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土地与农民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农民对土地更寄寓着复杂而深切的思想感情。对此，不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家进行了风格各异的书写。这些书写中折射着时代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嬗变，反映出作家们复杂的思想文化立场，更体现出农民与土地之间始终不能割舍的密切关联。

关键词：农民；土地；关系；政治

一

虽然早在1920年，鲁迅就创作了中国新文学第一篇反映乡村生活的小说《故乡》，之后又有“20年代乡土作家群”的崛起，但是，这些创作大多侧重表现农民的思想和文化意识，很少细致地描绘农民的琐细日常生活，因此，虽然这些作品在客观上也涉及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如鲁迅的《阿Q正传》、《故乡》、许杰的《赌徒吉顺》就都描写了匮乏或丧失土地的农民的痛苦生活和艰难精神处境，但作家们显然没有对此作自觉而深入的关注。

真正深刻地表现农民土地意识的作品，还是出现在30年代文学中。以叶紫的《丰收》、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王统照的《山雨》等为代表的作品，细致描绘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在关注农民们于变化不定社会中飘摇命运的同时，更深切地揭示了他们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第一次清晰地进入到中国新文学中。

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作家对这一关系的最突出描写，并不是农民对土地的依恋和热爱，而恰恰相反，是农民对土地的失望，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疏离。在作家们的笔下，土地，不再是农民们的依靠和寄托，他们更强烈的愿望，不是恋土，而是背离土地，走出土地。

“丰收成灾”这一主题成为30年代乡土文学的中心，就显著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这一主题作品中，土地，已经不能带给农民幸福，甚至成为了农民沉重的负担，那些热爱土地的人，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土地上的人，所收获的往往是失望和痛苦的高昂代价。许多作品，像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运用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先极力渲染农民对土地丰收的期盼以及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且，在经历种种波折之后也确实获得了丰收，但最终，这些努力与丰收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毁灭性的灾难。强烈的戏剧化对比中，农民和土地间传统的密切依附关系受到了强烈的离间和解构。

即使不是“丰收成灾”类型的作品，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识。如王统照的《山雨》，就完整地叙写了一个农民如何由恋土变为离土的全过程。奚大有本来是一个颇为传统的青年农民，他热爱农村生活，对土地充满依赖之情，并看不起那些放弃土地另谋生路的人。然而，现实的种种压力，使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也彻底改变了他的观念――他在被迫放弃土地来到城市谋生的同时，也失去了对土地的依恋情感。

当然，这些农民的离土、厌土，并不是表示他们真正与土地没有感情或者从内心中拒绝土地，而是因为这些土地已经不再能养活他们，不能提供给他们以幸福的生活，他们对土地感到失望。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情形的造成，主要是缘于这些农民并不是土地的真正拥有者，他们之不能依靠土地生活，是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他们从土地上收获的所有成果，而是要承受土地所有者蛮横的剥削。所以，另有一些作家描述了那些匮乏土地农民的艰难和悲哀，以及他们为土地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如夏征农的《禾场上》，佃农的土地获得了大丰收，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劳动果实的大部分被地主掠夺，他所收获的依然的痛苦和愤怒。再如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地泉》、林娜的《土地》，这些作品中的农民都一致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土地，遭受着没有穷尽的剥削。所以，在深层意义上，在30年代文学中，与其说是农民抛弃了土地，不如说是土地抛弃了农民，是土地的匮乏和不公正迫使农民产生这样的情绪。

