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两种理想的困境――析台湾话文论争兼及大陆国语运动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761
计 璧 瑞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100871）
内容摘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暨台湾话文论争为主要论述对象，并引入大陆国语运动作为参照，观察分析论争者对殖民地环境下语言问题的深刻思考，特别是他们身处的无法摆脱的困境。
论争的根本点在于提倡台湾话文或推广中国白话文的差异。这种差异往往表现为对同一问题或事物不同侧面的强调；双方对语言问题的认识受到了大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论争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但它们都因社会境遇、地域文化等限制，存在某种局限，缺乏足够的现实可行性。绝对的言文一致在白话文发展进程中成为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语言文字运动的成功依赖倡导者的努力、政府的支持和新文学的成就。
关键词：台湾话文论争；大陆国语运动；理想的困境
20世纪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暨台湾话文论争已成为台湾文化及文学研究的关注对象，论争双方的观点往往被当作时下阐释者利用的资源。一些情况下，研究者侧重阐发双方的胜负得失，并将阐发的结果作为今天文化和文学思潮交锋的砝码。重温当年的交锋，更为吸引人的其实是论争者对殖民地环境下语言问题的深刻思考、他们较强的运用白话文的能力，特别是他们身处的无法摆脱的困境。这里，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除了一部分概念的争论外[①]，内容基本重叠；大陆的国语运动[②]在文学革命兴起后也与后者合而为一，本文侧重探讨语言文字问题，因此更多使用“台湾话文”与“国语运动”的概念。国语运动不仅是当年论争双方的参照，也可以作为今天分析台湾话文论争的参照。
台湾话文论争的出现源于殖民社会知识分子为对抗殖民统治、寻求大众启蒙的有效方式，希望通过语言文字寻找文化身份、确立民族精神自我的艰难尝试。20年代初陈端明、黄呈聪、黄朝琴对普及白话文的大声疾呼，20年代中后期连温卿关于“将来之台湾语”的设想，连雅堂整理台语的工作以及张我军对白话文和台湾话关系的认识等，可谓这场论争的先声。在殖民统治、左翼思潮、大陆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综合影响下，台湾话文论争双方提出了他们在殖民地台湾抵抗同化、启蒙大众、扫除文盲、传播新学的基本主张和具体方案，其根本点就在于提倡台湾话文或推广中国白话文的差异。从现有材料看，虽然双方态度上的对立比较明显，但这种差异并没有今天一部分人理解的那样大，常常表现为对同一问题或事物不同侧面的强调；双方对语言问题的认识也受到了大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更值得探讨的是，论争虽然提出了不同的设想，但它们都因社会境遇、地域文化等限制，存在某种缺陷，缺乏足够的现实可行性。知识分子的愿望始于理想，也终于理想。
一
今天，论争双方的观点已经广为人知，但他们对台湾社会和语言问题的认知仍然是令人惊叹的。台湾话文倡导者不但对殖民地人民面临的政治、文化困境有深刻体悟，对言语的本质以及国语与方言、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也有比较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他们对大陆发生的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相当关注，对一些重要人物如胡适等的主张也十分熟悉。
作为论争的始作俑者，黄石辉以《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③]表达了这样的论述逻辑：台湾的事物、台湾的经验，只有台湾人用台湾话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目标是文艺大众化，必须使用大众理解的语言文字；现有的新文学大众看不懂，因此它不适用于台湾，又因此应提倡以台湾话写作的乡土文学。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雅俗之分没有意义，“中国的文学革命倡起当时，一班抱残守缺的老头儿，何尝不看白话文为粗俗？但是到了今日，那些之乎也者的古文学，却反变成俗不可耐的东西了。”“所谓雅俗，都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而定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为要普及大众文艺起见，也是不能顾虑到什么雅俗的。”二是“无论什么语言都有文学的价值。”三是注意到汉字的稳定性和台湾与大陆文字的统一性，“台湾话虽然只能用于台湾，其实和中国全国都有连带的关系，我们用嘴说的固然要给他省人听不懂，但是用文字写的便不会给他省人看不懂了。”