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功正

（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南京 210013）

内容提要：现今的长篇历史小说从思想和美学上提供了新鲜的创作经验。坚守历史文化价值观，深度思考和分辨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历史文化正负值。在价值判断中有新的亮色，赋予鲜明的人文关怀精神。当前职业历史学家参与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形成为一个新走向。运用历史和美学互动性原则，尽可能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源，提炼深邃而独到的史识，深入历史遗址实地考察、观照，情节可容虚构，细节确保真实。长篇历史小说应是史诗，包括：复杂形态，人物塑造，多彩画面，宏大叙事，书写容量，话语成色，悲剧色彩。在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悲剧，改革派的悲剧，末世悲剧的三大类别中，改革派的悲剧受到特别的青睐。

关键词：长篇历史小说；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审美本体

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和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称得上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一个题材大项，而且愈演愈长，据去年秋冬之际结束的第二届长篇历史小说评奖（此奖项每4年举办一次）统计参评作品47部87本（不包括远多于此数的非参评作品）。最长的有8卷本《大秦帝国》、7卷本《宋代纪实系列小说》、5卷本《唐太宗》等，字数均在200万以上。百万字是寻常篇幅。作者中年龄最大的82岁，最小的33岁。有写历史小说的老手，如唐浩明的《张之洞》（他还写有《曾国藩》、《杨度》），张笑天的《永乐大帝》，也有青年新秀。有的毕其一生之精力，有的耗时几十年，例如蒙古族青年女作家包丽英，用20年时间，7易其稿，共写600万字，最后浓缩成100万字的上中下三卷本的《蒙古帝国》。作为成吉思汗的第36代长孙女，曾就读于某名牌大学非文科专业，因为写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改变了此后的人生和专业道路。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即职业性的历史学家“操刀”历史小说，吹进了与之俱生的扎实、厚重风气，对于扭转“戏说”、“论坛”风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宋史研究专家王曾瑜的《宋代纪实系列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转战湖汉》、《扬威南北》、《关山怅望》、《忠贯天日》。明史研究专家廖心一的《明代纪实小说》，清史研究专家周远廉的《乾隆皇帝下江南》、《香妃入宫》、《天下第一清官》等。王曾瑜在《宋高宗》、《岳飞》两部史学著作和大量的史学论文的基础上才进入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的。他在《自序》中说：“用小说的艺术手段反映和表现现代史学研究成果，换言之，是依托现代史学研究写历史小说。”

作家们特别是非职业作家对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表现出普遍的热情，而出版单位也看好长篇历史小说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图书市场商机，舍得投入，有些作品的装帧设计十分精美。不少作品除了有独立的历史和美学价值外，还为改编成影视剧提供了坚实的文学脚本基础。

当前的长篇历史小说通过继承传统，结合自身的创作实际，从思想和艺术上，提供了新的实践经验。它对整个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创作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

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

坚守历史文化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八九十年代所形成的既有历史文化价值观的颠覆，以否定历史定论为时尚，出现一股思潮。这些作者不是以自由、民主、人的尊严，而是以专制、残暴、人被否定，作为价值评判的尺度。对人类和民族的文明所沉淀的思想结晶表现出现代人所应有的虔诚、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对于人类和民族的经典性文明所表现的这种态度应当构合为现代性的人的素质之一。这就不会是戏说“红楼”、瞎说“三国”、乱说“论语”。不是说对前人所述的遗漏和欠缺，不能加以补苴罅漏或加以修正改变；也不是说对传统的经典，不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结合自身的感受和体认做出新的解读，但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文化立场。经典作品是历史汰洗、选择和沉淀的结果，遂成为一种共有的文化资源而赓续不绝。当以消费时代的消费主义观念和方式对待历史，轻易解构经典、戏弄历史，所形成的则会是对历史的嘲弄，对文学自身的嘲弄。张扬过去的历史学家都已经抛弃了的东西，“至今已觉不新鲜”了，而现今的一些历史小说关于封建政治文化、宫廷文化、权谋文化的描述较之罗贯中已是大大倒退了。对于二月河《康熙王朝》中康熙高唱还要再活五百年，有历史学家就猛烈抨击，他再活五百年，我们今天还处在封建帝制之下。这正是切中要害之言。可以看出，那些作者已经缺失了最起码的社会历史进化观。所谓的康、雍、乾三代，盛世之形成是以空前专制为前提的。雍正胤稹最得中国帝王权术之大成，最擅长以言治罪，最善于下批示整人杀人，动辄查没抄家。满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带有异族统治者特殊的警惕、恐惧、仇视心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狱百馀起，单是乾隆一朝就有八十多起。乾隆弘历的“国学”水平高，更善于吹毛求疵、深文周纳。发生在江苏如东拼茶镇的“一柱楼诗案”就是乾隆亲审、一手处理的大血案。对已死的当事人父子，御批开棺“挫碎其尸，枭首示众”，把尸体挫碎，该是什么情景，还要把死人的脑袋割下来挂出示众。对其后代则统统处以斩刑，灭九族。而最初接手这一案子，表现出高度政治敏感和酷吏作风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当今受到热捧的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刘罗锅”。正因为血腥气的文字狱，才窒息了思想、戕害了人才，直接导致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所谓盛世又正是直接导致了末世的来临。这样一条历史因果律和历史逻辑链却被抹杀了和倒置了。

