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新旧交织的文学空间――以中央大学（1928―1937）为中心实证考察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762
沈 卫 威
（南京大学 中文系，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罗家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使得中央大学有众多的学术刊物出现，并有1930年代仍出现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现象，和新旧文学并存的局面。特别是以黄侃为中心的旧体诗创作，以吴梅为中心的词曲创作，显示了遭受五四新文学运动重创之后的文学的古典主义在中央大学的复活。
关键词：罗家伦；新文学；诗帆；古典主义
罗家伦校长的新风范
蒋梦麟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我以为一个大学的知名度实际上是取决于三个方面：历史传统、现有知名教授、现任校长的人格魅力和能力。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大游行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①]便是出自他的手笔。他是胡适的得意弟子，始终对教育和政治抱有强烈的双重兴趣，北京大学毕业后经胡适推荐赴美国留学，并游学欧洲。归来后，曾参加北伐，因得蒋介石的赏识，一度从政。1928年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任清华大学校长。
原清华学校本是利用美国退还“庚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由外交部管理。教育的西化和自由的风气很浓。31岁的年纪，便坐到清华大学校长的位置，春风得意，自然也就盛气凌人。当然他也不知道这所学校的“水”的深浅，一年零九个月后（1930年5月）便翻了船，因压制教授自治和学生运动而被清华师生赶走。于是，有“请看剃头者，今也被剃头”一说戏之。
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9月正式上任。相对于西化、自由的清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是由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改制过来的，这所学校有着自己的传统，与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新文学阵营的对立，使她形成了自己文化保守的校风和学风。而昔日北京大学的激进人物来保守的中央大学任校长，他必须首先使自己的原有身份变色，否则会重蹈覆辙。
吃一堑长一智。罗家伦选择了与保守的中央大学师生的趋同，起码是形式上的。他事先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所以很快就找到了“民族文化”的认同点。而对中央大学师生的文化保守行为，如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坚持写旧体诗词和尊孔，他是敬而远之，不表态，不支持、不压制。只是因“九一八”事变的强烈刺激，他在“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和中央大学的师生一道，为学校的发展寻求到了共同的机会和利益，并成为其大学理念的聚像化体现。1932年10月17日在中央大学“总理纪念周”发表了《中央大学的使命》的演说，借“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条路径，他真正走进和融入了这所大学。从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间，有13人出任过中央大学校长或代校长[②]，而罗家伦一人的任期是1932年8月―1941年6月，以实际的学期算，可以说基本上是干满9年。
此时，罗家伦是有意在学习自己的老校长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也正是他的这种办学方针，中央大学才会有众多的学术刊物出现，才会有1930年代仍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现象（不允许新文学进大学课堂的国文课程设置），有公开、鲜明的尊孔复古活动。《国风》自然是这种行为的代表，也最能体现“学衡派”后期的文化保守倾向。
刊物的空间与文学人才的培养
