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沈从文建国初期的土改书写
发表时间：2008-07-11阅读次数：468
（南京晓庄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南京211171）
内容摘要：沈从文建国后的文学创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但他曾用“跛者不忘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眷恋之情。沈从文建国初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其间有详细的创作计划，书写了大量的土改书信。本论文通过对沈从文丰富的土改书信的解读，揭示其文学思索对当时文学的意义；从沈从文土改书信到土改创作的断裂，剖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转折时期思想改造、文学转型中的处境。
关键词：沈从文；土改书写；文学转型
土地改革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也是对作家思想改造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解放区土改工作中，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孙犁等等作家都曾挂职参与土改工作。建国后，“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队员，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①]特别是北京地区，几乎所有文化工作者、各级学校师生都分批到各地参与土改。“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固然有解决干部不足的用意，主要目的却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并争取他们对于土改的理解与支持。”[②]事实证明，土改经历对作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风政认为，在土改斗争中，知识分子培养了阶级观念、阶级立场、阶级情感，确立了正确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土改中的亲身体验，显著地推动人们认同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 [③]。毫无疑问，很多作家在土改中都有深刻的触动，这在文学创作中有曲折的体现。土地改革不仅为作家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成为作家思想改造的课堂。土改叙述这份作业不仅是土改亲历者对土改的历史记忆，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果汇报。不同作家秉持的立场不同，所受的触动不同，思想改造的程度不同，对土改的叙述也就不同。周立波、丁玲、赵树理、孙犁、张爱玲等作家都创作了不同立场、不同风格的土改题材作品。相对来说，沈从文的土改题材创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但是他丰富的土改书信记录了他在过渡时期的文学思索，这份未完成的“土改工作汇报”另有一种价值。
沈从文从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参加西南土改，共计九十四天。检索《沈从文全集》，这期间沈从文给亲友共写了四十九封长篇书信，另有速写《远望卢音寺》和报告《川南内江县第四区的糖房》。之后，沈从文根据这段经历创作杂记《中队部》、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用书信记录创作素材，沈从文已有《湘行散记》的成功例子。这一次参加土改，沈从文非常重视，称之为“一生重要一回转变” [④]。他反复将之与自己人生经历中几次大的转折并提。他忍着病痛、以极大的热情参加土改运动，多次雄心勃勃地提到自己的创作计划。然而土改后已构思的系列小说没有写成，已计划的“川行散记”没有出现。算得上文学创作的只有一篇杂记、一篇小说，而且在沈从文有生之年连最亲密的亲友都没有阅读过。不仅创作数量极少，而且创作水平不佳。特别是杂记《中队部》以文学标准来说，实乃失败之作，不过这篇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形态的土改叙述，透露了理解沈从文、反观当时文坛的许多信息。
《中队部》是一个电话记录，所有内容是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土改工作队员接听上级电话时的工作汇报。长长短短共七段，概括了土改工作的整个过程。尽管文中几乎每部分都以“你是那（哪）里”的询问开头，但对方的语言全部省略，打电话人的具体身份一直很模糊，只是通过“汇报”中的积极拥护、主动响应暗示其一定的威权。而接电话的土改工作队员，杂记中也没有正面描写，其个人特点被有意隐匿了。只是写他对土改工作安排积极拥护，语气主动肯定，多处宣讲土改政策，有的语句还自觉化用了领袖讲话。一方面，作为土改工作队员的知识分子学习并试用了一套新的语言方式，用政治立场武装自己，在思想意识上努力与上级保持一致，积极地投身到一个个政治运动的“战场”中。汇报中夹杂着一些触目惊心的军事化用语，如“封建堡垒”、“分化瓦解”、“扫荡”、“翻身”、“消灭”、“枪毙”、“突破”、“斗争”、“没收”、“应当死亡的一律死亡”等等。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的土改工作队员还不同一般地详细汇报了乡间动植物的情态、山砦顶上老翁的独钓、元宵节月亮下捉猫猫的游戏等等日常生活的图景。这些与政治内容极不谐调的大段描述，关注乡土风情、关注日常生活、关注生命形态，是作者难以舍弃的个人叙述。这两种声音在作品中并列呈现，杂沓的作品面貌体现了沈从文当时的创作矛盾，借用袁可嘉的说法，可以说是在“人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两者之间游移。
