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上海鲁迅” ――1930年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鲁迅意义”
发表时间：2007-11-29阅读次数：718
彭 小 燕
（汕头大学 文学院，汕头 515063）
内容摘要：在存在主义哲学视野下，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存在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30年代，在批判专制政治、反抗强权暴力的意义上，鲁迅最明显地与“帮忙――帮闲”文化迥然有别；在实现“自由――民主”权利、创造“自由――民主”文化的生命方式上，鲁迅也把自己与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们区别开来；在关注底层民众的苦难生存，同情和支持底层民众为求得基本生存权益而兴起的反抗运动的立场上，鲁迅把自己与拥有新兴知识、新式话语却抱持霸权意识、等级偏见的知识者们区别开来；面对标榜“超然”的“第三种人”，鲁迅或者平缓地揭示其精神本质上的虚幻空洞，或者无情地指证其实际上的“帮忙”行径；而在与各式知识者阵营的“对峙”中，“鲁迅意义”的最深刻之处在于“曝露”他们在精神本质上的空洞、虚无。
关键词：鲁迅；存在主义；20世纪30年代
作者简介：彭小燕，文学博士，汕头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笔者看来，鲁迅在30年代中国文化图景中的独特意义是具有一种有机性、结构性的。在“批判――反抗”时代黑暗与政治强权的意义上，鲁迅最鲜明地把自己与“左翼”之外的诸多知识者群体区别开来。在对“自由――民主”权利的追求方式上，在创造“自由――民主”文化的道路上，鲁迅仍然能够把自己与那个时代中不无真诚而在今天更显得光荣的“自由主义”者们区别开来。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中当然有对于人类生活的“自由――民主”方向保持了真诚向往的知识分子，但是，在“欧风美雨”的“沐浴”下养成的“新瓶”未必就不会装着“旧酒”，新知识的拥有者们因为种种原因在一个人类生活中已经存在着“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历史时代里却会在内在心灵上表现出对人类文明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的隔膜。鲁迅异常鲜明有力地把自己和这一类“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而在一个存在着专制与反专制、压迫与反压迫、屠戮与反屠戮的时代里，鲁迅以其或平缓或激越的方式始终对峙着标榜超然的“第三种人”文艺――指证着他们在实质上不可能超然。在上述的对抗与批判中，鲁迅往往不仅着眼于诸多知识者群体在一个黑暗、酷虐时代里，在政治强权面前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种种“奴性”姿态，而且，常常穿透他们的现实言行而揭示出他们在精神本质上的“空洞――虚无”。正是在这里，鲁迅最深刻地揭示了30年代中国文化图景中最具魅惑力的文化陷阱和生命陷阱��这是鲁迅对人类、对知识分子的最富生命深度的启示。
在谈到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对立时，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反抗强权政治的“战士”与一群“帮忙”于强权政治的知识者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明显而不需多谈。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鲁迅深刻地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及其归附者们的虚幻、空洞，意识到了他们虚无无为的本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其实并不建立在真实的民族情感、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倒是难以掩饰其对同胞和其他民族的专制、暴力倾向。在这个意义上， “民族主义文学”虽然趋附当权政治势力，取着为现实政治统治“帮忙”的姿态，但在精神上却毫无真诚可言，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要与政治统治集团在既得利益上分得一杯羹而已。
表面上看，1930年6月出场的“民族主义文学”在“真诚”地讲着民族问题，强调“文艺的中心意识”，“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同时，也把文艺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民族文艺底充分发展必须有待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诚如政治上的出路是民族主义，故文艺发展底出路也是集中于民族主义。”又提出，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即是“最近像中国的国民革命”。[①] 完全漠视“国民革命”中国民党的“屠戮革命盟友”与所谓民族复兴、民族强盛的剧烈矛盾，这就暴露了“民族主义文学”讲“民族主义”而无视同胞相残、民族分裂的空虚本质。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它的出场是遭遇到了自觉、有效的及时抵制的。