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原乡体验与钟理和的北平叙事
发表时间：2007-11-29阅读次数：1389
张 重 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内容摘要：1941年夏，钟理和携妻、子从沈阳迁往北平。两年后，他全力投入写作和翻译，并于1945年4月由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了他生前唯一的一部作品集《夹竹桃》。在这些作品中，钟理和试图以一种独特的叙事疏解他的原乡情结。
在北平五年，钟理和遭遇到双重困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他震惊于引车卖浆者流的品性卑下，而以强烈的人性和道德敏感施之以知性的指斥；作为一个台湾旅居者，他感受到抗战胜利前后来自“祖国”的歧视和冷遇，而深深地陷身于身份认同的困扰之中。这两种智识趣向，使他的北平叙事呈现出极大的缠绕性。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钟理和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五四启蒙式知识谱系，但他的底层批判却以自己个人化的艰困生活体验转换了启蒙思想者的致思动机。其间潜藏着的，乃是一个“南方”知识分子的文化无意识。
钟理和的原乡叙事，因而不免陷入一个历史的和文化的难题：他期望借助原乡来解救自己，却发现自己仍难以摆脱失落甚至绝望的阴影。不过，这种失落之感，以其对人性的深入体察，而超越了单纯的爱国主义框架，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暗契了鲁迅等启蒙文学者的困顿，故而蕴蓄着更具普遍性的解放潜能。
关键词：钟理和；原乡体验；北平叙事
1959年1月，身处困境中的钟理和完成小说《原乡人》，参加香港《亚洲画报》的征文比赛，可惜最终落选。同年他在《联合报》副刊发表小说多篇，其中亦未见该作。次年钟理和去世，该小说才作为遗作刊发于《民间知识》。这篇小说的技法，似乎受到了一定的质疑。其文友钟肇政当时即曾指出“两点缺陷”，认为其中缺乏一个中心人物，更像一篇散文，并建议他调整后写成一篇“以民族意识为中心之作”[①]。钟理和则以结构已定型、难以轻易改易为由，未对小说作伤筋动骨的修改。未曾料想的是，多年之后，这篇小说中所诉说的原乡情结，已然成了钟理和的精神象征。
或许可以把《原乡人》视作钟理和精神原乡之旅的一个归结。不过对本文来说，更重要的是，它为钟氏的早年大陆叙事提供了参照。这两期原乡描写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钟理和的沈阳、北平叙事，充满灰暗的色调，初返台湾之际又作文《祖国归来》，为台湾人鸣冤叫屈；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十年之后，写出“人种学”历史记忆的《原乡人》。中国大陆，作为钟理和原乡想像的寄托，由此具有了多重面相：战时的原乡既未能为他的困境人生提供出路，反过来更使之惨淡面对疲惫憔悴的原生态生存；随着人生的感性图像退却，钟理和的平和心境终于促动他重拾历史记忆，再次唤醒精神上的乡愁和期待。在这些混杂的情绪情感书写中，钟理和的原乡之路究竟该如何解读呢？本文试图以钟理和的北平经验为切入点，讨论这一精神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话题。
一、从沈阳到北平
1941年夏天，26岁的钟理和偕同同姓之婚的妻子台妹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铁民从沈阳迁往北平。迁居的详情无文献足征。不过，四年后钟理和记录沈阳生活的日记体小说《门》，留下了些微痕迹。在该篇文字中，沈阳“满洲房产株式会社北关材木贮置场”的看守老头儿两次劝说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袁先生”：
“袁先生你瞧，这是满洲，是奉天，可是，不成，奉天已经死掉大半截了。您瞧瞧天津去，特别是北平，好、啧、好哇！袁先生，去，丢开奉天，急速到北京去吧，老中国是顶喜欢您们年轻人的。”（1940年12月20日日记）[②]
“袁先生，我劝您还是早点儿到中国去好，特别是北京！哎！北京太好了！水就能够养人。奉天却不行，像个没有青草的沙漠似的，瞧着，心里头就不好过。寂寞呀！去！袁先生，去！到北平去！”（1941年5月22日日记）[③]
这里所出现的地名上的淆乱，反映了历史的动荡情形。中日战争前后，北平（北京）和沈阳（奉天）相似，均遭遇称谓上的“更迭”。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次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改奉天省为辽宁省；4月2日，改奉天市为沈阳市。此前于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阎锡山受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进驻北京，6月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6月20日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日本入侵中国后，沈阳、北京先后陷落，市名亦遭窜换。1931年11月20日，日伪政府改沈阳为奉天；1937年10月12日，又改北平为北京。但中国政府不予承认，仍沿用旧例。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阳、北平的名称得以恢复。