也正是作为上一种现象的补充，30年代作家们还表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怀念意识。一些作家将笔触转向那些离开土地的乡村漂泊者，记叙了他们生存的艰难以及未曾泯灭的恋土之情。在为数不少的那些描述离土者作品中，只有极个别（如叶紫的《丰收》）写他们离土后通过革命的方式寻找到了新生活，更多的作品写的是他们漂泊到城市里去谋生，他们离开了土地，却依然是生存的艰难，是痛苦的挣扎。比如吴组缃的《栀子花》、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就都叙述了这些离土农民的辛酸和痛苦。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农民又自然地将回乡作为希望，又自然地萌发了恋土意识。像《山雨》中的奚大有，尽管他怀着对土地的仇恨离开了农村，但在城市的漂泊和流落中，他又经常陷身于思乡的痛苦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说，30年代文学中的离土和求土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反映的是30年代土地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是农民们无奈的生存悖论。同时，它也折射出飘摇不定、矛盾尖锐的30年代大变革的乡村格局，表现出作家们对这一变革的支持和参与态度。

二

农民土地意识的第二次高峰是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文学中。40年代抗战文学中土地意识的勃兴，作家们将土地意识和民族意识结合起来，重点揭示土地中所寓含的民族精神内涵。例如，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田涛的《沃土》、关永吉的《苗是怎样长成的》，叙述了日本侵略者对农民生活的巨大伤害，被掠夺的土地，成为了占领和蹂躏的象征。另一些作家则将土地意识升华，将土地的取舍与抗战精神结合起来。如《“差半车麦秸”》就写到了主人公对土地的依恋，在战争的间歇，他依然关注着脚下的土地：“这地是一脚踩出油的好地”，表现出农民与土地不可割舍的关系；至于王西彦的《眷恋土地的人》，更描写了农民杨老二为了保家卫国，毅然抛弃自己的土地参加抗战，但因为恋土情绪太深，不愿离开家乡，“那曾经把自己的命运和战争联结成一体的信念，又被强烈的溺爱土地的感情所淹没”，终于独自回乡，遭遇敌人而死。农民热爱土地的感情与战争的残酷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也激发了土地中所蕴涵的民族感情。上述这些创作展示的土地意识虽还由农民承载，但其内涵已更深远，超出了本文所论范围。

农民土地意识的真正兴盛是在40年代后期。这期间，中国乡村（首先是在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主人的易手，涉及的是整个社会政权的关系，影响到整个乡村的政治、文化面貌，也触及到农民的深层心理世界。土地的政治和阶级内涵，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作家们的创作也有意识地给予强化，将土地的归属与政治斗争、政治选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直接的表现，是农民们为了土地的归属权而进行残酷的斗争。土地，是新旧社会变迁，是压迫和翻身最直接的表征，土地的得与失之间，寓含着农村社会激烈的阶级冲突，是中国现代农村阶级矛盾的真实缩影。比如孙谦的《村东十亩地》和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都展现了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残酷争夺历史，在这其中，凝聚着农民的血泪，也有农民献出的生命。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土地的儿子》、束为的《红契》、马加的《双龙河》等，也表达了类似的斗争。荒草的《土地和枪》表达得更为明确，它以醒目的标题形式，也是作品中一个农民的话语，将“土地”与“枪”之间密切联系起来，道出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政治关系。

还有一些作品具体展示了土地被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有获得土地者的喜悦，也有失去土地者的怨恨，蕴涵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作品，都细致地展现了土改过程的曲折和艰难，其中有地主对运动的阻挠和对抗，有农民从蒙昧到觉醒的艰难，也有新生农民表现出的新风尚。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农民侯忠全白天分到地契，晚上就偷偷送回地主的细节；以及钱文贵、阎恒元等地主在土地分配中的种种诡计；尤其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写被分走土地的地主李子俊老婆的怨毒情绪，非常贴切真实。

土改运动刚刚结束，另一个土地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又很快兴起。虽然这两个运动所蕴涵的基本土地关系并不相冲突，但至少在形式上，它们是存在着一定对立的，尤其是在现实中的农民们看来，土改运动将土地分给了他们，而合作化运动则是使土地重新脱离自己。这一矛盾的存在，尤其是因为运动进行的过于快速和主观，使合作化运动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农民的许多阻力，留下的后果也很严重。

