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表时间：2007-09-30阅读次数：963
2003年10月21日至25日，由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文艺研究》、《文艺争鸣》、《中华读书报》等媒体的代表共六十余人就“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这个总的议题，分别围绕着全球化格局下研究东亚现代文学的方法与立场，东亚各国文学发展的现代性表现，东亚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及交互影响，近一个世纪以来东亚各国重大的文学现象和具体的个案等展开丰富、深入而热烈的研讨。
最近几年来，有关全球化以及全球化与地域化、西方普遍性和东方特殊性、西方霸权和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政治、经济、文艺理论等学科讨论很多，但在现代文学学科对它的论述还显得不够深入。面对全球化，许多人的观念和态度往往非此即彼，缺乏视角的融合与方法的互补，问题的复杂脉络与丰富内涵很容易被简单化，缺乏真正的对话和深入的反思。在“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们以和而不同的理念，积极地对话，深入地反思，让问题浮出水面，呈现多元的观念与思想脉络，显示了东亚学者对话与沟通的多样可能性。东亚各国有许多共同的背景，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如东亚的经济发展繁荣与东亚的文化发展的滞缓之间的反差等等，这些在全球化格局下都足以引起东亚各国学者的共同反思。同时，由于近一个世纪来各自不同的政治、战争、文化等集体记忆的缠绕，东亚学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思想分歧。不过，正是这些共同背景与思想差异中蕴含了无数的真问题，与会代表经过对话与碰撞，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与文学现象进行了多视角的反思与解读。在研讨中力求回到问题的情境中，引发不断延伸的思考，而不是仅作简单浮泛的结论。很多学者都认为，面对全球化，如何避免陷入简单的拥抱或拒绝，辨识与反思全球化格局下亚洲论述与地域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担负起知识分子的责任，清理共同的精神资源已显得非常重要。
研讨会上既有对理论与观念的辨析，又有问题的发见，既有跨文化比较，又有史料的呈现与实证的分析研究，体现了东亚各国学者处于全球化格局下进行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很多学者都认为，要立足于东亚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来关注全球化问题，在反思亚洲的问题中获得世界的眼光。在对各自的文学在向现代转型中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与批判时，既要重视和研究全球化进程中人类普适价值和共同问题，也强调反思东亚内部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强调同时性的参照，多种视角的融合、交织与互补。法国一个小朋友曾写过一首短诗：“假如地球是方的，/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了。/但地球却是圆的，/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的确，全球化与亚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东亚各国的学者正在以自己的学术研究努力面对全球化问题，认真反思亚洲的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诸问题，并努力作出自己的应答。
一、全球化格局下反思中国和东亚现代文学的立场、方法。
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理解与认识全球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把握反思东亚现代文学的立场与方法，一些学者从总体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南京大学董健教授在致开幕辞时指出：“在‘全球化’问题上，‘西方中心’或‘欧洲中心’是不对的，‘东方本位’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不是谁‘吃掉’谁、谁‘同化’谁的问题。谁是‘主体’？谁是‘他者’？这是不能只从一种文化的角度来确定的。我们既反对封闭、保守、夜郎自大的文化‘部落主义’，也反对‘大吃小’、‘强凌弱’的‘文化霸权’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人类文化共同价值的存在。全人类共同、共通的文化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那些经过历史的考验的、代表着全人类文明要求的价值观念，是值得我们加以护卫和弘扬的。”
“我们今天出席会议的都是东方人，但我们决不是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抱在一起’共同抵制西方文化。而是用全人类的眼光来看东――西方文化问题。东方各国，如中国、日本、韩国，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中，各自都有不少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应该用开放的眼光来反思这段历史，充分交流看法。当西方文化向东方浸润之时，东方各国的应激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的‘西化’、‘欧化’即现代化，对中国发生了很大影响。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开始主要是通过日本这个‘转运站’，是吃日本人‘嚼过的馍’，这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存在不少问题，其负面影响直接及于今天。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挑战时，有两种不健康的心态：一是恐惧，怕‘新’、怕‘变’，以传统的专制主义文化对抗现代意识（如民主、自由的观念、人权的观念、个性的观念等）。还有一种是文化自大狂，上世纪30年代大叫‘化西’，90年代又大叫‘救西’――季羡林先生鼓吹以中国文化去拯救堕落的西方。最近几年，后现代、后殖民、新左派、新儒家，这两‘后’两‘新’，也往往在一些新名词、新话语的掩盖下，贩卖狭隘的民族主义，抵制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应该提高对全球化格局下文化大趋势的认识，学会识别种种错误思潮。”