李何林先生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中就谈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昙花”一现。[②] 当时，不仅瞿秋白、茅盾、鲁迅等旗帜鲜明的“左翼”人士纷纷撰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而且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也颇为到位地指证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文学”与意大利的“棒喝主义文学”的共同本质，说：“中国文艺界上一个最可耻的现象，就是‘民族文艺运动’。”“关于民族文艺家凭藉暴君之余焰，所作的一切不正与不洁的事实，残虐文化与艺术自由之发展，无须乎多说了。”[③]
鲁迅的深刻在于，他不仅看到了“民族主义文学”显而易见的恶行，同时也看到“民族主义文艺”的虚幻、空洞本质，看到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暴露的中国知识阶层的“生命――精神”悲剧。“惟有他们是最要紧的奴才，有用的鹰犬，能尽殖民地人民非尽不可的任务：一面靠着帝国主义的暴力，一面利用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分的‘莠民’。”[④] 鲁迅一方面指认了他们甘为强权专制势力之“鹰犬”的恶劣行径；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民族主义文艺”倡言者冠冕堂皇地拿民族传统作辉煌旗号，而其实所干的是――依附政治强权，压制民众心声，谋取一己利益。鲁迅说这样的老谱一直要用到流氓强权政治终止之日：“这叫做‘为王前驱’，所以流尸文学仍将与流氓政治同在。”[⑤]“流尸”一词传递出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独特洞见――径直指证其空洞、虚无的精神死症。
鲁迅更具体地揭示了“民族主义文学”在创作上的空虚表现。所谓的“民族主义文学”作品所歌颂的却是对同胞的暴虐、残杀，根本就没有民族情感的存在：“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 从‘青年军人’, 从‘民族主义文学者’ 看来, 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 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⑥] 鲁迅还揭露了并不懂得真正的“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实况：“究竟因为是殖民地顺民的‘民族主义文学’, 所以我们的诗人所奉为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 不是中华人赵构,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不是中国勇士们, 所希望的是拔都的统驭之下的‘友谊’,不是各民族间的平等的友爱――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 但也是青年军人的作者的悲哀 。”[⑦]以杀戮为荣耀，鼓吹的是民族间的战争、征服、压迫，这样的“文学”与真正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文学精神、人道情感相距太远，这样的民族主义只能说是“兽性的民族主义”，是霸权主义与奴性主义的连体怪胎。
“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文学”有表面热闹而实质空洞的“战场”、“杀声”、“死亡”、“头颅”等诗歌，然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迷乱、空洞中的热闹就像一股烟雾起的恰是掩盖不抵抗主义、断送土地等等出让民族利益、民族尊严的丑行的作用。鲁迅的批判直指这类“送丧”文学的空洞、无为：“那么,‘民族主义文学’无须有那些呜呼阿呀死死活活的调子吗? 谨对曰：要有的, 他们也一定有的。否则不抵抗主义,城下之盟, 断送土地这些勾当,在沉静中就显得更加露骨。必须痛哭怒号, 摩拳擦掌, 令人被这扰攘嘈杂所惑乱,闻悲歌而泪垂, 听壮歌而愤泄, 于是那‘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 也就悄悄的隐隐的跨过去了。落葬的行列里有悲哀的哭声, 有壮大的军乐, 那任务是在送死人埋入土中, 用热闹来掩过了这‘死’, 给大家接着就得到‘忘却’。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发扬踔厉, 或慷慨悲歌的文章, 便是正在尽着同一的任务的 。”[⑧]
