果能够从上下文中猜出来或者从动词的客气程度可以作出判断的话。”[16]与之相比,“中国话多孤立单音的字”[17]，没有词尾变化。这种区别使得中国人“容易误会日本好讲废话,语尾原是不必要的废物,可以干脆割掉丢开了事。”在周作人看来，这种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日本语与中国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18]难以相互认同。上述两种语言的区别,体现在语气上则一为舒缓、平和,一为急促、紧迫，正如鲁迅所言,“日本语原是很能优婉的”[19]，而“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20]这就使得两种语言的转换很困难,难怪周作人经常感叹日本文学不好译，感叹音节急促、节奏紧迫的汉语难以翻译韵律徐舒、节奏平和的日语意思[21]。
如果说舒缓、平和、优婉是日语审美上的一大特征,那么这一特征还表现在语句间结构关系上。美国学者赖肖尔说过,日本人“在写作以及谈话中喜欢运用松散的论证方法,而不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宁愿提出建议或者举例说明,而不用明快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观点。”[22]表现在文字上便是热衷于运用长句子,往往一段为一个长句子。舒芜也曾指出：“日本文章的标点符号,本来也就习惯于每段之内逗号到底,段末才有一个句号,于是一段成为一个长句子。”[23]这种长句子的特点使内在联系松散、节奏慢。
对日语的精通,对中日语言审美差异的切身感受,使周作人意识到了节奏舒缓的日语更适宜于抒写自己平和的心境与情感,以及与这种心境、情感相契合的“超政治性”的生活内容。从其作品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语气平和、节奏舒缓的日语的热忱与自觉借用,具体表现主要是长句子的运用。如“可惜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但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24]这种大段之内逗号到底的长句子在周作人散文中比比皆是,语势平缓,节奏自然平和,“很像日本语文的句式,而不是德国语文中的长句子那样结构严密得像一架精密仪器。”[25]它适宜于表现平和淡泊的心境、纡徐古雅的情绪，并促使整个文风趋向平和。
日语还有一个非常显在的特征――“敬语”。周作人曾专文予以介绍：“日本语中特别有一种所谓敬语,这是在外国语里所很少见的。中国话中本来也有尊姓台甫那一套,不过那是很公式的东西,若是平常谈话里多使用,便觉得有点可笑了。日本的敬语稍有不同,他于真正表现恭敬之外,还用以显示口气郑重的程度。”[26]大体而言，敬语可分为三类：一为郑重语,即讲话人为了对听者表示礼貌而使用的敬语，主要由郑重动词和郑重补助动词予以表示；二为尊敬语,即讲话人为了对听者或话中提及的第三人表示尊敬而使用的敬语,主要使用尊他动词、尊他补助动词和尊他助动词予以表示；三为自谦语,讲话人以谦卑的语气,通过贬低自己来表达对听者或话中提及的第三人的敬意而使用的敬语,主要使用自谦动词、自谦补助动词予以表示。
周作人深知，通过敬语读者能够“感到人物与事情的状态,可以省去好些无谓的说明。还有日本女人说话的口气也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与男子不一样,在文章的对话中特别有便利,也是别国的言语里所没有的。”[27]他渴望敬语的“便利”,因为这种“便利”能够含蓄而准确地传达“自己的略为细腻优美的思想”[28]。然而,汉语没有日语那种变化复杂的助词,没有“动词和形容词在词尾通过所谓凝集作用附上一系列曲折变化,用以表示语气和语态(如主动语态或被动语态),完成时态或未完成时态,否定式或肯定式,以及各种不同程度的敬语等。”[29]这意味着周作人很难如日语作家那样以助词、形容词、动词变化等方式,使自己的言语获得郑重、尊敬与自谦的审美效果。
于是，如何以汉语获取“敬语”的审美效果,对于周作人来说成为一个难题。他没有也不可能在形式上生搬硬套,而是立足于敬语精神的借用,充分开掘汉语中被传统言说模式所遮蔽的潜能,以达到“敬语”效果。具体做法是：在句子中适当使用具有修饰动词或形容词功能的助动词,如“可能”、“可以”、“会”、“能”；或使用表示程度、时间、频率、范围、语气及否定的副词,以修饰动词和形容词,如“稍微”、“悄悄”、“便”、“就”、“仅仅”、“只”、“不”、“也许”、“莫非”、“大概”；或动词,如“请”；或连词,如“或者”、“如果”等等。这些词大都具有使语势平缓、语气委婉以及揣摸他人心理的功能。周作人有意识地使用它们,充分开掘它们表现人与人之间微妙关系的潜能,以创造出类似日本敬语的审美语境。
如《贵族的与平民的》开篇一段：“关于文艺上贵族的与平民的精神这个问题,已经有许多人讨论过,大都以为平民的最好,贵族的是全坏的。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现在却觉得有点怀疑。变动而相连续的文艺,是否可以这样截然的划分；或者拿来代表一时代的趋势,未尝不可,但是可以这样显然的判出优劣么?我想这不免有点不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后面例句亦如此)。在这里，作者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平民文学观,提倡平民文学的贵族化,要求以贵族精神洗礼“人的文学”。然而,这种主张是逆文学革命的平民文学主潮的,也就是反文学革命时尚,与多数人唱反调。周作人深知这种文学贵族化主张不入时和它实际上的火药味，所以他努力以尊敬、自谦的平和语气,陈述自己的观点：“大都”而不是“所有”,这是留有余地,不将一切人包括进来,也就是对一部分人的尊重；“有点”是限定程度,以避免气势嚣张,而前面说“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想”,表明怀疑否定的不只是别人,同样包括自己,这是贬抑自己以起到尊重他人的效果；“是否”是一种轻度的询问,是以商量的语气否定一部分读者的观点；“未尝不可”是换一种角度来肯定一下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读者,而这种肯定从论题内容上看,实际意义不大,目的只在于宽慰一下被自己否定了的读者,缓和与他们间的冲突,尊重他们的情感；“有点不妥”是委婉的否定。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宣示自己的主张,而是极委婉地道出,对拟想读者极为尊敬。副词的高频率使用确实起到了类似日本敬语的审美效果。
