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略论许寿裳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活动
发表时间：2008-07-11阅读次数：525
王小平
（上海师范大学 对外汉语学院，上海 200234）
内容摘要：作为光复初期跨海知识分子的重要一员，许寿裳在台湾主持了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后进入台湾大学任教，与当地知识分子建立起密切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大力宣传鲁迅精神，成为战后台湾鲁迅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关键人物，为推动知识界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光复初期；跨海知识分子；许寿裳；五四新文化精神
关于许寿裳在台湾光复后赴台的动机，他的女儿许世玮曾经这样解释：“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他虽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并在台湾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但始终觉得‘言犹未尽’。”[①]的确，在台不到三年期间，许寿裳是把宣传鲁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进行的。在刚到台湾不久，许寿裳就开始了关于鲁迅的写作。在1946年9月到12月间，他陆续写下了《鲁迅的精神》、《鲁迅的德行》等六篇文章，再加上他之前发表的有关鲁迅的文章和写于1947年5月的《自序》，共11篇，后来被杨云萍收集为《鲁迅的思想和生活》，并由许寿裳亲自校订，由台湾文化协进会出版。《亡友鲁迅印象记》动笔较早，是在到台湾之前开始的，但完成则是在到台湾以后。许寿裳曾经明确表示过为鲁迅作传的愿望，并一直在搜集整理关于鲁迅的生平资料，这些文章的写作与其不无关系，但另一方面，在光复后的台湾传播鲁迅精神也是许寿裳的愿望。因此，除了这些文章的写作之外，许寿裳还协助《台湾文化》制作了“鲁迅逝世十周年特辑”，掀起台湾首次纪念鲁迅风潮。因此有论者指出：“台湾对于鲁迅文学的普及与大量的介绍其思想，则要等到战后，特别是许寿裳来台以后的事了。”[②] 而许寿裳后来的被害，则对台湾光复初期传播鲁迅的工作带来了巨大影响：“该年（1948年）5月的《台湾文化》第三卷第4期推出《悼念许寿裳先生》专号后，鲁迅的名字在该刊几乎完全消失。这说明光复初期一度出现的‘鲁迅风潮’基本上已经消退。这一消退的过程，在整个台湾文坛，是处处皆然的。”[③]尽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许寿裳为宣传鲁迅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与国民党政府起初对他的期待并不相符。作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湾的首任行政长官，陈仪邀请许寿裳来台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鲁迅，而是主持台湾省编译馆――一个为了配合光复后台湾“文化心理建设”而设置的重要机构。因此，在考察许寿裳在台湾的文化活动时，事实上可以将其看作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与陈仪行政长官公署合作，开展编译馆的各项工作，在编译馆遭到撤废后则进入台大继续教育启蒙的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以他个人的志趣，坚持不懈地宣传鲁迅、宣传五四新文化精神，并籍此唤起台湾的民众意识。
一
在台湾调查委员会所草拟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中，对于战后台湾文化的重建有“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毒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日本占领时印行之书刊、电影片等，其有诋毁本国、本党或曲解历史者，概予销毁。一面专设编译机关，编辑教科书参考及必要之书籍图表”[④]等条令，这是立足于“去日本化”和“中国化”的双重目的，也是符合陈仪对于战后台湾文化心理建设的预期的。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方针》报告中，陈仪对“心理建设”有着比较详细的说明：“心理建设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此为以前日本所深恶痛嫉，严厉防止，而现在所十分需要者。其主要工作，第一、各校普设三民主义、国语国文与中华历史地理等科，加多钟点。并专设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之学习。第二、增设师范学院、师范学校，大量培养师资。第三、各级学校广招新生以普及台胞受教育之机会。第四、对于博物馆、图书馆、及工业、农业、林业、医药、地质等实验、研究机构力求充实，以加强研究工作，提高文化。第五、设置编译馆，以编辑台湾所需要各种书籍，并着重中小学教科书之编辑。”[⑤]在陈仪的设想中，编译馆是与宣传委员会共同隶属于行政长官公署的直属机构，也是战后台湾文化心理建设的重要机构。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陈仪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思路：“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由此，为了编写“中小学文史教本”、“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一般的参考书及辞典”以及“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这五种工作，“想设一编译馆”[⑥]。作为战后台湾文化重建工作的重要环节，陈仪对此充满期待：“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花五年功夫来完成他。”[⑦]可以说，这是许寿裳受邀来台的重要原因。
