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2006年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会议纪要
发表时间：2007-09-30阅读次数：814
2006年首届“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12月3日至4日在南京东郊宾馆举行。论坛由江苏省作家协会、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共60多名国内知名作家、评论家、专家学者与会。其中有著名作家王蒙、李锐、阿来、格非、阎连科、陈应松、毕飞宇、朱苏进、叶兆言等，著名评论家董健、雷达、吴秉杰、阎晶明、陈思和、丁帆、董之琳、黄毓璜、南帆、李敬泽、孟繁华、王彬彬、李建军、吴义勤、王尧、林建法、谢有顺、汪政、张光芒、张燕玲等。
3日上午九时，会议正式开幕，江苏省作协王臻中主席主持开幕，江苏省政府张桃林副省长致欢迎词，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先生出席并讲话，表达了对首届论坛的殷切之情。他说，“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的举办，将可能成为一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册的大事。基于淮扬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脉相传、薪火相传的事实，他对论坛的成功以及它可喜的前景充满信心。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杨承志同志作了重要讲话。4日上午十二点整，江苏作协赵本夫副主席主持闭幕。
此次会议主要议题是围绕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现状和走向来进行探讨，入选论文共30篇，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从3日上午到4日，专家、作家、评论家们共参加了五场讨论会，会议采取大会发言和自由评议的形式，对话性强，气氛活跃，各抒己见，衍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在文学格局、现实主义及真实观、底层叙述、创作资源问题、知识分子责任问题等五个方面的讨论尤其热烈，各种思想的砥砺使整个论坛颇具启发性，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一 关于文学格局的探讨
著名作家王蒙首先发言，他主要谈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和生态，并提出各种文学形态多极共生的平衡观。他说：在二十年前我们整个的文学表现出某种能指性，具有一种共识的品格，我们所提倡重视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重视的，大概是一种以全民动员为灵魂的，富有激情和理想的、工农兵大众的文学。一直到49年以后还继承着这样的传统，讴歌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那么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二十世纪末以来，我们这种统指的文学结构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我姑且这么说，即便它是不严格的。一种作品可以兼具一种以上的归类。我就简单得把它分成俗文学、雅文学和主流文学。这是不科学的一种说法，它是互相掺合、互相交错的。俗文学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畅销书，一类是视听作品的脚本（小品等），第三类就是网络作品。网络作品也包括手机短信。因为很多地方（包括海南岛和上海的这样雅文学、精英文学活跃的地方）都举行过手机文学大赛、手机小说大奖赛等等。因为鲁迅有一个关于“俗文学”的评论说，所以在这儿姑且借用。雅文学又分若干种，比如许多作家包括在座大多数人所追求的艺术文学，也还要包含向某些古典文学靠拢的，如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台湾、香港倒不太火的）都很热的古典诗词，还有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主流文学或称主旋律文学，我指的（大家也都很清楚）就是主题思想比较鲜明、比较符合当时当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等等，譬如说三大战役、一些国家民族重要的庆典重大事件：国庆五十周年、六十周年、香港回归等。为什么说这个也是一种生态呢？因为它需要总是保持一种平衡，就像唱歌分类，也有疑问，但疑问归疑问，大致上人能接受。大致的有美声唱法、通俗唱法，最近的又加上原生态唱法。有人对原生态唱法这个名词有疑问，但是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又唱又叫，非常动人。虽然从文学史上要追求雅文学，但也不是非常绝对。中国的四大名著开始也非雅文学而是作为俗文学出现的。海外也有很多人对张恨水给予远高于大陆评论界的评论。很多人拿张恨水来做博士论文。现在内地也有很多人研究张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虽然这三种文学都可能出比较好的作品，但这三类文学又不能同日而语。这三种文学也都能搞坏，俗文学可能搞得滥俗、恶俗、堕落、下流，俗文学有可能搞坏；雅文学有可能搞得装腔作势、自命不凡、走火入魔，雅文学也可能搞坏；主流文学当然可能搞得干燥无味，顶多热一阵就过去了，这都有可能。对这三种文学我们也可以各有不同的期待：俗文学我们希望提高它的文化含量、希望避免恶俗和滥俗，希望它在群众喜闻乐见的基础上也能够注意增强一点艺术品质；对于雅文学，我们希望它也能够写到人民所关心的事情，也能够逐渐的（不可能每一本都做到）做到雅俗共赏；对于主流文学，我们也希望它也能够有很好的艺术形式、讲究的艺术语言等等。但又不好把它们放到一块儿，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或者用同样的标准来批评，否则就会造成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场面。一讲到现在的俗文学俗到什么程度，现在有些优秀的作家就会感到极其痛心。相反在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它会有许多许多这种消费性的文学作品，但并不妨碍彼此。所以互相不能掺合。不要互相过分的掺合也有利于文学界的和谐。
