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从“历史”中寻求新诗研究的动力――以穆旦为中心的讨论
发表时间：2007-11-29阅读次数：589
易 彬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院，长沙 410076）
内容提要：近年来所出现的一些新诗研究著作彰显了新的研究前景，这一前景能否有效展开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在于发掘并提取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因素。以穆旦这一被公认为重要诗人的个案为例，强调历史因素，不是以“历史”来衡量穆旦诗歌的价值，而是借助“历史”来促成对于诗歌史的更深入的认识。通过对“个人的历史”、“新诗史”与“传播史”的分析，“历史的效力”被有效地呈现而出：被激活的不仅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穆旦形象，而且也包括一系列的文学史命题与多种时代因素。这一注重“历史”的方法应能为新诗研究提供些许新的动力。
关键词：穆旦；新诗研究；历史；动力
小 引
近年来出版的新诗研究著作，有两部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姜涛博士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张桃洲博士的《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新诗话语研究》。一如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所进行的种种重新回顾审视乃至重新定位，“新诗的发生”这样一个几乎任何一部新文学史著作在开端部分必将描述的问题，现在看来也并非不证自明，而“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更是可堪深入探究。这两部著作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提出了各自的质询。尽管两部著作均非完整意义上的新诗史论著作，前者仅选取了“新诗的发生”这样一个短暂而特定的历史阶段；后者虽着眼于新诗的整个历史发展历程，却侧重于若干重要的乃至带有根本意味的专题而非新诗演进史，但是，由于两部著作对于新诗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与实际历史进程有着深入探究与积极体认，其实际研究非常富有启示意义，新诗研究被激起了新的活力――新的研究前景也被诱发：如果将两种研究思路共同贯彻到新诗的发展历史进程中，新诗本身无疑将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立体化的景象――更为复杂的“发生机制”与更为丰赡的“诗性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正是因为一种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新诗考察，新的方法、原则乃至观念才得以贯彻实施，这意味着质询尚处于初始阶段。据我的观察，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新的研究前景最终能否有效展开，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能否有效地发掘并提取新诗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历史”因素。
这样一个问题，我试图从穆旦的角度来展开。穆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被认为是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这无疑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个案。纵观穆旦研究，非常突出的现象是：思想的阐释过多，历史性研究明显不足。这既极大地强化了穆旦的形象，却也使得穆旦研究逐步陷入了某种瓶颈状况之中，缺乏持续的动力。而随着穆旦形象的不断强化，“过度诠释”的现象也（似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研究距离“穆旦”越来越远。穆旦这一个案所透现的这一情状，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下新诗研究的状况。
强调研究的历史性，首先意味着将穆旦往回拉（我称之为一种“退的策略”），拉回到穆旦个人的历史之中，拉回到穆旦的时代及后穆旦时代（即穆旦逝世之后），通过不同时代的各种历史因素，包括教育背景与氛围、语言环境、具有时代意味的写作主题、不同个体的写作、各类传播类因素、各种时代政策以及各类批评文字、文学史、文学选本与文学教育等等，既看取穆旦之于新诗历史的效应，也考察不同时代之于穆旦的反应。由此所获得的穆旦形象，不仅可以更真实地接近“穆旦”，纠偏此前关于穆旦的种种“误会”，使穆旦研究获得一个更为稳定可靠的基点；相信对于新诗研究也不乏启示意义。
一
首先有必要重新回到穆旦的“个人历史”之中。而最先需要面对的是他的社会文化身份问题。从1940年代穆旦的实际经历来看，穆旦始终处于社会文化网络的边缘位置，其小职员的身份大于文化人的身份：所谓“文化人”，可包括在大学任教与办报，这两段经历都比较短。而且，在大学任教时刚刚大学毕业，日常性事务与公共课教学是主要的，人微言轻，无法（实际上也并没有）有效地参与到社会文化事务之中；在沈阳所办《新报》，也并不是那种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学）性的报纸，如《大公报》或《益世报》，如果顺利发展下去，穆旦倒是很可能成为职业报人，但查封扼杀了这种可能。而“小职员”，则可包括从军归来在大西南近三年的工作经历，以及《新报》查封之后在南京、上海等地谋生的经历。后者所经历的时间更长，也形成了穆旦的基本形象，他成为了一名非职业化的写作者，写作对他而言始终是一种副业。这样一来，穆旦的社会文化身份与实际写作之间，有着一种循环：非职业化→写作较少、较慢→名声微薄→边缘化；边缘化→名声微薄→写作较少、较慢→非职业化。