因此，一来到台湾，许寿裳即刻投入到编译馆的筹备组建工作中。编译馆直属于陈仪的长官公署，是由接收教育处编审室以及教材编辑委员会两个单位而来，1946年8月2日公布了组织规程。成立后设有四组两室：一，学校教材组，主任为程�；二，社会读物组，主任为邹谦；三，名著编译组，主任为李霁野；四，台湾研究组，主任为杨友濂。傅溥和朱云影分别为秘书室和资料室主任[⑧]。从具体的工作计划即可看出编译馆的功能是与台湾的现实情况以及官方的文化导向密切相关的。光复初期，台湾的中小学普遍缺少国语教材，因为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内地适用的教材对于台湾学生来说难度较高，因此，编写难易适中的课本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任务也最为迫切。因此，1947年《台湾年鉴》的“编译馆工作概况”一节引述了“长官指示”：“编译馆虽分四组，虽然四组工作都重要，但在明年，尤其上半年，希望特别注重中小学教科书一类。过去教育处所编中小学教本，据一般试用的结果，多半嫌太深，教学都觉困难，希编译馆就已编各书检讨一下，或修改，或另编，务使适合于国语国文程度尚不及各省学生的本省学生，此种新教本望于暑假前编竣，俾暑假后可以应用。一面望编教本的参考书，或教学法，以供教员之用。至于编辑人员，各学校教员中如有富有教学经验，及编辑能力的，亦可请其参加。”[⑨]同时，“为了要普遍地供应本省同胞一种精神食粮，使他们能够充分地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除了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以外，还要编选许多社会读物来供应本省的一般民众（包括中小学教师、大中学学生、公务员以及家庭妇女农工商各界在内），使他们对于祖国的文化、主义、国策、政令等一切必须的实用的知识，明白了解”[⑩]。编译馆设置了社会读物组，出版的图书总称为“光复文库”，其主旨在“介绍国内书籍，编译浅显读物，以为一般教育之辅助，同时为社会民众提供实用、优良之读物，期以替代日文书籍。”[11]关于名著编译组设立的初衷，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12]后来则又提到：“至于名著编译，最好先集中力量于一年事，译述大学生及研究人员必须研读的专科学术名著，可先请各科专门学者，选定各科必读名著若干种，然后汇编一应译名著目录，斟酌人力、财力，有系统的逐渐译述。”[13]由此可见，名著编译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者，这是考虑到台湾学术发展的需要。而从台湾研究组的设立及其计划编辑出版的学术著作来看，也是出于保存与发展台湾文化研究的需要。
此外，编译馆还承担了宣传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编撰的部分公民训练教材的出版任务，如《国语》、《注音符号》、《地方自治》等8种书籍。根据《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报告》，可以得知，到1946年11月为止，编译馆以学校教材组为例，已经完成了成人班及妇女班应用课本7种的初稿，“国民学校”教材从光复初小教科书到高小、初中、高中、师范、职业学校教科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亦共7种。在1946年8－11月的编译计划中，已有34种书目分派至当时现有的人员手头。1947年的年度工作计划如下：
关于学校教材者：（1）过去已完成之中小学教科书加以修订。（2） 过去已完成之中小学教科书加编教学指引。（3） 未编成之中小学教科书陆续编辑。（4） 中等职业学校教科用书择要编译。（5） 师范学校教科用书择要加以编译。（6） 专科以上学校教科用书择要加以编译。（7） 国民学校成人班及妇女班应用教材加以修订。（8） 教学应用挂图择要绘制。（9） 搜集日本统治时代之教科书加以研究。（10）其他。
关于社会读物者：（1） 编印民众小丛书，阐扬三民主义，解释中央法令。（2） 编印图画故事丛书，使识字较少之民众有阅读机会。（3） 编辑中国通史及中国地理纲要，使本省民众具备对于本国必要之史地常识。（4） 编辑“古今文选百篇或百五十篇”，使本省民众讽诵精粹之国文及具备必要之国文常识。（5） 编辑名人传记丛书，使本省民众知道中外伟人之事迹。（6） 编辑通俗歌曲集，使本省民众接收音乐的陶冶。（7） 修订现行早操教材。（8） 其他。
关于名著编译者：（1） 编译世界文学，哲学，艺术名著。（2） 编译有关民主教养之读物。（3） 编译有关民生教养之读物。（4） 编译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及今后国际政治、经济动向之读物。（5） 编译有关科学技术教养之读物。（6） 将我国古代之名著编译成语体。（7） 其他。
关于台湾研究者：（1） 编印台湾文献目录。（2） 编印台湾研究丛书，内容分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民俗，宗教，农业，工业，动物，植物，气象，地质，医学各项。（3） 翻印台湾省昔时文献。（4） 台湾先史时代遗迹之发掘与研究。（5） 台湾民俗研究。（6） 台湾高山族语言研究。（7） 出版台湾学报。（8） 编著台湾地理。（9） 编著台湾史。（10） 调查本省日本统治时代之档案。（11） 其他。
关于资料搜集者：（1） 整理现有图书。（2） 搜集有关台湾之文献。（3） 借抄孤本善本台湾家具。（4） 剪贴报纸资料。（5） 编制杂志论文，索引。（6） 其他。[14]
相比于编译馆的人员、配备等等，如此的计划规模似乎是过于庞大了，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许寿裳的迫切心情以及光复初期台湾亟待恢复、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的现状。尽管编译馆在成立后面临着人员短缺等种种困难，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取得的成果是比较丰硕的。大约印行图书20多种，而正在计划进行中的出版稿件则多达三百多万字。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与许寿裳对编译馆工作意义的明确认识及努力有关的。在1946年8月10日的记者会上，他阐明编译馆的要旨：
