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历时考察
发表时间：2008-07-11阅读次数：504
李 寄
（南京大学 大学外语部，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1903年至1918年，鲁迅采用传统汉语（文言、旧白话和文白杂糅的语体）文体进行翻译。留日前期，鲁迅遵循了其时两种翻译文体规范，收获了世俗的赞誉和商业的成功。经过艰难的探索和尝试，在章太炎的启发下，留日后期鲁迅习得了独异的翻译文体。这是一种极端保守的先秦文体和极端先锋的欧化文体并存的杂糅文体，在晚清民初译坛独树一帜，由此鲁迅建构了翻译文体家的身份。然而，体现了他的翻译文体实绩的《域外小说集》以及《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却遭遇了接受的失败。随着“五四”的来临，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落得被译者本人亲手搁置的命运。
关键词：鲁迅；翻译文体；传统汉语；习得；悬搁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习得经历了从袭用既有主流翻译文体到自创翻译文体的过程。以仙台时期为界，鲁迅传统汉语翻译可分为留日前期和留日后期及民国初年。前期鲁迅蹈袭旧体，后期则自创新体。
《域外小说集》标志着独异的、成熟的鲁迅翻译文体的出现。它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摸索和尝试。如果从1903年译《斯巴达之魂》和《哀尘》算起，前后达五六年之久；如果再由此上溯到鲁迅初读严复、梁启超等晚清译家译作的南京时代，前后长约十年。译者鲁迅首先是从模仿晚清前辈的翻译文体走上译坛的，虽然以严、林、梁为代表的晚清第一代译家到周氏兄弟为代表的第二代译家代际之间只差四五年光景[①]。 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振臂一呼，并亲自操刀翻译示范，四海景从。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严译《天演论》风动全国，国内文化氛围随之大变。在短短四五年时间里，晚清的翻译文体从理论到实践迅即成熟。翻译文体规范一经确立，即为紧随其后蜂拥而至的众多译者所遵循，所模仿，成为具有约束力的翻译文体规范――它既制约着译者的文体选择和操控，同时又规范着读者的文体期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鲁迅曾经因为遵循主流翻译文体规范而在译坛上得意过一把，又因为故意挑战翻译文体规范而在图书市场上遭遇惨败。本文历时考察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习得、操控和悬搁的过程。
一
作为一个敏锐善感的青年，留日前期的鲁迅主要用译文抒发他对现实时势、宇宙人生的感怀体念。是诗人的天性诱使他提起译笔，却又首先是那些非审美的激情拥挤在笔端。晚清是一个审美空间被现实功利挤缩几至于无的时代，内忧外患接踵而至。1903年鲁迅东渡日本不久，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清政府的发源地不保而居然宣布中立，对鲁迅一代青年的刺激似不下于甲午之败对中国士子的震撼。失望、愤怒、抗争的各种情绪强烈地刺激着青年鲁迅，以至等不及咀嚼消化，便急不可待地倾泻出来。鲁迅最初发表的译作之一――《斯巴达之魂》几乎就是在一两日之间半译半著挥洒而就的[②]。 救亡图存当然是一种崇高的情感，但年轻的鲁迅对它的认识毕竟肤浅，它还没有深潜到诗人灵魂的纵深处。鲁迅所有的只是青年的激情和狂热，激情的背后没有深邃的思考，狂热的背后尚无操管的冷静和节制，对属于自己的有意识的形式追求――翻译文体的建构尚无从谈起。因此，鲁迅自然会仿效既有的主流翻译文体。晚清主流翻译文体虽然在翻译理念上没有多大的分歧，但仍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的代表是严复和林纾。他们的语体特点是句式骈散结合，风格雅洁。他们的期待读者群是饱读诗书的士人，即中上层文化人士。“并世译才数严、林”几成定评。尽管康有为对严、林的恭维让两位被恭维者都感到痛苦，两人似都不屑与对方为伍，但是《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翻译文体上确有诸多相近之处，严、林并称不为无因。他们的翻译文体多为严肃的译家所效仿。另一派的代表是梁启超和陈冷血[③]。 他们分别创制的“新民体”和“冷血体”有着内在的联系，都从政治宣教出发，语体杂糅，风格激越。他们设定的读者群为粗通文墨的新兴市民阶层。梁启超虽然在提倡翻译和翻译示范之后便不再直接涉足译坛，但他开创的文白兼杂、雅俗兼杂、中外兼杂的语体在1900―1917年间成为主流翻译语体之一，为广大通俗化、市场化的译手所采纳。值得一提的是，对鲁迅留日前期翻译文体形成直接影响的还有越籍前辈《浙江潮》编辑蒋智由。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谈到留日前期古怪的“慷慨激昂、顿挫抑扬”的翻译风格时，指明了蒋智由的影响。弘文学院中国留学生争相传诵的警句“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即出于蒋氏（笔名“文诡”）之手[④]。
