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西方文论在台湾――一种出版史的考察
发表时间：2007-11-29阅读次数：891
孟 樊
（台北教育大学 语文与创作学系，台北）
内容摘要：现在是“理论的时代”，更是西方文论在台湾文坛及学界当道的时代。此所谓“文论”，除了指涉文学理论之外，其涵义尚包括文化理论。西方文论在台湾发展的兴衰，可从其出版史的角度来加以考察，而从出版史的检视当中，可以发现，西方文论书刊的出版，或兴或衰，显示的正是一部文论的接受史，不啻就是一部西方文论在台的出版史。本文出以文学社会学的观察角度，依时间发展的顺序，并按其出版的兴衰状况，约略将此一出版历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即：理论沉寂期（从日据时代至1950年代初）；理论萌芽期（自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末）；理论勃兴期（从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理论全盛期（自1980年代末迄今），考察的对象则以书籍的出版为主，并兼及文学/文化杂志的出版。
关键词：西方文论；理论的时代；文学社会学
一、前言
虽然有西方学者在1990年代便宣称我们其实已进入所谓“后理论”（post-theory）的时代[①]，譬如英国著名文论家伊格顿（Terry Eagleton）在他2003年出版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一书中劈头就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然而，理论果真失势，于今已不再受到青睐？紧接着上一句话，伊格顿在该书中马上强调：事实上我们并不可能就此便松一口气，以为从今以后可以不必理会理论，重回理论之前那种天真无邪的岁月，换言之，我们已远离只消说“读济慈（John Keats）的作品令人感到愉悦”便已足够的年代，伊格顿遂谓：“倘若‘理论’意味的乃是对引导我们的假设进行合理的系统性反思，那么它依旧如往昔般不可或缺。”[②]
理论的确迄今仍不可或缺，尽管西方文论（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已过了它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例如柯恩（Ralph Cohen）在1989年所主编出版的《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一书，即标志着一个辉煌的“理论的时代”；也因此贝瑞（Peter Barry）在《初探理论──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一书开头即说，1980年代是个文学理论高峰的时代[③]──但显而易见，越过千禧年之后，它仍未走到尾声，尤其是在台湾，由于文论书籍自1990年代以来出版数量益见丰富，更未见有走下坡之势；譬如《文讯》于2006年元月号（243期）推出“当西方遇到东方：文学理论应用与研究”专题，虽然邀稿撰文的学者对文学理论在研究及运用上颇多质疑，却也证实一件事，那就是（如该辑〈编辑室报告〉所说）：文学研究与论文写作“应用西方文学理论，已成为普遍的现象”[④]，至少伊格顿在上书中所宣称的“理论之后”的情况尚未见于台湾本地。
回顾西方文论在台湾出版的历史，在文论书籍出版蓬勃之际，往往也是文论发皇之时。按日据时期以来文论书刊出版盛衰的情况做为划分的依据，西方文论在台湾的出版历史约略可分为四个阶段：一为“理论沉寂期”（自日据时代到1950年代初）；二为“理论萌芽期”（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三为“理论勃兴期”（自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四为“理论全盛期”（从1980年代末至今）。本文即本此历史分期，从文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的观照角度分为二节予以检视，检视的对象主要放在书籍的出版上，并兼及相关文学杂志的探讨。
二、理论沉寂期与萌芽期
华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一书中的第二章《读者大众与小说的崛起》（“The reading public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不厌其烦地论证了一个他揭橥的命题，即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之所以初兴于十八世纪，与英国当时的书商（booksellers）对于作者强而有力的影响息息相关。由于识字大众日渐增加，书商为了迎合读者大众的口味，要求并控制作家创作较为浅显易懂的作品，于是──华特借用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re）之口说：“写作……变成了英国商业一个相当大的分支。书商是大制造商或雇主。不少作家、撰稿人、誊写员、业余作家，以及所有其它以笔墨为生的人，都是所谓的大制商雇用的劳动者。”[⑤]而小说因为被广泛地视为是一种降低标准的写作类型的典型例证，较易为这一支不断扩大的读者队伍所接受，在书商“慷慨的支持”下，终于让小说这一新起的文类后来居上，开始在市场上大量流通[⑥]。
华特上述这一“小说兴起”的文学社会学说法，拿到西方文论在台发展的情形上来观察，一样也说得通。易言之，西方文论发展的兴衰与出版商支不支持有很大的关系，总体来看（尽管未经确切的统计），随著书刊出版量的日趋增加，西方文论入台乃至在台的发展，也从早先的沈寂、萌芽期历经勃兴期直到晚近的发皇阶段，逐渐取得与中国古典文论并驾齐驱的地位，尤其运用到当代的台湾文学研究上，更呈现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按目前看来，这是个“理论的年代”，不管你承不承认，理论已经成为我们知识传统的一部分，成为许多学术领域里必需的装备，甚至自成领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⑦]。如上所述，对于当代台湾文学的研究而言，这更是“西方文论的年代”。然而，西方文论如何由龙套越居主角？以下从出版史的考察中，至少提供了吾人部分的解答。