可见，深沉地思考和分辨历史进步性和落后性、历史文化的正负值，是何等重要！应当弘扬历史的本质精神，是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追寻、确证历史本真。《宋代纪实系列小说》的作者明确地说：“我决心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让国人真实地了解历史，不忘国耻，从而振奋民族之精神。”（王曾瑜《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漕运码头》的作者认为“有一种东西能传天下”，“一种气，一根根脉，一种代代相袭的魂魄，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灵”（王梓夫《漕运码头》）,从而凝结为小说的人文美学精神。《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第一卷）是正说历史，而不是戏说蒙古。成吉思汗已成为武侠小说中的形象，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同时，作者写成吉思汗，又没有以后裔者的眼光和蒙古族的单一性民族观念来观照和叙述，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民族观念的高度来进行。作者所写的是一位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所谱就的是民族英雄史诗。作者既写出成吉思汗开拓疆土的雄才大略，又写出屠杀的血腥、残忍和愚昧；既写出他的宏放视野，又写出他那根深蒂固的几乎本能性的家族、个人复仇心理的狭隘性；既写出他统一中国的壮伟业绩，又写出汉民族英雄抵抗入侵的悲歌慷慨，作者对他们寄予了同情、赞赏情感。作者同样视文天祥为汉民族英雄，不怀民族偏见，化用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过零丁洋》、《正气歌》等诗文，构筑小说的艺术场景，表现其惊天地、泣鬼神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历史观、审美观，价值判断、审美评判是正确的，也是深刻的，出自于少数民族作家之手则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现象、事件、人物往往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不可简单地加以肯定、否定，褒扬、贬抑，这就需要审慎的历史价值评价。在这里也正是见出小说作者的历史识见和分辨能力。《漕运码头》所写题材对象为清代道光年间铁麟在北京通州革除漕弊，和林则徐虎门销烟、陶澍江南整顿盐政，同列为当时的三大事件。小说作者准确地展现了时代、社会特征和内涵。这是一个艰难喘息而临近历史终点的时代，是一个“无材可去补苍天 ”的社会。千疮百孔，行将就木，一两个有识之士已无力挽狂澜之既倒。整个关乎国之命脉的漕运已如大限之人，腐烂透顶。朝野声气，上下勾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大大小小，朝里朝外的硕鼠编织了严密的关系网，吞食着、摧毁着国之根本。小说充分地描述了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必然性。小说中象征性地描述道：“它那饱经风霜的枝干依然苦苦支撑着沉沉欲坠的天空。” 但苦苦支撑又有何用呢？漕弊未见革除，有增无减；旧账未能理清，新贪却已到来。铁麟被咬噬得遍体鳞伤。他铁腕行事，清廉处事，最后却落得悲剧性下场，跋前踬后，左右掣肘，自身远迁，家室受累，备受煎熬。小说赋予了人物充分的历史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价值判断有了新的视域。熊召政的看法代表了一种思想倾向，说：“不以道德论英雄，应为苍生谋福祉。”（熊召政《闲话历史真实》）取其民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不以一眚掩大德”，不斤斤计较于个人的道德因素。

