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人文讲座】丁帆：即使最严酷时期，俄罗斯文学都没有丧失过知识分子的人格
一个19岁被判死刑的女孩，给了我很大的心灵触动
主持人：90年代精神大讨论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曾很热闹地讨论了一场，但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如今的网上这样评价中国知识分子：“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这说的还不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现在随着大家都受了良好的教育，以后百分之百都读了大学都受了更高等教育，都会成为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但是，究竟谁是真的知识分子，谁不是知识分子呢？如果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了，那这个国家谁来管呢？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需要思考。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丁帆老师来跟我们讲这些问题。他在新文学史里就贯穿了知识分子的人性论观念，他很适合跟我们谈这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都是搞文学的，而丁老师可以说把文学和知识分子这两块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揭示了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
丁帆：13年前我曾经到你们学校来评审全国文科的跨世纪人才，那次何锡章老师叫我来做讲座。我说不讲，我这个人不适宜讲，会走火。他说，没关系，不要看我们这是理工科学校，但是我们非常开放。但那次我还是没有讲。这次被方方拉着说了多少次，我就只好从命了。既然来了我想我放开讲也不好，不放开讲也不好，只能半开放讲。
在此申明一下我是在学术层面来讲这个问题。从学术层面讲，我也不完全从理论、理性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我想尽量从感性层面来谈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近20年来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问题。
我讲几个对我心灵触动大的事件。
20几年前我曾经看过央视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片子里面是记者采访西北高原一个12岁的放羊孩子。电视台的记者问他：“你放羊干什么？”他说：“放羊挣钱”。“挣钱干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儿子。”“生儿子干什么？”“放羊”。这种封建文明、黄土文明、黄色文明的文化循环还在80年代、90年代还在我们的西部存在，我感到很震惊。如何走出黄色文明就是一个文化的死结。
还有一个对我更加震动的例子是在90年代，当时也是央视采访一个才19岁的一个人口贩子――一个女孩。这个女孩是从西南大山深处被拐卖出来的，后来她也做了人口贩子。那些人口贩子全部被判死刑，在死刑执行前央视的记者采访他们，唯有那个女孩是面带微笑。我没看见江姐烈士的含笑以赴，但是这个女孩作为一个罪犯，她那一瞬间的含笑给我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她说，我现在虽然马上要被执行死刑，但是我活了19年我值了，我如果在大山里面待一辈子，没有到城市里面来，没有看到城市的繁华，没有吃过，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宾馆，没有享受到都市的这些现代文明，那么我就是在大山里活到80岁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在思考：走出黄土文明的这个女孩，她为什么再也不愿回归那方土地了？我一直讲这个问题。路遥小说中的刘巧珍是召唤男主人公重新扑向黄土地，那无疑是一个社会历史的倒退。
而另外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郑义的《老井》中的巧英义无反顾走出黄土地，告别了打井的孙旺泉，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大都市。但是进入大都市以后两种文明的冲突实际上给这代人――给从封建文化土地上走出来的人，带来的又是现代的和后现代文化的眩惑。在这两种文明之下，作为19岁的罪犯的她是痛并快乐着去告别了人世，也是告别了一个黄色文明的世界――这对我的触动很大。
文学教育存在历史遮蔽而形成的空洞
1990年，军训之后，我给1990级本科生上课，我那个班有两个江苏省的文科状元，一男一女，其中女的是南京市著名中学毕业的。我给他们上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课。我在课上批评了浩然的作品。下课休息的时候她说，老师你怎么可以批判跟鲁迅一样伟大的作家呢？当时她很震惊，但我比她更震惊！
这就是我们中学文学教育的后果。没有思考能力，就是因为许多历史都被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同学的发问促使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这是1994年底到1995年写好的。写好交给一个省级出版社。他们告诉我已经快出了，然后又突然告诉我这个稿子不能发了。我拿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不能发，最后一直到1998年，才通过一个学生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印的也不多，也就两三千册，封面设计是一个狰狞的狮子。我没想到七八年前，在苏州开的一次文学史讨论会上，一位曾是老朋友的评论家，就因为这本书而跟我绝交。她说你这本书贻害了多少硕士和博士。我说不可能，总共就印了两三千本。这次我想重版修订一下，就放在了上海一个出版社。本来已经定了出版，也告诉我没问题。