这也影响了作家们对这一运动中农民土地意识的反映质量。与土改运动相比，作家们对农业合作化持着基本相同的书写态度，都以政治为主导，只不过前者写的是农民在获得土地过程中的斗争和艰难，而后者表现的是农民将土地从自己手中献给集体和国家的复杂过程。但是，前者确实抵达了土地中某些深刻的关系，后者则没有充分地表现出在运动背后土地意识转换的复杂和艰巨。在很多情况下，作家们都将这场运动解释为“写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战胜资本主义自发思想，集体所有制如何战胜个体所有制、农民的小私有制。”[1]将那些对将土地归为集体持不同态度行为理解为“新与旧，集体主义和私有制度的深刻尖锐、但不流血的矛盾”[2]，事实上是对当时政策的一种略嫌简单的演绎。而作家们在书写土地集体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写到对那些反对集体化的个人主义者的争取和改造时，都显得较为简单，过程也比较迅速，理由不完全令人信服。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品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刘澍德的《春天的故事》等，都不同程度地存有这样的缺陷。

值得认可的是这些作品中被作为改造和否定对象的“落后分子”，较为真实而深刻地体现出了农民的深层土地意识。这些人（大多是老农民）保持有对土地深刻的依恋，于是，在集体化浪潮中，他们普遍表现得不够积极，而是矛盾、游移，甚至是阻挠、反对。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与土地之间深厚而复杂的关系得到了深入的表现。像《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的困惑，《山乡巨变》中“菊咬筋”、陈先晋等人在入社前的艰难矛盾，以及《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痛苦反思，都塑造得相当典型真实。这是刘绍棠在《运河的桨声》中，写老农民富贵老头面临土地交到集体时的痛苦场景：“他一屁股坐在那还没被砍去的地界――一簇柳丛下，双手紧紧攥着土疙瘩，攥得粉碎，他的心，撕裂了似的疼痛，鼻窍紧扇着，他几乎要嚎出来。土地，他的命啊！”虽然作者是以嘲讽和调侃的口吻来描写这一场景，但却是真实地展现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依靠着对老农民在交出土地过程中复杂和艰难过程的细致描绘，这些作品也因此具有了一种超越政治理念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

土改和合作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乡村土地关系变化最剧烈的两场政治运动，作家们也在书写中充分揭示了土地所寓含的政治属性。事实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土地一直承担着明确的政治角色，在不同时期对乡村的政治书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像“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等作品，经常叙述有揭露地主们收藏“变天账”的情节，而这些所谓的“变天账”，往往就是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的破旧地契。此外，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也涉及到农民的土地问题，如《红旗谱》，尽管主题不是土地问题，但也写到了农民和地主对土地的争夺。朱老忠回家后与冯兰池的第一场冲突就是关于土地的冲突；严志和为了救儿子不得不出卖土地，之前，他走到地里，抓了一把土塞到自己嘴里，吞到肚子里去。这是一个对土地深怀感情的农民的举动，也是农民与土地密切关系的真实折射。这一切，使作品的革命主题与土地意识有了直接的联系。

三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大的变化，文学世界里的农民土地意识又有新的发展。

作家们最初表现农民土地意识是在80年代初期。承包责任制的乡村改革，使农民如同几十年前的土改运动一样重新获得了土地（当然，在实质上是有差别的，但形式上大体相同），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也有大幅度的提升。许多作家渲染了农民们得到土地以及丰收后的喜悦，还有作家将笔触向前延伸，对以前的农村政策进行控诉和批评。前者最有代表性的是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作品以一个老农民为契机，深刻地表现了农民获得土地自主权后的喜悦和效果。后者则以尤凤伟的《山地》为典型，它通过记叙在极“左”政策时期，一个老人不耐贫穷的压力自垦土地，付出了许多劳动心血，满怀着希望又收获着最后的失败的故事，在历史批判的同时，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然而，像上述作品一样具体表现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作品并不多，持续时间也并不长，而且，几乎就在这些土地赞歌问世的同时，一些作家开始表现另一种意识――农民走出土地的愿望。路遥创作于1982年的《人生》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青年农民高加林离开土地寻求新生活的愿望和道路选择在当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也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索。稍后，于1986年问世的锦云的《狗儿爷涅�》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更进一步深化了对土地问题的思考。主人公陈贺祥的人生命运和心理世界与土地的得失紧密相连，或者说，是否拥有自己的土地，决定了这个老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这既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土地历史，同时也对中国农民深层文化心理进行了诘问，从而超出了对农民土地关系的简单现实书写，进入到农民文化的历史批判之中。

