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重议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发表时间：2008-07-11阅读次数：518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91）
内容摘要：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明显的国民党政治背景，其对“民族意识”诠释中也存在着诸多矛盾性和保守性，但由于民族文艺的建构符合世界潮流和中国需要，因此，这一文艺运动的发动也决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历史主义；客观评价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1930年6月1日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陈立夫、陈果夫支持的前锋社（又称六一社）在上海成立，这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发轫的标志。前锋社先后创办了《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除此之外，还有在南京成立的开展文艺社，出版《开展月刊》；在杭州成立的初阳社，出版《初阳旬刊》。这些团体与前锋社相呼应，形成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早期声势。但由于左翼文艺界的抵制与批判，也由于倡导者阵营内部的矛盾，这些刊物到1931年底相继停刊，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暂告一段落。到了1932年，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战争的发生，国内反帝爱国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于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又重整旗鼓，再度形成一定声势。受国民党支持的矛盾出版社、黄钟文学社、汗血书店、江西民族文艺社等团体相继成立，《矛盾月刊》、《黄钟》、《民族文艺》、《国民文学》等刊物先后问世，大力鼓吹民族主义文艺，这股势力一直持续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
在以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由于有着明显的国民党政治背景，因此得到的都是否定性的评价。现在，我们应该克服单一的党派政治视域的局限，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
一、“民族主义文艺”鼓噪中的政治用意
作为近代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一，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不仅协助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随着资本的流动传播到世界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发生着某些蜕变：或蜕变为殖民主义，或蜕变为法西斯主义。但是，民族主义思潮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蜕变，不应该导致我们对民族主义本身产生误解，似乎民族主义是一种与公理、公平、正义等社会普泛价值不能相容的理念或原则。因为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讲，它是为谋求民族生存、民族平等、民族独立、民族发展等民族权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因此，民族主义在中国，毫无疑义地应该属于一种进步的、积极的政治理念和原则。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处在被压迫、被盘剥、被控制的屈辱地位上。唯其如此，“振兴中华”这一至今仍令每一个中国人念兹在兹的口号，就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最响亮、最迫切、最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民族主义呼声。也可以这样说，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进行的一切斗争和实践，不论其是由哪个人物、哪个党派发动的，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就都可以纳入到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潮流之中。由此看来，对于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我们也大可不必因其有国民党这一政治背景而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一笔封杀。因为在“强邻”对中国的欺侮和侵略日甚一日的政治背景下，在“西化”倾向一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现代文坛上，这一运动以团体的方式举出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旗帜，并在其理论文章中多次强调文学应该弘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建设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现代中国人振兴中华的愿望，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民族主义的存在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出的某些观点，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文艺观念，也确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例如发表在《前锋周报》第2、3期上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说：“我们很明�，艺术作品在原始状态里，不是从个人的意识里产生而是从民族的立场所形成的生活意识里产生的，在艺术作品内所显示的不仅是那艺术家的才能，技术，风格和形式；同时在艺术作品内显示的也正是那艺术家所属的民族底产物。”这个《宣言》还举了很多古今中外的例证对此加以证明，并最终概括说：“文艺底最高使命，是发挥它所属的民族精神和意识。换一句话说，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①]。 应该说，上述观点就学理而言并不严谨，但就其张扬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点来说，也并无多少可以指责之处。