社会文化身份对穆旦的写作构成了重要影响，进一步考察穆旦的写作行为，可以发现一些基本事实：一是，一些重要的经历之于写作的影响，比如步行迁徙经历和“野人山经历”；一是对于诗歌写作行为，穆旦始终有所控制，讲究诗情的充分酝酿，在经历了重要事件之后，往往并不急于书写内心的感受，而是有意无意地放慢写作速度，控制写作量，历经两三年，结果形成了大的爆发。换言之，穆旦所追求的是一种“少”的写作，一种“慢”的写作。一是与诗歌写作量较小相类，穆旦的其他文字的写作也非常少；而且，这些文字往往带有强烈的自况性，即是从自身的境况引申而出的。一是，在诗歌写作中断的情况下，穆旦进行了大量的翻译，而翻译又被赋予了复兴中国文艺的目标，且与后期诗歌写作有着直接关联，因此，翻译也即诗人身份的延续；一是，对于量并不算大的写作，穆旦进行了反复修改，而修改的动力，主要并不是外在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而是一个字词句意的推敲与完善过程，即一个艺术的完善过程，修改是基于对诗艺的苛求。一是，对于自己的写作与经历，穆旦极少自述。从这些事实出发，所谓穆旦的“写作行为”，其实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不仅仅由那些实有的因素共同体现，如诗歌写作、翻译、其他类型文字以及写作修改行为，它们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互相揭示，互为存在；“写作行为”也由那种“无”所体现，即穆旦所依凭的是“写作”本身，而无意于通过自我叙述来成就（完成）自身的形象。
以往研究基本上仅仅从诗歌写作切入，割裂乃至忽视了其他一些方面（这种“无”的品质尤其没有被提升为一个价值命题），对于穆旦个人历史的这些侧面的忽视，不仅湮没了穆旦的写作冲动与精神诉求，也最终窄化了穆旦的“诗人形象”。
事实上，综合社会文化身份与各种写作行为，作为一名“诗人”，穆旦的形象又是丰富的，经由前述多重因素的复合，穆旦的写作可谓具有相当程度的自觉性：不仅仅在于个人写作意识上的自觉，包括个人经验的提炼、诗艺的追求、语言的创制等等方面；也体现为对于新诗发展进程的自觉的、积极的体认，即试图以翻译来促成中国文艺的复兴。而在大时代面前，他又始终保持了作为“个人”的品性，这并非背离“时代”，恰恰相反，他与“时代”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联，“个人”对于“时代”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的写作中积极地接纳了时代的因素，同时又始终保持着“省思的距离”。
在对穆旦的“个人的历史”进行了综合考量之后，我将其“写作行为”提升到了“诗歌艺术精神”的高度，这既是为了肯定穆旦写作的个人性、时代性与艺术性（一种综合品质），也是为了强调穆旦作为诗人在写作和推动新诗发展方面（这主要指翻译）的自觉意识，以及写作本身富于持续性的艺术品质。
二
很显然，“个人的历史”具有某种程度的封闭性，它固然非常深刻，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历史”的有效性，换言之，所谓“诗歌艺术精神”，必须要放入整个新诗的历史进程之中，才能真正凝结为一个命题。
中国新诗的“历史进程”或“历史建构”，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话题。我试图从五个层面展开讨论：古典诗学资源之于中国新诗、西方诗学资源之于中国新诗、新文学传统、新诗语言以及新诗的主题。这是新诗史研究中的常见话题，相关讨论自是非常之多，因此，我无意于将话题全面铺开，而是取了“穆旦”这一截面，然后深挖下去。在具体讨论中，细节――历史的细节，文本的细节，始终是话题不断展开的核心动力。强调细节意味着对于“历史”的尊重（敬意），也正是细节使得惯常的话题有了新的讨论意义。
1
在“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的建构”这一命题上，我将与穆旦年龄相当且分享了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的称为一代人[①]，通过分析他们所接受的中学教育背景，指出随着时代（历史境遇）的变化，特别是新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的推行，“新兴知识”的教育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传统教育”则逐渐退居次席，这最终激发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所谓“新”，所谓“非中国化”――也即对于“传统”的有意规避，都是个人历史境遇的外化；但是，穆旦的写作本身又表明，在词汇运用、场景设置乃至内在精神上，“传统”其实一直在穆旦的骨子里流淌，有时引而不发，有时则表现得非常强势，而有时，非常微妙的，即便是在穆旦刻意规避传统的诗篇里，“传统”依然在发挥着它的效力。这使得在“传统”这一命题上，穆旦一代与“五四”一代有某种相似之处，都呈现为一种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当然，程度上有很大差别）。由此可引申的是，穆旦这样一个有力的个案，或许能为理解新诗与传统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恰如他的老师卞之琳1940年代所言：“保持传统，主要是精神上的问题”[②]。今日研究者将王佐良在《一个中国新诗人》中所提出的命题坐实，指出“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一类判断不当[③]；或者，指责穆旦在阅读“旧诗”时的“功利心态”[④]，这固然有其合理性，却也削平了王佐良、穆旦那一代人的历史境遇与历史冲动，多少也可算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2