(一)理论沈寂期
西方文论与台湾文坛发生关系应自日据时期始。日据之前的明清时代尚未发现与西方文论有关的文献。以台湾当时的文坛而言，少许的西方文论系透过日本的中介而辗转进入台湾的。首先，就文论书籍的出版来说，虽然现今留下的文献数据相当有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大胆地推断：由于当时台湾本地出版事业的不发达，例如鲜有正规的中文出版社，连书店也几乎都由日人经营，数量也有限；加诸西方文论尚未至发皇之境地，所以这是一段西方文论出版的空白期。当然，在日本本国（内地）不能做如是观。
昭和初期（约当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现代主义（modernism）思潮即已进入日本，法国的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与德国的新即物主义（new objectivity）等即为《诗和诗论》诗人集团所鼓吹。按陈明台的研究，当时西方流行的未来主义（futurism）、象征主义（symbolism）、立体主义（cubism）、达达主义（Dada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与意象主义（imagism）等文艺思潮，“至迟在大正十至十五年间已成为流行的风潮”[⑧]。譬如《诗和诗论》的两位健将──春山行夫的《以乔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与西�顺三郎的《欧洲的文学》二书，即约在此时（于日本）出版；而另一新即物主义诗人村野四郎与木下常太郎同撰的《�代的��》�由东京宝文�于昭和二十九年（1954）印行出版。
以上日本国�出版的关于西方近现代文学思潮的作品，咸信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当时台湾（尤其是留日）的作家、诗人，例如风车诗社的水荫萍（杨炽昌）在他发表于1936年3月的《ジヨイスァナ──ジエムス．ジヨイスの文���》一文，即透露出他受到春山行夫与西�顺三郎上述二书的影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水荫萍上文却是收录在1985年始出版的日文版随笔集《�の�》中[⑨]，这里似乎说明了一件事：文论（包括西方文论）专书之出版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本岛）显非易事；而从这一点可以想见，当时台湾本岛文人及作家出书是如何地艰难，不惟如此，按日人河源功所述，由于日书进口台湾不易──日本殖民政府订有出版特�法以检阅输入的出版物[⑩]，台湾文人及作家大多只能透过阅读及（在日本当地）购买等手段间接来接触现代西方文艺思潮。当时被禁止输入的书籍中，包括杨逵于日本《文学评论》获选为第二奖（首奖从缺）的《送报夫》等作品，以及佐藤春夫于1936年由日本昭森社出版的《雾社》一书（同上引）。日本殖民政府采取如此严密的出版审查体制，自然不利于西方现代文学及文化思潮在台之传布。
事实上，不只西方文论或文艺思潮，包括所有的文学作品在�，在日据时期以专书形式出版成单行本的数量委实有限，依梁明雄《日据时期出版之单行本新文学书刊表》所列，只得三十六种新文学著作，其中属文学评论的单行本书籍更是凤毛麟角，只有杨炽昌的《洋�の思惟》（日文评论集）与龙瑛宗的《孤�な蠹�》（日文文学评论集）二�[⑪]。杨炽昌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并藉由风车诗社将此一现代诗派引入本岛，在台湾诗坛已是家喻户晓，他的诗论与文论自然而然呈现超现实主义的观点；至于龙瑛宗的《孤》书，由于论述了西洋十九世纪果戈理、屠格湟夫、佐拉、巴尔札克等俄、法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家，显见他也接受了西洋近现代思潮的洗礼，这也就是说，西方文艺思潮只能透过对当时少许作家文艺观念的影响，并藉由仅见的文学评论集的出版而和台湾文坛接轨。
其次，就当时发行的文艺刊物而言，根据日本学者中岛利郎主编的《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全五卷）来看，以台湾本岛作家（如黄得时、杨云萍、刘捷等人）为主力的文学论述，只有少数人触及西方文艺理论或思潮[⑫]。即以1920年代二本代表性的文化刊物《台湾青年》与《台湾》为例，在《台湾青年》三卷三号有甘文芳发表的《�社�と文�》一文，从甘氏之主张中“��他�世界文�思潮有相�程度的理解”[⑬]；四卷一号中也有一篇日人小野村林藏的《现代文艺之趋势》，该文则具体地介绍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文学思潮，尤其注意及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三大文艺流派──自然主义文艺、象征主义文艺与人道主义文艺，并强调文艺乃时代精神的反映，而且近代以来由于“印刷术发达，邮政制度完全，民众理解力增加，因之文艺影响社会亦大”[⑭]。
另外，在《台湾》前后发行的十九期杂志中，共有八篇文艺论文，而与西方近代文艺思潮有关的则只有两篇，即林南阳（林攀龙）的《近代文学的主潮》（第三年第五号）与甘文芳的《近代思潮的推移》（第五年第一号）[⑮]。值得一提的是林南阳长达一万三千余字的上文，该文主要取材于日本大正年间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于1912年出版的《近代文学十讲》，林南阳吸收了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并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纵横议论，旁及欧洲各国主要文学思潮及文学家；该文的后段则提及“在社会主义思想下，正在展开的普罗文学”，显示出林南阳对文学关心的全面性，所以林瑞明认为：“1922年中国的普罗文学犹未展开，他已从日本文学看到了新趋向……展现了台湾知识分子的世界性的眼光，透过日文毕竟是有效的吸收世界思潮的途径”[⑯]。