留日前期，鲁迅的翻译文体实行的是“双轨制”，明显地效仿上述两种主流的翻译文体。他编译的科技文本，如《说�》、《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采用了雅训的古文，仿效的是严、林的翻译文体。他译述的文学文本，如《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则采用了旧白话或文言与旧白话杂糅的语体，风格亦呈现杂糅的状貌，颇似“新民体”和“冷血体”。鲁迅早期译作的翻译文体的“双轨制”和杂糅性虽然显示了译者圆融无碍的文体策略，但亦表明他尚无力以一个译者－诗人的身份去表达他的审美感受。青年鲁迅尚未找到属于他自己的、独一个的传译域外文化、文学的翻译文体。
不过，在鲁迅略显稚拙的翻译文体中，还是不难发现诗人天才灵光的不时闪现。他的阴冷，他的悲凉，他的油滑，不时在文本中冒出头来。后来，还有不明就里的研究者对这些“鲁迅风”的东西表示过不满[⑤]，其实独异的、成熟的翻译文体的种子已在此萌芽。另外，译作中展现的鲁迅的渊博的学识，尤其是对中国典籍的谙熟令人惊叹，从《斯巴达之魂》即可略见一斑。
鲁迅习得期的翻译文体虽然达不到翻译文体建构的高标格，但是译者鲁迅收获了世俗的赞誉，商业的成功。《斯巴达之魂》为弘文学院的同学交口传诵[⑥]。 他翻译的绝大多数译稿变成了铅字得以正式发表或出版，对于一个涉足译坛不久的译者来说，本身就是不小的成功。这一时期，鲁迅成功的最高峰是他编译的《中国矿产志》。该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年底又增订再版。清政府农工商部通饬各省矿务、商务界购阅；学部批准此书为中学堂参考书。虽然笔者不能确知晚清政府对译作的褒奖的情况，但说鲁迅的初期译作获得了世俗及商业的巨大成功，实不为过。
继续操作亦已纯熟且名利双收的翻译路线和翻译文体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然选择，连晚清翻译大师林纾亦不例外。然而，在为世俗赞誉和商业的成功陶醉之余，鲁迅一定体会到了一丝失落，一丝对自己操持的翻译文体的不满，毕竟他是在有意无意地袭用现有的翻译文体，尚未习得自己独特的翻译文体。对于一个有志于在翻译领域大展身手的译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在《哀尘》和《斯巴达之魂》等翻译“试水”之后，我们还是能够见着鲁迅翻译文体意识的初萌。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对翻译文体的最初的思量、斟酌浮出了水面：“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用文言，以省篇页。……体杂言庞之讥，知难幸免。”[⑦] 虽然在翻译文体实践中尚未找到出路，但意识到“体杂言庞”的弊病本身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它是走向独立翻译文体建构的第一步。
二
鲁迅翻译文体的转型和独异翻译文体的习得有几个深层的原因。其一是鲁迅的翻译宗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植根于鲁迅救治国家、国人“疾病”方式的观念转型。如果说留日前期他的翻译宗旨仍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立国”，那么，在1906年前后，鲁迅的翻译转变为对国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救治，即“立人”。其二是鲁迅的政治观念发生了变化。鲁迅借翻译以曲折的方式倡导民族主义和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鲁迅翻译路线和翻译文体转型的大的政治背景是兴中会和光复会发起和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留日后期的鲁迅实际上处于晚清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及边缘的结合部。说他处于中心，是因为他既是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密友，后又成为民族主义文化运动领袖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受到两人――一位政治领袖，一位文化领袖的信赖和重视。说他处于边缘，是因为他并不积极热衷于暗杀、起义等实际的革命活动。留日后期的鲁迅及周作人的翻译从政治文化角度去考量，属于汉族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三，鲁迅对纯文学的兴致同样促使了他的翻译文体的转变。如果说留日前期他的译作中的文学因子只是他科学启蒙、文化启蒙的佐料的话，那么留日后期文学性本身获得了自身独立的价值。《域外小说集》，尤其是鲁迅翻译的三篇小说，明白地昭示了这一事实。
翻译宗旨、文学观念和政治观念的转变无不呼唤着翻译文体配合着发生转变。这是因为翻译文体不只是特定的语体、风格的呈现，它更是译者心灵、情绪、观念的表现，还是时代文化、文学精神的投影。属于鲁迅自己的、独一的翻译文体的最终习得在等待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不期而至。正在周氏兄弟彷徨于翻译的歧路之时，他们遇到了章太炎。《苏报》案出狱之后，重回东京的章太炎一面主编《民报》，鼓吹民族主义与革命，一面为青年讲学。先是在大成中学，后又应鲁迅、许寿裳等人之请在先生的寓所――小石川区新小川町《民报》社开国学讲习会。前后一年多，鲁迅受到了堪称当时最高水平的国学训练。