在“西方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的建构”的命题上，我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梳理穆旦及西南联大诗人群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西南联大时期的“大学教育”现已得到较多关注[⑤]，“现代主义”命题得到了反复讨论；燕卜荪在课堂上所讲授的“现代诗”最被倚重。我的基本观点是，既然艾略特、奥登等人是燕卜荪在课堂教学中引进介绍的，首先需要分析的是被学生们置于高位的“燕卜荪”。经过分析可以发现，“现代诗”只是燕卜荪所讲授多门课程中的一种，“朦胧”（或译为“含混”）理论并非一个关于“现代诗”的理论，“朦胧”（即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意义）是诗歌的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段。由此，艾略特、奥登乃至狄兰・托马斯一类新潮诗人可能只是燕卜荪整体思路的一个“现代”（从时间概念来说的）延伸，在他的全部讲授中可能只是占据了比较小的比重，与其说他们的意义比莎士比亚、堂・吉诃德或布莱克更为突出，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被衡量，也即，惯常意义上被区格的“古典”与“现代”，与其说是一组相对立的概念，还不如说是同一价值理念所观照的不同对象。
而将“燕卜荪”放到当时西南联大的大学教育这一整体语境之中，还可发现，燕卜荪在联大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的身影之后，有一大批学养丰厚的学者（一部分还是新文学的创造者），他们在课堂上的训诫与写作上的示范，对于学生心智的成长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训诫与示范的核心，也主要体现在一种经典（古典）精神上，因此，“西方诗学资源”这一惯常的命题有了新的讨论意义，那就是经典的教育与训练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众多老师构成了一股“历史的合力”，有形或无形地规约着学生的成长。
包括穆旦在内的西南联大诗人群从老师们的“训诫”与“示范”之中汲取了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的创作最终获具了一种古典的品质。这么说，并非无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资源的影响，而是想强调，经由“现代中国”这一特殊历史语境的磨练，在将日常事件、个人经历转换为经验并且落实为写作的过程中，西方诗学资源更多地起到了一种触媒剂式的积极作用，它让中国的新一代诗人“慢慢学会了如何去体会当代敏感”，且“发现”了“新的题材和技巧”。但现代主义的冲动得到了古典品质的中和――在“现代主义时尚”兴盛没几年，这些年轻的学生越过“大学四年级的阶段”而有了“新的觉悟”，认识到了“传统的重要和意义”[⑥]；对于艾略特提出了反思。而到了晚年，对于自己年轻时追求“时尚”的“无知”举动也有所悔悟；穆旦、杜运燮、郑敏等人的诗之所以具有持续性的艺术品质，归根结底，也是经典的品质使然――经典品质已内化为血脉。由此，在最终意义上，奥登等人之于西南联大诗人群，并非简单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式产物，它并未削弱这群年轻诗人的创作个性与“中国品质”，相反，是一种加强。
3
“新文学的传统”这一命题，我试图借助鲁迅与穆旦的比较展开。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鲁迅精神谱系的建构一直具有核心价值地位，近年来，“鲁迅―穆旦”成为了一个新的热门话题，不仅较多见于一般研究之中，也通过文学史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⑦]。
但在“鲁迅―穆旦”这一命题上，研究者往往对“鲁迅的杂文”（出自《五月》）这一说法作了并不恰当地、断章取义式的强调。事实上，透过《五月》这首诗的整体情境可发现，早年穆旦的视域之中，“鲁迅的杂文”并非最为核心的价值命题。另外，在“鲁迅―穆旦”这一命题的阐释中有一个症结，即所循“原点”并不相称：鲁迅存留有太多自我阐释文字，所有关于鲁迅的认识几乎都有“原点”可循；穆旦却极少自我阐释，“原点”几乎全在写作中。也即，关于鲁迅的原点是大致确切的，穆旦的原点却并不那么可靠，因此，我最终从“诗”的层面切入，所依凭的主要文本为《野草》与穆旦诗歌。
在具体讨论中，我提取了两个概念，“黑暗心境”与“冰火世界”。穆旦那些关于黑暗的诗篇与《野草》多有相通――两位写作者之间的精神关联。不同的是，穆旦的写作中并没有一个虚无的“影”，他所遭遇的更多地是“时感”一类实有的、物质性的命题，而并未遭遇无法迈却的精神道坎。其内心一直面临着强炽的精神冲突，但始终未能获具一种调解机制，因此，一直以一种激昂的姿态进行写作的穆旦最终近乎必然地陷入了一种无从遣除的“痛苦”与“绝望”之中――1940年代末期穆旦作品的情绪达到了顶点，也最终促成他的“出走”。而经历了“回心时期”的鲁迅，复杂的人生经验、深邃的传统文化修为，最终使他获得了自我调解的机能。他在一种“颓唐”的心境之下写出《野草》[⑧]，却又同时流现出了对于“过去的生命”的死亡与朽腐的“大欢喜”[⑨]。《过客》中那样一个孑然前行的形象，即是鲁迅自我形象的写照。