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分析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1653
朱 立 立
（福建师范大学 闽台区域研究中心，福州 350007）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华人认同问题。早期白先勇笔下的美国华人大多尚未真正归化，作者的华文书写始终未曾脱离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致力于描摹海外中国人在中国想象与美国想象之间的认同焦虑。而近年的创作则专注于人性层面的探讨，尤其是边缘弱势的同性恋群体得到了白先勇的深切关注。其近作 表征了人性沟通尤其是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的主题，但这一主题并不表明作者放弃了中国情结的抒发。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华人认同问题；民族国家想象；跨越种族界限的同性之爱
一、阐释的背景：华人移民与认同问题
所谓认同，简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斯图尔特・霍尔在“多重小我”一文中指出：我是谁？“真正的”我是在与多种异己的叙述之关系中形成的。迄今为止，存在着两种文化身份观，一种我们比较熟知的本质主义身份观，认为身份是一个民族“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意味着一种集体性的真正自我，人们可以在所属民族历史传统中获得固定源头和自我感；另一种新近兴起的后现代身份观则主张，身份是一种不断流动、变化和建构的过程，因而它缺乏终极的结论[①]，这两种对立观念之间，还存在着游移、过渡、交叉、矛盾、浑融等认同状态。拔根移植新土的跨文化经验令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形复杂。对于台湾留美作家而言，留学和移居过程的种种生活挫折和文化休克症是产生异乡人感觉的重要因素，个人的受挫感越强，就越是敏感于被排斥、被歧视等消极性经验，也越容易从昔日的故乡回忆和历史脉络中寻找认同皈依的方向；再者，赴美前的美国想象与亲历的现实美国图景之间存在着落差，也会导致认同的混乱；当然，家国意识与乡愁情感是海外华人保持中国认同的内在原因，如德国哲学家赫德所言，移居者（流亡者）的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民族的想象与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色、母语等密不可分，在部分台湾作家的心目中，“中国”与他们的个体生命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刻联系，规定了他们本能的乡愁方向，成为他们想象的共同体以及建构自我认同之重要依据。流散海外的境遇并未改变他们的中国人自我认同，异己的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他们的文化回归意识。一些旅美作家长时期在主观上坚持自己的中国作家身份[②]，从中国人的立场看，这种感情自然令人亲近；但是，毕竟他们已从地理、国籍、公民身份等方面逐渐脱离中国，与移居国社会的广泛联系成为他们必须正视的生存现实。因此，中国人在移居美国之后，大多会面临难以规避的认同问题。
本文以美华台湾文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白先勇为分析个案，解读其创作中的华人认同问题的复杂性。
赴美之初，白先勇就对认同危机感触深刻：“像许多留学生一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同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都得重新估计。……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③]异域的异质文化刺激以及开放的视野，让他敏感于认同问题的迫切性，也激发起重认家国历史的自觉意识。他蓦然回首中国的文化传统，以至于“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日深”，开始了“自我的发现与追寻”。他沉浸在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包括在台湾遭禁的五四文学中，“被一种‘历史感’所占有”[④]。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经历出国初期文化冲击之后重新创作的感受：“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十年心。’