大学的学术实力要靠自己的知名教授和相应的成果展示，刊物的多少实际上反映了学校对学术的重视程度，同时经济实力也是重要的因素。这一方面体现了大学的学术研究功能，另一方面，也是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象征。因为出版自由是文化和学术发展的基础和显示，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思想）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出版物发散出去。大学场域里，出版自由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并直接影响学校的学术形象。
1928―1949年中央大学期间，属于大学或有教授同人主办的刊物有五十多种，其中重要的有25种[③]。这里着重展示《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的新旧并存和多样化现象。因为这个刊物和以往东南大学时期的《史地学报》、《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不同，也有别于随后的《国风》。它是东南大学向中央大学体制过渡时期的产物。正是这个刊物向文学界和学术界展示了中央大学在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新文学作家和作品。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于1929年10月1日创刊，1931年1月16日停刊，共出版两卷24期。其中1929年10月1日―1930年6月16日出版了第1卷16期。1930年10月1日―1931年1月16日出版第2卷8期（刊物每年寒暑假的2月、7月、8月、9月不出版）。
创刊号上有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序》、戴超的《发刊辞》。张乃燕博士留学英国、瑞士，主攻化学，同时又是一位研究欧洲历史的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正好留学欧洲。此时他在商务印书馆印行了《世界大战全史》、《世界大战史》、《罗马史》。他是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但不久因陷入党争而辞职。这个刊物是在校长张乃燕的支持下创办的，校长辞职，刊物也随之停办。据1930年12月15日的第2卷第6期的《本刊启事一》所说：“因新旧校长交替，奉命暂时结束。” 新旧校长交替指的是1930年11月朱家骅到中央大学任校长，张乃燕离开一事。
在第1卷第9期的投稿简章中说此刊物是“无论自撰或翻译”，“不拘文言白话”。同时这期登出了“本刊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谢冠生、张晓峰、谢次彭、沈百先、汪旭初、孙时哲、雷伯伦、潘永叔、卢晋侯、汤锡予、胡小石、蔡作屏、艾险舟、张士一、王尧臣、徐悲鸿、叶元龙（主席）。自第2卷第1期，新组建的“本刊编辑委员会”是：雷海宗、胡光炜、楼光来、张其昀、蔡堡、潘菽、谢冠生、叶元龙、吴颂皋、艾伟、徐悲鸿、李冈、孙恩�、庄效震、陆志鸿、徐佩琨、黄曝寰（主席）。两届编委的人员有半数没变（用名或用字），主席换了。
两卷共24期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有四期是专号：“文艺专号”，第1卷第7期。“社会学专号”，第1卷第14期。“经济专号”，第2卷第6、7期。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上旧体诗词与白话新文学作品并存。如《学衡》作者和黄侃等人的旧体诗词一直存在。这里重点展示的是新文学创作。
第1卷第7期是“文艺专号”（白话新文学作品专辑）。此专号分为理论、小说、诗歌、戏剧、杂著。其中理论文章的作者有胡小石、吴溉亭、曾觉之、徐悲鸿、陈梦家、孙侯录、郁永言、胡�、邱仲广。
小说：《端午》（寿昌）、《民众大会》（倪受民）、《收获》（庄心在）、《野渡》（陈瘦石）、《醒》（杨晋豪）、《阿英》（傅延文）、《四年前》（张霁碧）、《某女人的梦》（陈梦家）、《五姊的坟上》（李之振）、《埋恨》（袁菖）、《恨不相逢未嫁时》（李昌隆）、《春光不是他的了》（严钟瑞）、《雪后》（章子良）、《白兰》（鞠孝铭）。
诗：作者主要有陈梦家（漫哉）、许自诚、辜其一、唐君忆、常任侠、方玮德、董玉田、施章、陆少执、陆绿纱、林汉新（篇目略）。
戏剧：《幸福的栏杆》（陈楚淮）、《机声》（王起）、《狗》（王起）、《田横岛》（常任侠）。
