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红色审美系统中的“风景”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646
傅 元 峰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自然景物包含着各种崇高美和优美，理应接受文学艺术的自在感知。但在1949年后的小说叙事中，叙述人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禁锢了自己对自然景物的体察。红色审美系统的审美缺陷在于个体性主体的缺失，自然在红色审美逻辑中的对象化的过程，是概念化的集体主义的体认过程。自然美被利用后，浸染了十分外显的革命激情或革命原则，自然美的感知也由人性感知变成了政治性感知。
关键词：红色审美系统；风景
1、从审美对象到实用对象
与现代小说生长的多元意识形态环境不同，1949年后，中国小说创作在单一的政治范式中进行了诗性整合。自然美被利用后，浸染了十分外显的革命激情或革命原则，“可爱玩而不可利用”[①]的自然美被纳入了固定的审美模式，它的暴虐和温柔都被涂抹上了红色光环。个体诗性和审美精神的独立缺失以后，自然不再是“流动的”、“发挥的”、“顺从的”[②]。由于激昂的革命情绪，社会主义建设者对自然的改造激情也影响了作家们的自然观，他们获得了类似于马雅可夫斯基“砸烂每日地图”的冲动。文学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体现出很强烈的控制力：“社会主义的人希望并且也将通过机器指挥整个自然，包括松鸡和鲟鱼。他将指点群山，让群山在何处屹立，或从何处移开。他将改变江河的流向，为海洋定下规则。”[③]
当然，文学对自然景物的改造是一种修辞改造，自然景物完全服从于小说题旨的表达需要：当革命的大好形势来临的时候，李正眼中的湖光山色也就分外显得美丽（《铁道游击队》第二十章“六孔桥上”），景色的审美逻辑是“没有辜负上级和人民”的希望，景物的感受原则是政治性原则。而且，在小说叙述中，作为叙述对象，李正的体验和叙述者的体验是同构的。小说的抗日战争题材将这种原则挂靠到了民族存亡的宏大主题上。中国传统叙事与政治性叙事的结合中，作为情节因素的景物描写被政治化了，民族化加政治化成为小说的主要叙事特征。《红岩》的景物描写更多见，也带有更多的诗意。但是，诗意的审美感知是有计划的、有革命原则的审美感知，正反角色所处的场景体现了富有革命原则的爱憎。小说优美、壮美兼具的自然景物所体现的诗意并非来自人性的折光。《红岩》中有些景物描写，传达出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们对生命的和对光明的向往，但是“革命乐观主义”（不是缘于生命激情）和革命意志最后阻止了景物描写的人性升华。《红岩》并没有回避人性：黎明的阳光、渣滓洞后面瀑布冲泻的水声和铁窗外几声清脆的鸟叫也被革命者们敏感地接纳了；当女牢里一个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许云峰也“迎着曙光，衷心欢畅地凝望着女牢那边”。小说围绕“小萝卜头”的景物描写已经切近了人性的内在意蕴，具有极大震撼力，比如写到他作为一个儿童的纯真的天性，在优美的景物衬托下，“小萝卜头”把虫子放进刘思扬的火柴盒，又放了出来，他对自由的本真渴望已经接近了人性立意。但是，小萝卜头的革命动机淹没了这一切：“小萝卜头”的声音中充满了“未能完成任务的内疚和责任心”，以至于“变得那样痛苦，明亮的眼睛暗淡下来，难过得快流泪了”，本真的人性折光随之暗淡。
小说设置了一道高于人性的风景线：革命者的意志与精神构筑的风景。革命者的目标是功利的，是“集体主义”的要求，但不是人性的要求。余新江的胜利愿望就是去宣布“太阳是我们的”，这是在《红岩》诸多太阳意象中最为直露的对革命意志中占有欲望的表述。太阳的所有权归属是狭隘的革命目标，也许小说是想把太阳处理为意象化的革命目的，但是，无论叙述者的初衷是怎样，有一点是确定的：革命必然导致的对垒状态给自然贴上了所有权的标签。“太阳是我们的”这一话语模式宣告了《红岩》的诗性受难，这也许是革命的胜利，但革命与文学的关联不可能缔结可以流传久远的诗性。即时、即地、即景是革命风景的突出特征，这种特征可以简略概括为切近的功利性，而非人性。在这种功利性的风景叙写中，自然景物被工具化是不可避免的。小说的叙述者没有意识到，文学感知中的景物有丰富的层次，这诸多层次在革命的伦理框架中是一元的，处于被遮蔽状态。革命信念压倒了求生和求美的本能。
塑造英雄形象，大自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类似于《迎冰曲》中老鲁所体验到的“给我一个考验”的大自然，是最常见的自然景物叙写的典型。英雄的形象总是像挺拔的青松银杉，党和母亲的话总是像震耳的洪钟。当自然景物作为崇高美道具的时候，总是纳入这样的审美位置：自然景物在英雄人物的背景上，一个审美接受者处于这个画卷的下方，或者干脆作为叙述人退居画卷之外。在《虹南作战史》中，景物描写很少，语录运用很多。对比前文所述的昂扬的激情，集体创作组的景物描写反倒多了一些“客观”。也许集体创作组已经超拔了诗意的表达，而直接将小说的主题诉诸意识形态话语。但是，无论个体创作还是集体创作，自然景物的诗性感知已经被剔除了个性，那种建立在丰富人性基础上的个性消失了。