四是新文学不是文艺大众化的利器，“近来所做的新小说、新诗，亦完全以同学识的人们为对象，其中要找出真正大众化的作品，其实反不及旧小说。”五是文艺大众化的要务是“以环绕着我们的广大群众为对象”，而不是“去找远方的广大群众”。涵盖了论争所涉及的大部分问题和倡导者的基本观点，显示出对台湾特殊性的强调，并把台湾话文的提倡当作紧迫的现实问题。另一重要人物郭秋生的《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④]探讨了语言与文字、国语与方言的关系，对历史上言文乖离现象的梳理与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论述结构十分相近。文章继续突出台湾的特殊处境，从政治体制、教育制度、语言文字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等各个方面论证台湾人需要将现有的方言转化为文字，而这种文字“又纯然不出汉字一步。”他对殖民语言与被殖民者固有语言文字间的矛盾冲突、语言文字对维系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作为方言的台湾语与大陆通行语言的关系等论述，直至今日仍然很有说服力。文章赋予台湾话文建设以更强烈的使命感，不仅要达到言文一致、扫除文盲、表现现实的目标，还应承担保存民族文化，对抗殖民同化的责任。此后他的论述重心集中在台湾话文的具体设想上，主张从歌谣整理入手从事“基础的打建”，并继续强调以汉字作为台湾话文的表现手段。论争后期他在《还在绝对的主张建设“台湾话文”》中继续着对汉字发展和中国国语运动的认知，以及对殖民地台湾特殊性的强调。郭秋生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设想都比较深入细致，台湾话文的提倡因他的论述增强了说服力。黄纯青的《台湾话改造论》[⑤]在言文一致的基本原则下，根据对汉字和各地汉语发音分布的考察，主张将台湾话改造成有附加条件的独立的台湾话，并提出了台湾话改造的四点主张，以实现三大目标[⑥]。从他选取的中国话与台湾话对照例证看，两者的互通完全没有问题。
为实现言文一致以建设台湾话文，倡导者们提出了诸多主张：如采用代字、另做新字、读音整理、采集歌谣、使用大陆注音字母、曲话就文或曲文就话等等，无不体现倡导者解决现实问题的高度热情。在他们看来，言文一致的台湾话文的确是维系民族文化、促进台湾文学发展、拯救台湾大众的唯一途径；相反，中国白话文在台湾因不能与台湾话言文一致而只属于知识阶级，因而也是贵族的：“其实中国白话文未必能够比浅白的文言文容易使台湾大众理解”，“况且中国话比较日本话未必会更加切应现在台湾大众的需要”[⑦]，“中国白话文这个表现形式，在咱台湾竟也是一条惊人的铁链”[⑧]，“文言文之缺陷的全部同时是中国白话文缺陷的全部”[⑨]。同时，他们虽然将台湾话定位于汉语方言的一支，但白话文与台湾话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因地域和殖民社会的阻隔而无法消除，也是他们认为白话文不能通行于台湾的重要原因。
基于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需要，台湾话文倡导者具有强烈的现实目的性和执着的信念，相信只要台湾话文建设完成，一切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因而对自己的设想坚信不疑。大众代言人的自我身份认定也增加了一份乐观和自信。论争后期，黄石辉对台湾话文的优势还作了十分理想的描述。[⑩]
台湾话文的反对者也是大陆白话文的支持者。论争伊始，他们应和台湾话文倡导者的主张，在语言运用上提出了不同意见，列举种种理由证明白话文优于台湾话文并适用于台湾。反对者毓文对文艺大众化并无异议，但认为乡土文学不合时宜，值得提倡的是“以历史的必然性的社会的价值为目的底文学，即所谓‘布尔塞维克’的‘普鲁文学’”；大众化应有更开放的视野，因为文学是全世界的公器，不仅仅属于某一特定人群。同时，“台湾话还且幼稚，不够作为文学的利器，所以要主张中国的白话”[11]。文章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也与倡导者不同，并未打破雅俗之分。另一位白话文支持者克夫并不反对乡土文学，但认为“在理论上过于形式的和理想的，对于经验和实际似有失了本来的真面目”，且这种乡土文学过于简单化，而文学应该是艺术的。他同时认为中国白话文对台湾人来说很容易懂，再创造一种新字不够经济。他的理想是：“若能够把中国白话文来普及于台湾社会，使大众也能懂得中国话，中国人也能理解台湾文学，岂不是两全其美！”[12]点人的态度较为温和，认为乡土文学过于分散，而语言应该统一；白话文不会妨碍台湾特色的表达，台湾话文的可操作性却是值得怀疑的。和克夫一样，他也认为学习白话文并不困难，再造台湾话文不经济，主张“文字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采用中国白话文，而于描写和表现要绝对的保著地方色。”[13]反对者们更为注重白话文与台湾的亲和关系，相信这种关系能够促成白话文在台湾的普及：“中国白话文虽然不是台湾言文一致的文学，但我却敢相信是和台湾话最亲近的文学。”[14]“要晓得现在中国所流行的白话文，是在各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的。虽没有学过它的人，若稍念过书的人，谁也能够去赏读的。”“中国白话文是采取在中国通行最广的方言，所以无论在任何地方谁都晓得。台湾现在和中国虽然没有干涉，但其生活、风俗、习惯、语言等总是永不能和中国脱离的。所以中国白话文一旦搬到我们台湾来，就大受欢迎，在乡间僻壤都有它的足迹。”[15]