此后，何士光的《又是桃李花开时》、郑义的《老井》、莫言的《欢乐》、刘震云的《塔铺》、贾平凹的《浮躁》、阎连科的“瑶沟系列”等作品，继续深化了这一主题。这其中，部分作品表现的是对乡村文明的批判，对现代文明的向往，如《老井》中的孙旺泉和小英。但是更多的作品，写的是乡村现实的苦难，传达着乡村人逃离故乡、逃离土地的愿望。像《又是桃李花开时》揭示了乡村土地紧张的现实，对走出乡村的青年人表示了理解和支持；田中禾的《五月》，也以一个回城大学生的眼光写农民土地劳作的艰辛，对于那位在土地上艰难谋生活的农村妹妹离开乡村的愿望，叙述者显然是完全理解和支持的；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和刘震云的《塔铺》等作品，则将乡村苦难和走出乡村的愿望作了极力的渲染――对于这些作品中的人来说，土地，已经不是希望和幸福，而是压力和痛苦的源泉。走出土地，成了他们最大的梦想。

这中间当然也寓含着一些复杂的情绪――如贾平凹的《浮躁》就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点，主人公金狗在小水和英英两个女性之间的两难，寓含的是他在城市与乡村土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但农民离土意识成为这时期作家们表现的一个重点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许多作品表现的就是作家们真实的生活和心理历史。莫言就曾经这样写道：“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3]这段话，所体现的远远不只是一位作家的心理记忆。

90年代后，乡村社会的变化更大，一方面乡村人的行动更自由，但他们又并没有收获到比80年代更多的富裕[4]，而且，商业文化对乡村文化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冲击，乡村社会的文化也有了大的变异。这一切影响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使8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土地意识分化局面更为突出。

一方面，一些作家继续着对农民离土情形的描写。但也许是对于这时期的农民来说，土地的外在束缚已经不再存在，他们更多的艰难是在走出土地之后，因此，作家们的关注点也多转到了他们走出土地以后的生活，描写他们在走出土地过程中的艰难和坎坷。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表现的就是青年农民走出土地和到城市生存发展的愿望和艰辛；尤凤伟的《泥鳅》、孙惠芬的《民工》，以及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大量“打工题材”作品，表现的也都是走出土地后的农民在城市中求生存的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作品中农民对土地的态度。虽然他们也许并没有完全离土，他们的生活与土地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实质也有对土地的牵系，但他们的思想主题无疑已经在城市，离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最主导的意识，城市，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目的。这一点，也许尤凤伟《泥鳅》中的主人公国瑞具有代表性。他在城市里备受坎坷，但他的决心是：宁可在城市里流浪漂泊也坚决拒绝回到土地去。――与之相关的是，其他一些文学作品里也传达了这种对土地持漠然态度的情绪，如青年作家刘玉栋的《我们分到了土地》，虽然作品叙述的是80年代初承包土地的故事，但它表达的已不是对土地的景仰和怀念，而是颇具反讽色彩的揶揄，而且，土地带给主人公一家的也不是幸福，而是痛苦。