杂著：为散文，作者有寿昌、陈梦家、陈穆、柳屺生、林培深、施孝铭（篇目略）。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另外各期的白话新文学作品有：凌崇译：《盈握的粘土》（小说，Henry Van Dyke原作），第1卷第1期。杨晋豪：《忆》（散文），第1卷第2期[④]。陈君涵译：《粗人》（剧本，俄国柴霍甫著），第1卷第3期。庄心在：《扫街者》（小说），第1卷第3期。张耿西：《一个人在城上》（小说），第1卷第4期。储元熹译：《人影》（小说，爱沙尼亚Friedebert Tuglas原作），第1卷第11期。陈君涵译：《金丝鸟》（小说，英国K.Mansfield原作），第1卷第12期[⑤]。李宗文：《戒严》（小说），第1卷第13期。寿昌：《橄榄》（小说），第1卷第15期。杨晋雄：《苦恋》（诗），第1卷第16期。陈穆：《造桥的故事》（小说），第1卷第16期。杨晋雄：《苦闷者的哀歌》（诗），第2卷第1期。李�非：《中秋节》（小说），第2卷第1期。倪受民译：《黄金似的儿童时代》（小说，苏俄赛服林娜原作），第2卷第2期。庄心在：《旧侣》（小说），第2卷第3期。傅延文：《皮球传》（小说），第2卷第4期。杨晋雄：《死后之什》（诗），第2卷第5期。王起：《银杏》（剧本），第2卷第8期。
1917―1927年间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由于“学衡派”势力的存在，是反对和排斥新文学的，自然也就没有人写新文学作品，除后来从事戏剧创作的侯曜（也写有少量小说）、顾仲彝（两人都是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外，几乎没有培养出一个知名的新文学作家。特别是1921年10月26日《南高东南大学日刊》还出版推崇旧诗的“诗学研究号”，更是与白话新文学由革命已走上建设（这一年“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两大社团已经形成）的大潮相背离。但是1928―1931年间，学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而在第1卷第15期《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又出现了“学衡派”势力的反弹。这一期上有“学衡派”成员参加的“上巳社诗钞”和“禊社诗钞”，作者分别有王伯沆、汪国垣、何奎垣、何鲁、黄侃（季刚）、胡光炜（小石）、王易（晓湘、晓香）、汪东（旭初）。“禊社诗钞”只是两首诗，一首是何鲁的，另一首是五人联句的《浣溪沙•后湖夜泛连句》：
北渚风光属此宵（季刚）。人随明月上兰桡（旭初）。水宫帷箔卷鲛绡（晓湘用义山句）。两部蛙声供鼓吹。一轮蟾影助萧廖（季刚）。薄寒残醉不禁销（小石）。
青嶂收岚水静波（季刚）。迎船孤月镜新磨（小石）。微风还让柳边多（季刚）。如此清游能几度（奎垣）。只应对酒复高歌（旭初）。闲愁英气两蹉跎（小石）。
这里表现出的中央大学教授的闲适和诗酒雅兴，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常用的一种斗酒诗篇
形式的现代体现。
“上巳社”的活动有过多次。在黄侃去世后，苏州的《制言》半月刊为纪念黄侃，在1936年2月16日《制言》第11期登出“上巳诗社第一集”和“上巳诗社第二集”。1936年6月1日《制言》第18期又登出“上巳社诗钞”。
在1930年6月，中央大学出版组还出版有施章的《新兴文学论丛》，发表了他对新兴的普罗文学的看法。随着《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的停刊，和1932年9月《国风》的出现，旧体诗词便独霸了《国风》这个刊物。同时旧体诗词的创作实力整个占据了中央大学。
“土星笔会”与《诗帆》
“土星笔会”和《诗帆》社的作者，由于受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特殊的教授群体的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常任侠、孙望、程千帆、沈祖�等人很快都走上了古典诗词的路。
“土星笔会”的具体成立时间目前尚无法确立，但他们所出版的三卷《诗帆》却有具体的时间可查。《诗帆》创刊于1934年9月1日，第1卷以半月刊形式出版6期（1934年9月1日―11月15日）。停刊两月（1934年12月―1935年1月），第2卷以月刊形式出版6期（1935年2月―6月，每月15日出版，其中因暑假关系，原本在7月出版的第6期，与第5期合刊，在6月25日出版）。1935年下半年和1936年全年休刊。1937年出版第3卷，每月5日出版，至5月5日共出有5期。第3卷6期交付印刷厂后，因战争而下落不明。3卷全部为17期（实际为16册，第2卷第5期、6期为合刊）。
《诗帆》没有发刊词，也没有打出什么旗帜和所谓的理论主张，只是创刊号上有滕刚的一首平和而有些淡淡哀愁、伤感的诗《题诗帆》。说他们“想一支曲子”与“一枝古帆”，带着的是号信、忧郁，驶向的目的地也许是“海滩”和“云光里”。
《诗帆》在第1卷的6期和第2卷的第1期只刊登“土星笔会”七位同人汪铭竹、孙望、程千帆、常任侠、滕刚、章铁昭、艾珂的诗和波多莱尔、魏尔仑的译诗。自第2卷的第2期开始有“外稿推荐”。第2卷的第5、6期合刊为“玮德纪念特辑”。第3卷的第1期有“友朋寄稿”。
