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咖啡店里的风花雪月 ――《咖啡店之一夜》与都市文化及其它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1207
逄 增 玉
（东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课程教材中心，长春 130024）
内容摘要：田汉创作于1920年的独幕话剧《咖啡店之一夜》，以殖民风的都市上海的咖啡店为背景，主写痴情女子负心汉式的婚恋悲剧。传统中国和中国文学里的类似故事，一般都与青楼红门等传统中国的建筑和文化空间相联系，故事的意义与发生故事的空间的性质具有同质性。而作为融合了殖民性、现代性和都市商业与精神文化的咖啡店，与发生于其中的传统性婚恋故事并不具有性质和意义的同一性。作品将内质不同的二者联接在一起，实质揭示和浮现出新的意义：中国社会和时代的过渡性，使得咖啡店为代表的都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现代与传统并存，摩登与保守共在，殖民性、现代性和封建性杂糅。咖啡馆里的风花雪月和婚恋故事及其中包蕴的内涵，构成了对咖啡馆、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悖谬与消解。
关键词：都市文化；现代性；殖民性；过渡性；消解
“咖啡”一词源自希腊语“Kaweh”，意思是“力量与热情”。 一般认为非洲是咖啡的故乡，咖啡树很可能就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卡发省（KAFFA）被发现的。后来，一批批的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也门和阿拉伯半岛，咖啡也就被带到了沿途的各地。可以肯定，也门在15世纪或是更早即已开始种植咖啡了。1616年，荷兰人将成活的咖啡树和种子偷运到了荷兰，开始在温室中培植。世界上第一个咖啡屋，大致出现于16世纪中期的中东城市大马士革（也有说出现于麦加），但是，随着1683年欧洲首家咖啡屋在威尼斯的开张，咖啡店在欧洲、随后在美洲次第普及开来，出现了18世纪意大利的佛罗沦咖啡馆和美国波士顿绿龙咖啡屋等大批著名的甚或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咖啡店。数百年来咖啡店已经成为西方生活方式和都市文化的标志之一。本雅明描述的十九世纪工业化时代的巴黎等欧洲城市的酒吧、咖啡店等，既是西方日趋现代化的都市的物质商业空间，也是都市文化的符号和表征，是作家、艺术家、流浪汉、颓废者、革命者和密谋者出没的地方[①]。
在中国，咖啡店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方扩张最早出现于上海、香港这样的殖民风都市，中国都市的咖啡店更“本质”的带有融殖民性和现代性为一体的“西化”色彩，是西方生活方式和都市商业与文化杂糅的物质实体和符号象征。据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中的介绍，上海的咖啡店最先是由法国殖民者在上海的法租界设置的，“当英国统治的公共租界造着摩天大厦、豪华公寓和百货公司的时候，法租界的风光却完全不同……他们拒绝商人在住宅区作生意开工厂”，相反，法国公园，电影院，学校，咖啡馆和酒吧，却成为法租界的具有法国风和现代风的标志性建筑与都市文化空间，“当然，它是西式的，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②]。李欧梵在书中具体介绍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的若干有名的咖啡馆，并有意把咖啡馆与上海文化和文学联系起来――从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到现代作家张若谷、田汉、郁达夫、徐迟等，这些具有波希米亚风的作家诗人，都是咖啡馆和咖啡馆代表的文学文化沙龙的爱好者。李欧梵引当时作家张若谷的散文集《咖啡座谈》，对咖啡馆的功能与坐咖啡馆的乐趣作了描述：咖啡本身如烟酒鸦片的刺激，朋友可以在此长谈，特别是作家文人可以进行“咖啡座谈”与交流，咖啡馆里有动人的女侍，或者“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述伊的以往的浪漫事迹……”[③]。请注意，作为咖啡馆重要“风景”的女侍，既是咖啡馆为招揽生意而必设的 “人化”设施，也是几乎所有作家文人认为的咖啡馆吸引人的功能之一，是咖啡馆的罗曼蒂克氛围的构筑要素。1928年，鲁迅在《革命咖啡店》里对《申报》的一篇文章说他与那些“年轻貌美，唇红齿白”的革命文学家出入于咖啡馆的谣言进行辩驳的时候，也指出“可以兼看舞女，使女”是咖啡店的特色之一[④]。作家田汉“甚至在为他的新书店‘南国剧社’登广告时，说里面的一家咖啡馆，‘女侍者的文学素养好，可以让顾客喝咖啡的时候领略好的文学作品，享受交谈的快乐’”[⑤]。这样的女侍不仅是相貌出众可以满足“看”的要求，而且文学素质高可以进行精神的对话，满足波希米亚风的作家文人的罗曼蒂克需要。因此，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学似乎整个的沉浸在咖啡馆风潮里”[⑥]。了解这一点，对我们下面将要论及的《咖啡店之一夜》，是不可缺少的背景和因素。