对钟理和来说，“到北平去”既是一种逃避，又是一种召唤。他不只希望藉此解决生活上的困顿问题，同时企求解开自己心底的原乡之谜。在沈阳，钟理和就曾试图摆脱二者的纠缠，但终于未能完全成功：“有一种力量，一种诱惑，把我从生活比较能安心的日本站，搬到满人街来。平常，人皆指是一种力量与诱惑曰信仰、曰爱。但，我将把这崇高的东西奉献给谁？”（1940年11月25日日记）[④]钟理和所倾心的信仰与爱，在满人街落了空。他实在无法把理想中的“崇高”与眼前的“不洁”、“愚蠢”和“吝啬”联系起来。这里给他留下的是“憎之而又爱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的情感交织，他不由地发出“啊呀，失却人性、羞耻，与神的民族哟！”的深重浩叹。最终，随着作为希望之象征的“康孝先”的死，他也被无情的命运之“门”闭锁在了漫漫永夜之中。钟理和的原乡之路，在伪满洲经历了第一次挫折。
那么，北平又如何呢？
钟理和迁居北平之时，正是北平的沦陷期。因而，此时的北平并不像看守老头儿所说的那样是国人的天堂，她同样经受着战祸的煎熬。抵达北平后，钟理和不久即应聘为华北经济调查所翻译员。这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一个分支机构。三个月后，钟理和辞职，靠经营石炭零售店维持生计，后来更专以写作为业。
在北平，钟理和所遭受的生活压力照旧存在，但与在沈阳时相比稍有改观。当他专力于写作时，视野逐渐跳出“小我”，承担起了社会观察和批判的职责。1944年，钟理和相继完成《新生》、《薄芒》、《夹竹桃》、《生与死》等作品，展示出一个台湾文学者的独特视角。次年4月，小说集《夹竹桃》由北平马德增书店印行问世。同时，他在漂泊北平的台湾同乡中寻得了精神共鸣。1945年9月9日，他参加“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的结成典礼，并撰写《为台湾青年伸冤》一文。这一天，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成为他的北平日记的重要始点（此前仅见1942年10月的四篇日记）。抗战结束前后的社会重组和人心动荡，则使他更自觉地为“台湾人”进行声辩，表达这一特殊人群的内心衷曲。1946年1月所写的《白薯的悲哀》可称其中的代表性文字。1946年3月南返后又作文《祖国归来》，以“台湾人的立场”诉说战争结束后台湾人的尴尬处境。
在钟理和的北平叙事中，叠合着两种形象：一是作为社会良知代言人的文学者，一是深受认同问题困扰的台湾人。与此相应，他的原乡之路，始终交织着两种混杂的声音。这固然形成钟理和文学叙述的主干，但二者之间的角力亦极大地损耗着其文字的内在力量。作为一个文学者，钟理和的敏感、诚实使他触及到了生活中的痛苦和不幸；但他的文学想像却受缚于历史的锁链，批判多出于外在的视角，亦往往拘泥于日常的琐碎，而终究未能浮现一个超越的、悲悯的叙述基调。起码，在关于北平的有限的文字中，他的文学灵魂还未能走出地域的隔膜和历史的炼狱。钟理和的困境，或许可借用他自己的语词，解释为伪政权当道的“历史的错误的畸形社会”。若依此，在历史戾气未曾散尽之前，他充其量仅称得上是一个忠实的社会观察者和记录者。大体来说，他还不能切当地把捉作为文学灵魂的人心问题，以洞彻近代中国的悲情命运。在这一意义上，钟理和的原乡难题，还远远没有答案。
二、《夹竹桃》及其文学态度
1945年4月，钟理和生前唯一出版的小说集《夹竹桃》在北平悄然问世。这本共163页的集子中，收录了他在北平写就的四篇小说：《游丝》（1943年8月）、《新生》（1944年3月）、《薄芒》（1944年5月）和《夹竹桃》（1944年7月）。出版者则是北平一家小型的店铺马德增书店。
在民国出版史上，像马德增书店这样的小出版机构为数众多。根据邱崇丙、子钊在《民国时期北京的出版机构》一文中的统计，这段时期内有700家以上的机构共出版了7400余种书籍，而出版10种以上书籍的只有将近100家。大量的书店和书局，只是出版业的尝试者。而至北平沦陷后，出版业更遭受重创，书局和出版量锐减。位于北平东安市场的马德增书店，此时参与了文学类书籍的出版活动。在短暂的出版经历中，马德增书店仅印行了四种以下的书籍[⑤]。《夹竹桃》便是其中的一部。[⑥]
（一）小人物与大杂院：“堕落的北平”一瞥
在这部集子中，最重要的作品当属中篇小说《夹竹桃》。这篇聚焦于北平一大杂院的小说，以圆熟的写作技巧和激愤的人生理念著称于世。整部作品，建立在一种准批判现实主义风格的基调之上。作为小说的典型场景，大杂院中隐藏着作者的宏大意图，传达着他对整个北平的真切感受：“这所院子证实了研究北京人的生活风景的各种文献。也即是说，这所院子典型地代表着北京城的全部院落。”[⑦]在钟理和的批判性视野中，这个大杂院丧失了人性的尊严和温暖：“这里漾溢着在人类社会上，一切用丑恶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⑧]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和倾轧凸显着人性的丑恶，幽黯的氛围映现着北平小人物的惨淡人生。
小说的标题“夹竹桃”隐喻着这一切。夹竹桃又名柳叶桃，叶子如柳，花朵似桃，枝叶繁茂而含毒性。在钟理和的小说里，夹竹桃和菖蒲以它们的旺盛生命力取代了石榴和金鱼，置换了北平人庭院生活的三大理想（天棚、鱼缸和石榴树）。随之，昔日的和乐与闲雅亦为现下的不宁与不义所代替。