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在芝加哥那种地方。回到爱我华，我又开始写作了，第一篇就是《芝加哥之死》”[⑤]。《芝加哥之死》意味着他创作的转折：从人性本能的抽象寓言到历史意识与文化忧患的理性书写。美国社会的现代化情境让他更焦虑祖国的弱势和落后，异域冷漠的都市文明使他更认同祖国优雅细腻的历史文化。从白先勇60－70年代创作的小说里可以看出与郁达夫、鲁迅、闻一多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类似的域外创伤体验，吴汉魂、李彤之死，与《沉沦》主人公的蹈海自沉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述说着20世纪离散华人难以消解的悲情。《纽约客》与《台北人》系列里，生命困境不仅是孤立的个体遭遇，也是民族历史悲剧的构成元素。历史无法背弃也无从放逐，因而如余光中所言，“白先勇是现代中国最敏感的伤心人，他的作品最具有历史感。”[⑥]笔者在此并不打算继续涉猎这一众所周知的论题，而准备探讨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作品中的华人认同问题。
二、在中国想象与美国想象之间
《芝加哥之死》是纽约客的开篇之作。小说中的芝加哥大学留学生吴汉魂与牟天磊相似，只是他的遭遇更为凄苦，精神创伤更加严重，结局也更为可悲。吴汉魂多年居住在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打工、苦读，过着苦行僧般的禁欲生活，没有朋友，孤独寂寞，失去了台湾的恋人，母亲去世也没能回去，整天钻研地下室里成堆的外国文学书籍，千辛万苦熬到了拿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那一天。这一天，他压抑多年的苦闷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以至于惊人相似地演绎了郁达夫《沉沦》中的一幕：在堕入异国妓女怀抱自渎自贱、沦为物化的中国符号后，黯然自沉于密歇根湖。不同的是，郁达夫笔下客死日本的主人公仍坚持殉难者的中国身份而呼吁祖国强大，以期民族获救下的个人灵魂救赎，他自始至终未改自己的中国认同；而吴汉魂却在梦里将母亲的尸体奋力推进棺材，他拒绝了母亲的呼唤，拒绝了回归。不必祈求于精神分析学和析梦术，也不难从这个梦魇看到其间的隐喻性：不能为母亲送终，是尊崇孝道的中国文化传统所不能容忍的罪过，推走母亲尸身的梦像，暗喻他对母亲和母国的背弃， “地球表面，他竟难找到寸土之地可以落脚。他不要回台北，台北没有二十层楼的大厦，”但他又为此陷入极度的痛苦和歉疚。吴汉魂这个命名就已明确地为人物规定了无根漂流的特性，实际上是他主动选择了摩天大楼所代表的现代化美国。可悲的是，“可是他更不要回到他克拉克街二十层公寓的地下室去。他不能忍受那股潮湿的霉气。他不能再回去与书架上那些腐尸幽灵为伍。六年来的求知狂热，像漏壶中的水，涓涓汩汩，到毕业这一天，流尽最后一滴。”美国高耸的大厦并不属于他，在那里他只是个落寞卑微的异乡人，只能拥有地下室里坟墓般潮湿黑暗的生活，以及整日与西方“腐尸幽灵为伍”的压抑。背弃母亲，意味着他弃绝了中国的身份渊源；二十层大厦的地下室以及那些陪伴他的“腐尸幽灵”，却又喻示着他与西方文明同样相互隔绝无法沟通。在中西文化夹缝之间，他成了进退两难的边缘人；麦克白的独白遂成为他死亡的�语：“生命是痴人编成的故事，充满了声音与愤怒，里面却是虚无一片。”他的死是失去情感依托和文化母体土壤的生命个体的必然枯萎，也是异乡人对于荒谬人生的绝望反抗。从《芝加哥之死》，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离散华人的边缘人特征，生存的困窘和精神的虚无使他们的人生如一场梦魇。
摩天楼是白先勇笔下的一个有关美国想象的重要符号，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金属和玻璃的冰冷色泽。对于追慕美国文明的台湾留学生，它是一种高等文明范式的诱引与召唤；但临近它，就会发现它拒人千里之外的冷酷。像吴汉魂，企图脱离自己族性文化负担（汉魂）来拥抱摩天楼，却只能在摩天楼的地下室里煎熬度日。《上摩天楼去》更是将台湾人对美国都市文明的急切向往开宗明义地显示在题目中，与题目的明快相比，小说的内涵却并不轻松。叶维廉认为白先勇小说善于营造一种幻象然后打破它，这篇作品里的幻象包含两点：主人公玫宝与姐姐见面之前对美国的想象以及对姐妹情感的想象。在想象中两者都是亲切美好的，经过百老汇街道时，她觉得“不是离家，竟似归家一般”，因为这条街道“听来太熟，太亲切”，那是她想象中熟悉的美国。想象中她与姐姐的相聚将会无比的兴奋和温馨。但真实打破了她脑海中的幻象。姐姐玫伦对她的突然来访没有表现出她期待的惊喜，而是照样出门参加聚会，扔下玫宝一个人去看皇家大厦。此时幻象破灭，摩天楼不再亲切而是显得咄咄逼人，她眼前的皇家大厦“像个神话中的帝王，君临万方，顶上两筒明亮的探照灯，如同两只高抬的巨臂，在天空里前后左右地发号施令。”