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业军 周玲玲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内容摘要：《异秉》在复现的诚恳中，让过往的人、物和事一一浮现，从而构筑出一个勤勉、仁爱，处处符合儒家规范和理想的生命世界。复现又不是有一说一的实录，而是于一系列戏剧性比照中，闪烁出短篇小说的灵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生命；短篇小说

1980年5月20日，汪曾祺根据32年前的旧稿写就《异秉》。《异秉》受到叶至诚、高晓声的激赏，却被更多人质疑：“如果发表这个小说，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好发了”[i]。后来还是主编力排众议，《异秉》才得以发表于《雨花》1981年第1期。正由于这一延宕，创作时间稍晚发表时间却略早的《受戒》成了汪曾祺春来老树绽出的第一粒新芽。人们在津津乐道于《受戒》给新时期文学带来的审美震动时，大抵忽略了《异秉》之“异”。这一“异”不仅是相对于彼时的文学潮流而言，更直指当下：小说可以这样写？这样写的意义何在？这样的小说与散文有什么区别？精读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挣脱文学史被或然性左右的势利眼光，直面汪曾祺20多年前藉着《异秉》向我们提出的审美和生命难题。

一、与遗忘拔河

一块铜，一把线，一脉清流，一声迷�晓气中的呼唤，在沈从文都是幕幕“圣境”。“圣境”不离不弃生命，却总透着点清坚决绝。汪曾祺每每把老师的“圣境”偷换成“安静而活泼，充满生气的‘人境’”[ii]。他不会要求人们向生命的远景凝眸，而是把目光收回来，真切体察这个饱食暖衣、保全首领尚且不能的瑟缩人生。目光的收回不是懦弱和苟且，而是对于真切生命的尊重和无限逼近。

要关切生命，汪曾祺便不由自主地走回童年，走回故乡高邮那一条条碎砖铺就的小巷。忘川中打捞起来的回忆，总会滤尽火气和感伤，其中的生命看起来就如隔岸观火般分外分明。总是念念不忘逝水的更直白的理由，汪曾祺也有表述：

我写的人大都有原型，这就有个问题，褒了贬了都不好办。我现在写的旧社会的人物的原型，大都是死掉了的，怎么写都行。[iii]

理直气壮的背后却是无数次运动历练后的狡黠和不狡黠又能怎么着的无奈。汪曾祺看似目下无尘，底色毕竟是世事洞明。

诸多原因使汪曾祺专注于故人往事，那么，他真的能够复现出真切的过去来吗？或者说，当现在成为过去，它还原封不动地矗立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去触摸吗？我们即便触摸到了它，它还是曾经从我们的心脏划过，从我们的肌肤擦过的栩栩欲生的现在吗？昆德拉说：

人被与过去分开（即使只是几秒钟前的过去），是由于两种马上就开始工作并通力合作的力量：遗忘的力量（它在抹去）和记忆的力量（它在转化）。[iv]

也就是说，回忆的敌人不仅是遗忘，更是它自身：回忆是立足当下的回视，在此回视中，过去早已遵循透视原则被逐一放大、缩小甚至省略，更何况过去如泡影般并没有多少确凿性呢。忆起的只能是当下的过去而已，而不会是曾经的那个现在。回忆其实是遗忘的一种形式。但是，《异秉》确实让我们感觉岁月并没有流逝，印记并没有烙下，过往的一切各以曾经的姿态充分地舒展开来，缠绕的缠绕，疏离的疏离。汪曾祺究竟有怎样奇异的保鲜术，使过去历久弥新？他究竟有如何的奇能，敢跟遗忘拔河？