“土星笔会”以外的主要作者有唐绍华、于一平、周白鸿、洪梦茜、余佳、陆田、雨丁、许雨行、若羽、陈康仲、沈祖�（绛燕）、郁风、罗吉眉、姚业珍、卜少夫、李白凤、侯佩伊、孙多慈、霍薇等，他们多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学生，北京、上海等地的诗人占少数。
其新诗创作群体虽在南京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影响并不大。陆耀东对《诗帆》有具体的统计：“诗作最多的四位是：汪铭竹先生60首，程千帆先生45首，孙望先生23首，常任侠先生21首。”[⑦]从“土星笔会丛书出版预告”所知，他们已出版和计划出版的诗文集有17种[⑧]。其中程千帆的诗集《三问》和第3卷6期的命运一样，因战火而“下落不明”[⑨]。自第3卷开始增加了诗论、诗话、诗坛消息等内容[⑩]。“土星笔会”及《诗帆》成就了程千帆、沈祖�一对文学姻缘。孙多慈与徐悲鸿的浪漫爱情，也在诗歌中隐现。
文学的古典主义的复活
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原本是反对新文学的，当北京大学的五四新文学势力高涨时，黄侃、吴梅正好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书。他们无力抵抗新文学运动，尤其是北大师生白话新诗创作热潮。1919和1922年，黄侃、吴梅分别离开了北大国文系。
由“禊社诗钞”而引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11]师生的古典诗词创作的话题。《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登出的“禊社诗钞”，实际上是显示出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学系师生文学创作中崇尚古典主义的冰山之一角。而实际潜在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一股很大的势力。这种势力分别体现在以黄侃为首的“禊社”，和以吴梅为首的“潜社”。前者以诗为主，后者以词曲为主。这是被五四新文学运动重创的古典主义文学传统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上半期南京两所大学的文人中的复兴。因为自白话新文学开始的1917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师生一直在低调地坚持古典诗词创作，并在《学衡》、《文哲学报》、《国学丛刊》上刊登，是公开与北京大学的新文学势力抗衡。虽然在青年人中，特别是文学青年中的影响不大，但存在本身就是对新文学运动中的白话新诗创作的抵抗。
所谓“禊社”的“禊”，本是古代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的一种祭礼，后来发展成为文人骚客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以至于有“曲水流觞”，“兰亭高会”的禊集雅聚。春天的聚会通常选上巳日。这是指以干支纪日的历法中的夏历三月的第一个巳日,故又称为“上巳”。三月初三多逢巳日，因此后人习惯在这一天相聚。黄侃1928年到南京后，即带来了他在日本、北京就喜欢的游山玩水时借酒赋诗联句的聚会形式。附录入《黄侃日记》中的黄焯编定的《黄季刚年谱》显示，黄侃1909年在日本就有与老师章太炎的联句《游仙与章先生联句》[12]。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最爱同学们一起游山玩水”，程千帆在《忆黄季刚老师》中转引了曾缄写的与老师黄侃在北京的联句《西郊禊游诗及序》[13]，并进一步指出：“就文学角度说，老师率弟子出游，往往也就是一次创作实践。”[14]程千帆的文章中还出示一份黄焯转赠给沈祖�的由�（陈伯�）、石（胡小石）、晓（王晓湘）、沆（王伯沆）、辟（汪辟疆）、翔（胡翔冬）、侃（黄侃）共同参与的游鸡鸣寺“禊社”手稿《豁蒙楼联句》：
蒙蔽久难豁（�），风日寒愈美（沆）。隔年袖底湖（翔），近人城畔寺（侃）。筛廊落山影（辟），压酒潋波理（石）。霜林已齐髡（晓），冰化倏缬绮（�）。旁眺时开屏（沆），烂嚼一伸纸（翔）。人间急换世（侃），高遁谢隐几（辟）。履屯情则泰（石），风变乱方始（晓）。南鸿飞鸣嗷（�），汉腊岁月驶（沆）。易暴吾安放（翔），乘流今欲止（侃）。且尽尊前欢（辟），复探柱下旨（石）。群屐异少年（晓），楼堞空往纪（�）。浮眉挹晴翠（沆），接叶带霜紫（翔）。钟山龙已堕（侃），埭口鸡仍起（辟）。哀乐亦可齐（石），联吟动清此（晓）。[15]