但是，如同民族主义这一原本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潮在某个时候、某个国家的统治者那里却蜕变成了殖民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一样，“民族主义文艺”这一有意义的命题却也在国民党的操纵下，渗入了过多的非民族主义的党派政治用意。这就使这个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它作为文艺运动应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一，主要倡导者清一色的党派身份使这一运动不可能摆脱党派政治的操纵。从参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人员构成来看，其成员中虽也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文人，但其主要成员却大都是国民党的党务、政务、军务人员。如前锋社的主要成员中有：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潘公展，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党部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王平陵，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中央教导团军官黄震遐等。开展社是由南京国民党党部支持的，矛盾出版社由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潘孑农等人创办，黄钟文学社附属于《东南日报》，而《东南日报》的社长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陈果夫的亲信胡健中，江西民族文艺社则是南昌的国民党军方所创办，其他的民族主义文学团体也大都有官方背景。因此，可以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靠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和金钱做后盾而开办的，它并不具有一般的文人团体或学人团体的特点，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民族主义文艺”发出真正超越于国民党党派政治之上的独立的言说。
第二，其文学主张从“三民主义文艺”向“民族主义文艺”的蜕变昭示出刻意维护国民党现实政治的意图。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纲领，所以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于1929年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三民主义文艺决议案》，确立了以提倡“三民主义文艺”为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按照金平欧在《文艺与三民主义》中的解释，三民主义文艺的内容“在民族主义方面，可以描写帝国主义者历来所赐予大小惨案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政治经济压迫的有形与无形的痛苦，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所造成之弊害，更可以指示民族的精神，表现中华民族的特性而有团结的必要。其次民权主义方面，可以描写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罪恶，可以指示民主势力的伟大，权能分离的必要。复次，民生主义里的问题更多了，资本家、劳动者，均可为描写时的对象，指示阶级斗争的错误，暗示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和方法等等。总上以观，举凡三民主义所包含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描写和暗示。”[②]从上述解释中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三民主义文艺中事实上已包含有民族主义文艺的成分。那么，国民党为什么要在三民主义文艺之外另起炉灶，搞一个所谓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呢？这与国民党的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众所周知，随着蒋介石集团在国民党政权中势力的加强，“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倾向便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继续倡导民权主义，显然对其独裁不利；而蒋介石上台后又忙于用武力统一中国，无暇顾及民生，所以倡导民生主义，也无异于在其软肋上插刀。因此，正是鉴于继续鼓吹三民主义文艺并不符合国民党现实政治的需要，于是，国民党掌控下的前锋社等才于1930年又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的口号。因为单提“民族主义”既不会扯出“民权”、“民生”问题的麻烦，又可以以蒋介石是“民族领袖”之名巩固和强化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口号既可以帮助国民党掩蔽其在民生、民权问题上的无作为，又可以借挽救民族危机来确立蒋介石的领袖权威；既可以用民族主义调教各派地方军阀，又可以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左翼文艺。30年代的国民党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行民族主义文艺，就是看中了其“一箭多雕”的政治效果，就是看中了其可以被用来维护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功能。
第三，借口民族主义文艺在文坛上推行专制主义。国民党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另一政治目的，就是要抢占文艺领域的控制权，进而推行文艺专制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曾这样立论：“中国的文艺界近来深深地陷入畸形的病态的发展进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存在着左翼文艺和其他文艺等“多型的文艺意识”。因此要“突破这个当前的危机底唯一方法，是在努力于新文艺演进进程中底中心意识底形成”。而这个所谓的“中心意识”就是“民族意识”。如上所述，由于“民族意识”这一原本具有积极意义的命题在国民党的操纵下已沦为维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说辞，因此，《宣言》中的这一主张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要用符合国民党现实政治要求的所谓“民族意识”去统一文艺界的意识。因此，不管是左翼文学，还是其他文艺，只要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相抵触，就都在民族主义文艺的排斥打击之列。潘公展就曾经把左翼文学攻击为投靠苏联的“卖国灭族文学”，他这样说：“这种苏联留声机式的普罗文学，在中国目前来鼓吹阶级斗争，……如果一任这些普罗文学普罗艺术逐渐地猖狂，把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消沉下去，……而充其极可以亡国，可以灭族”[③]。