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第二手资料”与文学史想象空间、理论模式的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的创新性
发表时间：2007-11-29阅读次数：491
何 同 彬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自八十年代“重写文学史”、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转向”以来，关于文学史书写的问题就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聚讼不已、争论不休的焦点，整个过程纷乱、迅疾和嘈杂，各种文学史著述和文学史理论模式层出不穷，但争论的结果却不是一个清晰又多元的文学史共识的形成，也缺乏典范性的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确立，暴露的更多的是文学史书写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制度和话语的诸种动机的交错和纷争。当然，百舸争流的多元化趋向的确激活了文学史想象的空间，也激发了更多的创造活力对文学史的梳理和阐释，但众声喧哗、动情互喊的背后却是日益严重的文学史想象与文学史认同的危机，而且这一危机又是以陈陈相因、机械重复的文学史写作泛滥的虚假繁荣为表象。究其原由，似乎是“颠覆”、“重写”、“重建”、“重构”等文学史思维还没有实现它的目标（事实证明这一目标永无止境），而实际上在笔者看来，迄今为止的文学史想象仍然严重地受制于单一的、干瘪的“历史意识”才是最大的原因。刘俊等编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所尝试的文学史结构的创新，也许正是针对当下文学史想象的困境而进行的某种努力，它扬弃历史线索和历史系统的文学史思维，对研究和教学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那么，能否进行一种新的文学史描述的尝试：不是从原始材料和作品文本的‘第一手资料’出发，而是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相关论文这一‘第二手资料’起步，对文学史进行重新编排和描述，这样的文学史撰写，不提供恒定的文学史线索，也不追寻最终的文学史解释，它注重的是对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意味的现象、作家和作品进行解析，在此过程中，呈现文学发展过程中必定存在过的具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并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求得对文学史的某种角度的说明。”[①]“第一手资料”在文学史中的作用无疑是最大程度上还原文学的“历史”线索的“真实性”，但这一目的一方面受制于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的外在因素的“历史”、受制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历史描述；另一方面，历史空间的“真实性”材料永远是挖掘不尽的，其选择也同样是主观和个体性的。所以，在传统的文学史书写中经常遇到诸如此类的困境：要么被指责是某一意识形态对文学史的阉割，忽视了大量不符合意识形态但又很重要的文学内容；要么只是循着历史编年的流水帐，贪图“高大全”却没有核心的历史线索和价值链条；要么是缠绕和攀附于各种时尚的理论话语，对文学现象和作品进行貌似创新却又不知所云的过度阐释，失去了文学史基本的结构和作用；要么无节制地还原文学的“历史”背景和非文学因素，把文学史的书写变成了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的简单注脚……可见，盲从于所谓的历史“真实性”、盲信于“第一手材料”所累积起来的“历史想象”无疑使得文学史的书写陷入两难的境地――兼顾文学史的“文学性”和历史性的患得患失。前面所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前言”里的那段话虽然没有把矛头指向“历史”，但字里行间透露的显然是对文学史想象中“历史”因素过重的某种反省或反拨。
“当代文学史研究，我们一开始就会遇到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文学史是历史的一种分支，首先要面对的是对‘历史’的理解。第二是文学史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这个问题是文学史研究难以回避的。”[②]洪子诚的这一表述代表了大部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述的专家们的共同认识，怎样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缠绕在文学史建构和写作中的关键问题，似乎没有一个系统的、正确的“历史观”就无法完成一种文学史想象的书写，因此大部分的文学史都要建立在一种明确的历史意识的基础上。然而每一种历史意识都有其褊狭的一面，用以维系客观的历史意识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意识的包裹下，又变成了一种貌似真实却可疑的“第二手资料”。而这一过程却显而易见地忽视了文学自身，包括作家、作品和真正的文学潮流。正如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中所讲的：“艺术史就是压制艺术的历史。”[③]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以及其他相关的理论研究中至为明显，其中偏激的“历史主义”歧途已经走得愈来愈远了。而文学史如此信任“历史”话语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文学史追求一种宏大而系统的历史叙事，而不惜牺牲文学的本位呢？这也许和启蒙现代性乐观的历史目的论相关，“启蒙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④]为此它甘愿倒退为神话，而我们很多的文学史观念恰恰就是被这种依赖“第一手资料”建构起来的体系性神话所迷惑，导致诸多文学史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且最终陷入意识形态的窠臼和历史意识的牢笼，而文学本身只是某种历史框架的填充物和边角料。