他最终“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野草》的风格，可用“死火”（《死火》）来概括：初看之下是一副冰冷情状，仿佛决无热情，冷彻至骨；但内里是温暖的――“火”，在它的内里燃烧。年轻的穆旦也曾用“尚未灰灭的火焰”[⑩]来概括其写作，早年诗歌也呈现为外冷内热的态势。而到了晚年，从起笔之作《智慧之歌》写下“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到绝笔之作《冬》咏叹“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诗歌中弥散着强烈的死亡气息，那曾经在内里熊熊燃烧的“火”已经渐渐熄灭――直到晚年，穆旦的内心仍然没有一个调解机制，而绝望――绝望证明仍有力量在――已移换为死亡的情绪，情绪不断叠加蔓延，终至无可挽回。但令人讶异的是，“火焰”看起来还在――有时候，似乎还很旺盛，却让人感觉不到温暖，如《停电之后》。
将鲁迅与穆旦这样精神强炽的写作者的写作提升到“新文学的传统”的高度，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在强调宏大的、社会性、谱系性的一面之外，也应强调非常隐秘的一面，强调那些细微的因素，惟其如此，所谓“传统”，才是一个富有精神张力、充满精神活力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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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语言问题，近年来也有较多关注。《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一书即有非常精彩的分析，其中所强调了新诗所使用的“现代汉语”，比照古典汉语，现代汉语“从语汇到表达方式”均发生了“质变”，口语化和散文化不可避免，这使得诗歌美感方式的获得，乃至诗人的思维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即，随着“现代生活”的到来，诗歌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也呈现出新的历史形象。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我试图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取两个（组）形式相对整齐、有确切形式可循的作品，冯至《十四行集》和穆旦《诗八首》，以辨析“散”的命题；一是，将穆旦与昌耀这位语言质感同样突出的诗人进行比较，以进一步呈现新诗人的语言经验。前者着眼于穆旦所生活的时代；后者则有意将话题延伸到当代（后穆旦时代），以寻求“穆旦”与“当代”的对话。
无论是冯至还是穆旦，尽管无可避免地置身于“散化”的诗歌语境当中，但在具体处理中，都注意收拢诗形，同时有意采取若干手段以避免诗行散化，在他们的视域之中，诗歌首先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诗歌需要经营，才不致沦落为“实际是分行的语体散文”。而在这一过程之中，两位诗人都或多或少有意识地利用了“韵文”的规则――富有深意的，两者都存在着微小瑕疵。这种瑕疵，乃是为了逃逸诗歌成规（早已铸型的古典诗歌）趋向一个尚未定型的诗歌世界的时候所留下的痕迹。
而在语言创制和语言质感上，昌耀与穆旦分享了某些类似经验：穆旦的时代仍是一个古典诗意泛滥的时代，他有意规避“古典”词汇而着意创造一种富有主观意味的词汇，乃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意识。昌耀的时代是一个白话已经确立的时代，也是基于自身特定的写作境遇，即白话不足以承载情感，不足以传达一种滞重的诗学效果，他有意掘用朴拙的古汉语的词汇或生造词汇，以改变语言的性质，增强语言的强度。尽管两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与自身境遇有了很大不同，诗学动机也不大一致，但两人诗歌却获具了相似的效果：词汇本身充满力度，诗歌语言具有一种独特的血肉质感。而昌耀对于诗歌形式的更多尝试则表明，其诗歌经验已经在穆旦基础之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由于两人的“诗学经验”都熔铸了各自特定的历史意识与写作境遇，这也可凝结为对于“新诗”这一命题本身的思考。
总之，如冯至、穆旦、昌耀以及艾青这些非常有力的现代汉语诗人的写作所昭示：如何协调“散化”与“齐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萦绕于新诗人心头的一个结；而如何赋予诗歌语言以更大强度，如何创制出更加符合自己写作个性的语言――反过来说即是，如何使语言更能彰显自己的个性，这样的冲动也一直未曾停止。这样的“心结”与“冲动”，最终凝结而成“经验与表达”的问题。
5
在“新诗主题”方面，我选取了“土地”主题。特别标举“土地”，既是对20世纪中国苦难现实的体认，又是强调诗歌植根于现实之中，即“土地”→现实。实际讨论所依凭的几乎完全是文本细节，以尽量避免写作者的主观叙述对于文本认识的妨碍。文本细节本身，不仅可以呈现新诗精神（比如鲁迅→穆旦、穆旦→昌耀）如何传承，也可揭示精神蜕变其实有着内在动因。在“艾青―穆旦”这一命题上，我强调了用“一生的写作”来衡定一个写作者的意义。
在1930~4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图景当中，“土地”是一种超出所有事物之上的信仰。艾青则是一位真正具有强势而广泛影响的诗人。但从1942年左右开始，艾青的写作行为、词汇表、人物设置、写作时态等方面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土地”图景也发生了重要蜕变：对于“土地”本身的深挚情感蜕化为对于“土地”的主人及其领导者的歌颂。而在穆旦的写作中，土地的经验（现实经验）始终占据核心位置，他笔下的“土地图景”也发生了重要形变：蕴藏在“土地”深处的滞重希望（如《赞美》等诗所示）被眼前“一片土地的灰烬”（《暴力》）所击溃。