和《受戒》、《大淖记事》相比，《异秉》的真实度极高。汪曾祺说：“像《异秉》里的那个药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开的，我小时候成天在那里转来转去。”[v]王二后人看了小说后，对汪曾祺儿子说：“你爸爸写的我爸爸的事，百分之八十是真的。”[vi]就在这种复现的诚恳中，岁月的帷幕徐徐拉开，过往的人、物和事在文字中永生。于是，我们听见后街上男人揪着头发打老婆，女人拿着火叉打孩子，老太婆用菜刀剁着砧板诅咒偷鸡贼。这些鸡零狗碎、汤汤水水的吵闹如密的针线，织出一个热气腾腾的现世。这一现世由文字重构，且和我们隔着遥遥的时空，便滗除了琐屑、腻滞和腐臭，成为优美的、熨贴人心的世界。我们还看见玻璃匣子里装着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看见长板上罗列开回卤豆腐干、牛肉、蒲包肉、猪头肉。我们甚至能看见蒲包肉上一条条蒲包的痕迹，能觉出这些吃食加一把青蒜，浇一勺辣椒糊后的奇香。[vii]汪曾祺实在有恋物癖好，兴冲冲地轻拂去岁月之尘，一一展露物件最细密的纹路，最炫目的光彩。这些被复现、突出的物件，犹如招魂仪式上的圣物，道道灵光滑过，一段逝去的时光悠然浮现。

汪曾祺一一钩沉旧物时，更倾心于那些最能印证人事迁异的关键性物件，因为它们事半功倍地使过往的气息重新在场。比如，王二的生意“起来”了，标志是他撤掉长罩煤油灯，挂起一盏汽灯。汽灯的“白亮”烛透了满浸着煤油灯昏黄光线的传统时代，汽灯的“呼呼作响”穿破了闪烁着如豆灯火的小城的宁静和寂寞。王二悖乎时势的红运由一盏灯全盘托出。

汪曾祺打捞进而铺排过往的人、物和事时，每每切入它们诗意的、神秘性的内里，让神秘的光辉静静弥漫。这光辉刺透岁月之流的幽暗，让过去显得那么澄明、敞亮。对诗意和神秘的切入不是浪漫化（浪漫每每是对对象的闪避），而是开启出对象隐而难彰的真相。比如，说到王二媳妇天不亮就起床，梳完头就推磨磨豆腐，磨了豆腐就烧火时，汪曾祺特意加了一句：“火光照得她的圆盘脸红红的”。没有浪漫化的凌厉或甜腻，只有如上紧发条的钟表般的勤谨、按部就班，以及再苦再忙也遮不住的对富庶的满足和对未来的自信。这几乎就是现世最安详、有生机、有诗意的画卷。汪曾祺紧接着又说：“附近的空气里弥漫着王二家飘出的五香味。”这种稳妥的现世烟火溢出王二家，铺满《异秉》的角角落落，使之有了最坚实的内核，从逝水中稳稳地凸起，屹立。

这些人、物和事并不是一盘散沙似摊开，兀自释放一己的信息，而是被编织进一个关系网络中，看似松松垮垮却极井然有序地完满着一段过去。小说这样开头：“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一句话就奠定了全篇的结构：王二是这段过去的焦点，这焦点由“这条街的人”看取，于是，发达与破败的消长，发达的必然与破败的定数等等众生相才是汪曾祺关注的重心，众生相又不会芜杂、散乱，而被王二这个焦点紧紧地系住。就这样，一段过去就如汪曾祺最神往的“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地潇潇洒洒流淌开去。