“讲到本馆设立的要旨不外两点：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台湾的教育，向称普及，一般同胞大抵至少受过六年或八年的教育，这种情形在各省是少见的。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台湾的学术文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可以有为各省模范的资格，而且本省政治的环境优良，农工业比较发达，民生也较为安定，对于国父三民主义的实行，实在是最适宜，而且最宜生效的。过去本省在日本统治下的军阀侵略主义，当然应该根绝，可是纯粹学术性的研究，却也不能抹杀其价值，我们应该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广大。如果把过去数十年间日本专门学者从事台湾研究的成果，加以翻译和整理，编成一套台湾研究丛书，我相信至少有一百大本。”[15]对于后一点，许寿裳还再次强调：“台湾在文化上至少有两种特点，这是各省所没有，同时也可为各省作模范的：一、有真正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台湾农业发达，教育普及，工业也有基础，民生主义容易实现。实在是实行三民主义的良好基础。这是台湾文化的第一点特色。二、是丰富的学术研究：……台湾有研究学术的风气，可以说是日人的示范作用，也可说是日人的功绩。日本虽然是侵略国家，但他们的学术我们需要保留，需要全国学者继续研究，把它发扬广大，作为我们建国之用。日人对台湾的研究很多，他们的著作也很丰富。已经出版的不说，原稿已写好未出版的还不少，因为不久有一部分日本学者将遣送回国，希望能拿出来，我们把它翻译校订付印贡献给社会，还有材料已找好，但尚未写出的，也希望能写出来。他们对台湾的研究如：地形、植物、气象、矿产以及人文各科等等都有分门别类的研究，很有成绩，如植物一门，就有三十多种书籍，关于动物的研究著作也很多，如过去发生‘鼠疫’即有跳蚤、老鼠等研究专书出版。这不但是我国各省所没有，就是世界各国也很少有。这种宝贵的材料，我们不能不注意而忽略。而且要好好保持，继续发展。这是我国学术的光彩，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台湾文化的第二点特色。”
对于光复初期台湾的基本情形，除了官方“心理建设”的要旨之外，许寿裳根据自己对台湾的观感特别提出要“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并特别提出将日据时期的学术成果“接收下来，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其独特识见之处，因此，有论者认为：“说编译馆台湾研究组是战后台湾研究的出发点，想必是不为过。”[16]而这一点与国民党政府强调“去日本化/去奴化”的治台文化方案是有一定区别的。光复初期，在国民政府的话语策略中，“去奴化”由对施政纲领的客观描述逐渐成为一个多少富于歧视性指涉意义的词语，而在一系列文化政策实施过程包括政府公文、新闻宣传用语中，这似乎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但许寿裳对此却有所保留，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和报告、写作中，他总是力图避免使用“奴化”字样，相反，他对于台湾在日据时代留下的有价值的成果似乎更为重视，这使得他赢得了许多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好感。许寿裳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得他能够以一种更为客观的眼光去看待殖民统治后的台湾的方方面面，与国民党政府相对武断的“一刀切”式治理相比采取更为适应现状的方式。例如，在光复后一段时间内全面禁止日文的情况下，与国语推行委员会试图通过台语来习得国语的思路不同，许寿裳的《怎样学习国语和语文》一书却是教授从日文来学习国语，作为一个富于建设性的办法，这一做法受到了积极渴望学习国语的台湾民众的热切欢迎。此外，除了有意识地将日本留下来的学术成果加以整理，并聘请了一些日本学者进馆工作之外，许寿裳还积极与台湾当地进步文化界往来。他主动邀请对台湾历史和文献都非常熟悉的台籍人士杨云萍来馆任职，并协助台湾文化协进会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现代文学讲座”，台静农、李何林等分别做了演讲。可以说，在光复初期的台湾，许寿裳的活动不仅仅对于他所主持的编译馆的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同时也为其他来台知识分子进入战后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提供了帮助，再加上他与陈仪关系甚笃，不仅编译馆的工作正在逐渐迈上轨道，对于整个战后初期台湾文化界的携手共进亦起到很大功效。种种迹象表明，光复初期许寿裳主持下的台湾省编译馆是完全有可能为台湾的文教学术开辟出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的，这一道路既是对官方文化政策的补充，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身立场以及不同于官方话语的另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更鲜明的体现还在于许寿裳在主持编译馆之外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核心是宣传五四新文化精神，而其中重要的一个面向则是文章开头提及的对鲁迅精神的大力宣传。
二