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指出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学者应该加强对话合作，在面对全球化问题时积极梳理自身的精神脉络，共同探讨和反思东亚问题，反思各自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台湾元智大学王润华教授阐述了亚洲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意义与价值，他强调研究东亚现代文学不能仅把眼光局限于西方模式，必须消除亚洲学者与西方学者在亚洲问题论述和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不平衡状态。华东师范大学吴俊教授认为全球化为我们在现代化诉求过程中寻求人类共同经验和共同资源提供了可能性，他认为亚洲、东亚等概念不仅具有地理含义，还有内涵丰富的文化含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从文化上对于所谓亚洲特性、东亚特性、中国特性等的过分强调，客观上容易给亚洲保守落后的政治和思想局面张目，对原本就进程缓慢的东方政治与文化变革放弃了批判与反思，陷入狭隘和自大的画地为牢的文化状态。浙江大学吴秀明教授、博士生郭剑敏分析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而指出在全球化格下东亚各国现代文学作为合力的可能与必要。韩国全南大学申正浩研究员以1919年至1949年间中韩文学的交流为例论述了东亚现代文学交流的理论设想与实践。南京大学王爱松副教授认为现代语境下文学本土化的追求面临许多困境与难题，他认为，文学的本土化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来进行理论陈述是容易的，但付诸创作实践却很难，以民族文学的追求要求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或面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时一味地从民族国家的总体艺术追求角度寻求解释，有时未免近于强人所难，或是隔靴搔痒。南京大学张光芒副教授分析了现代性矛盾的混沌特征，并进而指出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必须建立在对“现代性”之内涵外延加以限定的基础之上。韩国圣公会大学白元淡助教授认为，在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谁的亚洲”“哪一个亚洲”的问题。
二、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东亚文学发展的重要思潮和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分析和反思。
与会代表们就近一个世纪以来东亚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潮与历史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将思潮与历史现象还原至具体的历史语境，辨析史实，注重对潜在的思想线索与历史关联的把握，强调内在思想资源的清理与反思，对其复杂性进行认真的学术梳理。与很多片面强调并高度评价近代以来中国对日本的文化接受的论点不同，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反思了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文化反哺”现象。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 “文化反哺”大有反思的必要。中国的现代化如此艰难，中华民族的现代意识如此难以确立，或许多多少少与中国一开始就是以“日本化”的方式开始自己的现代化有关。他通过比较论证了中国从日本输入的“西学”，远不是原汁原味的西学，而是被日本所删节、改造、扭曲了的东西。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所谓“近代化”，在政治、法律、教育方面是以其时的德国为蓝本的，英美一系的自由、民主思想则受到压制和排斥；与此同时，日本传统中的某些本质上是反现代文明的东西则与德国输入的观念一拍即合，终使得军国主义成燎原之势，快速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国家。由此探讨了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失败与留日学生的左翼化、留日学生的“革命思维”与日常用语的军事化等重要的现代思想文化现象。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以详实的资料从作品翻译交流的角度回顾了现代韩中文学交流的状况。日本北海道大学清水贤一郎副教授将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的关于“青少年”的叙述还原于当时日本的历史语境中，剖析其来龙去脉，从而勾勒出明治时期日本“青少年”知识群体的社会文化文化实践对于晚清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武汉大学方长安教授认为晚清至1930年代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认同与接受一方面促进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生长，另一方面又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潜在地制约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健康生长。韩国seoul大学任明信研究员从韩国现代文学形成期以来直到殖民地解放期间精神史的脉络中，对鲁迅的接受和文学性的再生现象进行论述。特别是通过对其阿Q形象对韩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的论述，说明东亚各国的现代精神史内部的相互联接。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认为“五四”先贤的文学语言革命不仅为文学的现代化寻找确立一种可靠有效的基础，也为民族精神、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寻找确立一种可靠有效的基础。通过语言革命为现代性价值的引入、传播与扎根开辟最基础最合适的道路。