作家李锐很认同王蒙的说法，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王蒙先生讲过文学十是分不同层次的，这个道理古来就有。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不写畅销书（不写《肉蒲团》甚至也不写《三国演义》）而要写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活动是精神活动，是与精神发生关系的活动。这其实不单是文学，它是一切能够成为人类文明遗产的好艺术好文化的基本内核。如果离开这个，文学的其他功能，比如畅销书、电视剧、流行歌曲……但我们知道古代人的享乐方式我们现在已经不大清楚了，比如盛唐人怎么享乐我们已经不知道了，但为什么唐诗流传下来成为千百年来人们精神的滋养？我讲这个其实是在讲我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现在及以后也要不断遭遇面对的困境，在我们这儿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王蒙先生的发言一再说他个人的看法可以有各种解释，其实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看似最简单的实际最难以实现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能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或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文学。其实这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雷达先生在评议时说到，王蒙先生是文体家、幽默家，和小说创作、文化方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也是一个有水平的理论家、批评家。所以我觉得王蒙对很多问题有一个很大的思考。80年代末王蒙的那篇以阳雨的笔名发表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文章，我们现在都在思考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衰弱下去再慢慢生长起来。这个文章其敏锐程度及概括的准确、立论点之高我是非常佩服的。今天我觉得王蒙先生还是延续了他的这个大的思考，讲到了一个文学的生态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关键词就是将从文学的统指性到文学的多元性，留出了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思考。我希望它能讲得更多，但由于时间的限制没有在拓展下去，希望在今后还能有机会听到王蒙同志就中国文学的生态问题继续提出意见。
二 现实主义及真实观的探讨
陈思和教授认为现实主义的内涵在发生变化，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界定这个概念，他说：在今天已经到了21世纪了，中国文坛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创作评论实践都非常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再重新看待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它是既是一个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或者是一个作家如何直面现实、直面当下的现实人生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很多直面当下社会的作家也不愿意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阎连科曾经说过我这个不是现实主义，但其实我认为阎连科的小说是当下非常关注现实而且是直接面对当下社会的非常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是为什么如此贴近现实的作家不愿意用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概念重新放在一个创作的潮流当中、放在我们当下的创作实践中来加以检验、加以改造，使这样一个创作思想、创作理论能更好地在当代文学中发挥它的作用。如《蛇为什么会飞》这个作品发表后在我周围的年轻朋友都在批评，认为根本没有苏童作品以前的风格，苏童作品原有非常强的故事性、叙事性，而这个小说突然显得非常的混沌，在我印象中是把苏童艺术世界中非常熟悉的那个城北地带的那伙人都变成了中老年人，就是我们原来回忆他们这伙人都是小痞子小流氓，在《蛇为什么会飞》里都变成了人到中年、饱含了生活的辛酸、生活中也大都是失败者，这样的一批人在当下的混乱的社会中的一系列故事的串联。很多人跟我第一个反映，就是说这个作品是苏童没有办法把握新世纪的文学、当下的现实生活，显得比较混乱。另一个一件就是现在社会生活不就是这样混乱、这样五花八门吗？