1949年后受意识形态左右长达三十年的“红色风景”中，自然景物充当了各种道具。自然环境作为“敌人”，作为英雄背景的衬托，是“红色风景”描写的主要模式。忠实的自然景物验证出个体审美精神的缺失。在红色风景中，革命审美逻辑导致了单调的审美模式，并且造成了一种假象：作家被革命精神左右的审美情怀似乎促使小说对自然进行“纯美”的注视。统一的审美口味在60年代最终形成，构筑了纯粹的革命审美空间，影响了一代人的审美观。革命审美逻辑的贯彻在作家那里成为一种审美自觉，政治与文学联手规划了革命审美生态，个性化的优美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美好明天产生修辞关联，“野百合花”类的象征已经不复出现，青松翠竹、雄关漫道式的壮美成了革命叙事中自然景物叙写的最抢手的消费品。
这样，审察自然景物所标志的红色审美模式中诗性的失陷，就不能仅仅归因于审美者与审美对象之间的革命功利纠缠，不是距离太近，而是审美主体被革命意志劫掠后丧失了个体能动性。这种“利害打算”对于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小说而言，有两种形态：1949年后30年红色文学的政治功利与90年代文学的经济功利，它们损伤了作家的审美心理机能――对自然的解读不能进行自在的诗性升华，或者干脆遗忘。自然和它的审美主体都成为受虐者，被扭曲和遗弃。这种扭曲不是“把历史吸收进自然”后而发生的“自然本身异化”[④]，而是意识形态对自然的精神暴力。自觉纳入政治机器的运转，并且自觉以一种诗情的形式图解政治，艺术就丧失了一个可以对等地审视政治的空间，诗情所达到的最后目标是政治效应，以至于今天的批评者们还不得不承担起“用宗教的、社会的、尤其是艺术史的细则去‘阐明’某一时代的政治意义”这种“额外负担”[⑤]。政治诗情对文学诗性的损伤往往融合在漫长的审美接受中，它给艺术造成的深刻影响需要放眼更长的历史时期去衡量。革命宗旨和政治性统摄了自然景物的审美形态，和中国文学传统中“自然天道的意义由历史形态中的王道来规定”[⑥]的特性不谋而合。在这种红色文学生态中成长的共和国文学，其自然景物非工具性的感性形态被遮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红色审美逻辑中的自然与审美主体的关系恰恰和美学家杜夫海纳所认定的关系本末倒置：在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里，自然本身寻求表现，“艺术成了手段，艺术家成了工具”[⑦]。当然，被纳入红色审美逻辑的当代中国作家依然作为手段和工具存在着，只不过，他们不属于自然，而属于一个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
2、风景与政治工程
正如前苏联1929―1931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导致了苏联1932―1933年的大饥荒一样，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也同样引起了天灾人祸。这场长达三年之久、为二十世纪所罕见的大饥荒是中国小说叙事的盲区，甚至很长时间内也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敏感区域。红色审美系统疏导了文学对于苦难的诗性表现，把一个饥荒的国度变成了歌舞升平、斗志昂扬的“无痛时代”。诗性表现中痛感的丧失使一个时代的文学与悲剧意识无缘。经济生活中的饥饿并没有出现斯宾格勒所预言的现象：“一种文化的高级的形式世界就会悲惨地瓦解，人类野兽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赤裸裸的竞争就会开始。”[⑧]但是，这种痛感丧失以后对文学诗性和审美生态的破坏却影响深远。恰恰就是在死亡人数逾千万[⑨]、饿殍遍地的中国，随政治情绪迅速攀升的诗情缔造了一个昂扬明朗的诗情乌托邦。在政府觉察到了这场大饥荒的严重性、并对之进行合乎理性的调整的时候，诗情依然奔腾不止，依靠它强大的动能，将人性和诗性的劫难继续推演下去。如果说被“大跃进”所掠夺的数千万的人命引起了政治决策者的警觉的话，文学的“大跃进”则无法遏止其“诗性之死”。
为了完成数目庞大的创作计划，1958年，中国“作家”的数量迅速递增了200倍[⑩]。各文学期刊在革命诗情上继续“跃进”：1958年出版了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沫的《青春之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刘流的《烈火金刚》、草明的《乘风破浪》、梁斌的《播火记》等长篇小说，《中国青年报》开始连载《红岩》，杨朔、秦牧对乌托邦诗情的营构也如火如荼，于1961年分别出版了他们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艺海拾贝》。在政治调控下丧失了人性的诗情迷狂在60年代继续高扬，《人民文学》在1964年刊发了《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启事》，征文则于1965年3月开始刊发。在60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刊发的文学作品中，自然扮演了两种叙事角色。