在这所前后共三进的院落中，居住着那些为生存而挣扎的底层小人物：迟钝而不洁的老人、吝啬自私又好事的女人、虚伪猥琐暴躁的男人和孤苦无助的孩子……他们缺吃少穿，住处昏暗而肮脏，与邻里相投却又争吵不断，为不足道的小事就能大打出手，甚至窃贼也潜入了本应和睦的院子。而这一切，在在呈现出一个“堕落的北平”的景况。
不过，这似乎更应视为钟理和编织的一个北平寓言。他以批判性思想作为驱动力，勾勒了一幅北平大杂院的素描。其中的人物和事件，乃是其观念的注脚。对人物的描摹虽然细微，但他们因缺乏自主性，故而总体上显得面目不清。对故事的有声有色的讲述，同样不能掩盖其零乱和匆促的弱点。大体上，人和事的登场，仿佛只是为了印证作者的某些想法而已。作者也过分地强调了这些小人物身上的劣根性。这使得他们精神上的病症成为事件的主因，而被不断地渲染，最终把小人物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这种情形，在不久后所写的记述沈阳生活的《门》中得到了复制。这两部作品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二者所选取的故事场景接近（日字形的大杂院），而且在于居住在这两所院子中的人们有着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性。他们多处于生活的底层，每天缠杂在由吝啬、欺诈、愚昧、嫉妒和卑怯等内容构成的琐事之中。
29岁的钟理和似乎还无暇顾及故事发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也不能把思想上的简单批判进一步深化。这或许是他的北平素描何以如此触目的部分原因。此种情形，对比大陆作家的北平书写即可明白一二。
最擅长品咂北平风物的废名，把自己称作“北平的情人”，令人浮想联翩：“我大约是一个北平的情人，这情人却是不结婚的，因此对于北平可说一点也不知道，也因此知道北平的可爱，北平人自己反不知。”他丝毫不避讳自己与北平的“隔膜”，而北平也恰在这隔一层的行云行雨、人物街道中若隐若现。甚至他对北平人家“天蓬鱼缸石榴树”的单调感觉，也在“大有爱莫能助之慨”的咏叹中不失那淳厚的味道[⑨]。与废名相比，林语堂稍嫌直白。他所写的北平更像是观光客的记录，处处走到却难免心身疲惫，结果只能在走马观花中快览如此繁复的风俗历史。即便如此，林语堂确也捕捉到了北平那平静闲逸生活的动人之处[⑩]。而把北平的大杂院住出趣味的，则要数朱光潜的“慈慧殿三号”。在与煤栈、车房和破落户的旗人的杂处中，朱光潜感受着“北平的本地风光”：“我舍不得煤栈车房所给我的那一点劳动生活的景象，舍不得进门时那一点曲折和跨进园子时那一点突然惊讶。”[⑪]其中不无文人趣味，在静观中陶醉，朱光潜在此得一美学的印证。身处战乱边沿的张恨水，则在赞美北平的人物、景物之余，多了一份自哀之情。在他的笔下，石榴花和夹竹桃并没有特别的寓意，它们只是共同感受着北平的“好年头儿”的悠闲和炮火临近之时的凄切[⑫]。而与北平血肉相连的老舍，则勾勒出了一幅活的人物风俗画卷：“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⑬]老舍笔下的北平人懂得礼数，做事吃食均要应时对景。不过，石榴配金鱼缸虽为的是体面，其中也蕴藏着素朴的感情，他的母亲就精心地浇灌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年年夏天开许多花。[⑭]
只是如此淳厚的风物和感情，并未能叩动钟理和的心弦。其中缘由何在呢？时间、地域和战争等当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它们主导着观察的视角和态度。这使得大陆文学精英笔下的浪漫北京[⑮]，在钟理和这里仅成为历史的遗迹。而为文学精英“忽视”的下层人，则虽然走进了钟氏的小说世界，但却展现出令人不堪的整体形象。从《夹竹桃》开篇的描述来看，钟理和并非不了然受制于侵略者的北平小人物的处境变迁。不过，他更愿直面人生，采取画骨诛心的方式来揭示战时北平的道德衰落。正是在这里，钟理和陷入一个智性陷阱：他既未能历史性地处理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更进一步，便不得不以本质主义式的道德指斥来表达一种居高临下的义愤。
难怪大杂院小人物的生存逻辑显得如此僵硬。他们和气、相投并彼此照顾；但又是偶然聚集在一处，谁也不管谁。这两类相悖情味的质素，被钟理和混杂地堆砌在一起，而写作的重心则明显地倾侧于后一方面。这些小人物关起门来是一家子，但住在一处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鄙俗和恶德，故而寻衅、拌嘴、自得和鄙夷时常充斥在大杂院阴晴不定的空气之中。他们不只越过了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且破坏了大杂院的生存潜规则，因之，大杂院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令人难以察觉的是，调动这一切的却是叙述者。在叙述者索漠的语调中，小人物被剥夺了基本的价值信念，而只能成为被厌弃的对象。当叙述者丢弃对小人物的同情之时，钟理和的大杂院亦随之失去了灵魂。这里的质疑，所究诘的与其说是大杂院能否算得上典型场景，毋宁是钟理和作为写作者的文学态度。
（二）社会批判与文学者的态度
在1945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钟理和写道：“北大化学系教师，同乡陈先生批评我的《夹竹桃》说，由这书所表示的态度来说，是应属于林语堂与周作人――同乡张我军先生亦可归入此派――一派的有闲主义的作品的。因为曾思勉有超然社会生活之上的漠不关心的那种态度。实属意料之外。……但陈先生于林、周二氏有多少认识，那是可疑的。”[⑯]