如果把这两筒耀武扬威的探照灯与文中那两盏精致的中国宫灯比较一下会如何呢？“两盏精致的中国宫灯上，朱红的络缨绾着碧绿的珠子，灯玻璃上塑着一对十四五岁梳着双髻的女童在扑蝴蝶。”比起探照灯的帝王巨臂般的冷酷霸气，宫灯显得多么和平温煦，两个意象巧妙烘托了各自背后的两种文化背景：一种强大、现代、冷酷、富有侵略性；另一种柔弱、精美、和暖、缺乏进攻性。这是玫宝感觉世界反照出的两种文化的错位，也反映着白先勇彼时的文化比较意识。站在102层的世界最高摩天楼顶，玫宝发现：“纽约隐形起来了，纽约躲在一块巨大的黑丝绒下，上面洒满了精光流转的金刚石。罡风的呼啸尖锐而强烈。”玫宝面对的原来是完全陌生的纽约，她陷入了恍惚与迷失之中。其实她更无法接受的是她丧失了从前被姐姐宠爱呵护的那种安全感，美国的生活把玫伦变得似乎不再有人情味儿。玫宝再也无法适应纽约的冷，她“愤怒地将栏杆上的积雪扫落到高楼下而去。”玫宝的故事让人会联想到白先勇三姐先明的留美生活，也会想起肯尼迪被刺杀后白宫易主时那种在中国人看来冷酷无情的处理方式对白先勇的文化冲击[⑦]，相信这些事件与这篇小说有着内在的联系。总之，故事里的玫宝迷失在幻象与真相之间的灰色地带，也迷失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温暖亲情和美国理性文化的冷漠无情的两种文化感觉之间；小说结尾也很有意味，在玫宝的想象中，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变成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自己则成了树顶上“孤零零的洋娃娃”。圣诞树上的洋娃娃，一个渺小到可有可无的卑微存在，正对应着这个中国女孩在强大的异文化面前的柔弱孤独与无能为力，显示了作者对人物的深深怜悯。相反，姐姐玫伦是那种已经接受美国文化改造的中国青年，他们正在逐渐美国化；这类人物在白先勇小说中不仅较少得到深入刻划，而且也受到了隐约的谴责。
《谪仙怨》同样书写中国姑娘的海外遭际，这篇作品采用了书信体与旁观者叙述两种叙述方法，制造出真相与假相之相互参照的反讽情境。真实情形是：母亲想方设法借债送漂亮女儿黄凤仪留学美国，但女儿并未如愿学成迈向成功路，而是退学做了陪酒女郎，在异国都市靠出卖色相为生。她的祖国国别变得无足轻重，像个讽刺般的，她常被人当成日本姑娘，在酒廊里还有着“蒙古公主”的美名，被模糊地界定为“东方神秘女郎”以供消费。女儿给母亲的家书报喜不报忧地隐瞒和改写了真相，她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纽约这个“年轻人的天堂”，在那里她活得如鱼得水。有趣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摩天楼意象，但她的感受大大不同于吴汉魂和玫宝：“戴着太阳眼镜在Times Square 的人潮中，让人家推起走的时候，抬起头看见那些摩天大楼，一排排在往后退，我觉得自己只有一丁点儿那么大了。湮没在这个成千上万人的大城中，我觉得得到了真正的自由：一种独来独往，无人理会的自由。……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袁良骏先生指斥这个自甘堕落的人物为“摩登型的民族败类”[⑧]，有其道德的理由，作者的叙述策略其实也已经表达了对她的处境的暗讽，只是作者的暗讽还伴随着同情。如果换一个角度看，东亚人的国别身份在美国常被混淆，黄凤仪任其自然地听任他人模糊地看待她，而在出卖色相的买卖中，她的面容躯体形象直接转化为一种具有商业交换价值的东方情调。身份的模糊和泛化给人物带来了放纵的自由，让她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纽约客”，她所理解的缺乏自律随波逐流的自由似乎是对美国这个自由之都的一个嘲讽？对吴汉魂和玫宝二人兼有引诱性和压迫性、令他们向往却又让他们恐惧的摩天大楼，黄凤仪却不再感到恐惧反而觉得自由。原因是她已经彻底美国化了，就连中国饭她也已放弃。这个小说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放弃中国身份与放纵堕落完全不分彼此；但作者也不忍将责任完全归于人物，他充分地考虑到人物在异国他乡生存本身以及寄钱还债的巨大压力，因此，出卖自己年轻肉体的混世就变成了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最后，值得谴责的就成了台湾社会非理性的出国热。从这一角度看，作品带有警世意味。