韩国全南大学李珠鲁副教授考察了1920年代至30年代中韩两国的乡土小说和农民小说，以及最近几年来两国与此相关的问题讨论，对乡土小说和农民小说的概念进行了梳理与辨析。日本国士馆大学藤田梨那副教授以芥川龙之介和中岛敦为例，分析了直至大正和昭和时期中国古典文学仍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终结。韩国圣洁大学沈惠英助教授对中韩两国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分析比较。台湾修平金尚浩副教授通过韩国、台湾、日本三地之诗文学交流的考察，认为怎样把世界普遍的性格，与地域的特殊性格互相结合起来，超越思想性与各自的立场，寻找诗的走向，是东亚诗人的共同目标。韩国海洋大学金泰万助教授则梳理和反思了东亚文化疏通交流当中的“韩流”现象。韩国又松大学赵�显讲师从东亚现代文学的角度讨论寻根小说所指身的“传统”，他认为寻根小说揭示出一种具有原始、古朴的韵味的整体性文化背景与大自然的和谐，表达了两种观念：一是多样的地区文化内涵与改革开放后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公害，二是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与边缘文化的认同性的关系。从而既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变异，而展现了新的发展的可能性。
三、对东亚文学发展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个案的细读与考察。
研讨会上，许多学者还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细读，对一些重要的个案进行考察，进而深入探讨了东亚各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通过 “亚洲作家会议”和“亚非作家会议”有关史料的梳理，考察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亚洲论述是如何被提起的，在此背景下，以郭小川、巴金、杨朔和《译文》杂志为例反思1949年后特殊的文学体制与思想成规。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以《留美学生季报》为个案考察了新文学发生时的语境关联。进而指出，“学衡派”作为20世纪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的一部分，其文化本位精神上承张之洞、“国粹派”、严复、林纾、梁漱溟、辜鸿铭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其语境的错位和文化背景的改变使得他们的反抗的话语陷入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剧境地。面对新文化运动主帅人物的话语霸权，他们陷入了“落伍”和“保守”的困境。南京大学汪应果教授从赵树理、柳青、巴金、张承志、周梅森等人的创作考察全球化格局下民主观念与中国当代文学官本位观念的冲突，揭示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思想意识危机。韩国汉城大学全炯俊教授通过“新武侠”小说内容与体裁上的新变分析韩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意义。台湾元智大学王润华教授通过分析马华作家黎紫书的微型小说，分析了马华文化传统所面临的现实危机。韩国seoul大学金时俊名誉教授通过分析巴金短篇小说《发的故事》和韩国朱耀燮的短篇小说《人力车夫》考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韩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山东大学黄发有教授以许世旭的文学创作为例考察了韩国华文文学的现代转型。南京大学刘俊教授通过细读川端康成的《古都》和朱天心的《古都》，分析两篇同题小说的精神形态与相互关系，认为川端康成的《古都》在朱天心《古都》中的闪回与套用，流露出后者对和谐之美的向往，反映了作为“潜文本”的川端康成小说在文学风格和审美内涵上对朱天心的影响。日本东京大学代田智明教授引进全球化与相互主体性的有关理论阐释了鲁迅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指出其以杂文为中心，在理论结构中存在着的日常现象与政治现实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不断进行激烈运动的现象，同时指出鲁迅谋求完全消灭主从关系的努力在全球化的今天对于我们的重要启示。新加坡国立大学吴耀宗助理讲师通过对郁达夫作品的细读，认为郁达夫其人其文都具有强烈的空间意识。从郁达夫的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与个人际遭入手梳理其空间心理的成因，进而分析了他作品里的私密空间的情色描写和公共空间的情色描写。韩国金良守助教授论述了1930年代韩国和台湾不同作家因胡风翻译的《台湾短篇小说集――山灵》而相互关联的原委，并集中探讨用日本语来翻译出殖民地作家们的作品的胡风的精神轨迹。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张松健认为穆旦在对于“美学现代性”的追求中最终走向了偏至之途：他的诗歌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和强大张力，又面临着形式上的自我瓦解的因素和内在的矛盾。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从电影《霸王别姬》和《活着》出发，分析了这两部电影中共同的“政治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经过几天紧张热烈的讨论交流，“全球化格局下的现代文学：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完满成功，在东亚各国专家学者中产生热烈的反响。研讨后结束后，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和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还就双方继续加强学术交流合作签订了有关协议。
赵宪章教授主持会议
各国与会者对东亚重大文学现象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
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与会者合影留念
(编辑/佘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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