二、回归日常之路

汪曾祺精心构织出过去，让生命于其中充分显影。那么，生命究竟由什么砌成？

汪曾祺热情过度似地细细碎碎地描写一个“走旺字”的人的生活状态。他唠唠叨叨地告诉我们，王二的家住在哪里，什么格局，家里几口人，妻子怎么样，孩子如何。他更兴致勃勃地勾画王二一家的生活密度。他家起得非常早，备料，烧煮，推磨，不得一刻稍闲。后来王二喂了一头小毛驴，他媳妇才不用围着磨盘转，省出时间做针线，“一家四口，大裁小剪，很费功夫”。到了傍晚时分，不管下雨下雪，王二来到保全堂廊檐下出摊，拿了刀不停地切，“很少有歇一歇的时候”。一直忙到九点多钟，他才用热水擦一把脸，吃晚饭。王二不会停下脚步，反思陀螺似的生活有什么意义，从而体味出荒诞。就连王二一家生命其实就像那头小毛驴般空转的真相也被汪曾祺轻轻略过。他实在太喜欢这种密不透风却又生意盎然的生活，喜欢这种殷实人家用汗水浇灌生活的自豪和乐观。面对如此结实的生命，他甚至有点敬畏，不敢拿出文人的清高稍稍指摘。比如，他告诉我们，这地方把做买卖的用具叫做“生财”，王二的“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张三条腿的高板凳，好几个玻璃匣子。“生财”寄放在药店过道里，挨墙放着，上面就是赵公元帅（财神）的神龛。他不会厌弃王二以及这个地方所有人对“财”的想往，更不会责怪他们一身铜臭，而会感动于他们紧紧把攥住生活的努力和一颗向上的心。再比如，“生意三春草，财源雨后花”本是陈词滥调，他却于滥调中发现现世最殷切动人的祈愿，并恍然大悟般欣喜：王二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在他心中，王二就是生命的典范，大家都应该像他那样勤谨、乐观，因为健康的生命就是由不停歇的劳作和对财富的梦想密密砌就的呀。这其实是积存在中国人心头的常识，无数世代的中国人就像王二一样燕子衔泥般经营人生。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炮制的高调语言中浸泡太久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大话、假话、空话，根本不会留意平凡生命的平凡梦想。新时期之初，作家激烈批判这种高调，却没想到自己原来如此驯顺，被它紧紧拴住，批判的理路和苦想出的对策同样是高调，真切生命依然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回归日常之路是难的。汪曾祺没有被高调牵着鼻子走，更小心避开被高调污染极深的岁月，回到宁静、舒缓的童年，写出《异秉》。“近事模糊远事真”，“真”事中形形色色的生命次第打开，真相于焉浮现。

汪曾祺还不厌其烦地开列出保全堂陈相公一天的流水帐。陈相公比王二更辛苦，生活密度更大。他起得比谁都早，起来就把先生们的尿壶倒了涮干净控在厕所里，然后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开门（这里的“铺闼子门”可有讲究），晒药，收药，碾药，裁纸，摊膏药，晚上十点多钟把尿壶放到先生们床下，背两篇《汤头歌诀》，最后抱头睡在店堂里。他每天还有两项例行的公事：上午搓纸媒子，下午擦灯罩。陈相公不停歇地奔忙，却不像王二的生涯芝麻开花节节高。他学一年多生意了，还老挨打。挨打，汪曾祺并不为他叫屈，只是淡淡地说：“学生意没有不挨打的”，“挨打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做错了事：纸裁歪了，灯罩擦破了”。他甚至找到了不得不打的原因：“这孩子也好像不大聪明，记性不好，做事迟钝。”这一生命实在卑微之极。但是，就是如此卑微的生命，只要辛苦、有梦想，同样会有一个未来可以期待。汪曾祺写到初一、十五陈相公给赵公元帅、神农爷上香：“陈相公对这二位看得很熟，烧香的时候很虔敬。”敬财神是对生活蒸蒸日上的梦想，敬药神是对职业的勤勉，梦想是勤勉的明灯，勤勉是梦想的根底。正是由梦想和勤谨支撑，陈相公才能渡着困厄生涯，并能在晚上呜呜哭了半天后，向远在故乡的母亲说：“妈妈，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的，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你老人家了！”汪曾祺斩斩分明地想，陈相公以后也能“走旺字”。他是王二的前身，王二是他今世啊。这段倾诉来自契诃夫《万卡》。不同的是，万卡的绝望向谁去诉说呢？乡下爷爷注定收不到他的信，陈相公虽然处处潜辛酸，却有着独独属于中国人的生的坚韧和希望。这是汪曾祺为劫后中国开凿出的力量的源泉。比之后几年“寻根文学”寻出的缥缈、芜秽的“根”，此一源流要平实、切近了许多。