翻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杂志，几乎每一期上都有对左翼作家的批判和嘲讽。在打击和围剿左翼文学的同时，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还把其他不听命于国民党的非左翼文学也列为自己的“仇敌”。他们声称“民族主义文学底仇敌，并不限于‘普罗文学’；凡有害于民族的，无论使人堕落颓废，或者荒唐无稽的，都是仇敌。……‘普罗文学’是急性的大仇敌，这些是缓性的小仇敌罢了”[④]。那么，这些“缓性的小仇敌”到底指的是什么文艺呢？潘公展的《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一文道出了此中之“天机”。他说：“那分裂中国人为几个阶级鼓吹阶级斗争的普罗文艺，引导中国人到颓唐衰废的路上去的浪漫派的文艺，和回恋过去染有封建色彩的古典派的文艺，自然为扫荡一空。”[⑤]显然，浪漫派文艺、古典派文艺这些大体上都出自非左翼的自由主义作家之手的文艺，也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扫荡之列。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不惜把浪漫派、古典派文艺也列为“仇敌”而予以打击，其在文坛上建立以服务国民党现实政治为职志的“民族主义文艺”一统天下的野心昭然若揭。
前文我们说过，“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命题本身是合乎世界民族主义潮流的，有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实际上，当时的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也都看到了这一点。茅盾当时曾这样说：“一般地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⑥]自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也说：“无论这运动者的动机是如何恶劣，但在这恶劣的背后，有国际及中国经济政治之潜因，是不可忽略的。”[⑦]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左翼作家、部分自由主义作家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批判，都不是对民族主义文艺本身的批判，而是对民族主义文艺鼓噪中的政治用意的批判。茅盾在当时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国民党对于普罗文艺运动的白色恐怖以外的欺骗麻醉的方策。”民族主义文艺的“所谓‘民族’实在只是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代表了‘民族’，所以他们所谓‘民族的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⑧]“民族主义文艺”这样一个有着积极意义的文艺命题，却在国民党政治意识的操控下畸变为一个为国民党现实政治服务的不伦不类的东西，这一事实本身也告诉我们，我们倡导的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文艺，都必须接受先进思想、先进意识、先进文化的指导，否则它完全有可能违背我们倡导它的初衷，而变成某种势力维护其集团私利的工具。
二、“民族意识”诠释中的矛盾性和保守性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不仅强调中国新文艺应以“民族意识”为它的“中心意识”，而且对“民族意识”进行了诠释，提出了诸如强化民族的集团行动、思想上反封建、应抵抗日寇侵略等有价值、有意义的课题。那么什么是民族意识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难以简短的文字予以解答的问题。约而言之，所谓民族意识其实总包含着不变与变两个层面的内容。所谓“不变”即民族意识中那个永恒不变的母题，这个母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经典的表述就是“振兴中华”；所谓“变”即中华民族因时因地不断调整和变化着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任务，如五四时期的“启蒙”，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新时期以来的“现代化建设”等。正是基于上述理解，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在诠释民族意识时提出的强化民族的集团行动、思想上反封建、应抵抗日寇侵略等课题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以及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倡导者本人在思想上、精神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封建性、保守性，所以他们对民族意识的诠释中又存在着许多矛盾、保守之处。
第一，张扬“集团行动”却讳言“民主”。傅彦长在《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⑨]一文中曾严厉地批评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现象。他说：“一盘散沙等于一堆垃圾，中国人如果还是如此，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民族意识。”而“有了民族意识，就会有激昂的集团行动。”所谓“集团行动”，想来指的是整个民族团结、整齐、统一如一个集团一样的行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则这个民族必须具有凝聚力、向心力，必须具有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必须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必须一切以民族整体利益为重。应该说这些观点和要求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稍微具有一点现代意识的人都知道，任何民族要形成真正的“集团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这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应该是民主的。唯有民主，才能真正遏制少数特权阶层的霸权欲望；唯有民主，才能使广大的民众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并乐于为国效力；唯有民主，才能充分调动全国各党各派各个阶层各个界别的救国热情。在30年代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存在着不同的党派且彼此之间政见相左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因此，在强调民族必须团结一致形成“集团行动”时绝对不应该讳言“民主”。而傅彦长的文章却恰恰是只谈“集团行动”而讳言“民主”。