总的来看，日据时期在台出版的文化性或文艺性杂志，虽有若干文学理论的主张援用了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的重要观点，尤其是左翼的普罗文学（proletariate literature）观（如《伍人报》、《台湾战线》、《赤道》等刊物）[⑰]，惟就其发表的分量与所占的篇幅来看，相对于文艺创作及其它评论文章，仍属聊备一格。不论是文学书籍的出版或文化�文艺刊物的印行，西方文论虽然借用文艺思潮的躯壳化为文人与作家的评论文字，由于自始至终未见出版热潮，可谓为“理论的沈寂期”，更未有热衷于出版或刊行的出版社或杂志社，因为此时也尚未出现所谓的专业的文学理论家。更进一步言，即就有关的文艺思潮评论文字而言，众所皆知，文艺思潮涵盖的范畴也不尽然等于文学�文化理论，譬如此时期西方已兴起的重要文论──俄国的形式主义（formalism）与英美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这两个被视为正宗的文学理论，则尚未为作家或文人所认识，反而是与文论无关的创作主张（如改革社会，唤醒民智等）屡被提及。
(二)理论萌芽期
1945年台湾光复重回中国怀抱，虽然光复后日人经营的大出版社皆自动“寿终正寝”，遗留的台湾书籍株式会社、台湾新报社、台湾放送协会放送局等出版新闻机构，其设备也多陈旧不堪[⑱]，但是光复初期仍有百余家出版社营运，而出版之书籍仍以日文本为主[⑲]。值此之际，中国大陆各大出版社乃纷纷来台开设分局，先有中华书局于1945年在台设立特约所，1947年成立台湾分局，同年商务印书馆等筹设台湾分馆，翌年世界书局与启明书局也在台北创立分局，再一年正中书局台湾分局正式挂牌。这些老字号出版社在台设立分支机构的目的主要是拟藉此将上海等地的图书输入台湾发行贩卖[⑳]。大体上，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台湾民间出版事业尚处萌芽阶段，活动贫乏，相形之下，国民党公营的出版机构则一枝独秀，成了此时期出版界的主力，但主要出版物不是政治教育书籍，便是各级学校的教科书[21]。
1950年以后，台湾本地诸如大江、群力、华力、大业、明华、红蓝、重光文艺、文艺创作、晨窗、新世纪、野风、东南文化、中山、文坛、力行、新兴、光启、三民、百成、文化图书公司等出版社或书局相继成立，这些新成立的出版社，大多数以出版文艺类书籍为主。然而就目前所搜得的文献数据显示，此时期仍未见有西方文论之类的专书的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创刊于1956年9月的《文学杂志》。该刊是由当时明华书局刘守宜找台大夏济安教授筹办并主编，其征稿声明中率先即表示欢迎“文学理论和有关中西文学的论著”这一类的稿件，盖其“可以激发研究的兴趣”，虽然“它们本身不是文学创作，但是可以诱导出更好的文学创作”[22]。夏济安本乎此一“学院本位”的信念，除了在该刊陆续译介西洋现代重量级作家（如亨利．詹姆斯等）外，更是大力提倡英美的新批评，例如第三期即推出张爱玲译的新批评大将华伦（Robert Penn Warren）写的一篇《海明威论》；夏本人亦于三卷三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首坏诗》的译介文字，强调以新批评的“字句的剖析”（explication of texts）来批评文学文本[23]，可说是将新批评文论首度引进台湾文坛。《文学杂志》之后于1960年3月创刊的《现代文学》（由白先勇任主编），则赓续了《文学杂志》绍介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与理论的作法，连同于前一年创刊的《笔汇》（作家常与《现代文学》重迭），在1960年代期间，前后亦都刊行过不少以新批评观点写成的论文或译作[24]。
在1960年代之前于文学刊物上大力引介西方文论（特别是现代文学理论），除了上述几份文学杂志外，最重要的莫过于1950年代中期之前成立的三大诗社（现代诗、蓝星与创世纪）所创办的诗刊，不可否认，即便是对于西方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的引介与运用，诗刊一向亦都属于带动文艺发展的火车头地位，特别是1960年代的《创世纪》诗刊，引介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不遗余力，例如痖弦泛谈��主义（Dadaism）及超现实主义的《诗人手札》、洛夫纵论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之镜》（以及摘译的范里的论文《超现实主义之渊源》）、李英豪论述新批评张力之说的《论现代诗之张力》等论文，即分别发表于《创世纪》第十四�十五期（1960年）与二十一期（1964年）[25]。
相较于文学刊物率先引介并提倡西方现代文思潮与文论肇致理论萌发的情况，在文论专书的出版方面则可谓是“乏善可陈”。战后与西方文论有关的专书，最早的一本是1956年出版由徐复观翻译日本诗论家�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原作出版于1928年），该书涉及西洋近代以来包括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以及象征派与高蹈派等各流派的文学主张[26]。一直要等到1960年代，始见有由国人著作涉及西方文论的专书的出版，1964年有王梦鸥的《文学概论》（引用了新批评的观点）[27]，1968年则有姚一苇的《艺术的奥秘》（引用的西方文论几乎涉及一部西洋文论史）[28]二书的出版。
