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良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金华 321004）

内容摘要：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在“五四”以后崛起为一支阵容壮观、引领潮流的文学新军，有赖于该地的地域区位优势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在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这里具有浓厚的启蒙文化氛围，率先经受世界文明洗礼，积储了一支体现现代新质的文化新军，当是这个群体其后迅速崛起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

关键词：地域历史背景；近代文明洗礼；文化新军积储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坐标上，“浙江潮”的涌动和崛起一支以鲁迅领衔的中国新文学“浙军”，曾是引人瞩目的现象。这个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不只阵容整齐、声势壮观（可以载入新文学史册的作家就多至百余人[i]），更重要的是许多作家还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或某种文学体裁创作的开创者、领衔者，往往是他们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新潮流。这个作家群体的生成、发展及其提供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强力凸现有着怎样特定的生成背景和历史动因。

中国新文学作为一种与传统文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文学，既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单独展开，同时又必定是既往历史的承续与发展。对于体现“现代”新质的中国新文学诞生而言，不可忽视的便是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促成中国文学逐渐由旧向新嬗变与置换的意义。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因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中国国门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但由此却唤起了国人的觉醒，因为与之俱来的恰是“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ii]，文学也随之营造了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在此氛围中形成的近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和一班有识之士提出的文学变革要求，正构成对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学的有力冲击，使原本就已江河日下的“古代文学”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空间。因此，虽说近代文学思潮最终并未滋生出从内容到形式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新文学”须待经由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突变”而形成，但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无疑有极大的影响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审视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形成，就不可不注意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深邃影响与作用。一方面，作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浙江作家受制于全国整体文化思潮的影响，其在20世纪“前夜”及其后的行进中必会烙刻着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深深印记。另一方面，就浙江这一独特地域而言，由于它地处东南沿海，成为中国一个重要对外窗口的区位优势，势必使其率先经受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近代化进程也必加速推进，包括文学在内的思想文化变革，产生出远比其他地域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浙江作家自近代以来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实有赖于此；其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高起点与高品位及其后在全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亦有赖于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对“浙江潮”的生成不独是一种“背景”呈示，同时也是一种具有独特时代印记、形态特征的地域文学所由产生的内在外在条件、自身演进规律及其历史必然性等。

一 地域背景和历史机运

从文学的生成机制视之，浙江的文化与文学自近代以来获得快速发展，实是历史赋予的机运：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浙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近代新因素快速萌育与增长，特别是近代文化思潮一直保持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使文学获得近代化的先机，为浙江新文学群体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作为“文化之邦”、“鱼米之乡”、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浙江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这历来是人们对东南、江浙地区文化发达的赞语。往昔，文化开发较早的中原地区因战乱频仍，常见衰竭景象，而“东南久安，财力富盛”，这里遂逐步取得了经济、文化发展的优势。台湾学者陈正祥曾著书论述中国文化中心的三南迁，认为“北宋统一王朝的毁灭是中国文化中心南迁的真正分野，从此文化中心搬到了江南；而在空间上，淮河曾一时成为南北文化的界线”[iii]。这个论述是有道理的。南宋定都临安（杭州），这里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厚财富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景观。柳永《望海潮》词描述的“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就用艺术的笔触勾画了钱塘人杰地灵、文化发达的景状。此种景象，因东南经济的稳定发展，而成一发不可收之势。自南宋以来，中国东南（尤其是江浙地区）无论哲学（理学）、文学、绘画、书籍印刷，都曾独占鳌头。以书版刻印而言，杭州为两宋之冠，且有绍兴、台州、严州、衢州、婺州等多处刻书处，故王国维有云：“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iv]如此空前盛况，谓江、浙文人学士曾居全国文化要津，恐不为过。因此不妨说，在近现代，江浙地区文化界出现人才辈出的壮观景象，正是此种文化历史现象的必然性延续。