后来，总编又讲这个时候不能发了。实际上这本书只讲了一个很常识的道理，到今天为止，它的生命力还很强，这就是学术的悲哀。因为从1949年以后，十七年文学的模式就是颂歌和赞歌，我们的文学就是颂歌和赞歌这两种模式。今天我们的作家还是在这样的两种模式中来进行创作，当然也有例外。先锋派的那些作品完全玩纯技巧，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学要和政治剥离，按纯文学的规律来，就像是安泰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难。
人、人性和人道主义在我们的历史教育中被抹去了
给我一个更大的震动是15年前的“911事件”。2001年采访当时中国街头的各种人物，都有不同的回答，以及漠不关心。如果群众麻木、漠不关心，我觉得这是完全情有可原的，哪怕他是像鲁迅笔下所描写的倒提的鸭子那样也无所谓。问题是那一天我去上课，当时快40个人在修我的博士生课程，我一看只到了一半人，我说还有一半人到哪里去了？他们说游行去了。
我说游行干吗？回答说：“‘911’，打得好。我说这些人请他们下面不要来听我的课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一个人连人性的底线都突破了，你还有资格当博士生吗？当晚上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放的北京大学生挥舞着大旗在街上游行，嚷嚷着打得好。我就思考人、人性和人道主义这三个元素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被抹去了，在文学的教育中也被抹去了。这就是教育最大的悲哀，一直延续到今天。
俄罗斯文学没有丧失过知识分子的人格
我还亲身经历过当年南京的那个“断裂事件”。几个南京作家搞了一个“断裂事件”的调查。“断裂事件”原来就是要在江苏省搬掉我这块老石头，我一点不吃惊。后来他们说为了影响大一点，要搬掉鲁迅这块老石头，这样在全国影响大。其中一位诗人说道：“我们要和知识分子划清界线，‘我们’和‘他们’这两个词是对立的，我们和他们绝不是同路。”
我听了很吃惊，因为中国文学是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的，而俄罗斯文学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有一个最亮的节点，即便在沙俄专制时代和斯大林的大屠杀时代，俄罗斯文学都没有丧失过知识分子的人格，最严酷的苏联时期也得过三个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那些“白银时代”的十二月党人和沙皇政府决裂，在被发配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就是把“我们”知识分子（很多都是竞争对手，仍为知识分子），和“他们”（专制的御用文人）区别开来。我们和他们，是永远都有一条鸿沟和界限的。
90年代我专门到十二月党人的墓前拜谒了一下。这个“断裂”事件给我非常大的刺激，我就重读了俄罗斯思想家和大量苏联的作品，重读俄罗斯“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的作家作品。他们这些文学家基本上都是哲学家、都是思想家。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精华是批判精神、怀疑精神
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学、哲学、历史学都是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相隔绝的。我们的文史哲也是互相割裂的，而马克思主义现在作为单独的学科，它本应该是属于西方哲学，但是我们将它独立出来了，而“西马非马”的观点是不对的。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里面讲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是挽救了资本主义，改善了资本主义劳资关系，让它达到了良性循环，这就是“后马”的理论。
而我们的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说自话的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完全不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精华、精髓是批判精神、怀疑精神，而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把马克思主义阉割了。在不断的政治配合当中失去了人和自我，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现状。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实际问题很重要， 90年代那次人文主义精神大讨论。那次大讨论当时有很多人约我写文章，我一直没写，我一直保持在读在看。现在回顾起来，那是一场肤浅的一种讨论。我从广州开一个关于五四精神的研讨会来，在研讨会上面我就讲，实际上“五四”有两个“五四”。一个是正面的，它培养了一批批判的知识分子，但是“五四”还有它另外的一面，它为什么到了30年代以后急剧地向左转，这也是一个问题。
90年代知识分子大讨论的时候，我曾借古讽今，写系列随笔。我给广州的《随笔》杂志写，那个随笔叫《江南士子悲歌录》。当时里面还有一些硬伤，很多搞古典文学的博士生也都抢了去看，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意思。还有人因为文献问题来问我。我说我并不是在爬梳古文献，而是用古人当中的士子风骨来讽刺当下的文人。
没有操守的文人在我们的大学里面、在我们的作家里面是大量的存在，当然这是体制造成的。这本书，当时是岳麓出版社出的，在北京签名售书时，还有很多人去买。这本书后来到台湾远流出版社又出版了，他们把书名改成《江南文化散步》。
可能从商业角度考虑，他们卖得很贵。去年这本书被安徽教育出版社列入系列丛书，他们觉得这本书很有看头，可能还会有一些市场，就改名为《江南悲歌》，上个月刚出来的。《江南悲歌》里面写了江南很多士子，里面都是影射文学，不是考古。完全是借古讽今来探讨知识分子的风骨与人格。
同时我在写另一个系列的随笔，对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作家进行探讨。拿到出版社去，他们说不能出，这本书里面有些内容不合适。另一本叫《知识分子的幽灵》。这个“幽灵”就没有了。“幽灵”在中国的上空被飘走了。这个在国内是出不了的。我很自觉，我知道出不了。后来在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名为《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目录的第一集叫做《知识分子良知寻考》。