历史和美学的互涵互动

长篇历史小说呈现出不同于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的阅读空间和审美期待。历史的场景、纵深的进程、宏大的叙事、活跃的人物……其阅读感受保持着古往今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其历史价值、思想、内容、审美的评价标准比较接近，而不同于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书写方式的花样翻新，评价标准的莫衷一是。而所有的问题又都集中在一个老而又老，却又恼人缠人的核心问题上��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审美的对象是历史，审美的类型则是小说，以小说的审美手段叙述历史，而叙事行为是审美。

自从中国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三国演义 》诞生之后以至于今，这一创作理论和实践问题就一直存在。《三国演义》最初版本的一序一引，也就是庸愚子（蒋大器）之序、修髯子（张尚德 ）之引 ，启开了中国历史小说争论的端绪。由此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是张尚德、林瀚、甄伟、陈继儒、余象斗、可观道人、蔡元放等人，一派是蒋大器、袁于令、熊大木、李大年、金丰等人。前一派是恪守正史，后一派在重视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提倡有必要的审美加工和虚构。金丰为《说岳全传》所写的序言说：“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这可以说是就历史小说所表述的最圆通而又最切实的见解。《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是标准型的小说美学。潜入历史，却又弹跳进美学。虽说是历史的生态现场，却是生香活意的感性化审美感受。以小说家的审美感知、情感、想象、体验去感悟实存的、发现隐性的、激活潜在的。其处理历史和美学关系的做法和经验：据史繁衍，遍借金针，激活一点，踵事增华，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逻辑推演等，需要当今长篇历史小说作家们认真汲取和借鉴。

历史小说是真假虚实的典型形态，存在着题材对象与主体审美之间不易沟通的矛盾现象，即屈服与征服的现象。即令伟大如鲁迅的《故事新编》如果与《呐喊》、《彷徨》相比，在思想和美学价值上应当说低了一个档次，连他本人也认为后期的历史小说有些浮滑。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基本是次品，未能传世。可见，这是创作实践和理论中的重大问题。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的不少作者逐渐形成了创作理念的共识，例如出版了一百多万字三卷本《王安石》的作者万斌生在该书《后记》中说：“ 一、不是人物传记。二、除了艺术细节的真实，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均须以史实为依据。三、它不是历史教科书，而是用文学语言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不排除符合历史情境的虚构，但并非‘戏说’。”这番见解应当说是代表了长篇历史小说审美的最新水平，具有历史学和小说美学的结合因素。作者身体力行了这番见解，除据正史资料外，还较多地采用了诗话、词话、笔记中与人物、事件的资料，这是别开生面、别开境域的。

概括而言，历史小说家提供历史与美学互涵互动关系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尽可能占有丰富的资源。长篇历史小说应当糅碎历史原料，运用小说美学的原理重新加以陶塑，利用艺术家的想象发酵（发酵是小说审美过程中最重要的工序），进而转变成具象性的艺术图像，例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创造、由毛宗岗评点所概括出来的众多的“法”。这样，它就告别了中国传统的史料长编和自然序次的史实陈述模式。这便是芝麻变成了芝麻油，面粉变成了馍馍，基本元素仍在，但形成了新的形态。这里的关键是形态的转化和提升，他们应当有艺术的理想和追求。王曾瑜说：“在我动笔前，我是做到了‘胸有千壑’，而后才‘下笔万言’。”（王曾瑜《面对精神抉择的心灵之河》）据《漕运码头》序作者张世光所说：“王梓夫研究运河文化、研究漕运历史总有二十多年了。据说他拥有的资料是很全的，摞起来差不多有他等身高。”正因为他对历史有通盘的把握和了解，尤其对通州历史地理、漕运有深入的认知和体察，才写得左右逢源，绰有馀裕。