这是《夹竹桃》问世之初所引起的唯一回应。陈姓同乡受到功利思想的影响，把《夹竹桃》归入有闲主义一类，似乎误解了钟理和的深意。不过，就钟理和来说，此一批评有其两面的意义：一方面，陈先生的批评缺乏专业眼光，难以契入钟理和的文学视界，而与前者论断相悖的是，曾思勉的入世特性恰体现在他对世俗的尖锐批判上；但是，另一方面，陈先生确也点出曾思勉与生活的隔绝状态，这显然是钟理和此期小说的软肋。以上两面，凸显钟理和文学自我定位中的困扰。
钟理和的文学定位，与他对五四新文学的消化有直接的关联。他所上承的知识谱系，主要的部分来自五四新文学。他不只在思想成长期大量购读五四作家的作品，且把这种精神的能量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实践，以反抗不合理的婚姻习俗和家族制度。钟理和曾回忆少年时期道：“后来更由高雄嘉义等地购读新体小说。当时，隔岸的大陆上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像鲁迅、巴金、茅盾、郁达夫等人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这些作品几乎令我废寝忘食。”[⑰]他的写作实践，作为自己生活和体验的忠实记录，也以五四式的自由追求和现实批判为首选要素。稍早的《游丝》便是一个典型的自由恋爱喜获成功的短故事。《新生》则表达了对家族的反抗：辞退事件让主人公发现家庭不过是一个入股的公司，其中隐藏着人性的恶。有趣的是，钟理和把后一故事的发生地设在了北京，而救赎之地则是火车终点的太原。
正是在这种理想主义式的奔逃中，钟理和有所偏离于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方向。事实上，钟理和对此也有一定的自觉。他在自嘲自己所选择的鲁迅之路的不合时宜时，在坚持中亦隐约指向文学意识的新创：“鲁迅的路子在现在是行不通的。他太激烈、太彻底了。把这法子适用于现在，那是傻子才肯做的。因为这不啻自动的断绝了升官发财的机会。”[⑱]可惜钟理和缺乏五四思想者的丰厚资源和复杂内涵，故而当他面对“民众”之时，还一时难以在自身之中发现包容乃至超越的力量。作为五四的继承者，他意识到了民众的两面性：“五四运动我们最大的收获，便是在旁边发现了数千年来被人们所遗忘的一群‘民众’。由那时候起，这时代的宠儿便搬着它的粗野而拙笨的巨体登上了舞台。”[⑲]但是，当民众的个体出现在面前时，他却不只难以在感情上接受他们，甚至不能在理智上容受他们。五四新文学的时代难题，在钟理和这里不仅未得推进，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倒退”。
这一“倒退”的缘由在哪里呢？寻绎其源流，或许可在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先行者那里找到“类似”的案例。鲁迅的批判始终是参照的对象；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和老舍等对北平的描述也值得揣摩。就此种关联，许俊雅曾表达一意向，而试图以鲁迅、老舍等大陆作家的中国文化批判为光复前台湾作家的中国印象寻找理据：“他们对原乡故国的观察、描述，或许有人不能接受，但如果我们冷静地想想鲁迅、老舍作品里中国文化的部分，我们反驳的勇气，不免要大大地打折扣。”[⑳]但这一观察，仅仅触及了问题的表层。这两种表面相似的写作趣向，内在的精神焦虑和苦恼意识是完全不同的。若台湾作家只是来大陆寻求架空的理想，那么他们有理由失望：“未接触到现实中国之前，中国是他们精神、文化的母国，是他们的‘理想乡’，但等他们亲临中国本土，映入眼底的却是贫穷、脏乱及颓废、怠惰、猥琐、腐化，种种超乎他们想像的故国，原先建构的文化母国不免自此宣告崩溃。”[21]这里所出现的崩溃或隔断，更多地源于这些智识者自身精神文化基点的错位。毕竟此时的大陆仍处于待开发状态，但即便如此，其中所释出的精神和文化活力已然可观。而只有这种历史性的变革力量，才称得上鲁迅等思想者文化批判的真正内涵。
具体到北平，老舍如对母亲一般“心灵相粘合”的爱姑且不论。即便是以思想锐利著称的周氏兄弟，文字中也深蕴着温润的内心底色。以周作人为例，他虽然“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却仍“自称京兆人”、“喜欢北平”，尤其北平的“气候与人情比别处要好些，宜于居住”。[22]而在五四时期的批评性文章中，周作人曾以《前门遇马队记》（1919）等文，与陈独秀的《北京十大特色》（1919）、《六月三日的北京》（1919）和李大钊的《新华门前的血泪》（1919）、《北京贫民生活的一瞥》（1921）等杂文，共同营造了社会和政治批评的舆论。这些文章的共有特色，则是对政府、军警的不满，和对贫民、学生的同情。另一个例子是鲁迅。作为有心灵深度的作家，鲁迅在记述北京感怀的《无题》（1922）中，借一个买点心的小故事坦诚地开掘自己多疑的心灵，顺带映照出制糖公司伙计的“惭愧”之中的“人类的希望”[23]。就鲁迅而言，这篇短文决不是一个孤例，他的多数作品均深度地体现着新文学的两种思想取向――平民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交织。