令人关注的是介于王、姚二氏文论专书出版的期间，台湾商务印书馆在王云五的策划下于1966年推出“人人文库”丛书，并在当年重印了戴望舒翻译的提格亨（P. Von Tieghem）的《比较文学论》一书，而该书则载有近代以来特别是欧陆代表性文论（史）家的主张与看法。吕正惠认为：“在1960年代以前，由于台湾经济并未完全复苏，政局也不十分稳定，文化发展的条件并不十分良好，西方作品的翻译（新译）相当少见，出版的文学翻译几乎全以重印1949年以前的译本为主。”[29]戴望舒翻译出版的上书，证明了吕正惠所言不虚。
整体而言，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结束，不论是文学刊物的发表或是专书的出版，西方文论进入台湾开始发展已初见旭光，若干前卫诗人与小说家的大胆引用，以及少数学者有心的提倡（以做为评论作品的依据），促使西方文论在台湾文坛逐渐萌芽。然而，也由于专书出版数量稀少，加上传统中国古典文论于大学黉宫内仍居优势，文学刊物上出现的相关文字亦一鳞半爪，未有系统的引介，致使西方文论此时期仍处于蛰伏的阶段。
三、理论勃兴期与全盛期
时序走到了1970年代，不论是西方或台湾，整个时代氛围明显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西方，1960年代发展起来的激进的异议文化走到了最高峰，而后现代文化则在此时隐隐然开始浮现，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史金纳（Quentin Skinner）宣称这是“大型理论重返的时代”。在1985年他主编的《大型理论在人文科学中的重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一书的《导论》中即言：
时代无疑地已经有所变迁。在过去这一世代里，乌托邦社会哲学家再一次地予以实践并鼓吹其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大量的各种相异的形式复苏并兴旺起来；精神分析学家以拉冈（J. Lacan）及其追随者的作品取得一个新的理论趋向；哈伯玛斯（J. Habermas）与其它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诸子则在马克思与弗罗伊德理论间持续反映他们的对等关系；而女权运动已增添了一大堆先前被忽略的视见与主张。处于所有这些骚动之间的英语世界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社会哲学的大本营，已受到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经验主义、解构主义及其它入侵群众的威胁与毁损[30]。
恰在此时，西方文论“入侵”台湾宝岛的情况“无疑地亦有所变迁”。当初继踵夏济安引新批评入台的台大外文系教授颜元叔发表于1969年1-3月号《幼狮文艺》的长文〈新批评学派的文学理论与手法〉，标志着新批评文论入台发展在此奠立了基础。就在同一年，施淑女的硕士论文《九歌天问二招的成立背景与楚辞文学精神的探讨》由台大文史丛刊出版，在该书中施淑女率先尝试以佛来采（J. G. Frazer）《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的“圣婚”（sacred marriage）的观点来解释《九歌》中意识形态与神巫关系，并指出屈原作品中所表现的“昆仑山的向往”的昆仑山正好符合容格（C. G. Jung）的“乐园型”基型（archetype），首开神话基型（或称原型）批评与结构主义研究中国古典诗文的风气[31]，而这也标志着以外文系为主导的“引西方文论入中国古诗文”的比较文学时代的嚆矢。比较文学研究风气在台湾盛行的此一“理论勃兴”的时期，其背后透显的正是西方文论“重返”的时代意义。
(一)理论勃兴期
事实上，上所述《幼狮文艺》并非西方文论传播之主要刊物，但它上面刊出的颜元叔引介新批评的长文，却非新批评在台发展的尾声，反而是它在台湾自此长居西方文论主流地位的一个里程碑，其余绪直到1976年还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掀起颜（元叔）、夏（志清）二人关于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的论争，颜氏以新批评为后盾质疑夏氏所坚信的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不免是“印象主义的复辟”[32]。在《中国时报》上由颜夏二人掀起的“现代批评与传统批评之间的交锋”，除了他们两人外，参与论战的还有黄维梁、黄青选、黄宣范与赵滋藩等人[33]。惟类如《中国时报》这种报纸媒体，向来并非西方文论入台主要的竞技场与传播渠道，反倒是由台大外文系于1972年创办的《中外文学》，由于自此时期开始大力提倡比较文学研究，从中引入不少西方当代流行的文学理论，成为此后西方文论入台的主要滩头堡。而在1970年代以后，在比较文学思潮中，最早被引进台湾地区做为中国文学批评的西方文论，首推现象学（phenomenology）[34]，刘若愚于1981年由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文学理论》（引用现象学方法会通中国文学理论）堪称代表。现象学之后，紧接着还有诠释学（hermeneutics）、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乃至符号学（semiotics）理论等，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诸如叶维廉、周英雄、侯健、张汉良、郑树森、古添洪、李达三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中外文学》则成了他们会通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的大本营。