鲁迅对章太炎倾慕已久，登载在《浙江潮》上的章太炎狱中诗四首最为鲁迅所爱诵[⑧]。 鲁迅与章太炎在翻译方面的关联，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及其他追忆文章中仅提到因章太炎提倡复古故，《域外小说集》多用古字[⑨]。 许广平以及其他研究者多沿用鲁迅的说法，未作深究。笔者以为章太炎对鲁迅翻译以及翻译文体的转型及习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发者、导引者的作用。章太炎通过鲁迅以及周作人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学翻译现代化的进程。
1898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先后刊登了大量的科学译文，并介绍译书机构。除了梁启超外，章太炎也曾任该刊总主笔。鲁迅最早接触到的刊登译作的期刊就是《时务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鲁迅谈到矿务学堂总办在马车上读《时务报》的场景，提到自己在学堂阅报处仔细阅读《时务报》的情形。同年10月，《译书公会报》（周刊）在上海创刊出版，总主笔亦为章太炎。该刊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专载译作的期刊之一。两度出任两个重要期刊总主笔的章太炎对晚清的翻译格局十分熟悉，对其时的翻译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众所周知，留日前期鲁迅的翻译文体深受严、林的影响。历史亲历人许寿裳明确指出：“二十世纪初年，我国译界负盛名的有两人：曰严复，曰林纾。鲁迅受过这两人的影响，后来却都不大佩服了。”[⑩] 对林译小说，当年鲁迅是随购随读。对严译名著，鲁迅更是时常诵读。鲁迅到仙台以后，在一次给许寿裳的信中，提及《天演论》，还开个玩笑。并自注：“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初读《天演论》七八载之后还随身携带此书，以供不时重读，可见鲁迅对严氏译作浸淫之深。为什么自仙台回东京之后突然不再佩服严氏林氏了呢？许氏在后文中给出了答案：
后来，我们读到章太炎先生的《社会通诠商兑》，有云：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先儒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犹未离于帖括。申天之态，回复之词，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⑪]
章太炎的翻译批评尽管仍然属于中国传统译学批评，例如只重翻译风格的“文质”，不区分翻译文体（“译笔”）与创作文体（“文笔”）的差异，但他的批评是击中了严复翻译文体的要害的――过分注重音韵节奏，不脱八股气。章氏谈论的还是“较为进步”的《社会通诠》，而非起首的八股气味更浓重的《天演论》。章氏还从严氏的知识结构着眼，揭了严氏翻译文体的老底。当时的鲁迅以及许寿裳、周作人是信服章太炎的分析和结论的。[⑫]
如果说鲁迅在此之前，给严复取了一个轻松的绰号，叫作“不佞”，是诙谐中蕴涵着敬意的话，那么随后改称严复为“载飞载鸣”，却着实不再像先前那样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翻译中亦步亦趋了[⑬]。在章太炎与梁启超、蒋智由等人论战中，鲁迅坚定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在与维新派思潮决绝的同时，他也与维新派的翻译路线和翻译文体说再见。鲁迅及周作人必然要自寻新路，探寻属于自己的翻译路线和翻译文体。
1908年前后，鲁迅终于找到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翻译文体。标志着他的翻译文体习得完成的是《域外小说集》。鲁迅的翻译文体建构理念系统地体现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略例》以及《劲草・译本序》之中。鲁迅独异翻译文体的建构当然与他个人的文体实践和文体思考有关，与严复也有着相当复杂的关联。在此，笔者想更详细地探讨章太炎对鲁迅及周作人翻译路线及翻译文体习得的影响。周氏兄弟与严、林、梁等译界前辈的关联为人熟知，而与章太炎在翻译方面的关联――更重要但更隐性的关联，却不大为人重视。
首先，《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是在章太炎的直接启发、指导和鼓励下完成的。收在《域外小说集》第二集中斯谛普虐克的《一文钱》最初由龚未生拿去在《民报》上发表。据周作人回忆，章太炎作过亲笔修改[⑭]。 周氏兄弟亲炙章氏教诲与周氏兄弟翻译《域外小说集》大致同时。可以想见，他们就翻译问题向章太炎请教过，章太炎也乐意在这个领域给予指导。在域外文化的学习和翻译方向上，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格外青睐，寄予厚望。章太炎曾邀周氏兄弟共学梵文，并请周氏兄弟翻译邬波尼沙陀的《吠檀多哲学论》。周作人曾打算口译《奥义书》，请章太炎笔述，虽然此事终于迁延不曾实现，给周作人本人以及中国翻译史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懊悔不迭，连鲁迅愤激起来，挥起老拳，在他头上打上几下，都不以为意，以为自己“的确是完全该打的”[⑮]。 从以上事实可见周氏兄弟在翻译上与章太炎的密切关联和亲密关系。笔者认为有了章太炎的修改和鼓励，周氏兄弟才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一两年里翻译出了《域外小说集》（一、二集）中的16篇短篇小说，才会有气象阔大的《域外小说集・序言》和表述自己翻译文体建构理念的《略例》及《杂识》的问世。如果没有章太炎的肯定和鼓励，鲁迅大约是不会有底气挑战严、林、梁为代表的“近世名人”的翻译路线和翻译文体的。有了这个师承关系的揭示，才能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短短一两年间，周氏兄弟从佩服严、林、梁到全面超越严、林、梁等晚清第一代译家。