艾青的蜕变固然是历史负压的结果，却也可以在诗歌文本之中找到线索，他较早的写作之中就浮泛着两个声音，一个是“土地的声音”，用异常深挚的笔触描摹了苦难的土地以及贴伏在土地之上的苦难生命；另一个是不断地叙说（絮叨）“我”的痛苦的声音。前者是深挚的忧郁，后者是一种浮浅的喟叹与自怜，这妨碍了对于“中国人民”境遇摹写的更深掘进，也在稀释乃至消解着对于土地的深情。不过此时“土地的声音”（“土地情怀”）非常强势，足以压低乃至消抵“‘我’的声音”（“身份认同”）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但随着时间推进，两个声音的歧异越拉越大，冲突越来越明显――后一个声音最终占据了上风，以致从根本上压低乃至窜改了前一个声音。而“‘我’的声音”不断扩大（“身份认同意识”不断加强）的表征却恰好是“我”的消失――最大限度地消灭“我”的声音，最大限度地认同“人民”的声音，如此规训之下，写作一步一步地陷入到了无从解除的语言牢笼和政治牢笼之中，在“万岁”的欢呼声中，“土地”变得愈加渺小，而那些历史英雄人物则被无限放大――艾青最终成为悬浮于土地之上的诗人。透过文本细节可发现，即便在尚未承受大的历史压力的情境之下，艾青的写作就已经内蕴了两条歧路；既有歧路，在不同的历史情势之下，哪一种声音最终占据上风都有其合理性，也即，艾青所选择的历史道路，固然是强大的历史漩涡卷入的结果，但并不缺乏内在的合理性。
相比于艾青，穆旦所承负的历史压力要小得多。但在穆旦这里，线索也是一以贯之的。在《赞美》这样热切呼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篇中，穆旦也着意保持着自我的声音；而当他发现了“历史”（“现实”）对于“土地”本身的“遗弃”与毁压时，“我”的声音变得更为强炽：“赞美”退居次要地位，原本糅杂在“赞美”之中的省思现实的因子被放大――对于“历史的不公平”的省思占据了突出的位置。1949年之后的写作，比照艾青《官厅水库》（1956）与穆旦《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1957）中，前者在措辞、时态与场景构设上完全是对于时代政治话语的演绎，后者则写出一颗敏感的心灵在时代话语面前的不安感受。再比照新时期之初艾青的写作与1976年穆旦的写作，漫长的“右派”生涯，波折与流徙的生活经历并没有使艾青接近“土地”――“人民”还常在，“土地诗人”和“土地诗篇”却消逝在历史深处不再回来。穆旦则写出了一个深陷历史泥淖之中的渺小的、普通的、生命即将逝去的个人形象。总之，透过“土地”这一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主题，透过漫长的人生写作历程，不同诗人精神世界的差异得到了非常清晰的呈现――这种差异同时也是新诗自身内在图景的层级与区格。
小结
简言之，正是因为葆有一种独特的诗歌艺术精神，穆旦的写作能够有效地激起新诗史上若干最为重要的命题――有效地参与到新诗的历史建构之中。而通过这样的比照，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命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他确实无愧于新诗史上最为优秀的诗人之一。
三
1
历史的图景，还在于“历史”本身。穆旦诗歌能够激发起新诗史上的若干重要命题，“历史”如何呈现穆旦则成为了进一步需要追问的命题。严格说来，穆旦的“历史形象”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透视，一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穆旦自我阐释类材料相当少，生平传记材料偏弱。这一看法其实内蕴着某种预设，即将话题拘囿于“个人的历史”之中。事实上，“人”同时也是“历史中的人”，诸多细节要素均可透射出“个人”丰富的“历史”图景。具体而言，既可透过同时代的人眼光来看取，也可通过传播媒介一类因素来看取。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已形成了一种研究自觉，即对于传播媒介多有看重，各种被沉埋的史料得以大量发掘，具体到穆旦，期刊报纸、相关出版机制与出版行为、文学选本、各类校史、年谱、回忆录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显性和隐性的时代因素都是很好的切入点。相关研究也可被倚重，穆旦这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诗人必将激起复杂的效应――落实到“文学史”的叙写之中，“穆旦”可谓见证了一些文学史观念、文学史书写原则的萌发、生长与确立。由此， 1940年代以来穆旦传播图景的详细展开过程，不仅将有效地展示“历史如何呈现穆旦”；它同时也是考量穆旦诗歌艺术精神之于新诗历史建构的另一条路径。
我将具体讨论划分为三个层面，前两个层面为1940年代与1950年代，其时，穆旦还健在，而文学史机制尚未生成。粗略地说，这是穆旦批评空间的初步生成与湮息时代，即穆旦诗歌艺术精神的初步生长与压低的时代，穆旦对于时代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第三个层面为新时期以来，即“后穆旦时代”。其时，文学史机制逐渐生成，穆旦由一个被历史湮没的诗人而逐渐生长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诗人，批评空间变得廓大而庞杂，穆旦激起了复杂的文学史反应――呈现出不同的面目。透过穆旦，可窥见个人意志与文学史意志之间的差距；也可窥见在不同历史阶段，研究者所承负的某些特定的历史意识；更可窥见研究的缺失。总之，可缕析的因素相当之多，因此，具体讨论又细分为三点，即分别以1979~1997年间、1997~2006年间的穆旦研究状况以及相关选本（1979―2006）为考察对象。
2