我也和我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部作品，但我感觉这部作品肯定不像苏童以前的作品那么亮丽、流畅、温柔，但我感觉它确实是贴近了当下的现实生活，非常逼真的写出当代社会那种没有主题、没有总的旋律、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就是一个浑然的下层社会。实际上苏童就是把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苏童对当下文学创作作出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不是站在这一下层社会的上面来俯视他们、批评他们，也不是站在民粹的立场上崇拜他们。恰恰是站在他们中间，苏童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就像他的枫杨树乡村间的一个个人，他讲的就是他伙伴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使作家降低了自己的地位，把他嵌入到下层的社会当中去向我们将一个故事。而这样的故事一定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非常复杂的状态。尤其是在作品最后出现蛇到处游走这样很可怖、怪诞、让人不舒服的现象，而这时新时期的钟响起来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新时期、一个自然的平民社会的生活、还有就是这个怪诞的现象，这个怪诞现象可以看作苏童比较抽象的、向上的意象。因为蛇是在地下的可现在蛇为什么会飞，这个概念我觉得有一种推翻历史的意识，我不知道如何理解，我当时没对这个作品作了明确的判断，但我确实觉得这部作品有很多新的东西。它超脱了我原来的一种审美规范，我原来对社会、对文学、对现实主义的要求，但你不能说苏童这个不是现实主义，它确实表明了很多社会现象。在这里我就发现一些规律：一个是自然的表现社会的这样一种创作态度，还有一个就是用这种怪诞的意象来表达他内心深处表达不出来的这样一种情结。而这两个因素在新世纪以来的很多作品里都奇怪的出现。我举例比较大的来看：一个是林白，林白以前是先锋作家，写女权意念非常强的一个作家，新世纪以来他写了一部《万物花开》，后来有些了一部《妇女闲聊录》，是根据中原地区的一些小保姆的自述整理成笔记整理出书的，非常丰富的写了当下农民的现实生活，青壮年都到城里去了，剩下些妇女老人他们在农村应该算是很快乐的生活，他们很开心，赌博、做很多恶作剧啊等等，这种问题超出了我们精英对农村的一种想象，我们通常认为农村如何如何，都有很多预设的，这个小说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设。林白的这个小说发表后当时也是受到很多质疑，但林白坚称我这是真实的、我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但这现在是到了应不应该写入小说、是不是按我们传统的现实主义的说法、它是不是典型，我想这也是一个究竟我们是从观念出发来鲜艳的看待农村还是从实际出发来看待农村现在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小说林白也是用了一个怪诞的写法，他讲的是一个小孩脑子里有七个瘤，每个瘤爆发就会产生很多诡异的感觉、如灵魂出窍、看到各家的一些事件，他又非常自然的写农村的现状，这不是一个观念性的农村，而是一个非常客观自然的农村，同时它又是用一个非常怪诞的感觉来解释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作家是阎连科，从《坚硬如水》到《受活》到《丁庄梦》，这些作品里一方面写的都是非常尖锐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它有用的是极其怪诞的手法，在这我不展开了。非常怪诞非常有创意的艺术形式。所以就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一个是我国称为仿自然的现实主义和另外一种用怪诞的方式来表达作家对当前生活的看法的，这两种意象同时纠缠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反映现实的创作，近几年出现的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等等，几乎都有着两种现象，一方面是非常自然，你说他不真实，他会说我非常真实，甚至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证明小说中写的是事实，另一个则是非常怪诞、非常夸张，有的是魔幻的这样的手段。这一过程中非常容易表现当下的现实主义内涵，当下的现实主义内涵出现了与以前不一样的显著特征，我觉得值得我们进行充分理论研究的同志去关心这个问题、去具体了解的。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的变化和我们当下近二十年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有关，我们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非标准和爱憎的态度去对待它而应该了解这一状况如何出现，举例阎连科早期用怪诞的手法写的《受活》和《坚硬如水》，从尖锐的程度来说远远比后面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尖锐，可为什么前两部得到大家好评，到后两步就遇到了障碍，这就是一个分寸感，如何表达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本来还想讲当下文学是如何反映文革叙事的，这种直面的、控诉式的到了巴老用忏悔的态度来写道阎连科用怪诞的方式来表现，我称作为恶魔性的歪曲。到了余华的《兄弟》，用了七十年代以后的孩子能够理解的文革的方式来表现：上街游行、打砸抢、武斗、流血，除了这些被大家公式化、简单化、标为符号的方式还有什么方法来表达现在，今天我们对很多以前的现实如犹太人的事件也只能用符号化才能表达我们今天的孩子能够记起来的历史，最复杂的现象留给学者专家去考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我觉得是现实主义在不断随性而变得状态，这个状态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下面我还要讲一个传统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问题，这不仅是文学理论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审美心态的问题，当下很多文学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审美传统或者说审美习惯。这里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理解、去和作家深入探讨的，我们的理论和创作结合的更好，一起来探讨我们的文学如何反映生活和进入生活。