其一：美好生活的映衬物，在开头描写美好的山川湖光景物，已经成为“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叙事的首要特征；其二，自然环境作为性格、革命意志的砥砺物。在30年代红色叙事中，文学作品的革命品质的对应物有三种：一种是未成长的自我，另一种是敌人，再一种是恶劣情状的自然。集体诗情迅速蔓延。1964年11月号《人民文学》出现了多组速写，实际上它们已经从文体上侵入了小说，这些文章，包括《金黄万里报丰收》、《内蒙古速写》、《东方红的家乡》、《运动员速写》等等，切近政治通讯，已经丧失了小说的文体标识。 1964年12月号《人民文学》出现了故事会、相声弹词等曲艺形式，急功近利的革命宣传往往在最冲动的时候抛弃了小说。激情的投入要么改变小说文体，结果是导致文体的变异；要么是改变小说特有的诗性方式，结果是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变成了口号式的抒情词条。在“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中涌现的大量小说，用廉价的激情塑造和讴歌着“新人”、“新世界”，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的周围点缀着日月星辰、山川树木、风云变幻，“天从人愿”式的景物描写构成了红色三十年景物呈现的主要方式。自然界总是应时应景，将一切有利于表达英雄人物和政治性主题的自然万物调和在叙述对象中，小说突显了抒情功能。作为革命意象的衬托物，景物和其附带的诗情在革命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生成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1949年后众多的社会建设工程促成了一种激进的自然观，即自然的可塑性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激情――人定胜天。格里芬解读现代精神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认为现代性的第一阶段二者体现为“二元论”，“二元论”把自然放在了完全的受动地位，“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格里芬把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看成了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并据此进一步断言马克思的工业社会主义比自由工业资本主义具有“更充分的现代性”[11]。在中国思想界，以现代理性为特征的启蒙主义是思想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西方文明在行使对中国“有想象而无科学”[12]的纠偏使命时，唤起了人们对科技理性的钟爱。思想界审察红色政权的迷狂现象，往往在中国本土溯源，将其归结为一种封建余孽和现代性畸变的共同结果。这种认识一直统治着人们的审视逻辑，对比格里芬的断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思想界倾向于把“现代性”作为审察标尺，“现代性”倾向于被理解为一种日臻完美的虚拟境界，一条不确切的水准线。格里芬的启示在于，思想的活力在于它永远的批判能力，为了达到反思的可能，思想界应该有更广阔的价值评判体系。“现代性”在思想界的合理地位应该是作为考察对象，而非价值尺度。这种论调在后现代思想中具有代表性，其合理性成分尚待验证，但是，格里芬所描述的现代性形态的二分确实为审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自然观开拓了视野。当然，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远未达到“工业社会主义”的地步，但是，红色中国仍然依靠精神力量把自然纳入了“二元论”认识体系。由于生产力因素，进入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政治狂想只能以乌托邦的形式实现，“二元论”认识中对自然的社会主义改造只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
在红色审美逻辑成为小说叙述者审美参照之初，小说对自然景物的利用十分生硬，这些生硬改造在小说接受中往往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在政治性和诗性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比如杨朔的散文和浩然的小说所体现的那样，作家审美精神的沦丧才达到极致。在《月照东墙》的诗意空间里，充斥着至高无上的政治性：“老队长”宣布了入党的消息，“尚大娘”激动得暗暗自语：“怪不得这老东西光顾大家，不顾自己，只想工作，不想休息，他感情已经是党里的人了！”（浩然《春歌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第1版）浩然在《春歌集》中保持了活泼的文风、涌动的诗意、清新的美感：“老队长”（《茁壮的幼苗》）在月下的田野倾听着青苗拔节的声音，优美的田园情趣让人迷醉。然而，当叙述者由诗性描述转向政治性描述的时候，诗情就变成了矫情：“只有他，这位辛勤的老党员才能听到；也只有他，才听得这样入迷……”。