不仅如此，他还对所谓的“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由思想”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进行抨击。他说：“中国人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全体中国人所利用，决不容许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由思想。……现在，中国文坛上正充满了反民族主义的，传统思想的，以个人为中心思想的文艺作品，受了宣传的中国民众，因此还是一盘散沙。”所谓“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由思想”，指的恐怕是不肯盲从多数的独立意识；所谓“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指的应该是五四以来宣传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显然，无论是不肯盲从多数的独立意识，还是追求个性主义、个性解放的现代思想，都与“民主”二字息息相关。傅彦长对此大加挞伐，其民主意识的稀缺于此可见一端。而没有民主机制的“集团行动”，说白了，只能是打着民族旗号肆意剥夺个人权益的专制。
第二，标榜反封建却又鼓吹“王道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应该承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中，确有一些人较为醒目地谈到了“反封建”的问题。例如有人指出：“民族主义，在可能的范围内，以尽量保存固有的民族性为主，只是要把年久发生的暮气，专制皇帝***策底遗毒，和宗法社会底残余思想整理出去罢了。”[⑩]有人在论及戏剧创作时提出要清算封建的“忠君”思想，指出这种思想是“绝对抹杀民主精神，绝对否认民众一切权利的，他只是迷蒙民众的毒菌，而为社会进化的一个绝大障碍”[11]。毫无疑义，对上述观点和言论中明确地要求反封建的精神，我们理应给以积极的评价。“反封建”在这里关涉到民族意识的现代化问题。民族意识如何现代化，这是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一代代先贤就曾不断探索的问题。1902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实际上就是在探讨民族意识的现代化问题。迨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先驱们则站在更为激进的立场上，明确地倡导“人的觉悟”，同时对封建伦理道德和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中有人继续提倡反封建，其中当然也含有对民族意识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思考。如有人提出如下见解：“怎样变革我们的民族性？应当去找寻失去了的优美的民族性――博大，和平，忠诚，坚毅……的歌颂。应当将现有的不良的民族性把来肃清，――优柔寡断，夸大，不务实际，畏缩，苟安，因循……的抨击。创造缺少的民族性――爱与力，热情与光明……的陶冶。”[12]应该说，这个见解能融继承、批判、创新于一体，其思考还是较为全面和得体的。不过，必须指出，这种比较明确的反封建的思想和见解，在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集体话语中是少数，它更多地属于一种知识分子的个人话语。相对而言，那些具有国民党官方背景的人员则很少发表反封建的言论，他们的思想和文化观念带有明显的保守性。潘公展说：“新文艺运动必以这种民族主义为中心思想，然后凭藉了文艺的作品，一方面可以发扬中国国内各民族的优良特性因而陶融同化造成整个的中国民族，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因而使他们都有坚确明了的民族意识，再进一步而中国民族所将以独立生存的民族自信力就会完全养成，另一方面可以提倡中国民族向来富有的王道精神，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普遍宣传，发扬光大，使这个霸道横行的世界为之改观。”[13]我们知道，强调本民族的特性和传统是民族主义的基本特色之一，就此而言，潘公展推崇“王道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都不难理解。问题是“传统”自来就是精华与糟粕二而一之的混合体，就以潘公展特别推崇的“忠孝仁义”之道而言，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可以“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巨大精神来源”，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精神虐杀的一面，它往往在伦理义务的绝对拘束下，漠视人的个性、独立、尊严和一切欲求”[14]。唯其如此，我们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唯其如此，传统才必须接受“现代”的洗礼以完成现代的转型。然而，潘公展在张扬“王道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时，却未对这种精神和道德作任何理性的辨析。如是，则他对“王道精神”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的张扬，就无法保证其中没有封建意识在作祟。显然，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在反封建这一点上，态度也是矛盾的。当然，这种矛盾既表现为队伍内部声音的不一致，又表现为居主导地位的“官方文人”在对待传统思想上的二难心态：既想背离，又想利用它来宣扬效忠领袖、忠于党国的意识。
第三，鼓吹反抗侵略但又遮遮掩掩。反抗侵略是民族意识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民族意识最直接、最显在的表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最初的《宣言》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反侵略的内容。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的上升，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开始发表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议论。如署名“忆初”的文章指出：“中国目下正处在国难的严重的时期，一方面须要民族主义文艺唤醒沉睡中的人民，鼓舞他们，来共同挽救危亡，共赴国难；一方面强邻肆虐，民气渐见发扬，全国各地无日不发生可歌可泣之事，举凡日本帝国主义铁骑下同胞惨痛的呻吟，和内地民众积极的抗日救国的壮烈争持，均为民族主义文艺之最好题材。”[15]这说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囿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念，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左翼文学颇多诬蔑性的攻击和批判，但在“反侵略”这一点上他们也毕竟持有鲜明的民族立场。不过，让人感到滑稽的是，他们一方面明确地要求反侵略，另一方面在谈及文学作品如何表现反侵略时却又自设界限，给人以遮遮掩掩之态。