袁可嘉的《论新诗现代化》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存在“人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两股潮流。巧合的是，袁可嘉说：“这本我青年时代的诗论集，其中几大部分是当年（1946-1948）经沈老审阅并亲手替我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的。”[⑤]袁可嘉说，“‘人的文学’的基本精神，简略地说，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或功用说，它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的活动形式对照着说，它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 [⑥]。而“人民的文学”“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它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它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 [⑦]。显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是一种“人民的文学”，经过解放区作家的实践，以阶级本位、工具本位为特征的文学形式已经成为建国后文坛的主流。
而建国前，以《边城》为标志，沈从文创作的主旨在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他的“希腊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⑧]。这种对“人的文学”的追寻在建国前后经历了巨大的考验，内外两方面的因素使沈从文陷入了精神的危机和文学的困境。
很重要的因素是现在论者都非常强调的：外在的政治压力。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界对沈从文有一系列的批判，这些批判铺天盖地、来势凶猛，但并没有动摇沈从文的文学自信。正如学者们对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分析一样，“40年代的社会环境有恐怖的一面，……但这种恐怖并不是深入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恐惧，至少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天然地相信他们有言论的权利” [⑨]。而1948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批评沈从文，采用了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产生了文章之外的威慑力。“这是第一次按照‘非红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非（为）人民即反人民’的逻辑，把作家（知识分子）分为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 [⑩]。到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时，郭沫若式的批评方式已成为一种时代氛围。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弥漫在政治、经济而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无论从文艺到哲学，还是从日常生活到思想、情感、灵魂，都日益为这种‘两军对战’的模式所规范和统治” [11]。甚至沈从文的家庭氛围也不容他超然独立，促使他向人民归队。在《团聚》中，沈从文的儿子在父亲过世之后以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追忆了当年对父亲落后于时代的不满。沈从文早已预料到，这是一个由“思”转向“信”的时代，但他没有料到单纯的信仰有这样大的排斥力。
不仅时代氛围形成一种威压促使沈从文向人民归队，而且事实上的组织格局也抽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身的社会基础。建国后“执政党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等，实施严格干预”，“作家的文学活动包括作家自身，被高度组织化” [12]。几乎所有的人“都隶属于某一‘单位’”，都处在“‘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社会’的某一个等级中” [13]。沈从文在一九四八年年底给大哥的信中很明确地写到面对地覆天翻的忧虑，但也不无自信地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生活需要简单，维持一二年生活下去有办法。因卖去一本书，总即可支持半年也。还有几十种未印行，还有五六卷新书待付印。……能到乡下二三年，写十本八本书，比教书有意义得多。”[14]无需等到1953年开明书店正式通知他作品已过时、全部销毁，沈从文很快即意识想要维持这样一种不受政治约束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
外部从精神到物质的挤迫促发了沈从文的精神危机，但促使他走向“人民的文学”的合唱的还有他自身文学观的原因。沈从文是一个牧歌型作家，却紧紧关注着现实，在他世外桃源般忧郁的吟唱中包含了他对社会重造的思索。他说人们阅读他的作品“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15]。他对社会的改造主张不同于革命一派，施蛰存说沈从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义的革命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对某些左翼作家的讥讽，也并不是出于政治观念” [16]。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没有从社会革命和阶级解放的途径”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而“主张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他的文学“能从一个角度说明民族沉沦的根由，却无法化为实际的文化改革行为”。这对于当时历经罹难的中国社会来说，是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他四十年代云南时期“向虚空凝眸”一类的作品“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的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和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表示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社会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做更深一层的理解’” [17]。这些思索注目于文学的远功，具有很大的时代超前性。但不能形成改造社会的直接动力，反而使作家自身陷入虚空、虚无之中。在《七色魇》中沈从文多次提及疯狂、自杀、永久的休息、“爱与死为邻”等等，从哲学高度深入透析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一定程度上，沈从文建国前的精神狂乱也是“向虚空凝眸”引发的精神断裂。如沈从文自己所说：“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18]在对人生精神意义的无限追求中蕴含着向“单纯”、“朴素”的回归，而后者恰是弥漫于建国初期的时代氛围。