查《黄季刚诗文钞》、《黄侃日记》，这首联句诗作于1929年1月1日[16]。此次“禊社”活动因汪东没有参加，所以1月14日，王晓湘、汪东到黄侃家中饮酒联句，“用玉田《山阴久客》词韵，联句抒怀，后阕转趋和婉，相与拊掌高歌”作《渡江云》[17]。4月2日“禊社”有新加入者，他们在玄武湖作诗，黄侃有相聚“兰亭”[18]之感。4月7日，黄侃与胡光炜、汪长禄、林学衡、陈汉章、汪辟疆、汪东、王瀣、王易又在石桥禊集联句[19]。4月21日，又有吴梅加入的“禊社”游玄武湖的活动[20]。5月2日，黄侃还应吴梅之邀带王瀣、汪辟疆、胡小石、汪东，到苏州游玩[21]，并有联句15首[22]。10月10日（农历重阳前一日），黄侃又与吴梅、汪辟疆、汪东、王易游后湖，并有《霜花腴》[23]的联句。因有吴梅加入“禊社”，他们之中便多了唱昆曲的活动。
吴梅在北京大学执教5年后，于1922年9月到东南大学任教，东南大学改制后仍在中央大学教授词曲，同时在金陵大学中文系和上海的光华大学兼课。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15年间（至1937年抗战），吴梅是特立独行型，具有传统文人的气质，他以个人的努力，实际上代表一种文学传统在词曲上的坚守。由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特殊背景，他虽是《学衡》的作者，却不反对白话新文学，也不与新文学作家为敌，而是坚持向学生传授词曲理论，并以填词谱曲，特别是演唱词曲作为文学实践。他在1924年2、3月间与学生组织有“潜社”，每一月或两月一聚，在游玩饮酒中填词谱曲。“潜社”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词为主，“后约为南北曲”。“社有规条三：一、不标榜；二、不逃课；三、潜修为主。”[24]1924年春至1926年的三年间，在东南大学的词曲班上的学生有赵万里、陆维钊、孙雨庭、王起、王玉章、袁鸿寿、唐圭璋、张世禄、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濮舜卿等十多人，“潜社”的习词活动，也由原来游玩饮酒中的填词谱曲，发展到印行刊物《潜社词刊》。1928年春，中央大学的学生续举“潜社”，填词由汪辟疆、汪旭初指导，吴梅改指导南北曲。学生有王起、唐廉、卢炳普、常任侠、张惠衣等。印有《潜社曲刊》。
唐圭璋回忆说，1934―1935年，吴梅与南京的其他文人汪东、陈匪石、乔大壮、廖忏庵、林铁尊、仇述庵等另组织有习词的“如社”，活动形式同“潜社”，并印有《如社词钞》。
1935―1936年间，再续“潜社”，有徐益藩（一帆）、张乃香、王凌云、周法高、梁�、
吴梅执教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光华大学，在学生中，发现和培养了日后成为著名词曲学者一批学人，他们中除卢前英年早逝外，多在大学开设词曲课程，再传词曲学人。如俞平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中敏（扬州大学）、钱南扬（绍箕，南京大学）、吴白�（徵铸，南京大学）、王玉章（南开大学）、唐圭璋（南京师范大学）、王起（中山大学）、万云骏（华东师范大学）、汪经昌（台湾师范大学）等。在1930年代他们中间有多人也为“学衡派”的刊物《国风》写文章。
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学生中的“禊社”联句和“潜社”词曲活动，随黄侃、吴梅宴席上“打架”失和而受到影响。这便是学林相传的黄、吴不和之事。
1981年5月《学林漫录》第三集中有袁鸿寿的《吴瞿安先生二三事》，文中披露了黄侃、吴梅之间的矛盾和此事对吴梅个人的影响。袁鸿寿说：“据我所知，有三种压力伤了他的心。……第三最使他伤心的事是到了南京，黄季刚先生曾讥讽曲学为小道，甚至耻与擅词曲的人同在中文系当教授，从谩骂发展到动武。排课的人只得把吴的课排在一三五，黄的课排在二四六，使他们彼此不相见面。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26]程千帆在1983年4月《学林漫录》第八集登出的《忆黄季刚老师》一文中对袁鸿寿之说给予否认。但他同时在文章说到“季刚老师脾气很坏，爱骂人”[27]。其实事实在《黄侃日记》、《吴梅全集•瞿安日记》[28]中有详细的记录，作为《黄侃日记》整理的者程千帆，后来是看到此日记的。他在1986年11月和1999年10月先后为《黄侃日记》写了《后记》和《附记》。
1929年至1933年6月之前，黄侃、吴梅关系尚好。并有多次的“禊社”联句和酒聚。1933年6月3日在应毕业生之请的酒会上，两人酒后失态，由讥讽到动手打架。6月6日，吴梅托汪东带书信来谢罪，黄侃拒受，并回信“言不再与之共饮”[29]。至1934年11月4日，金陵大学研究班学生宴请老师，席中吴梅遭黄侃“破口大骂”，和“天下安有吴梅”[30]羞辱。使得胡小石揎拳而起，欲打抱不平。事后胡小石仍表示与黄侃“须有一决斗也”[31]。
从此，在《黄侃日记》、《瞿安日记》中再也没有两人共饮或接触的记录。此事自然也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学生的来往和交流，以至于四十多年后学生在回忆此事时的态度（有替老师鸣不平和为老师辩白的不同意见）。