以穿透“民族主义文学”的空洞、虚无本质为契机，鲁迅探视到了中国文坛上的种种虚无主义表现，洞悉到“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即使并非帮友”（即并不像“民族主义文学”那样显而易见地成为强权政治的“帮忙”――笔者），但在本质上，却是一向就自觉不自觉地与“民族主义文学”倡言者一样，一方面尽着“帮忙――帮闲”的“义务”，一方面也仅仅是湮没在空洞、虚无之中的文艺幻象而已。他们各自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呀，国粹主义呀，民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那终极的目标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⑨] 看到“民族主义文学”的帮忙、寄生真相是颇为容易的，因为其与当权政治势力的关系太明显；而看到在“民族主义文学”的无耻喧嚣中所暴露的中国文艺家们往往也会在悄无声息中“帮忙――帮闲”的实质就并不那么容易。后者，往往与强权集团并无直接的关系，而只是在强权暴政横行，文艺、思想禁锢的现实之中，不动声色地在诸如“高妙”、“优雅”、“严正”之间优游自得，他们同样对一个暴虐时代的“批判――反抗”之声抱以冷漠或敌视的态度。30年代初，偌大的中国文艺界正处身在专制、暴虐的现实强权之中，然而，多数的文艺“高人”却对此漠然置之，时常在“高逸”、“放达”中有着隐藏颇深的“帮闲――帮忙”面目。“先前的有些文艺家，本未尝没有半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觉得自身的溃败，于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种种美名来掩饰，曰高逸，曰放达（用新式话来说就是‘颓废’）”“翻一本他们的刊物来看罢，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合在一起了。这是‘民族主义’的巨人的手，将他们抓过来的么？并不，这些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到一处……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发出较为浓厚的恶臭来了。” [⑩] 这样的文坛现象解读可谓辛辣透底：空虚无为而又借得强权保护的“民族主义文学”风浪把“上海”（中国文艺界）的各式“流尸”文艺、虚无文人从深水之下、隐藏之中暴露出来了。
而鲁迅话语背后的精神凭藉又何在呢？在根本上，鲁迅所凭藉的还是他独特的“战士”“真我”，是他自觉批判、反抗苦难人间、暴虐社会，超越生存虚无的“战士”生命烛照出了中国文士们对于身边的苦难、暴虐视而不见，反而在种种空洞华美的旗号下甘于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表现。在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批驳之中，鲁迅的这一思路是最深刻的。
如果说，鲁迅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辛辣批判，由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极其明显的“御用”色彩而一直能够得到人们的颇多认同的话，那么，1928年之后，鲁迅对于“新月派”知识群体的批判则是需要人们沿着鲁迅自我生命内在的精神逻辑去予以理解。鲁迅所不满于“新月派”知识群体的地方，大致有三处。其一，沐浴过“欧风美雨”，在理智上知道自由、民主之宝贵的“新月派”人士有意无意地无视现实中的专制政治与强权暴力。其二，“新月派”中（以胡适为主）一度出场的“索讨”人权、自由、民主的运动，在实质上，仍未脱一个“温顺奴隶”唠叨“离骚经”的境状，胡适等人并不真正“反叛”现实威权，以实现一种自我生命的真正独立、自由。其三，由梁实秋代表的以抽象人性论抹煞阶级论的论点――尤其是其中自觉不自觉地认可社会等级秩序、漠视底层民众基本生存权益的倾向。上述三点，每一点都说明了“新月派”、“自由主义”等等，其实并不真正地注目人间的自由、平等、民主，换句话说，每一点都指向了所谓“自由主义”者的空虚、无为真相。鲁迅对于“新月派”的三点不满，仍然是与鲁迅自己直面“苦难――黑暗――虚无”的世界而自觉选择的“战士”生命道路（“批判――反抗”，乃至变革不堪现实，勇而战取人之自由、独立权益和基本生存权益的生命抉择）有着内在的联系。鲁迅对梁实秋以抽象人性论抹杀人类生活中真实存在的阶级现象的批驳，还与1928年以来，鲁迅已经自觉获得的阶级意识有着内在关联；而鲁迅对于梁实秋话语中的等级偏见，无视底层民众生存权益的倾向所进行的驳斥则更是与鲁迅一直以来的底层苦难关怀情结深有联系的。
1928年3月距离1927年4月的“国民革命者屠戮盟友”的大屠杀事件不算太远，而中国文艺界的残酷专制、高压禁锢则仍在持续着。在鲁迅的感受中，创造社被压迫于南方，《语丝》则被禁于北京，北新被封门，政治独裁、屠戮盛行，正是一个“专要人的性命的时候”。[11] 1929年，同为“新月人士”的胡适也在日记中说到：“当日袁世凯能出钱买议员，便是怕议会的一票；曹锟肯出钱买一票，也只是看重那一票。它们至少还承认那一票所代表的权力。……现在的政治才是无法无天的政治了。”[12] 至于中国的文坛，鲁迅则以为创造、未名、沉钟“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13] 但1928年3月的《〈新月〉的态度》，却宣称“现在，我们在思想上是有了绝对的自由”，也宣称要维护一个常态社会中的纪纲、健康与尊严等，把所谓偏激、攻击、功利、主义等文艺倾向（其所指至少以左翼文艺运动为主要目标之一）与颓废派、淫秽派等等的都视为“不正当”的、“病态的”文艺现象。[14] 不得不说，这样一份宣言是远离现实真相的，是虚幻不实的自欺欺人之谈，是没有真实意义的空洞言词。它不仅与鲁迅的现实感受、文艺评价截然不同，也与胡适对现实状况的感受大相径庭。