对于穆旦的批评自1946年始。之前评论界对穆旦的创作缺乏反响。1947、1948两年是有关穆旦的批评相对集中的时期。这与穆旦本人的诗歌发表和诗集出版直接相关，即发表、出版与批评之间有着一种互动关系。
在这一批评空间里，赞誉为多，也有对其缺点的指陈，还有措辞严厉的批判。批判产生于非常态的批评语境，因此当时穆旦批评的基本形态为赞誉。发出赞誉之辞的批评者，其观点多有共通与应和之处，“现代化”、“综合性”、“晦涩”（“艰深”）为核心话题。而唐�虽然与穆旦也有直接交往，却体现出一种异质性，激发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阐释空间，也呈现了理论的交叉性与较为复杂的人事纠葛（但这些因素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被削平）。
批评空间又可反过来说明当时穆旦作品的发表对一种相对圈子化的刊物的依赖，刊物本身对于他的写作及传播与影响构成了一种双刃剑的效果：既能提升他在此一圈子内部的知名度，同时，一旦这一圈子受到外界侵扰，他也会受到牵连。这本身也表明了穆旦当时影响有限。对于批评，穆旦没有任何直接回应文字，不过，从他自行编订但并未付梓出版的诗集来看，他还是着意坚持了自己的风格。
3
穆旦于1953年初回国，写作并发表诗歌已是1957年。之所以存在着四年左右的时间差，对于新的时代环境的陌生感与警惕心理是关键性的。参与1956年中段《文艺报》的“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的讨论，以及讨论中所体现出来的自由风气（当然，这是大的时代语境中的一部分）对于穆旦是一种鼓励；来自杂志的约稿也是一种鼓励。在多重鼓励之下，久未写作的穆旦加入到了诗坛之中。
和当时很多作者一样，穆旦的写作很快遭到批判，批判基本路数在于，先批判艾青一类大诗人，再涉及穆旦及其他诗人。也即，批判有主次之分，措辞有轻重之别，穆旦并没有成为主要批判对象，这表明他没有被视为是重要诗人。而1940年代的穆旦从未被提及的事实则表明1950年代的读者对于“穆旦”的陌生，之前逐渐形成的穆旦批评空间在新中国基本上并未展开。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1940年代是无序的，而随着“新中国”的到来，“中国新文学史”获得了制度保障；总结新文学的选本也相继出现。但穆旦及一大批写作者均未被提及或选入。以此返观1957年一些刊物向穆旦一类“老作家”约稿的事实，它既表明“约稿”乃是一种组织行为，而尽管这些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组织在情感上认定“老”诗人的作品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这种带有个人倾向的意志最终还是屈服于时代话语。
对于1950年代的穆旦而言，“诗人”之外，还有翻译家的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了大量著作――“查良铮”热切地参与到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比照“穆旦”与“查良铮”：“穆旦”与时代之间大致是紧张（警惕）→放松、投入→新的紧张（被批判、作检讨）；而“查良铮”与时代之间则是热切投入→为时代所接纳，是一种良性关系。当“穆旦”犹疑、受批判的时候，“查良铮”却自如地游走于时代之中，“穆旦”与“查良铮”，几乎是对立着的两张脸孔同时为一个人所享有。种种材料表明当时读者们并不知道“穆旦”即“查良铮”，“穆旦”与“查良铮”这两张脸孔，更多的时候，只是由他自己、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和一些熟识的友人所分享――在更为广大的读者群、更大的时代空间里，“穆旦”与“查良铮”被分离为两个形象。这本身即是时代语境的复杂性的表现[⑪]。
4
“穆旦”重新被提及是在1979年出版的一套发行量相当大的《新诗选》（从选本开始）；“查良铮”的出现则要略早一些。在进一步区格穆旦的形象时，我以1986~88年、1997年为界将穆旦研究的进展分为三段。在具体讨论中，我无意于综述，而是着力从庞杂的研究中拎出若干问题。问题太多，这里仅略述一二。
一是，穆旦友人在穆旦形象塑造上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比照1940年代的穆旦批评空间，当时政治时局很不稳定，研究文字传播范围有限，对当时读者的影响有限。新时期以来，政治时局稳定，而穆旦属于长期被湮没而重新发掘出来的一类诗人，友人阐释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友人塑造穆旦的局面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获得了加强。
一是，从文学史角度看，较早的如唐�版文学史，主要由历史当事人完成。其中并没有穆旦，但“历史当事人”唐�却在个人研究文字中对穆旦表达了赞誉，这可视为个人研究文字对于文学史著的修正――反过来说即是，个人意志对于文学史意志的屈从。类似情况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中也有体现，其时，穆旦正得到热烈推崇。该史著作者之一钱理群先生称，“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⑫]，但实际的文学史篇幅仍然有限。
一是，1994年前后的“排座次事件”。它在一时之间极大地提升了穆旦的知名度，而这，并非一个单一性事件，它既有“前因”，也有“后果”。“前因”即是“重写文学史”的实践，重新排座次意味着对于陈旧的文学史格局的强烈不满，其中内蕴着强烈的文学史焦虑。而从“后果”看，“排座次”风潮远未结束。前引钱理群先生即给7位中国现代作家排定了座次――推崇穆旦的理由与“排座次事件”如出一辙。再往下，20世纪末期，排座次事件一再发生――当然，穆旦诗歌本身所获得的更多认可，才是更大的“后果”所在。