另外，在黄侃身上还有中国“私学”传统的延续。他到中央大学执教后，坚持要问学弟
子行叩头拜师礼，每年呈“束�”。同时，他对自己在金陵大学指导的研究生也每人每学期另收一个大洋（银元），并将此事记入日记。他说自己关于经学的真学问是向刘师培叩头拜师学来的。而刘师培四代治春秋左传，却因不懂数学，无法解决其中的天文、历法问题，排不年月日来。刘师培是向数学家徐绍桢叩头拜师后才得以解开。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南社成员、《学衡》作者曹经沅。他主编天津《大公报》系《国闻周报》的“采风录”十年508期（1927年7月3日第4卷第25期―1937年8月16日第14卷第32期，署名“国风社选”）时，坚持刊登旧体诗词。在1933―1934年任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兼高等文官考试委员期间，共组织有四次大规模的诗人雅集。他先于1933年农历三月主持了“上巳日莫愁湖禊集”[32]，继之又因“同光体”诗坛盟主陈三立这年秋自庐山来宁，大家欢聚，并在农历九月九重阳日登高赋诗，有87人到场，留下了《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33]，于第二年春印行。《学衡》作者柳诒徵、夏敬观、汪辟疆、王易、吴梅、卢前等参加，连中央大学校长，五四时期“新潮社”诗人罗家伦也参加了此次聚会，并有古体诗一首。第二年诗人修禊、登高的规模更大。曹经沅为1934年农历三月三日的87人玄武湖修禊和九月九日的103人豁蒙楼登高赋诗，编辑有《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34]，于第二年（乙亥）铅印。在南京的“学衡派”成员柳诒徵、邵祖平、马宗霍、曹经沅、汪精卫、夏敬观、林学衡（庚白）、林思进、潘式，特别是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授中原有的“上巳社”、“禊社”、“潜社”、“如社”社员黄侃、吴梅、王易、陈延杰、唐圭璋、常任侠、卢前、程龙骧等都参加了唱和。从而使大学校园的古典主义文学群体与学院外的诗人有了进一步的融通。
1929年9月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创办的《艺林》，尽管只出版一期，但古典主义倾向却是十分明显的。为刊物“题辞”的是汪东。体例分为学术、专集、文录、诗录、词录、曲录。为“学术”栏目写文章的有汪东、汪国垣、王易、高明、钱文晋、姚卿云、佘葱墨、叶光球、释章（施章）。“专集”为黄侃的古典诗词集《石桥集》。“文录”的作者有祝光信、王之瑜、何立。“诗录”的作者有胡光炜、王易、陈延杰、姚卿云、黄永镇、蔡耀栋、何立、佘葱墨、唐剑秋。“词录”的作者为王易、佘葱墨、高明。“曲录”的作者为苏拯、李家骥、王起。
A Literary Space of the Modern and the Tradition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in Central University (1928-1937)
Shen Weiwei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Luo Jialun’s principle of “ freedom of thinking” and “embracing-all”, led to the appearance of dozens of literary and academic journals in Central University, which was deemed the base of the traditional elite. The paper deals chiefly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m of writers and scholars. Huang Kan and Wu Mei are their representatives. Huang was devoted to the writing of the classical poetry while Wu was known for his promotion and writing of the classical lyrics and plays.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mark a resurrection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which was subject to ruthless criticism by the new teams of writers and scholars, generally known as May 4th intellectuals.