归纳起来，白话文支持者反对台湾话文的理由一是台湾话尚嫌粗陋，难以实现艺术的表达；二是台湾话文建设面临诸多困难，台湾话文倡导“超越现实”；三是台湾话文地域性太强，难以和中国沟通，一旦确立可能导致台湾与大陆的更深的隔绝，而白话文没有这些缺陷。由于白话文早已登陆台湾，白话文支持者在语言问题上显然没有他们的论争对手那么强烈的紧迫感和目的性，相对而言视野没有完全放在台湾和当下[16]，其文化立场带有左翼知识分子的特征，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世界性。
论争有时出现比较激烈的情绪化表述，但实际上，双方立场虽存在明显差异，但在看待大陆白话文上并没有尖锐的对立，即便台湾话文倡导者也并不反对使用白话文，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能写一手顺畅的白话文，如郭秋生所言：“我极爱中国的白话文，其实我何尝一日离却中国的白话文？但是我不能满足中国白话文，也是时代不许满足的中国白话文使我用啦！”[17]倡导者对台湾话在白话文系统中所处的方言位置也没有疑问，只是对白话文在台湾的推广和适用程度持否定态度，这种否定一方面是由于白话文不能言文一致，另一方面与对白话文与台湾话文之间差异程度的认识相关，倡导者理解中的差异显然大的多[18]。对台湾话文，双方的差距比较明显，白话文支持者可能不反对乡土文学和台湾特色，但几乎没有正面肯定过台湾话文存在的意义。当然他们并未像倡导者批评的那样试图“废去台湾话”[19]，只是对“台湾话文”表示异议。有趣的是，双方都指称对方罔顾台湾社会现实，过度理想化[20]，但对共同身处的同一社会现实的理解侧重点不同，倡导者更强调两岸分离、地域和语言的差异；反对者更突出台湾与大陆文化的同一性，同时认为台湾话文建设缺少行政力量，无法成功：“中国白话文能够那样普遍实行，是依藉政府的力量，才能成功，以现实的台湾和中国比较起来，适成相反。想要靠台湾当局来替你提倡乡土文学，这是万万不可能。”[21]如果将双方论述相近的一面放到一起，根本就形不成对立：倡导者认为台湾话文应使用汉字，要让中国人看得懂；反对者主张推行大陆白话文但要融合台湾特色。由此可见，台湾话文和大陆白话文的差异并不明显[22]。另外，论争双方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如点人所说：“乡土文学的问题，无论是赞成、是反对，都是为着台湾文坛的。”[23]黄石辉则相信双方“到真相的结局，总有互相理解的一日”[24]。因此论争不是不同利益之争，也没有显示出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制与掌控，而是台湾知识分子面对共同处境提出的不同解决方案之争。
二
对这场论争的分析当然不能忽视双方以外的两大力量，一是语言文化层面的大陆国语运动和白话文，二是政治层面的日本殖民者，即两方的论争实质上属于四方力量的角逐。这两大力量甚至直接决定了论争的基本内涵和双方的论述依据，很难想像没有它们的存在论争还会不会发生。日本殖民力量自不待言，它所控制的台湾社会现实施加给论争双方的压力是等同的，即既不利于台湾话文建设也不利于白话文通行，它在具体论争中不作为焦点被讨论反衬出它是论争双方都要面对和抵抗的力量。大陆的国语运动和白话文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多面，它们往往成为双方开启思路、确定立场的重要参照；白话文虽然作为具体的语言形态被讨论，但同时还作为重要的文化因素出现。
论争者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并不陌生，无论是倡导者关注的各国实行言文一致，还是反对者感兴趣的文学的世界性，都表明他们的思维背景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真正激发他们尝试语言变革，提出台湾话文的设想和方案的，除殖民因素外，无疑是大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成功实践。大陆的成功使倡导者看到了言文不一的文言文终于能够被取代，看到了台湾话文成功的可能性，并坚信言文一致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的论述自始至终没有脱离大陆经验的参照，无论对这种经验适用于台湾持何种态度。由此，大陆运动中的主要观点和主张不断被引用，从清末黄遵宪的“吾手写吾口”，到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都在双方的论述中不断被重复，后者直接演变为倡导者的“台湾话的文学，文学的台湾话”，以及“台湾白话的文学书与文学书中的台湾白话”。黄石辉对台湾话文采用代字的设想直接受到胡适的启发：“采用代字可使得吗？使得！绝对使得！我们且看胡适之怎样说。”他所引用的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说法使他确信“代字的采用是不要客气的。”[25]郭秋生还因在台湾话文倡导中的主导作用被反对者讥称为“台湾的老大胡适”或“似是而非的胡适”。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言文一致的追求几乎成了倡导者的绝对准则：“我们提倡乡土文学的根本观念，是根据着言文一致的见解和理论，目的是在疗救台湾的文盲症。”