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1920年创作于日本东京，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描写咖啡店及其生活内容的戏剧作品。这篇作品里咖啡馆虽然没有具体说明是在哪座城市，但无庸置疑是上海，这不仅有如上所述的史料证明上海是当时中国最早出现咖啡馆的城市，上海的咖啡馆与时代的摩登氛围和文学文化构成了依存关系，而且，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五四前后，地点是江南都市，这样的时空条件不言自明指的是上海。作品发表十年后的1930年，田汉又是在上海对作品进行了修改，这也可以说明他所写的咖啡馆与上海的关系。
戏剧的开篇对咖啡馆的环境作了这样的描写：
精致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饮器的橱子，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的右方通厨房及内室，障以布帘。……右方置一小圆桌，上置热带植物的盆栽……室中于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及广告画……。
咖啡、牛乳代表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油画代表的是西方艺术，广告画代表的是商业，热带植物既是环境的装饰，也暗示着产自热带的咖啡所代表的南国风及南国风情所隐喻的浪漫或感伤。菊花是中国的产物，在这里与热带植物作为环境装饰共同出现，既隐喻地表现了咖啡馆及其环境的中外杂陈，也标志着时间――秋天或深秋，与作品的时间背景“1920年初冬”相吻合，同时，这也是作品人物命运的一种隐喻或象征：怀抱着“热带”似的追求爱情之心的女主人公白秋英，将遭遇到菊花代表的命运之秋冬。总之，戏剧里的咖啡店具有殖民化的都市文明的一切特征：咖啡，牛奶，白兰地，威士忌，漂亮的女侍，为爱情伤感和颓废借酒浇愁的大学生，来自异国的波希米亚人风的流浪者――在咖啡馆弹唱的俄国盲诗人（隐指柯罗先科――五四时代的一种精神话语的象征和符号），最后甚至出现了雏形的革命者――要求和号召摆脱个人悲欢投身解放社会和大众的工作。西化与时髦，感伤与颓废，浪漫与现实，商业与艺术，爱情与社会（性爱与政治的雏形），物质享受与精神追求，都浓缩和杂糅在咖啡馆代表的都市现代性空间。
在这样一个包容了殖民性与现代性的都市空间，时代又是1920年――五四运动刚刚席卷而去，思想和社会的空气里还存在浓浓的五四氛围，作品叙写了情节和人物关系都不复杂、颇有浪漫伤感之风的两个爱情婚姻故事――五四时代的共鸣性与普遍性主题。咖啡店女侍、也是作品的主角白秋英的爱情故事是作品的主线。她漂亮美丽，作品虽然没有对漂亮的具体描写，但从前述的当时咖啡馆招聘女侍的条件和社会的共识来看，她无疑具有这样的身貌；她又善解人意，虽然在作品里她自谦“我是一个极平凡的女子，文学美术的知识一点也没有”，可是实际的谈吐又使她颇有“人气”。白秋英不顾父亲生前的反对，敢于自主追求与李乾卿的爱情且“千里寻夫”（白娘子的化身？），来到现代都市，置身于都市文明的物质化空间――咖啡店，并希望靠自己劳动所得最终达到追求现代文明与知识的目的――上大学，达到与李乾卿的人格与知识平等。虽然作品故事简单且没有真正通过个性化的语言对她的性格作出生动的描写，致使她的形象和性格都是平面的（作品里的其他人物亦复如此），但显然身在都市咖啡店的侍女白秋英是最具现代性的人物，她的追求和行为与咖啡店代表的都市、现代是吻合内联的。