在光复初期的台湾，鲁迅精神的传播是有着特定现实背景并与“五四”思想资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结合当时大陆的情势以及光复后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台湾现实的话，那么可以说，许寿裳试图进行的是以“五四”精神为中心的现代革命意识的启蒙，这是一种与中国社会革命进程密切相关的启蒙意识，或者说，一种现实战斗精神。光复后台湾和大陆有所区别的社会状况使得这一问题呈现出复杂的形态。在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对台湾的统治策略中，将“中国化”问题放在首位，民族主义的导向成为压倒性的存在。在这一话语导向中，大陆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包括“五四”话语精神以及不同的思想形态被压抑的。尽管自身同为国民党内部一员，但对于经受过“五四”文化精神洗礼的许寿裳来说，真正的“中国化”不仅仅是温习祖国的历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对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进程有所认知，对台湾的现实和未来有清醒的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凝聚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就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贯注和传播。对以许寿裳为代表的许多战后去台知识分子而言，当“五四”精神在大陆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和政治力量重组的过程中被一再刻意遗忘、压抑之际，光复初期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纷纭的台湾无疑是一个有望得到接续、发展的新天地。因此，在官方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文化方案之外，许寿裳依然不断标举“五四”的旗帜。他写下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等文。而作为现代中国思想中富于先锋性的鲁迅精神传统，以其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战斗精神成为最具有“五四”意义的精神资源之一，这就是许寿裳之所以在台湾大力宣传鲁迅的最重要原因。
与官方“必须要使台湾的文化运动能够配合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的伟大任务，必须使三民主义能够成为领导台湾文化运动的最高原则，望着三民主义的最后目标，来致力于台湾文化运动”[17]的主张不同，知识分子对鲁迅精神的标举显然含有更多的现实批判意味。可以说，在战后台湾，鲁迅精神凝聚起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并以各种文化活动表现出来。如果说二十年代台湾对鲁迅文学作品的引介使得台湾知识分子开始了解鲁迅、走近鲁迅，那么光复初期掀起的“鲁迅热”就并不仅仅是在文学创作层面上对鲁迅的学习、模仿，而更多的是为鲁迅思想中能够与现实社会不断抗衡、斗争的精神特质所吸引。藉着对鲁迅精神资源的援引，逐渐地，对台湾在日据时期就已形成的现实抗争精神的重新发掘和强调开始成为台湾知识分子探讨台湾文化精神的重心。正如杨云萍所说：“台湾的光复，我们相信地下的鲁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现状，不知要作如何感想？我们恐怕他的‘欣慰’，将变为哀痛，将变为悲愤了。”[18]在这里，杨云萍将鲁迅从国民党政府立场而言的“中国化”语境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性存在的批判力量，并藉其申发自己对战后国民党治下台湾现实的不满。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
在初到台湾写下的第一篇《鲁迅的精神》一文中，许寿裳这样写道：“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19]对于此文，陈芳明指出：“此文惊人之处，就在于开头便引用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一文的话：‘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的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这反映了许寿裳身处国共内战期间所怀的心情，同时也是对国民党统治下台湾人民的一个暗示。毫无疑问的，这篇文字所蕴藏的力量是很强烈的，尤其是对于生活顿陷困苦的台湾人民而言，鲁迅的语言是富有暗示性的。”[20]这是后人的解读。对于当时本身有着半官方身份的许寿裳来说，虽然也许并不一定有着强烈的鼓吹左翼的倾向，但对国民党内部积弊以及台湾混乱现实的认知使得他的思考体现出相对独立的立场，因此在文章中流露出来。事实上，在进行关于鲁迅的写作时，由于时地、写作目的的不同，文章风格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比较《鲁迅的思想和生活》与《亡友鲁迅印象记》，便可发现这一点。《亡友鲁迅印象记》共有二十五节，从两人初识“剪辫”开始，到“病死”，从生活点滴出发，记载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鲁迅”，语简情深，两人数十年的知己之情跃然纸上，因此许广平在后记中感喟：“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二个人肯如此写出吗？”[21]而《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一方面是由发表在报刊上的单篇文章编集而成，因此宣传的风格与战斗的精神更为突出。