由于历史积淀的传统文化影响，加以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当中国有可能向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时，浙江就会获得某种先机。早在明、清之际，浙江就已开始显示出走向近代的轨迹。其重要表征，一是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市镇经济的繁荣，生产商品化因素的不断增长，标示着原有的封建经济结构在逐渐解体。二是经济的发达与变革推动浙江启蒙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之成为明清新思想和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其中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掀起巨大波澜的王阳明哲学和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抨击压抑人性的经学和理学，鼓吹民主思想，提倡经世致用，成为当时启蒙思潮的生力军，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主导了当时的思想文化潮流。三是西方传教士在沿海地区捷足先登，中西文化在浙江进行了一次剧烈的冲撞，西方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在这里产生了热烈的回响 [v]。这说明当时的浙江在中国有可能走向近代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里，已在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酝酿着巨大的变动，而且还因“西学东渐”而获得过参与世界文化进程的良机。虽说这良机终因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而一次一次错失，中国在临近近代化的门槛时总是难以超越，然而这些近代因素的累积终将促成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到来，而浙江早期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涌动事实上已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对于浙江乃至于全国近代文化思潮的裂变起到了主导的或先导的作用。

循此而进，浙江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必会更有所作为。当19世纪中后期中国蹒跚着步入近代以后，浙江一批有眼光的学士仁人便率先感受到了近代化的跫跫足音，他们看到封建“衰世”的难乎为继，喊出了要求变革的激越呼声，探寻着刷新中国文化之路，他们的远见卓识也为已滋生的启蒙文化思潮打上了近代化印记。开启中国近代文化思潮的先驱者就是一位浙江人――他便是中国近代最初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龚自珍。龚自珍正是目睹了清王朝的由盛转衰，而毅然成为封建“衰世”的批判者和改革风雷的呼唤者，进而成为近代“人”的觉醒与精神解放的启蒙思想家。其思想、学识上承乡贤黄宗羲等人的余绪，又开创了慷慨论天下事的经世文风，在当时是独标高格。他痛陈流弊，倡言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仪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与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著作中充溢着浓重的危机意识和强烈的改革意识。同时又高唱“人”的赞歌：“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对“天人关系”这一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作了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阐释，张扬人“自我”对命运的主宰，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意识的最初觉醒，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龚自珍矗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就在于以思想先觉者的角色揭开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序幕，其体现鲜明近代意识的思想观念不仅给当时思想文化界以强烈的震撼，同时也对整个近代文化思潮乃至新旧世纪之交的“新学”产生久远的影响。诚如近代文化巨匠梁启超所言：“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先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vi]而龚自珍作为从浙江走出的近代启蒙文学大师，对浙江近代启蒙文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更深刻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以后，浙江近代启蒙文学一直呈持续递进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定庵思想的薪火相传；而“近世思想自由”之风盛行，必促成浙江近代化过程的加速。

19世纪末叶，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清王朝已是奄奄一息。特别是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但与此同时，已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中国，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的民族意识也空前觉醒与高涨，维新思想由是兴起，在中国社会大变动之中推动着中国思想文化大变动，促进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这时刻，浙江又一次获得了思想文化快速发展的机运。首先，浙江是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以来，在鸦片战争后率先被外国资本主义“叩关”的省份之一，继1844年宁波作为通商口岸正式开埠后，温州又于1877年开埠。浙江“海禁”既开，外国势力蜂拥而至，这里在遭受海盗式掠夺的同时也必促进了中外贸易、文化交流。其次，随着封建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浙江的近代民族工业已有相当规模，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内地，日益改变着浙江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vii]。在此基础上，酝酿着新的思想文化变动便是势所必然；尤其是遇合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得沿海风气之先的浙江人更有望在中国近代文化大潮中抢滩成功。其中，体现了当时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改革弊政、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振兴中国等改革思想的维新思潮，在浙江便有较大规模的展开。在甲午战争前后，浙江涌现的一批维新派人士，如汤震、汪康年、章炳麟（太炎）、宋恕、张元济、孙诒让等，继承前辈黄宗羲、龚自珍等人的思想，又回应全国的维新运动，在传播新文化、新思潮方面都曾作出过有声有色的表演，在全国引起过较大反响。汤震所著《危言》一书，刊于1890年，比康、梁的“公车上书”早五年。该书力主变法，提出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主张创办铁路学堂、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等，实为开维新变法风气之先，因而受到决心变法的光绪帝的重视[viii]。另一位维新人士张元济，在维新运动前后更是躬身实践，走变法图强之路。他本着“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ix]的宗旨，首办“西学堂”，“专讲泰西诸种实学”，培养各种有用人才，取得显著实绩。再次，维新启蒙思潮给浙江文化领域带来重要变化。一是兴办学堂造就了一支新型的知识分子队伍。浙江于戊戌维新期间，先后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杭州蚕学馆（浙江丝绸学院前身）、养正书塾等。新式学堂学生和留学生的培养，迅速形成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为浙江文化界和作家队伍的根本改造注入了新机。二是创办报刊使文化传播迅速近代化。浙籍维新人士除在外地创设报刊外，浙江本地创办的报刊也在此时大量涌现。如1894年冬出现过《杭报》，此为浙江本地有日报之始；1895年《杭州白话报》创刊，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三日刊，最后改为日刊，“旨在鼓吹新政”，在当时的白话文报纸中影响殊大[x]。报刊的繁荣和出版业的发展，对思想文化界、文学界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