然而，漂亮勇敢、身份卑微但思想现代的白秋英的爱情追求，却像古往今来的多情女子一样，被负心汉无情抛弃。痴情女子负心汉的爱情悲剧再次在都市空间、在咖啡店女侍的身上发生。问题是，这类痴情女子被负心汉始乱终弃的故事，在传统中国多是发生在青楼楚馆与侯门大宅之中，田汉在1920年、在一个殖民性、西化性和现代性的都市咖啡馆里继续演绎这样的千古传奇，他的创作意图是什么？现代都市咖啡馆里的古老爱情故事与咖啡馆、与都市和现代性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这一切，需要从白秋英被抛弃的原因说起。白秋英在咖啡馆里先是听说了与自己有婚约的未婚夫李乾卿已经上了大学读了法科――进入和成为都市上流阶级的必备条件之一，继之又传奇般地在咖啡馆“巧遇”李乾卿。此时的李乾卿已经另有新欢――一个更加富裕的大家族的女子，早已经忘却并已经斩断了与白秋英的恋情和婚约。因此，富家子李乾卿抛弃白秋英的最显在直接的原因是嫌贫爱富，白家早已家道中落，致使秋英无钱继续读书只得沦为女侍――这也是作品通过人物之口表达的直观主题：“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终归是握不牢”的，我七十年代末读大学时老师也是这么“归纳”出这部作品的主题的。但是，这种显在直观的主题固然是白秋英被抛弃的原因，但深入思考却又会发现不是问题的全部。女主人公白秋英虽然是咖啡馆侍女，因家道中落而穷了，但实质并非阶级意义上的穷人，她祖父是读书出身的士绅阶级，作品中饮客的问话“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吗？……什么，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孙女儿”？很显然秋英祖父是当年家乡清化镇的名人。“你家里听说这几年很不好哇。令祖去世之后，就分家了。去年令尊又过去了”。说明她家过去“很好”，“这几年很不好”的原因是中国传统大家庭走向衰落时共有的“分家”与家长过世。白秋英现在虽穷但她是乡村教书的秀才之女，而那个抛弃她的李乾卿少爷，现在虽是富家子且其父是家乡商会会长，但这位会长却是贩私盐起家，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贩卖私盐的不是地道的穷人就是铤而走险的流氓无产者。因此，按照传统乡村中国和社会的门第观念，白秋英的秀才父亲生前瞧不起李乾卿的父亲和家世，不同意女儿嫁给李家，是秋英冲破门第观念与李签订婚约。“先前阔”的白家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门第上曾经高于李家，只是由于分家和父亲死亡才家道衰落，经济上不及李家。尽管如此，按照作品的叙事，李乾卿离乡上城读书时与白秋英不仅有婚约而且有誓约，上大学后还曾写信要秋英读完女子中学，在不知白家已经中落、与秋英没有联系的情况下即与都市富家女订婚，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嫌贫爱富而是典型的见异思迁――富家子和浪荡子的共同行为模式。因此，白秋英与李乾卿的爱情婚姻悲剧并不是直接地连接着穷富和阶级地位差别问题，老实说1920年的田汉也没有那样明确的阶级意识和观念。这种因穷富而导致被抛弃的观念，是秋英在咖啡馆巧遇李乾卿并看到和得知他另有新欢后“自我”得出和总结的。而李乾卿的解释倒是比穷富差异更进了一步，他在咖啡馆对秋英解释自己已另有新欢、对做了咖啡店女侍的秋英不能履行婚约时，实际自我辩解地交代了三点原因：第一，同一个咖啡店女招待结婚会被大学里的同学笑话；第二，父亲不会同意，“他的身份已经更比从前两样了。他现在要做商会会长了，让一个咖啡店的女堂倌做儿媳是不能想象的”；第三，若要与白秋英结婚会伤害父子感情。
李乾卿的辩解才真正说明和揭示了二人婚恋解体的深因：第一点原因说明李乾卿身在现代的大学和都市、学习西化的法律、又生在五四时代并且表面上欣然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包括上西化欧风的咖啡店，但思想依然是非现代的，缺乏时代共鸣的平等意识。“怕伤害父亲感情”则同样表明他缺少真正五四时代青年的以“反传统”、“叛父”和争取婚恋自由自主为表征的思想品质，身在现代而思想停留在过去毫不“进步”，与巴金小说《家》里面真正能够代表五四青年思想和行为、敢于爱上使女鸣凤又敢于反叛封建家族和家长威权的觉慧相比，相差甚远。第二点原因则说明李乾卿父亲这样原来并非名门望族而是出身卑贱的暴发户，一旦身份发生变化成为新贵，他们会比旧世家旧贵族更注重和讲究封建性的门第观念，追求身份和门第的“高贵”，更追求与比他们高贵的门第联姻而排斥平民、平等，就像农民当了皇帝后更加“皇帝”一样。问题是贩卖私盐出身的父亲身份变化以后具有如此的门第等级观念尚可理解，而身在都市读大学又处于弥漫平等自由和婚恋自主氛围的五四时代的青年李公子，也全盘接受老子的观念意识，这表明李公子身上存在非常明显的“过渡”（作品里大学生的用语）时代的症候：现代与非现代、新与旧杂陈纠缠，享受着咖啡馆代表的现代与都市文明却又瞧不起咖啡馆的女侍――哪怕这女侍是自己的恋人，外表、形式和皮毛进入现代而思想精神依然故我，与旧思想和传统紧密相联，或者说，是一种明显的半吊子现代性。