汪曾祺相信，王二、陈相公的辛劳和乐观是现世最坚固的基石，相形之下，百事通张汉轩则是稳定生活之上的浮沫。小说这样介绍他：

这张汉是对门万顺酱园连家的一个亲戚兼食客，全名是张汉轩，大家却都叫他张汉。大概是觉得已经沦为食客，就不必“轩”了。此人有七十岁了，长得活脱像一个伏尔泰……

《受戒》里打兔子兼偷鸡的都可以是“正经人”，张汉轩却受尽调侃，汪曾祺的不屑可见一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伏尔泰”呢？他确实见多识广，什么都知道。他会告诉你烟有五种，水、旱、鼻、雅、潮，酒有山东黄、状元红、莲花白，茶有狮峰龙井、苏州碧螺春、云南“烤茶”、福建功夫茶。他知道云南如何放蛊，湘西怎样赶尸。他亲眼见过旱魃、僵尸、狐狸精，有时间，有地点，有鼻子有眼睛。他还读过《麻衣神相》、《柳庄神相》，会算“奇门遁甲”、“六壬课”、“灵棋经”。但是，这些见识除了做谈资，和真切人生有什么关系呢？他什么都不想做，情愿寄人篱下，被人蔑称为张汉。这个“伏尔泰”让我们想到沈从文笔下的“托尔斯泰”。沈从文坐船上行还乡，一个白须满腮、牙齿脱落的老头抢着拉纤：

小船已完全上滩了，老头子又到船边来取钱，简直是个托尔斯太！眉毛那么浓，脸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长，一切皆同画上的托尔斯太相同……看他那数钱神气，人那么老了，还那么出力气，为一百钱大声的嚷了许久，我有个疑问在心：“这人为什么而活下去？他想不想过为什么活下去这件事？”[viii]

托尔斯泰式容貌越发反衬出老头的不自觉，他是处于历史意义之外的生物，令沈从文心生无言的哀戚。张汉轩如伏尔泰般的博学多闻同样鲜明反衬出那颗心的虚浮和空洞，他处于勤勉、乐观的人生之外。“伏尔泰”实实在在是汪曾祺对他的讥刺。汪曾祺还若不经意地说道：“他总要到快九点钟时才出现（白天不知道他干什么）……”他是夜的游魂，日常生活的鬼。鬼的阴影烘托出王二、陈相公踏实生命的丰富、浑圆的层次来。

三、仁爱的世界

勤勉的生命世界还是一个仁爱的世界，处处符合儒家的规范和理想。这不是因为汪曾祺概念先行，本着儒家要义重构了过去。在《异秉》中，汪曾祺力避先见，让过去自行呈现。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中国人本然的生命状态先天地契合于儒家要义，儒家就是从此状态中提炼出来的哲学。汪曾祺深深喜欢并敬畏这样的生命，便天然地接近儒家，成为仁者。他对此有清楚表述：

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ix]

《异秉》是怎样一个仁爱的世界呢？

首先，《异秉》关注并承认普通人对于富庶生活的追求，并从中发现了令人动容的坚韧和乐观。这种追求不是贪婪的，无节制的，而是歉抑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所以，汪曾祺略过了“保我黎民，全登寿域”的保全堂，略过了“生涯宗子贡，贸易效陶朱”的大字号，比如布店，单单去写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只有这个“超摊子准铺子”才能承载普通人的小康梦。小康梦在如脱兔如飞矢般狂奔的现代社会显得过分保守和迂腐，却契合普通人的生命本然，契合儒家原初的、未被污染的理想。孔子很少言利，甚至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篇》）不过，他又认识到，义利之辨是君子的事，对于普通人来说，“足食”才是头等大事，先要“富之”，方能“教之”。孟子更细致勾画了植根于小康梦之上的“王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食肉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王二就是“王道”最勤勉、陶然的子民。