新的文化大潮总是伴随着思想启蒙而滚滚前行的。历史为浙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运。在此基础上，浙江在更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上促成新文学的孳生与繁盛，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二 “前夜”期“浙江潮”的涌动

20世纪初始，经历甲午战败、维新破产的中国，在经受了难耐的“世纪末”煎熬以后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曙光。尽管新世纪面对的依然是多难之邦，然而，经过此前启蒙文化思潮的洗礼，又当中西文化碰撞更为剧烈之际，新文化、新思潮的发展已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抑。新世纪头十年，爆发了一场由维新派作家发动并与革命派文学家共同推进的文学界革命。这是新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一个重要征象。文学界革命在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派推动下，倡“文学新民说”，弘扬“思想自由”原则，着眼学习西方文学，思想启蒙内涵、文学变革精神均较前大为拓展。由文学界革命引发的，是世纪之初文学观念的普遍刷新和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新变，给中国文学灌注一种新的生机。虽然这场革命的倡导者并未尽脱文学改良的色彩，不可能具备全面改造中国传统文学的条件，文学自身也难于完全突破传统文学的基本形式范围，因而最终并未造就“现代”意义上的新文学，但它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前夜”的一次出色的预演。

在中国新文学“前夜”的预演中，“浙江潮”的涌动已颇令人注目。曾多次经受启蒙文化思潮浸染的浙江作家在鼓吹文学新潮，投身文学界革命，从事革命文学创作等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在许多方面显示出其在我国新世纪初文学革命中的引领作用。

首先应当提及的是浙江学人和作家在世纪之初的文学界革命中崭露头角。文学界革命在其初始阶段是由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动的，涉及“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诸多领域，旨在推进19世纪中后期形成的文学新变潮流，实现我国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在这场革命中，浙江作家虽未执革命之牛耳，但由于深受维新思潮的浸染，敏锐地感知文学新潮的到来及其对于中国文学的革命意义，也积极投身其中，有的还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被梁启超称为“近世诗界三杰”的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是“诗界革命”的领衔人物，其中夏、蒋二位是浙江人。夏曾佑（穗卿）是近代“新学诗”的首倡者之一，其诗歌创作主张与实践均体现融“新学”知识和学理、名词入诗的特点。梁启超曾谓：“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都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xi]其以“怪异”著称的诗作，开“诗界革命”的先河，反映了浙江学人在接受“西学”后对旧诗进行变革的尝试。蒋智由（观云）对文学界革命的贡献尤大。其早期诗作颂扬民主自由，还作诗表达对革命烈士邹容的由衷赞美：“容有书曰革命军，读之使人长沾衿”（《吊邹蔚丹客死上海狱中》），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示显著的改革倾向。他是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的重要支持者与鼓吹者，其提倡的“文学自由”原则喊出了新世纪作家要求文学摆脱封建愚昧与专制的呼声：

近世纪文化之一大进步，要而言之，谓为自由之所产出可也。……因自由于宗教界、于政治界、于学术界，无不破坏旧习惯，而开一新面目，文艺亦然。应用自由之一原理，遂得脱出古人种种之窠臼，文艺于是有新生命。[xii]