《谪仙怨》发表之前，“纽约客”系列里还有一个姊妹篇《谪仙记》，通俗的理解是，女主人公虽有天人之美貌却不幸遭到贬谪而流浪在外。如果说《谪仙怨》是一篇讲述美丽女性在异国堕落的警世小品，那么《谪仙记》就称得上是一出深刻的离散华人自我放逐的悲剧。它成功塑造了个性鲜明结局悲惨的女性人物李彤，她的个人命运也形象说明了海外中国人的自我放逐与内战历史的直接关系。四个中国女孩于二战后的1946年出国赴美，机场上李彤俏皮地将四人命名为“中、美、英、俄”四强，她自己则以中国自居。四个身穿火红旗袍的中国富家女孩的亮丽形象，以及她们在美国校园那段引人瞩目的青春风光，折射了抗战胜利之初中国的短暂欢庆景象和国际地位的提升。然而国共内战爆发又一次将中国人推向战火与离乱，李彤父母乘坐的逃往台湾的轮船失事，李彤同时失去了父母，陷入痛苦的深渊，沦为无家可归的流亡者，高傲的“中国公主”落魄后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自我放逐，最终投水自杀于威尼斯。男性叙事人陈寅的叙述视角，敏锐地描摹了李彤非同寻常的灼人的美；她父母出事后，小说的叙述强化了她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放纵和非理性，但叙事者则以低调的关切揭示出她放纵深处的绝望与高傲倔强背后的痛苦。因此，这个人物不仅以惊人的美丽和个性的光芒让人难忘，她心灵创伤的深度和年轻生命的自我毁灭更是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同时白先勇将富有历史含量的中国符码巧妙地安放在这个美丽的中国女孩身上，她自命为“中国”，而李彤打牌时的对话听来也别有一番滋味：“我这个‘中国’逢打必输，输得一塌糊涂。碰见这几个专和小牌的人，我只有吃败仗的份。”作者举重若轻地将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带进人物的身世遭际。被李彤封为“美”、“英”、“俄”的几个女友，逐渐结婚生子进入中产阶级稳定的生活轨道，更反衬了她的形单影只；事实上，“只有吃败仗的份”的玩笑话似乎成了一句李彤宿命的隐喻，虽然她表面上从未放下高傲的自尊。她的悲剧，是铭刻在宏大历史浓重阴影下的一抹伤痕。有关国共内战的历史大叙事中，留下姓名的大多是将领、英雄等风云人物，人们看到的是胜王败寇的两岸不同叙述版本；但是悲悯的作家关注的却是每一条生命在历史变故中所经受的具体伤痛与悲哀。对于李彤这个曾经鲜活美丽的生命而言，内战让她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她的海外流亡者（谪仙）身份更加强了她无家可归、死无葬身之地的惨痛。
三、认同问题与华人移民的代际文化冲突
一般说来，中国认同在第一代华人移民身上根深蒂固，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历史纵轴，但是当移民从无根飘零转而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实际上已经基本弃绝了回归祖国的现实可能性，而立意在新土繁衍生息。他们必然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美国化来适应新土生活，而他们的下一代则成为典型的ABC（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样，他们之间可能会因文化适应的程度差异而引起错位与矛盾，两代人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就更可能出现较大差异和冲突。白先勇写于1964年的《安乐乡的一日》主要探讨了这一普遍存在于华人移民社会的问题。
叶维廉曾以王昌龄《闺怨》一诗的结构形式来平行阅读此篇，十分细致地解析了小说的结构方法和主题意旨，认为小说如同“闺怨”一样，前半部分开启了一个幻象，后半部分则在一种突起的惊觉中打破幻象、生出张力[⑨]。这种论析确有其新颖别致的独到之处，而且用“闺怨”一诗来论析此小说，暗合小说中女主人公依萍的内在情绪酝酿和发展的流程。不过我略有一点不同意见，叶文认为这小说在前半部分精心经营了一个安逸的幻象，后半部分在突然事件发作时幻象被打破，幻象制造得越是成功，最后幻象破灭时形成的张力也就越大；我以为，就这篇小说而言，小说前半部分对安乐乡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移民家庭主妇一天的日常生活和社区环境的细致描摹，以及对这位主妇的家庭关系、人际交往内容的回顾与穿插，并非在有意制造安逸的幻象，而是始终在为后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做足够的酝酿和铺垫。白先勇非常注意小说的叙事观点，也就是叙事视角的设置，这篇作品采用了第三人称旁观者的叙述观点，但叙事者的视角显然与依萍的视角有诸多相互重叠之处，可以说在第一段纯客观叙事过后，依萍就已经成为潜在的叙事人。开篇是有关安乐乡这座美国上流居住区的地貌环境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长篇铺陈，安乐乡表面上显得安逸宁静、井然有序，但是从叙事者隐含挑剔和不满的语气，不难感受到安乐乡的安乐显然已经带有鲜明的反讽意味和可怖的非人因素，而绝非桃花源式的和平安乐。