似乎文学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文学必须通过“历史”来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这种关于智慧自身的认知无疑是艺术思维的某种倒退。“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①而我们的艺术观念却已经与亚理斯多德的这种观点相反了，是不是现代以来的文学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诗学属性呢？或者文学的智慧活动必须进入“历史”才有意义呢？当然不是，海登•怀特曾经列举了很多现代文学写作中反叛“历史”的例子（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并不缺乏），然后他说：“事实上，对他们来说，‘历史想象’这个说法不仅含有术语上的矛盾性，而且从根本上为当代人要现实地解决最棘手的精神问题设置了障碍。……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已过时的制度、思想和价值强加在现在之上的一个实际负担，而且也是看待世界的方式，赋予那些过时的形式以虚假的权威。”②所以，所谓“历史”、所谓“第一手资料”并不能保证文学史书写获得“恒定的历史线索”和“最终的文学史解释”，而所谓的“第二手资料”的主观性和个人色彩，也未必不能“重新编排和描述”一种新的文学史想象，它“化整为零”的结构策略、以“问题”带动“历史”的尝试，反而会成为文学史想象冲出历史想象的重围、进入独立的文学空间的契机。
二
“在艺术中，我们不需要像兰克给编史工作所定的目标那样去寻找‘过去究竟怎么样’，因为我们能完全直接地在艺术中经验到事情究竟是怎么样。所以，文学史并不是恰当的历史，因为它是关于现存的、无所不在的和永恒存在的事物的知识。当然，人们不能否认政治史和艺术史之间的某些真正的区别。这区别表现在：政治史是历史的和过去的，而艺术史既是历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也是现在的”。③韦勒克的这种文学史观念也提示我们“第二手资料”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直接地在艺术中经验到事情究竟是怎么样”。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中所选取的“第二手资料”似乎又隔了一层，毕竟论文体现的是作者个人的文学感受和文学观念，可这恰恰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实现了文学的“现在”性，即这种编排和选择也体现了一种新的、个体的文学史观，而作者的作品论、作家研究更是直接回到了文学的直接经验，通过文学史观照、作家作品解析、思潮流派透视和艺术形态流变等四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了“第二手资料”结构文学史整体观的独特视角。这一“结构”和“角度”上的创见在中国现有的文学史著述、文学理论模式中无疑是新颖的、慧心独具的。以“第二手资料”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史编纂模式是早已有之的，远的有赵家璧主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近的也有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就后者而言，其文学史理论模式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其编纂选择的文章也都是很有价值、很具代表性的佳作，但它们从总体的结构方面是松散的、随意的，无法形成一种明确的、成熟的文学史思考的整体感，因此往往沦为文学史资料选。而《导引》由“文学史观照”、“作家作品解析”、“思潮流派透视”、“艺术形态流变”四大板块构成，每一板块之间是紧密联系、互为参照的。“文学史观照”提供宏观的文学史观和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为深入理解后面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艺术形态”提供多元的理论背景和切入视角，从而避免没有必要的误读；“作家作品解析”则是进入文学本质的基础，只有通过对作品的深入的文本细读和对作家文学精神的深刻把握，才能真正进入文学史丰富而复杂的文学肌理，从而为“思潮流派透视”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思潮流派透视”恰是对“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梳理，是文学史观念的结构性整合，反过来既能深化对作家作品的理解与领悟，又能强化对文学史观念的进一步思考；思考的结果就是回到文学的“本质”，也即“艺术形态流变”的研究上，这样回环往复，在互补中不断强化对各个部分的理解。同时，每一章又分“导论”、“选文”、“延伸阅读”、“问题与思考”、“研究实践”等五个部分，层层推进，从而避免单一僵化的文学观念的故步自封，避免历史、知识的吸收与文学思考实践的脱节。“问题与思考”与“研究实践”两方面的创新尤为突出，作为“大学研究型课程专业系列教材”的一部分，必须强调文学史学习中的“研究”性和独立“研究”意识，而以上的两个部分恰恰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做的调整与创新。正如“前言”中所陈述的：“这样的教材，不但一改过去文学史书写的模式，呈现了一种新的结构文学史的方式，而且可能会给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带来一些新气象，能给愿意尝试此种授课方式的老师提供更大的讲授空间和学术发挥余地，同时，对于不愿意改动‘传统’教学模式的学校和任课老师，也能提供一个新的辅助教材，帮助师生扩大学术视野，有利于他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①