故而，除新文学之外，钟理和的独特的精神批判导向还另有源头。他对鲁迅等批判者的承续，实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之感。起码在钟氏的北平写作中，他还没有把“南方”文化心态充分稀释并化解，以完成对原乡理解和期待的障碍的克服。相反，这种文化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寄存于鲁迅式的文化批判架构中，成了横亘于钟理和与大杂院小人物之间的一道思想鸿沟。
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小说中两位思想者曾思勉和黎继荣的争论，始终伴随着小人物的艰困生活而贯穿于《夹竹桃》中，成为一条引发争议的线索。如同鲁迅的小说，钟理和也设置了知识分子的视点，以理性地观察民众的生存状态。但是，曾思勉的道德批判，却因失却了自我省察和人性关怀二而一的终极指向，而在总体上显得苍白无力。对此第二义的过分执着，不只影响及于曾、黎争论而使之无疾而终，且极大地损耗着小说中具震撼力的情节如“小福的死”的能量，令小说重心最终让位于对小人物道德上的“恶性循环”的展示。小说的结尾，随之蜕化为一个充满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傲慢表态。
并不是说钟理和缺乏对大众的关注，实际上在他此后的许多作品如《门》、《阿煌叔》、《阿远》和《假黎婆》等小说中均能看到小人物活跃的身影，他自己也对“引车卖浆者流的话”充满热情，希望藉此来提升自己小说中对话的写作质量[24]。这方面的灵感，固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鲁迅等启蒙者的影响。但这里的吊诡之处在于，钟理和获得的仅仅是启蒙者的思想武器，当面对现实问题时，他反而受制于此一思想茧壳，而不能从幼稚的、理性的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以深重的忧思契会启蒙者的致思动机。结果，文学的至上原则不得不让位于犬儒式的嘲弄：“小说呈现的北京没有救赎的希望：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在这里无法存活，知识分子只落得以犬儒主义和冷眼旁观收场。”[25]对此需要诘问的是，历史和人性在这里之所以困顿依然，其根本的缘由除客观的外在现实之外，在多大程度上关涉到写作者的内在心灵？这一疑虑，或许才是钟理和的北平写作所呈显的最大意义。就此，钟理和以其偏至的启蒙式叙事，吁求着解开历史困局的可能。
三、“北平的台湾人”的处境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本降书；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受降，台湾光复。但对北平的台湾旅居者来说，抗战的胜利却把他们置于一种难言的处境之中：一方面为回归祖国感到由衷地欣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历史重负对个人生活和精神的挤压。
钟理和在《白薯的悲哀》（1946年1月）中描述了这种尴尬的处境。“北平没有台湾人，但白薯是有的！”[26]北平的台湾旅居者，伴随着那个“倒提着的白薯”的比喻，陷身于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他们的可怜境遇，与台湾这个宿命的岛屿紧紧绑在一起，被北平的人们称呼为“奴才”、“讨厌而可恶的家伙”，并屡屡在买国旗、日本投降等事情上受到莫名的羞辱。
作为旅居北平的写作者，钟理和在他的北平纪事中，自觉地为台湾人代言。台湾旅居者的边缘感，在他的笔下，被归结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的情绪。他不只写出了战争结束后缠缚在台湾人身上的怨愤之气，且揭示了这种悲怨无以表达的失落。强烈的无归宿感，在面对号称宽容博大的北平时，其间的反差显得愈发触目：“北平是很大的。以它的谦让与伟大，它是可以拥抱了一切。但假若你被人晓得了是台湾人，那是很不妙的。那很不幸的，是等于叫人宣判了死刑。那时候，你就要切实的感觉到北平是那么窄，窄到不能隐藏你了。”[27]对北平的失望，使得他对“祖国”的企望不断地下沉，甚至几乎消失于无形。在这里，“台湾人”和“祖国”未能完成他所期待的精神上的相遇。历史的沉重包袱，似乎被旅居的“台湾人”独自承担了起来；相对应，“祖国”则渐渐衍变成为一个空洞的词汇。
对钟理和而言，自己的内心才是值得信赖的对象，以此心灵观，“祖国”似乎正渐行渐远。他笔下的“台湾人”可触可感，有着自己的哀怨、苦闷和自尊；但“祖国”却始终不曾明朗起来。他在日记中亦曾对“蒋主席的诞辰”表达“愿主席与祖国同老同光荣”的祝福，并慨叹“落在东交民巷的路树的倒影，那是有深度的影子，也是古典的”；但更感痛心的是“国人对台湾的山海经式的认识与关心”[28]。《白薯的悲哀》一开篇即提出的问题――“这时间，就这样子剖开了，或冲淡了他们之间的血缘吗？”――在他对“祖国”的叩问声中显得越来越急迫：
“于今以后，他们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祖国不理他们！”
“祖国――但一阵西伯利亚吹来，什么都不见了，都没有了。”
“台湾人――祖国说。并且它常是和朝鲜人什么的被排在一起。……祖国――它是那么伟大的。它不但包括一切善，并且它也包括一切恶。它要求我们的代价。”
“白薯在故都，不――在祖国的脏腑走着！”[29]