一是，穆旦家属对于穆旦的塑造。穆旦本人既极少自述，家属所撰写的各类追忆文字为学界认识穆旦提供了条件。但结合相关材料来看，家属的回忆文字中，有一些与其他材料有歧异；有些甚至看起来并不那么可靠，但受制于材料而只能止于怀疑。其中，“美国期间的穆旦”与“晚年穆旦”的塑造即多有可质疑之处，因为一种强烈的思念与忏悔的情绪使然，穆旦的妻子可能不自觉地贬低了自己而提升丈夫的形象。
问题较多，这里无法一一举陈，总之，由于研究者个人观点的歧异，所呈现的穆旦形象是丰富而庞杂的，而这，正是历史的效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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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对于穆旦的呈现也别有意味。选本繁杂，有的眼光“锐利”，有的眼光则难免“如豆”（鲁迅语），顺着不同选家的“眼光”，详细举陈各类选本，这既是探究穆旦形象的衍变，也是探究其间复杂的历史纠葛。在具体讨论中，我将选本区格为五个序列：穆旦个人诗集选本，“九叶”类选本，文学史作品选，文学教育类选本，其他类型的选本。我将前两类称之为专门类选本，后三类统称为非专门类选本，并对选目进行了统计分析，对选家谢冕还进行了个案分析。
通过选本分析，可以发现一些事实：有些选本对资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订，有些则很随意，对于穆旦的写作境遇缺乏最基本的把握和理解。而文学教育类选本所涉及的问题基本上是主题学方面的（思想教育），诗歌之为诗歌的艺术品质基本上没有触及。
通过选目统计分析可发现，早期和后期的写作被看低或被忽略；中期和晚期则是主体。而在那些非专门化的选本中，其一，在不同层面、不同时间段，《赞美》始终占据最高位，中期和晚期写作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典化，早期和后期诗作始终被看低，这一倾向比专门类选本要严重得多。其二，现今某些重要的、影响很大的文学史给予很高地位的不少作品，入选频率非常低――非常具有或然性。也即，文学史所讨论的“穆旦”与选家所选出的“穆旦”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而在谢冕这一选家个案中，所涉共11个选本，由于谢冕先生的选入，穆旦诗歌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同时，也造成了某些误导。这一个案既呈现了“穆旦”由被忽视到广泛选入的发展轨迹，也呈现了“穆旦”的奇异面目――由此折射出一种暧昧的“选家眼光”。这样一个个案，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某种典型性。
结 语
“历史”当然不是万能的。“历史”固然将发生它的效应，但即便是“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也有其暧昧性，“返回历史现场，并不意味着纯客观的历史‘还原’，呈现复杂的细节，也并不等同于各种纷纭现象的杂陈。在进入历史的同时，研究者无法避免地会携带着自身的价值取向或理论预设，这也是独特的历史‘洞见’得以产生的前提。换言之，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某种叙述的张力难以避免”[⑬]。正是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叙述的张力”――避免自身的历史拘囿，我选取了三个大的历史角度展开讨论，单一的历史角度可能会造成窄化，多个角度则将形成丰富的局面，并能在丰富中更接近“穆旦”这一研究对象。
实际上，一经“回到具体历史语境”，“同情的理解”也就成为了研究者所操持的准则之一，即不以当下的价值观念来做出轻率的历史评价，而是充分考虑研究对象所处的实际历史条件（历史负压），这自然是合理的，“当下”并不比“历史”更多精神优势。与此同时，类似的措辞也较多出现，“××作品，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才能得以理解”，“才能凸现它的意义”，即强调作品的历史价值或者说思想史的价值。在本文的实际讨论中，前一层面我比较注意，后一层面则尽力规避之，也即，不以“历史”来衡量穆旦诗歌的价值，而是借助“历史”来促成对于穆旦诗歌更深入的认识――其核心价值体仍然是文学。
通过对穆旦以及时代的多重历史因素的发掘，“历史的效力”很明显地呈现了出来：被激发的不仅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穆旦形象，同时也包括一系列的文学史命题，以及多种时代因素――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呈现了我本身所秉持的价值准则：即并无意于以穆旦诗歌为标绳来统领新诗，而是试图以穆旦这样一位已被公认的重要诗人来激发各种历史因素，特别是已被反复讨论的新诗史上的一些核心价值命题，以及文学史写作本身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问题生发的角度看，既可说是多种历史因素共同构设了穆旦的形象，更可以说是穆旦这样一位葆有诗歌艺术精神的重要诗人激活了“历史”――“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效的关联，归根结底乃是一种诗歌艺术精神使然。这样一来，本文不仅欲彰显穆旦诗歌所具有的一种超乎历史之上的价值；同时又想强调一点：作为个体研究，它与更为宏大的文学史研究其实也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
当然，一如本文最初所提及的两部著作，质询尚处于初始阶段，看重“历史”并非简单地看重考据，也非仅仅选取单一的历史因素，而是写作者个人的历史与各种历史因素的综合，历史的角度越多，所能获具的研究局面也就将更为廓大。本文关于穆旦的讨论未必具有普适性，但对于特定的历史人物、历史阶段与历史进程所进行的深入探究与积极体认，相信也能为新诗研究提供些许新的动力。