历来的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工作使用的都是传统文学史思维编撰的文学史著作，也就是依赖于“第一手资料”的断代史类型的文学史，前文我们也已分析了这一模式的弊端，在实际的教学中经常造成一些问题，影响学生的文学史观念的成熟和发展。譬如，有的学生只是掌握了简单的历史线索和文学知识，而缺乏深入分析文学现象和作品的能力和方法，文学史仅仅提供了可以随时忘却的历史记忆；有的学生则是被文学史教科书褊狭、单一的文学史观束缚住思维，对相异的文学史观念缺乏敏感和接受能力，造成研究中的一叶障目。“文学史研究特别强调在历史的联系中来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不能止于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在对任何作家作品进行价值评判时，其结论都是在上下左右的历史比较中得出的。对于文学史的任何问题，都应当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和研究、回答和解释。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过程应该也是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演示过程，学生正是应该从课程学习中得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传授的。”①这种文学史的教学要求，在以前单一的模式中只能靠增加“作品赏析”、“作家论”等辅助性的课程来弥补不足，经常会造成教学内容的重复和教学资源的浪费，而《导引》的创造性尝试则是力图实现一种“史”“论”结合的平衡和优化组合。然而，尽管主要强调“第二手资料”，但《导引》并未忽略必备的历史意识对文学史思维的整合作用，例如“文学史观照”和每一部分的“问题与思考”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而且也建议教学中参考相应的文学史论著和教科书，以弥补“史”的线索的不足；同时，通过“第二手资料”所传达出的历史意识中的价值体认――它们是多元和碰撞的，文学史中的“点”和历史观念的“面”相结合，而且强调的是价值观照中的“点”。正如韦勒克所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显然是无意义的事件系列分离成本质的因素和非本质的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谈论历史进化，而在这一进化过程中每一个独立事件的个性又不被削弱。我们把一个个体的现实和一般的价值联系起来，并不是要把个体贬黜为仅仅是一般概念的样本，而是要给个体以意义。”②《导引》在课时安排上建议将“作家作品论”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占40％）无疑是出于此种深意，毕竟“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不是由历史中取得的”③，文学史归根结底是“文学的”，离开这一立场的历史阐释都是对“文学”自身的冷漠和僭越，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如今最为亟待解决的正是这一症结。
当然，这种新的文学史编写方式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缺陷，这在《导引》的“前言”中作者已有明确的自省，笔者就不赘言了，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一模式所面对的“第二手资料”浩如烟海，选择不仅要涉及到论文的质量，更要兼顾论文间的整体联系和每一部分的逻辑线索，强调与一定历史意识的协调关系，否则就会沦为“论文集”和“习题集”，因此“第二手资料”的选用必须是严谨和认真的，《导引》基本上是如此的，但也难免挂一漏万。
陈思和先生认为：“事实上，文学史写作只是一种研究的类型，它是综合审美研究和历史知识以后达到的一种新的理论高度和学术境界，它可以为教学服务，但其功能与价值指向远远超于教学……它是在一个更为宏观的意义上引导文学研究工作者来把握个人、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以探求文学的社会使命与发展规律。所以我想，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进入大学的讲堂，应该有一种激情，引导我们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探索我们今天的文学究竟能表达些什么？应该怎样来表达？……文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已经过去的文学现象，而研究者的立场却是现时的、进行式的，这是两种时间的碰撞与互动的结果。”①我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的目的正是如此，它的文学史思考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文学史的想象空间，拓展了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著作形式的新视野，在理论模式和教学模式上的这一探索暂时也许不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希望更多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和专家都加入这一模式的文学史写作中，形成一种多元探索、相互砥砺碰撞的局面，只有这样，这一模式的探索才能更好地得到完善。
[②]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页。
[③] [美]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④] [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 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① [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诗学 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②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③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① 刘俊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① 朱晓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问题（笔谈）》，《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②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③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页。
① 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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