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陈白尘与学生论戏剧书简
发表时间：2007-11-26阅读次数：594
陈 虹 辑注
给李龙云[①]
1980年10月14日
一、你所设想的这种结构很难。纵跨三十年，人物有四十五之众，所有主要人物命运又都贯穿始终，而交给你的时空仅仅是三个小时，一个舞台。这种结构，现代戏剧史上似乎不多见。但唯其难，才可能有突破，才有希望成为“这一个”。你不要动摇。
二、你说你在北大荒写过十来个独幕剧，很好。《小井》结构要求你有一定的独幕剧功底，戏扣大都是现系现解，但又都是此幕系彼幕解。幕一拉开就要求你立即把人引进特定环境，因此每幕第一句台词尤要功夫。……
三、还是那句话：凡老舍先生用过的手法，建议最好别用。中国古语讲，不作人间第二手。你不要去作老舍第二、某某人第二。你就是你，就是你自己，要有这种志气！能不能达到是另一回事。这样说，丝毫不是不要你向前辈学习。真那样，你就没了根。
1982年5月4日
……《小井》写了前十七年中的失误是事实，但它并没有反对党的领导，它只是从人民群众的感受方面来反映。要求它像《决议》一样去分析几分成绩几分失误，那是论文的事，不是一部文艺作品的职责。如果说，这能算作《小井》的特点，那也是很小的缺点，而它在整个作品中所反映的是作者及剧中人物对党的热爱！……不能总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不能仍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政治上没问题（平庸），艺术上差点的可以迁就；反之，艺术上的成功之作而政治上稍有缺点便不敢支持。
……进京之前，我抱定的宗旨就是：评奖工作是为中国推荐出好的剧作家，而不是为了向党和国家报功。我相信，你对这次评奖一事会淡然处之。一、它不能给你真正的荣誉。获奖者不一定能在戏剧史上占有地位；占有地位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得奖作品。二、解放前二十年我没获过什么奖，解放后十七年几乎没人承认我是剧作家了，我受的气要比你多得多。三、我认为《小井》已是客观存在，人们是不会抹煞它的！
因此，目前你应该集中精力把新作品写出来！你应该想到你我都不是为什么商人、市侩在写作，是在为人民而写作！“好玩意儿是压不下去的！”它能压你一时，不能压你一世！写出来，能争取演出最好；即使一时不能演出，又怕什么？写出来就是客观存在！……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有在写作中才能置其他一切于不顾。所有关心你的人都在盼望你拿出好作品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巴尔扎克说得好：“‘社会’踩不死你，就会拜倒在你脚下。”……作家有敏锐的神经，也得有广阔的胸怀；有如火的热情，也得有冷静的头脑。你，还缺乏后者。你得学习鲁迅的韧性的战斗精神。现在，你如果还相信我的话，就摒弃一切杂念，坐下来，写！写！写！不要看那些徒有虚名的东西。有些人表面上名噪天下，而人们掉过头来就嗤之以鼻，这样的人该有多么悲哀！
1983年2月20日
长篇小说要写，但剧本更要写！今冬明春，希望你为有走下坡路之势的话剧舞台争一口气！中国舞台上不能总是一片洋人的戏！除了东方虚无主义之外，现在甚至还有大陆虚无主义，可恶！对东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我们都不应拒绝，但要“化”，要吸收，要为我所用。一个不懂得东方文化的中国人，很难说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
比较是理解和吸收的基础，……5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各种流派数不清，但总不是哪个人的发明创造，总有诸多的社会根源。……打破闭关自守、妄尊自大是好事，但创新也总得要创中国之新。借鉴的对象，除了洋戏还有中国戏曲。……不管如何创新，创来创去话剧还应是话剧，不能嫁给电影。
1983年7月8日
不管这剧本发表以后如何多灾多难，它终于在北京被搬上舞台，是标志着现实主义的胜利！也不管它的上座率如何、评价如何，它的演出则是五光十色的北京舞台上的正气之歌！中国戏剧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不该中断，也绝不会中断！虽然它现在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也正因如此，《小井胡同》的演出，才弥足珍贵，值得祝贺！