在宣传鲁迅精神的过程中，许寿裳同样也考虑如何将鲁迅的精神与台湾现实相结合并深植其中。在《鲁迅和青年》一文中，在开篇即指出“鲁迅是青年的导师，五四运动的骁将”之后，许寿裳举出种种事例以表明鲁迅对青年人的关心和指导，并在文末特意写道：“本省台湾在没有光复以前，鲁迅也和海内的革命志士一样，对于台湾，尤其对于台湾的青年从不忘怀的。他赞美他们的赞助中国革命，自然也渴望着台湾的革命，这是不言而喻的。”[22]这里说到“革命”是“台湾在没有光复以前”的期望，看起来并不那么触目。但《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一文则要直率得多：“谁都知道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是扫除我国数千年来的封建遗毒，创造一个提倡民主、发扬科学的文化运动，可说是我国现代史中最重要的划时代、开新纪元的时期。虽则他的目标，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可是我国的新生命从此诞生，新建设从此开始，他的价值异常重大。我想我们台湾也需要有一个新的五四运动，把以往所受的日本毒素全部肃清，同时提倡民主，发扬科学，于五四时代的运动目标以外，还要提倡实践道德，发扬民族主义。从这几个要点看来，他的价值和任务是要比从前那个运动更大，更艰巨，更迫切啊！”[23]在光复初期国民党政府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台湾文化重建策略中，这一号召无疑是有些刺目的。
尽管“五四”在国民党的表层话语系统中同样是一个包含着积极、进步意味的词语，但其内在的悖离以及几十年的时代变迁，使得重提“五四”带有着有某种对抗的意味存在，更何况，许寿裳对“五四”的提倡是和宣传鲁迅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更使得国民党政府忌惮。也因此，许寿裳的宣传鲁迅和对“五四”精神的提倡一直遭到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尽管陈仪始终对许寿裳持回护态度，但光复初期的台湾各种政治势力纷纭，更何况不同的势力还掌握有各自的宣传渠道，因此，大量出现的攻击言论自是难免：“许寿裳先生的大作《鲁迅的德行》，我已经从十月廿一日的和平日报上拜读了。为了纪念一个死去的朋友而为文表彰，这不仅是一种应酬也是一种美德。不过，恭维死人和恭维活人是一样的，总要得体。否则便会使人肉麻。许先生说‘伟哉鲁迅’是可以的，说鲁迅是‘中华民族之魂’，就似乎有点滑稽。”“鲁迅‘奋斗’的历史是有过的，‘创造’的历史则无。他‘奋斗’的方法是敷衍与投机。”[24]其中甚至还有人身攻击，并将其家人也牵扯进来。许多人为其鸣不平，许寿裳却处之泰然。许世玮回忆到，在看到报上攻击的言词后，许寿裳说：“这种人太卑鄙了，我置之不理，如果理他们，反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到后来，攻击言词甚至波及到许寿裳的女儿，对此，许寿裳依然不予理睬：“最近那些人更卑鄙了，听说在一个刊物上造我儿女的谣言，说些下流无根据的话，想用这种方法来伤害我。我更置之不理，连看也不看！”[25]
三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被调离台湾，1947年5月15日魏道明飞抵台北接任，次日便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议决裁撤编译馆，显然这是早有安排的。尽管对于“二二八”事件后陈仪的离职以及即将面临的处境，许寿裳已有心理准备。但对于新任主席未通知即裁撤编译馆的安排，他还是感到了突然，并在日记中流露了压抑的愤怒：“新生报及政府公报，载编译馆经昨日第一次政务会议议决撤销，事前毫无闻知，可怪。在我个人从此得卸仔肩，是可感谢的；在全馆是一个文化事业机关，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26]据时人推测，编译馆裁撤的原因大半与其左倾倾向有关，这当然是不无根据的。不仅许寿裳本人为鲁迅老友，来馆工作的职员也不乏众多倾向或同情左翼的知识分子，如李何林、李霁野等，再加上陈仪对其的庇护，编译馆受到冷遇自在情理之中。对于新任主席的到来和编译馆的匆促解散，许寿裳只有无言。时隔一个月后，许寿裳在日记中写道：“来台整整一年矣，筹备馆事，初以房屋狭窄，内地交通阻滞，邀者迟迟始到，工作难以展开。迨今年一月始得各项开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难，停顿一月，而五月十六即受省务会议议决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见未遑，曷胜悲愤！馆中工作专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现款专案移交者百五十余万。知我罪我，一切听之。”[27]至此，许寿裳关于编译馆计划的理想终于破灭，转而到台大任教。
台大成立伊始，中文系学生很少，许寿裳所教授的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情形与袁珂回忆当年在华西大学听课时的情形相仿，而许寿裳的认真严谨则始终不改，专门为两个学生印制文字学讲义，并亲笔校正后才发给学生。关于光复初期台湾的教育方针，大致有以下五点：一、阐扬三民主义；二、培养民族文化；三、适合国家和本省需要；四、奖励学术研究；五、增加教育机会。[28]从具体内容来看，其教育政策和大陆国统区的教育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只是增加了一些针对台湾省省情的具体措施。而在整体的教育导向上，尤其是以“三民主义”为纲这一点是不变的。但在光复初期的台湾高等教育界，政治干预的因素也有，但相比于大陆国统区比较明显的“党化教育”倾向而言，还是要稍微宽松一些。