Key Words: Luo Jialun ; new literature ; Poetic Sail ; classicism
[②] 参见张异宾主编《百年南大》，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2页。
[③] 此刊物名录依据南京大学图书馆1989年编定的目录。文中之所以注明南京或重庆中央大学，是因为在抗战期间，南京汪伪政权还办有中央大学。这里主要介绍《文艺丛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此刊为年刊，1933年11月―1936年1月间共出四期，第1卷两期，第2卷两期。1933年11月10日出第1卷第1期，1934年10月1日出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出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出第2卷第2期。其中第2卷第2期为“黄侃纪念专号”。
[④] 上海北新书局1931年9月出版了杨晋豪的短篇小说集《少女的追求》。
[⑤] 刊物的目录为《金丝雀》，内文为《金丝鸟》，上海中华书局在1930年12月出版了陈楚淮的四个剧本合集为《金丝笼》。目次为：《金丝笼》（三幕剧）、《药》（独幕剧）、《韦菲君》（四幕剧）、《幸福的栏杆》（独幕剧）。陈楚淮此时还为《新月》写有剧本《浦口之悲剧》（《新月》第2卷第12号，1930年2月10日）、《骷髅的迷恋者》（《新月》第3卷第1号，1930年3月10日）。
[⑥] 参见常任侠《土星笔会和诗帆社》、《五四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展》，《常任侠文集》第6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冯亦同《“诗帆”犹照夕阳红――程千帆先生小记》，收入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⑦] 陆耀东编《沈祖�程千帆新诗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⑧] 这17种作品集为：常任侠著《毋忘草》（诗集）、《收获期》（诗集）。滕刚译《波氏十四行诗》（译诗集）、《波多莱尔评传》（戈帝叶）、《土星人》（译诗集）。滕刚著《金字书》（诗集）。汪铭竹著《自画像》（诗集）、《人形之哀》（诗集）、《纪德与蝶》（诗集）。程千帆著《三问》（诗集）、《无是集》（诗论）。艾珂著《青色之怨》（诗集）。苏芹荪译《忽必烈汗》（译诗集）。缪崇群著《江户帖》（小品）。章铁昭著《铁昭的诗》（诗集）。孙望著《小春集》（诗集）、《煤矿夫》（诗集）。
[⑨] 陆耀东编《沈祖�程千帆新诗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⑩] 参见汪亚明《现代主义的本土化――论“诗帆”诗群》，《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1] 两校教授是互聘兼课。据程千帆回忆，黄侃是每周二、四、六上午在中央大学上课，一、三、五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吴梅是一、三、五上午在中央大学上课，二、四、六下午在金陵大学上课。见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8页。
[12]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0页。
[13] 程千帆文初刊《学林漫录》第八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5页。
[15]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5―176页。
[16]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页。
[17]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400页。
[18]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页。
[19]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页。
[20]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7页。
[21]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9―530页。
[22] 据黄焯编定的《黄季刚年谱》，见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5页。
[23]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24] 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28页。
[25] 关于“潜社”的活动吴梅多位弟子都写有回忆文章。具体内容可参见王卫民编：《吴梅和他的世界》，北教育出版社，2002。王卫民编：《吴梅年谱》（修订稿），载《吴梅评传》，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据《瞿安日记》和吴梅弟子回忆所示，1924年2月至1937年4月，长达13年的“潜社”，参加活动的先后有数十人，主要人物有：吴梅、常任侠、徐益藩、赵万里、陆维钊、孙雨庭、王起（季思）、王玉章、袁鸿寿、唐圭璋、张世禄、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濮舜卿、梁�、唐廉、卢炳普、张惠衣、刘润贤、周法高、彭铎、陈昭华、张乃香、陶希华、盛静霞、陈永柏、陈舜年、蒋维崧、杨志溥、宋家淇、鲁佩兰、刘光华、刘德曜、李孝定、朱子武、吴南青、卢冀野、陈松龄、翟贞元、周鼎、王凌云等。
[26] 《学林漫录》第三集第8页，中华书局1981版。袁鸿寿所说“黄侃与系主任汪东都是章门弟子，自然瞿安先生处于下风”。在《瞿安日记》中得到证实。吴梅说：“盖旭初与季刚，同为太炎门人，吾虽同乡，不及同门之谊，万事皆袒护季刚。”见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490页。
[27] 《学林漫录》第八集第41页。
[28] 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302―303页。
[29] 黄侃《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85页。
[30] 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489―490页。
[31] 吴梅《吴梅全集・瞿安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版，第490页。
[32] 曹经沅遗稿、王仲镛编校《借槐庐诗集》，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138页。
[33] 曹经沅《癸酉九日扫叶楼登高诗集》，民国甲戌年（1934）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曹经沅在《借槐庐诗集》第147页中留下有《癸酉九日清凉山扫叶楼登高》。
[34] 曹经沅《甲戌玄武湖修禊豁蒙楼登高诗集》，民国乙亥年（1935）铅印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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