红色审美系统生产的文学作品在泛滥的颂诗式的激情里，“豪迈里有亲昵”[13]，把政治性和诗性搅拧在一起，抒情的灵魂彻底冷落了自然本身的审美特性。正如波普尔所言，这种充满诗性迷狂的乌托邦工程最终显现的是封闭社会的集团部落道德，是一种“集体主义的自私”。波普尔预言，这种封闭社会的审美热情“有发展成为一种神经官能症或歇斯底里的危险”。实际上，这已经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波普尔对浪漫主义的定义是：“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浪漫主义（在注解中，波普尔指出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继承者卢梭则有浪漫蒙昧主义的危险，引者）。”他进而愤怒地谴责这种“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的激进主义和浪漫主义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14]。
3、风景与审美本能
巴赫金曾断言专制话语得不到真正的诗性表现，认为“崇高体裁对过去的理想化”具有官方性质，“小说却同永远新鲜的非官方语言和非官方思想（节日的形式、亲昵的话语、亵渎行为）联系在一起”[15]。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对“集体”对个体人格的压抑深恶痛绝，认为那是一种心理暴力[16]。在集体主义获得绝对权力的社会主义中国，还缺少伊格尔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把人性看作“一个有待完成的政治任务”，并同时追求审美的崇高状态“对可能将它置之死地的罪恶力量施以奥林匹亚式的报复”[17]。中国红色审美逻辑恰恰相反，以政治崇高改写了诗性崇高，崇高成为伪崇高，成为诗性迷狂和变异的最好例证。在集体的大熔炉里，所有的个体因素都被熔化和重新锻造，“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18]。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美成为图解的集体主义的革命伦理、政治性伦理。已经放弃了小说创作的茅盾指导作家们以万变应不变时说：“我们应当避免公式化和千篇一律。可是避免之道，就在于达到‘大团圆’的过程须有变化，就是要深入生活，要有新发现，而不人云亦云；就在于描写积极，极左，落后三种人物时，应不以写出类型为止境，还应当各赋以个性，而写他们的转变时，也要有真知灼见的精神分析，避免笼统肤浅。”[19]
小说创作中，红色审美生态对作家审美本能的压抑和展露可以找到很多例证。置身自然的杨晓东对自然美的发现是由于“乍从敌人盘踞的地方出来”，由于瞬间感觉的自由而发现了自然的美丽，发现了生存的快乐，想溶化在这种美中，这是一种审美本能的流露。由于自由而释放了所有审美触角的杨晓东在一系列时间换算以后，放弃了对美妙景物的享受：“是呵！生命是由时间计算的呀！还不抓紧学习党的政策文献去！”这种“游园惊梦”的现代版本在红色审美系统所制造的小说中有较多体现。比如，秦德贵（《百炼成钢》）恋爱时对公园景物的审美感知就被“斗争”掉了。在《山乡巨变》（周立波）中，风俗画、风景画和作家的文学素养结合在一起，这种审美本能的遗留使周立波的小说较同类文本有更多的诗性含量。草明的《乘风破浪》描绘东北春景，也是充满了生活气息，体现了女性不曾泯灭的审美感知能力。汪曾祺的《羊舍一夕》（1962）是一篇平庸的作品，然而对于那个时代而言，作品有相当的个性色彩，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性划痕。在乡村夜色的静谧中，故事也沉稳而富有诗意地流淌在和美的田园景致当中，并没有最终出场的政治性来修正或点题。周立波的《卜春香》（1963）中也出现了较为个性化的田园风光描写，为卜春香设置了充满个性美的春日田野景色，在卜春香的周围，有苍茫的暮色、晶莹的露珠，还有鸟雀的婉转、花草飘香。上述叙写保留了个体心灵与自然万物的本能对答。精神受虐的作家们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弃绝艺术，要么糟蹋艺术。更多作家选择了后者。红色审美模式中的文学作品，其景物描写是服从的、集体的、政治性的，因而也导致了小说充满激情却十分苍白的审美堆砌。多数作家适应了一种名副其实的“画院待诏的生活”――在红色审美系统里，似乎根本无从追求“挂金带于院内而决绝以去的‘风子’生活”[20]，人的内外风景早已湮没于一片红色。
美国的生态学家卡洛琳・麦茜特认为：“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文化，自然传统上都是女性的。”[21]女性本身所具有的阴柔的美和自然的柔美是共同的；自然在更大程度上是哺育万物的母亲，有明显的母性特征。因此，在红色审美极端的崇高与壮美里，去寻找自然景物描写的优美，并注意文学对女性的审美观照的变化，能够对红色审美系统中的审美性状有更深入的理解。