与上述创作形成对比的，是90年代仍然有更多的作家在表现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关注。像张炜的“葡萄园”、贾平凹的“高老庄”、迟子建的“北极村”，都是被作家们反复书写的代表性意象，这些作品中表现的农民都是深切的恋土者、爱土者，土地的温情，人与土地之间的依恋，在他们的笔下有充分的表现。此外，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也抒情性地书写了对土地的感情，主人公虽然离开了故乡，在外漂流，但他始终怀念着土地，充满着幻想的深情；阎连科的《年月日》也以寓言式的故事，细致描绘了农民与土地的依存之情。

这其中，部分作家对乡村现实中的土地问题进行了关注，对各种掠夺和侵吞土地的行为表示了谴责，并思考了土地与农民生存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张炜的“葡萄园”系列作品，就执著地关注这类问题；贾平凹的《土门》、关仁山的《太极地》、《九月还乡》，以及韦俊海的《守望土地》、刘宝池的《倒下的青纱帐》等作品，都描写了村民对土地的卫护故事，他们拼命抵御城市和其他势力对乡村土地的吞并，却都以失败告终。其中有献出生命者，有为土地而被捕者。阎连科的《黄金洞》，也叙述了一个农民为开掘黄金放弃土地，最终酿成悲剧的故事，谴责了农民的弃土行为。关仁山的《天壤》、《天高地厚》，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李一清的《农民》等作品，则在对几十年乡村土地历史的回顾，表示出对中国农村土地流失的深层忧患意识。

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值得特别提出。这部作品反映了从民国十五年（1926）到90年代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特别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农民的土地关系，表达了对土地问题的深切关注，也对几十年历史中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变异，尤其是现实中的土地问题发出追问。主人公封大脚几次发出“如今的这地，到底是谁家的？是国家的，是个人的，还是村干部的呢”的追问，很有现实意味。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恋土和离土代表对土地不同的情感和关注态度，但在作家创作中，它们并不是呈现截然分离的局面，相反，它们往往复杂地交织在同一个作家的创作之中。比如贾平凹，他的《浮躁》曾表现出较明确的离土愿望，但在《高老庄》、《土门》、《秦腔》等作品中又表示出对土地的深沉依恋；同样，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展示了离开土地的强烈愿望，但《年月日》等又表示出对土地的深情赞美。其背后，显然潜藏着时代变异对作家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恋土和离土意识的交织，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土地意识的主旋律，这是现实乡村变化的写照，也是多元文化意识的体现。

四

土地是乡村的灵魂，土地意识是农民生活和乡村文化的缩影。当然，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土地意识不但是乡村的客观反映，也融注了作家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透视新文学中的农民土地意识，我们能够从农民和作家两方面得到启示。

首先，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土地在20世纪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特殊位置。这最集中地体现在农民身上。就像我们在前面分析的，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30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未曾泯灭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90年代，离土成为农民生活一个客观的现实[5]，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另一方面，新文学对乡村的种种书写中，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作家们传达得最传神的部分，无疑就是农民的恋土感情。这深刻地反映出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息息相关。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说的：“（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6]，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失去，就只能流离失所，无所依靠。而且，土地还渗透到农民的灵魂中，成为农民文化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刘西渭的话无疑是非常贴切的：“对于中国人，土地是他们的保姆，看护和送终的道姑。”[7]

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作家们复杂的乡村意识，它传达了一些作家深刻的文化依恋。也就是说，作家们之所以对怀乡恋土情绪那么热衷，或者可以说他们之写得最精彩的内容就是怀乡，与他们主体思想中隐含的怀乡恋土情绪有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土地作为一种与农业文明最直接而深刻的意象，很自然地被赋予着更深刻的文化内涵，被文学家和哲学家作为自然文明的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自然也不例外。