李敬泽考察了中国的现实主义各自不同的外来背景，它们之间的表现差异是很大的问题。他说，普遍地把现实主义挂在嘴边谈论现实主义的时候，基本上是从两个方面来谈的，第一，在谈作家的精神立场，就是作家到底是什么立场，比如对应的关切地层啊等等。第二，在谈作家概括现实的能力，或者说作家认识现实的能力。在这个对现实主义的论述中给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实主义论述之中的现实基本是一个整体的、无边的、庞大的、需要作家进行整体把握的现实。我觉得很对，但我想我们还是不要仅仅谈论理论层面的现实主义，我们具体的任何一部作品中的现实都不可能是整体的和无边的。它必然是具体的、确切的、有限的。他接着从法国实证的现实主义角度来谈现在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在实证的、科学的背景支持下，对文学持现实的态度好像在我们中国当代文学中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法国实证的现实主义后来再发展下去，就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立场了，而变成了小说家普遍的工作伦理。如到乔伊斯这里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小说家的工作伦理。小说家如何处理它所写的一切，他是不是完全内向的、只对自己所虚构的这个世界负责的人，还是说在对自己虚构的世界负责的同时依然在外部有一个客观真实的东西需要它必须负责。这种工作伦理我想至少在西方小说传统中、现代主义之后直到现在也依然存在。我们与其谈论那个庞大的无边的现实，还不如先看一看我们是怎样对待这个具体的、有限的和有物质重量的这样的现实的。在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的小说家、我们的文学可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工作伦理。说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小问题，但我觉得起失效问题可能最终也会反映大问题。这几年来大家都要底层写作，都要写民工等等。“民工”我觉得还是在作家的概念中运行，我把它称为“空转的现实主义”或者“表态式的现实主义”，精神立场有了，没问题。概括能力有了，对现实的概括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抓不到真正需要我们用实证态度去捕捉、触摸的东西，如果我们抓不到那个东西，那么我们那个“空转的现实主义”，在那空转地坚持立场，其实也是高度可疑的。
在现实主义的深入探讨下，有学者质疑现实主义的真实观问题。评论家谢有顺说：谈到现实主义的时候，先就有一个假定，认为有一种统一的公共的现实是可以书写的，其实远不是这么简单，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现实，有多少种写作，如罗伯格里耶作家我们认为他是不写现实的，有一个很精彩的说法：所有的作家都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人认为自己是抽象主义者，或者是变态狂。因为在抽象派认为现实就是抽象的，浪漫派眼中认为现实是浪漫的，所以不存在一个公共的现实。评论家洪治纲则认为写什么并不是很重要。他非常认同一句话，即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他说：写什么可能不一定很重要，现实主义讨论来讨论去就是要讨论一个什么是真实的问题。每个人看到的真实都不一样，要去寻找那种公式性的现实也是不存在的，你只能依据一种大众经验和常识表达，那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卡夫卡也认为他的东西是真实的，比你看到的真实更真实。那么从现实主义到真实这一个问题，讨论到最后他认为不是特别重要。作家阎连科说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现实主义，都自己的真实。路遥的《人生》之所以感人是他的情感真实，苏童则是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来达到真实，而还有一种真实不存在生活之中，只在我的眼中。江苏作家毕飞宇对现实主义则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学袢际上也是在现实主义理念的指导下去完成的。但是那时的现实主义和我们今天的现实主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时的现实主义是通过权利通过意识形态的支配，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领略了一种精神，然后到生活中去挖掘原型，在挖掘原型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不靠边的浪漫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激情，然后形成了所谓的现实主义，那种现实主义其实是我们预支的现实主义。