长官公署撤废后，原先在公署文教方面任职的人员纷纷转入台大。在许寿裳的多方奔走下，原先在编译馆任职的许多人也随同来到台大，如李霁野，杨云萍，傅巽生，李何林，国分直一，立石铁臣及周学普等先后进入台大，许寿裳亦将精力完全转移到他最为熟悉的教育领域来。对此，有论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长官公署文教势力在公署撤销后大量转入台湾大学，而许寿裳正是他们无形的领袖，”[29]事实上，许寿裳的到来的确为文学院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气象。1947年8月，文学院改为哲学、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其中中文系主任由许寿裳担任，其“到职后，积极任事，新聘乔大壮教授，并与台静农等昔日友朋共事，认真擘划中文系之课程与全校国语文教育课程，同时，并以望重士林之身分，为文学院争地位与尊严，除前述要求学校重视人文教育外，在文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中提案：大学为学术机关，教授，系主任及院长皆系聘请者，对校长行文不应用签呈，应改公函（亦犹校长向省政府及教厅不可用呈文一样），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案看似小事，但对提振学术机关之自我认知，学者之自我尊严，有振聩启蔽之作用。另一事足资证明许在当时台大之地位者，是校歌歌词之撰作，许氏莅任台大不久，即应校方之请，撰作校歌歌词，於《台大校刊》第一期刊布。”[30]这些资料说明，许寿裳在台大的地位不仅受到认可，而中文系在许寿裳的领导下，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有学生回忆，一学期过后再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楼“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别以‘总集’、‘专集’、‘近代’……等命名着”，“我们看了精神为之一振，觉得我们的中文系是很快地在进步、改善。”[31]这与许寿裳的努力是有很大关系的。然而，这一令人振奋的前景却很快被阴影所笼罩。1948年2月18日夜晚，许寿裳在家中被害身亡，台湾文化界受到极大震动。
对于许寿裳的死，官方经过调查得出凶手是高万�（原先编译馆一工友）入室偷窃不成遂下毒手的结论，但对这一结论，却有着种种不同的声音。其中激烈提出质疑并提供证据的是李何林的《提供许寿裳先生两年前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的种种事实》[32]，另有大量材料辅证的是当时案件的主审官陈醒民的《许寿裳案的审判人对于李何林文的补充》[33]，对此，许世玮（许寿裳的女儿）认为是使“冤情得以大白于天下”[34]。综合这些材料和证据，在笔者看来，或许事件并不像官方所认定的那样简单，更何况，在许寿裳抵达台湾到被害的不足三年间，他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而报纸上对他的肆意攻击也时有可间，甚至波及家人。不论案情的真相如何，事实证明，对许寿裳在台湾期间，政治处境是相当不妙的，这与许寿裳自身复杂的文化立场有关。
四
到台湾后，许寿裳配合行政长官公署开展了许多工作，自然从许多地方可以见出与官方的分歧。比如关于编译馆学校教材组的编辑方针的制定上就有着体现。在《国语》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书为求配合长官公署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之施政方针计，对于民族意识之唤起，民族精神之发扬，国民道德之陶冶，特加注重。”[35]但在学校教材组组务会议上，许寿裳宣布的三大要点却有着微妙的差别：“（一）进化、（二）互助精神、（三）为大众。”[36]前者可以视作为配合官方的宣传政策的言论，具有明显的政治话语的内涵，但后者的三个词却是特色鲜明的“五四”语言。相似的例子还有许多，事实证明，许寿裳一直试图在台湾接续“五四”的文化传统，而这一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策略不同的。
但是，也要看到，许寿裳的半官方身份使得他在面对一些问题时的态度依然是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并不同于左翼立场。当编译馆的工作逐渐进入轨道之时，爆发了对当时和后来影响深远的“二・二八”事件。对这一事件，时人及后人均有不同的叙述立场。对此，许寿裳在私人书信中写道，此事件“其远因是受日本侵略教育的遗毒，以致国语国文隔阂既大，祖国文化懵无所知，其近因则为战时流氓被敌人征用，派往打祖国、打南洋，迨后悉数送回，伺机蠢动，毫无常识，其愚可悯，其悖可诛。”[37]这与国民党官方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诠释“二・二八”的主流话语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本土政治势力逐渐强大之后，这一话语方式才被改变，而左翼的立场对事件的解释更有不同，这暂且不去阐释。单从许寿裳对“二・二八”事件的态度来看，使他产生这种认知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这封信写于3月22日，是在事发后20天左右，而到此时为止，台湾各大报纸的相关报导均受到严密控制，信息并不畅通，不排除许寿裳对于事件的经过并不十分清楚，而在混乱之中匆促论断；另一方面，在许寿裳的心中几乎从未存省籍区别意识，在工作和生活中对台籍人士并无任何差别对待，这从他平日对馆中工人的态度亦可见出（工人大多为台籍）。据同事的回忆，他反对沿用日本人的习惯将女工叫做“下女”，“他说女工也是人，也有人格，而且自食其力，何以叫他们为下女？”因此当“二・二八”事变发生，众多本省人围攻编译馆，要馆中本省人说平日有无不公现象时，后者均答“没有”，于是众人才放过了编译馆。但当国民党的军队全面控制台北市后，馆中却有两个同事（张常惺、刘世模）被逮捕了，后在许寿裳多方营救下获释，并派车将人“迎回来”[38]。或许许寿裳对于光复初期国民党统治所引起的省籍冲突认识不够，因此在日记中并未体现出这一点。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许寿裳本人的立场，换句话说，许寿裳的知识分子身份并不是独立于国民党政府之外的，而是始终怀有的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并对国民党政府抱有较大的希望，在很多场合包括编译馆的工作宗旨的制定以及所发表的一些言论等尽可能地与国府保持一致，在不触及有悖信念等原则性事情的时候避免引起更多的冲突。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随着陈仪的离任和魏道明的到来，台湾文化界在经历了一段沉寂期后又迎来短暂的春天时，许多文化人纷纷发表对时局的抨击，其中却很少见到许寿裳的言论。这与许寿裳自身的矛盾立场不是没有关系。