在比较文学理论书籍的出版上，东大图书公司于1970年代推出的“沧海丛刊”原包括国学、哲学等各个次书系，林林总总共约三十类，其中以文学类（含比较文学、中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出版的数量最大，而有关西方文论的拓植则全数集中在比较文学类中。比较特殊的是，这一“丛书中的丛书”还由东大力邀叶维廉挂名主编，并为此一“比较文学丛书”撰写了一篇《总序》，序文中提及此一书系推出的“专书中亦有对近年来最新的西方文学理论脉络的介绍和讨论，包括结构主义、现象哲学、符号学、读者反应美学、诠释学等，并试探它们被应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引起的危机。”叶氏最后且在序文末列出第一批丛书目录[35]。
除了东大推出的“沧海丛刊”书系外，草创于1967年的志文出版社自创社以来推出的“新潮文库”，于1970年代前期也出版了不少西方文论的专书；与东大的出版策略不同的是，志文的“新潮文库”主要以译著（多数间接透过英、日文翻译西洋原著）为其出版大宗[36]，其出版范围也兼涉文史哲等各科领域，在西方文论部分则多集中在存在主义文论与精神分析理论上（如《上帝之死（反基督）》、《智慧之路》、《非理性的人》、《悲剧的诞生》、《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精神分析入门》、《梦的解析》、《少女杜拉的故事》……）。志文后来又续推出“新潮丛书”系列，出版了夏济安《夏济安选集》、叶维廉《秩序的生长》、陈世骧《陈世骧文存》……等文论专书，尤其在1972年出版颜元叔翻译的被视为新批评经典大著的由卫姆塞特（William K. Wimsatt）与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合撰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列为另一系列“新潮大学丛书”首号，又四年同一丛书再出版王梦鸥与许国衡合译的华伦与韦勒克（Ren’e Wellek）合著的另一本新批评的代表作《文学论》。志文出版的上述这二本“大书”，无形之中等于宣告，在1970年代尚未结束之前，新批评在台湾的西方文论中仍稳居霸权的地位。
显而易见，相较于前此萌芽期西方文论那种“一鳞半爪”式的出版型态，1970年代在比较文学学者有意的引介下，有关西方文论书籍的出版便显得较具系统性，这期间幼狮文化公司于1975年出版的徐进夫译的《文学欣赏与批评》以及正中书局于1979年出版的李宗�译的《现代文学批评面面观》二书──前书介绍了传统批评（含历史与传记分析、道德与哲学分析、文体批评等）、形式批评（含新批评）、心理学批评、神话与原型批评、表象（象征）批评等批评手法；后书也介绍包括历史论、形式论、社会文化论、心理学派与创作神话论等五种文论。这二本书的出版似已暗示读者对于通论性、导论性西方文论著作的需求与日俱增，而这又和当时大专院校开设有类似的科目密切相关。按照黄锦珠于1987年所做的一份调查“大学中外文系所的文学批评教育”所示，未开设有“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其它相关课程的系所，比例极低（仅一、二系所）；藉由黄锦珠的访问，像方祖�（师大国文系）、陈长房（淡大英文系）与简政珍（兴大外文系）等开设有“文学理论与批评”课程的教授，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其授课内容均涉及当代西方文论：从形式主义、新批评以至于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ies）、女性主义（feminism）与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不一而足[37]。
由于大专院校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于是不论教师或学生便有教材之需求，而这也是东大等出版公司愿意支持出版这类著作的原因之一，像台大外文系教授蔡源煌1987年出版的《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术语新诠》一书之所以一刷再刷，正说明了这一事实。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西方新起思潮的影响，台湾学界原先弥漫的理论氛围有了转变，前此左倾的理论思潮退位，取而代之的是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postmodern）思潮的登堂入室，东大“沧海丛刊”于1985年推出的廖炳惠的《解构批评论集》与五四书店于1989年出版的罗青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即堪称代表，但更重要的则是1989年由《当代》杂志社出版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当代》于1986年5月创刊第一期即推出“傅柯专辑”，此时于1980年代结束前推出詹明信这本重要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专著，象征西方文论在台出版史中又一次的要角变换，而《当代》自1980年代中期创刊后不遗余力地引介当代西方最新思潮，其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二)理论全盛期
1990年代伊始，西方文论在台湾的演变则由1970与1980年代的勃兴时期迈入另一个全面蓬勃发展的时代。值此时期一个显而易见的景象是：不少向以出版人文社科见长的专业与综合性出版社，诸如时报、远流、桂冠、东大、扬智�生智、骆驼、立绪……纷纷开设新的书系，大量引进西方文论，乃至出现像女书店这类主题明确并具社运（女权运动）性质的专业出版社，努力深耕单一议题（女性主义）的出版物（余如元尊、开心阳光亦近似）。出版社之所以热衷于西方文论的出版，背后约有下列几项因素促成的：
1.社会运动蓬勃地展开。延续1980年代戒严及报禁解除之后掀起的各类型社运的解放潮流，1990年代的社运则由女性、同志、少数族裔等弱势族群当道，这些新起的社运更具文化色彩，背后则须有思想理论为其依据，并做为其论述的靠山。
2.留美及留欧学者学成纷纷返台，直接引进当代西方时髦的文论，尤其是“解”（de-）风潮以来的各种思想（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与酷儿理论等）。留欧学者引入的德、法文论更是值得注意（如吴锡德、林志明等人所扮演的角色），当代欧陆文论经典的翻译不再（像志文出版社那样）二手转译自英、日文。