这见解不独揭示了文艺新变的规律，同时也含有鲜明的思想启蒙意义。他还较早提出：“欧化主义、国粹主义皆不能副今日之需用”（《平等说与中国旧伦理之冲突》），实为颇有见地之说，丰富了文学界革命的理论。他对于戏剧也多有理论建树。其所作《中国之演剧界》一文，着重介绍西方的悲剧与悲剧观，主张“国剧刷新”必以大力提倡编演悲剧为主。这见解在当时是很有眼光的。他发表的诗论与创作的“新诗”，重在鼓吹新思潮、新学理，抨击专制，洗刷奴性，振起民族自强精神，在当时的“诗界革命”中反响最为强烈。诚如有人指出的：“就‘新诗’论‘新诗’，当以蒋观云的成绩最可惊异”，“诗固不佳，而已成为时代的信号。”[xiii]蒋智由的文学理论与实践，不但是当时文学创作和风气转换的信号，也成为20世纪初时代思潮转换的信号，其在文学界革命中的显著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说，文学界革命在初期以维新派为主时，浙江人尚未完全取得引领地位，那么，当它发展到其后以革命派为主导力量进入“革命文学时期”时，浙江学人与作家引领文学界革命之新潮流的趋势就非常明显了。1905年前后，随着国内民族民主革命斗争日渐旺炽，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越来越被人们鄙弃，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逐渐衰微，民主革命思潮占据主导地位。于是，文学界革命的主导与主体也逐渐转移到革命派作家一面。浙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潮掀起较为高涨的省份，这里民主革命斗争声浪之高也为国人瞩目：章太炎、蔡元培等是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思想家，秋瑾、徐锡麟等民主革命斗士身殉革命的精神也在全国产生强烈的反响，而此一时期鼓吹革命思潮、推动文学界革命深入发展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于世纪之初即与维新派决裂，走上“排满革命”道路。其在主持《民报》、《苏报》期间发表的一系列与保皇党论战的文章，元气淋漓，所向披靡，名震海内外。正如鲁迅评价章太炎指出的：“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xiv]。章太炎的思想与文章从“维新”到“革命”的转变，除了“革命史上”的意义而外，其对于转换与推进当时的文学界革命的意义也非常突出。前此以“维新”为职志的文学界革命，固然也不乏对文学新潮的鼓吹，但大多表现出温和与改良的色彩，缺少的是从根本上动摇旧思想、旧文学根基的气魄。章太炎认为，要改造当今社会，非“震以雷霆之声”不可，必“欲以跳踉搏跃言之”（《〈革命军〉序》）。其所作如《〈革命军〉序》、《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等文，尽作“跳踉搏跃”之态，力图扭转以往“温藉”文风。其为文或恣肆汪洋、明快犀利，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或发伏抉隐、谈言微中，不独思想敏锐、观点鲜明，且形式上亦极富文学色彩。斯文之出，实为“文界革命”之异军突起，使文学界革命开了一个新生面。

受到章氏思想的影响，浙江一大批文人学士走向反清革命。其中于实际革命斗争和文学革命都有卓越建树的是被称为“鉴湖女侠”的秋瑾。秋瑾在文学上以诗名著于世，其诗作明显受到“诗界革命”积极方面的影响，又当其时诗歌在向民主革命运动方向发展，注入了崭新的革命内容，更为诗坛所瞩目。她唱出了“将军大哭呼汉儿，痛饮黄龙自由酒”（《秋风曲》），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民主革命倾向；又鼓吹男女平权和妇女解放，倡言“世纪风云争竞烈，唤回闺梦说平权”（《赠语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用诗歌喊出妇女解放的心声，开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新阶段。可以说，就文学界革命而言，秋瑾的贡献就在于“对当时‘诗界革命’向革命诗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xv]。此外还有积极鼓吹新思潮的越社。越社由绍兴府中学堂教员、同盟会会员陈去病发起成立，创办有《越社丛刊》、《越铎日报》等。时任职于绍兴府中学堂的周树人（鲁迅）虽未正式入社，却成了该社的实际领导人，其所作《辛亥游录》、《古小说钩沉序》等均揭载于《越社丛刊》。该社成员大多留学日本，接受过新的文化思潮洗礼，表现出对新事物的敏锐感知，立志为社会改革作出贡献。其标示的结社办刊宗旨为：“纾自由之言论，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xvi]，透出鲜明的民主革命思想和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革命精神，标志着经受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作家在世纪之初的文学革命中必有所作为。