[26]“在‘言文一致’的观点上，我们是绝对需要台湾话的文学。”[27]他们对国语运动的发展进程并不陌生，貂山子在谈到确立台湾标准语的时候就设想“像中国集各地方的人士，开个言语统一会，决定标准语刊行几部标准白话书亦无不可。”同时要在文学上取得成就：“若借着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台湾白话的文学书与文学书中的台湾白话’的办法。”[28]负人的《台湾话文杂驳》提及国语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吴稚晖的《二百兆平民的大问题》和胡适的文章，并且提出“‘文字的普及与言语的统一’要分做两路去观察”，这种说法非常接近于清末民初语言文字改革家劳乃宣的主张，劳氏针对汉字繁杂、方言众多的现实指出：“夫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皆为近日中国当务之急。然欲文字简易，不能遽求语言之统一；欲语言统一，则须先求文字之简易：‘至鲁’‘至道’，有不能一蹴几者。”[29]因此语言文字改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方言统四’。第二步才是‘国语统一’。”[30]劳乃宣当年用文言表达的意思，台湾话文倡导者已经可以用顺畅的白话表达了。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全国歌谣，出版《歌谣周刊》；随后中央研究院整理全国俗曲；“平民教育促进会”调查定县秧歌，出版《定县秧歌选》，以及顾颉刚的《吴歌甲集》等，“这些调查工作，是建设‘大众语文学’必要的准备。”[31]这也与后来郭秋生提议收集整理民谣、李献璋编辑出版《台湾民间文学集》[32]如出一辙。
国语运动对台湾的白话文支持者更是正面的激励，简言之，国语运动的成功和白话文在大陆的普及直接增强了他们在台湾推行白话文的信心。他们对白话文的肯定除了有汉字通行台湾，且有古典白话小说在台湾民间的普及、台湾白话新文学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等作为依据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话文具有统一语言的性质，而且这里的统一指的是全中国的统一，而不是方言区内部或某一地区的统一。他们看重共同语对文化普及、信息交流的重要性，甚至把语言统一视作国家统一的因素之一[33]。他们相信大陆国语运动的经验一样适用于台湾。论争的具体表述显示，倡导者更注意国语运动的具体主张，反对者更注重国语运动的结果。借用劳乃宣在国语运动中将方言和国语定义为“方言的大众语”和“统一的大众语”的说法，论争中台湾话文的设想接近于前者，大陆白话文的理念接近于后者，即台湾话文倡导者更强调言文一致，白话文支持者更强调语言统一。也就是说，对大陆国语运动的感知，论争双方并没有完全处于同一层面。
晚清拼音化运动即已提出的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的主张经历了由初期的矛盾冲突走向语言统一的历程，至民国初年，这两大主张逐渐被“教育普及”和“国语统一”所取代。这是因为“语言文字的统一是统治意志的外化形式之一”，“此时的共同语认识，其背景更为严重，这是在外来压力下中国开始形成国家观念的产物。”[34]在随后的方言逐渐统一于国语的进程中，国语被认为是一种标准方言，“与其他异于标准的各种‘母语’方言并行不悖；随时代而演进，依交通而扩大，应文化而充实，藉文艺而优美：这都是自然而然的。”[35]1911年清政府学部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1913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召开，议决“注音字母”方案；1916年国语研究会[36]成立，发起将“国文”改为“国语”的运动；1920年教育部宣布改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白话文正式进入基础教育；1926年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将北京方言定为公共语言，成为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1932年北京方言才被定为国语的“活”标准，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作为推行国语的标准字典。可见尽管经由政府教育机构的强力推行，国语的形成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对自然的发展过程。在台湾，言文一致和语言统一的矛盾却无法在短短几年的台湾话文论争中得以调和。倡导者尽管描述了以台湾话文推行全岛的美好前景，但显然认为当务之急是言文一致，以至常常忽略台湾各地方言的差异，并被反对者质疑会出现众多的很难相互沟通的乡土文学；而台湾话文建设需要的时间恐怕会大大超过他们的预期。反对者以整个中国作为思考范围，且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当一国的国家定了国语以后，其中已是不知牺牲了几多方言了。”“俺们台湾，既非一个独立的国家，又不是世界文明的发生地，又不是可能闭关自守，住民的语言有时混杂，自然没有完成标准的话文的希望。”[37]因而认为拿来已通行全中国的白话文是顺理成章，也没有考虑与本地方言如何协调的问题。矛盾的根本点还在于台湾已隔绝于大陆之外，国语统一的效力无法到达台湾；由于没有任何行政资源，根本不存在国语或建设完成的台湾话文与方言协调融合的时空，更不用说还有另一种强力语言（日语）借统治者之力推行。汉语方言逐渐统一于标准语的情形无法在日据台湾再现。