这里的市容“好像全经过卫生院消毒过，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一般，给予人一种手术室里的清洁感。……草坪由于经常过分地修葺，处处刀削斧凿，一样高低，一色款式……”。再看依萍。伟成住宅所在的白鸽坡――“这是城中的一个死角……这条静荡荡的柏油路，十分宽广清洁，呈淡灰色，看去像一条快要枯竭的河道，灰茫茫的河水完全滞住了一般。白鸽坡内有它独特的寂静。听不见风声，听不见人声，只有隔半小时或一小时，却有砰然一下关车门的响声，像是一枚石头投进这条死水中，激起片刻的回响，随后又是一片无边无垠的死寂。”社区的住屋“活像幼儿砌成的玩具屋，里面不像有人居住似的。”依萍家的厨房虽一应俱全却像一个实验室。很显然，在这样的叙述氛围里，安乐乡并不安乐，作者也并非在经营一种安逸的幻象。小说的主观叙事语调始终意在交待人物与环境的疏离与格格不入，在她的主观感觉世界里，清洁的市容竟然召唤出手术室的恐怖联想，而现代化的厨房则成了毫无人味的“实验室”，安静宽阔的道路如同灰暗凝滞的死水，整齐划一的住屋则是不像住人的玩具屋。这一切异己的缺少人情味的景观，渗透了依萍寂寞、无聊、抵触、压抑、恐惧等不愉快的主观心理感觉。不仅如此，小说在叙述母女文化冲突这个风暴般的高潮之前，还补叙了依萍在社区人际交往的不快经验以及家庭生活的潜在问题。她的不快首先在于她强烈地感到自己是美国人眼中的他者，她不能适应这种异类感，作为社区唯一的中国女性，周围的美国人对她的过分热情与好奇态度让她难受，这也是一种将她区别对待的他者化，让她敏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对于自己屈从美国人的他者化眼光而刻意表演自己的中国特征她更感到辛苦而别扭。因此她没办法融入美国人的社区，找不到真正的在家的感觉，而是每时每刻被环境提醒着自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境况。她的痛苦还在于，在中国人最重视的家庭中她也同样是异类，伟成和宝莉两人已轻松自如地美国化，使得坚持中国身份和生活习惯的她不合时宜而孤独郁闷。这些补叙的内容也绝非意在制造一种和平安乐的幻象，而是必要的情绪铺垫。从笔者以上的分析看，作品前半部分的铺叙包括细致的环境写实并非意图经营幻象，而是明确地为后文出现的冲突进行充分的铺垫和渲染，使得高潮即母女间的剧烈冲突变得水到渠成。这次冲突的导火索是女儿宝莉与小朋友的争吵，孩子认为小朋友称呼她为中国人是对她的侮辱，坚称自己是美国人，母亲在向孩子灌输她是中国人而得不到孩子的认同后产生了极端的情绪反应，在盛怒之下打了孩子。丈夫冷静地批评她：“说老实话，其实宝莉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大了以后，一切的生活习惯都美国化了。如果她愈能适应环境，她就愈快乐。你怕孩子变成美国人，因为你自己不愿变成美国人，这是你自己有心病，把你这种心病传给孩子是不公平的。”我基本赞成叶维廉对依萍“身份顿然落空，自我瞿然消失”的伤愁的理解，以及对于依萍与伟成不同身份认同的解释：即自我意识的强与弱影响了个人能否安然接受另一种身份取代原先身份的事实。伟成父女的自我民族意识相对较弱，比较容易归化为美国人；而依萍的自我民族意识较强，也就难以接受自己和家人不再是中国人、成为美国人这个事实，她是一个维护中国身份的“殉道者”。
这个华人家庭的这场矛盾冲突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形象地表明第一代华人移民彻底融入当地社会的困难：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困难。小说借此呈现了华人移民的两种认同观念：伟成以理性实际的快乐主义为生活准则，比较容易放弃自己过去的身份认同而建构新的认同，认为这样做物有所值；依萍则以较为本质主义的身份观念面对移民生活，处理现实问题趋向情感化和保守化，因此她对于丧失和改变自我的中国身份感到焦虑不安，企图在异己的环境里仍然保全自己的文化价值，但事实上依萍的挣扎显得孤单而徒劳。
70年代白先勇创作了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孽子》，其主要情节场景在台北。这部小说取材于60年代台北的边缘弱势群体即同性恋社群的生活内容，突破了华文文学题材的一个禁区。“纽约客”的故事不算《孽子》的重点，只是其中的一个枝节；不过作品部分地延续了“纽约客”以及“台北人”系列作品的主题意趣，那就是带有家国意识与历史感的放逐与流亡主题，具体表现了父子两代人从疏离怨恨到带有救赎意味的和解过程。小说中同性恋圈中的青少年几乎都背负着一段辛酸历史，都是遭放逐者。他们与父辈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如主人公李青遭到外省老兵的父亲的驱逐，其实那也是他的自我放逐：“父亲那沉重如山的痛苦，时时有形无形地压在我的心头。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无法承担的痛苦。”