三 文学转型和“文化新军”积储

就新世纪的一次出色预演而言，浙江在世纪之初的文学近代化变革中的确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文学的近代化变革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它的最终实现形态（“近代”形态），而恰恰是完成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即为建构具有“现代”特质的新文学作出新质储备。以建设20世纪新文学的目标论，近代化体现的是承上启下、除旧迎新的过渡性特点，即它旨在形成对古代文学体系的全面冲击，并在文学体系各要素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向“新文学”转化的变革，但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封建的文学原则，尤其是尚未冲破传统的形式体制和语言模式，因而它不可能形成全新的文学体系。“新文学”体系的建构，还需要有一场更彻底的思想文化革命，需要产生一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的更新型的文学革命者。从20世纪初始到“五四”文学革命前夜，浙江作家的创作大体上是在“近代”的格局内运行，章太炎、秋瑾、蒋观云等还在引领近代文学潮流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而言，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近代化造就了文学的诸多新质，尤其是经交融在世界文化大潮中的近代文化思潮的洗礼，积储了一支文化新军，他们已开始向文学的“现代”方向发起有力的冲击，这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新文学”时期形成一支壮阔的作家队伍，是基于这一积累；浙江作家在其后数十年保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一积累。

在近代文化大潮中，与破碎旧文学体系相偕行进的是潜涌在文化激流中的一批年青学子呼唤文学新世纪到来所激起的层层波澜。世纪之初，文学“浙江潮”的涌动，就构成一种颇为壮丽的景观：

……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乎? 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xvii]

这是浙江留日学生于1902年10月在东京创办的《浙江潮》“发刊词”中的句子。“发刊词”就出自日后成为中国第一个大型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蒋百里的手笔。《浙江潮》在“二十世纪之大风潮”刚刚到来之际，便“发大声于海上”，正标志着愿“势力如浙江潮”的浙江青年人敏于世变、勇为人先的精神，而它甫一亮相，即以挟带着深重忧患意识的澎湃激情而显出咄咄逼人之势，同样见出浙江青年学子欲以思想文化之力起区域而抗陆沈的强烈意愿。这是一种蓄势已久的喷发，积淀深厚的思想文化传统教会浙江人（特别是他们的新一代）紧紧抓住新世纪到来的机运作一次激越而悲壮的出演。诚如公猛在《浙江文明之概观》[xviii]一文中列举“乡先贤哲学士大夫”的著作在我国“政治界、哲理界、文艺界”的崇高地位以后指出的：“浙江省文明之中心点也，吾浙人其果能担任其此言乎，抑将力不能胜任，徒为历史羞乎?”这里所说的“乡先贤”当指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光耀于世的浙江籍文化先驱，其表露的正是新一代浙江人受到先哲的召唤油然而生的一种“天降大任”的紧迫使命感。由此出发，浙人在20世纪文化大潮中勇猛搏击，必当大有作为。《浙江潮》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杂志，它探讨哲学、科学、文艺等广泛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问题，把它单指为“文学潮”的象征，也许有些勉强。然而，《浙江潮》的的确确正因一大批文人学士的加盟遂壮阔其声势，从其间走出的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蒋百里等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臣，则其同文学的相关意义已不待论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能指的意象，《浙江潮》所涵示的文化精神――如滚滚向前流动的“浙江潮”，正标志着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浙江文化队伍挟20世纪文化大潮而进的趋向；文学“浙江潮”涌起于东海之滨、钱江两岸，也预示着面向未来的浙江文学新军正开始冲出越地，走向一个新的世界。

从深处看，浙江文化新军的初次聚集，实由这个区域文化场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在越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自古以来就不乏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精神。所谓“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xix]，便是对这一特质的精当概括；而地处海隅的流动性的特征，又赋予浙江人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的文化性格。这种历史流转的文化精神――外向拓展意识，在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便会得到加倍的张扬。当世纪新风在浙江人面前打开一个新奇的外部世界时，他们再也难以平息骚动的心绪，纷纷探头向外，去作出一番寻根究底的探询。按照鲁迅的说法，叫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世纪之初，“走异路，逃异地”――离开故土，外出求知，甚或远涉重洋，向“洋鬼子”学习，就成为浙江学人的一种急切而又自觉的选择。这恐怕并非仅仅是追求“时尚”，恰恰是浙江人急欲兴国、兴浙的心态展露。《浙江潮》曾刊登文章急召浙江子弟出国留洋获取“新学”：