在战后的北平，钟理和游走在欢庆胜利的人群中，享受着这欣悦却又心藏隐忧。这在“台湾旅平同乡会”的结成典礼上就暴露了出来。“祖国”在会场上成为缺席者，未能给满怀希望的台湾旅居者送来及时的鼓励、安慰和热情，让空虚和凄凉驻留在了后者的心头。随后，台湾人和朝鲜人的并置，更令钟理和读出了差别、轻视和侮辱。这甚至让他回想起了日本殖民者对他们的称谓。而台湾人所感受到的这些切肤之痛，“祖国”鲜有所觉乃至极其漠然。前者满腔的热情，在遭遇漠视之后，渐渐生发出了苦闷和怨恨。“烂心”，钟理和用这样的语词来表达白薯在秋雨连绵中即将成熟前的可能的危险。
台湾人在战后北平的尴尬状况，有其复杂的历史现实缘由。钟理和就此亦有所省察。对于“祖国”在台湾旅平同乡会成立典礼上的缺席，他既表疑虑又有反思：“中央没有来宾莅场，祖国对台湾是否抱有关心？疑问、苦闷、不满。但无论如何，吾人有需反省的地方很多。”[30]在返台后所写的《祖国归来》中，钟理和继续慨叹此种情形的难以索解：“唯奇怪的是，此歧视、欺负与迫害，却都受自国家。”[31]其中的一个事例，就是1946年1月14日公布并准备实施的《关于朝鲜人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中“公产收归国有”、“私产接收保管”等的处置原则。台胞对此深表不满，认为不能把台湾和朝鲜并列、私产应该得到保护、台胞应得到与国人同等礼遇。后经过台湾旅平同乡会和革新同志会的争取，才终于在2月22日天津《大公报》发布的《台韩产业原则五项》中得到了台韩“分别处理”的较为妥善的解决办法。
若以更为深层的归属感来考察此一问题，那么，台湾旅居者在战时和战后北平的艰辛，与他们身处历史夹缝之中的苦况和隐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战争期间，他们作为旅居者不得不为生存问题而发愁：“实际，台湾人并非依靠于日本势力，然而依靠于历史与社会环境，却系事实。当一个台湾人离开故国去到人地生疏的异域，要想能和既能吃苦、又肯耐劳的、有着强韧的生活力的国内人士相竞争，那是很难的。”[32]钟理和对这种底层生活的压力深有体会，所以才能正面地触及到“生活”与“道义”二者之间的缠绕：“他们很自然的都在伪政权之下解决了生活问题。这固不是他们的权利，也决不是他们的责任。当然也将有人要问起汉奸，然它已是属于另一个问题了。”[33]而对这种生活压力的排解方式，在根底里则源于台湾旅居者的认同困境：“在抗战中，台湾人的衣兜里，莫不个个都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居留民团的配给票。他们大部分都是二重国籍。”[34]在这里，钟理和揭示了台湾旅居者的“可怜相”。难以堂皇进入正史的，乃在于这种历史的遗留，是体现于每一个台胞的受挤压的现实生存之中的。这样，在抗战胜利之后，他们便不得不接受沦陷区“非奸即伪”的道德审查。种种困扰，使得台湾旅居者生发出了“胜利等于失业”、“胜利等于逃亡”的感言。
在这一“逃亡”声浪中，1946年3月底，钟理和与部分“幸运”的台湾旅居者一道离开北平，搭上了返回台湾的难民船。经天津、上海和基隆，4月14日，他携台妹和铁民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高雄美浓的家。
四、“原乡”叙述的差异
在钟理和返台之前二十年，张我军在北京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1924年10月14日，当他航行在黄海之上时，吟出著名的《乱都之恋》：“不愿和你分别，/终又难免这一别。……啊！北京我的爱人！/此去万里长途，/这途中的寂寞和辛苦，/叫我将向谁诉！……我只得把我的灵魂儿，/交给伊管领在乱都。”[35]北京与爱人分而合、合而分，成为张我军留恋和倾诉的对象。对北京的好感，在张我军的同辈作家张深切和洪炎秋那里同样有自然的流露。张深切在1941年2月为《兴南新闻》所写的日文稿件《北京感想录》中即道：“如果不考虑战区首都圈这个问题，称北京为今日世界之世外桃源，应该没有言过其实吧？”[36]洪炎秋则在北大的兼容气概、自由精神和狂狷心性中寄托着“澄清天下”的职志。[37]
但钟理和与上述三位作家的经历完全不同。他谋生艰难，底层体验极深，又独自为战，几乎隔绝于文坛。在辈分上，他也稍晚于三位作家。当台湾省旅平同乡会成立时，三位作家分别当选为委员，钟理和则是青年一辈的代表。在会上，钟理和因受到张我军《台湾人的国家观念》的激发，撰文《为台湾青年伸冤》以反驳之。张我军认为台湾二三十岁的青年属于无国家观念者，此论一出，触发一场“青年与老辈的斗争”，并最终导致同乡会的分裂。但钟理和对自己的理念也未能坚持太久，他很快便发现青年人的“真挚与热烈”情绪的易逝，而中断了《为海外同胞伸冤》的撰写。
此种经验，还不足以改变钟理和的底层批判视角。但这已显现出他有别于文坛前辈宣讲民族大义的方式。他的特殊体验写作，至三十年后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时，终于引发陈映真的强烈反应，而猛力挞伐之：“在中国面临帝国主义鲸吞瓜分的时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也成篇累牍地吐露过他们对旧中国的失望、悲哀、甚至忿怒。但这一切的悲忿，有一个下限，就是这悲忿源于对中国的深切而焦虑的爱；就是不丧失批评者自己做为中国人的立场。但钟理和的批评，却逾越了这个下限，对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至于‘深恶痛绝’起自己的民族。”[38]不过，若究其底里，钟理和对人心的质问，与张深切所宣讲的民族大义――“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只怕人心的死灭，苟人心不死，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民族会至于沦亡？”[39]――亦不无相通之处。只不过钟理和受到生活的挤压，对人性之善恶疑虑加深，不免移置了更为紧要的问题。这一人生路径，最终迫使他无奈地选择了自我的放逐，返回到人生的起点。