再者，虽然沈从文频频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发言，但他没有任何系统的政治思想。他曾说：“和胡适之相熟，私谊好，不谈政治。……他们谈英美民权，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19]在自由主义作家中，他文学独立的思想带有浓厚的自发色彩。“他在绅士派中间，还不是一个洋绅士，而是一个土绅士。”[20]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的沈从文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并非势不两立。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以巨大的事实力量教育着沈从文，使他感受到空想的无力。李泽厚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时指出“民粹主义因素、道德主义因素和实用主义因素”是“最值得重视的几个特征”，“他们是在同一个农业小生产的传统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21]，这些对于沈从文来说是有影响力的。
所以，新的话语方式，“不仅显示着胜利者的强势与权威，而且闪现着理想、道德的光辉，对于正处于孤独、绝望之中的知识个体，自有一种吸引力，仿佛只要也加入到‘我们’中去，渺小的‘自我’就能获得强大与崇高。”[22]沈从文在内外两股力量的驱动下，“悄然归队”[23]，“向人民靠拢”，决定“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来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24]。但是，这种思想上的认识，真正落实到文学上由“人的文学”转向“人民的文学”，还非常艰难。
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袁可嘉在诗论中说，“照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真是相辅相成，圆满十分；但实际上却发生了两大困难：（一）‘人民’的论者在扩展的外衣下进行了对人，对生命，对文学极度的抽空、压缩、简化的工作；……换句话说，他们无异以‘人民’否定了人，以‘政治’否定了生命；到最后人被简化为一部大的政治机器中的小齿轮，只许这样地配合转动，文学也被简化为一个观念的几千万次的翻版说明，改头换面的公式运用。（二）包含于阶级本位中的强制性质与生命本位中意识活动性质恰成对照，因之矛盾发生” [25]。联系到沈从文，他在土改书信中，反复写到对土改工作的理解、对土改历史的严肃性的真诚认识。在创作中，他努力克服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情感方式，以阶级观点来处理材料，尽力与政策要求保持一致，对于一些敏感话题也符合政策地进行了宣传。如《中队部》中汇报道：“打地主吗？……是的，早纠正过来了。不过，这是斗争！不能如请客画花，可是一定得照政策行事。”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相对来说艺术性更强一些。作者以戏谑的笔调极尽嘲讽之能事，塑造了一个“活宝”地主的形象，宣告了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规律。但是，无论是从当时的标准，还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沈从文的土改创作都是令人非常遗憾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26]既要遵守红绿灯的约束，又要坚持创作的自由，其间的困难是非常明显的。然而，结合他丰富的土改书信可以看出，他基于文学本位和生命本位的“人的文学”的追求，有意识地克服着“人民的文学”可能出现的两大问题，对土改历史作了超越性的思索。虽然囿于国家体制和时代氛围，这些在创作中没能得到协调表现，但这些思索和思索本身在当时是别有意义的。
非政治化的日常审美
对于土改这样一个政治性极强的题材，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往往是许多作家的关注重点，但沈从文在土改书信和土改文学中都没有对斗争的详细描写。一般的土改叙述中斗地主、起浮财、公审大会是重头戏，是转折点，是突破口。但沈从文在《中队部》中以“很好。进行的十分好”几个字简略概括了。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从土改后写起。小说不以浓墨重彩来反映农民的翻身过程，却写了一个地主家庭在土地革命前后的不同情形。整个小说以幽默的语言让地主丑态百出、出尽洋相，对土改的具体过程则一笔跳过：“凡参加过伟大土地改革，或读过几个有关土改著名小说的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了，已用不着我再来废话。”