换句话说，那样的现实主义是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欠下的一笔美学之债。既然存在着这样的债务那么迟早会有人来还，当意识形态的状况有所变动，哪怕是一种很轻微的变动，作家内心必然出现一种强烈的愿望，对过去的现实主义加以改造加以修正。很可能现实主义话题在我们今天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在未来比较长的时间里还会继续下去，这对中国文学来讲未必是一个坏事情，它很可能构成中国文学的一个新生期。南帆教授在评议时说，当我们非常信赖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信赖客体和主体之分，而且主体是一致的，客体也要使一致的，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才会相信现实主义作品所描绘的。可是二十一世界以来，一系列的知识告诉我们创作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即使有些不模糊的现在也在模糊，那么说作家的现实和别人的现实是不会一样的。
三 关于底层叙述的探讨
南帆教授首先提出一个与现实主义有关系的问题，即文学中的底层表达问题。他说，底层有没有可能表达自己。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认为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时，白话文的出现中加努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表达大众、表达劳苦大众、表达民间思想这样的意图。但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地层大众听不懂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表述，或者说包括作家写的关于底层的作品底层是否能够接受，这到现在都是一个问题。关于文学和底层大众的关系这个问题，概念、理论上，它都曾在很多的理论语境里面得到表述，在西方的理论里面特别注重，它们集中的经历是在通俗文学跟商业社会的关系上，基本上把大众理解为消费者这个意义上来探讨文学问题。这其间曾经出现过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伯明翰学派，都是围绕着文学作品、商业报偿以及反商业化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在中国20世纪的语境里，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大多时候是把大众底层作为革命的主力军来谈的，在这个时候文学唤醒大众，它跟商业没有关系，而是一种动员令，动员大众参加革命，这个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有非常清晰的表述，但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大家重读这篇讲话的话，就会发现毛主席没有要求工农兵大众自己表述自己，而是对知识分子来说这番话的。要求作家好好写工农兵大众，因此作家好好改造世界观才能懂得工农兵大众。但我就在想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毛主席没有要求工农兵自己写自己？这不是更直接的表达，为什么要找作家作代言？这也是毛主席当时就意识到工农兵大众当时自己没有能力自己表述自己。那么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民间作品，比如民歌、山歌等，其实它们应被看作是大众自己表述自己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历史上，我们在看待民间作品时常常从美学的角度给予肯定，比如清新、质朴，但这些作品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大部分这样的作品或者说绝大部分的这样的作品没有历史感。这些作品当然有可能它说我们劳苦大众百姓人苦，甚至包含有一些激烈的反抗的言辞，但它们没有一个社会整体的图像，比如说谁是底层谁是高层，但是它又有个直接针对对象，甚至说骂骂皇帝也没什么，它没有一个总体的历史感。我觉得现在所谓的底层表述仍然是通过底层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表述出来的，突出的例子就是鲁迅的《故乡》，鲁迅和闰土见面时，闰土只能说库一个“苦”字，别的根本说不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看到闰土根本讲不清楚这个“苦”，或者至少他觉得跟鲁迅根本讲不明白。虽然这个时候我们承认底层根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但你还是必须承认鲁迅的这篇作品还是深刻的表达了底层的声音，这里既有知识分子也有底层，它还是开启了表现底层生活现实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最近由两部我比较关注的表现底层的作品，一部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一个是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表面上这两部好像都是底层语言的直接记录，但实际上这两部作品中仍然隐含着一个很隐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记录者，事实上他们还进行对话。有没有可能由底层直接表达自己，不是由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训练而出的这种模式，不是由知识分子代言，这个问题可能要追溯到教育学，包括我们的文学教育，包括我们怎么表达自己的这种文学教育。