第一篇文章就是《谁以革命的名义绑架了法律制度与民主自由》，副标题是《读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这篇文章本来应该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是《读书》杂志约我写的。当时的主编是贾宝兰，她看了以后说没问题。但后来编委会讨论再三，认为这篇文章不能发了，让我换几篇文章。我就把正在写的《寻觅文学艺术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白银时代”的最后的回望者》，解读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和《俄罗斯思想家》，给了他们。
当时算是破了例，用了四期来连载。我当时为了赶文章，每天睡两个小时。我从年轻时代就是晚上不睡觉，晚上最起码一两点睡觉。熬夜熬习惯了，以为没问题。哪知道12年的11月23日这个文章杀青后，我到楼下去拿邮件。我说在下面抽根烟吧，结果一抽烟抽不动了。回家一照镜子，神经性面瘫，嘴也歪了。所以对不起大家，我这么多年不演讲，主要是因为我的口齿不像以前那样清楚了。
知识分子的良知还适用于大量批评家
那几年写有《歌者因何而歌》，写赫尔岑的。《“理性万岁,但愿黑暗消灭”》，别林斯基的批评――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的读后。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就是我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批评家的批评。比如说，别林斯基培养了果戈理，而在最后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果戈里那个给朋友的14封信的小集子里歌颂沙皇专制的溢美之词，这是写《钦差大臣》这样的俄国一流作家。而别林斯基作为培养他的人，在临死前写了这篇文章严厉地批判了果戈理，跟他绝交。
沙皇最后派人去抓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刚刚死去。临死的时候写了这篇文章呀。我说在中国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我要思考的是这个问题。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仅是对作家和大学教授的要求，还应该针对大量的批评家。还有一篇就是我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的政治理想和文学批评文章，批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种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因为它严重地影响了列宁和斯大林，这条线作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得到清理的而没有清理。
高尔基我写了两篇。高尔基是“两截人”，一截高尔基是1928年之前他流亡意大利时期前的，当时他和列宁也是朋友，他在十月革命以后，拯救了很多的作家，为作家求情，每天写信给列宁说情，所以他那部《不合时宜的思想》的34篇杂文是很有震撼力的。高尔基前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我们读《海燕》，我们那一代读了，你们这一代还在读，《海燕》不是歌颂“十月革命”，而是歌颂1905的“二月革命”，歌颂民主革命。
1928年前的高尔基抨击了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和屠杀行为。1928年以后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到火车站把高尔基接回来了，高尔基接回苏联后，斯大林给他别墅、给他美女（据考那个美女是斯大林派的间谍，最后他就死在这美女手上）。
那时唯有高尔基可以跟斯大林喝咖啡、抽古巴雪茄，可以随时对话。1934年高尔基成立了苏联的作家协会（至今世界上只有中国还保留着作家协会，越南的作家协会就快没有了。我8年前到俄罗斯，他们的作家协会早已经没有了）。后来，人们抨击高尔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到监狱里面去看望囚犯――包括少年犯，跟少年犯对话的时候，他向全世界宣布这是最好的最优秀的改造思想的集中营。
我们看到的是另一面的高尔基，而高尔基实际是一个被人称作为双头鹰的高尔基。斯大林要杀人了，就在文件上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文章，比如说《文学艺术的暴力与现代乌托邦的反思》、《知识分子与大众》。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我必须提一下，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知识阶层》这篇文章，这是重读以赛亚・伯林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定义》，从这个定义谈起。这篇文章我给了几个杂志都没有音讯。这篇文章阐释的是中国百年的两次启蒙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知识阶层”，其最后的答案可以从《中国各阶级分析》中找到。
如果说那篇读阿伦特的《论革命》是我把法国大革命和英美的革命作比较，然后再和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相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英美革命是温和的革命，只能允许革命行使一次暴力，然后建立一个人性的宪法制度来保证不再有暴力的革命的话，那么法国的革命延续到今天还是阶级斗争的这条线，而阶级斗争的这条线是俄国当时的大量知识分子去向往和吸收的法国革命经验。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即便是温和的统治者也不可能被阶级斗争的断头台所绞杀。这就自然而然地使我想起了我们的文革时期，那时法国街头也是红色革命也是左派革命，街头暴力。阶级斗争这条线是从卢梭开始的，而革命舞台的总导演的是罗伯斯庇尔，这两个是法国革命精神的导师。卢梭的很多思想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里面付诸实践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英美革命使用一次性的暴力以后，用制度来维持，不再发生暴力革命。我就得出一个结论，革命是可以的，革命只能一次性的暴力，如果是二次的暴力、三次的暴力、N次暴力的革命，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模式传染到俄国然后传染到中国，这样的革命是值得反思的。当时大讨论以后，朱学勤的“渐进式革命”观点我是赞同的。前一阵子中央政治局委员、各个省的省委书记要求读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我说有几个人能够读得懂？你看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是看不懂的。