例如还是这个“忆初”在谈到民族文学作品如何表现“日人在东北之狰狞面目”时，就费尽心思地强调应该采用“侧面的和间接的方法”和“暗示的技巧”[16]，真不知对于侵略者的残暴何以竟至于不敢或不愿直接表现！鲁迅先生当年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运动时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这篇杂文通过对黄震遐的小说《大上海的毁灭》中个别“警句”的摘录，诛心般地透视了“一・二八战争”期间“党国”当局对于战争的祈祷：“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17]一个高举着“民族主义”招牌的“党国”当局何以竟至于祈祷“抗日”的失败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党国”的“领袖”此时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因此，对“抗日”之事，反对固然不妥，但强调太多、太突出也不妥。这就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既鼓吹反抗侵略但又遮遮掩掩的根本之因。总之，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倡导者的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方面虽有涉及，但说得不够响亮，相对于其对普罗文学的攻击排斥，其力度和气势要微弱得多，可以说这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文艺领域内的具体体现。
显而易见，由于倡导者本人思想上、精神上存在着明显的封建性、保守性，由于倡导者的任何主张都不能不受到国民党政治意识和政治策略的左右，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诠释民族意识时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性和保守性。这一事实同样具有很多的启示意义，它告诉人们：倡导和弘扬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倡导者自己首先要接受“现代”的洗礼，同时，要真正无党无私地站在民族的立场上。
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评价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由于其鲜明的党派政治立场和倡导者本人的观念陈旧等原因，他们的民族主义文艺观确实存在着诸多缺陷乃至政治谬见，但由于民族文艺的建构毕竟符合世界潮流，符合中国需要，也由于倡导者本人也还是有民族立场和民族意识的，因此，这一文艺运动的发动也决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其人其事做出客观的评价。他们的建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主张。从晚清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一代代的文学理论家都不懈地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艺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不过这一时期，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始终是文艺界最为关心的核心话题，而民族性问题虽有涉及，但不是主流。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首先以明确响亮的口号提出“民族主义文艺”的，还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就此而言，应该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某些倡导者对世界民族主义潮流的发展动向有着较为敏锐的感知，对世界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是在说明这一问题。他们不仅及时地觉察到了这一讯息，而且充分地加以运用，在中国兴起一场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虽然由于多种原因成效甚微，但毕竟引起了人们对“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命题的关注和兴趣。
第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较为全面地提出并探讨了一些与“民族主义文艺”相关的理论课题。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并非仅仅提出了“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口号，他们还从理论上对民族主义文艺的建构做了多方面的探讨。与“民族主义文艺”相关的一些理论课题，如民族与民族意识之一般原理与概念，民族意识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与政治之关系，对五四新文学的检讨，对民族主义文艺之设想，文艺大众化之发展趋势，民族主义文艺一般方法论，民族主义文艺与国家主义文艺之区别等等，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论著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论述。诚然，这些论述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国民党政治意识的渗透和影响，但这种渗透和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左翼文学的攻击和批判上。换言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对与“民族主义文艺”相关的理论课题的探讨，从总体上看也还是比较全面的。他们的具体见解是否正确，这自然可以讨论，但能够把“民族主义文艺”当作一个系统工程从各个方面予以探讨，其理论的视野和建构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尽管是由国民党所倡导并反映出国民党的政治意图，但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及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场运动之出现其实也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简言之，它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中迁延不息的“西化”倾向的反拨，更是抗战时期民族文艺的理论先声和前奏。它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在几年后，实际上也被左翼文学家所接受。正如1935年萧三《给左联的信》中所说：“我们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多写民族救国英雄，如东北义勇军事实，复活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痛骂秦松，吴三桂，袁世凯……使成为革命民族战争时代的革命民族文学。”