其次，章太炎对《域外小说集》翻译的影响还体现在先秦语体的采用和朴讷风格的锁定上。鲁迅在追忆《域外小说集》等传统汉语翻译时，一再提到受章太炎的影响，使用“古字”、“本字”。他们的这种做法显然与章太炎的讲学有关。章太炎给周氏兄弟等人讲《说文》是1908至1909年的事，先后大约有一年光景，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和周氏兄弟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完型刚好同时。《说文》是汉代许慎的著作，从字源学考证字的本义，必然追溯到汉代之前先秦诸子的著作。受老师的指点，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用“古字”、“本字”，追求先秦诸子式的朴讷的风格，是十分自然的事。笔者认为，单纯“古字”、“本字”的使用未必能说明多少问题，章太炎对周氏兄弟翻译文体的影响更全面体现在先秦语体的采用上。章太炎文体之古僻奥涩尽人皆知，不必细说。作为服膺先生思想、学术的弟子，亦步亦趋，再正常不过，何况在先秦语体采用的背后又打着章太炎借小学研究和使用奥僻文言“爱国保种”[⑯]见解的烙印。章氏及章门弟子表面上的“复古”其实有着现实的用心，只是具体做法上有差异而已。章太炎及黄侃等人以小学研究弘扬汉族民族主义，而周氏兄弟借翻译弘扬汉族民族主义。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属于晚清民族主义运动一部分是基本可以论断的，亦为民元之后鲁迅的多次追忆所坐实。
除了语言文字观、语体及风格对周氏兄弟翻译文体的建构性影响外，章太炎对周氏兄弟最重要的影响还在于“依自不依他”的思维方式，特立独行的个性，博大的情怀和精进的精神。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有一段对章太炎的评价十分中肯：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的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⑰]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域外小说集》获取了诸多重大的突破：翻译路线由“随大流”译欧西强大国度文学，到独具只眼转向弱小国度文学，由长篇的域外通俗文学转向短篇的纯文学，由借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合法性的归化的文化策略，转向“拿来”域外异质文化以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异化的文化策略，由漠视源语、原作者及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转向重视忠实再现源语、原作者及原作的思想、内容和文体……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周作人所总结的章太炎人格精神的关键的两条：“依自不依他”，“博大精进”。“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云云，表明周氏兄弟是在有意识取法章太炎的精神人格以塑造自己的精神人格。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于周氏兄弟来说，“依自不依他”的“他”连章太炎都不例外。在参加国学讲习班期间，鲁迅就对章太炎对“文学”过于宽泛的阐析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见。[⑱] 周作人后来因文化观念和政见的不同，公开发表《谢本师》与章太炎先生划清界限。鲁迅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对章太炎晚年的作为表明了不认同与不满。“依自不依他”再加上“博大精进”成就了作为一代世界文化巨子的鲁迅。同理，当鲁迅“依他不依自”地随大流，当他自设樊篱，不够博大，不够精进之时，鲁迅便不成其为“鲁迅”了。留日前期的译者鲁迅以及晚年部分时段的译者鲁迅似乎都可以作如是观。
三
1903年是鲁迅文墨激情的第一次大爆发。然而功利压倒了审美，鲁迅急不可耐地“被优孟之服”，以“娱世之文”去推介自己“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觉世”理想，还直接借用时行的古文去翻译科技文本来实现自己“兴世”的理想。《浙江潮》的停刊以及随后几部译作的被拒反而给了鲁迅一个沉潜下去的契机。在随后三四年的沉潜期里，鲁迅得以广泛地涉猎西方现代文化、文学成果，深入地审察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世洋务派、维新派思潮和运动的缺失。同时，作为一个诗人的天性逐渐被唤醒，鲁迅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立国”的政治领袖，不是一个“科技救国、实业兴世”的实业家，也不是一个操持“常带情感”话语极具煽动性的梁启超式的鼓动家；他是一个借文艺求真求善求美，以“立人”――改造中国国民性为己任的、以“卓特之士”为启蒙对象的英哲型文化诗人。