3.台海两岸文化交流的日趋热络。自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探亲开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益见热烈，两岸出版业先是从作者约稿、征稿、组稿开始，继而进展到双方的版权交易、投资出版，以至于互为输入简繁体字版图书展开书店的贩卖工作，甚至举办各类展销活动（含大小型书展），影响所及，大陆出版的西方文论（包括著与译）不管是直接或间接进入台湾，等于是为后者开了一扇窗口。
4.经由“经济活动的无国界”以及个人计算机与因特网的普及化，宣告所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正式的到来。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流通（以及知识传布）适时、快速，并且无远弗届，也因而“欧美一打喷嚏，台湾马上感冒”；所以欧美现在流行后现代、后殖民，台湾不消多时紧接着即出现后现代文论、后殖民史观，即刻跟进，几乎是做到“零时差”，不像新批评与存在主义入台起码落后有二、三十年的时差。
5.台湾大量成立各类文学系所（如比较文学所、台湾文学�文化系所、儿童文学所等），以致文学学者与博硕士研究生的培育到了量产的地步。学院建制化的同时，除了增设相关的文论课程外，教材的撰写与出版当更为迫切需要，基于经济学的供需法则，投入西方文论的出版自然有利可图。
从供需法则来看，例如1980年代中期台湾知识界由于流行西马（Western Marxism）热与新马（neo-Marxism）热，于是南方（“新学问丛书”与“新艺文丛书”）、森大（“新马评介丛书”）、远流、桂冠等出版社乃摩肩继踵纷纷投入这一西马�新马的出版热潮中；相似的情况，由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此一时期成为知识界及学术界时髦的理论，如上所述，不仅占居最多的开课科目，而且也成了众多评论文章与博硕士论文援引的依据，顿时间成为西方文论中的“显学”，难怪出版社会投其所好，出版的西方文论作品中（不论是著作或译著），大体上也以上述三种文论书籍居多。
在这一阶段除了少数大学学报或若干专业的学术刊物（如比较文学学会、英美文学学会、中研院欧美所等学术团体出版的专题集刊）外，持续译介西方文论不遗余力的仍以《中外文学》及《当代》两份于前期创刊的文学�文化杂志为主力（《联合文学》则偶有类似的专栏或评论文字的出现）；惟值此一西方文论出版的全盛时期，仍以专书的出版及丛书的推出最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全盛时期与勃兴期有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有计划地对于原著经典的�译，最显著的例子有二：一是笔者任职于时报出版公司时于1990年规划推出的「近代思想图书馆」系列，出版不少诸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巴特（Roland Barthes）、利瓦伊史陀（Claude Levi-Strauss）、傅柯（Michel Foucault）、高达玛（Hans-Georg Gadamer）、哈伯玛斯（Jurgen Habermas）、拉冈、哈山（Ihab Hassan）、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的重要文论经典；其二则是1994年由陈慧桦为骆驼出版社策划出版的“新韵丛书”，初期以英国伦敦的米修恩（Methuen）公司的同名（New Accents）书系（一套十二册）为“蓝本”，�译了其中若干重要的文论著作，包括诺利斯（Christopher Norris）、渥厄（Patricia Waugh）、莫伊（Toril Moi）等人的重要文论作品。
此外，上述时报与骆驼这两套书系还出现了一个前此时期（约1980年代中叶）所未曾出现的现象──这也是上述第三项背景因素──即多数原作译著率皆出自大陆译者之手。这是有鉴于一来台湾本地学术性专书的译者难求，质量有保证的学者又多不愿从事译述工作，盖台湾学术界向来不承认译著的学术成果（不能以此做为升等论文或博硕士论文）；二来大陆译者的稿酬较低（从一千字六至十美元不等），可以减低出版公司的制作成本（尤其翻译书籍还要负担一笔所费不赀的原著授权版税）；三来大陆译者较能掌握翻译进度，比较不会有像台湾译者拖稿的情况发生。
事实上，不只西方文论书籍的翻译开始出现有中国大陆译者的手笔，包括通论性乃至专论性的文论著作，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便陆续从中国大陆“进口”。所谓的“进口”情形有三：一是由台湾出版社策划选题，再主动邀约大陆学者专家撰稿，最典型的莫过于笔者分别于1993年起以及1995起为扬智与生智（扬智的副牌）出版公司策划与主编的“文化手边册”（已出六十九种）与“当代大师”（已出三十四种）二个书系，执笔人多为彼岸学者（约为三分之二），其中笔者主动约稿者占大多数。二是由本地出版社直接向大陆出版社（或作者）购买西方文论（已出版简体字版）著作的繁体字版权，在台湾重新排版出书，如文史哲、淑馨、洪叶等出版社即多采此种“进口模式”。三是由台湾书商或书店直接从大陆输入西方文论的简体字版书籍贩卖，包括问津堂、明目、结构群、秋水堂、上海书店以及诚品书店，目前都经营贩卖这类所谓的“大陆书”。
西方文论的专著或译著，当然并非尽皆来自中国大陆学者之手，就以翻译出版而言，台湾出版社如巨流、韦伯、麦田、立绪者流，多坚持由本地译者行�译工作；但在若干代表性的大型出版公司如联经、时报，以及新起的出版社如左岸等亦都不排斥径找大陆译者翻译西方文论名著，则面对对岸学者与译者入台一较长短的情况已然无法回避；而1990年代开始，对岸惯用的语法（如直译式笔法）与用语（如“反思”、“无意识”等）亦日益为本地学界与出版业所袭用，迄今已是不争的事实。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文论在台发展为全盛期，似乎中国大陆的学者与译者也做出了某种程度的贡献，而在文论的出版史上应该记上一笔；只是对岸的著作或译作难免也鱼目混珠（早期的文论著作更有死抱“马教条”的倾向），虽然台湾出版社对大陆“进口”著述或译作，大多设有主编、编委或校阅者予以把关，但是仍然不乏有“看走眼”者，读者与出版社都应认清此一事实。