关于大陆国语运动获得了政府支持、台湾话文建设缺少行政资源的现实，白话文支持者已有所表述。这也是白话文支持者面对的同一现实。事实上语言文字运动“必须依赖行政力量的支持才会有成效，这已为拼音化运动所证明，当年王照、劳乃宣依赖袁世凯、端方，声势浩大，屡屡向学部逼宫，几乎成功；民初之所以能采定‘国音’，也是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光靠民间推行不可能有成果，从卢戆章到此时王璞的‘注音字母传习所’，其收效甚微是必然的。”[38]论争双方都不可能期待获得殖民者的支持甚或宽容，这是他们共有的最为根本的困境。相比之下，由于台湾话文尚未发育，除了言文一致的优势外，它所面临的困难似乎更甚于白话文，这是倡导者虽有种种设想和方案却始终未能实施的原因。[39]
台湾话文的倡导源于台湾话常常有音无字，现有汉字不足以表现口语，所以强调言文一致，这与晚清拼音化运动的重要主张几乎完全吻合，只是当时主张使用拼音者是把解决有音无字、言文不一当作采用字母文字的理由，而台湾话文倡导的基本精神还是要保留汉字。从拼音化运动的经验看，即便使用拼音，言文一致也很难实现，因为地区性的言文一致必然导致更大范围内的言文不一，放弃汉字又难以被接受，所以众多旨在言文一致的拼音方案最终被遗忘。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高度稳定的书写形态，它的“系统不随地域变”，“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而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口语的变化则比书面语快得多，“语言的惰性总是更多地更明显地表现在书面上。”而“绝大多数人学写，是以书面语为师，而书面语又绝大多数不像‘话’。”“‘五四’时期提倡用白话写，有不少人努力在笔下学口语，可是写到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有了成果，这成绩见于书面，量不小，质相当高，但我们可以看一看，那是纯粹的白话吗？”“我们看白话发展的历史，常常会发现白话作品不随着口语变的保守现象。”因此，“言文一致并非不可能，但不容易做到。”[40]再看当年国语研究会的理解：“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41]根据上述史实和分析可以预想，台湾话一旦成文并在全岛统一，也必然会走大陆白话文的道路，出现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距离，诚如赖明弘所言：“纯然的台湾话文何在？大众要看你这篇文岂不是须再去学学汉文，……究竟实际上有言文一致没有？”[42]这句话既是就论争对象的文章没有言文一致而言，也道出了绝对言文一致的难以实现。这是台湾话文倡导者面临的又一困境。
倡导者实际上也意识到“言”不等于“文”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主张“文学是代表说话”的同时，也在认真考虑台湾话的改造。“台湾话的改造和统一确亦是乡土文学的一大任务，如果台湾话不能改造、不能统一，则我们所提倡的乡土文学便没有达到目的，不得算做成功了。”[43]“总而言之，台湾话的改造一定要从粗涩不圆滑的既成言语文字化（条件的）做起，而后以言文一致的文学之力，徐徐引入优雅圆滑之域，方才有效果实益。”[44]但是台湾话虽与大众亲密无间，改造后的台湾话文是否依然如此却不能肯定，即改造后的“文”还能否等同于“言”是值得怀疑的，改造的结果很可能意味着对言文一致原则的自我瓦解。
台湾话虽然与民众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保存民族文化、表现大众情感和心理方面有很高的价值，但是否符合现代社会传授知识和思想的需要，是有大大的疑问的，以此建设台湾话文、扫除文盲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这是台湾话文倡导者面临的第三种困境。郭秋生意识到“只是现在的民间文学其内容还离时代颇远”，“台湾话文的建设，如果止在基础工作的把既成民间文学文字化而已，则不过是一种对内的整理，配不称是建设，也不能算是理想。旧时代的形骸于史的民俗学的虽是很可贵的资料，然而所要济当面之急的目的，并不是在此，而是在乎配给‘知识’于大众这处所。”[45]黎锦熙在肯定民谣、俗曲调查的基础上也指出：“中国的‘大众语文学’无论怎样的丰富，无论怎样具有形式方面的天真与质素之美，其内容方面所谓意识，就现代的眼光看起来那简直是完全要不得的。……从教育的意义上建设‘大众语文学’第一步当然应该就固有的形式先行撤换意识。”[46]台湾话文整理的最重要成果《台湾民间文学集》，其内容恰恰符合上述分析。白话文支持者提出的“我们要输入外国的潮流、外国的思想，来介绍台湾的民众知道”[47]的任务，尚处于整理状态的台湾话文恐难胜任，相反，白话文却具备这种优势。