这里需要特别分析90年代后文学的土地怀恋意识。正如我们在前面分析的，90年代以来的乡村现实和文化变异，已经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恋土意识，离土，已经是一种现实中不可否认的行为，但在文学世界中，恋土意识始终很强烈。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意识完全属于作家的想像，但说其中蕴涵着作家一定的文化态度和精神想像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作家的意识本身就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作家的思想也与农民文化也并不一定要分离，甚至可以说，在这些作家身上，也许更代表了农民文化的深层精神，作家承担的是独特时代下农民文化代言人的角色。在张炜对“大地”的思考，贾平凹对“自然”的思考中，就深刻地体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农民文化精神。

其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纪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巨大变异，以及它对农村面貌和农民精神产生的深刻影响。

新文学土地意识书写经历过几次高峰，都联系着时代农村的政治变异，而其中的曲折反复，更充分地显示出农村土地的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异。这其中有直接的土地政策变异，有外在的政治格局变迁，也有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文化环境的改变。这些变易，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显著影响，也直接促成了农民思想和精神的改变。30年代是土地意识书写的第一个高峰，它伴随的是西方商业资本第一次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生产方式受到第一次大的冲击，同时，以土地为中心的革命风暴正影响着整个农村地区。同样，40年代的土改、50年代的合作化，都是在根本上改变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所有制的运动，是阶级和所有制的改变。80年代是对50年代的一次反复和纠偏，90年代的市场经济，则是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根本性冲击，导致了致命性的颠覆。

这种政治化的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或者说，我们的文学所承担的主要只是这些政治运动过程和结果阐释者和描述者的任务。但我以为，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依然有非常值得思考的地方。比如到底如何评价土改运动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如何看待“人民公社”制度的得与失，它们是否完全一无可取，只是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阻碍？同样，80年代进行的农村改革政策与之前的几十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那么，它们是否就是完全不可融合的两种方式？是否就像人们所说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问题显然并不如此简单，而是包含着更复杂的背景。[8]

当然，作为文学考察，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变迁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以及文学对这些影响所进行的艺术表现。比如20世纪末，可以说是作家们土地意识表现最强烈的时期，也是情绪最激烈的时期。许多作家表现的农民对土地的卫护和失去土地的痛苦，可能比其他时期更能让我们激动――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现实，其中的问题牵系着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影响着我们未来的发展――而其中的缺陷也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现实的例子是，通过对90年代文学农民强烈离土情绪以及土地忧患意识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前农村的萧条和农民在变化纷纭时代的艰难生活，这其中包括底层农村政策中的问题，如大量征用土地导致耕地减少，导致人与地矛盾的尖锐，以及赋税苛严等，这应该能引起我们某种程度的政治关注。30年代，马子华在他的《他的子民们》中描写农民谈到为什么不种田时说：“横竖种了也没有饭吃”，90年代，刘醒龙的《黄昏放牛》也有这么一个细节：老农民胡长生回乡，希望能够靠种田致富，但现实使他的愿望遭到失败，这时候他才明白：“如今，最没用的人才去种田”。中间虽然相隔了大半个世纪，但情景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显然，这中间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第三，对新文学中的土地意识进行艺术考察，我们发现，新文学对中国农村土地政策的发展变更线索进行了清晰的勾勒，对各时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所包含的复杂心态作了一定的表现，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乡村的历史，尤其是农民的心态变化历史，有一定委婉和深切处，具有值得我们思索和回味的价值，但它所存在的缺失同样很突出。

这最直接的表现是深度的缺乏和完备性的不够。20世纪中国的多次农村土地运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其中更隐藏着许多曲折隐晦，文学的重要功能就是揭开蒙在历史之上的尘埃，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尤其是还原人们内心的衷曲。但新文学对这一点的表现却很有限。像对40年代土改运动，作家们基本上从革命者单一角度来开始和书写，很少有其他视角的，甚至像《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比较客观态度细致描述李子俊老婆心态的场景都是凤毛麟角，这自然遮蔽了运动中的很多问题。同样，50年代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简单化也比较突出，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有所分析。甚至到了90年代文学，相比此前，它的内容无疑要更为丰富和全面，但仍然缺少真正深切反映农民复杂心理嬗变的作品。如果说之前是政治观念遮蔽了作家们的视野，那么，现在，更多是作家们的思想掩盖或代替了农民的心理，农民的土地意识没有在主体意义上得到呈现。