又如《日记与尺牍》中的一段：“在外国文人的日记尺牍中有一两节关于中国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录如下,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这里既有对外国文人表示敬意的尊敬语,如称他们的文章“也很有意思”,“不要见怪原作者就好了”；又有对读者表示礼貌的郑重语,如“只请不要见怪原作者”；更有以谦卑的语气,通过贬低自己来表达对读者和外国文人之敬意的自谦语,如“博读者之一粲”、“倘若读者不笑而发怒,那是介绍者的不好”、“我愿意赔不是。”其中“很”、“倘若……那是”、“只”、“请”等词对营造“敬语”语境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类似的段落、句子举不胜举，如他自己所言：“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新的旧的,肥的瘦的,见过了不少,说好说丑,都表示过一种敬意”。[30]对“敬语”审美特点的化用，不仅使作者的文风更趋平和、冲淡，而且为汉语创造性化用他国语言特点积累了经验。
四
敬语是在直接或潜在的对话语境中进行的,对话性是其潜在特点。这样,强烈的“敬语”意识,使得周作人不只是将创作视为自我书写的方式,而是更倾心于以创作与他人进行对话。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创作对话特点最鲜明突出者,应该说是周作人。与亲人、朋友或一般拟想读者对话,甚至以书信方式与自我交谈,如《乌蓬船》。而敬语本身的平和性,加之他温和的性格,则赋予其对话以平和、闲适的特点,且往往表现为“闲话”。
闲话在20世纪20、30年代语境中，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掌控大众的启蒙话语与群众性的政治话语的一种反叛，私人空间里朋友间天南地北的闲谈，关系平等，没有公共领域里剑拔弩张的争执，远离社会化运动，从而消解了对话的社会性，在这种平和的闲聊中，个体体验到了一种相对的自由。这也就难怪他向往如此境界：“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31]。他的散文创作大都是这种“向往”的实现,是“谈闲话”,于是他常用的散文体就是这种境界意义上的“闲话体”。
而这种闲话体与厨川白村对随笔的审美性界定几乎完全一致。厨川白村说：“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吧。也有冷嘲也有警句吧。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32]周作人的散文就是厨川白村意义上的“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使用的是“啜苦茗”时的闲话体。
日本古代文学史上,清少纳言曾以《枕草子》开创了“随笔”文体,其特点是闲居无聊时,将自己看到想到的事情记录下来，周作人曾称《枕草子》“列举胜地名物及可喜可憎之事”,“在机警之中仍留存着女性的优婉纤细的情趣,所以独具一种特色。”[33]厨川白村的随笔理论虽主要是就英国随笔而言的,但日本的随笔传统可谓是他言说时的民族文学背景,就是说厨川白村的“随笔”理论中也融有日本古代随笔的特点,它不只是英式的,也是日本的,所以这种理论能迅速为现代日本作家所接受,以至于20年代中期出现了随笔繁荣的局面,并由此确立了新的厨川白村意义上的随笔文体。
周作人在日本文化影响下所形成的审美观念,使他与厨川白村随笔理论间有着相当的亲和性,从而为他接受厨川白村的审美理论创造了条件。就是说，周作人的闲话体与厨川白村的“随笔”文体之间的相似,不仅与“敬语”意识等日本审美经验的浸润有关,而且与厨川白村随笔理论的直接影响分不开。
综上所论，周作人在情感处理方式、讽刺修辞运用、语言以及文体诸方面均一定程度地受到日本审美经验的影响，与这种影响相关，他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日本传统文学的文风，以温和、冲淡之笔书写个人的闲适、寂寞与不平,把玩人生的苦趣。
然而,周作人毕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于他是根深蒂固的。他自己也说过：“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是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或者我无意地采集两方面相近的分子而混和保存起来,但固执地不可通融的是中国的也未始没有：这个便使我有时不得不离开了日本的国道而走自己的路。”[34]日本文学的冲淡、闲适生成于其独特的超政治性语境中,以温和的语气,平淡地叙说人生,将生存之苦淡化,陶然于幽玄、闲寂的趣味中,对于日本传统作家来说是一种不自觉的审美表现,是自然形成的。与之相比,周作人的“闲适”则主要是在日本审美经验启示下苦心经营的结果。他曾说：“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35]他的平和、冲淡、闲适是一种在主观意志作用下对非平和闲适加以克制的结果,所以较之日本文学便显得不够自然,也不彻底。他曾就苍蝇谈到自己与日本诗人的区别：“在日本的俳谐中则蝇成为普通的诗料,虽然略带湫秽的气色,但很能表出温暖热闹的境界。小林一茶更为奇特,他同圣芳济一样,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检阅他的俳句选集,咏蝇的诗有20首之多,今举两首以见一斑。一云,‘笠上的苍蝇,比我更早地飞进去了。’这诗有题曰归庵。又一首云,‘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读这一句,常常想起自己的诗觉得惭愧,不过我的心情总不能达到那一步,所以也是无法。”[36]无法达到小林一茶那种闲适的地步,也就难以真正品味出闲适的真趣。其实，他看似有闲而心无暇,不只是由闲适透出淡淡的哀绪,而且在闲适背后隐有无限忧愁；他不是以创作去体验生活的寂趣,乃至玩味这种寂趣,而往往是借创作排解寂寞、忧愁,由此与日本文风区别开来。
The Impact of Japa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s on the Shaping of Zhou Zuoren’s Essay Style
Fang Changan
(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7)