它的演出应为振兴话剧作贡献，也将使你和你的朋友们从苦痛和困惑中振奋起来，为中国话剧事业奋斗终身！
1984年3月6日
最近，有点小事使我稍稍安慰，急于和你分享。第一，自然是《小井》再次发表，它不日出版，定会引起文艺界知情人士的注意。……第二，新华社分社记者来访问我，我对她谈了话剧的苦难经。我是忧心忡忡，泪水控制不住。谈话近三小时，她录了音，说是极好，可以发总社《内参》。昨日以整理稿给我看，共四千字，话剧界种种困苦基本概括进去了。副标题为《救救话剧》。这个《内参》倘能发出去，可以抵得上上书中央了，足可供中央参考。但《内参》能否发出，发出后效果如何，尚未可卜。不管怎样，作为一名中国的剧作家，该办的我们都办了，于愿足矣！……第三，《钟山》向你索求《南城帽》[⑤]，自是好事，也算一喜。
1984年9月29日
在这大局势下，你的怨气是可以发的。但你居然说出“不再写话剧”，可使我不安了。《小井》折腾了五年，是够呛的，但如果元旦能够公演，则毕竟是个胜利。你在修改剧本，有些改动是违心的，一定苦不堪言。你说你要保卫剧本的精华，这是“保卫战”；但它的演出，则是一场“进攻战”！――进攻获取成功，多少可以影响话剧的不景气状态，而且能使人们知道，要想话剧景气，绝不能靠一些什么小玩意，而要靠货真价实的作品。
这不是你我个人的事！青年一代剧作家中，应有一批中流砥柱。未来的戏剧创作，就要靠你们这一代人了。而你却说不再写话剧了，希望这是你一时的气愤之言。
我并不反对你写小说，但那是副业，可以用它来证明靠小说也可以吃饭，而且活得更好。……但我们仍醉心于戏剧，为中国戏剧的前途而苦苦追求，这是很高尚的，是值得的。
给姚远[⑥]
1980年2月15日
1982年10月6日
……在此只能写些回忆散文。已写成两篇，万余字，计划写个十篇八篇，总名曰《云梦断忆》，回忆干校生活也。此书香港三联已答应出版，吴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来美，也约定先在《收获》上发表。但回国前是否能全部写成，颇难逆料，因为11月20日爱荷华的生活即将结束，然后转去东海岸游纽约等城市，再转旧金山、洛杉矶，返香港而归国矣。
你的《下里巴人》想已演出，势必取得成功，遥为祝贺！并请代向导演周特生及江苏省话剧团的全体演员致贺。
1982年10月26日
《下里巴人》演出成功，可喜可贺！但在南京上座率不可能有多高，因为它毕竟不是“下里巴人”也！能去上海演出很好，那里观众到底多一些，水平也高一些，我估计会有强烈反响的。
……你在说明书上点到我，希望到此为止，下不为例。我其实在你们身上并未下什么功夫。《戏剧界》要文章，你们三人都不要写，董健老师如果原有此写作计划则可，否则也不必请他。我们都在一个戏剧研究室，总要避点嫌疑才好，你说是不？
1982年12月26日
1983年12月24日
1984年9月1日
来信收到，你的高兴与苦闷，我都能理解。但你既然有此难得的体验，这对你将来的创作以及思想都会有极大的影响和帮助的。是否能写成剧本，先别考虑它；在生活中千万别去想它――想了它，会影响你对生活的理解的。正如凫水，一个猛子栽下去，喝上几口水也不要紧，出水后再考虑得失。一个作家，能有这样的生活机会，应该感到自豪，我想你和蒋晓勤会同意我的看法的。
龙云的中篇发表了[13]，反映尚好。北京人艺改组，于是之作第一副院长，是好事。《小井胡同》有可能重排，但不可能在国庆期间演出。我写的《寂寞的童年》，可谓无聊之作；但如被认可，则第二部写《少年行》，一直写到文革以后，连同《云梦断忆》，可连成一串不叫回忆录的回忆文章。只是其间有些段落尚不好下笔（人还活着，不好写），走着瞧吧……
1984年9月29日
你的老山之行是不虚的，即使写不出剧本，也会给你以思考和激动。这都是创作的酵母。
据悉，在应云卫纪念会上，夏衍对话剧不景气的状况有所谴责。说责任在于领导，在于“左”。并以龙云的《小井》为例，以证其“左”。
《小井》已经决定重排，拟在元旦演出。……新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将会进一步改革，则话剧事业或许会有转机，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但不管如何，《小井》能够上演，总是一大胜利也！
给姚远、李龙云、郭顺[14]
1980年3月1日