这也可以看作是将自身定位在“广场型知识分子”[39]这一角色的尴尬。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有胡适、傅斯年等人。有论者在评述胡适时提到：“如果说胡适、傅斯年等人遵行的‘入政府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的理想多少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那么用事实来观照的话，这种意识在现实面前又是何等的脆弱。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名声即便是如日中天，也无法阻挡反自由主义的‘雷震案’之发生。胡适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40]而对于许寿裳来说，他始终将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一个开明的政府身上。因此，在陈仪的邀请下，他欣然来到台湾。当陈仪被调离的消息传来后，他即“以辞呈面交公洽”[41]，对开明政府的依赖性使得许寿裳的启蒙理想的虚幻性暴露出来，因此，有学者将这种“广场意识”称为“空中广场”[42]，是不无道理的。“广场”的虚妄性使得许寿裳不仅无法真正进入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立场，而使得其启蒙的活动有悬空之感，也无法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同和支持。在国民党内部，许寿裳一直被目为“左倾”知识分子，事实上除了与鲁迅等人的交往，对于左翼的政治力量，许寿裳无论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而对于鲁迅与左翼文化人的交往，许寿裳甚少发表评论，只在《怀亡友鲁迅》中淡淡的点出一笔：“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43]在理解和宣传鲁迅的精神时，许寿裳明确提出“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44]。而对于鲁迅思想中较为复杂的一面，许寿裳甚少涉及。相对于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根基在于个体自我的内部需要和个体自我的内部建设”[45]，许寿裳更为明晰的世界/国家观念使得他无法放弃自身的“广场”立足点，无法“偏离或突破一般性的、容易获得普遍认同、乃至于形成文化潮流或主干的社会思想观念的种种制约和束缚”[46]，这也许并不仅仅只是个体思想深度的差异。
在从大陆到台湾这一政治文化空间的转变过程中，尽管外在环境有一定程度的变动，但深层的政治文化体制并没有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把国统区和台湾连成一个整体来看待、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光复初期的陈仪行政长官公署给了许寿裳一定的自由发挥的空间，但随着政治环境的急速变化，这一空间又告终止，而许寿裳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同时也要看到，“五四”新文化精神本身的复杂性使得它既有强调独立的一面，也天然地含有现代转型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干预的内在需求。这正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丰富性所在。这也是现代教育、启蒙事业始终无法与政治事务分离开来的重要原因，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性转型中的内在矛盾之一，因此，对许寿裳等始终无法放弃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后来的思考重点并不在于怎样实现“政教分离”，而是如何更为有效地通过介入政治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毅然前去台湾开辟另一片新文化空间的重要原因。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依旧是失败的。“这种广场意识价值取向上的虚妄，决定着这些热情最终不能落到实处。”[47]袁珂在回忆中曾经写到：“当刚宣布政府改组，陈仪离职，由魏道明继任省主席，还未宣布编译馆撤销的时候，五月中旬，魏主席来台履新，各机关职员都去机场迎接。许馆长也率领了本馆编辑以上的职员乘车到机场去。机场跑道两旁早已密匝匝地排列了迎迓的长队。看见许先生头戴白台草帽，手持黑布阳伞，带着有些勉强的笑容鹄候道旁的情景，使我心里不由产生了‘一官白头，飘零海外’的苦涩难受的感觉。”[48]或许，这种“勉强的笑容”并不仅仅是由于“飘零海外”，更多的是对自身文化位置的难言的焦虑。
Xu Shoushang’ 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Taiwan
Wang Xiaoping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intellectuals from the Mainland” in post-war Taiwan, Xu Shoushang was in charge of Taiwan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He later taught in Taiwan University. During this period, he establish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intellectuals. He also inherited and promoted the spirit of Lu Xun, His efforts contributed much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 the early 1950s.