与简省的斗争描写相对，沈从文细致描写了日常生活的场景。“日常生活”在建国后的文坛是别有含义的。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日常生活”“是相对于‘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斗争’而言的，大致是指那些平凡的、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的生活场景和事件，很多时候也包含着缺乏典型性、不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含义在内。”[27]与非正常的战争环境有关，解放区作家建国前的土改小说不注重平常意义日常生活的描写。建国后，斗争本位的“人民的文学”极其警惕日常生活的“腐蚀”作用，也排斥文学作品中的日常描写。所以建国后中国文坛的主流，“越来越脱离中国人日常的感性生活”，讲求变化、冲突，“脱离了人生的安稳的底子” [28]。沈从文这些琐屑生活细节描写，从政治角度来看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的书信在文革中被抄去，专案人员给他评注为“无用废话”[29]。但是，从文学角度来看，日常生活描写的爱好恰恰表现了偏离政治化氛围的倾向。《中队部》中，沈从文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乡间老夫妇的生存状况、乡间的琐细生活、孩子们的游戏等等，与干巴生硬的政治描写形成鲜明对照。《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中从日常生活出发表现了地主的吝啬、迷信等特点，与地主反动、败坏、凶残的阶级形象不尽相同。沈从文曾在书信中表达过对日常描写的认识，他说一些作者由于不知道“斗争也可以从抒情方式加以表现，因之对于斗争，也只会写事，缺少事以外的空气，写来也就难生动。特别是不会写平凡时，不会写静，不会写家常，因之写特别事，写动，写变故，也无个对比，易失之于夸” [30]。现在看来，这些评述显然击中了五六十年代主流创作的一些弊端。沈从文把日常生活看成是斗争的恒常底子，文学作品不可缺失的背景。
因此，沈从文土改书写中的日常生活描写常与阶级斗争描写对比出现，在政治活动的“动”与日常生活的“静”的对照中，发掘历史另一形式的美，形成了对于阶级斗争叙述的消解力量。比如，沈从文在书信中常有这样的描写：“今天是大白天来进行（引者注：指群众大会），一面是翻身中极剧烈的行动，另一面，二丈以外却有几个制糖工人，用最古老方式，光着个脚踹在木摇槌上，把木槌摆动，压在晒糖簟子上，进行千年不变的工作。”[31]沈从文常写到阶级斗争之外的农民活动，表现日常生活游离于政治运动之外的深永意味。在《中队部》中，作者以长长的篇幅写“牛”、“架子猪”、“小猪”、“母鸡”、“公鸡”等等乡村动物的闲静情态，写这些与人们的磨石声、擂谷子声、破篾箍桶的敲打声构成乡间的背景，群众大会的锣鼓声、呐喊示威声消融在这个背景之中。可见，沈从文的土改描写不是为了宣传这一运动伟大的政治意义，而是把土改作为农村生活的一个历史阶段，表现政治无法完全涵盖的生活全貌。
沈从文在书信中还以日常生活为视角来反观政治的斗争，写政治斗争的怪异性的“戏剧性”气氛。如一封书信中他写在乡村过年时，在一片祥和、安宁的年景中为烈士扫墓，“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哑哑的，锣也破了……热闹得很也寂寞之至！”其后，捉完匪特回来，“到处有油菜花黄成一片，有大青菜绿的出油，有穿换了毛蓝布衫子，包白头巾的农民，三三五五预备上场看戏。”“忽然看到一群工作人员捉了一串（犯人）回来，实在是太戏剧性活泼热闹了。但是乡村年景的静，还是统制了一切。因此一来，似乎反而还格外显得静。特别是把那些东西捉到了公所等待讯问时，院子中静极。”[32]虽然作家努力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在个别词语上还特别显示自己的政治立场，但词句之中仍然透露了对日常生活对比下阶级斗争的怪异感受。
非阶级论的历史描述
与建国前的文学创作相一致，沈从文力图通过日常生活的描述展示不同于主流文学的时间观、历史观：革命历史小说采用的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时间观念”，沈从文创造了一种“‘解历史’的，‘俗世化’的时间观念” [33]。沈从文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文中这样描述他所看重的历史形式：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砂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了“历史“。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一些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小小的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鹭鸶，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34]
与关注非政治化的日常描述一致，沈从文不是以二元对立的阶级矛盾为核心来反映土改历史。当时主流的土改文学从阶级斗争的现实生活出发，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组织素材，把握历史的“整体”与“本质”。比如，剥削�贫穷�反抗，往往是主流文学描述土改的思路。但沈从文在刚下农村不久即指出：“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 [35]。显然沈从文是想要从另一路子来叙述土改历史。在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中，他塑造了迥然不同的地主形象，从截然不同的角度解说地主阶级消亡的历史原因。
《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没有在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对立中塑造地主形象，而是把地主放在封建文化中和封建剥削的谱系中来表现。所以小说中没有提供土改运动的具体背景，不写地主个体的消灭过程。小说以宋人瑞为例，通过写封建文化对地主阶级本身的毒害，写这个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小说中写宋财主一面要应付大小官吏各种名目的剥削，一面要防止子女受新教育影响“变坏”。在叙述语气上对地主极尽讽刺，但在内容上，没有写地主与官吏勾结从中渔利的政治反动性，反而写地主在封建体系中备受鱼肉的地位，甚至写了地主在种种欺压下的阿Q相；没有写地主生活堕落的道德腐朽性，反而写了地主在青年的捉弄下出尽洋相、断了风流的想头，通过“抹灰”这一可笑的细节更写出乱世地主的良苦用心。所以，整个小说没有写地主在阶级斗争中消亡的过程，而是写了地主阶级在后代蛀虫败坏下的没落以及土改后新生般的转变。小说中说宋大少在土改前“像个烟狗子，大吃大喝，一事不作，堕落得快要到地下爬。解放一来才打救了他，烟瘾不戒而绝，劳改三年，能自食其力了”，也快乐了起来。这里，沈从文写地主阶级因其自身的局限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命运。
小说没有设置对立的农民形象，没有从阶级矛盾上寻求土改叙述的基点。所以文中没有写地主对农民的凶狠压迫，不着眼于个别地主恶劣品质的揭示，而是通过几个事例展示地主敛财过程中的吝啬、迷信、迂腐。所以沈从文的地主形象可笑、可气，却不可恨，有时还有点可怜。