New Poetry and Historical Factors
YI Bi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onlogy, Changsh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ome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look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oet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cal factors. These factors are the personal histories of poets,the history of New poetry itself, the history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New Poetry.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study Mu Dan, an important poet in the history of the New Poetry,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perspective. By using this approach, new lights are shed on Mu Dan. This historical approach will prove be effective in future poetic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factors; New Poetry; Mu Dan
[①] 大致指出生于1910―20年代之交，1920年代中期开始小学教育，1920年代末期~1930年代前期开始中学教育，193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大学（大学教育这一点非常重要）。
[②] 转引自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③] 这段话流传得非常广，几乎任何一种论及“穆旦与传统”的讨论都会引述到它。在多数情况下，即在“现代性”的视域之下，这被视为一个正面判断。在《细读穆旦〈诗八首〉》中，王毅通过细读，指出了穆旦对于传统的深刻理解；而在《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中，江弱水通过对穆旦与奥登等等西方诗人的梳理，指出穆旦对于西方诗人过于倚重，两者都明确指出了王佐良命题的不当。两文分别刊载于《名作欣赏》1998年第2期，《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④] 江弱水《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⑤] 可参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新颖《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⑥] 在《由〈飘〉想起的》（原刊昆明《生活导报》第53期，1944年1月）中，王佐良写道：“人不能永远停顿在大学四年级的阶段。新的作家的倾慕成为一种势利之后，又逐渐为一种超越时间的透视所盖过。人回过头来弄莎士比亚，弄莫里哀和拉辛，弄李白和杜甫，人成为一个古典主义者。这些名词自然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一新的觉悟：文学或者作品如果不朽，则此不朽的成分是无时间性的。传统的重要和意义便是由此产生”。相关讨论参见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第239―252页。
[⑦] 最为典型的即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钱理群先生在相关研究中，对“鲁迅―穆旦”的命题阐述得尤其多。
[⑧] 鲁迅曾谈道：“《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见《书信・341009・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⑨] 鲁迅《野草・题辞》，《鲁迅全集》第2卷，第159页。该文注释将“大欢喜”解释为：“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⑩] 语出1945年穆旦为第一部诗集《探险队》所写的广告辞，见《穆旦诗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⑪] 由于对1950年代的出版机制方面的材料搜集还不够，因此对“查良铮”的问题还不能更深入地透析。
[⑫] 钱理群、吴晓东《“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1期。
[⑬] 姜涛《开放问题空间之后：从“新诗”到“现代汉诗”――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此文认为《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关于新诗的发生期（“破坏时期”）的讨论忽略了历史中的“复杂‘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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