Abstract： Zhou Zuoren admired Japanese culture all his life. He has merged in his essays Japa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s consciously, such as the weakening of strong emotions, the satirical humor, the “respect language” and the free way of writing. So his essay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light, leisurely styl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Japanese traditional essay. However, due to the deep-rooted national mentality and the turbulent social contexts of the domestic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it is impossible for Zhou Zuoren to experience and relish life’s loneliness and leisure like a Japanese traditional essayist. As a result, his essay writing is a way to escape from the reality , which is basically a failure-- his leisure is pervaded with sadness.
Key Words: Zhou Zuoren; Japanese aesthetic experiences; essay
[②] 周作人《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506页。
[③]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第19页。
[④]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⑤] 周作人《〈徒然草〉小引》, 《语丝》第22期，1925年4月。
[⑥] 周作人《金鱼》，《看云集》,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⑦] [日]铃木修次《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30页。
[⑧] 周作人《日本的讽刺诗》，《谈龙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201页。
[⑨] 周作人《〈狂言十番〉附记》,《周作人散文》(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页。
[⑩] 周作人《谈俳文》，《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11] 周作人《凡人崇拜》，《秉烛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2] 周作人《日本的落语》, 《周作人散文》(3),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13] 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下），《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14]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0页。
[15] 转引自周作人《和文汉读法》, 《苦竹杂记》,上海良友总公司初版，因磨损年月不详，第258页。
[16]［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 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30页。
[17] 周作人《译诗的困难》,《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22页。
[18] 周作人《和文汉读法》,《苦竹杂记》, 上海良友总公司初版，因磨损年月不详，第258―259页。
[19] 鲁迅《〈桃色的云〉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20] 鲁迅《〈池边〉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202页。
[21] 周作人《日本的诗歌》，《艺术与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22]［美］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 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27页。
[23] 舒芜《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文艺研究》1988年第4、5期。
[24]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25] 舒芜《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文艺研究》1988年第4、5期。
[26] 周作人《文字的趣味二》,《苦竹杂记》,上海良友总公司初版，因磨损年月不详，第274页。
[27] 周作人《文字的趣味二》,《苦竹杂记》,上海良友总公司初版，因磨损年月不详，第274页。
[28] 周作人《译诗的困难》,《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22页。
[29]［美］埃德温・赖肖《日本人》, 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30页。
[30] 周作人《苦茶随笔・后记》，《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第344―345页。
[31]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一》,《雨天的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页。
[32]《鲁迅译文集》第3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3页。
[33] 周作人《歌咏儿童的文学》，《自己的园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34] 周作人《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谈虎集》,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第506-507页。
[35]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雨天的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页。
[36] 周作人《苍蝇》,《雨天的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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