“新月人士”的梁实秋质问（鲁迅）：“‘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5] 面对“新月派”存在的这种无视现实黑暗，政治暴虐与文化专制，而向被压迫、被禁锢中的“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拷问的文化态度，自觉选择了“反抗者”、“批判者”之路的鲁迅，怎能不进行批驳？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月派”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暴露的“挥泪以维持治安”的“帮忙”本质――不仅自己无视现实中的文化禁锢与“政界独裁屠戮”，而且对不满现实、批判现实、反抗现实的言行感到“义愤”，乃至要出而进行文化打压。鲁迅就指出，“新月派”在维持专制独裁、强权禁锢下的社会治安而专向被压迫者，“力量较小的人”施展其“严正态度”，所谓“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16] 鲁迅揭示了沐浴过自由、民主的“欧风美雨”而又如此“盲目”、“弱视”的“新月派”见识与“民族主义文学”在本质上的相通性（无论其是否自觉）――“帮忙”于强权政治势力。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新月人士”在自由、尊严、健康的幌子下更多不自觉的“帮忙”色彩，而“民族主义文学”则直接依附政治强权，其“帮忙”是自觉有意的。正因为“新月人士”“帮忙”的不自觉，“帮忙”的颇无辜，此类“新月派”人士得到谅解的可能性也是颇大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曲解鲁迅对他们的批判。但是，应当看到，鲁迅这类批判的最终价值在于：它警示拥有诸多现代新型知识的中国知识者们需要警惕自己在不自觉之中成为政治强权势力、文化专制力量的“帮忙”者，不应当在任何新式话语的浓烟淡雾中无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酷虐现实而对于被束缚、被压迫、甚至被屠戮的弱势人群的抗争感到义愤，乃至要进行打压，不应当在一套严肃、美好的话语空壳里堕入到虚无无为的泥潭中去。
1929年下半年，胡适、罗隆基等“新月中人”因《新月》被封而掀起“人权运动”。其中牵涉到基本人权、思想言论自由的问题，对于这些主张，鲁迅无疑是肯定的，他多年来所从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其主旨之一就是争取这样一个社会目标。鲁迅所不满的是胡适等人“索讨”人权、自由的“温驯奴隶”方式――“离骚经”的方式。在鲁迅的逻辑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去面对“自由”、“人权”之类的话题就已经先行地承认和表明了自己的奴隶地位――出让了自由批判、平等言论的神圣权利而为一个政治党派言利言弊，这绝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文化姿态。1925年以来，鲁迅自己认定的通向人权与自由的路途是“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17]的韧性“战取”：“大家的生存权”“应该由战斗得到”。[18] 在严酷不堪的时代，正是鲁迅的杂文写作记录了“政治――文化”专制的历史，留下了现代中国人战取自由、独立权益的生命足迹。鲁迅意识到的自由、独立，是一个“人”的生命事件，他不会去考虑人权、自由问题与一个政党政权的命运问题。后者是一个政党头目及其群属的政务，而不是一个个体生命自身的生命权益问题。任何政党政权的专制、暴虐都势必会落在一个“自由战士”的“反抗――批判”之中，而这样的批判、反抗指向的是自我生命、人间生命的正当权益，而不是任何政党、政治集团的前程、命运。正是在这里，鲁迅看到了胡适等人的人权、自由言论背后的空虚本质、“奴隶陷阱”：贾府中焦大的牢骚，屈原时代的“离骚经”，[19] 或者指向贾府的兴衰，或者指向楚国王朝的升降，而独独不指向在不自由之中，身为“奴隶”、“臣下”的自我生命境遇。
较之胡适的并不绝对遗弃现代自由、民主、平等等理念，“新月人士”中的梁实秋所持有的抽象人性论则夹杂着极为陈腐的等级偏见，几乎到了完全漠视底层民众基本生存权益的冷酷无情的程度。鲁迅对梁实秋的批判，从维护现代人的平等、民主、自由权利开始，到为文学的阶级性辩护，直至揭露梁实秋漠视底层阶级基本生存权益的冷酷心性，颇为彻底地暴露了梁实秋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个现代人文学者在精神上的空虚、无为，甚至在不自觉之中表现出来的残忍冷漠。可以看到，这样的批判思路仍然是与鲁迅批判、反抗、变革苦难、黑暗现实的“战士”生命选择，与他一直以来同情底层苦难的精神意识，与他1928年以后自觉获得的阶级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的。
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美国当然可能是一种重新审视现代公共社会之弊端的思想学说，但是，在虽则已处20世纪却依然政治专制、强权横行的中国，白璧德主义却决不是一种新兴的“人道”学说。鲁迅对梁实秋自然人性论的批判早在梁实秋批判“革命文学”之前就开始了。梁非议“革命文学”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刊于1928年6月、1929年9月的《新月》，而鲁迅写于1927年12月的《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就有对梁实秋论点的批判。前文中，鲁迅注意到了梁实秋《卢梭论女子教育》（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号）一文中流露的“反民主”、“反平等”的陈腐观念。鲁迅摘引了梁实秋的一段长文：“‘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教九流，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可以看到，梁实秋根本不在意人智的普遍觉醒，人们各个自由、独立、平等地做人，谋取自身福利（这些话题恰恰是鲁迅从年青时代就极为关注的）而是以人在天性上的种种差异作为贱视某一类人的神圣理由，其等级偏见是明显的。这种貌若强者、主人，而其实奴性颇浓的心性，实在是为鲁迅最不满的。在文中，鲁迅前后三次对这一“主子――奴性”心性进行了讥刺。[20] 鲁迅还征引了辛克莱的话反问梁实秋是否要将人们带到“奴隶服从主人”、“臣民服从教皇和皇帝”的古国时代里去？鲁迅也一针见血地批判了梁实秋《文学批评辩》一文中的“文学势利观”：“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21]同时，鲁迅也以写香汗与写臭汗的区别，反驳了文学应描写所谓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观点――鲁迅对于人类生活以及文学中的阶级性的那点自然意识已经出场了。