其次，艺术上的概念化书写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些创作中。以不同时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父子冲突”为例。这一模式在新文学的土地意识表现中非常普遍。30年代，作家们赋予父子两代农民不同价值选择，年老农民一般都恋土，是“丰收”的努力追求者，年轻农民则对他们父亲的选择不以为然，并最终选择了放弃土地，寻找新的出路。作家们通过对前者的揶揄和否定，对后者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他们的价值立场。同样，50年代作家也通过老年和年轻农民的代际冲突，表示出作家们的爱憎和价值趋向。年轻一代同样占据了绝对的真理位置，他们的父辈保守、落后，受到批评和否定，并最终取得胜利。同样描写的还有90年代作家，只不过作家们的价值倾向与30年代和50年代有了鲜明的颠倒，作家们的价值偏向在老年人一方，而不是年轻人。如贾平凹的《土门》，年轻农民赞成城市化，老村长等人坚决反对，作者的价值天平是明确向着后者的。同样，正如张炜在小说《柏慧》中的感慨：“奇怪的是现在遇不到有羞愧感的人了，偶尔遇到一个也往往是老人，很老很老的人。中年人不会有羞愧感，青年人根本就不能指望。”他的几乎所有90年代小说都蕴涵着“回归”的情绪，老年心态非常突出。

不能说这一模式完全违背了生活真实，因为确实，由于性格和阅历等方面的原因，年老者较为倾向于保守，年轻人都较倾向于激进，父子之间易于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但是，生活远比简单的冲突要更为复杂，而且，即使是生活中的父子冲突，也有更复杂的性格内涵，不会如此的表面化和简单化。作家们如此集体性的表现，并且形成如此明显的时代性创作偏向，显然不能说是完全生活化，其背后隐藏着过强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些艺术问题的背后，一方面有时代政治的影响。因为土地问题在农村社会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它往往被承载着重大的政治内涵，属于乡土文学中的“重大题材”，这样，政治在它身上打下的烙印也较深，作家们也自然会受到政治的某些束缚，难以表现出独立深刻的思考。尤其像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这样的政治运动中更是如此，至于30年代，虽然没有多少外在的政治压力，但作家们基本上都身在左翼阵营，有自觉追随革命、表现革命的强烈愿望，受到政治的影响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方面则有作家文化心态的影响。这最典型地体现在90年代文学中。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农业文化面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迸发出强烈的文化怀乡情绪，是非常自然，也代表了乡村文化的部分立场。但这种心态，也有可能会导致对生活的某种遮蔽，影响作家客观全面地表现乡村，出现文化遮蔽生活的情况。事实上，在很多作品中，确实出现了类似情形，比如对乡村的土地问题，作家们表现得较多的是文化问题，而更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较少涉及，更缺少必要的现实批判。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谈过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9]确实，土地，在农村，在农民的生活中，其实远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与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性格整个连在一起的。对于一个书写农村和农民的作家来说，写好了土地，也就写好了农民，写好了农村。反之也是一样。就目前而言，我以为，新文学表现农民土地意识的作品，基本上没有真正优秀、达到经典高度的。这无疑是新文学乡土文学创作的一大遗憾。

On the Writings of the Farmers’ Attachment to Land in New Literature

He Zhong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Land and farmers are interdependent. The farmers emotionally attach themselves to the land in a complex and profound way. On this theme the writers in different times have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writings of various styles. These writings not only reflect the enormou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s of their time, but also express the writers’ complex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osition, and moreover, the inseparable bond between land and farms.

Keywords: farmers; land; relation;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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