你们的信我都收到了[15]。希望龙云的电影剧本早日告成，并考虑新作。郭顺的苦闷是正常的，回去后所看到的社会现象――如一些青年的变化，的确值得深思。作为一名作家，应该如何提高或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操，这确实要比单纯揭露社会弊病难多了。姚远的提纲我看了一遍，石璞和严振民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新加的人物吕正宽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16]，看来还得在正面人物石、严二人身上挖掘出动人的东西来，这样才能使观众不至于陷入无可奈何的绝望之中。
我想在3月7日前赶回南京，最迟不会迟于10日。我建议你们去找董健老师，去找一份***同志《在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仔细读一读，讨论一下（有可能，2月26日《文汇报》上周扬答记者问也可一看），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返宁后再共同讨论一次，如何？相见在即，不多写了，祝你们健康！
给赵耀民[17]
1985年11月14日
我认为上海市委宣传部这种开明的做法很好，他们的建议也是可以采纳的，我更放心了。这样，由市委来找剧团和作者，也比10月30日演出后再听意见更为主动[18]。你就按自己的意图重写一遍，让它更深入一些，更荒诞一些。如果不是为了急于进行毕业答辩，当时我也是如此希望的。
《街上流行红裙子》由江苏电视台转播[19]，董健、朱栋霖二位老师一同在我家观看，大家都很满意。剧场的反应很强烈，可惜只演了一场。你的《红马》则未见到，遥祝你的戏演出成功；更预祝《天才与疯子》修改后演出成功！
1986年8月31日
……剧团同志吃了你一顿，是应该的。既有上演税可拿，就多请请客吧。1979年至1981年剧作者连这个待遇也没有哩！
1987年5月5日
我同意你的决定。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只能生长在、战斗在、老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如果离开它，将一事无成。当年曹禺与张骏祥同时考留美，前者失败了，但在创作上张则远不如曹，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反之，如曹当时出国了，则《日出》、《雷雨》也许写出不来，至少要推迟出现。学导演，学技术，也许可以出国、应该出国；搞创作则未闻以出国而有什么成就。林语堂到外国去，也不过是出卖《吾土与吾民》耳！
当然，留在国内搞创作，自有不少麻烦。但是如果你到国外去写作，自由诚自由矣，可是读者和观众何在呢？特别是我辈搞戏剧的，无法离开自己的观众！自然，出国深造者也不乏其人（郭顺便是一个），但他们是有难言之隐的，也不必深责他们。
……希望你趁此精力充沛时多多写作，但要精，要力求其深！亦即不脱离现实主义大道也！
给张莉莉[21]
1985年5月6日
感谢你把我当作知己倾诉了你的所思所感，也同意你的看法。话剧的衰落有主客观的原因――“左”的压力是主因，作者思想不解放是次要的原因；但作者思想之不解放，主要也是因客观压力所致，所以首先得反“左”。近一二年来我所呼吁于社会的，便只强调“左”之为害，而少谈作者问题,否则主次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会伤害青年剧作者。其实像你们一代青年剧作者中，如沙叶新、宗福先、李龙云、高行健、马中骏……以至你，都是受害者群。但问题较多的是50年代的剧作者，他们大多数或停笔，或在苦闷中，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培养出来的，受“左”的束缚很深，而像赵寰同志这样的中年剧作者则是少数。至于更老一辈的人，也有分别，有的搁笔，有的只是摇头叹息，能像夏公（衍）那样为青年作者说说话的是极其之少的了。我在十七年中对“左”的路线有所抵抗（即不写），也有所影响，直到文革中才清醒过来。你我思想还能相通者以此，有些青年作者还能和我谈得来亦以此。
这次剧代会上明争暗斗剧烈，谅你已有所闻，最后总算取得反“左”的初步胜利。但剧作者能否获得像文学作者那样的创作自由，还难说，还要斗争。剧协的领导即使完全（？）改变过来，而文化部门积习难返，更要斗争下去才行。你们部队的情况较地方为佳，五一那天，在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我曾说，话剧振兴的基地可能在部队的剧团，这不是恭维话，是我所感，特别是在广州看了你们的戏以后所感。