再来看白话文在台湾的处境，如前所述，它的根本困境在于文化阻隔和殖民统治。尽管30年代前期以前它已经得以通行于知识界，但这种通行在殖民高压下是十分脆弱的，日语的普及大大挤压了白话文的空间；汉文废止则直接断送了白话文的生存可能。白话文的优势只是理论上的，支持者心目中“台湾人最亲近的、有联络性的、现实的、有统一的中国白话文”终于没能普及于日据台湾。此外，白话文支持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认识也有可商榷之处，一是偏重知识阶层的立场，对下层社会文化问题的理解没有台湾话文倡导者那样深切，对如何向大众普及白话文也没有切实的设想，想当然地认为大众接受白话文不会有太大困难。二是与此相联系，在语言文字上固守雅俗的划分，这与他们的普罗文学主张形成矛盾，与进步文化潮流不相吻合。三是语言统一的立场可能导致忽视殖民地台湾人对自身方言的情感因素，论争双方的情绪对立可能与此有关。[48]
有研究者因台湾话文倡导是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称之为是现实的；因大陆白话文与民众有隔膜且难以推行而称之为是理想的。其实从各自主张的可行性分析看，双方都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如果从建设一种新的语言文字的角度考虑，台湾话文倡导的理想色彩更加浓厚。双方都认为自己的设想符合现实需要，并不存在一方比另一方更现实的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种需要并不自发产生于民间，更多地属于知识分子启发民众的精神意愿。台湾话文倡导者认为白话文不能满足台湾社会的需要因而提倡台湾话文；白话文支持者认为白话文适用于台湾且台湾话文不可行所以反对台湾话文，而论争中真正的民众并不在场，他们没有能力和机会表达对任何一种设想的肯定或否定，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设想还没有在民间得到验证。这里不是说这场论争与无数由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或行动运动有何不同，知识分子当然有责任为民众代言，但看待一种设想是理想还是现实还要看它在实际运用中是否被接受，如果缺乏实际运用或推行的可能，或于实际中被证明不可行，这种设想就只能是理想或空想的。当然所谓实际运用通常会有相对自然的进程，但殖民社会却打断了这种进程。大陆的国语运动基本上保持了自然的进程，台湾话文论争却与此相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殖民社会激发了建设台湾话文的设想，却没有为设想的实施或白话文的通行提供任何条件，特定处境中萌发的理想注定无法在同一处境中实现。
分析台湾话文论争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大陆的国语运动，本文并非试图寻找两者间的一一对应，只是尝试在国语运动的参照下对台湾话文论争作出某种解读。缺少这一参照，解读的面貌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应该是引入国语运动的意义。无论是长达四十年的国语运动还是历时四年的台湾话文论争，汉民族在时代剧变中期冀以语言文字变革寻求民族新生之路，是它们的共同特质，其中台湾知识分子的处境无疑更加艰难，他们能够依靠的力量那么少，面临的困境却那么多，论争双方的理想虽没有在当时实现，但他们的艰辛努力值得后人尊敬。
The Dilemma of Two Ideals:
Ji Birui
(Chinese Depart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emerged in Taiwan a debate over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versus the written languag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debate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the mainland. The debate signifies the participants’ thoughts and anxieties over the use of language in a colonial context. They put forward various linguistic programmes. Due to social, regional factors, they tended to lack feasibility in practice. As is known, absolute consistency between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is not an achievable goal. The debate also reveals that the success of a linguistic campaign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efforts of the participants, but also on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a new literature.