四、结语
整体来看，首先，西方文论在台出版的历程，无非也就是一个接受的历史（a history of reception）过程，换言之，出版的兴衰关系着不同文论的起伏，某类文论的出版趋于热络，即显示该文论被普遍接受，盛行于1960至1970年代的新批评，以及1980及19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其时书刊的大力推介与出版，不啻说明了它们被接受为主流思潮的情形；反之，当1990年代以后坊间上再难以找到关于新批评文论的书籍时，也就表示它的辉煌时代已过，时序已跨过另一条“接受之链”了。
其次，西方文论在台出版的演变情形，述说着的似乎是一则文学典范变革的历史。如前所述，当某一种文论出版活络之际，往往象征着该文论于此间知识界或学术界已被众人所普遍接受，乃至形成某种理论的文化霸权，或者至少是时髦的代名词，居有主流的地位，也就是批评典范的树立。某一西方文论的出版，一开始或有带头兴替的作用，如1980年代中后期蔡源煌、罗青、锺明德、孟樊等人率先出版的关于后现代的论述文字，原来只是对于另一种新起文论的试探，一俟其于1990年代被文坛与学界接受之后，有关后现代议题的各种文论著作（包括译作）随即在坊间上大量“曝光”，形成一窝蜂出版热（女性主义书籍亦同），说明此时期后现代主义已被树立为一新的文论批评典范。
在回头检视上述这一段西方文论的出版史时，很容易会为这样的出版史下一个结论说：这是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在台的出版史。顺着这样的观点出发，则多数的西方文论作者、译者与编者，以及形成“生命共同体”的出版社，将被目为“西方文化的买办”──盖“为何会是西方文论而不是中国文论”呢？其实中国文论在出版上并未被弃之如敝屣，文津、文史哲、东大等出版社仍持续出版不少中国文论的好书，但是运用于现代文学的研究，“西风压倒东风”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在如今全球化业已启动的时代，文化（文论）在全球地域的传布与蔓延，已非只令西往东流，反之亦然（如印度瑜珈风亦曾一度流行于西方）。西方文论入台已势所难挡，但这牵涉萨依德（Edward Said）提及的“理论旅行”的情况。西方文论来台涉及从一个时地移转到另一个时地的“旅行”（traveling）行动，而这本身即是一种如他所说的“与起始点不同的再现与建制化的过程”[38]，也就是说在此间由台湾出版社嫁接的西方文论，难免“橘逾淮变枳”，经由本地学者、文人与作家的转介或“挪用”，不可能是原来完全的面目，这当中自然有文化濡化的作用在内，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碰撞，乃至把解构会通于老庄或禅学，显然都有如是“挪用”的味道。然而，就出版商来说，在商言商，只要西方文论让读者不讨巧，在市场上无利可图，自然也就不再有出版嫁接的问题──而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两年来笔者一直在担心自己策划主编的“文化手边册”系列丛书随时有可能被出版公司腰斩。
A Survey of the Publication o f Work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Taiwan
MENG Fa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aipai Educatio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re was a steady flow of books and articles with titles like After Theory or “Post-Theory” in the West. At this stage the glamour of literary theory fades, whereas the “moment of theory” has not yet passed in Taiwan.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ntered the intellectual bloodstream as a taken-for-granted aspect of the curriculum. The best account for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can be found in history of literary book-publishing. We may say that the publishing concerning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shows a history of the reception of literary theory.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ve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books about literary theory which is based on method in the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there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1)the immature period (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zation era to the 1950s ) , (2)the sprout period ( from the late 1950s to the 1960s ) , (3)the growing period (from the early 1070s to the 1980s ) , (4)the blossom period ( since the late 1980s ). In view of examining the publishing about books and magazines, let us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detail in Taiwan.