这是一个问题，而在知识分子表达底层方面还遗留下来另一个问题，牵涉到另一个研究题目就是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去表达底层。我们现在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圣化”的倾向，其实知识分子从五四以来一直走向民间，我想知道如果他们仅仅是表达本阶层的利益的话有没有必要走向民间，知识分子通常衣食无忧，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关注那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工人呢？他们有什么必要这样做？美国有一个很敏感的理论家古尔德纳已经写出了这样的著作《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它很多表述的都是针对理工知识分子，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还在关注着底层？我觉得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陈思和教授也谈到底层写作的问题，他指出了时下一种不健康的倾向，他说，我们一谈到下层社会，要么就把下层社会看成一个同情的对象，要为它鸣不平、为它代言；要么就是把它看成一个纯道德的化身，也就是这些人都是纯洁无瑕的。
张光芒教授则谈到了小说创作中的“伪民间”倾向，他说，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主流历史、革命政治以及神圣爱情等为核心的宏大叙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作家所扬弃，与此同时，突破上述种种叙事形态及其所表征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民间叙事伦理”或“民间立场”，成为不少作家向往的“桂冠”，以致于现在好像只要戴上这项桂冠，就打上了“高质量”的标志。不过，随着这“桂冠”的漫天飞舞，我们看到，“民间”这片理应肥沃葱茏的土壤如今却是杂草丛生，良莠不分。他指出，民间立场如同革命、解放等其他立场一样，如果不能够坚持人性探索的底线与人文精神的原则，如果不是遵循审美叙事原则渗透在文本肌理之内，而只是成为一面高扬在作品之上的旗帜的话，就会走形变异，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晰地从当前的民间欲望叙事、民间历史叙事等最为流行的几种叙事形态中呈现出来，如果能够对民间叙事的蜕变，尤其对莫言、余华等这样备受推崇也拥有广泛读者群的民间叙事大家的叙事症候，进行一番考古学式的探究，无疑有利于我们透视长篇小说创作思想精神下滑的轨迹。
徐德明教授讲的是乡下人进城小说的历史逻辑。他认为乡下人进城的小说现在在创作界占有很大的分量，大量的作家、刊物、作品的介入，已经构成了一个不提出任何观念、命名的自在的文学运动。他说现在的我们的政治语境是要求现代化，与国际接轨，都市化是我们的目标，那么必然要有大量的农民进城。但是他忧虑这个由大量的最底层农民工构成的都市，这样的都市现代化是不是很危险？他认为都市化的历史必然要求（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支配），与它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使得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本身是个悲剧。他总结出乡下人在城里的生活模式：垃圾生活；农民工生活（农民工生活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我们的劳务制度的相对的保证）；小本生涯；女性生活等。说明乡下人进城，其实没有进城，只是去了一个他没有去过的地方。最后徐先生通过乡下人进城的生活结局来反证他们走的这种由前现代进入后现代这样一个历史逻辑的悖谬。多数人进城的起点都是去谋生，“城里好活人”，可是他进了城之后常常是死人，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事情。指出这是一个被人虚拟出来的那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样要求在乡下人身上不能实现的一个悲剧。
作家陈应松他指出有许多批评家对底层叙事是误读的。底层叙事才刚刚开始就说它遇到了巨大的困境，说它是主题先行等等，把它妖魔化、无名化到所谓这些作家就像在写诉苦材料。他说“我写的就是我所见到的真实的故事，我是在写一个个具有现实感的寓言，我就是在写寓言。”他还说，有一些人把底层叙事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相提并论也是一种误解。两者有着巨大的不同。针对现在底层写作一窝蜂的现象。他说这不是他们这些比较早的作品所引出来的错误，这个帐应该算在底层叙事或者写三农这些题材的作家的身上。他同时也指出底层叙事的出现的许多原因，第一，它可能是对真实写作的一种偏执的实验。第二，底层叙事对我们政治暗流的一种逆反心理的新的写作活动。第三，它是一种强烈的痛苦的清醒地社会思潮。第四，它是当下恶劣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抵抗、补充和校正。
评论家汪政的发言首先对当前一些社会现象作了一些描述和概括，指出只有文学对我们的生活始终抱保持一种关注。认为从寻根文学到新写实，再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他们总有种种不足但毕竟承袭了文学自远古以来的基因，即“诗可以怨”。文学总是充当着不合时宜的角色，总是关注着自己时代的疮痛，自己时代的溃败之处，关注着失败与不幸的人群，守护着人们最柔软的深处。文学是从时代的忽略与遗忘处出发的，寻根是对失落的文明的复现，新写实是对日常生活忽略的抗拒，现实主义冲击波意外的唤回了被放逐的底层，而今天，新世纪的小说则将笔触探向了这个社会无法看清的暗处，无法顾及的柔弱处，无法明确的病痛处，它们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些社会的硬件与结症，不是腐败、改革的难题、公平与效率等等这些宏大问题。它们是一种氛围，一种心理，是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内心生活。