一直有着浓厚的底层苦难关怀情感的鲁迅，在1928年又自觉清理、确认过自身的阶级意识，[22] 1930年，鲁迅对于梁实秋关于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观点的反驳是势在必然的。而当鲁迅为文学的阶级性辩护时，他的核心线索就是文学与被压迫者、被损害者被侮辱者的悲苦命运及其反抗运动、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既与他“批判――反抗”的“战士”生命选择紧密相联，又与他的底层关怀直接关联，也联系着1928年以来鲁迅已经自觉获得的阶级意识。
鲁迅极为不满的是，梁实秋“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穷人则“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指斥梁实秋逻辑中隐含的观念：“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穷人为劣败的渣滓”。[23] 梁实秋的“穷人爬上观”――“无产者”以“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得到相当的资产”，似是实非，极富于魅惑力。梁实秋没有意识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存在一群相对意义上的底层穷人或曰“无产者”，也就是说，人间永远会存在一群“没有爬上去”的穷民，而这些穷民也首先应该拥有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益。在梁实秋待过多年的美国，国民们早在1776年就有严正的宣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24]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宣言中，现代人类的“自由――民主”文化诞生了，现代人类的人权意识诞生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命运也因此改变了。看来，精通英文，在美国接受着高等教育的梁实秋与这样一种人类文化精神是颇为隔膜的。穷民至少也要不被饿死，不被无止境地奴役盘剥，乃至不被有钱人视为畜牲禽兽，不因为最起码的生计问题而劳累困死，不因为无钱治病而随时可能被疾病夺去生命，不因为无钱而根本无缘得到最起码的教育，等等。在一个社会里，如果辛苦诚实如祥林嫂、单四嫂子、闰土而几乎没有活路，那么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就是需要人们的批判、警示以便改变的。因而，穷人、“无产者”身当其时的恶劣处境――被奴役、被损害、被侮辱的处境，首先是不应该在文明社会里持续存在而应当予以积极改变的。当一个社会无意改变这种非人现状，而是肆意地、有意地加剧底层穷民的困苦境状时，穷人、“无产者”的抗议、反抗运动正是真正的人的呼声。长时间以来，鲁迅就同情底层民众的苦难，关注他们被奴役、被损害、被侮辱的悲苦命运以及他们在基本生存的重压下被动、麻木、沉默的灵魂，1925年前后又自觉抉择了其“批判――反抗”苦难、黑暗现实，超越生命虚无的“战士”人生，1928年以来，鲁迅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阶级意识，1930年以来，鲁迅顺应自身的生命逻辑、精神抉择而置身“左翼”文艺运动，他如何能够不批驳梁实秋凛然无视“无产者”当下的苦难生存的冷漠言说？鲁迅肯定的是，无产者之为无产者自身的生命尊严与生命价值：“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集中关注的是底层人“穷到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又如何与梁实秋所宣称的注定属于少数“天才”、“英雄”的“好的作品”有缘？在一个底层穷民被无底线剥夺无底线损害的时代里，鲁迅所深以为然的是“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25]
另一方面，1928年，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话语对阵时的天才论、英雄论、领袖论等等观点，也在继续展示着他那恍然从中世纪坟墓里爬出来的等级偏见。一不小心，梁实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学研究者，竟然毫不掩饰他对于社会底层阶级冷漠无情的本相（既没有狄更斯气息，更不见托尔斯泰精神）：“‘普罗列塔利亚的文学’！多么崭新的一个名词。”“新的当然就是好的，……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函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一个属于‘普罗列塔利亚’的人就是‘国家里最下级的国民，他是没有资产的，他向国家服务只是靠了生孩子。’