提炼深邃而独到的历史观，形成小说的史识。历史小说首要的是传播已经受过检验并经过沉积的历史文化知识。历史现象是已然的存在，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取其一勺，足以穷年。历史资源无比丰富，就形成了一种诱惑力，而中国学人、作家所受教育和所获取的文化知识最多的又是历史，每个人都有历史文化兴趣。诚然有专门的历史知识传播渠道，如历史文化课程。然而文史不分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就有着历史知识，因此，在文学的传导中产生了历史知识的传播。这是比较起其他任何领域都来得广泛而深厚的资源，一方面提供了创作对象，一方面又产生了主客体碰撞的机缘。当然可以也应该翻历史的陈旧案例，但翻案的前提也仍然是坚实的历史资源。曾经被遮蔽起来和颠覆的历史事实，经过重新检索和翻晒，形成了对颠覆的再颠覆，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的现象。另一个问题是诚然古今一线，但不是简单化的历史呈现和复现，决不是庸俗化的古为今用。承认阅读记忆和联想，但毕竟古事是今人书写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提法，仍然有着真理的光辉。

深入到小说所涉及的历史遗址去实地观照、考察，从而唤起和形成历史的现场体验和感受。有许多历史小说家做不到，他们往往从书本到书本，是从历史的纸本之中，激发想象。考古学家不到现场，是不可思议的，同样，历史小说家也需要到现场。虽说各有功能不同，但有无亲临其境，是大不一样的。惟其可贵、难得，应当大力提倡。

历史和美学关系的内在经验是情节可容虚构，细节确保真实。历史再生动，也无法提供现成的东西，也不能是小说的艺术形式的构合。这就是读者于历史之外，还需要小说的原因所在。历史小说是最难写的，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系。但是情节如不能虚构，总是胶著于历史文献自身，或者是变成历史文献的现代白话文翻译和解说，变成历史文献仅仅在话语方式上的现代转换，就会消泯历史小说的审美素质。小说是虚构和想象的审美命题，为历史转化为小说艺术提供了学理基础。在历史的规定语境中，一个个情节的组合便形成小说的全部场景。情节链是小说虚拟和构想的结果，出现恍如历史本身的情景。在历史大关节上，吻合历史、酷肖历史，还原历史的生存状态，比历史记录本身更有可以展开想象和打动人心的力量，这便是艺术的虚构性审美功能。但是，作为艺术机体的最基本单元和所构合的细胞却是真实的，甚至在严肃苛刻历史学家都是无懈可击的。细节最容易被阅读者所挑剔，最会成为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细节的真实性是全方位的，体现于每一个具体方面和环节。当作者掌握了全部的细节真实后，反而可以游刃有馀地进行虚构性的情节想象。五卷本《唐太宗》全景性、全程性地展现了唐太宗李世民波澜壮阔的一生。写他起兵之初的经历，脱略明代历史小说《隋唐演义》以及《唐书演义》的窠臼，坚持从自己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出发加以叙事。作者富于创造性地化解了“昭陵六骏”的浮雕，借助于唐太宗六匹坐骑的非凡经历，采用一个独特的审美视角，演化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图像，成为人物形象的生动写照。写马实为写人，以马写人；据史，却又有审美构思。它维护了基本的历史真实性，而不是如同样题材的《贞观长歌》遮蔽李世民宣武门兵变杀兄和晚年腐败的事实。王曾瑜在《宋代纪实系列小说》“自序”中说：“细节的虚构或在史籍中有蛛丝马迹可寻，至少也基于宋金时代的生活真实。”确是包含有创作体会的经验之谈。

王国维诗学思想认为，“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和历史小说的审美原则，在学理内涵上是一致的。历史小说的“入”与“出”，就是占有史料和史实，但又不受史料和史实的自然形态的束缚，站在审视的立场加以观照，艺术化、审美化地绘写和展现历史的复杂事态和深刻进程。《蒙古帝国》作者的历史知识占有量十分丰富。涉及战争史、民族史、历史地理（需要科学考察的地理沿革）、蒙族音乐、舞蹈、园林等领域。写襄阳的人文精神和自然风光，有古散文的风调。穿插着僧徒的指点，将帅的品评，在悠游不迫中，有几分闲雅，为即将来临的大战形成了由弛而张的艺术节奏。写元大都的的皇家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兼具建筑园林史的科学性和艺术描绘的审美性，是用审美手段对建筑园林的词采美丽的绘写。在这一点，也实现了历史的科学性和小说的艺术性的结合。