你的剧本我还来不及读[22]，但在广州看戏时的印象还在，我是满意的。自然，这只是你的初试锋芒，以后如何更深入、更深化，要花更大的气力。但只要如你自己所说，用心去写，用整个生命去写，便会成功。同时也要准备着斗争――“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提了，但它的阴魂不散，还会以别的姿态出现的，比如“为四化服务”。这当然可以，但当前只有写“改革”才算是为四化服务么？那又走进窄胡同了（即使不是死胡同）！我怕文学界可以不理它，但对话剧可能会提出这些要求的。
附带说一句，你在文章中关于主题所说的话是可以的，但不能说一个作品就没有主题。“主题先行”要反对，但一个作品在客观上是有主题的，是会体现出一个主题的。《人生不等式》中汪一锋的话，关于道德的话，正是你这剧本所提出的一个严重问题：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如何对待这不道德的婚姻，即使你只提出问题而没有解决，它在客观上也已形成作品的主题了。这点，不知你同意否？
1985年5月17日
你们青年一代作者是善于思考的一代，更缺少框框，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你们能写出作品来。这就是我近年来喜欢看青年作者作品之故。从你们的作品中，我了解青年一代在思考什么。夏衍同志在剧代会上说，现在青年作者的作品是我们30岁左右时所写不出的。我有同感。那时候我们想的没有这么多，这么深，其实这就是进步。而戴老花眼镜的人却看不惯，这只能怪他老眼昏花。有的人其实也不老，那就是“左”视眼。
“题材决定论”现在并未消除，只是换个说法。为四化，为改革云云，不能说完全错，但不等于必须写四化、写改革。引人思考，引人向上，难道不是对四化有好处？政治家和作家每每有矛盾，就在于前者急功近利，而后者想得更深更远；前者只想到一般，后者却想到具体的人。文学是人学嘛！至于主题云云，是作品自身流露的，客观存在的，决不是主观的东西。作品不是为政治服务，但作品从广义讲，不能不影响于政治（影响人们的思想就是政治），但作者如果下笔之前先就想到政治效果，那他也无从下笔了。
1985年7月9日
看来你没因胜利而晕眩，这是不容易的。这个胜利仅仅是起步，你既走上这条荆棘之路，还要准备好接受百倍于此的打击。――李龙云就是个见证，他从《有这样一个小院》到《小井胡同》，一开头就受到“闷棍”，他已身心交瘁了，但并未倒下。
我们领导们常说：“你是个作家，但你得先记得你是个党员。”这话没有什么错。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得先是个正直的人；是这样的人，然后才配成为共产党员。可惜我们现在的许多共产党员还算不上个正直的人，因此这样的党员，他可以披上作家的外衣而又大整其真正的作家！做一个真正的作家比做一个单纯的正直的人更难。我们文艺界在文革中除了几位不屈而死者外，不是有很多上了贼船或欲上而不得、欲上而船已开的诗人作家么？他们都算不得正直的人――虽然现在都还冠冕堂皇地出入于人民大会堂！
文天祥做了《正气歌》，但那些钟情于“天地有正气”的人物，不都是以死告终么？今天具有正气的人不一定会死，但精神折磨还不如死之痛快！所以要做一个作家，特别是剧作家，同时又是一个正直的人，难啦！我说“要吃苦头”，即指此而言。
……我想你不会知难而退，我渴望你有第二个、第三个新作问世！目前总算是个好时机，创作自由的门虽窄，但是可以新的佳作将之挤宽些的！
我不是值得你那么称赞的人。解放前我并不真正得意，但凭着革命热情写了点东西，却都粗糙之极。解放后十七年，原想好好写作的，但几乎什么也没写，因为我不想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文革后才算清醒了一些，但人已暮年，恐怕写不出什么了，就做个正直的人吧！――但是可难啦！为了剧代会，我只做了点自以为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事，不图名，不图利，但暗箭射来，我多处受伤。我也疲倦极了，只是没有倒下而已。
1985年9月3日
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社会。只看到前者，要冲昏头脑；只看见后者，便悲观欲绝。我们只有正视这种并存的现象，才能生存、奋斗下去。这就是要做个真正的人。不要悲观，不要失望，要奋斗！如果说成熟，这种成熟是必要的。
你的处境很好，但也不要躲进这个安乐窝而满足。……写吧，别多想那些丑恶的东西，掏出心来写吧！多一分光明，便少一分黑暗！
1986年7月3日
你那本子《归去来》我是很喜欢的。写军事，特别是老山前线的战争题材，能做到你这样的“脱俗”是要下番功夫的。我该向你祝贺才是。
我倒是对你的剧本标为“散点透视剧”颇不以为然。我同意你所使用的手法，但不希望加上这种名称。因为手法只是一时的，第二部你也许不再用而另创其他手法了，难道再另贴一个标签？这种手法由别人去叫它什么都可以，自己标出容易于被动，不知你同意否？