王夔龙，因与野凤凰阿凤惊天动地的同性爱情而成为新公园的历史传奇人物，后遭到身居国民党将军高位的父亲的严厉驱逐而流亡美国十年，直至父亲去世：“我背着他那一道放逐令，像一个流犯，在纽约那些不见天日的摩天大楼下面，到处流窜。”父辈对子辈堕落行为的严厉处置裹挟着上辈人退守台湾而不甘的遗恨，子辈们则不愿背负这重担而逃往自由无拘同时也遍布危险的黑暗王国。子辈们历经炼狱磨难终于在心中与父辈和解，李青原谅了父亲，王夔龙理解了父亲的苦心，阿玉固执地寻找抛弃了他的父亲，吴敏给吸毒的父亲购买治病的药……扭曲、脏污、卑贱的生活中仍有可贵的真情流露，如李青、阿玉、老鼠为救吴敏而毫不犹豫地输血给他，王夔龙对哥乐士等中外沦落少年的悉心照料，李青对流浪的智障少年小弟的无私呵护……这些是作品特别能打动人的地方，也可窥出白先勇独特的观物视角和佛性的慈悲情怀。作者从同性恋者这种特殊的弱势边缘人视域，呈现了一个不分国别、难辨善恶、沉沦与挣扎并在、罪恶与救赎俱存的令人目眩的人性世界：王夔龙的美国经历与李青的台北遭遇一样冒险离奇；台北有“安乐乡”，纽约也有“快活谷”，这充满嘉年华色彩的同性恋酒吧，象征着中外同性恋少年朝不保夕的混乱生活和短暂欢娱；波多黎哥少年哥乐士和台湾少年阿凤、李青、吴敏的身世一样的悲惨可怜。王夔龙异域流浪十年，有一天他听着老黑人拉奏的一首黑人民谣：Going Home，心中情不自禁涌起回家的欲望。他的浪游美国和思乡归家构成了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强化了人物在放逐与回归之间的情感张力，也扩大了作品的社会视域。
四、跨越种族界限的同性之爱与难解的中国情结
新世纪之初，白先勇推出了两篇新作《Danny Boy》和《Tea for Two》。在这两篇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物群体不仅锁定同性恋者，还明显可以看出作者人物族性身份的微妙变化：他笔下的人物已经不再仅仅是早期关注的失根漂流的中国人，甚至也不再仅仅来自华人世界。两篇小说中有中外混血儿，也有犹太、爱尔兰等其他种族的美国人。显然，随着定居美国的时间日久，作者对美国社会的文化多元性与混杂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在开放的视野中，白先勇展示了人性交融之中族性隔阂的消隐，而同性恋主题的深入展开则形成了人们族性距离消解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较长篇幅的《Tea for Two》中有着更加充分的表现。《Tea for Two》里主要讲述了曼哈顿一家名叫Tea for Two 的“欢乐吧”里的几对同性恋“欢乐族”的恋情和友情，而Tea for Two因“幽会的情侣，东西配特别多”而成为“东方遇见西方的最佳欢乐地”，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也是白先勇早期作品中虽曾触及但并未得到深入表现的看法。《孽子》中，王夔龙在美国流浪时就曾与其他种族的男孩发生过亲密感情，但是作者由于关注重心在台北的新公园，因此并未由此阐释出东方与西方相遇的涵义。而在《Tea for Two》里，白先勇有意识绘描出不同种族背景的人群在美国都会的相知相爱，如犹太人的后代大伟和中国人东尼之间跨越种族的爱情。有趣的是白先勇为人物的爱情赋予了浓郁的中国风味和戏剧性巧合。大伟的祖上虽是犹太人，但是曾在上海开过西餐厅，大伟和东尼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于上海的同一家医院，这对终生不渝的恋人在生命尽头专程回到上海寻根之后才携手一起离世，二人跨越种族界限的爱情被赋予了患难与共同死生的中国式兄弟情义。
我们不妨将这个故事看成作者此生难解的中国情结的又一次抒发。在近期的这两篇小说中，虽然人物的种族背景变得多元混杂，符合美国都会多元的人际交往现实，但是白先勇关注的人物大多仍与中国相关。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深受认同的困扰，比如《Tea for Two》中的混血儿安弟因他的中国母亲遭到他美国父亲的抛弃，所以“觉得他身体里中国那一半总好像一直在漂泊、在寻觅、在找依归。”[⑩]这也是两篇小说中多数人物难以消解的心理症结。从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取向：作者试图以僭越种族界限的人性交流尤其是爱情来抚慰漂泊的心灵，但同时依然难以更改地眷恋着一种族性的根源。两者之间，就是白先勇以悲悯之心打造的同性爱之天堂：欢乐吧。其实，这样的格局早已有迹可寻，无论是渗透了时间之伤的同性之爱，还是隐痛式的民族情结和家国情怀，白先勇早先的作品多有深切表现。只是在这两篇近作中我们看到了更为通透纯粹而不乏狂欢化的同性爱场景，那在爱滋的浓重阴影下艰难地坚持的爱情。显然，作者赋予了这种超越种族甚至超越生死的同性爱以神圣化的色彩。