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26] 如此语气、思路，难道说，人类社会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只能生孩子，也就是如同畜牲禽兽的群体，不是人类生活本身、文明社会本身的耻辱，而反而是这一悲苦阶级本身的原始罪过吗？哪一棵树木不开花？哪一类人天生就没有他们的爱恨尊严、梦寐向往而注定得如畜牲禽兽一样只配生孩子？鲁迅说：“其实正无须乎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面对梁实秋的此种冷酷言论，不必奇怪，鲁迅要把他与世界上最专横、残酷，也是最陈腐的“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被剥削”，甚至“被杀戮”的法西斯之流的人物列为同类了。[27] 梁实秋根深蒂固而且颇不自知地视之当然的等级偏见，冷漠思路定格了他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必然就会成为任何一个既有的强权、等级秩序的自动“帮忙”者，定格了他所谓的文学与人类命运的疏离，定格了其人在精神本质上的陈腐、空虚。这是无论梁实秋们端持着什么样的“韦白斯特大字典”，什么样的新式话语、最新理论也难以掩饰的。
较之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新月派”一开始就颇为明朗、坚决的批判态度，鲁迅对 “第三种人”的批判，则依据“第三种人”自身的实际言行，始于平缓的点拨、警示，终于坚决的讥刺、批判。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有两个要点。其一，鲁迅一开始就深刻地指出其在精神上的“死症”：空洞、虚幻，并没有真正独立不依的精神根基，并且�予了相当平和、善意的警示。其二，对于“第三种”人在并没有真实精神根基的境状下，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出场的帮忙行径、追逐利禄的行为�予了韧性的追踪、无情的指斥。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中，起着核心作用的仍然始终是鲁迅所自觉坚守的“战士”心志。
1932年，“第三种人”的出场，其缘起是胡秋原的“自由人”论，但是，鲁迅的批判一开始就是很微妙的――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他直接提及的都是“第三种人”，提到的人则是苏汶（杜衡）、杨�人等等，而且在最初的《论“第三种人”》一文中具体点到了苏汶发在《现代》杂志第3期，第6期上的文章。而胡秋原的姓名以及胡秋原意义上的“自由人”三字在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中是检索不到的。[28] 李何林先生《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对于这一段的讨论就分别有《洛扬对“自由人”的结论》与《鲁迅对“第三种人”的结论》。李何林先生的这两个独立的标题也提醒我们注意，当年虽然置身在“左翼”阵营的鲁迅本人，对于胡秋原的“自由人”一说及其相关言论其实是保持了谨慎的沉默的。而对于“第三种人”的批判，鲁迅的专文有两篇：1932年10月，有《论“第三种人”》，后又因戴望舒的一封信而于1933年6月作《又论“第三种人”》。在这两篇文字中，鲁迅基本上取一种平缓辨析的言说立场，文中少见像对于“民族主义文学”与梁实秋“人性论”的辛辣讽刺笔法。此后，鲁迅文字中又多次提及“第三种人”以及苏汶（杜衡）、杨�人等，且往往出以断然的讥刺、批判态势，其原因则是一度自谓“超然”、“中立”的“第三种人”苏汶（杜衡）、杨�人等分明已经显出了出而排挤“左翼”文艺力量的恶俗倾向。
鲁迅在《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两文中，虽立言平缓，但是，他所点到的关键之处，却是极富于“鲁迅逻辑”的。
首先，苏汶最初说的那句话“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29] 由这句话，其实是不能必然地引出“第三种人”就是所谓“作者之群”这一说法的。因为，“‘知识阶级’的自由人”与“‘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前后两种人里，都是有“作者之群”的。因此，苏汶说的在“争着文坛的霸权”的“‘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双方之外的“第三种人”，就很自然地被认同者以及批判者接过来意指超然在这一冲突着的双方之外的“第三种人”了。而这一思路一旦坐实在30年代的上海文坛上，也就顺理成章地化为在“左翼”文艺力量与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对峙、对抗“左翼”文艺，甚至试图打压、剿灭“左翼”文艺的文坛势力之外的某一能够超然、中立的“第三种人”文艺了。而由于“左翼”文艺本身的现实政治色彩，那么，这样的“超然”也就意味着必须置身在现实政治的纷争之外。