……以广义言之，东京多一留学生，则将来建造新中国多一工技师。以狭义言之，东京多一浙江留学生，即将来建造新浙江多一工技师。故我乡先生诸父伯叔而不欲兴浙，一任浙江之腐败溃烂，折入于他人之版图，而甘为其奴隶，为其犬马也则已。若其否也，则必谋所以救浙者，救之之策，则造就人材是也。造之之策，则出洋留学是也。[xx]

如此明确的眼光向外、造就人才的意识，在当时的国人中是罕有其匹的。正是基于此种意识，浙江人于近世跨出国门人数之众必居于全国上乘。在维新变法期间，求是书院等学堂已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20世纪初，浙江官府派遣留学生数量大增。仅杭州一地，1901年春派遣蒋尊簋等18人赴日留学，第二年又资送许寿裳等10余人留学日本。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自癸卯（1903年）三月起至九月止，全国赴日留学生总数1058人，浙江达142人，仅次于江苏省（175人）占第二位[xxi]。出国留学，带来异域新风，对造就新型文化队伍的意义是深巨的。在这股出国留学潮中，浙江就走出了一大批建造“新中国”、“新浙江”的有用之才，内中自然包括未来建设“新文学”的学人巨子，仅从日本走出的就有王国维、钱玄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沈氏（尹默、兼士、士远）兄弟、郁氏（曼陀、达夫）兄弟、丰子恺、陈望道等等。

应当指出，由于时代条件尚未成熟，同时也由于新的文化队伍尚在成长过程中，从20世纪初始到新文学诞生以前，浙江新一代学人的崛起，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那个时代文化思潮、文学风气的程度；然而，这对于改变近代以来浙江作家队伍的整体结构，进而实现文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却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转型期中成长的新一代学人，与同样怀抱文学改革愿望的前辈作家相比较，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他们都程度不等地打下过“旧学”的根基（这又是其后许多完全抛弃传统的现代作家无可比拟的）；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在鼓吹“新学”的环境中长大，频频袭来的欧风美雨在他们初受教育期间即施加了深层的影响。不独出国留学者鲁迅、郁达夫等是如此，走出国门接触的是一个完全新奇的世界；即便是或因年岁稍次或由于其他原因，那时未及赶上“出国潮”者如茅盾、夏衍等，进的也是中西合璧的新式学堂，在既读国文又学英语，既读“子曰诗云”又学“声光化电”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他们的受教生涯[xxii]。这样，早早打下的底子，必造就他们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意识观念的调整，特别是近代科学精神赋予他们审视世界的全新眼光和穷根究底的运思习惯，在心理素质、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上奠定了向现代转型的底色基调。这种底色基调，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加速而成为稳定发展的因素，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由于有过重的传统负荷往往在前行途程中停步不前以至于落伍倒退。如果说，章太炎作为近代很有生气的改革家，曾经在一个时期叱咤风云，但终因受太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场的约束，过分沉湎于对“国学”的迷恋，至晚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xxiii]，在现代期到来时终于没能跨越“现代”的门槛；那么，新一代浙江籍学人如鲁迅、茅盾等，就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状况。他们站在时代潮流面前，勇于搏击，因时而进，其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不但在后来完成了整体性的现代转换，就是在当时也往往闪现出现代性眼光．对文学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常常表现出比他们的前辈高人一着。可以说，对于横跨近、现代的浙江籍作家而言，在世纪之初，那种潜滋暗长的现代新质就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而当时已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实施向“现代”方向冲击的，也不乏其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已有过一段探索历程的王国维和周氏（树人、作人）兄弟。