以上的分析表明，60－7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美国华人大多尚未真正归化，或者说他更关注那些华人漂泊者作为异乡人的愁苦，因此他的北美华文书写始终未曾脱离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视野，同时，他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层悲悯和宿命的色彩。书写海外中国人浓稠悲怆的民族情感和认同焦虑，其实也是那一时期海外台湾作家的一种主流视野。而近年白先勇的创作则更专注于人性层面的探讨，尤其是被视为边缘弱势群体的同性恋群体得到了白先勇的比较纯粹深切的关注和悲悯。作者注意到人性的沟通尤其是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但是，在这一主题的表达过程中作者也并未放弃他的中国情结的抒发。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Yorkers in Bai Xianyong’s Fiction
Zhu Lili
(Center for Fujian and Taiwan Affair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Abstract: The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Yorkers in Bai Xianyong’s Fiction. In his early fiction, most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are not acculturated; that is to say, they are seeing the world with Chinese eyes. In his recent fiction, Bai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human nature. The marginal community of gay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e goes on to show tha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thnic groups is possible. It is especially true in love. However, the new breakthrough doesn’t mean Bai has abandoned his China Complex.
Key Words: Bai Xianyong ; fiction ; identity ; nation-state imagination ; love
项目基金：教育部2005年度人文社科项目（05JA750.11―44004）
[①] 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5页。
[②] 如於梨华女士1998年10月在泉州接受我采访时，就确定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作家。
[③] 白先勇《蓦然回首》，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④] 夏志清〈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寂寞的十七岁》代序〉，见《寂寞的十七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⑤] 白先勇《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84年版，第77-78页。
[⑥] 夏祖丽《归来的“台北人”――白先勇访问记》，《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⑦] 参见白先勇《知己知彼――论对美文化交流》一文，见《明星咖啡馆》，（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⑧] 袁良骏《白先勇小说艺术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页。
[⑨] 参见叶维廉《激流怎能为倒影造像？――论白先勇的小说》一文，郑明�主编《当代台湾文学评论大系・小说批评卷》，（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版，第311－323页。
[⑩] 白先勇《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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