此外，公子李乾卿的那种认为与一个咖啡店女招待结婚会被大学里的同学笑话的意识里面，除了说明双方阶级、身份地位的差异以及他自己和社会都认同这种差异的存在和不可跨越之外，还包含了更“深刻”的内容：咖啡店是现代和摩登的，是都市人消遣、享乐和寻找罗曼蒂克、显示身份和现代气息的地方，但咖啡馆女侍却不仅身份地位低下，还是堕落的或代表着堕落。因为咖啡馆代表着都市现代生活和摩登浪漫气息，是现代都会生活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所以田汉作品的咖啡店是开设在都市大学附近――都市最现代和文明的所在，大学里的学生和知识人是咖啡店的常客。李欧梵在《上海摩登》引述郁达夫翻译的《一女侍》和其它材料表明，在日本大正时期非常流行的咖啡馆，是上等生活的标志，出到一定的高价不仅可以喝到咖啡，还会享受到优雅迷人的小姐的陪伴，甚至还有其它的服务[⑦]。1920年代的上海亦复如此，优雅迷人的小姐的陪伴和服务是咖啡馆里不可少的“设施”和功能。虽然，田汉作品里的咖啡店女侍白秋英只是斟酒上咖啡陪人说话，并没有其它的服务，作家张若谷等人写的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的女侍和出入其中的时髦现代女子也都是罗曼蒂克的象征而不是色情的对象，但不可否认，部分人会认为咖啡馆的女侍、舞女不仅有“看”的功能，也有其它的甚至提供色欲的功能。在这样的咖啡馆功能观的想象和目视中，咖啡馆女侍就成为“堕落女神”或“神女”，成为堕落、卑污和下贱的象征符号。李乾卿的话语里便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因此，身份地位的不匹配是他“爽约”的口实，咖啡店女侍职业的卑污及其名分和身体的堕落意味，是他抛弃的内因。而这样的咖啡店功能的认识，是当时部分最先现代和摩登的中国人（男人）的普遍心态，也反映出这些追求现代和摩登的中国人的矛盾心态：既追求和享受咖啡馆代表的现代和摩登，又对之存在一定的恐惧和蔑视。某些方面追求现代而某些东西认同非现代。具体到李乾卿身上，这个身在都市念大学法科、身份和外表上已然现代的人，其对咖啡馆女侍白秋英的态度，远逊于、落伍于真正的时代青年――留学日本的郭沫若、周作人就娶日本的下女护士为妻，甚至不如古代小说中曾经想娶妓女杜十娘的旧式公子。
如果把作品里另一条作为副线出现的婚恋爱情的故事，同白秋英的婚恋悲剧联系起来，就会使都市咖啡店与时代性爱情婚恋的关系及其意义和价值，看得更加清楚。大学生林泽奇是与白秋英一样遭遇婚恋爱情悲剧的不幸者，并为此出入于咖啡店买醉，自我伤感，颓废，同时与白秋英构成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联系与“物伤其类”的感情共鸣。大学生林泽奇代表的是五四时代倡导的思想价值，追求的是五四青年共鸣的反对包办婚姻主张婚姻自由，但他却不能自由自主――父亲和家庭的利益要求他接受包办婚姻以报答父亲和家庭，几千年中国传统的伦理孝道使他不忍拒绝父亲的要求和安排，他是活在五四时代的现代之子，但又是中国传统家庭和伦理范畴里的人之子，需要自己肩住了传统的闸门，“过渡”时代（戏剧里林自己所言）的中国社会必须要一部分人成为历史的“中间物”，就像鲁迅和鲁迅无奈接受母亲包办的婚姻一样，林泽奇面临的婚姻与道德困境正是鲁迅当年所面临的。这样的过渡时代和中间物意识，使林泽奇不能喊出鲁迅小说《伤逝》里子君的豪言壮语：“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只能陷于两难困境和困境中的自我矛盾与哀伤――当然，就是喊出子君式的豪言壮语可能也无济于事，子君自己最后也还是回到她走出的父亲家门，但子君毕竟敢于大胆地呼喊，而林泽奇则没有一句抗辩的话。新与旧过渡时代的痛苦与矛盾造成了大学生林泽奇在婚姻上的痛苦矛盾，使其多少带有中国化的时代多余人特征：“思想新而行动旧”，虽然作品最后加了一点光明的尾巴，暗示林泽奇要去参加拯救“祖国苦难人民”的工作，但究其实，那不过是作者的理念而已。
老实说，咖啡馆里演绎的这两个爱情与婚恋故事，形式和走向不尽相同――一个是追求现代爱情而不果，一个是想摆脱旧式婚姻而不得；一个是自主的婚姻不能实现，一个是包办的婚姻难以拒绝；一个欲嫁而不能，一个是逼娶而不愿；一个是痴情女子负心汉，一个是无情男女硬撮合。在五四大量作品描写婚姻自主爱情自由且成为震动社会的时代思潮与文学主潮的时候，田汉的这部作品既有与时代共鸣的东西――控诉门第、财富观念和包办婚姻对青年婚姻的阻碍与破坏，也多少有点与时代脱节――当时的诸多作品描写青年如何冲出婚姻爱情上的旧藩篱的羁绊自由地结合，甚至写自由以后的遭际（娜拉走后如何），田汉的作品却还停留在婚恋难以自主的追究上。而且，由于是独幕剧，篇幅有限，情节简单，人物和性格也不生动，多类型而少个性，每个人物都可以说是作者观念和时代观念的“传声筒”，甚至整个作品，都可以说是观念与理念的道具化和故事化，用今天的观念来看，它没有多大艺术或戏剧的价值。