Key Words: vernacular language ; debate ; Taiwan ; ideals ; dilemma
[②] 国语运动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的国语运动从晚清始，延续到30年代中期，涵盖了其间的拼音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大众语讨论等。狭义的国语运动从国语研究会（1917）始，到20年代初。参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夏晓虹、王风等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注③。本文采用广义的说法。
[③] 黄石辉《怎样不提倡乡土文学》，原刊《伍人报》第9－11号，1930年8月16日－9月1日；转引自《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汇编》，中岛利郎编，台湾春晖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所引论争双方的文章均收入该《资料汇编》，但仅注明原刊名称和时间。
[④] 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原刊《台湾新闻》，1931年7月7日起连载33回。
[⑤] 黄纯青《台湾话改造论》，原刊《台湾新闻》，1937年10月15日起连载14回。
[⑥] ****话的附加条件是：“第一，与厦门话要有一致，第二，与中国话要有共通性”。四点主张是：“一，言文无一致，要改做一致；二，读音无统一，要改做统一；三，语法无讲求，要讲求；四，言词太错杂，要整理。”三大目标是：“南进之国是，可以促进。台湾话将灭，可以防止。汉文将亡，可以补救。”
[⑦] 负人《台湾话文杂驳》，原刊《南音》1卷7号，1932年5月25日。
[⑧] 郭秋生《再听阮一回呼声》，原刊《南音》1卷9、10号，1932年7月25日。
[⑨] 郭秋生《还在绝对的主张建设“台湾话文”》，原刊《台湾新民报》980、982、983、985、987－992、994、995号，1933年11月11日起连载12回。
[⑩] 黄石辉《解剖明弘君的愚论》，原刊《台湾新民报》974－978号，1933年11月5－9日。
[11] 毓文《给黄石辉先生――乡土文学的吟味》，原刊《昭和新报》140、141号，1931年8月1、8日。
[12] 克夫《“乡土文学”的检讨――读黄石辉君的高论》，原刊《台湾新民报》1931年8月15日。
[13] 点人《检一检“乡土文学”》，原刊《昭和新报》1931年8月29日。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张深切，“以台湾话文当作台湾文学的主体文则不可，若以中国白话文为主体文，在对白之间而穿插台湾话文，以灵活描写上的事情，则亦无不可也。”“暨不能脱离了政治和经济的牵制与压迫，所以在台湾要干，勿论任何工作，谈何容易，其实无不属于纸上谈兵，尤其是对台湾大众特别有利的事业，即可谓绝无希望的了。我们应要这样深切认识，须免徒费了精神、时间、经济和力量以及一切。”张深切《观台湾乡土文学战后的杂感》，原刊《台湾新民报》972号，1933年11月3日。
[14] 越峰《对〈建设台湾乡土文学的形式的刍议〉的异议》，原刊《台湾新民报》914、915号，1933年9月5、9日。
[15] 逸生《对乡土文学来说几句》，原刊《台湾新民报》935号，1933年9月27日。
[16] 如刘鲁《几句乡土话》：“我的乡土外还有大乡土，这乡土话，联络得来方有用处，联络不来便算不得乡土文艺，只好叫做家里文艺”。原刊《台湾新闻》1931年12月15日。枥马《几句补足》的口吻更绝对：“乡土文学可以断定是一种排外主义的文学，因为被大陆隔离的我们台湾，绝对地没有产生进步的文化的能力。”原刊《台湾新民报》934、935号，1933年9月26、27日。
[17] 郭秋生《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原文刊于《昭和新报》，日期不详。论争后期倡导者列举了白话文的许多不利之处，如郭秋生在谈白话文和文言文一样也走向衰落的时候更多地出于论辩的需要，忘记了殖民者本就允许文言文存在、限制白话文的社会现实。见郭秋生《还在绝对的主张建设“台湾话文”》。
[18] 负人举例说明台湾话与“国语文”的差异：“台湾话‘我真烦恼’要写‘我苦闷不过了’；‘无啥要紧’要写做‘算不了什么事’；‘往何处’要写‘到那里去’。”见《台湾话文杂驳》。其实这两种表达方式都可以算作白话文，当然台湾话的发音不同。
[19] 负人《台湾话文杂驳》指出“废去台湾话改用别种文字是做不到的。”这和反对者反对“台湾话文”有距离，因为反对者不强调绝对的言文一致，反对“台湾话文”也就不等于反对台湾话。