Key words: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mmature period; sprout period; growing period; blossom period
[①] Nicolas Tredell, The Critical Decade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1993).
[②] Terry Eaglton, 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p.1.
[③] 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P, 2002).
[④] 封德屏《编辑室报告》，《文讯》243期，2006年1月。
[⑤]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London: Pimlico, 2000, p.53.
[⑥] Ibid., p.48-55.
[⑦] 李有成《在理论的年代》，台北：允晨，2006，页11。
[⑧] 陈明台《台湾文学研究论文集》，台北：文史哲，1997，页43。
[⑨] 同上注，页48－49，62－63。
[⑩] [日]河源功著、莫素微译《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与日本文学的接点》，台北：全华科技，2004，页240。
[⑪] 梁明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台北：文史哲，1996，页392－396。
[⑫] [日]中岛利郎编《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东京：绿荫书房，2001。
[⑬] 林瑞明《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台北：允晨，2001，页6。
[⑭] 同上注，页8。
[⑮] 梁明雄，前揭书，页153。
[⑯] 林瑞明，前揭书，页12－14。
[⑰] 梁明雄，前揭书，页173－177。
[⑱] 辛广伟《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2000，页25。
[⑲] 陈俊斌《台湾战后中译图书出版事业发展过程》，南华大学出版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6月，页9。
[⑳] 蒋纪周《我国图书出版业之发展与现况》，中国出版公司编《中华民国出版年鉴（六十四年）》，台北：中国出版公司，1975，页37。
[21] 辛广伟，前揭书，页37－39。
[22] 转引自柯庆明《学院的坚持与局限──试论与台大文学院相关的三个文学杂志（1）》，文学传媒与文化视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国立中正大学中文系主办，2003年11月8－9日。
[23] 柯庆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台北：大安，1987，页107。
[24] 古远清《台湾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史》，武汉：武汉，1994，页315。
[25] 痖弦、简政珍编《创世纪40年评论选》，台北：创世纪诗社，1994，页13－67。
[26] [日]�原朔太郎著、徐复观译《诗的原理》（修订三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
[27] 王梦鸥《文学概论》，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28] 姚一苇《艺术的奥秘》，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68。
[29] 吕正惠《西方文学翻译在台湾》，文讯杂志社编《台湾文学出版》，台北：行政院文建会，1986，页238。
[30] Quentin Skinner, ed. 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5, p.6.
[31] 柯庆明《现代中国文学批评述论》，页149－150。
[32] 颜元叔《印象主义的复辟》， 1976年3月10日、11日《中国时报》副刊版。
[33] 古远清，前揭书，页323。
[34] 林素玟《文学理论研究概况》，龚鹏程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1959－2000）》，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1，页273。
[35] 叶维廉《比较诗学：理论架构的探讨》，台北：东大，1983，页1、17－18。
[36] 吕正惠，前揭文，页242。
[37] 黄锦珠〈大学中外文系所的文学批评教育〉，《文讯》33期，1987年12月。
[38]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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