与此相一致，在书信中沈从文记录地主阶级灭亡过程的同时，对地主个体的命运寄予了较为微妙的情思。书信中对地主恶霸的劣迹交待不多，倒是对地主的破败情形作了不少描绘：有书信中写五千人大会上解决了一个大恶霸，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虽然作家力避情感倾向，但还是对这个行将消亡的一群作了温情一瞥。同一封信中还写道，群众“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36]这里也有对群众力量的赞叹，但不是赞叹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能量，而是对历史不可捉摸性的感喟；还有的书信对地主死后其家人的遭遇作了详细描绘，写他们在大年初一出门找燃料，写他们跪着听任农会处置他们所剩无几的财物。如此种种，虽是平实的描述，却显然有别于当时阶级化、血统化的时代氛围。当然，这也就止于隐秘的私人书信中。
“事功”之外的个人抒情
沈从文的土改题材小说一方面要揭示土改的时代主题，另一方面又无法舍弃自己的生活感悟、文学标准。所以在他的两篇作品中思想与形象的不协调非常明显。小说中不时有作者跳出来立场鲜明地表明态度、显示好恶，显在叙述人以阶级视角观照写作对象；同时小说中最形象、最引人的场景和细节又是非阶级化、非政治化的，隐性叙述人以美学的眼光描摹生活情态。这样一种矛盾，沈从文把它概括为“事功”与“有情”的距离。沈从文以《史记》为例，说“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有情”则“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的东西”――“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 [37]。他说：“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事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这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对于文学艺术‘作用’以外‘作者’的认识” [38]。也就是说，沈从文一直强调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主体作用。而当时文学叙述中，“我们体”盛行，作家在工农兵书写中竭力隐匿个人印记。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对作家思想改造、深入生活的要求，实质上已经否定了作家（知识分子）本身生活和思想成为文学表现内容的必要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是一个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化的过程，“深入生活”后的文学表现是一种去除个人印记的集体化合唱。
沈从文在土改书信中曾热诚地表达了对单纯信仰、朴素情感的喜欢、赞叹和向往，但他终难舍弃自我。在一封信中，沈从文曾详细说到一个小炊事员的勤劳、单纯、积极。他同时指出，“有许多人，在这个时代中，工作都极有精神，只知道穷人翻身，可不知道自己怎么提高学习，就可为国家更多做些事。这也就是个大问题”[39]。这种态度同样表现在他对儿子虎雏卖废铁的过高积极性上。他说，“凡对国家有益的事，要当成经常事情作”。但他不赞成盲目的爱国行动，希望儿子“把募集废铁精神，发扬到科学学习上” [40]。沈从文在时代潮流中一直极警醒地维护着思想上的独立领地，这在当时是非常寂寞的。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的遗稿时，最大的感叹是对他认识太晚。聪慧如张兆和，当时对他也理解不透。沈虎雏在《团聚》中坦言：“我不大理解他。没有人完全理解他。”在这篇文章最后一部分，沈虎雏很有象征意味地写自己十来岁后挣脱父亲的“落后”影响，“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向左拐，又向左拐”，“不断进步，逐步提高政治觉悟，也接受应得的一份愚昧” [41]。儿子以自己半个世纪的人生体悟回望父亲的言行，感慨可谓良多。这半个世纪的距离中呈现了沈从文在当时氛围中的无边孤独。
沈从文这种坚持自我的态度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文学追求上。周扬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中，曾提倡作家在作品中表明和他的人物的关系，像赵树理那样，不是“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做“他们中间的一个” [42]。用这样的要求来看，沈从文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的土改书写中始终没有放弃的是自我的眼光、自我的思索。其实，他对建国的巨大惶恐也主要由于对自我的坚持。他当时的言论，无论是清醒的还是狂乱的，都集中在对失落自我的恐慌。从病中的“呓语狂言”到《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的半梦半醒到《八月八日》中关于一个小小豆彩碗的平静叙述，沈从文不停地“搜寻丧失了的我”，不断追问：“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43]个体与集体的矛盾冲突在沈从文身上极为剧烈。参加土改初期，沈从文欣喜于全新的集体生活，但很快“孤独”二字便频频出现于他的书信中。他的孤独不是生活层面的孤单，而主要是与时代潮流不谐和的内心隔绝。所以在他的小说和书信中多次写到激烈的阶级斗争之外的“独钓者”，他对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完全不相干的生命状态充满感情。从这个角度说，沈从文始终把自我作为文学表现中由素材到作品的中转站，始终把个人情思当作文学叙述不可或缺的因子。这使他的土改书写与为革命立言、为农民立言的其他土改题材小说区别开来。
沈从文的土改叙述还始终保持了与现实的距离。他不甘于担当历史的书记员，他总是以时代发展为远景，透过历史的后视镜来观照对象。所以他的土改历史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阶段性的、开放的。他不把目光停留在阶级的斗争得失上，也不急于对历史事实作对错善恶的评判。他在今昔对比的历史感怀中，把文学当作自我生命的一段记录。他说：“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系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44]沈从文曾经非常抒情地描述他和文学的因缘关系：“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45]从一定意义上说，沈从文把文学当成了自己现实存在的载体。