作为一个相对应的案例，他的同父异母兄弟钟浩东却始终高扬着理想主义的旗帜，直接投身于反侵略、反专制的自由事业。钟理和在《原乡人》中，记述了“我”与这个“二哥”之间的精神关联：“失去二哥，我的生活宛如被抽去内容，一切都显得空虚而没有意义。我觉得我是应该跟去的；我好像觉得他一直在什么地方等候我。‘欢迎你来！欢迎你来！’二哥的声音在我耳畔一直萦绕不绝。”[40]后来“我”虽然北上，却并未追随“二哥”赴重庆，而是选取了另外的一条道路。在这种差异性的抉择中，似乎潜藏着较后者更为深远的文学/文化难题。
对近代台湾的许多人来说，大陆是一种独特的乡愁；但《原乡人》所提示的，毋宁是原乡叙述背后远为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这一关于原乡的叙事，不能不成为历史多重视角和体验的纠缠与汇合：其中有和气的福佬人，有不很体面的原乡先生，也有日本老师所讲的支那人和支那兵，等等。进一步，这更是一个关于自己的乡愁故事。父亲讲述大陆时那如“叙述从前显赫而今没落的舅舅家”一般所带的“二分嘲笑、三分尊敬、五分叹息”的口吻，怀藏着多少难以言明的不满、骄傲和伤感。但父亲的熏染仅仅营造了家庭的氛围，二哥的激励才真正开启钟理和思乡的智性和情愫。问题在于，钟理和不同于二哥的选择，究竟蕴涵着何种文学和文化的潜能？
钟理和对自己的选择，有明确的意识。当他欣赏着二哥从南京上海等地带回的唱片和照片时，简直如醉如痴，神往不已；但当二哥与其他年青人谈起文化协会、六十三条、中国、民族、殖民地等名词时，他却表示对这些名词一直不感兴趣，这时听起来也半懂不懂。他在小说末尾所特意强调的“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与后半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之间保持着适度的紧张，而后者乃是自己与二哥共同的宿命[41]。在这一张力之中，钟理和试图超越单纯的爱国主义，寻求另一种理解自己和原乡的途径。
如何借助原乡来解救自己，或许是钟理和毕生所致力的最大难题。与他人不同的是，钟理和首先是作为一个文学者来把握此一问题的。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焦虑和冲动，并在五四启蒙者的思想激励下向陋俗发起了挑战，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不只需要一时的勇气，还要求他和家人的全盘的付出。“绝望”，几乎贯穿了他从沈阳到北平再到台湾的全部生活，并成为其写作的基本动力。假如说其他台湾羁旅者在民族解放大业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的话，那么，钟理和却不得不更进一步，把这种解放感推向凡俗化的个人，推向日常生活情感，推向作为文学基石的人性。正是在这里，他与鲁迅等文学者面临着类似的困扰。而在这些关节上所出现的困顿，若依文学视角以观，毋宁是一种更令人期待的可能性的敞开。
Zhong Lihe’s Motherland Experience and Beiping Narration
ZHANG Chongg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
Abstract: Zhong Lihe falls in a dual perplexity while he lives in Beiping. As a writer, he is shocked at the moral depravity of the local people; and as a Taiwanese, he is obssessed of his own identity. Here is the parodox: Zhong Lihe’s viewpoint has been shaped by the “May 4” enlightenment thoughts, but his critique is tied with his unpleasant motherland experience. As a result Zhong Lihe’narration of the motherland sinks into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lemma: he hopes to rescue himself spiritually with the help of the motherland, yet he finds it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his sense of disillusion. However, the potential of liberation exists in such disillusion. Based on an insight into human nature, which transcends the geographical bounds of Zhong Lihe attains an intellectual plane, which has been reached by Lu Xun and a few other modern writers.