四 创作资源问题的探讨
作家阿来在谈到局限性写作中说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问题语言提供了多少可能性。第二个，小说这种形式，我们必须承认从文艺复兴以来小说形式发展到今天我觉得不是小说家越来越多自信的时代而是小说家越来越感到别的媒体方式别的传播方式，越来越感到小说的形式被小说家局限了的时代，因为过去的小说要讲故事，过去的小说要反映别的什么东西。现在的小说则正在被新文化被影视被图像所代替。那么留给小说家的空间，我们还要在当下的社会当中保持在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当中不同的传媒方式当中，我们要保持一种独特的方式，这个局限应该认识到，应该充分承认这样的一个局限，但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思想上的局限。因为今天我们在此讨论的，其实我们很少援引中国传统的思想，尤其谈小说我们大部分要谈西方。但是中国小说在那个时代，有时候西方产生左拉产生雨果产生巴尔扎克产生那样的时代，西方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了非常长的时间，他们也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他们思想理论的准备，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一点一点的积累的，一代一代的不断丰富它。而且包含了几代人中大量地实践，从最初挑战宗教的品质到最后科学整理，最后到社会制度的创新。英国人的制度法国人的制度美国人的制度。当然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提出很高的要求时，我们这个半拉子社会提供的思想资源却很少，我们整个社会制度都是搬来的，这个社会制度里面基本的社会伦理，基本的思想诉求都具有强烈的殖民性，让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王彬彬教授从四个方面谈到作家的可持续创作问题，他说，影响一个作家可持续创作的内在因素有四种，即才华、情怀、文化修养、与现实之间的文学性关系。一个作家的才华只有通过情怀才能充分的发挥出来。情怀虽不能产生才华，但却能哺育、滋养才华。只有当邃博大的情怀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才华得以表现时，才华才能得到磅礴的发挥。他认为“江郎才尽”应改为“江郎情尽”，因为只有当才华失去了情怀的哺育、滋养时，才会萎缩、干枯。在文学修养方面，王彬彬教授指出了探究性阅读的重要性，并认为一个作家对现时所具有的那种文学性的感受、文学性的情思是他可持续性写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王尧教授的发言谈到了90年代以来我们写作中的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倾向。他把它描述为一种新的文学的寻根活动，认为它跟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既有一些区别又有一些联系。80年代由于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作家如何来回应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对曾经的提出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如何来呈现或者说发挥中国文学的文化或审美的类似的问题，重新把文学和传统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话题没有深入地完成下去。90年代以后，社会的转型使得写作中出现许多新的特点。比如说《秦腔》，反映了在现代化的张扬以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是怎样解体的，涉及到的对乡土中国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像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从生态史、从社会底层的角度重新思考人性的空间，跟我们过去所讲的寻根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还有像莫言《生死疲劳》提出的关于章回体小说的问题。很多作家评论家都提出文学要回到我们传统的叙事资源里面去来重新思考的问题，强调要回应本土中国与世界体系这样一个问题，显示了这样一种新的寻根的倾向可能。另外由此还谈到知识界的复古主义的一些问题，质疑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回到传统的可能？怎么来看待复古主义的问题。
贺仲明教授说当代很多作家的创作都有形式方面的自觉。与80的先锋文学相比，在精神方面，艺术的自觉上都有一定的联系的，但是当下的创作本土意识更强，现实、题材、隐含的对中国现实的志向更明确，因此也更值得肯定。中国文学的两方面资源，西方的本土的，其中传统资源转换则更为艰难。他也指出了当下小说创作中的不足：一是形式技巧与现实和谐不够。简单化，技术强的历史领域更多。直面现实的比较少。二是在本土化、本土资源的现代应用方面有很多生硬的地方，没有从古代小说蓝本中脱离出来。三是对生活的真实方面。真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它应该成为文学的标准之一。客观的还原，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些粗糙化，西方化痕迹也很明显的问题。