沈从文这种文学追求与时代的阶级本位、工具本位的文学要求有很大距离，在作品中是很难调和的。所以，尽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有多次机会可以回到文学行业内，但为了“既配合得上社会需要，又可维持得住个人的独立思考惯性，又不至于受过大干扰而失去安全” [46]，他最终还是放下了文学之笔。他的土改叙述是一次调和时代要求与个人信条的失败尝试，是一次未能完成的归队记录。
沈从文的土改记录展示了他独特的文学思索和执拗的文学品格。虽然土改结束后沈从文多次尝试文学创作，但终未成功。他说：“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他自己也认识到“这点为难也近于一种反抗” [47]。对于这种“反抗”还需回到文学领域作客观认识。一方面，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这种独立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文坛状况是：绝大部分作家真诚地检讨，深挖过去创作的“脓疮”，完全否定建国前的创作成绩。而沈从文在外界对他作品全面封杀之时，仍然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48]。他思想上真诚改造，（他的思想改造认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思路不同，有一定距离）但并不以文学作为汇报方式。萧乾在《我决心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一文中很真诚地说：“两年来，在分析和批判自己的时候，有一个角落我总是有意无意间不大去碰的，那就是文艺。”但是经过改造后，萧乾“还是下定决心”，“用强烈的火药”，把它“彻底粉碎”。[49]与此不同，沈从文的这个堡垒始终没有被摧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应从反抗政治体制的角度来看沈从文的独立意识。他“不是在写政治小说、政治诗，主要不是要对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不是“借作品在反抗‘暴政’，发表不同政见”。他与“体制”构成的冲突，根源主要是他“坚持自己伦理的、哲学的，或者美学的信念和追求，这种信念和追求跟当时的‘体制’发生了矛盾”，“所谓‘反体制’是在这样的含义上来理解”[50]。沈从文未完成的遗作《抽象的抒情》是他对文学创作的最后总结。文中对文学艺术“一般性”、“特殊性”的分析，不是唯文学的，也不是反社会的。他以切肤之痛呼唤文学的宽容环境，以哀悯之心盼望有助文学生长的“和风甘雨”。对于沈从文，生命是他的文学主题，而文学也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与文学主动结缘，他为了文学而放弃文学。文学、生命，在他，始终是二而一的。他的文学创作、文学生涯显示了对文学本身的最大尊重，而这种尊重恰恰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可贵的教训。
Shen Congwen’s Letters on Agrarian Reform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Zhang Qianfe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Shen Congwen didn’t write many works of high quality. However, he still had a special fondness for literature. At the time, he took part in the Agrarian Reform, about which he wrote many letters ,together with a detailed writing plan. This essay aims, by analyzing these letters, to reveal how significant Shen’s literary thinking was at that time .It reveals the role of liberal intellectuals in the ideological reform a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at a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Shen Congwen; Agrarian Reform;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张谦芬，南京晓庄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①]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②]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③] 于风政《改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5页。
[④] 沈从文《19511025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以下所引《沈从文全集》不再注明版本。
[⑤] 袁可嘉《从一本迟出了40年的小书说起》，《湘西秀士》，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04页。
[⑥]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3页。
[⑦]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6页。
[⑧]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5、2页。
[⑨] 谢泳《三个教授的命运》，《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⑩]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1] 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1页。