1908年前后，鲁迅迎来了文墨激情的第二次大爆发，这一次的发泄口依然是翻译，还有相当多翻译因子的研究论文。与第一次功利压倒审美不同，这一次，鲁迅似乎在二者之间找寻到了平衡。在强调文艺功利作用的同时，鲁迅还揭橥了文艺审美的功用。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盖缘人在两间，必有时自觉以勤劬，有时丧我而惝恍，时必致力于善生，时必并忘其善生之事而入于醇乐，时或活动于现实之区，时或神驰于理想之域；苟致力于其偏，是谓之不具足。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⑲]
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论文中，鲁迅就反复致词。同时他又强调文艺“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⑳]的功利。鲁迅既纠正了梁启超和自己留日前期文艺思想过于重视功利性的偏颇，也没有王国维以审美遮蔽功利的偏颇，这是中国文论史的重要突破。鲁迅提供的这个全新文艺见解在他们文学翻译中首先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域外小说集》就是新的文学理念，翻译理念的成果。《域外小说集・序言》堪称鲁迅翻译文学思想的宣言书：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21]
晚清译坛虽偶有佳作，但选目不精，泥沙俱下，通俗低级的译作占主导地位，鲁迅认为“中国译界”有“迟莫之感”，因此鲁迅强调“特收录至审慎”，他们精心采撷的是异域的新文学，希望有敢于突破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文学“常俗”的卓特之士“别求新声于异邦”[22]，“犁然有当于心”，能够“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为了忠实地将异域文坛的奇葩输入“华土”，他还特别强调“词致朴讷”，“�译亦期弗失文情”。
这个序言气魂宏大，旨深意邃。近半个世纪以后，周作人还感叹不已。[23]
从《域外小说集》的选目来看，其中的短篇很好地兼顾了启蒙的功利和高标格的审美。鲁迅亲自翻译的三篇中，从审美角度来看，《默》和《谩》是象征主义的杰作，《四日》颇有意识流小说的风采，委实都是“异域文术新宗”的杰构[24]， 其中蕴含的人道主义、人类主义思想内涵同样彰明较著。
章太炎的启发和鲁迅对自己留日前期翻译文体的不满和省思，对晚清主流翻译文体欠缺的洞察，五六年翻译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累积以及对翻译宗旨、翻译选目、翻译方法等初步的理论思考：上述种种因素导致了鲁迅翻译文体自觉的生成。在1908年前后鲁迅终于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翻译文体，成为独一个的翻译家；由于自创的翻译文体，鲁迅可以与严、林、梁等他所景仰的前一代翻译大师们相侔比肩，而且在翻译的众多方面超越了这些前辈。在对“文学”的理解，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他甚至超越了章太炎本人。鲁迅第一次确立了自己翻译家的身份，并确信自己的翻译文体即将取代晚清主流的翻译文体，成为不远未来的翻译文体规范。他是那么地自豪，那么地自信，那么地不加掩饰，这一切都明白无遗地表现在上文征引的《域外小说集・序言》之中。
鲁迅明白地期待着《域外小说集》能像《天演论》、《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能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为国人激赏而仿效者如云，由此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崭新的面貌。他期待在自己的手中――借《域外小说集》系列，完成对现代世界文潮的趋近――“中国文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他的志向不仅局限于“中国译界”的现代化，而是更着眼于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域外小说集》是年轻鲁迅做的许多梦中特出的一个梦――这个梦是多么美呀！
然而，鲁迅的美梦破灭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对译者鲁迅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东京、上海两地卖出去的区区数十本的失败记录屡屡为人提及。人们曾从多个侧面论析过《域外小说集》失败的缘由。笔者认为“失败”之前应添加两个限定词：商业上，暂时的，因为20世纪20年代之后直至90年代，《域外小说集》一印再印，成为翻译文学的经典，其“商业”上的成功是20世纪其他外国短篇小说译文集无法比拟的，遑论它收获的巨大的学术关注。