其次，汪曾祺醉心于“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平等境界，但是，当他细细思索平等、自由的现实可能性时，悲哀地发现这些现代理念十分高蹈，之于现世就如油游离于水，现世不得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秩序维系着，成为一个长幼、尊卑有序的等级体系。《异秉》就是一张等级分明的大网。保全堂雇员共分四等：一等的叫“管事”（吃饭总是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二等的叫“刀上”（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饭坐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头席总是虚着的），三等的叫“同事”（“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每年都有被辞退的可能），最末等的是学生意的“相公”。这条街上的风气亦然。以前王二去听书要费一番踌躇，主要考虑到与身份不相称：一个卖熏烧的，常常听书，怕人议论。打麻将多是社会地位相近的，推牌九则不论，谁都可以来。但汪曾祺还是用括号补充了一下：除了陶先生和陈相公。汪曾祺不是腐儒，死死抱着纲常教诲不放手。他是沉潜入现世生活的内里，发现这些秩序的合理性、必然性，更发现正是它们组构起了现世的安稳。所以，他愿意不愤懑、不激狂，平平和和甚至带点幽默地道来等级网络的枝枝蔓蔓。

等级是两面的，既维系着社会的安稳，又使之僵化、分化，甚至导致压迫。儒家对此有十分奏效的消毒剂：恻隐之心和忠恕之道。汪曾祺显然深谙个中三昧。陶先生咳嗽痰喘，已有三次要被请到上席辞退了，终于没有坐上去，是因为同事纷纷说情：“辞了他，他上谁家去呢？谁家会要这样一个痰篓子呢？这岂非绝了他的生计？”陈相公把一匾筛泽泻翻到了阴沟里，许先生用闩门的木棍没头没脸地把他痛打一顿，是老朱一句话劝住：“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人人皆有的一念之善和“推己及人”之心，使得分化的社会重又柔软、交融起来，每个人都不会真的被抛弃，人间处处潜小温。

最后，王二、陈相公勤勉、庄重地渡过挨挨挤挤的生涯，却不为这生涯死死缚住，每每竭力跃出，“偷得浮生半日闲”，稍稍放纵一己心性，竟也有了从心所欲的潇洒。王二的潇洒是想听书了，就到小蓬莱、五柳园去听，过年赌五天钱，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陈相公潇洒的层次要高得多。爬梯子到屋顶晒、收药材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

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屋顶，都是黑黑的。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幻，当地叫做“巧云”。那真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桔红的，镶着金边，一会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的、像狗的。

《大淖记事》中，汪曾祺叙及巧云名字来历时，只是淡淡地说：“七月生的，生下的时候满天都是五色云彩”，哪像这里精雕细刻巧云的色和形啊。他实在不愿放过陈相公枯燥生命中一丁点的光彩，他甚至愿意过度渲染这一光彩，使得陈相公“心旷神怡”的一刻永驻。这刹那的忘乎所以不就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吗？有了这样的潇洒，生命不再凝滞，而灵动了，飞扬了，再刻板冗繁的生涯都可以承受了，再缥缈不居的未来都可以预期了。

四、短篇小说的灵光

《异秉》在复现的诚恳中，让过往的人、物和事一一浮现，从而构筑出一个勤勉、仁爱的生命世界。但是，这种小说写法潜伏着致命的危险：其一、一大堆各不相干的意象如何才能有条不紊地铺排开去？这些意象缺乏粘连，会不会被自身的重量压垮，从而把小说生生撕裂？其二、汪曾祺一直提倡文体互渗：“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x]，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声：《异秉》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散文？小说和散文之间毕竟是有边界的，而复现本是散文的德性啊！在“像与不像”之间，如何呈现一个俨然可感的区度？

其实，汪曾祺早已悄悄埋设一系列戏剧性比照。

首先是王二与“这条街的人”走势的比照。这是一个末世：

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能维持。有的是逐渐地败落下来了。先是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空，只出不进，最后就出让‘生财’，关门歇业。