周立波在《山乡巨变》写到盛淑君和陈大春的爱情场面，这样来渲染爱情场景：“温暖的茶子花香，刺鼻的野草的青气，强烈的朽叶的腐味，混合在一起，随着山风，阵阵地飘来。”“两人并排坐在一捆柴禾上。月光从两边擦过低低的稻草屋檐，斜斜地投映在他们身上，盛淑君的脸，在清澈的光辉里，显得分外洁白、柔和、秀丽和娇媚。”再写二人美妙的爱情体验，写得较为大胆、明快。比如描写二人的拥抱，和接吻：“一种销魂夺魄的、浓浓密密的、狂情泛滥的接触开始了，这种人类传统的接触，我们的天才的古典小说家英明地、冷静地、正确地描写成为：‘做一个吕字。’”随即而来的景物描写和心理活动描写也十分贴切传神。周立波富有民间特色的个性化语言使爱情描写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个案。更多时候，周立波是把爱情的发生和劳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人物外表美和心灵美的颂歌都具有景物烘托，甚至自然界还被赋予了阶级感情，比如与黄贵生过不去的荆棘。对于周立波这样个性与政治性混合的作家来说，由于个性，爱得到了恰切的描写；由于政治性，爱的理念已经被政治同化。《第二次握手》（张扬）写到了苏冠兰和叶玉菡的第一次拥抱：“浓郁的桂花和野花的香气笼罩着朦胧的大地。皎洁的月光仿佛含羞似的，将圆圆的脸蛋儿悄悄藏进薄纱似的云絮中。深夜的郊野，万籁俱寂……”。在景物描写的衬托下，体现了一种鲜活的人性美。但是，在叶和苏结婚后，文本也完成了诗情与意识形态的彻底结合。张扬改编了一个爱情悲剧，并赋予其优美和崇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的诗性价值并没有突破许多红色审美小说作为历史标本的价值。在红色审美旋涡中，也漂浮着一些细腻的生命感触。《叮叮的小铃声》的第一人称叙述与同时代的“颂扬式”叙述主流并不十分合拍，在对景物的描写中，面对一个孩子和纯净的自然景物，“我”是以女性的敏感觉察到了看青的小孩――金豆的寂寞：“暮�中，一个小小的身影，凝然不动地沉思着，在他背后，天与地已在朦胧中快要结合在一起。突然，一种孤寂、清冷的氛围裹住了我，同时想起了他，刚才留我多坐一会儿的眼光，是那么恳切，我不能就走，我和他一同坐着，听着玉米叶子发出规律的簌簌声。”这段文字不是一种伟岸的发现，而是对本能的孤独体察，只有敏感而又细腻的女性感知才能对此十分明了。
如果说上述文本还保留着一点人的个体性情，以下文本则以政治性整合了自然美，进而浇铸了程式化的爱情。《黑风岭风情》（李若冰）两次写到了戈壁滩的“海市蜃楼”，并穿插了主人公的两地书。张铁汉眼中的“海市蜃楼”逐渐变成了现实，黑风岭风情也由此成为人物生活信念与革命建设意志力的烘托。谷峪的《爱情篇》也在优美的乡村风光中铺展了爱情：“昨夜下了一场雨，黎明时的村庄蒙着一层薄雾；曙光被隔在雾层的上边，只有微弱的白光透过来，混合在茫茫的大气里，使整个天空变成一种橙黄的颜色。”可是，在这种优美中出场的爱情携带了政治尖音，破坏了和谐的诗性审美。在这样的优美之中，小说接着叙述了云宾与淑芳的对话：“我觉得咱们两个人能够携着手一齐为党工作，这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高贵的亲热。这几天里边，我看见你工作得这样好，我又重新认识了你，对你更爱了。我希望你保持下去，那咱们的爱情是牢不可破的。……”李英儒在《战斗在滹沱河上》写到二青和杏花的爱情：“‘二青，你放心，我掉不了队，我会永远跟上你。’杏花说完，二青没有再吭声，她知道他是默然同意了。就没有再说什么。碎银块子似的星星亮在天空，风吹得小柳树咝咝直响，水车仍在发着单调的滴漏声音，一对影子，紧紧依偎在一起。”李英儒表现了杰出的景物描写才能：景物渲染生活的美好，人性的真挚，战争的惨烈和悲壮，都十分贴切，可是，由于政治媚俗的总体价值定位，这些景物在审美接受中仍然是死的。草明以一个女作家的细腻笔触写到西北高原天空下宋紫峰和邵云端的拥抱，在自然景物和人性的完美结合即将完成的时候，叙事还是响起了政治的尖音：“不一会，她抬起脸望着他，严肃地批评他说：‘不过我觉得你对马列主义理论不那么感兴趣，玩呀，闹呀，你倒很起劲，这不太好吧？’”然后文本叙述道：“就在那一年的七月一日党生日那一天，他俩正式结了婚。”吴强的《红日》写到沈振新回信时与姚月琴的逗趣，也有优美的夜色描写，与宏阔的战斗场面相区别；在第十章，也出现了大后方的大段景物描写，以烘托杨军与妻子钱阿菊的爱情。正因为如此，《红日》中的爱情描写才引人注目，成为众矢之的。梁波与华静在沙河岸上相遇，华静终于把那叠成八角形花瓣的信亲手交给了梁波，而她的手抖起来，脸红起来。评论界对此的评价是：“可能在华静的身上还遗留着不少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而作者对这种感情，带着一种欣赏的味道，因而和整个色彩就不那么协调了。”[22]林�的《古城春色》（第一部）中，二宝“枪擦完了，坐在岩石上伸了伸懒腰，环视着美丽的山谷，心情安定地欣赏着大自然，不由得想起了秀珍。”这些局部看起来人性十足的描写都被统一在革命英雄的表现主题下，其人性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发掘。当《林海雪原》中的白茹情窦初开的时候，“在她看来剑波好像晴朗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他是那样的明媚可爱，但又是那样的无私公正。她总想把他的光明收到自己怀里，独占了他，可是他总像皎洁的月光一样普照着整个的大地上所有的人，不管是有意赏月的人和无意赏月的人。”这是一段比较少见的爱情心理描写。小说也特意安置了一个能诗文的首长，以诗歌称颂白茹。可甜美的爱情依然被被刘别仓一句“拜年了”的高喊切断。在革命叙事的整体归属里，情爱美与自然美受到了红色审美逻辑的明显限制。