关于《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的原因，鲁迅本人从篇章短小、使用古字等方面作过解释[25]。他的夫子自道没错，但不全面。笔者认为鲁迅翻译文体的极端先锋性和极端保守性并存恐怕是主要原因。鲁迅语体的主体部分――先秦语体委实“��不下周秦诸子”，比严复的译文还奥古，语体的极端保守与复古其时无出其右。同时，鲁迅的翻译语体有着极端欧化的一面――“循音对译”的固有名词和忠实输入的欧化标点符号在当时极为先锋。语体的先锋性远远超出了晚清受众的期待视野，因此为受众所不乐闻见。另外，鲁迅朴讷的翻译风格亦不为“图爽快”的大众读者所乐于接受。不仅使一般受众敬而远之，而且令其时之“伪士”亦退避三舍――他们的好古常常是叶公好龙而已。鲁迅翻译文体的极端先锋性还体现在翻译文体的生成方式。在编译和译述的时尚中他进行了直译的尝试。在“宁顺而不信”，“宁雅而不信”的时尚中，他提倡并努力实践“信达兼顾”的现代理念。在归化的时尚中，他的翻译文化策略全面异化――他要借翻译输入以人道主义、人类主义为内涵的“人的文学”。《域外小说集》这只“春燕”（冯至语）过早地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华土”！
如上文所述，《域外小说集》的极端先锋性间接受惠于章太炎，而它的语体的极端保守性直接地得自章太炎，当然还有严复。《域外小说集》的成功与失败都与章太炎密切相关，而成功与失败本身的判定又是那么地艰难。其中的复杂情势不是一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以概括的。其实《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从鲁迅对《域外小说集》文体的设计和预期的读者群就注定了的。鲁迅的文体――创作文体与翻译文体，注定属于精英的小众――“卓特之士”，而不可能属于普罗的大众和附庸风雅的“伪士”。
鲁迅对自己翻译文体的命运本该有所预感，可是他几乎完全沉浸在浪漫的美梦之中，连一丝不祥的预感都被他马上驱走，继续做着《域外小说集》收回成本、有所盈余、一集续一集的美梦。梦醒的无奈、失落、苦涩、不甘心，明知前途无路可走只有坟却偏要走下去的执拗在《域外小说集》1920年版的序中表现得充分而明晰。1920年版《序》沉郁的风格及精神内涵酷似《呐喊・自序》，只是后者的视野更宏阔，追忆的涵盖面更博大。但我们不应忘记前者的写作时间要早于后者几年。前者表现了译者鲁迅的寂寞和不甘寂寞，后者表现了作者鲁迅的寂寞和不甘寂寞，二者叠加，鲁迅的精神面目便清晰起来。
《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给鲁迅的打击是沉重的。《域外小说集》三集因此胎死腹中――《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预告显示周氏兄弟已基本选定了篇目，只待动笔了。一集一集续下去的梦，直到20年代初的《现代小说译丛》和20年代末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之一、之二――某种意义上的《域外小说集》三集、四集、五集，以现代汉语的话语形式才得以实现。可是，《域外小说集》接受的失败并未动摇鲁迅本人对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的信心――它毕竟是多年孜孜不倦探索的结果。一旦认准了就会执拗地坚持下去，这是鲁迅的性格――对现代汉语的态度鲁迅亦然。在随后的《劲草》的翻译中，译者周作人的文体依旧古奥，从退稿信中可见一斑：“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26]
1909年，鲁迅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国，在杭州、绍兴等地任教。因为教材短缺，鲁迅亲手编译了几套理科教材，其中之一是生理学教材《人生象�》等等，他采用的依然是渊懿古茂的翻译文体。教材题名本身就用了一个古字“�”，可见一斑。为学生准备的教材的文体本应是通俗易懂的，鲁迅的做法表明他对自己翻译文体的执着和偏爱。
1913―1918年前后的四五年常被描写成鲁迅的沉寂期，鲁迅所谓“沉入于国民中”[27] 的说法并不完全可信。如果从创作来看，这个描述或许是准确的。然而，从翻译来看，总体的沉寂之中仍有不甘寂寞的呐喊，只是有些微弱，有些边缘（翻译本来就被视为边缘性书写，常不为人注意）。这一时期鲁迅的翻译着眼之一是美育（《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之二是着眼于国民性的改造，由儿童教育（《儿童之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入手。这一时期，鲁迅只是灰了心，绝没有死了心。在翻译这些作品时，鲁迅坚守的仍是被冷落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与此一致，1914年他翻译的《海涅的诗》采用的是先秦的骚体，鲁迅还鼓励周作人继续用朴讷的文言翻译近世小品，并四处张罗出版。