Key words: Taiwan ; intellectuals; Xu Shoushang; Lu Xun spirit
作者简介：王小平，2007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本文受上海市优秀青年教师专项基金（RE725）及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晨光”计划项目（CW0724）支持。
[①] 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陈漱渝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②] 黄英哲《许寿裳与台湾》，陈琰玉、胡慧玲编《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1992年版。
[③] 朱双一《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鲁迅风潮――以<前锋>、<和平日报>、<台湾文化>等为例》，《台湾研究集刊》1999年第2期。
[④] 参见《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中国现代史料编丛第四集），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6月。
[⑤] 《中华民国36年度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工作计划》，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印，1947年4月，第4页。
[⑥] 陈仪致许寿裳私函。
[⑦] 陈仪致许寿裳私函。
[⑧] 参见黄英哲《台湾省编译馆研究（1946.8―1947.5）》，张炎宪、陈美蓉、杨雅慧编《二二八事件研究论文集》，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8年6月。
[⑨] 《台湾年鉴》（1947）第12卷，台湾新生报社编印，第85页。
[⑩] 许寿裳《〈光复文库〉编印的旨趣》，《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台湾书店1947年版，扉页。
[11] 《台湾年鉴》（1947）第12卷，台湾新生报社编印，第86页。
[12] 陈仪致许寿裳信，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
[13] 参见《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概况》，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报告》，1947年。
[14] 《台湾省编译馆工作报告》，《台湾年鉴》（1947），第110－111页。
[15] 许寿裳《招待新闻记者谈话稿――省编译馆的趣旨和工作》，1946年8月10日。
[16] 黄英哲《台湾省编译馆研究（1946.8―1947.5）――陈仪政府台湾文化重编机构研究之一》，张炎宪、陈美蓉、杨雅慧编《二二八事件研究论文集》，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8年6月，第112页。
[17] 李翼中《对当前台湾的文化运动的意见》， 1946年7月28日《台湾新生报》。
[18] 杨云萍《纪念鲁迅》，《台湾文化》第1卷第2期，1946年11月。
[19] 许寿裳《鲁迅的精神》，《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20] 陈芳明《鲁迅在台湾》，中岛利郎编《台湾新文学与鲁迅》，邱振瑞译，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1] 许广平《〈亡友鲁迅印象记〉读后记》，《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22] 许寿裳《鲁迅和青年》，《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23] 许寿裳《台湾需要一个新的五四运动》， 1947年5月4日《新生报》。
[24] 游客《中华民族之魂！》，《正气》第1卷第2期，1946年11月。
[25] 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26] 许寿裳《许寿裳日记》（1947年5月17日），北冈正子、秦贤次、黄英哲等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250页。
[27] 许寿裳《许寿裳日记》（1947年6月25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254页。
[28] 《台湾年鉴》12卷，台湾新生报社1947年编印，第31－32页。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叶庆炳、陈诗礼《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许老师》，《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29页。
[32] 参见李何林《提供许寿裳先生两年前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的种种事实》，《观察》6卷8期，转引自《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33] 参见陈醒民《许寿裳案的审判人对于李何林文的补充》，《观察》6卷10期，转引自《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34] 许世玮《读李陈关于我父亲许寿裳在台被杀是政治性暗杀二文后》，《观察》6卷12期，转引自《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35] 《初小国语编辑大要》，《国语》第八册，台湾书店1946年版，前言页。
[36] 许寿裳《许寿裳日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241页。
[37] 许寿裳致许世玮、许世瑾书信（1947年3月22日），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
[38] 憬之《追念许寿裳先生》，绍兴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许寿裳纪念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
[39] 陈思和教授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进行了大致划分，“广场型知识分子”即为其中一种，具体可参见《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40]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1] 许寿裳《许寿裳日记》，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3年印行，第248页。
[42]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43] 许寿裳《怀亡友鲁迅》，《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44] 许寿裳《鲁迅的精神》，《许寿裳文集》（上卷），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5] 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6页。
[46] 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47] 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0。
[48] 袁珂《悼忆许寿裳师》，《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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