史诗的宏大叙事

长篇历史小说应是史诗。中国文学史对文学的最高评价和称誉是“诗史”，或“史诗”，是标示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地位。得此称者，有杜甫。唐代孟綮《本事诗》首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新唐书・〈杜甫传〉赞》亦有言：“世号诗史。”文天祥《〈集杜诗〉自序》说：“虽谓之史可也。”林景熙《书〈陆放翁诗卷〉后》说：“天宝诗人诗有史。”到清初钱谦益《〈胡致果诗〉序》还说：“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诗史”或“史诗”是对文学作品社会意义评价的最高定位。过去的庸俗社会学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令人嗤之以鼻，不在于文学应具有社会学内涵本身，而在于以狭隘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取而代之，并且采用了庸俗化的方式和手段。从这个命题出发，长篇历史小说的重要表现内容是发掘、表现人性、人情及其人文关怀。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在他新版的《中国文学史》中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概括为人性发展的历史。其《序言》称道：“由于初步掌握了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文学的艺术形式的重要有了较充分的认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文学思想的一种突破。”对于这一命题，学术界尚有争议，我们暂不作讨论。然而，书写人性，叙述人性的灾难，揭示人性内和人性间的冲突，表达人性的追问，歌颂人性的描绘，鞭挞人性的丑恶，树立人性的尊严，以之导引和提升人性，却应当是文学包括历史小说的基本和永恒的主题之一。在人性的叙述中实现价值论和审美论的统一，而小说家作为价值主体和审美主体，取得与人们共同的立场，进而体现深刻的人文情怀和精神，从而使深层的文化语境和文本的具体语境共同构建着作品的深度模式和阅读时空。

长篇历史小说具有更大更多的史诗呈现的空间。它本身就写史，史与诗结合，以诗写史，诗性叙事且宏大叙事，有史的厚重感，结构的开放性。《蒙古帝国》绘出了历史的大画面和全过程，给人以新的历史和审美感受。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纵横变化叫人手难释卷。战争与婚姻、攻战与爱情、家族与家庭编织成了历史的巨幅场景。作者有驾驭大场面的能力，有攻城战、奔袭战、对垒战，有美人计、离间计、联姻计，每一战、每一计都各不相同，根据战争双方的构合因素及其指挥者的个人谋略而定，受《三国演义》深刻影响。写合兰真大战，写蒙古军与南宋战争史上，也是中国战争史上“历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消耗财力最巨的城市攻防战”――襄阳大战，鸟瞰全局，气势磅礴，而又写得从容不迫，舒卷自如。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在具体的艺术审美处理中从下列几方面完成了史诗宏大叙事的建构。

史诗的复杂形态。历史本身就处在异常复杂的状态中，一些长篇历史小说没有加以过滤和净化。作为善于把握和驾驭变化多端的历史事件的唐浩明在《张之洞》中显示出呈现清末复杂的历史世态、事态以及人物心态的出色才能。《蒙古帝国》在金戈杀伐之馀则是亲情、爱情、人情的缠葛如丝。爱情的纠纷中有着家族的深仇大恨，父子的情怀中包含无法抹去的终生猜疑。温情脉脉的金顶大帐内则是有着争夺汗位的烛光斧影，演出了一幕幕同室操戈，萁豆相煎的场景。《漕运码头》为仇为友，殊难分明。貌似忠仆，实为卧底的奸细。险情无时不有，恶况无处不在。人物关系难以厘清，矛盾纠葛及其走向，不可预测。作者利用这些历史元素，审美化地写出了小说情节的波澜起伏、跌宕起伏。处处有伏笔，事事有照应，前后映带，左右衬托，牵一发而动全身。篇首设一悬念，篇末才加揭示，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起势不凡，开局震荡，开漕一场，颇有场面感，震撼人心，凸现性格，每根线索均有用场，通体结构完备。