不过要看好懂的也很容易――看另一部这么厚的《论美国的民主》。那个很通俗，一看就懂它要说什么。与《法国大革命》对读，你才能够读懂托克维尔想表达什么，而不是你们这种似是而非的御用翻译家、御用文学家乱解释的。在那篇文章里我得出的结论是：革命不能再延续阶级斗争式的继续革命。
俄国的文学有一批有思想的作家，中国却少有
再回到《我们没有一个知识阶层》这篇文章，以赛亚《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读俄国思想家，他说俄国为什么文学如此的经久不衰，如此地发达，就是因为有一批有思想的作家。但是中国却少有，有也是无意识的，在无意识层面折射出来的，这是中国作家的悲哀。我为什么要评贾平凹？贾平凹我最认可的是他的《废都》，前年又重读了《废都》。1992年贾平凹《废都》作为禁书的时候，陕西评论界约了十几个评论家写评论，我也写了，最后石沉大海。
1992年我没用电脑，那时还是用印蓝纸写的，手写寄过去以后，中宣部出一个禁令，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的稿子就找不到了。最近陕西有一位研究贾平凹的专家说他留有原始的底稿，他寄给了我。我把原稿一字不动的、保留当时的“原生态”，又投给《文艺争鸣》，他们下一期就发表出来。我就是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休克》。
贾平凹写了四个对应的女性人物，他说无意撞上去的。我却认为这是大时代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眩惑和惶惑，乃至异化的蜕变过程。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书中写了4个女性。一般人只注意到3个，实际上是4个。第一个是他的老婆牛月清，这是传统文化、封建文化的象征。牛月清作为传统文化的化身，从性关系上就可以看出来。
庄之蝶一见到牛月清就阳痿，那是“精神阳痿”。他最适合的对象是第二种人唐宛儿，性事和谐，唐宛儿最后失踪了，庄之蝶在火车站就一下子昏迷过去了，也没说他死也没说他活――我就说这是文化休克。唐宛儿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人物，她是非常切合于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的。第三个人物是柳月，柳月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了当时商品文化的一个符号。
这是别人送给庄之蝶的一个高级妓女，那时贾平凹没有大都市生活经验，不会写现代都市交际花，他完全是照抄了明清艳情小说，像《肉蒲团》、《金瓶梅》里面的细节“勾引”读者。那个细节我当时考察过，我老早知道明清小说的这些套路，还故意弄那些方框号。那是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瓶梅》用的方法：此处删去20字，此处删去50字等。最近我写散文《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还提到这个，贾平凹就是借鉴那个来的。
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并置的中国地理文化时空里失去的是浪漫主义的元素的理论，我虽然没跟贾平凹探讨，但是我认为《废都》里是有的，那就是很容易被人遗忘的那个叫做阿灿的女人。阿灿是无私奉献，把精神和肉体都要奉献给庄之蝶。但是那是这个时代一个虚无缥缈的“女鬼”的幽灵而已。
贾平凹的《废都》可以成为一种“废学”
进入新时期，我大概是中国最早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那一代人。1979年是“翻案文学”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论峻青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写过以后，《文学评论》编辑部找到我，拿了一个名册，这里面很多作家，青年、中年的，让我选一个跟踪。我说我肯定是要追踪乡土题材作家，而且是年轻的。他让我选“二贾”――贾大山或贾平凹。我说我就选贾平凹。
1979年贾平凹得到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是一个怪人，当提倡“五讲四美”的时候，他写阴暗面，写“伤痕文学”的时候，他却写心灵美的《满月儿》――我就在1980年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写了《论贾平凹小说的描写艺术》一文。
我讲点花絮。我到西安，住在陕西作协招待所里面。然后贾平凹见了以后叫我到他家去，给我看他的字画、瓦当，还送了一幅画给我。他的画是从来不送人的，唯独送给了我。那是他编好号的，第39号……画了一个穿石榴裙的女人，女人的石榴裙下蜷缩着一个猥琐的男人伸出一个秃瓢头来。
江苏文艺老总是我们专业的博士生，他嘱咐我把贾平凹的《废都》这本书拿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当时北京《十月》杂志一个女编辑就坐在那里等。当时《废都》还没杀青。贾平凹接待我以后到户县才杀青的。江苏文艺社说不管多少稿酬要拿回来，但还是没拿回来，最后还是十月拿去了。《废都》反映了那个大时代的东西，完全是在无意识的层面反映出来的。
我把它解读出来是我的解释，那么有很多朋友诟病贾平凹，我说无论如何，就算贾平凹任何的作品你们都不承认，我觉得只凭一部《废都》就可以在文学史上立住了。《废都》可以成为一种“废学”。
（腾讯文化经授权刊载，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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