鲁迅决然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战士”人生的坚定认同，并以此指证，自谓“超然”，既不偏向打压、禁锢“左翼”文艺的专制政治力量，也不偏向阶级意识，反抗意识浓烈的“左翼”文艺的“第三种人”文艺，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心造的幻影”，是不可能真正存在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苏汶就先在预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在《又论“第三种人”》中鲁迅更针对戴望舒视纪德为“第三种人”的说法，引纪德为被压迫者的发言权辩护，为苏联新政做辩护的讲演辞做铁证，指出纪德并不是中国所谓“超然于政治之外”的“第三种人”。文末更直接揭示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的复杂性：“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30]
而真实的是――鲁迅不久就看到了，以“中立”姿态、“第三种人”身份出场的人们，在实际上已经成了被专制政治强权所压迫的“左翼”文艺力量的打压者，无论其自觉与否，原因如何，“第三种人”作为政治强权的“帮忙”角色最终是真正出场了的。
其次，针对苏汶的左翼文艺理论压迫作家论，鲁迅即时提醒苏汶，他所谓压迫作家的左翼文艺，在当时才真是文化专制、暴力压迫中的被压迫者、被屠戮者：“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指出苏汶所谓“左翼压迫”是“心造的幻影”。而事实上，“左翼”文艺诚然是在竭力追求着、战取着宣传自己的文艺主张的自由，但是，所谓“第三种人”（倘若其为真有――笔者）也完全拥有宣传、守卫他们自己的文艺主张的自由。现实中的“左翼”文艺力量首先正与其他文艺倾向（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除外）一样并没有依凭文艺以外的政治手段、强权力量来强行压制文坛异己――相反，在当时的上海，“左翼”文艺力量还正是一股被现实政治强权所禁锢、所打压、所剿灭的对象。那么，“第三种人”所放言的“左翼”文艺“压迫”首先就是空洞不实的。其次，如果说，“第三种人”面对在被压迫中依然硬气的“左翼”文艺力量的确感到了“压迫”的话，恐怕那不是“左翼”的压迫而是他们自己的怯弱而已。鲁迅就说：“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鲁迅更进而说，“左翼”文艺力量邀约着哪怕能够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在《又论“第三种人”》中，针对戴望舒类似于“左翼压迫”论的说法――认为“左翼”以“第三种人”为“唯一的敌手”，鲁迅更指明“左翼”刊物上也久不见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戴先生的预料，是落空了的。”[31]
1933年6月4日写的《又论“第三种人”》还是基本上平缓的辨析，但一个月之后，写出的《伪自由书・后记》中就有了对于叛出“左联”，而新出场的“第三种人”杨�人的辛辣讥刺：“有些‘第三种人’也曾作过革命文学家……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无情的批判指向的是一度投机于“左翼”文艺，“借革命来推销自己的‘文学’”，[32] 遇到压迫时，则“自我反叛”，标榜“中立”的“第三种人”。这是鲁迅最早的一次对于“第三种人”的揭露、批判，它直接针对的还并不是“第三种人”旗号的最初揭出者苏汶。
1934年5月，是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时间。鲁迅注意到“第三种人”与该委员会的亲密关系。1933年11月，鲁迅在致姚克的信中谈到了施蜇存、赵景深在官方将要实施的书籍检查制度事务中起到的献策作用，也一并说到施、赵与“第三种人”之间的联合、联盟关系。[33] 1934年4月，他在私人通信中也谈到了“第三种人”的“帮忙”色彩：“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34] 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批判、否定态度已经是极明白的。10月，鲁迅公开指出：“所谓‘第三种人’”“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本来的嘴脸来了。”[35] 11月，鲁迅《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更直指“反对文学与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 [36] 12月《且介亭杂文・序言》则谈到苏汶、施蛰存等“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37] 同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指明自己的《脸谱臆测》被禁止发表，其原因是“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而《病后杂谈之余》则多处被删，其中“言行一致”等语的被删也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38] 于《且介亭杂文二集・附记》中又引了苏汶否认自己“以七十元一月之薪金”入“××会”（暗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通信，并又指明“但由我的经验说起来，检查官之‘爱护’‘第三种人’，却似乎是真的，我去年所写的文章，有两篇冒犯了他们，一篇被删掉（《病后杂谈之余》），一篇被禁止（《脸谱臆测》）了。”又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愤言：“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39] 鲁迅对已经在现实的文化专制中实际地“帮忙”，真正压迫文艺自由，藉实权而打压文坛异己的“第三种人”的辛辣驳斥已经毫不留情了。