[20] 黄石辉批评赖明弘“因为‘大同团结’而反对乡土文学，反对台湾话文，分明是无视客观情势”；批评克夫“他笑我理想的，其实他自己太理想的呀！你想，台湾人个个去学中国话这是正确的吗？我敢断言，这是不可能的”。分别见黄石辉《答负人》，原刊《南音》1卷8号，1932年6月13日；《乡土文学的再检讨给克夫先生的商量》，原刊处不详。赖明弘称对方的主张“虚无实体”、“现下的提倡似乎对于台湾的客观情势之重要点没有观察。”分别见赖明弘《对最近文坛上的感想》，原刊《新高新报》337、340号，1932年8月26日、9月16日；《对乡土文学台湾话文彻底的反对》，原刊《台湾新民报》954、956－959号，1933年10月16日、18－21日。克夫认为“当时的提倡者理想的程度过高，而且太置重于形式问题而没却客观的情势所致，才会终归徒劳无益。”见克夫《对台湾乡土文学应有的认识》，原刊《台湾新民报》940、941、943－945号，1933年10月2、3、5－7日。
[21] 逸生《对乡土文学来说几句》。点人在最初的论争文章中就已经表明语言文字改革需要依靠国家力量。见点人《检一检“乡土文学”》。
[22] 两者的差异被论争赋予了话语性质，带有建构的痕迹，因为两者的存在并不对等，台湾话文仍处于虚拟状态。
[23] 点人《劝乡土文学台湾话文早日脱出文坛》，原刊《台湾新民报》996号，1933年11月27日。
[24] 黄石辉《乡土文学的再检讨给克夫先生的商量》。
[25] 黄石辉《再谈乡土文学》，原刊《台湾新闻》1931年7月24日。
[26] 黄石辉《对〈台湾话改造论〉的一商榷》，原刊处不详。
[27] 黄石辉《乡土文学的再检讨给克夫先生的商量》。
[28] 貂山子《就乡土文学问题答越峰先生的异议》，原刊《台湾新民报》922、924、927、928号，1933年9月13、15、18、19日。
[29] 这一说法见于劳乃宣给上海《中外日报》的信。他接着谈到：“盖设主音不主形之字，欲人意识，必须令其读以口中本然之音；若与其口中之音不同，则既需学字，又须学音，更觉难矣。假使以官话字母强南人读以北音，其�格必有甚于旧日主形之字者。故必各处之人教以各处土音，然后易学易记。……果能天下之人皆识土音简易之字，即不能官音，其益已大矣。至于学习官音，乃别是一层功夫，不能于学习简易文字时兼营并进也。……迨土音简易之字既识之后，再进而学官音，其易有倍蓰于常者；盖以此方人效彼方语，必求音；已识主音之字，则有所凭藉。……此文字简易与语言统一有不能不历之阶级也。”原刊《中外日报》1906年2月28日，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
[30] 见《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页。所谓“统四”，指把全国方言划分为四种大众语：京、宁、苏、闽广方言。
[31] 同上，第85页。
[32] 《台湾民间文学集》，李献璋编著，台湾新文学社1936年版。
[33] 邱春荣《致乡土文学运动的诸位先生》，原刊《台湾新民报》950－953号，1933年10月12－15日。
[34] 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见《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第32页。
[35] 《国语运动史纲》，第27页。
[36] 国语研究会虽为民间团体，其成员却有浓厚的官方和学界的背景。
[37] 邱春荣《致乡土文学运动的诸位先生》。
[38]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见《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第49页。
[39] 台湾知识分子提出的几种语言文字方案，如台湾罗马字、台湾话文和大陆白话文，只有白话文在知识阶层得以通行。这并不得益于行政力量，毋宁说是由于白话文已存在较完整的形态，且知识分子认同大陆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运动；而罗马字和台湾话文尚无基本形态。
[40] 张中行《文言与白话》，见《张中行作品集》卷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26、170、173页。作者还谈到：“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先认可言文不一致，看看这条路是不是可行。中古系统的白话帐不必算了，只说‘五四’以来的，大量的优秀作品证明，这条路不只可行，而且像是势在必行。”见《张中行作品集》卷1，第173页。
[41]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暂定章程》，见《新青年》第3卷第1号，1917年3月。
[42] 赖明弘《对乡土文学台湾话文彻底的反对》。
[43] 黄石辉《对〈台湾话改造论〉的一商榷》。
[44] 郭秋生《读黄纯青先生的〈台湾话改造论〉》，原刊《台湾新民报》1931年11月7日、14日。
[45] 郭秋生《还在绝对的主张建设“台湾话文”》。
[46] 《国语运动史纲》，第90页。
[47] 枥马《几句补足》。
[48] 这里可能还涉及语言忠诚度的问题。由于台湾和大陆的阻隔以及殖民因素，未接触白话文的台湾民众对本地方言的忠诚度可能会高于大陆同等方言区的民众。这方面尚未发现材料可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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