[12] 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1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5页。
[14] 沈从文《19481128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第515页。
[15]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九卷，第4页。
[16]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凌宇编《湘西秀士》，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25页。
[17]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21页。
[18] 沈从文《烛虚》，《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第23页。
[19] 沈从文《总结•思想部分》，《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第104页。
[20] 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凌宇编《湘西秀士》，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125页。
[21] 李泽厚《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82、981页。
[22]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23] 沈从文《19491113-22日记四则》，《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58页。
[24] 沈从文《19490920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56页。
[25] 袁可嘉《“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18页。
[26] 《今日文学的方向――“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纪录》，《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第291页。
[27] 冷霜《日常生活》，《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
[28]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88页。
[29] 《19511107致沈虎雏》尾注，《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152页。
[30] 沈从文《19511212-16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224页。
[31] 沈从文《19511223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241页。
[32] 沈从文《19520129（1）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329-330页。
[33]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4页。
[34] 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第253页。
[35] 沈从文《19511119-25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179页。
[36] 沈从文《19520105致沈虎雏、沈龙朱》，《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267页。
[37] 沈从文《19520125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319页。
[38] 沈从文《19520129（2）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335页。
[39] 沈从文《19520105致沈虎雏、沈龙朱》，《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269页。
[40] 沈从文《19520119（2）致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291页。
[41] 沈虎雏《团聚》，《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19页。
[42]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文集》第一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43] 沈从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43页。
[44] 沈从文《19520124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十九卷，第312页。
[45] 参见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46] 沈从文《19761019致程应�、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四卷，第512页。
[47] 沈从文《19620114（2）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一卷，第155页。
[48] 沈从文《19561210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二十卷，第111页。
[49] 萧乾《我决心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解读萧乾》，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50]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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