而在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背后，其深层的精神基础，仍然是鲁迅自身反抗专制强权、暴力肆虐，超越生存虚无的“战士”生命抉择。[40] 对于有着这一精神基础的鲁迅而言，一个人面对现实中的生民悲苦、社会黑暗，面对强权对弱者的压迫、屠戮与侮辱、损害而沉默无言，不仅已经是对于暴虐现实的回避、甚或纵容，同时也更是对于自我生命的空虚、无为的有意漠视或无意沉迷，对自我生命真正意义的自觉不自觉的弃置，又哪里还有超然于暴虐政治、悲苦人世之外而又绚丽雅致、好听好看的“第三种”人生呢？在当时的中国，大言不惭地标榜为“第三种人”的各色人等有意、无意地不区分真正的强暴与弱小、压迫与被压迫，是与非，小节与大义，无意间还可以“帮忙”于强权，有意则庶几成为剿灭文艺自由精神的强权力量的“帮凶”了。而鲁迅直指其精神空洞、置身虚无的原话是：“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41] 身处一个酷虐而至“无法无天”的现实政治秩序中，而讲所谓“超然”的“第三种人”文艺，在人性的逻辑上、生命的逻辑上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弱者、被压迫者、被剿灭者竭力挣扎，反抗强者、压迫者、剿灭者之时的严守沉默，可谓是最超然的高雅表现了吧！然而，这“超然”，不过是人心、人性的“死寂”而已，又哪里还有文艺的内涵可言？而一旦出而倡导这样的“死”之超然，那就是在自我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僵死――虚无”境状中反而要寻出严正与华美来的自欺欺人了。
[①]《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言》，《前锋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
[②] 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258―263页。
[③]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第7，8页。
[④]《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所引鲁迅原文均据此版，以下简称《全集》）第4卷，第311页。
[⑤]《全集》第4卷，第312页。
[⑥]《全集》第4卷，第313页。
[⑦] 《全集》第4卷，第315页。
[⑧]《全集》第4卷，第315，319―320页。
[⑨]《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⑩]《全集》第4卷，第311―312页。
[11]《全集》第11卷，第583，595，597页。
[12]《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卷，第403页。
[13]《全集》第11卷，第583页。
[14]《〈新月〉的态度》，《新月》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
[15] 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1929年上海《新月》第2卷，第6、7期合刊。
[16]《全集》第4卷，第159，196，212页。
[17]《全集》第6卷，第495页。
[18]《全集》第4卷，第152页。
[19]《全集》第5卷，第115页。
[20] 参阅《全集》第3卷，第552―555页。
[21]《全集》第3卷，第557页。
[22] 参阅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第四章第一节之二。
[23]《全集》第4卷，第203，206页。
[24] 《独立宣言》，《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张宏良等编，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5]《全集》第4卷，第204，205，208页。
[26]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1929年9月10日《新月》第2卷第6、7合刊。
[27]《全集》第4卷，第196，233页。
[28] 检索结果得自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部制作，王得后先生惠赠的《鲁迅著作全编微机检索系统》。
[29]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第73页。
[30]《全集》第4卷，第440，533，534页。
[31]《全集》第4卷，第439，440，534页。
[32]《全集》第5卷，第177，182页。
[33]《全集》第12卷，第254―255页
[34]《全集》第13卷，第570页。
[35]《全集》第5卷，第392页。
[36]《全集》第5卷，第157，158页。
[37]《全集》第6卷，第3页。
[38]《全集》第6卷，第211，213页。
[39]《全集》第6卷，第449，433页。
[40] 参阅彭小燕《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穿越生存虚无、撞击世界“黑暗”的现代信仰者》，北京师范大学2005届博士学位论文，第三章第二节之二。
[41]《全集》第6卷，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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