你们战士话剧团成立三十周年，我该祝贺。但要我题字可是为难了：我几十年不用毛笔，就因为字写不好。你们走后我苦苦练了两天，才写下这么一张不成样的东西[23]。字不好，但意思尚可，请你们的团长和同志们原谅吧！
1986年9月13日
我的字只是应景的，不能悬挂，千万请取下，以免贻笑大方。
不过那两句话也算是“老生常谈”。我们一般都称文艺工作者为文艺战士，我不过套用而已。但作为一名戏剧战士也非易事――文革前十七年，我事实上是个不敢战斗的逃兵，根本不写作（只除去两部奉命创作的电影）；如果敢于战斗，说不定早就完蛋矣！我现在只希望于青年一代剧作家，在他们疲于战斗时为之鼓气而已。但甘于寂寞也是战士所需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种自我战斗。――不甘寂寞者，不甘于名利之诱惑耳。这一点也包括对于《归去来》的命运在内。万一它演出不了，也要有甘于忍受的勇气。我们戏剧界的人命运如此！
1987年9月28日
你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我是不十分赞成的。创作这玩意儿不是什么人可以教得出来的。……进校后力争多读点书，则是正业。读书之余酝酿一些新作，到成熟后再动笔。如果创作冲动来了，是不会管你宿舍里有什么人的；没有冲动，即使是环境再幽美，也不会写出什么东西来。我在30年代蹲过监狱，那是于几十人的赌博吵闹声中趴在被窝上写作，一经进入创作之境，是任什么也干扰不了的。这可供你参考。
[①] 李龙云，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硕士研究生，现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编剧。
[②] 指李龙云创作的剧本《小井胡同》。
[③] 此时《小井胡同》在北京受到不公正的批评。
[④] 获批准，《小井胡同》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内部演出三天。
[⑤] 《南城帽》为李龙云创作的中篇小说。
[⑥] 姚远，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硕士研究生，现为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一级编剧。
[⑦] 陈白尘此时正在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大风歌》。
[⑧] 此时姚远正在创作剧本《大树下》。
[⑨] 1982年8月30日，陈白尘应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赴美参加活动，次年2月回国。
[⑩] 许家屯为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1] 此前陈白尘应香港市政局文化司署的邀请，赴港观看香港话剧团演出的《阿Q正传》。
[12] 此时姚远正随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赴老山前线进行采访。
[13] 即中篇小说《南城帽》。
[14] 郭顺，南京大学中文系1979级硕士研究生，现居美国。
[15] 陈白尘此时正在上海修改电影剧本《大风歌》。
[16] 这些均为其剧本《大树下》中的人物。
[17] 赵耀民，南京大学中文系1982级硕士研究生，现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级编剧。
[18] 指赵耀民的剧本《天才与疯子》，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19] 马中骏、贾鸿源编剧，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
[20] 即《天才与疯子》，获得第二届“上海青年文学奖”影视文学奖。
[21] 张莉莉，女，“编外”学生，曾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工作，现定居香港。
[22] 即张莉莉的新作《人生不等式》。
[23] 题字内容为：“战士需要戏剧，戏剧更需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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