孟繁华教授认为日常生活的复制性，没有新鲜的东西。新疆的研究古老的同时也是新疆当下生活的一部分。他说06年的长篇的小说创作与新疆经验相似，许多作家取材就越来越取材于边缘经验和超稳定文化结构。苏童《碧奴》。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如铁凝的《笨花》。杨剑龙教授则从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来谈创作的资源问题。
五 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
丁帆教授说，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作为底层的代言人的角色是否要解构呢？需要我们重新考虑，作家作为底层的代言人他表达过程中成为不真实的表达，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要寻觅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能不能融进现实的书写中可以讨论，虽然没有公共的现实主义，但是有公共的现实，在体制和消费文化的双重挤压下，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最重要的。
作家格非在谈到农村里精神凋敝的时候痛心的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责任问题，他说，现在的底层被谁控制了，我们知识分子难道没有责任吗？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大家都变得面目可疑了，心里有鬼，精英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我们国家的精英素质、精英生态本来就很脆弱。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已经完全衰退。精英本体的整体消亡令人痛心，我认为完全有必要重新维护、塑造精英的核心精神。评论家李建军则从刻度、气势、独立的怀疑的精神几个方面来谈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与现实保持紧张的关系，从而保持自己的批判性。张清华教授认为，批判是生命，然而要批判谁？批判什么？要批判我们自己。现时代文学的使命仍然是人的问题。张光芒教授说，真正的底层立场它是不会表达自身的。如果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里写底层的话同情心是不够的。批评界有这样一种声音要知识分子作家以一种更高的境界来写他。
王宏图教授认为，90年代后整个知识界，包括文学写作中知识分子的古朴精神处于一种交界状态。在历史的漫长过程中各种可能性被尝试完毕后，呈现精神疲软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唯一处于优势的是对理性的嘲弄，那种怀疑的知性态度。传统的教条解构了，知识分子创作的主体精神被彻底消解后，连自己的感情世界都把握不住，它对底层的表达当然持怀疑态度。它不但不能引领历史未来的发展，它作为自己群体的存在都失去了方向。这时底层跟知识分子构成了很奇特的关系。尽管底层社会在历史上也受过很多的波折，同知识分子一样同样经历了20世纪中国的动荡，但它相对来讲还保有相对原始的生命力。在新社会转型面前，有很多故事要表达，现在出现了很多打工题材的小说，底层丰富的生活对知识者解构的贫乏和溃败的精神世界既是一种挑战又是一种诱惑。所以一方面大量的打工者自己去写这种生活，另一方面文学的写作者有很多人去写作。正如李敬泽所说很多写作者本身不是打工者，所以他们并没有切实的体验，他们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写实一种表态性的写作，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写作就是陷入一种流产或半流产的状态。一方面这和知识者溃败的精神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它已不能承担底层的民间的丰富的内容，但底层如果没有必要的文化资源的话，没有传统的话，它也无法有效的书写自己。因为任何的写作总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上，不可能从零开始。因而底层要获得那种有效的书写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知识分子，求助于作家，这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底层对传统它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解构；一方面它是一种诱惑，它有不可以被话语所涵盖的丰富性。同时写作者对底层也是充满恐惧的，底层隐含着很多不附合文明规范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是对知识者以前所信奉的理想的东西构成挑战，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将来有可能产生有着较高文学价值的作品，知识者与底层的紧张关系是一件好的事情，能激发文学的想象力和生命力，如果是那种和平相处毫无冲突的关系反而变成一潭死水。
在围绕这些核心问题讨论时，也有一些学者、评论家提出新的概念，如雷达的“新世纪文学”，吴俊的“国家文学”等。最后董健教授作会议总结，作家赵本夫宣布闭幕。
(蒋电波 员淑红报道)
（“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会议现场）
（著名评论家董健教授在会上发言）
（阿来与阎晶明探讨局限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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