史诗的人物塑造。人物承载着史诗的巨大容量。《蒙古帝国》上中下三卷分别以三位民族英雄为中心人物。大致说来，成吉思汗是奠基性人物，拔都是开拓性人物，忽必烈是总其成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史诗般的阶段性画卷，实现了以人物带动故事情节的格局。三个人物各有其历史作用，又有各自的性格特点。以人物联缀成史诗，体现蒙古民族的基本精神，成为情节连贯性的三大支柱，当然也成为三种人物的典型形象。作者写足了成吉思汗作为统帅、领袖的诸种素质，又写透了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既赋予马背民族与生俱来的占有欲中所包含的雄心大志，又发掘了他那不可替代的性格个体性，从而改变“只识弯弓识大雕”的认知定势。他目不识丁却指挥着创造了蒙古文字。他对丝绸之路、国际贸易高瞻远瞩；于刚毅勇敢之外，宽宏大度、智慧和谋略。情感纠葛纷乱如麻，却写得丝丝入扣。成吉思汗和长子术赤的情感冲突贯穿全书，他和札木合的情感有着深刻的内涵，他对四个儿子的未来的担忧，感心动腑。小说开始时驯服黄骠马，先声夺人，结尾处，虽是巨星陨落，却无悲凄之感，而是在如诗如画的朝霞映照下，英雄屹立马背，端坐如山。作者对人物倾注了全部的理想和激情。作者和人物融合在一起。拔都极大地扩张了蒙古国地版图，赋予传奇色彩。小说写到忽必烈实施“汉治”的一系列行为，使其形象地思想内涵特别富于深度。

《张之洞 》的《题记》有一番话值得注意――

这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这也是一个备受奚落人物：起居无时，号令无节，行为乖张，巧于仕宦。

这是一系列耀眼的业绩：打败法人的入侵，策划并督建京汉大铁路，创办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这也是百年来屡招责骂――好大喜功，糜费挥霍，崇洋媚外，沽名钓誉――的把柄。

为谋求中国的富强，此人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为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严重冲突，并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化架构……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但他的这个设想，无论其生前还是其身后，都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嘲弄。……

张之洞的人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之洞的事业是辉煌还是虚幻？

“中体西用”是导中国于现代化的正路，还是引中国于陷阱的歧途？

张之洞的强国之梦为何不能圆，时代的限制和他本人的失误又在何处？

作者着力塑造的这位支撑统治残局的中坚人物，特别赋予张之洞形象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清末洋务运动最具思想史意义的口号。而随着张之洞的寿终正寝，整个清王朝也就崩塌消亡，从而体现了历史衰竭期风云人物的悲剧色彩。其击败法军的谋画韬略，镇压自立军、杀害唐才常的残忍狠毒，跟清廷的软硬周旋，跟李鸿章的明争暗斗等，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甚至是入木三分的抉剔。

在人物塑造中最重要的是提供新的人物典型，丰富形象谱系。《宋代纪实系列小说》塑造了宋钦宗、宋高宗的帝王形象，实现了人物社会历史性和性格个体性的结合。还原了宋钦宗的历史本真面貌。《再序》中特意说明宋高宗“无疑是宋朝人品最坏、作恶最多的皇帝，即使在中国古代史上，像他那样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无道，也仅此一例。”杀害岳飞的主谋主凶正是他，腐败糜烂，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形象丰富了当代历史小说史的帝王人物画廊。

史诗的多彩画面。《张居正》的自然风光明丽清新，《漕运码头》尤对民俗、民情，风情、风俗知之甚深。书中最富于阅读吸引力的是斑斓多彩的社会风俗画。举凡通州古城的社会景观，人文风光，三教九流，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无不涉及。例如民间的四时，酒馆的对饮，青帮的规矩，官场的规范，甚至对太监进宫的净身等的描绘无不如画，恢复和再现了历史的生活状态。那开漕的描绘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笔触，笔墨的细腻则成为语言事实的《清明上河图》。

史诗的悲剧色彩。近几年长篇历史小说重视写悲剧，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具有浓郁而厚重的社会内容，是时代的严肃主题，牵引社会的脉搏，而不是杯水兴波，小悲小欢。具体可分三种类别：

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悲剧，如《宋代纪实系列小说》写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悲剧，直指封建专制主义。