[18]萧三的话实质上代表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左翼作家对“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口号的认同。这一事实再次说明，“民族主义文艺”这一口号本身还是有生命力的。从某种意识上说，后来的抗战文艺显示的便是民族主义文艺的胜利。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已成为过眼烟云。回顾当年左翼文坛与民族主义文艺倡导者之间的论争，不难发现，双方其实都是带着极强的政治倾向、政治意识来面对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文艺命题的。如果说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是力图在诠释“民族主义”、“民族意识”时掺入国民党的政治私货，并自以为得意地试图借神圣的“民族性”剥夺掉左翼文学的存在合法性，那么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坛却也由于一眼就洞穿了倡导者的政治目的而只图快意地在政治上宣判其为“屠夫文学”，而无意间自动放弃了对民族主义文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讨。如果说30年代的左翼文坛由于是处在被围剿的政治险境之中，其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反击还情有可原，那么，建国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所有书写，都由于这个运动所具有的国民党政治背景而对其作简单的政治否定，这种写史原则就值得检讨了。事实上，国民党在支持倡导民族主义文艺时固然掺入了政治私货，但“民族主义文艺”本身却是一个切合世界民族主义潮流和现代中国文艺发展需求的文艺命题。既然如此，关于这一命题的探讨就不可能全是国民党的政治私货而全无价值，更何况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倡导者中也还有一些人属于一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他们是把民族主义文艺当作一个有意义的文艺命题来探讨的。因此，对于这一已成为过眼烟云的“文学事件”，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和评价。
A Review of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Wang Yong Zhang Junca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Abstract: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which occurred in the1930s has obvious political intentions. With its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Party ,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s contradictory and conservative.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ism literature accorded with the world trend and met China’s needs, so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is of value. We should make a mor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with an attitude of historicism.
Key words: the Nationalism Literary Movement; historicism; objective evaluation
[①] 《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北京大学等校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79页、第8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按：下引此书中之文章，只注页码，不再注版别。
[②] 金平欧《文艺与三民主义》，《民族文艺论文集》，第228页，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按：下引此书中之文章，只注页码，不再注版别。
[③] 潘公展《从三民主主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民族文艺论文集》，第77―78页。
[④] 柳丝《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学》，《民族文艺论文集》，第40页。
[⑤] 潘公展《从三民主义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民族文艺论文集》，第85页。
[⑥] 石萌（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北京大学等校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101页。
[⑦] 胡秋原《阿狗文艺论》，北京大学等校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119页。
[⑧] 石萌（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北京大学等校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三册，第95―98页。
[⑨] 傅彦长《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前锋月刊》第1卷第2期，1930年11月10日。
[⑩] 许尚田《民族主义的文学》，《民族文艺论文集》，第45页。
[11] 襄华《民族主义的戏剧论》，《前锋周报》第21期，1931年11月9日。
[12] 一士《民族与文学》，《民族文艺论文集》，第99页。
[13] 潘公展《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民族文艺论文集》，第84页。
[14] 张俊才、李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15] 忆初《民族主义的文艺方法论》，《民族文艺论文集》，第18页。
[16] 忆初《民族主义的文艺方法论》，《民族文艺论文集》，第26页。
[17] 何家干（鲁迅）《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18] 萧三《给左联的信》，北京大学等校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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