王国维是近、现代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由于他晚年在政治上退居保守立场，其领时代潮流之先的文学思想在当时没有产生强烈的反响，事实上他是近代以来系统引进西方美学和文学观念在中国建构“纯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他在近代时期即着新文学潮流的先鞭，能够作出全面刷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大胆探索与尝试，就在于从年轻时代开始即倾慕西学，后来两度留学日本，广泛接触世界先进文化思潮，具有广纳新学的开阔胸襟和视野。同许多以留学作为“仕进之捷径者”不同，王国维是深知“今日之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xxiv]，因而在留学期间对“世界最进步之学问”切切实实作了一番穷本溯源的研究。他研读过康德、叔本华、席勒、尼采、托尔斯泰等西方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哲学、美学著作，又接受了中国道家和禅宗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自己超功利美学观，揭橥文艺的审美本质，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儒家的“文以载道”和封建教化文学观提出针锋相对的批评，同时也对当时仅仅把文学看作是“政治教育之手段”、忽视文学艺术特殊规律的观念是一种有力的匡正。这一带有鲜明“现代”色彩的文艺观由王国维而首创，为以后中国现代纯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石，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王国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证，其纯文学观和文学批评思想具有显著的先锋性和超前性，斯人之出，标志着我国于古今、中西之间徘徊不前的近代文艺思潮已加速了向“现代”迈进的步伐。

如果说，在晚近文艺思潮中，王国维倡“纯文学观”于“新文学”建设有首创者之功，但其“纯文学观”毕竟也有偏执一端的局限，那么，在其时的浙江学人中，能够对已萌生的新的文学思想整合为一种较为系统的新文学观，从而对“新文学”的诞生作出更为急切、热烈呼唤的，则是稍后于王国维出现的周氏兄弟。他们也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近代文艺思潮大裂变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他俩都于年轻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先后离开故土，到南京求学，接受新知，从严复的《天演论》等译著中接触了新思潮；后来又先后赴日本留学，更广泛地吸收、考察西方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获取更坚实、深厚的新的思想文化储备。与王国维作文学理论研究不同，周氏兄弟是从中国旧文学的衰微中，看到了它急需“新生”而有志于“新文学”建设者甚少，因而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了对文学改革和建设的直接介入。拟议创办专“治文学和美术”的《新生》杂志，是基于此种考虑 [xxv]；“别求新声于异邦”，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则是付诸实施的行动。《域外小说集》第一次把视点投向西方弱小民族的文学创作，“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xxvi]，这对于同样处在积弱地位的中国文学建设的借鉴意义无疑是巨大的。而周氏兄弟当时在文学理论上的建树，同样见出他们于“新文学”建设早有着预设性思考。自1907年至1908年，周树人以“令飞”、“迅行”为笔名在《河南》杂志上发表《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周作人以“独应”为笔名在同刊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从这些文章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形成的文学观对其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他们提出“立人”思想：“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求，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进而提出“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就在于崇尚“人类之尊严”、“个性之价值”（《文化偏至论》）。这种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精神解放的思想，既是“人”的意识的自觉，也是“国人”个体的民主、民族意识的自觉，实开其后“五四”新文化思潮之先声。再如，提出较全面的“纯文学观”，既对王国维的“纯文学”概念有所肯定与申论，同时又指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既为教示，斯益人生”（《摩罗诗力说》），强调了文学启迪人生的作用，纠正了王国维绝对遵奉“非功利观”的片面性，初步确立了为“五四”新文学时期所普遍认同的既重“文学之意义”又重文学之“使命”的新文学观。特别是鉴于近世文学改革的不彻底性，指出其弊是在于国粹主义文学观的时时作祟，以至“几乎维新既二十年了，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因此主张以更开阔的视野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并热切呼唤“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文化偏至论》）。这里，实际上已在殷切期盼、热情鼓吹一场新的文化、文学革命早早到来。

由上可见，王国维、周氏兄弟作为20世纪初始崛起的文化新军的典型代表，已在文化思想、文学观念上表现出迥别于他们前辈的远见卓识，其思想观念在前人基础上的反思和综合，明显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再跨前一步，并将个体的精英文化思想扩展为普遍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必促成中国文化、文学思想向“现代”的全面转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浙江文化新军在近代的崛起，对于20世纪浙江文学以至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全面变革，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The Historical Motiv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New Literary Writers in Zhejiang

Wang Jia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Abstract: In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 trend-leading and spectacular host of new literary writers surged up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ir emergence is attributed to the favorable regional position and the rich cultural legacies passed down from history. In the contemporary fission in culture and mentality, this region took the lead to undergo the baptism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thus stored up a team of new literati. This is the deeply rooted historic motivation for the later rise of this community.

Key words: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baptism of modern civilizations; new liter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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