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最后的辉煌落在尼采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翻译。该文译于1918年。这是鲁迅走出创作的沉寂，发出新文学的最初呐喊，只是因为是鲁迅借尼采之口言说而常为研究者忽略。察罗堵斯德罗绪言走出了修炼多年的深山，走到了街衢市井，宣示他的超人思想，却为人冷落，讥笑，乃至掊击。绪言以寓言的方式预示着鲁迅在文坛的复出以及复出之后的境遇。独异者、启蒙者的荣光、自豪以及遭遇的冷遇、挫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大幕之初就展示出来，与五四大潮退去之后鲁迅写作的《野草》在精神、情绪上作了首尾的呼应。如果说《野草》是事后心境的追索、情绪的抚摩的话，那么《绪言》则是神启式的预言。如果我们不势利地看低翻译，看高创作――这是鲁迅深恶痛疾的势利眼，看一看鲁迅对“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的说法的不依不饶就可知晓――那么，《绪言》翻译在鲁迅思想发展史的价值和意义应不下于《野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仅仅间隔了两年，鲁迅又用白话重译，题曰《察拉斯忒拉的序言》，后附注解，刊于1920年6月《新潮》杂志第2卷第5期。鲁迅一生重译同一部作品，而且是传统汉语、现代汉语两种语体兼译，这是唯一的一次。鲁迅紧接着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主题乃是独异者、启蒙者的被冷落、被扑杀，最后绝望中向庸众报复，与《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主旨一脉相承。在五四狂热的时代氛围中鲁迅冷峻的一面令人惊悚地浮现出来。五四时期鲁迅从“呐喊”走向“彷徨”，鲁迅思想路径这样历时的描写简洁而俏皮，可是与事实相距又是何等之远呀！这种理路把共时的层次简约为历时的发展。五四前后，中国有一股尼采热，但尼采之于鲁迅与尼采之于众多其他译介者的意义恐怕有些不同，这是值得深究的课题。与思想深邃的《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匹配的是译者鲁迅古奥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笔者还是借用徐梵澄的话来代为言说吧：
……那译笔古奥得很，似乎是拟《庄子》或《列子》。以原著的思想及文采而论，实有类乎我国古代的‘子书’。宋五‘子’尚不在其列。譬如鲁迅的文言译本，有些语句，如‘如彼莽蜂，屯密有盈’，或‘一黄�与一男子，皆辗然矣’，我真不知现代青年，将作何解释……[28]
《域外小说集》出版近10年，鲁迅的翻译文体没有“进化”，文字愈发古奥，甚至连《域外小说集》中的西式标点符号都不见了踪影。他回归了传统的做法，每句用圈断句[29]。 当时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已潮起云涌。对于“言语进化”论者来说，鲁迅对古奥朴讷的翻译文体的执着、语体的落伍委实令人骇怪！
然而，鲁迅文体奥古岂是一个“落伍”可以打发？他的文体选择有着更深的用心。倘若说留日前期，鲁迅更多地是为他人翻译，那么此时此刻他更多地为自己翻译――借翻译曲折地袒露自己作为启蒙者激越而孤独的精神世界，抚慰自己苍凉而悲壮的心灵，同时，他也是在为当世和后世的卓特的文化英哲而翻译。高山流水，他在苦等知音呀。[30]
时势比人强。传统汉语退出历史舞台在1918年前后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让出主导话语权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事了。鲁迅辛苦了五六载方才习得、而后娴熟操作了近十年的传统汉语翻译文体只能落得被鲁迅亲手搁置的命运。对鲁迅，这是一件不幸的事。然而，对鲁迅，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何尝又不是一件幸运的事。历史提供了一个契机：鲁迅即将贡献另一种更具特色、更有价值的翻译文体――现代汉语翻译文体。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Lu Xun’s Translational Sty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 Ji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The papers makes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Lu Xun’s translational sty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n the initial phase, Lu Xun followed the norms of the translational styles of the time, thus achieving commercial success and successful acceptance. After years’ of attempts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Zhang Taiyan, Lu Xun acquired his own translational style, which is an integration of pre-Han Chinese and European linguistic elements. To his disappointment , his translational style was not at all accepted. With the coming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it was abandoned by Lu Xun himself.