汪曾祺特别说到原本有四个师傅、四副床子刨烟的源昌烟店，如何步步败落，敞亮的店堂变黑暗了，牌匾上的金字也无精打采了，给颓势一个触目的例证。在这普遍的颓势中，偏偏“王二的生意却越做越兴旺”，盘来源昌的半边店堂。汪曾祺不仅不吝笔墨，用种种细节坐实王二正“走旺字”，更竭力叙写陶先生、陈相公的悖时，进一步描粗画黑这“旺”字。人们当然好奇：万物皆颓，王二何以占尽春光？好奇是极妙的助推力，使各种意象流畅地铺排下去，也使我们兴致盎然地穿行于意象的河流，去寻一个答案。意象更如劈柴，越积越高，我们隐隐地兴奋：该有一场何等美丽的燃烧？张汉的到来犹如火星溅进柴垛。他说人生有命，异人必有异相，汉高祖股有七十二黑子，明太祖五岳朝天，樊哙能生吞整猪腿。猛地话锋一转，向王二道：“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秉。”柴垛冒烟了，快燃着了，答案呼之欲出了。王二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这一“异秉”卑琐、荒唐，却因易行和王二让人眼红的旺势，击中了每一颗蠢蠢欲动的心，被放大成一簇圣火。人们皆怀着一份敬畏，巴望能举一举它，分有它的圣洁和荣耀。陈相公、陶先生便纷纷上厕所，“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就这一点荒唐、一点可敬、一点调侃，一把把圣火掷入柴垛。柴垛燃旺了，每个意象都在火焰中恣意翻腾。这里不会淤滞、杂乱，只有燃烧的沉酣。这里不再是散文式的复现，而是一种烧灼，一种冶炼，扑鼻全是属于小说的香。

其次是张汉神聊的世界和勤勉世界的比照。前面已经说到，张汉是夜的游魂，日常生活的鬼。但深想下去，我们又发现，每晚九点他的到来竟是勤勉世界的节日，他的一阵天南地北竟能暂时性地摧毁等级体系，带来绝无仅有的欢快和平等，就连陈相公摊废了膏药，也“不会被发现，不会挨打”。更重要的是，他的神聊虽属道听途说，毕竟勾画出一个寥廓、深远、庄重得多的大世界来。相形之下，以王二为代表的勤勉世界显得太过渺小、局促，就是“大小解分清”比起五岳朝天来，也压根端不上台面，哪里像什么异秉。于是，那个大世界成了光鲜的所在，勤勉世界反而陷溺进暗影。暗影中，人人各守本分，却皆有向上的心，但再怎么向上，大世界的种种终如说书先生口中的起承转合，让人着迷，却全无干系，他们欣羡的焦点只是王二的“超摊子准铺子”，他们心目中的伟人证只是“大小解分清”，他们的生命注定在暗影里打转。汪曾祺戏谑似地道来这一切，背后却是难抑的悲哀。难怪他自陈，《异秉》带有一种对命运无可奈何转化而来的“苦味的嘲谑”[xi]。正是嘲谑腐蚀掉勤勉世界的确凿性、唯一性，使我们置身于有点惶惑又有点欢快，撸袖攘臂跃跃欲试的相对性中。需要强调的是，腐蚀不是否定，而是温润和丰富了勤勉世界，使之不干枯、僵化，成为捆缚我们的桎梏。勤勉和向上，到底还是生命的基石。嘲谑挣出的这片暧昧却极富生长性的空间，使小说充满了弹性和余香。嘲谑其实就是《异秉》的灵光啊。

在汪曾祺看来，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xii]，情节（汪曾祺称为“事”）倒是愈益淡化的。《受戒》、《大淖记事》虽轻情节而重风物，情节毕竟是有迹可寻的。特别是后者，巧云、十一子的恋爱故事称得上跌宕起伏。《异秉》则彻底摒除了情节，与遗忘拔河，让过往的意象自行呈现，并以一种松散却有力的戏剧性比照箍住这些意象，让它们展露出生命的肌理，表现出作家的敬畏和悲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异秉》是最汪曾祺的短篇小说。

What Is Life Made of?

―A Close Reading of Wang Zengqi’s An Odd Endowment

Zhai Yejun Zhou Lingling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In An Odd Endowment (Yibing), the persons, objects and events of the past reappear, constructing a life world of diligence and benevolence underlying the norms and ideals of Confucianism. The reappearance is more than a record of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ality. Rather, it radiates with the spiritual light possessed by short stories through a series of dramatic antitheses.

Key words: Wang Zengqi; An Odd Endowment (Yibing); life; short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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