改革派的悲剧，如《大宋遗事》、《王安石》、《张居正》等写的是改革家的悲剧。他们引起当前长篇历史小说作者的热烈关注，所占份额相当大，这是因为当下的时代也正是改革的时代。

末世的悲剧，如《漕运码头》、《张之洞》等，“生于末世运偏消”是他们共同命运的写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回天无力，补天乏术。

这种悲剧色彩是弥散于小说的肌理和氛围，特别显得内在和深入。例如《漕运码头》金汝林和李桑林的一番对话――

李桑林：“那你在跪谁？”

金汝林：“我是在跪你！”

李桑林愕然了：“跪我？我有什么好跪的？”

金汝林说：“跪你的为人，跪你的忠诚，跪你的义薄云天！”

李桑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天呀！苍天呀，你睁开眼啦，你终于睁开眼啦……哥啦，你看见了啦，苍天睁开眼啦……”

这是一个男人从内心深处喷薄而出的悲鸣，山呼海啸，漫天的愁云惨雾，星月都隐去了光辉……

史诗的书写容量。长篇历史小说的规模、语境、知识、书写是大容量的，以与史诗涵义、涵值、涵量相符，从描述中看出作者学养深广程度。有的毕其功于一役，几乎全部的知识都被调遣、调动、调用起来了，形成一次总喷发。有的长篇历史小说，特别是多卷本，堪称是当时代的社会的百科全书。一些作者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唐太宗》：《铁马冰河》、《玄武晓月》、《九天春色》、《大漠雄风》、《百川归海》。除写有军旅、宫廷外，还有园林、音乐――《秦王破阵乐》，写马则化用杜甫《房兵曹胡马》诗。既有粗犷的描写，又有细致的笔墨，写军靴踏雪，融会多种知识和审美体验。史诗书写又具有中国文化特有的书卷气，《漕运码头》中那大光楼铁麟诸人的聚会则有杜甫诸公登慈恩寺塔的风调。

史诗的话语规范。《 大宋遗事》有着地道的京派话语风味，语言的纯净度高。叙述语言具有介绍事件呈现、解说、引录的作用。于是，作者之擅长顷刻显现，历史知识点恍如满河星光，一一闪烁。又重视人物对话，成为小说的基本构成空间。对话将宫闱、官场的矛盾纠葛及其人物个性生动表现出来。小说中类似画外音的评点，调侃中有趣味，俏皮中含深意，富于独创性。《漕运码头》各别人物，声口不同，贩夫走卒，謦咳可闻。绘写景致，有散文笔致；述说民俗，如豆棚夜话。荒冢描述，“鬼灯如漆点松花”，俨然李贺手笔，令人毛骨悚然。整个语言成色，或舒展，或波俏，或悲天动地，作者写来摧肝裂胆，读者读来荡气回肠。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包丽英对汉民族的文学描绘、叙述、刻画、抒情话语，综合运用娴熟自如；对汉民族的小说美学传统的掌握，得心应手，殊堪难得。

当前长篇历史小说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和缺陷，留待下一篇文章再行解析。

Historical Rationality, Humanistic Concerns and Aesthetic Ontology

―One of the Studie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

Wu Gongzhe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Nan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Abstract: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 have provided new experiences for literary creation in terms of idea and aesthetics. Adhering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they make a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ogressiveness and backwardness of history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spects of history. Their approaches to history are endowed with humanistic concerns. A new tendency has come into shape for those writers of historical novels who are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incline to activate the interaction of history and aesthetics by using the historical resources as many as possible. Meanwhile, they extrac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and make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the historic remains. Finally, they try to make sure that plots are open to slight make-up but details are genuine. A historical novel can be likened to an epic, including complicated form, characterization, colorful description, grand narrative, large writing volume, high quality of discourse, and tragedy.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tragedies in historical novels, namely, despotism-made tragedy, reformists’ tragedy and fin-de-siècle tragedy, the reformists’ tragedy is the favorite among the readers. However, the current historical novels have serious problems and drawbacks which must address our concern and are yet to be analyzed later.

Keywords: historical novels; historical rationality; humanistic concerns; aesthetic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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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功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