红色审美逻辑对女性与自然景物的天性联系的破坏并不仅限于爱情事件中的女性。自然赋予女性的生命美感及其关联的自然景物都一起受到了红色审美模式的伤害。《林海雪原》借白茹朗诵高尔基的诗篇歌颂了妇女：“我们应该赞美她们――妇女，/也就是母亲，/整个世界都是她们的乳汁所养育起来的。//没有阳光，花不茂盛。/没有爱，就没有幸福。/没有妇女，也就没有爱。没有母亲，既没有诗人，也没有英雄。”但是，纳入红色审美体系的女性被剥夺了天性的自由，自然景致与女性的天然审美联系被扭曲了。老易（草明《乘风破浪》）看见了田野上密密麻麻的粪堆就想起了老婆得意的面孔，是因为老婆在积肥中立了功。即使是把女性和美丽景致联系在一起，也不是天性的联系。浩然是这样富有诗意地写李竹芳、刘金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笼里的两只鹌鹑，并着头，在那里站着；盆里野荷包花托着水珠，含着淡香，也不摇动，仿佛在谛听这对年轻人推心置腹的谈话。”（《春歌集・车轮子飞转》）峻青在《东去列车》所铺排的优美景色中，写到了赵凤英的爱情选择：“周一杰激动地说：‘你只回答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对不起我是小事，’凤英一字一句地说，‘更重要的是你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峻青尝试把优美和壮美糅合在一起，制造了与众不同的审美效果，但是，红色审美逻辑把小说主人公的女性意识置换成了政治性意识。这种政治化的女性意识被优美的景物衬托以后，给人的审美感知只能是双重虚假。景物失去了真，也无美可言。
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主体完全被奴役了，因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缺失了人性美。马克斯・舍勒对女性在文明进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寄予厚望：“在历史变易性之界限内，女性类型的任何变化从来没有改变下述事实：女人是更契合大地、更为植物性的生物，一切体验都更为统一，比男人更受本能、感觉和爱情左右，天性上保守，是传统、习俗和所有古旧思维形式和意志形式的守护者，是阻止文明和文化大车朝单纯理性的和单纯‘进步’的目标奔驰的永恒制动力。”[23]但是，红色审美系统如同一个巨大的搅肉机，女性所可能起到的“守护者”的角色被扼杀了，她们的“制动力”也畸变为一种“驱动力”。
Natural Scenery and Red Aesthetics
Fu Yuanfeng
(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Abstract: The natural scenery is a natural part of literature. It is seen in a new light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1949. In the light of the red aesthetics, the normal individualized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scenery is replaced by a stereotyped description. The natural scenery is seen as symbols of revolutionary passions and rules.
Key Words: red aesthetic ; natural scenery
[①]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页。
[②] [美]爱默孙《自然论》，胡仲持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7页。
[③] [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张捷校，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④]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页。
[⑤]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8页。
[⑥]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7页。
[⑦] [美]米・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下），韩树站译，陈荣生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92页。