Key words: Zhong Lihe; motherland experience; Beiping narration
[①] 钟肇政致钟理和书（1959年6月26日），钟理和、钟肇政《台湾文学两钟书》，钱鸿钧编，（台北）草根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08页。
[②] 钟理和《门》，见彭瑞金编《钟理和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③] 前引书，第91页。
[④] 前引书，第26页。
[⑤] 参阅邱崇丙、子钊《民国时期北京的出版机构》，《北京出版史志》第8辑，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50页。
[⑥] 除《夹竹桃》外，马德增书店出版的书籍中，现在能见到的还有谢人堡的两部小说《月夜三重奏》和《春满园》。谢人堡乃是华北沦陷时期的一位校园小说家，当时较为活跃。另据梅娘回忆，马德增书店曾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在1942年末联合筹办过一项 “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的读者调查，结果张爱玲和梅娘分列榜首，而有所谓“南玲北梅”之说。见梅娘《梅娘近作及书简》，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⑦] 钟理和《夹竹桃》，见《原乡人――钟理和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⑧] 前引书，第306页。
[⑨] 废名《北平通信》（1936），见陶亢德编《北平一顾》，宇宙风社1938年版，第17－23页。
[⑩]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1941），见姜德明编《北京乎》，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7－515页。
[⑪] 朱光潜《慈慧殿三号》（1936），载《论语》1936年第94期。
[⑫] 张恨水《五月的北平》（1948），见《北京乎》，第776－777页。
[⑬] 老舍《三年写作自述》（1941），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页。
[⑭] 老舍《我的母亲》（1943），见《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第290页。
[⑮] 董�《国家视角与本土文化――民国文学中的北京》，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247页。
[⑯] 钟理和《民国三十四年记于北平》，《钟理和全集》第5卷，钟铁民编，（高雄）春晖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0页。
[⑰] 钟理和致廖清秀书（1957年10月30日），见《钟理和全集》第6卷，第114页。
[⑱] 钟理和《民国三十四年记于北平》，《钟理和全集》第5卷，第36页。
[⑲] 前引书，第19页。
[⑳] 许俊雅《光复前台湾小说的中国形象》，见《台湾文学论――从现代到当代》，（台北）南天书局1997年版，第135页。
[21] 前引书，第134－135页。
[22]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1929）、《北平的好坏》（1936），见《北京乎》，第11、16－21页。
[23] 鲁迅《无题》，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385页。
[24] 钟理和《民国三十九年记于台北松山疗养院》，《钟理和全集》第5卷，第92页。
[25] 奚密《台湾人在北京――1949前在京台湾作家简论》，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第380页。
[26] 钟理和《白薯的悲哀》，见《钟理和集》，第94页。钟理和的“白薯”意象，使人联想起其父钟镇荣在日本殖民时期改名“钟蕃薯”以示抗议的行为。
[27] 前引书，第95页。
[28] 钟理和《民国三十四年记于北平》，《钟理和全集》第5卷，第39、41、11页。
[29] 钟理和《白薯的悲哀》，见《钟理和集》，第93－100页。
[30] 钟理和《民国三十四年记于北平》，《钟理和全集》第5卷，第2页。
[31] 钟理和《祖国归来》，《钟理和全集》第3卷，第15页。
[32] 前引书，第12页。
[33] 前引书，第13页。
[34] 前引书，第13页。
[35] 张我军《乱都之恋》，见《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46－249页。
[36] 张深切《北京感想录》，廖为智译，见《张深切全集》第11卷，（台北）文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37] 洪炎秋《自传》，见《洪炎秋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5年版，第13－14页。
[38] 陈映真（许南村）《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载《现代文学》（台北）复刊第1期，1977年7月。
[39] 张深切《中国文艺》（北平）创刊号“编后记”，1939年9月。
[40] 钟理和《原乡人》，见《原乡人――钟理和中短篇小说选》，第12页。
[41] 前引书，第9、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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