Key words: Lu Xun; translational style; traditional Chinese; acquisition
[②]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四・浙江潮撰文》中写道：“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见《挚友的回忆――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留日前期，有一段时间，笔调受“社会上顶流行的《新民丛报》的影响，上面还加上一点冷血气。”《玉虫缘・译者回忆本书译述情况》，《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第2卷，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668页。
[④] 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⑤] 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
[⑥] 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断》，《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页。
[⑦]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⑧]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
[⑨] 章太炎对鲁迅、周作人翻译文体的影响，当事人鲁迅和周作人都作过直接的陈述，尽管具体说法上略有差异。参见《点滴・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和《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⑩]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杂谈名人》，《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7页。
[⑪]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杂谈名人》，《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⑫]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381页。
[⑬] 许寿裳之鲁迅对严、林“不大佩服”之说，基本正确，但不全面。鲁迅留日后期以及民国初年的确摆脱了林纾，梁启超的影响。但严复的影响依然有迹可寻，较为清晰。只是鲁迅对严复的翻译文体有所修正，有所提升。后来鲁迅对严复的翻译文体、其历史渊源及背后的心态作过更全面、更合理的描述和评价。（参见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381页）
[⑭]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⑮]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页。
[⑯]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话文》，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⑰]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页。
[⑱]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杂谈名人》，《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⑲]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⑳]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21]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2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3页。
[24] 在1920年《域外小说集》新版之际写作的序言以及后来的相关回忆中，鲁迅更多地揭示了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功利性目的，强调了作品的思想性，淡化处理了《域外小说集》的文学性和它对中国审美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域外小说集・序言》侧重阐述审美的一面，还有一个原因：晚清之际，译者不便强调翻译的民族主义用意，民国之后，便无此顾忌了。鲁迅对往事的追忆常常是诗与真的杂糅，因为沾染着下笔时当下的心情而有所扭曲，对当年情境有着较高的选择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25]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2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27]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页。
[28] 徐梵澄《苏鲁支语录・缀言》，《苏鲁支语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页。
[29] 关于译介新思想与采用古奥语体的错位，周作人后来有过说明：“……但我们一直主张直译，竭力保
存‘西人面目’，却又主张复古，多用古奥难懂，超出‘宋元诗词’的文句，这种意思却不是他所能了解的了。总之这结果是‘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不能通俗，就难为世人所欢迎，这即是所谓遗憾，被碰了回来正是当然的，但是领了‘落卷’回来，得了一句中肯的批语，失意之中也还有几分的得意。”（《知堂回忆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这一时期，周作人复古得更过份，连圈点也省略掉了：“我们办教育杂志，现在想起来也有许多好笑的事，文章是用古文，那是不必说了，起初几期还是每句用圈断句，等到后来索性不断句了，理由是古文本不难懂，中国人的义务本应该能读懂古文的文章，所以没有加圈点的必要。这主张简直有点荒谬了，复古到了极端……”（《知堂回忆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页）
[30] 对鲁迅翻译《察罗堵斯德罗绪言》的心境和用意有较为深切体认的还是徐梵澄，在致姚锡佩的信中，他申发了译者“传世”的用心：“姑且说那文言翻译。文字高深，古奥到那地步？……尼采原文已是诗化而甚深奥，又出之以那么深奥的文言，究竟如何会使人了解呢？――细细一想：周先生当时是意在使之成为一部子书，在中国流传久远。文笔颇像《庄子》，但更像《列子》。如果是这一典型在前，则为古奥也毋伤。后世总有人会研究下去。揣测这大可能是译成文言时的着想。”参见姚锡佩《梵澄先生给予我的教益》，《鲁迅研究月刊》200 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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