但是，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戏剧和艺术价值有多高，而在于在一个中国文学很少见的现代都市空间里，通过简单的情节、简单的人物和简单的对话，通过两个婚恋悲剧故事和悲剧成因的叙事，内在地表达和揭示出了作者未必认识清楚的东西――现代都市空间里的非现代婚恋爱情故事，恰恰说明了过渡和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都市的性质：一方面已经是现代的，西化的和时髦的，一方面却又是传统的，守旧的和封建的；咖啡馆所代表的表面和形式上的西化与都市化，内里却又积淀着中国化和乡村化；咖啡店里的婚恋故事一方面潜存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等既有的文化因子和原型，一方面由于都市咖啡店作为背景接纳、作为角色参与、作为在场者见证了他们的婚恋悲剧，或者说他们的爱情悲剧与西化的咖啡馆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亭台楼阁发生了联系，因此积淀和浮现出新的意义：时代的过渡性，西化和现代性的未完成性，现代与非现代、殖民性与封建性的共在与合流，某些新青年的“伪新”性和落后性，都在这个都市咖啡店和在其中发生的人生戏剧中折射与呈现出来。在一个殖民风的现代性都市空间里安置和发生的如此的婚恋故事，这个婚恋故事包蕴的内涵，构成了对咖啡馆、都市文明和现代性的悖谬与消解。
更进一步，以往的政党政治和党史国史都一再解说和证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或者说兼有殖民地的、现代的与封建的性状。我们也曾长时期地用这种历史观建构现代文学史，阐释作家作品，如反帝反封建的两大文学主题，鲁迅小说的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作用，等等。近年来，随着现代和后现代观念与理论的进入与风行，我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几乎完全遮蔽了这一历史和文学观念。而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自身包含的内容和意义，显然形象地彰显和辐射出政治和意识形态过去一直强调的中国社会的宏大性质，都市空间咖啡店里的婚恋故事告诉我们，至少在1920年，中国的社会与都市，都还是半殖民、半西化、半现代、半传统、半封建的，殖民性、现代性与封建性兼有并存，确实是中国社会、中国都市的性状和特色。咖啡馆里的风花雪月，简单而又具象地传达出、呈现出这样的气息和色彩。
Romance in the Coffee Bar
------ One Night in the Coffee Bar and Shanghai Culture
Pang Zengyu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ion Center, Changchun 130024)
Abstract: One Night in the Coffee Bar was written by Tianhan in 1920 in the semi-colonial Shanghai. It is based on a routine marital tragedy of an abandoned woman and an irresponsible man. In traditional stories, the story happens in green buildings with red doors, which conveys cultural significance. A coffee bar as a space is a symbol of colonialism, modernity, metropolitan way of life, all of which make i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pace of Chinese stories. The play presents at the same time what is modern and tradition, Chinese and Western.
Key Words: Tian Han; One Night in the Coffee Bar; modernism; 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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