[⑧]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28页。
[⑨] 美国社会学家彭尼・凯恩在她的著作中，对发生于1959-1961年的大饥荒的死亡数字作过综括。见郑文鑫等译《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99-123页。刘友于等著《中国20世纪全史第8卷・曲折探索》对大饥荒的具体情况也有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全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阳县死人8万多；新蔡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死亡近4000人，占人口的10%，其中有的队高达30%。”“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有不少的遗漏，而且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准确数字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全国人口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上升到1960年的25.4%。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我国1958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我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黄修荣等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年5月北京第1版，第273页）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至1963年我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700万。
[⑩] [美]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费正清编，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页。
[11]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和社会》，《后现代精神》，大卫・雷・格里芬编，王成兵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页。
[12] 陈独秀《敬告青年》，《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3] [俄]巴赫金《长篇小说理论问题 笑的理论问题》，《文本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
[14] [英] K・R・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柏拉图的符咒》，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第309页、第314-315页。
[15] 巴赫金《史诗与小说》，《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
[16]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人格主义哲学的体认》，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7] [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278页。
[18]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19] 茅盾《文艺创作问题》，《人民文学》第1卷第5期，1950年3月。
[20] 徐复观《环绕南北宗的诸问题》，《文人画与南北宗》，张连、古原、宏伸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版，第422页。
[21] [美]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导论》，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2] 罗荪《评〈红日〉》，《收获》1958年第3期。
[23] [德]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罗悌伦等译，刘小枫编校，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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